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 ———————————————— 一个孤独灵魂的自述 于宗瀚 作为一个基础医学科研人员我感到幸运的是自己一向喜欢全面思维、缜密思维、 逆向思维和辩证思维。这当然不是坏事，不过在许多学术问题上却使我每每相当 脱离群众──大家对某一项科学见解说yes的时候我却要说no，而当大家对另一 项科学结论说no时我却又要说yes了──于是，我感到幸运的事情反而使我常常 不幸地陷于孤立，甚至于极端孤独的境地。与之同时，我遭受着侮辱──学术界 的某些站在我对立面的人詈骂我是狂人，狂妄；mentally ill person，疯子； 数典忘祖，民族败类。谢谢他们对我的恭维。粗略地说，我的学术对立面约有上 万人。作为学术上的极端孤独者，我在此谨阐述三个使我处于极端孤立但我又绝 对正确的医学课题。在此，我不可能全面详细地阐述学术内容。好在我将部分有 关的主要文献都陈列出来，在此只是要点地论述我与他人截然对立的学术事项。 世界上根本没有‘真正的去神经肥大’ ──一个“狂人”如此说 1962年冯德培教授等发表了《鸡前、后背阔肌去神经后营养性变化的对比》 （《生理学报》1962，25，304-311），显示了切断鸡的前、后背阔肌的支配神 经后，后者萎缩了，前者却出奇地变得肥大。此后，冯氏组织了包括我在内的共 计十名科研人员深入研究这一特异现象。1964年上半年我完成了鸡前、后背阔肌 的水和电解质在切除神经支配后及在发育过程中变化的研究。整个实验过程使我 明明白白地意识到，所谓的“去神经使得前背阔肌变得肥大”这一现象确确实实 是一个标标准准、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假象！既然如此，我就不得不实事求是 地在我的论文中写明“本工作利用了这一现象，然而却并不认为这一肥大现象是 去神经的直接效应”。这样一来，我成了冯氏的“叛徒”，他当然不署名，当然 也不允许我公开发表我辛辛苦苦完成了的论文。1966年开展了‘文革’，我的这 一论文就更谈不上发表了。从1972年起我又幸运地可以工作了，于是撰写了一篇 评论性综述《去神经能使鸡前背阔肌肥大吗》，其中搜集了自1948年以来国际上 所研究过的各种“去神经肥大”现象。总的结论是，“切断任何肌肉的支配神经 后，肌肉均会萎缩。但在切断神经后如果肌肉是处于被动运动的状态，则该肌肉 会产生肥大现象”。冯氏发现的“去神经肥大”现象正是由于去神经后前背阔肌 处于被动运动所致。冯氏等在他们的原始论文中写道：“后背阔肌去神经后和其 他骨骼肌一样表现出通常的萎缩。”又完全错了。我把他们的数据和图表分析后 得出了明确的结论：“后背阔肌表面现象似是萎缩，实际事实是在萎缩的基础上 相对肥大了”。除我之外，冯氏和他那么多的助手们居然连这么简明的现象都看 不出来，悲夫！ 从1973年起我以个人的名义向国内的多家学术刊物投寄我自己撰写的论文和综述。 由于冯氏当年是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院士，又是我国生理学界当然的巨擘，因 此各刊物均将我的文章反寄给冯氏，向他请示。以冯氏的地位及其意见，各刊均 拒绝了我。冯氏意见如下： （1） 必须将那篇论文中关于“不认为肥大现象是去神经的直接效应”一句删去， 则可允许其发表。 （2） 任何刊物如刊登于宗瀚的那篇评论性综述，则必须也登载我们的反驳文章。 一直拖到1977年，我干脆向《动物学报》投稿。对回馈到我面前的上述两点，我 回答说： （1） 宁可论文不发表，也绝对不删去那句话。 （2） 可将冯氏的反驳文章发表在前，鄙人的批评文章殿后。 谢天谢地谢《动物学报》，总算在四年之后并未删去那句犯讳的话而全文发表了 我的那篇论文（1981，27，34-41）；咒天咒地咒《动物学报》，折腾了四年后 无理地把那批评性综述退还了我。这期间冯德培先生是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主任， 而《动物学报》主编张致一先生是生物学部副主任。在处理我的文章时可想而知 他们当是各有难处。然而，严肃的科学家与严肃的科学官员应该如何对待所面临 与处理这等情况？ 我继续为争取发表那评论性综述而寻觅途径。在上海出版的《自然杂志》肯接受 拙稿。显然这本刊物层次不算高，而它当时又屡屡登载吹捧‘特异功能’的文章。 然而它又是唯一愿意接受拙稿的刊物，除此而外我不再有‘路’可走。使我惊讶 的是该刊编辑对我说：“由于冯德培反对我们重视‘特异功能’，我们对他很反 感，因此愿意登载你的文章。”我的天老爷！冯教授仅仅是口头上反对‘特异功 能’，而我却是个采取行动撰文批判‘特异功能’的人！唉，我沉默。只要我的 学术观点能白纸黑字发表出来也就是了。《自然杂志》方面也问过冯氏。冯仍表 示他还是要撰写反驳的文章。我和《自然杂志》方面均向冯氏表示了同意。实际 上《自然杂志》登载了我的文章（1983，6，605-611），而至今也没见有冯氏或 其助手撰写的发表在任何刊物上的任何反驳我的学术观点的文章。 可悲的事情是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研究所打算在冯氏逝世后为他及其助手等请奖， 于是学术委员会主任向我先打招呼，要我不要介入并勿干扰他们的这次请奖行动。 随后党委书记对我诉苦说,我们研究所已很长时期没有得过什么奖了。在公然不 许我介入的情况下居然由全体学术委员会成员一致通过给冯氏及其助手们的‘去 神经肥大’这一发现向院部请奖。结果是成功了。1997年5月19日《中国科学报》 登载了冯氏等获得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三等奖的消息。中科院作了说明，表明 有异议者可在一个月内提出。看样子人家中国科学院还是挺讲民主的。于是我于 5月25去函表示异议，但人家不理我；我死心眼儿，两年多之后，又于1999年8月 4日再度致函表示异议。人家还是不理我。我能怎么样？我敢怎么样？最后还是 生理研究所致函于我，谓冯氏的获奖是生理研究所全体学术委员们的一致意见， 虽经我两度异议，但他们两度全体一致坚持，因此上面是尊重学术委员们和北京 评委们的意见。同时警告我，在国内讨论的问题不可以拿到国外去讨论，否则一 切后果得由我自己负责（这样的威胁信件保留在我手中，日后我必定予以公开， 包括其他的一些严重的资料，以便让人们能理解中国科学院是一个怎样的机构）。 谁能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常言说得好，“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在学术上 我如果没有百分之一百万的把握，敢不敢如此理直气壮？！在‘真正的去神经肥 大’这个课题上，上海生理研究所的全体学术委员们和北京的评委们都是外行！ 有谁比得上我？显然，我那篇评论综述他们根本不读，或根本就读不懂。在科学 分歧上应该是少数必须服从多数麽？我认为中国科学院官员们和生理研究所以其 所长为首的全体学术委员在这个问题上的表现是反科学精神的，当然也是反人文 精神的一种表现。这是一种霸权主义行为！科学真理岂可靠霸权来维系？！ 不久前，生理研究所的那位劝我不要介入和勿干扰给冯氏评奖的学术委员会 主任根据我的‘嚣张’态度，看看事情怕是不对头了，于是劝我说：“评奖时我 不在上海。现在看来既然评错了，那又怎么办呢？已经评上了，那就算了吧。不 必追究了。”请不要对这种提法感到惊奇，这完全符合我国的国情。很不幸，他 碰上了我这种花岗岩脑袋的人，死不开窍！“肌肉去神经肥大”断然不是中国科 学院唯一的荒诞奖项，我掌握着比此更加严重而不许公开揭穿的奖项。作为科研 人员，我的学术观点既然不能为我的祖国所容纳，于是我当然很想向国际刊物上 投稿以阐述我的正确学术见解。不过，组织上既然对我施加了威胁，我当然不敢 轻举妄动了。