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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两个面孔 

● 杜平
《联合早报》2003.4.18

　　自从沙斯爆发以来，中国的很多情形一直令人倍感迷惑。在我的视野里，似
乎有两个完全不同的中国：一个令人振奋，给人以希望；另一个令人失落，给人
以颓丧之感。面对那些不合逻辑和自相矛盾的现象，我有时候竟然说不出哪一个
才是真正的中国。


奇怪的矛盾现象


　　一方面，在那个令人振奋的中国，最高领导人胡锦涛近日从北至南视察疫区，
为普通公众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感到揪心和焦急”。我也从电视上看到，中国总
理温家宝频频前往北京医疗部门，以弯腰鞠躬的谦恭姿态，勉励医护人员全力以
赴救死扶伤，争取早日征服疾病。

　　可另一方面，在那个令人沮丧的中国，一些高级官员竟然在国际传媒的众目
睽睽之下，故意误导舆论，推卸责任，甚至在世界卫生组织检查团的眼皮底下，
隐瞒实情，弄虚作假。

　　还有，在那个似乎充满希望的国度，中国最高决策层以从未有过的开放姿态，
三令五申地敦促新闻媒体要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尤其是要摈弃说大
话、说空话、说套话的恶习；

　　可是，另一方面，在那个令人失望的中国，我依然看到新闻传媒对各地疫情
的报道还是那么遮遮掩掩，畏畏缩缩，甚至还是自欺欺人，掩耳盗铃。

　　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中国，到底哪个是真，哪个是假？我相信，不只是国际社
会感到迷惑不解，就算是成千上万的海外中国人，也都会感到难以捉摸。


官员之祸大于瘟疫


　　在最近几年里，中国一枝独秀的经济形势，特别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发挥的
积极作用，使得中国的国际形象空前改善。在萎靡不振的世界经济环境里，中国
成为各国投资者为之向往的唯一亮点。尤其是自去年年底以来，在最高领导层实
现世代交替之后，中国更是给人以朝气蓬勃和务实进步的良好印象。中国的前途
看上去一片光明。

　　可是，从广东开始蔓延的这场瘟疫，使美好形象背后的种种弊端和丑陋之态
暴露无遗。

　　使中国形象受损的并非是瘟疫，而是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各级官员。过去有
苛政猛于虎之说，现在人们真正看到了官员比瘟疫更加有害的真实现象。如果说，
对他们最初的处理方式可以原谅和既往不咎，那么，人们实在无法理解的是，在
中央最高层出面进行危机处理的时候，这些官员为什么还是敷衍塞责？当胡锦涛
和温家宝亲自走出来，为中国的国际形象采取补救措施的时候，这些官员为什么
还是在不停地拆台？

　　人们把有关当局处理疫情不当的责任，都归咎于中国的政治和行政体制，这
一点当然是没有错。但是，如果过分强调体制上的弊端，那么，那些高级官员还
有什么必要承担责任？事实上，把所有错误都推到一个空洞的政治词汇身上，正
是这些官员乐于看到的，这样他们就可以轻易地得以开脱，而且还会继续做官，
甚至无需担心今后会犯同样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所谓“惨痛的教训”，究竟
是对谁而言？


中央政府要开杀戒


　　因此，在沙斯问题上，中国政府现在有必要就责任问题，对国内民众和国际
社会做一个基本的交代。对那些给国家和人民利益、给中国国际形象造成严重损
害的官员，中央政府要敢于“开杀戒”，要追究他们的行政责任，要摘掉他们的
乌纱帽。只有这样做，中国最高领导层的政治意愿才能不析不扣地得到贯彻。

　　应该指出的是，自从最高领导层换届之后，一股亲民之风确实在悄然兴起。
胡锦涛此次南下广东，体恤民情，亲自为疫区人民打气，就是对“权为民所用，
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一政治承诺的实践。不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这
样的亲民作风都已经受到高度赞赏。

　　但是，只是亲民还不够。中国最高领导层还必须用严厉的手段，对中央和地
方诸侯予以慑服，要让他们尽快换脑袋。因为，这次沙斯事件再次表明，不论在
工作作风上，还是在思维方式和为政观念上，某些高级官员与最高领导层之间存
在着明显的脱节现象。他们已经成为新一轮施政改革的最大障碍。

　　然而，从宏观的角度看，这次沙斯事件，使中国再次看清了自己与世界先进
强国的差距之所在。这些差距表现在体制上和思想观念上，同时更表现在政府官
员的素质上。中国要参与世界竞争，就必须在这个人才辈出的时代里，像参加体
育比赛那样，对政府官员不断地进行淘汰，以便让那些最能代表中国的精英去面
对世界。

　　继十多年前的六.四.事件之后，这场瘟疫再次使全世界看到了中国政治上的
种种丑态，使全体中国人、特别是海外中国人再次感到一种莫名的耻辱。中国人
历来崇尚辩证法，认为坏事可以变成好事。但愿这不只是心理上的自我安慰，而
是政治领导层要一雪前耻的意志和决心。

(XYS2003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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