◇◇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1.dyndns.org)(xys.3322.org)◇◇ 地坛医院隔离5天全记录：一边是天使一边是伤痛 2003年05月09日南方周末 　　地坛医院，北京收治非典病人的首个定点医院。如果把正在肆虐的非典比作 一场风暴，那么，这里无疑是风暴的中心。5月2日至7日，本报记者鼓起勇气， 走进这一“与世隔绝的神秘之所”，用5天120小时的时间，记录了这里各色人等 的生存状态，他们的恐惧、勇气、爱与坚持。目前，本报记者正处于接触疫情之 后的“隔离”观察阶段。本报编辑部期待他平安归来。 　　□本报驻京记者林楚方 　　2003年5月2日上午9时20分，一辆面包车从警戒线里快速冲出来，头也不回。 车里两个人神色慌张，眼睛直视前方，口罩几乎可以把眼睛盖起来。 　　“吓死你了！”警戒线旁边一个工作人员一边将被冲断的红线接好，一边冲 着冒烟远去的车子骂，“不就是这里有非典吗！” 　　“在他们眼里，北京地坛医院的每个角落都弥漫着SARS的味道，如果深吸一 口院子里的空气可能就会致命。” 　　一位工作人员说，“他们是给医院送物品的，刚开始连胡同都不进，打算把 东西就卸在马路上，现在能送进院子就是好同志了。” 　　自从3月26日北京地坛医院收治第一个非典病人以后，这里的形象就已经注 定——“这是常人远离的地方。”一条长长的布线将医院“紧紧”地围起来，原 先员工可以走的通道已经被死死地封住，医院和外界的通行被严格限制在一条狭 长的小路上。 　　狭长的小路外面是安定门外大街，里面是北京地坛医院——北京收治非典病 人的首个定点医院，医院里住满了非典病人，263名。 　　5月2日一早，本报记者走进这个非典风暴的中心地区，用5天的时间全面地 观察这个“与世隔绝”、甚至有点令人心惊胆寒的神秘之所，记录下其中不为常 人所知的生活，记录下这里各色人等的生存状态，记录下他们的内心世界，他们 的恐惧、勇气、爱，与坚持。 　　悄然而下的泪水 　　5月4日，地坛医院2楼的走廊里，老院长冯惠忠拖着有些疲惫的身体在各个 科室转，身子有点颤抖，“国难当头，让我回来，我就得回来。我现在得先了解 情况，再协助制订方案。” 　　冯惠忠，63岁，地坛医院原院长，已经退休。上午还在菜市场买菜，突然电 话打来，要求立即到卫生局报到，有关领导要他返回医院协助工作，一定要“提 高准确诊断率和治愈率，降低死亡率和医务人员感染率。” 　　二楼，长长的楼道尽头，院长办公室，现任院长刘建英对记者说，昨晚她躺 在沙发上，突然从噩梦中惊醒，“我梦见护士高兰在被抢救，我一下子就醒了， 发现衣服都湿透了，可能是吓的，因为脑子里老是转着这些事，还好就是一个 梦。” 　　高兰是北京地坛医院第五个被非典“放倒”的护士。刘建英拿出一张纸巾， 快速地擦眼泪，“如果让我许个愿，我最大的愿望是，到最后喝庆功酒的时候， 地坛医院的人一个都不能少……我今天怎么了，在年轻人面前也这么激动。” 　　一楼，护理部办公室，主任陈征的电话一个接着一个，四川一个护士要求义 务到地坛医院来帮助治疗非典，她说她会用呼吸机，而且会英文，如果答应，她 会在第一时间赶来。 　　陈征婉言谢绝了，“不能让太多的人卷进来。”刚放下电话，手机又开始响， 没接手机，又一个电话打来，“七区护士长要进行调整，工作一定要有序，不能 乱！” 　　陈征的下属说，“她都56岁了，如果她提出退休，谁也不会说出什么，可是 在这个关头，即使是66岁76岁，她也不会走。” 　　“我在传染病一线干护理工作38年，从没有见过今天这样的场面。”陈征的 嗓子有些沙哑，“看到那些年轻的护士病倒了，我难受呀！