须知，虽然我的对手们骂我是“猖狂”、“狂人”，但我的确又是 个胆小如鼠之辈。现在我只好一面忍气吞声不响，另一面在努力培养自己的胆子， 有朝一日胆子培养得够大了，那时再向国外投稿以批判冯氏学术上的荒诞。当然 了，对中国科学院霸权主义大官儿们的科学管理行为，那可是永远不敢提出异议 的，因为我不过是一介小民，嘻嘻嘻。 再提出几个应予思考的问题： （1） 国际上研究‘去神经肥大’始于1948年.我批评冯氏的文章引用了文献25 篇，但冯氏等人的一系列论文后的引用文献加在一起也少于我所引用的。一些不 利于冯氏观点的文献他们不引用！何耶？生理研究所的学术委员们谁知道这一点？ （2） 冯氏等人发现‘去神经肥大’的第一篇文章发表于1962年。最后一篇发表 于1981年（《SCIENTIA SINICA》1981,24,554-562）。冯氏逝世于1993年。他生 前一直宣扬他那“真正的去神经肥大”，何以在最后的十二年间他不再研究这个 课题了？ （3） 显然冯氏等在他们1981年的那篇最后的论文中明摆着是隐瞒了重要的数据， 列出了一些驴唇不对马嘴的数目字，以致全文内的数据不能自圆其说！我向该 文的审稿人，向生理研究所的全体学术委员和北京的全体支持冯氏获奖的评委们 提问，你们看得出来么？我谨向这些人提出公开的挑战，你们敢不敢跟我作一次 公开的辩论？如果敢，我将提出一系列问题请你们公开回答。你们任何人都不得 逃避！敢来么？当然，若是公开表明不敢与我辩论，我可以采取宽容态度，不逼 人太甚。凡不提出“不敢辩论”者，则必须出场！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了一本医学教科书，就把冯氏等所发现的“真正的去神经肥大” 收入其中。我认为该大学是一个严肃的学府，但它出版的那本教科书收进了冯氏 的“发现”一节是错误的。我不信这样一个医科大学里会没有认真与严肃的学者 能读得懂我发表在《自然杂志》里的那篇评论性综述。对于基础医学中的这样一 项错误，我敬请该医科大学的有关学者三思。应该修正错误，不可误人子弟。 生理研究所的学术委员中有人背后詈骂我是“狂人”、“狂妄”。我只好笑 笑。不过，对于我所无知的事情我还是很肯虚心求教的。毛泽东说过：“世界上 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我，作为一介小小老百姓，谨 虚心地问一句，中国科学院对严肃的科学问题所采取的极其‘不认真’的荒诞作 法是否表明它实际上并非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其领导大权已旁落？当今的领导集 体中没有共产党人？恕我无知，嗨嗨嗨。 这里我想提一提中科院邹承鲁院士去年尾拒绝参加评选年度“十大科学新闻”活 动。他说：“面对绝大部分远远超出我专业知识之外的新闻，我实感知识面有限， 确实没有知识水平去判断它们在学术上的重要性，更为重要的是无法判断这些 ‘新闻’的可靠性如何，因此无法从中‘评’出‘十大’来。”我景仰这样的独 立人格。在我国科学界具有独立人格的学者是罕见的。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如 果敢于给冯氏“真正的去神经肥大”评为三等奖的全体人员都像邹氏这般，则对 我必是极大的不利！理由很简单。正因为冯氏是中国生理学界无可置疑的“泰山 北斗”，然而区区小我以孤孤单单之身就敢于冒天条、触众怒，彻底否定他那般 努力自诩的科研成果，这岂不是使我得以名垂中国生理学青史么？！如果那‘全 体人员’都像邹氏一般，都具有独立人格，我如何能出得了风头？！ 人体内哪里有什么‘经络系统’ ──一个“民族败类”这样说 自1953年开始从事生理学科研工作以来，由于各种政治运动的干扰，研究方向极 不稳定。1972年时我所工作过的上海生理研究所除了根据革命的需要而只有一部 分人员在从事着‘针刺麻醉’的研究之外，多数科研人员都整天无所事事地混日 子。我虽是个‘文革’中的重点批斗对象，这时候倒也不斗我了，可以自己找些 工作了。于是我阅读了一些研究经络、针灸之类的文章与书籍，然后向当时领导 着这方面工作的一位同事提出要求参加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这位同事（绝对不是 文革中的那类卑鄙之徒）非常诚恳地劝我不要介入这方面的事。他对我说：“别 进来。进来之后看到一些事情你是要说话的。那样你就又要犯错误了。”对于他 的话我心领神会。 不管怎么说，那时节我了解了中医界的情况，对中医界的学术情况以及国家对中 医的政策等等有所了解并当然地产生了个人的独立看法。到了1988年，上海的 《文汇报》于7月5日刊载了一篇实事求是的文章《中医日趋萎缩令人担忧》，7 月11日又刊出了一篇糊里糊涂的文章《按中医规律来管理中医》。到了11月25日， 北京的《中国科学报》登载了一篇文章《经络可能是人体更加高级的控制系统》。 我，一个普通的生理学科研人员，一看见这题目就被吓得目瞪口呆了。出之于学 术良心，出之于社会责任感，我不能，无法，不应该再沉默了，于是撰写了《对 中医“经络”的置疑》和《中医萎缩之我见》两文，投寄给《中国科学报》。该 报刊出了前一篇（1989年1月6日），退回了后一篇。我问中国科学报社什么理由 退稿，并向之说明：“如果《中国科学报》肯登此文，充其量给我二、三十元稿 费而已；设若我将该文发表在香港，则可得稿费上千元港币。在大陆会有众多读 者读到拙文，而地域狭小的香港能有多少人会对这样的文章有兴趣？我发表文章 是给人们看的，不是为了赚钱。况且我的文章是明确地针对大陆中医界的现实， 何事不能让大陆读者──主要是中医界的读者──读到拙文？若是我的学术观点 有错误，我愿接受批评或批判。我的文章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不反那伟大领 袖毛主席，只是实话实说，何以不能在大陆公开发表？”我质问得理直气壮，但 中国科学报社却回答得呜哩吗哩！总之，不能发表！无奈，我将之发表在香港 （《明报月刊》1989年6月号108-111页），没得到上千元，只收到了稿费960元 港币。当然，既然被迫在香港发表，而在那边写文章可以自由得多了，于是我把 文章改得“嚣张”了些。无他，如此而已。事后我被告知，北京的中国中医研究 院以及全国各省的中医药学院都收集了我在香港所发表的这篇文章。 《对中医“经络”的质疑》一文，题目不妥。我的原稿上写的是“置疑”，不幸 被中国科学报社的编辑在未得到我同意的情况下给改成了“质疑”。置疑是彻底 否定，质疑是提出疑问。拙文内容当然是毫无通融余地地否定人体内有什么“经 络”的存在。所谓的“经络”，如果不是子虚，那就是乌有。可是自那之后迄今 我没有在国内读到过一篇反驳我的文章。我向中国科学报社提问过，回答称，自 《对中医“经络”的质疑》一文发表后，他们收到过两、三篇反对的文章，但内 容都是骂人的，没有学术内容，他们当然不予发表。 关于骂人，是的，有朋友告诉我，中医界骂我是“数典忘祖，民族败类”。我的 天老爷，别这么抬举我呀！数典忘祖？不！我才疏学浅，别说读，连看都未曾看 见过任何一本中国古医书。从来未数过典，何谈忘祖？至于民族败类，这帽子太 太太高大了。从1955年反胡风运动起，直到1980年，在那四分之一世纪里，我头 上戴过反动分子、反革命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等 等各种帽子，但这些帽子都太小了，是很多很多人都有资格戴上的。而如今，这 “民族败类”的帽子我不好意思戴，因为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能有资格戴上这 顶帽子的奸邪与坏蛋到底还是屈指可数的。给我这么个藐小之辈戴这么特高特大 的帽子，我真感到挺难为情的，不好意思了，嘻嘻。请大家看，我这人是不是还 挺谦虚的呐，嘿嘿嘿。 