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1.dyndns.org)(xys.3322.org)◇◇ 评夏中义《九谒先哲书》 江弱水 (原载《浙江学刊》2002年第3期)   读完夏中义《九谒先哲书》(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年1版),我想用梁启 超在《清代学术概论》里自我批评的那些话移评该书:“务广而荒,每一学稍涉 其樊,便加论列,故其所著述,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甚者纯然错误。”此书论 述的是一个严肃而重大的“学统”问题,又自命为一份“写给二十一世纪中国学 术的黎明通知书”,可是以学术文章的一般标准来加以衡量,则无论义理,考据, 还是辞章,都存在不少问题。下面,我就一一指陈这些问题之所在。   先说考据。在此书中,这就反映为所占有资料的数量和质量。如果一本书完 全不加注,我们不必理会;如果一本书加了一千条注,我们也无须惊讶。可是 《九谒先哲书》特别的地方在于,它加了900条注,可是出处只不过是区区50种 书及文章。也就是说,平均每本书或每篇文章要被作者利用18次之多。再将这些 出处平摊到全书论列的9位学人身上,也就意味着对每位学人平均近3万言的“诛 心之论”,不过建立在不到6种材料的基础之上。有实际写作经验的人都清楚, 这样的学术批评未免太容易了。   容易中往往隐含着危险,这尤其表现在对梁启超、陈寅恪、吴宓三位学人的 论述上。“谒梁启超书”属全书总纲,可是作者45个注全部来自梁著《清代学术 概论》(注释误植为“概说”),直视梁氏等身的著作如无物,也一字不及有关 他的年谱长编、传记评论等等。“谒陈寅恪书”更成问题,完全依赖陆键东《陈 寅恪的最后20年》。这本数年前畅销的传记,一问世便引起不少学者的质疑,大 体上认为它语涉滥情,而且对陈氏学术思想理解有误。作为一册通俗读物它是好 的,可是据此而进行学术批评,如何靠得住?作者这样做了,就意味着他谈的只 是陆键东的陈寅恪,去真实的陈寅恪也许甚远。而且,这本传记只及陈氏最后20 年,则陈氏前60年的经历、思想、著述,又远非此书所能涵盖,为什么还要局限 在它里面讨材料?再说,细查文后五十多个注释,或引陈氏诗文,或引陆氏叙议, 或引旁人言行,充斥着二手资料。作者将陈寅恪视为现代学统唯一合格的担当者, 写起来却如此不负责任。至于“谒吴宓书”,那样倚重张紫葛的《心香泪酒祭吴 宓》,更说明作者对材料的可信性与否缺乏应有的警惕。张紫葛的这本回忆录, 将一个宽厚迂实的吴宓先生描画得工于心计,善于应对,简直是个老阴谋家,正 属于钱钟书讥讽的“为别人做传记也是自我表现的一种”,作者却盛赞其为传主 造型“真切细腻”(页6)。为什么作者如此热衷于从传记中“拿证据来”呢? “谒胡适书”中的一句话,正透露了个中消息:   毕竟《口述自传》所给出的“自画像”由于删节过甚,远不如读胡明《胡适 传论》和沈卫威《无地自由·胡适传》来得解渴。(页128)   然而一个严肃的学者对于材料的选择,应当有“渴不饮盗泉水,热不息恶木 荫”的自律意识与自控能力。   再说辞章。全书文字,笔锋常带感情,或许可以畅读,然而不堪细品。作者 每每说到兴头上,就不注意行文的准确,喜欢给语义不断加码。比如,为了突出 闻一多弃学从政的可惜,就不惜给他带上三顶大帽子:“既是文学史上的大诗人, 又是学术史上的大学者,更是革命史上的大人物,三位一体,三大殊荣集一身, 堪称中国人格文化之奇迹。”(页201)如果这还有个见仁见智的问题,那么作 者下面对闻一多的评价就匪夷所思了:“先生不仅是政治活动家,更是百年难得 的一代大师”(页203),“天才如先生者很可能在中国是百年乃至千年一遇” (页205)。既曰“一代”,如何谈得上“百年难得”?说了“百年”,何必还 加上“千年一遇”?此种“大师级泰斗”(页79)的症候,属于典型的语言浮肿 病。在同书另一处,作者谈及闻一多1926年《戏途的歧途》一文明辩“问题”与 “艺术”的关系,如是赞曰:   先生在此说得太辨证,亦太精彩了。有关情感、思想与艺术的关系,历来是 近、现代世界美学史的重大命题,列夫·托尔斯泰没说清楚,普列汉诺夫也没说 清楚,但先生说清楚了。时年先生27岁。(页235)   如果说闻一多此文真的解决了“近、现代世界美学史的重大命题”,以作者 的精研美学,理应撰写一篇严谨的学术论文加以论证,而不是只顾自己给文章造 势。   比照这样的张大其辞,作者的曲解其意就更要不得。“谒冯友兰书”里有这 么一段话,说冯氏受毛泽东的接见并留影,喜极而赋诗:   “不向尊前悲老大,愿随日月得余光。”先生,后辈反复咀嚼这一“尊”字 的内涵,显然,此“尊”当为权力、权势之尊,而非道术、道统之尊也。(页 283)   “花间”“尊前”,其实不就一盛酒的器具,繁体每又写作“樽”的,只合 浅酌轻斟,哪容深文周纳?   