她们都像我的孩子一 样！”两行泪水立刻流下来。 　　如果说非典是一场战争，那么，在这场战争最前线的那些战士，无论是院长、 医生还是护士，每一个被采访的人，都会在记者面前情不自禁。 　　“市里要每个收治非典病人医院的一线人员进行休整，可是我们实在抽不出 人去呀，领导就说，护理部要把它作为政治任务完成。我们只有千方百计调4个 护士过去，可是她们，她们……” 　　陈征再次在记者面前老泪纵横，几乎说不下去，“可是……可是第二天她们 就写了请战书，要求回来，说任务已经完成，已经有媒体采访了，她们心里难受， 想回来——大家都累，为什么就只有我们休息呢？” 　　“你知道上甘岭的那个苹果的故事吗？大家都渴，但苹果只有一个，如果她 们吃了，别人就吃不到，所以大家都不想吃。道理就这么简单。”被派去休整的 护士的一个同事说。 　　陈征继续念叨，“有两个被感染的护士刚出院，她们就跟我说，主任，我们 一定要好好休息，休息好再回来！这些护士太好了，她们其实就是我的孩子，她 们为什么感染？因为连续工作好几天，每天就睡几个小时，抵抗力一下子就下来 了，就被感染了，我心疼呀！” 　　“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得一个轻一点的非典，能够有个躺下来休息的理由， 而且身体里有了抗体，好了以后可以继续往前走。”七区护士长陈帆说。 　　3月26日：战车被发动 　　地坛医院就像一辆战车一样，在波及全国甚至世界的非典风暴中高速向前行 使，“它从开始发动就不能停下来。只能一直往前走，直到‘风暴’停止，我们 本来就是一家传染病医院，很可能将战斗到非典最终消失的那一天。”刘建英说。 　　这辆战车从3月26日被发动起来，那天，北京地坛医院开始收治第一例非典 病人。 　　“25日上午，我们召集有关部门的领导共同研究收治非典的有关准备，后勤 要把病房清理出来，护理部配备护士，医务科要配备医生，总务科负责后勤保障， 包括卫生、床位和床单以及防护物品的到位。” 　　当晚，北京地坛医院来了第一个病人。4月2日，国际劳工组织的阿罗约被送 了过来。 　　随后，北京的疫情变得日渐紧急，4月10号，这里开辟了第二个病区，但很 快就收满人。“当时感觉，疫情好像还会发展，可能还要开新的病房。”刘建英 说。 　　4月17日，北京市卫生局紧急动员，要求将地坛医院作为收治非典的专门医 院，其他的病人全部转走，只收治非典病人。 　　“现在大家觉得传染病好像只有非典，实际上，我们医院几乎收治了所有的 传染病，包括麻疹、水痘、猩红热、流脑、腮腺炎、出血热等等。”医务科科长 陈一凡说。 　　地坛医院从此开始了痛苦而漫长的隔离历程，有人比喻，从17日开始，每个 员工都是地坛医院这辆抗击非典战车上的一个零件，而且谁都不能被“拧”下来。 如果原先还存在着侥幸，“非典是少数人的事，那么从那天开始，不幸将属于每 个人。” 　　18日、19日两天，原先住在这里的404个病人被转到了其他医院，按照收治 非典的要求，病房进行重新改进，仪器进行安装，由于这里收治的本来是传染病 病人，所以还必须进行消毒。 　　从4月17日开始，地坛医院动用了其所有的资源，门诊4月24日被关闭，“门 诊、保健科、B超室的大夫、护士，所有能进到病房的全部进到病房，其他医院 的支援也陆续到位。” 　　在开始收治的过程中，由于口罩不够，医院总务科科长到处乱转，有一天， “他竟像孩子一样高喊，‘市政府给了我两万米纱布！’” 　　4月21日晚上，这里转来了第一批病人，以后每天开出一个病区，每个病区 当天就收满了，直到开到第9个病区。 　　逃跑的与留下的 　　4月20日，正当所有人的神经绷得紧紧的时候，食堂临时工集体提出离开， 病房部分卫生员也要提出离开。 　　