我应该诚挚而严肃地告知反对我这一学术观点的诸公，在中国医学史上我的的确 确是第一个公开站出来说“人体无经络”的人，并且从学术上作出了至今和今后 永远也不会有任何人拿得出反对我的论证的学术阐述。作为正统的生理学工作者， 我有资格作出彻底否定经络存在于人体的科学论断，也有资格表白世界上没有任 何人能否定得了我的结论！世界上绝对没有任何人有本事证明人体内有经络系统 存在！ 当然，外国也有人支持并研究经络。1989年11月26日香港《明报》报道了法国人 找到了经络的证据，实在是愚昧与荒诞得令内行人皱眉。我只得再在香港撰文 《法国人找到了经络？》（《明报月刊》1990年，4月号86-87），以解释那‘证 据’之毫无意义。 这之后出现了科学管理方面的问题。1990年春开始，在国家有关部门主持下居然 提出了在“八·五”期间把“经络的研究”列为12个重大自然科学基础研究和应 用基础研究的项目之一。此事虽有生理学界少数人的反对，但官府里三个有地位 的长官支持，于是此一荒诞课题上马。历时五年，除了荒诞结果之外一无所获。 该下马了吧？不！继续再干五年！有人批评我国的弊端是“官本位”。我不同意。 例如，在要继续干之前，当时的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主任邹承鲁院士的批示意见 是“不予立项”四个字。这样的“官”除了被那些‘经络迷’们冷嘲热骂之外， 他可是什么也没得到。于是，经络的研究继续进行。有的学人是因为无法得到研 究经费，而把自己的工作挂上个‘经络’招牌，以便获取经费。至于经费到手， 研究不出‘经络’也没人会去打他的屁股。有的专家忽然摇身一变成了国家经络 研究的高级顾问，但是，碰到我时却对我说：“老于，你以后写文章时可别骂我， 我是不信那玩意儿的。”既然不信，那他挂那‘顾问’的牌子干什么呢？一位在 经络界很有名气的专家，1993年发表了利用红外线辐射成像技术所发现的“等温 经络线”论文。中国中医研究院的一位学者立即发觉这是假象，撰文评论。可是 他抱怨他的评论文章在全国都无处发表，要我给帮助推荐。在中医界我是何等臭 名昭著啊，我无能为力。无可奈何，作者将自己的文章寄给香港的一家小杂志上 发表了。我还听到了许多乌七八糟的事情，于是再撰文给《中国科学报》。该报 回信称，“由于经络已列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因此不便批评了。”真邪门儿！ 谁领导中国科学界？中国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的薛崇成教授近十年来收集了国 内方方面面反对经络的学者们所撰写的评论文章，准备编辑成一本专书予以出版， 显然他的行为背离了我国中医界的主旋律，因此他的企图全然无法得逞！一位参 与经络研究的学者在给我的信中写道：“经络研究把大把钞票投入深渊，只是经 手人揩油而已，置国家利益于不顾。等温线热像图以伪迹为经络客观显示，笑话 开到国外，令天下笑……。”恕我回过头来向当初慷慨激昂站出来支持经络研究 的三位高官提问，经络研究中如何能反映你们科学领导的才能、魅力与艺术？在 我国科学界可有民主之魂？经络研究的荒诞途程还要走多远？ 棉酚的副作用是低血钾症？ 瞎扯淡！ ─━一个“疯子”如是说 从棉花籽里可以抽提出一种化学物质──棉酚。我说不准，是不是六十年代末？ 至少不晚于1970年，我国开展了用棉酚作为男用节育药的研究。到了1975年时发 觉到受试者中有些人下肢瘫痪了，被诊断为低血钾症。 避孕药一向都是用之于妇女，棉酚却是世界医学史上第一个可以用之于男性的节 育药，因此国家极其重视，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研究，将之视为“放卫星”。 绝对不得把消息外传，以免外国人得到信息从而将这一重大发现抢去。发生了低 血钾症这样的副作用，当然是极为不利。科研人员们思考着如何消除此副作用。 因为是瘫痪，从而提出需要一种测定肌肉细胞内钾离子浓度的技术。于是，从全 国各地去寻找掌握这种技术的人。不幸的是遍寻无着。最后偶然地‘我’被发现 是全国唯一掌握这种技术的人。又不幸的是‘我’的政治身份却是绝对不能被允 许参加棉酚这样极端保密的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 当时代表卫生部的一位干部与我工作单位的领导是这样谈判的： “于宗瀚究竟有什么政治问题？”干部问。 “他是极端反动的反动分子。”领导答。 “定性了吗？” “定了。属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我们实在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人了。好吧，那就把这个人作为内部矛盾使用，可 以吗？” “由于他的问题严重，因此只能将此人借给你们八个月，八个月之后我们将他收 回。” 于是我得以自1975年10月31日起为解决“棉酚引起的低血钾症副作用”而参加了 我的政治身份所绝对没有资格参加的国家重大的保密科研课题。那位干部是一位 东北籍的年轻人。一旦与我接触，就把上述谈判告诉给我，并嘱咐我不必担心八 个月，只要工作顺利就一直干下去。 首先我要到南京、武汉、北京和济南四个城市去调查了解情况。单位组织上对我 这样的人出差是绝对不能放心的，于是找了一位与我的专业截然不搭界的同事 “陪”我。只有我是傻瓜蛋才不明白这是监督。 最最最最重要的事情是到了武汉医学院，获赠了一本该院医教处主持编辑的16开 纸本的《科研资料选编（低血钾软病专辑）》。该小册子81页，其中的68页记载 了大量“食用粗制棉籽油”的民众罹患低血钾症的报道。此专辑的内容是武汉医 学院（现在的同济医科大学）的有关学者们对大量实地考察后的忠实报告。该专 辑中也述及服用棉酚导致产生低血钾症的病例。由于棉酚正是抽提自粗棉籽油， 加之这时全国服用棉酚的受试者中也有了低血钾症患者。于是据此该医学院的有 关学者下了明确的结论,谓“食用粗棉籽油能引起低血钾症。由于粗棉籽油中含 有棉酚，故而这种低血钾症是棉酚引起的。”根据仔细阅读完了那68页资料，在 1976年1月1日我得出了天老爷也反驳不了的明明确确的钢铁般的结论：“那种低 血钾症与粗棉籽油截然无关，当然与棉酚也断然不可能有关。”武汉医学院的相 关学者们下了一个极其极其错误的结论。然而，最最最最重要的是武医的相关学 者们把他们在各地调查得到的资料作了极其忠实的记载。这是必须予以肯定并理 应受到尊重的。唯其如此才使我得以据之而结晶出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将之推 翻的严肃的上述科学结论。不幸的是何以武医的学者们根据他们自己收集起来的 那么好的资料却下了一个连头脑清楚的高中生也不可能得出的错误结论；更加不 幸的是武医的学者们用他们的错误结论向什么权威机构申报后获得了重奖；更更 不幸的是他们居然把这样荒诞的结论写进了医学教科书！！！这件事做得太离谱 了！我向武医方面问讯将此事写入了哪本医学教科书，目的在于我需要存档保留 此项记录。不幸的是对方不予理睬。不是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吗？武医的相关学者何以连这等公开的事也向我保密？有所畏惧么？抑或是不值 得向我这等人述及？武医的一位‘内奸’向我透露了一点内情。原来在申报得奖 前武医邀请了近三十位评审专家，在评审过程中一再有人提问“上海的那个于宗 瀚究竟为什么反对粗棉籽油会引起低血钾症”，但均被主持会议者设法扯开了这 一提问，于是他们的评审得以顺利通过。在此，我无意嘲笑那近三十位评委的头 脑不如高中生，我敢于肯定的是他们之中没有一位是像我一样地认真读过那68页 资料。相信全国研究男用节育药棉酚的那数千科技医务人员的队伍中，除我之外， 也绝对无第二个人真正认真地读过那极其重要的68页资料。至于领导棉酚这项重 大国家任务的官员们，他们的职责是什么，那就不值一提了。