至于一般行文中的破绽,所在多有。比如:“当时先生27岁,离忌日尚有20 年之遥”(页221)。人死了以后的周年纪念日才叫“忌日”,并非直接指死的 那天。又如:“记得先生当年拜见先师于右任前辈时恭敬肃穆”(页98)。老师 去世了才可以叫“先师”,没人能“当年拜见”自己的“先师”的。《儒林外史》 里匡超人不懂的道理,以张扬“学统”为己任的作者是应该懂得的。   最后说“义理”。作者设定一种绝不兼容的“学统”,且认为其合格的承担 者乃是这样一种纯粹的学者:“应心平气和地活在另一时空,遗世而不忘世。” (页10)即便此一时空的政治现实不能让人心气和平,也不要“按捺不住”, “忍不住”,得兀自关门闭户掩柴扉地做自己的纯学问。问题是,人文学科无处 不关乎人情,现实政治从来都系于人事,只要是活生生的人,事情就麻烦了。我 很愿意知道,这样一个“现代学统”在西方究竟存在不存在?依照作者的思路, 罗素和萨特比起闻一多来,上街游行示威演说的次数只会更多,西方的“学统” 想必没有他俩的份;乔姆斯基和萨依德动不动要对国际政治“清议”一番,作为 学者也纯粹不到哪里去;至于亨廷顿和哈贝马斯,简直是有“国师情结”的人, 早该由学术法庭定他们的罪才是。随便想到的这些个“西哲”,恐怕都经不起作 者一“谒”吧。   一沾政治的边就仿佛失了身,则这样弱不禁风、虚不受补的“学统”,不要 也罢。拿王国维来说,作者认为他早年“忧生”,故治文哲;晚年“忧世”,遂 转考据。这考据之学,即“戏曲史、小学、甲骨文、古史、边疆历史地理等研 究”,作者坦承不是他“现有的知识结构所能容纳且消化的”(页24)。那么, 照理说1912年以后的晚年王国维才是“现代学统”赖以发扬光大的第一人了,我 们满以为会得到作者的表扬呢。可是作者恰恰认为,1912年王国维开始出了“毛 病”(页29),发生了“价值哗变”(页33),“糊涂”起来了(页39)。因为 据说他已背离了一个纯粹的学者之道,不再从事冷静的学理演绎,而是倾心热情 的道统重建,搞成遵命学术了。对此我不免发生许多疑问:王氏早年所治文哲, “可爱者不可信”;晚年所治考据,“可信者不可爱”,但后者恰恰是方法精密、 态度客观的求真取信之事业,是孕育了“现代学统”的乾嘉朴学之本门研究,理 应比文哲之学更纯粹才是。而且,清人重考据向来被认为是迫于政治高压,所以 缪钺在《王静安与叔本华》一文里要说“静安盖视‘弄丹铅’、治考据为遣愁之 方,忘忧之地。”(《诗词散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页111),历来都 是“避世”之学,什么时候起变成了“用世”之术呢?说到底,不过是因为王国 维去“南书房行走”了一回,其学术纯度便要大打折扣。可是,晚年王国维既然 能成就其地负海涵之绝学,又何妨他去“行走”“行走”?   其实作者集矢所向,只是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一书。作者先是承认,此书 若作为史论成就非凡,可接着又说,它作为政论纯属发昏。如果鲁迅的《呐喊》 并不因其听了将命而有损其文学价值,那么王氏《殷周制度论》虽“寓经世之 意”,又何妨它还是“近世经史二学第一篇大文字”(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 语)。再说,学术著作寓经世之意,并不鲜见,亦不得因此而卑视之。作者乐道 陈寅恪于抗战烽火中呕心沥血写出两部史学名著,不妨就拿这两部书来做例证吧。 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陈氏自谓“以期近真实而供鉴戒”。“近真实”乃 学术宗旨,“供鉴戒”乃人文关怀。史家陈述覆辙以供人鉴戒,这可是很功利、 很实用的目的,能因此说它就不是纯学术么?陈氏《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远 探成因,细考迁流,却也是别有用心。作者应该记得陈氏《王观堂先生挽词·序》 中说的那段话:“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夫纲 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现者, 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陈氏著书详辨隋唐社会制度之 由来,萦心之念正在那理想的“纲纪”,这与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并无二致。 