“医院可以一天没有院长，但不能一天没有这些人，垃圾没有人清运，食堂 没有人做饭，整个医院就可能瘫痪。”主管的郭副院长说。 　　“你们得先把今天早上的饭做好，医院几百口子病人还有职工也要吃饭。” 　　上午10点半，郭被要求和他们对话。 　　“第一，非典不是那么可怕，我们医务人员都在里面，首当其冲的不是你们， 是医务工作者，你们连病房都不进。 　　“第二，国难当头，我们有责任，你们也有责任，这里面住的都是你的同胞， 也许有你的亲人和朋友，如果你们不尽这份社会责任也可以，但别怪我无情，一 分钱也领不走！ 　　“第三，如果留下来，该加钱加钱，该补助补助，而且我们承诺，如果因为 在这里工作而得了非典，你们的医疗我们都包了。” 　　最后，大部分临时工走了，骑着自行车，挑着铺盖卷，再也没有回来。“我 也理解他们，他们都很不容易，不能要求人家跟正式工一样，可是，我真的没有 办法才这么不讲理的！” 　　也有人最初就没打算走，一个49岁的老卫生员，在地坛医院工作3年了， “医院正是困难时候，怎么能给人家撂担子，再说，护士那么小都敢进病房，我 儿子都娶媳妇了，我怕什么呀。” 　　“能留下来的人就是好同志，现在他们干得都很好，真的。”郭说。 　　“另一个难题是，职工住在哪儿？医院没有职工宿舍，员工住在北京的四面 八方，下班以后大家都累得不行，而且很多职工周围的邻居不愿意让他们回去。” 刘建英说。 　　“谁家里有在地坛医院工作的，几乎就不让上班了，孩子是幼儿园的，因为 妈妈是地坛医院的，也不让送了，在普通人心里面，我们这些人就是高危人群。 必须给他们找个住处。” 　　这也是来自一线的声音。如果没有住处，大家的工作就没法干了，“我们是 干传染病的，治疗非典是我们的职责，但最不应该发生的是，如果自己感染了， 把家里人也搭上。” 　　可是宾馆很难找，一个宾馆的员工听说地坛医院的人要过来住，人一下子几 乎跑光了，“我们急得团团转，只得将问题反映上去，上级通过行政命令，才解 决了部分同志的住宿问题。” 　　在他们最终住下的那个宾馆，一个姓谢的副经理说，“现在国家发生这么大 的事情，全靠他们了。” 　　护士：剩下的只有意志 　　5月4日，北京地坛医院，一条长长的走廊通往隔离病房，每一个健康的人都 要从这条走廊进入到隔离区，非典病人是通过另外一个通道才能进去，只有他痊 愈后才可以享受这个走廊。 　　走廊的旁边就是隔离区，可以看见病人在里面活动，从走廊里走，每转一个 弯就是几个病区，走进4病区，先要进入半污染区。 　　在这里，进去的人被要求戴上两层口罩，穿上一层薄薄的防护服，一层橡皮 手套，手套要把袖子套在里面，戴上帽子，再穿上一件更厚的防护服，再套上一 层橡皮手套，再把眼罩套在头上。 　　所有进到病房里的人只能通过声音来判断，大家看不到对方的任何痕迹。护 士小李也穿着同样的装束，她开始给病人抽血，一喘气，哈气把眼罩模糊了， “我经常在看不见的情况下给病人抽血，有时要扎几下。”小李的头几乎贴在病 人的胳膊上。 　　护士做什么工作？“我们除了要做好医生布置的基本工作，吃药、打针、打 点滴、抽血等，最多的是护理。”小李走到病房外，有点发抖的样子，长长地喘 着粗气，“现在心率有100多次，氧饱和度经常比病人还低。别说干活，穿上这 身衣服就剩喘气了。” 　　按照规定，非典病人是不能有家属进行护理的，所以，病人的护理工作全由 护士完成，一个病人躺在床上，似乎很艰难，小李用勺子将药放到他嘴里，把水 也喂进去。 　　“这还是好的，很多重病人，就在床上大小便，我们要帮他们倒，有时，还 要帮病人擦洗干净。有时想，我还剩什么，可能剩下的只有意志了。”说着，小 李将一个小桶端走，“其实，病人最可怜。” 　　