我觉得，我的对手 们的思维能力太差了。 武医的错误是严重的。之所以说是严重的，因为他们参与破坏了棉酚这样一个不 仅有利于我国的计划生育国策，而且也阻挠了我国这一可获得国际荣誉的重要科 学发现与发明。我从未放弃过为科学真理而拼搏乃至献身的决心。1998年1月24 日我为了武医的严重错误而专门致函于同济医科大学校长和中华医学会，提请他 们注意荒诞的学术结论给我国的科学事业带来了何等严重的危害。他们全然不理 睬我，这不奇怪。这恰恰反映了在我国学术界极端薄弱的是“科学”与“民主”。 为了真理，我过去、现在、将来都绝不放弃对同济医科大学的批判，直到公认地 推翻他们的荒诞学术结论为止。然而，我却必须公正地说，同济医大的有关学者 们所发表的那68页材料是绝对忠实的。唯其忠实，因而尽管其中包含了大量与他 们自己的观点相悖谬的诸多事例，而他们并未将之删除；唯其忠实，致使我得以 洞悉棉酚与低血钾症断然不可能有任何关系。根据那珍贵的68页资料我得出的观 点是世界上任何人都推翻不了的“钢铁结论”，而同济医大相关学者们据之而结 晶出来的和那近三十位评奖专家所支持的观点却只能算是“垃圾结论”。我巴不 得能有一个科学法庭对此进行裁判，如果我错了，愿以诬蔑罪接受死刑判决。 当然，除了那68页资料之外，我还从全国各地获得大量表明棉酚断然不可能与低 血钾症有任何关系的资料。问题在于，研究棉酚作为男用节育药的那数千科技医 务人员是干什么的？那么些“专家”、“学者”们是干什么的？为什么他们都说 棉酚当然会引起低血钾症？！我认为这就是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之间的斗争。 有一件事是可悲的。在中国医学史上漏载了一段重要的流行病史。自1964年至八 十年代中后期在我国的十三个省区内流行了一种病因不明的低血钾症。当年武汉 医学院的学者们发现灾情后曾向国家卫生部报告。遗憾的是卫生部未予理睬（这 毫不希奇,符合我国国情！）。一般说来，就流行形式看来，七十年代北京的某 些学者倾向于认为是某种病毒所引起。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全世界各地区报道过几 十种历史上所未见的流行病，有的自生自灭，有的一直流行。一般的国际医学界 的见解率皆为新型病毒所致。先后在半个中国流行了约二十年的那种病因不明的 低血钾症由于时过境迁，今日无法追究了。但根据全国各地的报道来看，毫无疑 问地只能视之为流行病，绝绝对对与粗棉籽油或棉酚搭不上界！不幸的是，这种 病因不明的低血钾症的流行期正好与我国开展棉酚的科研工作时期同步。这就不 可避免地造成混淆。 　极为不幸的是，在我根据那68页材料得出了明确的钢铁结论后，就着手分析那 些因服用棉酚而患上低血钾症的病例。常言说得好，“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 跳”。原来参与研究的那些医生们，包括在我国知名度极高的“学术权威人士”， 皆为泌尿科医师，他们不仅不懂得什么是低血钾症，甚至连人的血清钾的正常值 也弄不清。医学分科精细，没有理由要求任何专科医生通晓全部医学知识，但重 要的是应该不断进取。不幸的是他们蛮干。例如以全国协作组的名义于1985年发 表的论文写明“8806位受试者中发生了低血钾症患者66例，其中江苏与上海共有 43例”。可是单单江苏一省就有26例，这表明上海市只有17例。在上海，计有五 家医院参与棉酚一事，而其中的一家居然在1986年的国际会议上公开报道他们经 手的226位服棉酚者中有24例低血钾症患者；到了1991年他们又以论文的形式正 式宣布，在255志愿者中有24例患者。对着这一堆乱七八糟的数据，读者应该相 信谁的？总之，以我个人与那些医生们实际接触的经验来说，我意识到，一旦说 棉酚会导致低血钾症，一些医生是会东拼西凑出许多“病例”的。 一个科研人员除了应具有正确的科学观之外，当然还必须珍惜自己在科学事 业上的人格。我是被从全国找出来的唯一的掌握测定肌肉细胞内外电解质技术的 人。在我阐述了棉酚与低血钾症无关之后，被要求用实验来证实，各地的同事们 都想借此机会来上海合作，进而学习我所掌握的技术。我无私地教给大家。实验 的结果实在与低血钾症怎么也扯不上，可合作者硬是要扯在一起。根据实验撰写 论文，而这篇论文我是当然的第一作者。然而参与者硬要把截然无关的事拉扯在 一起，于是我拒绝在这样的‘论文’上署名。有人以为我傻，因为对于科研人员 来说发表论文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提升、加薪全要靠论文。然而我不这样想， 我要保持自己人格的尊严，绝对不在垃圾论文上署名。在我的指导下作出的，而 却被我视之为垃圾论文的那篇文章就发表在《药学学报》1979年14卷9期513-520 页。还必须指出我当时还受着政治迫害，因此我在测定电解质时所用的技术是我 自己辛苦改进的。正是由于政治迫害的原因，我改进的技术被单位里压制着长期 未能发表。因此这篇垃圾论文所用的技术既有我已经发表过的技术，也有我未曾 发表的。于是通过组织告知向我学习过的人们，在我的论文未发表之前请他们不 要作为他们的技术而发表。但是，世界这么大，什么样的人都有，某单位硬是在 事后进行了技术剽窃！我作了交涉，但对方单位以‘党’组织的名义表明他们的 “清白”。所有的资料我全做了保存，以期日后撰写全面阐述棉酚一事的专书。 导致将棉酚课题被枪毙的“最精彩证据”是一家医院测定出服棉酚者的尿中β 2-微球蛋白量增高，于是一位后来成为医科大学校长的专家当时很不客气地问我： “这你还有什么话好说？”左丘明在其《左传》中所述之“风马牛不相及”就等 于现在说“β2-微球蛋白与低血钾症连到一起就是标准得无法再标准了的瞎扯 淡”。我在国际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对此作了阐述，此处不赘。可悲的是，当时的 泌尿科医生们，包括着我国顶级的泌尿学权威，以及全国以数千计的棉酚课题的 科研人员居然都将β2-微球蛋白在尿中的出现当成了“棉酚引起低血钾症”的最 后铁证。无知得惊人至极！！！β2-微球蛋白是什么？实际上当时全部的数千科 研与医务人员，加上我本人，大家都对之无知.然而，那些泌尿科医生和那么多 的专家权威们和我的最大差异在于他们“太聪明了”，一旦获悉服棉酚者尿中的 β2-微球蛋白增高，于是立即认为棉酚彻底没前途了；我则不同，我十分愚笨， 我钻进图书馆里埋头查阅我所不懂得的β2-微球蛋白，于是豁然开朗，明白了那 家医院又制造出了一篇肮脏的垃圾论文。一篇垃圾论文没什么希奇，因为我国的 棉酚论文中垃圾论文是太多太多了，可悲的是这是最终决定枪毙无辜棉酚的一篇！ 我决心为给棉酚平反而斗争！在这个问题上我成为了全国的那些专家权威们无法 企及的对手！不过，他们有办法对付我这样的异类──讨论棉酚的会议不许我参 加，在武汉召开的国际会议特别地不准我参加，作为审稿人他们不许我的有异于 他们观点的论文在我自己的祖国公开发表。 我一直愚笨地追踪着国内外对β2-微球蛋白的研究进展，于是又知道了国内外 体育健儿尿中的β2-微球蛋白都增高！如果β2-微球蛋白与低血钾有关，哈哈！ 那我可以跟健儿们打架了。我现在虽已近垂暮之年，体育健儿肯定打不过我，因 为低血钾时最轻度的也要下肢瘫痪，腿都瘫了，还打得过我？我这个人从小就喜 欢打架，但只能挑拣那些羸弱的家伙欺负，现在我可有了信心，连运动健将我也 能欺负了！哈哈！看来我也不是太愚笨，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儿小聪明的。不是么？ 请别见笑，嘿嘿。 且慢，我的对手们在质问我：“姓于的，尿β2-微球蛋白增高的可是服棉酚 的受试者，不是什么运动员啊！这你还有什么话可说？”我当然有话说：“是的， 我作了调查，那些受试者没有一个是运动员，但都是重体力劳动工人。你们还有 什么话可说？我的话你们听得懂吗？哼哼！