王著尾处云:   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 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又自其表言之,则古圣人 之所以取天下及所以守之者,若无异于后世之帝王;而自其里言之,则其制度文 物与其立制之本意,乃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其心术与规摹,迥非后世帝王之所 能梦见也。   王氏此处“立制之本意”,正是陈氏所谓社会制度之深层的“纲纪”。作者 对陈氏再三申说的“纲纪”视而不见,论到王国维的场合,却要说什么“纲纪是 帝制赖以复辟的价值依据与动力”(页41),厚此薄彼乃若是!   作者极度推崇陈寅恪,到头来九位先哲在他心目中只剩这一位是真哲了。可 是我很怀疑他是否真懂陈寅恪。可举三点为证:一,陈寅恪挽王国维,明明说 “其所殉之道,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可想 而知,陈氏深知废帝溥仪不过是王氏心目中一个文化象征,后者所依循的是君臣 之“纲”,“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也。可作者偏要在世俗的层面上,将王氏 以布衣之身侍讲南斋一事揪住不放,将这位老实得像火腿的观堂先生讥为范进中 举,可以说全然不理会陈寅恪那份“了解之同情”。二,陈寅恪晚年“著书惟剩 颂红妆”是事实,可是作者在“谒吴晗书”中说什么这些“红妆”一定进不了吴 晗的视野,因为“先生眼中的历史首先是政治史,是权力的演化及逐代嬗替的历 史。”(页167)听起来好象陈寅恪眼中的历史首先就不是政治史一般。莫非陈 氏《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二大名著的书名,都叫作者 给忘了不成?三,作者夸赞陈寅恪“豁出老命来承担学统”,却将这份担当理解 为陈氏有着“韩愈情结”,可韩愈偏偏很不适合充当“学统”的代表人物。你可 以视他为“道统” 中人,济了天下的溺;也可以说他是“文统”中人,起了八 代的衰;然而一到“学统”的层面去论韩愈,情形便十分不妙:往好处说,韩愈 奏平淮西,谏迎佛骨,便犯了干预朝政的大忌,将不容于作者理想中的纯正“学 统”;往坏里说,他又经常不像一个淡泊自守、唯真是求的学者,求官的文字很 无耻,如《三上宰相书》;教子的文字太势利,如《符读书城南》;谀墓的文字 好说谎,如他集子中那么多碑志铭碣。自宋以降,对韩愈人品大加贬斥的颇不乏 人。陈寅恪若有什么“韩愈情结”,也不过因为韩愈的“尊王攘夷”恰好对上了 自己中国文化本位的路子,也就是说,“学统”合上了“道统”的拍子。   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学者,不仅要有冷屁股,而且要有热心肠。在陈寅恪 的眼里,甲午战争与辛丑条约的光宣之际,成了“海宇承平娱旦暮”的“开元全 盛年”;在崇拜陈寅恪的作者眼里,晚清十年的乱世,也成了王国维“自由研究 之沃土”,绽放出“最绚丽的学术奇葩”(页37)。虽说“国家不幸诗家幸”, 可是多少“诗家”正是为了“国家”之幸而甘愿于自家之不幸。正是出于一种我 愿称之为价值颠倒的观念,作者将闻一多从象牙塔上走向十字街头的举动看作想 当“出头鸟”(页216),并写出这样一大段话来:   老天长眼。先生生命之圆满完成所需诸多外部条件,时代竟不可思议地一一 遂了先生之心愿。这简直是天造地设。岁月不再的好背景、好舞台、好剧情,天 时、地利、人和全拥有了,就待先生粉墨亮相了。先说“天时”:1946年,时值 中国革命史上天地玄黄、光明与黑暗之决战前夜,是绝对要出大事件、大人物的 现代“战国”背景;二说“地利”:昆明,既非南京,亦非延安,既远离国共正 面冲突战场,又堪称全国民主堡垒,先生所面对的主要是学运而非兵戎,主要是 热血而非铁血,故当楚人王实味因太执着于信念而被押出延河窑洞,先生却能在 春城运筹帷幄,示威于街巷,塑造着斗士的沉雄与英烈;再说“人和”:先生为 民主而奔走于联大围墙内外,四处是桃李般纯洁的青春脸庞,他们追随先生,犹 如夜行者追随灯,追随不灭的星辰,先生其实已成英雄,登高一呼,应者云集, 那确是先生引以慰藉的光荣。也可说斗士角色确是最能使先生扬长避短之角色。 (页227-228)   刻薄可忍,轻薄不可忍。这一番皮里阳秋的文字,无非说闻一多是在耍一出 有惊无险的把戏,做一桩包赚不赔的买卖。老实说,如果不是受这些话的深深刺 痛,我不会想到写这篇书评,也算是“按捺不住”、“忍不住”吧。   最后,我打算以一问终篇:这样一本高张“学统”的书,究竟“学”在何处? “统”向何人? (XYS20030225)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1.dyndns.org)(xys.3322.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