和许多护士一样，小李已经连续工作十几天没有休息，一位医生说，“护士 最辛苦，现在护理量大，因为危重病人多，而且穿着那样的衣服，连喘气都费劲， 别说干活了！” 　　“我走出病房里最大的愿望是能喝上一瓶冰镇矿泉水，可是还不能喝，因为 要尽力避免去厕所，这身衣服，穿上以后就不好脱下来，脱下来就不安全，一天 要穿至少6个小时。”护士文静说。 　　“看到她我们就难受” 　　护士高兰被感染了，住到病房里，小姐妹们来看她，一看到她就哭，高兰也 哭，“她肯定接受不了自己得非典的事实。” 　　领导嘱咐让去看高兰的人不许哭，“可是谁也忍不住，平常都是在一起的， 怎么一下子就病倒了呢！” 　　“看到同事倒下是最难过的，我总觉得下一个就是我，但又想，大不了就是 个死嘛，最受不了的是对家人的愧疚感，本来每天就让他们提心吊胆的。而且我 们结婚才4个月，要是我死了，他再找一个就是二婚了，多对不起人家呀。”护 士刘晶说。 　　刘晶的老公是律师，“刚知道要去非典病房，就给老公打电话，电话里就哭 了，我说我以后照顾不了你了，也照顾不了你父母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他说，‘要不你别去了，我养活你。’我说那还行？现在辞职不就是逃跑 吗！要走也要干完非典再说吧。要是有下辈子，我一定不干护士了，但是这辈子 的事情不能欠着。” 　　刘晶继续说，“我经常会泪流满面，哭完了还不能让家里人知道，电话里说 ‘没事，挺好的’，放下电话又接着哭，有时我会想，怎么一夜之间我就变成这 个样子了，穿着防护服，还戴着眼罩，手套，这还是我吗？原来在肝炎病房，当 时觉得环境很脏，但是现在想起来，那个时候干净多了。” 　　“来支援的人可能干几个礼拜就回去了，我们却要一直干下去，有两个来的 人给自己画‘正’字，画到几个，她们就回去了，我们也画，却不知道什么时候 是尽头。”7区护士长陈帆说。 　　“非典彻底打乱了我们的生活，和爱人和孩子说话都隔得很远。原来八小时 就下班，工作中同事之间有隔阂，一回到家就都忘。但现在整天都在一起，工作 到这份上，好像经常有‘无名火’。有同事有时凌晨3点下夜班后给我打电话， 就是想说话，因为有委屈。” 　　6区护士长徐秀坤说，“我们区住了几个其他医院的护士，她们说当时看着 身边的人倒下了，就特别难过。我们也是。我们一边聊，一边忍不住哭，大家都 是高危人群，说不准谁已经被感染了，只是没发作出来而已。” 　　“其实，我们是女人，就哭哭而已，到时候该上还是要上。”一个护士长说， “我们还是有自信的，我们医院有很好的防护措施。而且大家都知道谁不能马虎， 保护自己就是保护别人，保护别人也是保护自己。” 　　5月5日，上午9时，6病区，一个护士走出来，小心地脱掉防护服，动作自信 而沉着，负责消毒的护士走过来，用喷壶喷遍她的全身，包括鞋底。 　　她走进护士工作站，和同事们打着招呼，从口罩里隐约可以看见她在笑。护 士们互相还开着玩笑。 　　医生：“如能控制非典我可跳楼” 　　麻醉科医生刘子军坐在记者面前，显得有些瘦弱和憔悴，他被强迫休息。 　　“我是地坛医院有名的‘毒王’，你也戴上口罩吧。”说着，刘子军把口罩 死死地系住，麻醉医生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负责插管，和病人几乎零距离，“我 也不知道插了多少管，有的病人，你插上去，他就给拔出来，接着又插。” 　　“有一个12岁的小男孩，他妈妈也感染了非典，开始他们还是在一个病房， 但是后来由于母亲的病情严重，他们就分开了，有一次小男孩冲着我们喊，‘叔 叔，阿姨，求你们救救我妈妈吧，求你们了！’