如果听不懂就去找个头脑清楚的中学 生问问。” 另一个放弃棉酚的原因是棉酚破坏了睾丸，以致破坏了精子发生，造成生精不 可逆的事实。请注意，此事正说明研究棉酚时实际上负责任的‘权威人士’实在 是绝对没有资格的，而有关的医生却又是全然没有起码的医学道德观，终于在志 愿受试者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侵犯了人权！除了未公开发表的资料之外，目前见诸 于文字的记载表明，有些受试者竟然服棉酚长达6年，7.5年乃至9年，10年！WHO （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在中国插手的试验研究居然使受试者服用棉酚9.2年之 久！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谨向全国医学界的正派学者们问一句，谁能允许任 何一个新药在试验阶段如此肆无忌惮地长期用之于人身？！这是一个完全可以控 制的事情。此事当然地引起过国际上的批评乃至谴责。此事也当然地突显出那些 医生们（包括WHO的官员们）的无知与蛮干，科学管理方面的愚蠢,无能和混乱。 一个令人遗憾与激愤的事是今天人们找不到任何一个对废弃棉酚一事敢于承担 责任的人！棉酚一事导致人力、物力、财力的损失是难以估量的。我手中掌握着 绝对应该负责而却态度呜哩吗哩者的暧昧表态的白纸黑字资料！ 棉酚究竟是‘不与’还是‘与’低血钾症有关，这是典型的唯物辩证法与唯心 形而上学之争。我在我的祖国把根据大量铁的事实和资料所撰写的论文长期来向 着八家刊物十二次投稿，均被拒绝刊登。可是在那美利坚小帝国和小英帝国却不 仅是客观地刊登了我的著作，而且给我发奖状，寄钱，还有其他等等。加拿大方 面的学者在得知我的关于棉酚的独特见解后约我撰写一篇更加全面的论述。这些 洋鬼子都是傻瓜蛋？！在我的祖国研究棉酚的人几乎无人未得过奖，我骄傲的是 除了遭受詈骂之外，惟我一人得不到自己祖国任何的奖！我历来是个愚笨的人， 因此从来不敢骄傲。在研究棉酚的数千医务科研人员中，如果我骄傲，我会说我 有如是鹤立鸡群者。我不这么说，我只说，我不过是庸中佼佼者。遗憾的是，我 被不学无术者称之为“疯子”。所谓“疯子”，这是政府官员正式告知我的，另 外，我被背地里评为“胡说八道”实乃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还有一件事是我感到幸运的,在全中国只有香港中文大学的陈小章教授是唯一 公开支持并帮助过我的学者,我们合作过。在棉酚这个问题上如果我是“疯子”, 那么陈教授也是! 总之,在棉酚与低血钾症的关系这个问题上到目前为止我依然是极端孤立的。 我想做一个试验。谁能提供一个巨大的普通天平,让我站在一边的称盘上,请那数 千个反对我的人站在另一边的称盘上,看一看哪边的称盘下沉。当然是有我的这一 边!为了证明这一结果,我提出如下两个方案： [第一方案] 在北京和上海两地各举行一次辩论会，目标就是武医的那68页资料。 由我和今天同济医大的有关学者们公开辩论，在每一地区邀请二、三十位 仲裁者以判定谁是胜方。仲裁者应包括流行病学家，医学及与医学有关的科学家， 再加上几位思维清晰的高中生。之所以要聘请高中生，目的在于这个争论的事件 实在不是什么科学前沿的高精尖问题，而只不过是极其普通的逻辑思维而已。一 般的高中生都读得懂那68页资料。 [第二方案] 比第一方案更简单。即无需双方当面辩论，只要把那68页资料印发 给每一位仲裁者，由他们独立阅读后各自独立地写出评论，且看最后的判定如何。 仲裁人必须是与对立双方既无关又不相识者。 这种作法总是够简单了，但极其重要的事情不在于我必然胜利，而在于使被无理 废弃的棉酚重新复活。另一项极其重要的事情是人们不应忽略以大量事实证明了 粗棉籽油或棉酚断然与低血钾症无关的那份68页资料。没有那份资料，想把过去 在缺乏正确科学领导下那么多浑浑噩噩的临床报告弄清楚也是不易的。在这一点 上应该感谢当年武医的那些学者们。 是的，从1976年1月1日起我认定了棉酚绝对不可能引起低血钾症，有多少人向我 提出：“你应该用实验证明你的观点。为什么你拿不出实验证据来证实你的观 点？”这是一种十分无知的提法，可是那些庸碌的官员们和全然不懂科学方法论 的“专家权威”们却都一再地这样提出。在自然科学方面，当一个新的概念出现 之后，只要这个概念符合于客观实际，那么，做出一万个否定的实验也不足为最 后的否定；相反地，只要做出一个肯定的实验，那就是最后的肯定！举例来说， 在物理学史上“宇称守恒”是不容置疑的立论。杨振宁与李政道提出了“在弱相 互作用下宇称可以不守恒”的新立论。吴健雄打算用实验验证，但当时美国的物 理学权威鲍利根本不承认杨、李的科学推断，进而声言吴的验证必败。事实证明 仅仅是吴的一个实验就明确地验证了杨、李的新立论。应该指出的是，如果当时 有多人由于设计不当而多次实验都无法验证那新立论，能因之而否定那新的立论 吗？当然绝对不能！这就是说，一个符合客观存在的立论，若要否定它，即使做 了第一万次否定的实验结果，也绝对不成其为最终的否定；与之相反，只要做出 一次真实肯定的实验，那就是最终的肯定！那么，对于客观实际上根本不存在的 荒诞立论，即使做上一万次否定的实验，当然也不能下最后的否定结论；同理， 做一万次企图予以肯定那荒诞立论的实验也是连一次也不可能达至成功的！棉酚 的悲剧即在于此！在我国研究棉酚的科研队伍中也有学术上远远不如但地位上却 相当于或更高于美国物理学界鲍利那样的“权威科学家”，但是鲍利在美国仅有 发表错误观点的自由，地位相当于鲍利的中国“学术权威”不仅有发表错误观点 的自由，而且有不许正确观点公开发表出来的自由，并且还有扼杀正确观点的自 由。杨振宁与李政道的新立论如果在中国发表，论文审稿人若是那等不学无术的 中国“学术权威”，能允许其公开发表出来吗？这就说明了何以我的关于“棉酚 断然不可能与低血钾症有关”的论文在美、英、加拿大都得以发表，而在我自己 的祖国向八家刊物十二次投稿均被断然拒绝的根本原因所在！这里对比的只是学 术性质。我认为中国与美国在处理学术问题上的差异，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太幼 小，建国时间太短，而中国上下五千年，从周代起，迄今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 正是那些头脑混沌的“专家权威”们脑袋里的封建意识根深蒂固，致使我的学术 观点绝对不许出现在我的祖国。否则，怎能让那些不学无术的“专家”维护其 “权威”？ 有人以为“棉酚与低血钾无关”只是于宗瀚个人的看法与观点而已。否！我公开 发表的论文中已列出了无可辩驳、无可争论、无可置疑的证据！！！问题在于站 在我对立面的数千人中有几个人读过我的著作，或读通过我的著作？与之相反， 那些相信“棉酚可导致低血钾”的数千对手中却迄今拿不出任何一个站得住脚的 能证实他们观点的实验证据。他们无知地责怪我拿不出“实验证据”，他们的 “实验证据”又在哪里？？？在科学方法论上可悲的不是无知，而是愚 蠢！！！！！变无知为有知究竟非难事，而变愚蠢为不愚蠢在科学实践中历来是 极为艰难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殉情而亡，人们可以找出古今中外许多类似的例证 加以证实是合乎情理，可你们偏要我证实梁山泊与祝英台是化作蝴蝶双双飞去了， 我没有这样的本领和能耐！你们可又拿得出证据？ 再举一例，邹承鲁院士撰文指出：“八十年代初，我作为《中国科学》的编委曾 经推荐一篇对当时被哄炒为国际领先成果提出不同意见的论文，希望在《中国科 学》发表，但最终也没有得到发表的机会，这篇批评论文最后在国外发表。时过 二十年后的今日，那项当年被哄炒为‘国际领先’的成果为国际上所否定。” （《发扬学术民主 开展百家争鸣》载于《科学新闻周刊》2000年31期）在此， 我不得不对邹院士提出异议。你写出来这么一段话岂不是在“发放空对空导弹”！ 为什么你不指名道姓，不把具体的玩意儿公开写出来？要么你是在侈谈，胡编乱 造，否则作为一位院士，你何以不敢“实弹实发”？你要大家学习国际上许多刊 物的作法，对任何科学问题有异议时都可以公开提出，试问，国际上是不是都像 你这副样子，不指名道姓，不提具体事情，都“发放空对空导弹”？不过，话又 得说回来了。到底我是个纯种的中国人，对中国方方面面的情况了如指掌。邹院 士所提到的人和事，其实在中国生物医学界只有傻瓜蛋才不知道。如果邹氏把事 实和盘托出，《科学新闻周刊》就不可能给他发表！《科学新闻周刊》如果胆敢 发表邹氏或任何撰稿人的“实弹实发”的文章，其主编必将收到下岗通知书。这 是任何外国人或非纯种中国人所无法了解的中国国情。 好了，再回到棉酚问题上来。我对这一课题的学术观点只能在国外发表，我的祖 国对之不能见容。不幸的是，有些人和政府官员竟然詈骂我是“疯子”或是 “mentally ill person”.这使我不得不表明，如果现在的同济医科大学有关人 员也如此认为，则我愿意先自费接受他们的精神病医师的检查，一俟证明我精神 正常后再行公开辩论。 我说过，我的关于证实棉酚与低血钾无关的论文只能在国外发表，这并不能表明 外国人都是头脑清楚、品德正派的。美国《CONTRACEPTION》杂志的编委 S.J.Segal利用中国人体做试验，把根本拿不出手的论文只得发表在中国的《生 殖与避孕》 (1994年14卷13-18页) ，而在论文中又隐瞒了严重实验病例！WHO 的官员G.M.H.Waites等人居然在他们的论文（Int.J.Androl.1998,21:8-12）中 无中生有地胡编乱造一通之后，宣称那一套胡言乱语是引自我的论著！显然，在 棉酚领域里发表垃圾论文并非只是那些中国‘专家权威’们的专长。用 “mentally ill person”对我进行人身攻击一事涉及到一个中国‘专家’在美 国阻挡我的论文发表。在中国棉酚的研究因为所谓的严重的副作用而被愚蠢地废 止了之后，美国人S.J.Segal与其在华代理人,居然能得到中国政府的配合，又陆 续利用中国人体进行“研究”。在1993年一群洋鬼子们找出了“中国人吃棉酚会 引起低血钾的原因”后，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居然依旧支持美国人利用中国人体进 行棉酚的“研究”。这不叫做侵犯中国人权叫做什么？！出之于爱国情怀，对这 些卑劣事项我将不得不在国际刊物上予以揭露批判，揭露一些违反科学道德与侵 犯中国人权的行为。 在此顺便指出，《生殖与避孕》这家刊物曾经三次拒绝发表我的关于‘棉酚不可 能与低血钾有关’的严肃论文，也断然拒绝发表我为揭露S.J.Segal等人隐瞒试 验情节、弄虚作假的论文而致编者的信件。何处可寻求真理与正义？ 出之于社会责任感与科学良心而权充踽踽独行侠 ─━败亦孤独，胜亦孤独 在结束了闭关锁国之后，我国的反科学与伪科学猖狂泛滥成灾。作为科学工作者 我当然有义务干预。一介书生除了笔伐之外也就无有别的作为了。然而我的文章 绝大多数无法发表！我批评编辑们的无理，而编辑们却异口同声地向我诉苦说： “你文章的内容我全同意，但上级有指示，为了稳定团结，对于你所批判的事项 报刊应‘不介入，不批评，不争论’，所以你的文章不能公开发表。”恰恰在刚 刚进入2001年，一位记者嘱咐我说，甚至连《求是》杂志也接到指示，谓不可发 表会引起争议的文章。我的文章历来是有楞有角的，因此当然不被全国各报刊所 接受。尽管如此，长期来我还是偶尔地发表出了少许有点分量的评论文章；尽管 如此，那些报刊也都理所当然地被逐一地关停并转了。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收到过一本复旦大学1995年出版的《人体特异功能的实 验研究与诱发训练》。为了这本书我很自然地结合着国内科学界存在的一些问题 写了一篇《评说“特异功能”及其他》。就这样一篇文章居然被全国六家杂志退 稿。我所有的同事、朋友，都认为没有理由不可以发表。是的，我这文章不反党， 不反社会主义，不反毛泽东思想，何事不得发表？于是我再向科技部主办的《中 国科技月报》问讯，可否刊登有关百家争鸣的文章？该刊编辑于1999年12月9日 明确地函告我“做不到”，可是一个多月后的2000年2月1日，那个科技部的部长 朱丽兰却在《科学时报》上说了一句十分漂亮的话，“┅┅形成百花齐放、百家 争鸣的良好氛围”。嘿嘿嘿，这挺好玩儿的呐，是不？无可奈何，我又向香港投 稿，经过那边漫长时间的考虑，最后告知我，称我的文章很好，只不过从前香港 是外国殖民地，可以随便发表文章，而现在回归祖国了，他们处理文章要自律， 要很当心了。于是，拙文在香港也是不能公开发表。 我问一位上海中医药大学毕业的女硕士：“你的硕士论文发表在哪里？”“不能 发表。”她答。“硕士论文不能发表，你怎么拿到的硕士学位？”我再问。她再 回答说：“因为论文有水分，所以不能公开发表。我们那儿的论文大都不发表。” 我愕然。这位女硕士又对我讲了一个令我痛心的事件。在上海中医药大学有个研 究骨科的研究生，他连一个骨科病人都未接触过，但他的论文中骨科患者的病例 资料齐全。女硕士对这个研究生的导师说，“我认识一个叫于宗瀚的人，若是让 他知道了咱校的这种情节，他是要发表文章批评的。”那个研究生导师说：“不 要紧，你放心，他写出了文章全国哪家报刊都不会给他登出来的。”如果有谁听 不懂这个“导师”的语言，那他就算不得是纯种的中国人！从独立人格和人文素 质来讲，应如何看待此等情况？！併併 在上文中我批判了邹承鲁院士在发放‘空对空导弹’。其实,我谨在此坦白交代, 我自己就一直是个“空对空导弹专家”。举例来说，《中国科学报》（94年9月5 日）发表了拙文《有损科学尊严的几个事例》。原稿中有个事例是被编辑删去了。 那是不指名道姓，也不提及具体事件，甚至连事件主角曾以荒诞的科研成果获取 了中国科学院一等奖也不提及。尽管如此，编辑还是给删了。这不是标准的‘空 对空导弹’么？被删的理由很简单：上级早有规定，那项获得一等奖的荒诞事件 的主角是一位泰斗级院士，因此永远不许揭穿。在那位院士逝世后全国的传媒无 一例外地宣扬着那位院士在国际上出足了洋相的错误的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 奖。还有一个与该院士源出于同一研究所的副部级高官居然也发表文章高歌颂扬 那件学术界众所周知的丑闻！这是一项可悲的事件。比事件更加可悲的是那个著 名的研究所里怎么就没有一位具有独立人格的科学家在不能公开出面阻止这一悖 谬的情况下,至少也应在内部劝阻。 靠着气功茶骗钱的苏州人沈昌在上海徐汇区一露面(1992年6月2日上海《新民晚 报》），我就立即焦灼地向《上海科技报》反映，称那是当然的巫术！然而该报编 辑告知我，根据上级指示不能登载我这样的批评文章。我是全国第一个出来反对 的，但是没有用，相反地，各地传媒却千方百计地为沈昌宣传，还有著名作家出 面支持，以至沈昌有能量招引五千多人去听取其布道。终于到了1996年7月苏州 有关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沈昌牌信息茶”，没收违法所得四百余万元，并处以 20%的罚款。此后总算再也听不到信息气功茶这等信息了。 1993年6月22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一篇极其可恶的专访报道，对象名为龚心 雄。此人是在美国通过看电视而发现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有病，然后一而再、再 而三地通过关系告知那位总统，并吹嘘着建议应如何如何治疗。可惜的是人家没 买他的账。那就别嚷嚷了吧，不，他却偏偏以此为资本大肆吹嘘自己的“研究成 果──气运学”。他说：“电视、电话在传递对方图象或声音时，也将带有对方 身体状况特征的信息通过电波传递了过来，为我作出诊断提供了依据。