那种声音真是撕心裂肺，我当时 就发誓，一定要把他妈妈救活。 　　“我把小孩带到他妈妈面前，我说‘宝贝，拉着妈妈的手’，我觉得，当孩 子拉着妈妈手的时候，妈妈就会感到有力量，我对他妈妈说，你看，孩子还这么 小，你忍心走么？你相信我们，一定会把你治好，一定要配合我们！” 　　没过几天，男孩的母亲就走了，“我感到自责呀！我一想到那个孩子喊‘救 救我妈妈’，我就想哭，你知道医生入门都要读誓词，可现在我觉得，当你听到 12岁孩子那声‘救救我妈妈’时，你才真正感觉到什么是医生。” 　　地坛医院收治非典的前一阶段，麻醉工作基本上是由刘子军一个人做，“当 时不知道非典战役会打这么长，这么大，所以希望参与的人越少越好，因为感染 的几率就可以固定在小的范围。” 　　“其实，我们老主任也非常难，他60多岁了，你知道，这个年纪感染了意味 着什么，我才40多岁，感染了还能从病房里走出来，但他要是感染了，后果就难 说了。但有一次插管，我要上，他用胳膊狠命地顶我，把管子从我手中抢过来， 当时谁也没有说话。他可能是在想，‘我都60的人了，怕什么。’他这是舍老命 陪君子！” 　　有人说，经常会看到刘子军衣冠不整地从一个病区到另一个病区。 　　刘子军说，他最不能容忍的是医护人员倒下，“因为有一个人倒下了，对所 有人的打击是难以形容的。” 　　刘子军说他现在要休息几天，“我下了决心要休息，因为长时间疲劳就增加 感染的机会，不能让别人感到‘你看，就是他冲得凶，他最先倒下’。所以，我 一定不能倒下，要不谁再向前冲的话都会有所顾忌。” 　　“你说害怕吗？当时肯定没有怕的感觉，就是条件反射一样冲进去，就是救 人，你不进去，病人脑缺氧，几分钟就完了。你迟疑一分钟，甚至几秒钟，一个 活生生的人就可能永远走了！” 　　“我承认，我不是高尚的人，但我是一个有基本职业道德的人。在这个时候， 医生和战士没有区别，让你上去，你就得上去，要不你就是逃兵。”医生焦以庆 说。 　　“也许我被感染，也许病得很轻，发发烧就过去了，也许我就死了，各种可 能都有，就好像士兵去战场，活着回来是英雄，但也可能就牺牲了，但上战场之 前谁也不知道结果是什么。”医生黄克林说。 　　“如果非典能被控制住，我立刻就可以跳下去。”刘子军甚至这样对记者说。 此时的刘子军在他的宿舍，3楼。 　　病房：真实的声音 　　李华就躺在面前，他的嘴离记者的嘴只有1米多，“你还是站得远一点，医 生说我是突发期，突发期传染性强，你还是站在门口吧，那里通风。” 　　他是某大学的大四学生，“我一定可以活着出去，我还年轻，可以挺住。告 诉我的同学们，我在这里很好，医生护士对我都很好，让大家放心。”李华戴着 呼吸机，感觉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跳。 　　李华最大的欣慰是，“我没有传染给我宿舍的哥们。”他一个哥哥最先被传 染，就把他也传染上了。 　　4病区，王杨和母亲在同一个病房，“我父亲在一家医院住院，我妈妈、我 和我哥哥去陪护他，没想到大家都染上了非典，我父亲已经先走了。” 　　王杨的哥哥，48岁，在同一个病区的另一个病房，护士说他病情很严重，已 经上了呼吸机，危在旦夕。 　　“老头子走了就走了，可是把两个儿子弄成这个样子，大儿子还不知道死 活……”老太太再也说不下去，失声痛哭。 　　“您是医生吧？”一个病人问记者，因为记者和医生一样的装束，“你能帮 我打听打听我爱人在哪里吗？我被确诊后转了几个医院，听说我爱人也被隔离， 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消息？是不是她也感染了，她一定被感染了，我们天天在一 起。” 　　