同样，我 也可以通过电波将具有治疗作用的气传递到对方。”这个家伙还说，他的“气运 学必将为人类生命科学带来难以估量的作用。”面对着《文汇报》的这份恶心人 的专访，我禁不住拍案而起，然而，新闻界的两位朋友都惊讶地压制着我，劝我 无论如何不得有任何反应，因为龚心雄其人的后台是我们黎民百姓所万万碰不得 的！我被压制了下来，除了心中怒骂《文汇报》之外，我莫可如何。事情就这样 过去了吗？不！龚心雄竟然又进一步自称教授，推出了一种名为“经络饮”的饮 料，报纸上、电视上广为吹嘘，扬言可以医治许多疑难杂症，是复旦大学和解放 军医院为他证实的。作为基础医学科学工作者，我的科学良心实在不能允许我再 沉默了。不畏惧于再遭受打击与迫害（我这里使用了“再”，实在是我一生中遭 受的太多了），采取了断然措施，以致使得龚心雄和他的经络饮全都销声匿迹了。 至于我究竟采取的是什么措施，本来我提出必须公开，但显然有关方面──我姑 且暂不说是不敢公开。反正我存储了有关档案，且待我身后再揭秘罢。 所谓的“保健食品有机锗”被大吵大嚷了好一阵子，至少在九十年代初已在市面 上行销多年。上海的几位学者著文指出有机锗有毒。于是这些学者和刊登他们文 章的报社被告上了法庭，不仅这些被告要公开道歉，而且还得向原告赔偿数十万 元。此案于1993年8月31日在上海开庭，但仅仅7天后原告又撤诉。何以原告敢于 起诉？理由极简单,其身后有着极其重量级的后台──前卫生部长陈敏章支持过 原告并曾为原告挥毫题词。我保留有有关的照片等档案材料，如果陈氏依然在世， 此事当然不得揭露，然则斯人已逝，是不是当可毋庸讳言了？正因为有强大后台， 同年9月20日，京、津、穗、宁、沪等地众多学者聚会申城，专事探讨有机锗问 题。不幸的是集体为有机锗大唱赞歌，所提出的赞美语都是绝对反科学的。不得 已我发表了《有机锗「实际无毒」吗？》（载《中国科学报》1993年12月20日）， 除报道了联合国和国际上发达国家对有机锗的看法，还批评了国内对有机锗所提 出的全部荒诞概念。投稿时当然不能把教育部长的态度告知该报编辑，否则这篇 文章怎可以刊出？总之，事后我未曾受到过公开的责难，也未听说中国科学报社 编辑受过委屈，但的的确确在此文之后有机锗也销声匿迹了。需要一提的是七年 之后的2000年12月7日中央电视台报道，由于在台湾有人食用有机锗后产生了严 重的毒副作用，故而台湾当局决定禁止销售有机锗。 通过这一消息我倒觉得上述那些反有机锗的学者，当然也包括鄙人，是不是应该 受到政府的称赞和表扬，因为我们阻挡了有机锗在大陆的泛滥，从而避免了一些 台湾同胞所遭受的不幸。如果我是政府官员，我会这样做的，只可惜我这一辈子 连芝麻绿豆的小官儿也当不上。不过，我明白，我是个“调皮捣蛋大王”，在我 发表过的科学评论文章中已经用‘空对空导弹’抨击了多位副部长级以上高官的 瞎指挥和荒诞作为，因此与我专业有关的官员们没有一个不恨我的。于是因为有 了我致使那几位提出反有机锗的学者们无法受到表扬，所以我愿主动地退出他们 的行列。他们应该受到赞誉。不过，依我看，我这人在科学上好像还是有两下子 的。见荣誉就让，这表明我的人文素养也不太差。这好像是自我吹牛，挺难为情 的，请别见笑，嗨嗨嗨嗨。 不管官方的限制多么严，究竟我还是公开发表了一些评论文章，抵制了一些反科 学与伪科学事件。然而，由于社会环境的不健康，我确实受过一些委屈与迫害。 譬如我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研究所工作时，于1993年尾我被指定管理一个生产 并销售保健品的公司。该公司有较好的产品，但也有太不像话的产品。譬如用人 胎盘抽提物下脚再进行酶解的产物，制备方式是绝对荒诞的，而该产品的宣传内 容有六大治疗功效，其中包括能对全世界医学界所无法医治的再生障碍性贫血具 有明显疗效。如果我这样的人允许这样的产品打着‘中国科学院’的旗号公开出 售，那我成了什么东西！我禁止生产，禁止用这等货色去骗钱！这时，研究所所 长找我谈话，他说了如下一套话： “我何尝不知道这样的产品是骗人的?我们研究所出售的骗人产品何止这一种?你 看看我们研究所生产的近视眼防治仪,发明人的儿子就戴着大近视眼镜!这不是 骗人的产品是什么?可是为了使生理所赚钱,我有什么办法?这是上边逼良为娼！” 于是不许我管人胎盘保健食品的事，这事由另外的“高手”负责操作了。直到如 今这两项产品一直给生理研究所带来丰厚的收益，目前的生意愈来愈红火！那种 人胎盘制成的保健食品加上一些中药又变成了供儿童服用的“天地养生液”（获 得沪卫药健字批号）。一个卑鄙的事实是，当把人胎盘给成人吃时说的六种功效 包括“对阳萎遗精者有壮阳保肾作用”，但作为儿童服用时却删去了这一条！在 此，别的先别说，我谨向全国相关的医学专家们提问一句，把人胎盘给儿童吃行 不行？严肃正派的专家们谁会站出来说一句“行”？ 像我这样具有独立人格的人怎能见容于那样一位“优秀”而却被恶势力逼迫 为娼的研究所所长呢？！与之相反，在研究所里为了自身的尊严我曾两度拒绝过 给予我的歧视性加薪。像我这种人不但不会被任何恶势力逼之为娼，相反地，为 了作为一个“人”的尊严，我宁可贫穷！是的，终于最后我被排挤出了该研究所。 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科研人员我是处在怎样的一种社会环境之中？在这个社会环 境中我该到哪里去寻真理？到哪里去觅正义？ 痛斥德、赛二先生 由于他们的失职 害得我爱国无门，报国无途 我深深地感到鲁迅时期所提出的“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 简直从来没露过面。这两个家伙极受尊重，但他们却从来不尽职责。像我这么个 普普通通的科研人员从1955年至1980年足足遭受了四分之一世纪之久的荒诞而卑 鄙的政治迫害。就拿棉酚来说吧，如此一清二楚的事情，而我却从1976年1月1日 起迄今也被压制了四分之一世纪之久。一个人的一生能活他妈的几个四分之一世 纪？！如果德、赛这俩家伙坚守岗位，我何致如此痛苦？！当然了，事物都有两 面性，德、赛他俩若是尽职者我也就创建不了一项世界纪录了——在中国科学院 我当了25年又两个月零11天的研究实习员，全世界的科学界里谁比得上我？！请 看一看，我的这一分析是不是表明我还是蛮聪明的。嘿嘿，不好意思。 表面上看我一个人和学术界那么多人对立，并明明白白地宣称自己是绝对的正确， 这既不表明我是狂人或疯子，也不表明我是聪明过人，只表明我的广大对手们的 学术水平实在太……。德、赛他俩也实在太……。不过，也得实事求是地说，我 是在1978年11月4日才被科学院的党组织宣布提升为助理研究员的，因此我从 1976年，作为一名研究实习员，就吵嚷“棉酚与低血钾无关”，别说人家“学术 权威”们，就是那些真正不学无术的小人物们，又有谁会拿我的话当一回事呢？！ 可偏偏我又长年累月地叫个不停，怎能不让那些科学水平很低且人文素质很差的 “学者”们不詈骂我是“疯子”和“胡说八道”呢。 说到“胡说八道”，倒启发了我，科学史上有过多少位一时被污蔑为“胡说八道” 的学者，而事后证明他们反而是正确的呢？为此，我今日就不妨对着全世界那些 研究过棉酚的数千位学者们公开宣称：在研究作为男用避孕药棉酚的这个课题上， 我就是一个光彩的“胡说八道大王”！是的，在德、赛二家伙不尽职的条件下， 应该鼓励“胡说八道”！请注意，我这里所述及的“胡说八道”是带有引号的。 有朝一日大家都明白了我是“对”了的时候，那么，站在我对面的那数千个吵嚷 着“棉酚会引起低血钾”的家伙们可就变成了不带引号的XXXX了。我不好意思写 出来，只好用XXXX示意了，嘿嘿嘿。 我不熟悉世界科学史，但略知少许西方宗教势力及我国封建势力对科学发展的压 迫。哥白尼于1530年完成所著《天体运行论》，因深恐受难于宗教，深秘其书。 至死时（1543）始公于世。布鲁诺（1548-1600）发展哥白尼日心说，被宗教裁 判所判为异端，火刑处死。伽里略1616年发现太阳系之真理，时目为异端，置之 狱。我国在漫长封建岁月的压迫下，历来是个科学落后的国家。