这个病人说，他最害怕的是再也见不到他爱人，“听说一旦我死了，将就地 火化，如果她还活着，只能看到我的骨灰，她非哭死不可，如果她死了，我能出 去，我要是只能看到她的骨灰，我也没必要活下去了，如果我们都死了，能不能 呼吁一下，把我们骨灰放在一起？” 　　“我现在感觉很难受，我就想看看孩子，我知道不能看他们，他们也被隔离 了，大儿子已经死了，我感觉也不好，恐怕日子也不多了，二儿子也够呛，老伴 已经先走了，得了非典以后，大家谁也没见过谁。”病人李田说。 　　“我现在感到很孤独，很恐惧，身边一个亲人也没有，我也没有手机，我想 出去，看看不戴口罩，露出脸的人！你能帮我吗，医生？”他也把记者当作医生 了。 　　非典已经被列入法定的传染病，所以，当一个病人被确诊后，他将看不到一 个亲人在他的旁边，除非他的亲人也染上了非典，而且被分在了同一家医院的同 一个病区。 　　“由于转到地坛医院的重症病人多，并发症多，有基础疾病的人多，所以我 们目睹死亡的机会要多得多。” 　　一个医生说，这次非典爆发一个很大的特点是家族性，一家子一家子的住院， 一个家庭有一个人感染，往往大家都可能遭殃。所以，他们也目睹了一个个家庭 悲剧，在整个社会灾难面前，这些悲剧令人心碎。 　　后非典时刻 　　生命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珍贵的，一个在地坛医院采访的摄影记者讲述他的一 个经历，有一天凌晨3点钟，他在一个病房门前，看到一个危重病人睁开了眼睛。 　　“我感觉他善良极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他静静地躺在那里，我不知道，在 第二天太阳升起的时候，他的眼睛是否还能睁开，也许他在享受着每次睁开眼睛 的乐趣。” 　　一个护士在临走的时候，将一个病人的氧气调到“5”(表示氧气量)，护士 走了，他看着冒着的气泡，轻轻地将氧气调到“8”，“也许多3个自己就会更安 全一些。” 　　“也有的病人可能很绝望，明明配合治疗就可以好起来，但是你刚把管插上， 他就给拔出来，他们最可怜！心理上的痛苦比肉体上的痛苦还难受。”一个医生 说。 　　当我从隔离区走开的时候，还要通过那条长长的走廊，可以不用任何防护装 置，甚至不用戴口罩，感觉空气都是新鲜的，可以说，这个走廊属于每个健康的 人。 　　而病人则从另外的通道进去，只有他痊愈后才可以享受这个走廊。 　　“我把它叫作生命走廊，每当我从里面走出来的时候，都会深呼一口气，呼 气的滋味已经久违了，这里的空气是干净的，从这里走出去就意味着你活下来 了。”一个来采访的记者说。 　　截至5月7日上午9点，已经有34个人从这个走廊走出来，有25个人在恢复期 被转走，还有19个人从另一条通道走进病房，就再也没有机会享受这条长廊的阳 光和空气，他们永远地走了。 　　而在全国，截至5月6日10时，有4409个人从另外一条通道走进像地坛医院这 样的隔离病房，其中包括883名医护人员，已经有214人永远不能走出那条象征着 健康的走廊。 　　非典风暴将注定留给人们黑色的记忆，一个个医生护士倒下，一个个家庭因 此而解体。一个在地坛医院采访的记者因此呼吁，“能不能为在这次前所未有的 灾难死去的所有人，那些医生护士和非典病人降一次半旗，来告慰他们的在天之 灵！” 　　(注：文中的病人名字均为化名) (XYS20030510)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1.dyndns.org)(xys.3322.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