历史上曾出现过 四位中医学家，据说其中的三位生前受压抑。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官方不重视， 待李于1593年去世，至1596年方得以在金陵（今南京）出版。这都是四、五百年 前的事了，由之可见真理掌握在个别人手中的不幸，甚至危险。 我自忖，在非民主的氛围里，我的正确的科学见解看来是不是要待我身后才能被 承认？ 时代不同了。如今在世界上的发达国家中笔者倒是未曾收集到什么明显地在科学 上进行压制或压抑的事例，相比之下在前苏联和我国，由于突出政治，那可是问 题多多了。在前苏联，一旦把巴甫洛夫定为正统，则绝对不许任何异议存在。李 森科成为正统时，西方的遗传学成为了“混账王八蛋”，只因未无条件地支持李 森科而致莫拉洛夫被逮捕， 更著名的瓦维洛夫被关进监狱仅一年多便死去了。 今天在中国从事DNA的众多年轻一代的学者们有谁知道科学史上这些卑鄙肮脏的 事情？在我国，许多科学界的信息是不得传递的，然而却又是无法掩饰的，或者 很久之后才得以公开出来。社会科学界的顾准是一个何等可悲的学者。马寅初以 《新人口论》而遭受了何等愚蠢而卑鄙的批判！待他死后才被认为在中国的人口 问题上是“错批一人，多生三亿”。最近获悉，在我国数一数二的研究‘农民学’ 的学者秦晖，作为一位关注农民问题，替农民的利益呼吁的学者，却遭到了所任 职大学的解聘，回到那连洗衣机也买不起的只有四十来平方米的小居室里。1959 年彭德怀因亲眼看到了农村饿殍遍野而正直地在庐山进言，结果只落得个以身殉 难。那么我们又应如何看待今天的秦晖？上海光机所王育竹研究员只因缺少价值 不过120万元的两台激光器，他的研究成果比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三位国外科学 家所提出的同类思路早五至十年，其原创思想未能得到合理的支持。今天人们在 赞颂我国科学家负责测定了三号染色体上的三千万碱基因，这是人类基因组全部 序列的百分之一，可有几多人知道若不是温州乐清市的陆光中市长毅然“借给” 的800万元，那三号染色体的成果今日当如何？ 相比之下，在西方发达国家，情况是不是相对地好一些？举例来说，人工降雨一 向是失败的，但被蔑称为“狂想者”的美国当代气象学家乔安妮·辛普森却似是 异想天开地采用爆炸的方法，使水蒸汽凝结，从而获得成功（引自张志国《科研 需要“叛逆”精神》载1995-01-25《中国科学报》）。若在中国她能成功么？英 国轮椅上的天才霍金竟敢于突破爱因斯坦关于光速是极限速度的理论。若在中国 谁会理睬这样的残疾人？博弈论大师纳什是个标准得无法再标准了的真疯子，患 了三十年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后来却又成为了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 若在中国他当如何？ 我国究竟现在还是个发展中国家，对比一下发达国家，不难看出在对待科学异议 者的不同情况。我在灵魂深处确实感到忧伤。在发达国家，残疾人也好，狂想者 也好，真正的疯子也好，只要在科学真理方面他（她）们是对的，于是终于可以 各得其所。反观我国，与资本主义的分野在哪里？不过，应该指出，我国也确确 实实地把大把大把的金钱提供给了被炒作成“名人”而实际上却不学无术之辈。 这类的事例还少吗？我国的政策要“左”时自会左得要命，多少优秀人才被压抑 乃至死于非命；要“右”时又会右得出奇，多少庸才得以享受科学上的盛誉，或 受拜高官并攫厚禄，从而压制着科学真理。我国是世界上唯一的整天价叫嚷“百 家争鸣”的国家，我倒真实地觉得并不叫嚷这一口号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科学工作 者的学术思维方面受到的阻碍甚至抨击似是比我们这儿至少是少得多。政治家李 维汉于1980年5月24日上午10时，向邓小平谈及，“封建主义，包括它的思想体 系、风俗习惯，在我们国家、我们党里，反映相当严重。”（引自《百年潮》总 第17期，作者 石光树）。政治家胡耀邦于1988年冬说过，“由于长期缺乏民主， 容不得不同意见┅┅我们党由于没有摆脱封建主义的影响，有相当一段时期，不 能充分尊重不同意见，不能保护持不同意见的同志，甚至有的自然科学专家，因 为反对修建黄河三门峡水库，而被划了右派┅┅”（引自《百年潮》2000年第1 期，作者 朱尚同）。两位政治家说的是我国政界的情况，那么，我国学界的情 况是不是比政界会好一些么？！好多少？？？ 丹晨在《天堂·炼狱·人间》一书的序言中写道，“在二十世纪后半期的中国， 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中，优秀知识分子的遭遇大致上┅┅应该怎样来反思这段知 识分子的历史，是一件无法回避的极其重要的学术课题。┅┅”中国人事科学研 究院王通讯副院长撰写的《潜人才与“马太效应”》（1998-06-25《中国科学 报》）是一篇较好的文章。然而，他提到，“马太效应”对科学界的影响是“古 今中外，概莫能外”。对这一概念我持异议。一般说来，我国科学落后。在古代 外国科学家遭受的迫害甚于中国，而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在西方发达国家，悖理 之事较少，但在我国则不幸事多多。另外，西方的马太效应落实在真有业绩的学 者，我国则不然,太多的学术水平十分低下者成为了院士或教授，是乃学术界众 所周知的。 在科学研究中绝对不要“大兵团作战”或“走群众路线”。我国在牛胰岛素 人工合成与棉酚这两个重大课题上所浪费的人力、物力、财力是极其惊人的和极 其愚蠢的。前者的成功归根结底靠的是在大兵团中还有少数精英，后者的失败是 整个科研队伍总体水平太差，特别是具有领导发言权者的学术水平太差、太差。 这些都是科学史家们应予以调查、总结的。 知识分子（intellectual）是外来词，非中国所固有。然而此词引入中国后被畸 变了，一个初中文化水平的演员可以被指定为知识分子的人大代表。在西方从事 专业者为知识分子，如果改为从政，则不再是知识分子。在我国长期从政者仍自 认为是，或被认为是专家。众所周知，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从政后的专家 不应再在有争议的学术问题上置喙。 “科学管理”在我国是极其薄弱的。本文中所提到的三项科学争端就表现出了在 我国担当科学管理的官员们的管理水平是很低的。他们表现出了无知、蛮干、不 科学、不民主。我认为这是一个在可预见的未来无法改变的状态，具体原因现在 不到可以公开明说的时候。一桩可忧虑的事是中国工程院于2000年9月25日成立了 第八个工程管理学部，而且从现有的工程院院士中产生了32名首批的工程管理学 部院士。我尚不知有没有医药卫生学部的院士被进一步选为工程管理学部院士。 这是根本用不着重复的！我国科学界人士普遍感到忧虑而且确信今后必然的趋势 是某些素质不高的庸碌高官，他们无法进入工程院的前七个学部，而可以进入工 程管理学部，成为“院士”。这不仅会进一步使“院士”称号贬值，更重要的是 不仅在于那将对我国的科学事业何益之有，更在于极有可能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我认为中国科学院用霸权主义的方式进行统治是绝对错误的。对于冯德培院士的 三等奖应该进行一次公开的辩论，否则，科学无国界，既不准我在自己的祖国内 提出异议，那总没有理由不许我在国际上进行正常的学术活动吧。国际刊物能允 许我发表胡说八道的论文吗？堂堂中国科学院采用威胁的手段进行学术统治是可 鄙的。 经络看来还需要在茫茫中行走长远的途程，在缺乏民主、科学与自由的社会环境 之中这亦不希奇。好在马克思说过：“历史本身就是审判官”。且待历史下结论 吧。中国医学史会记载我是反对经络的第一人。这只能作为我身后的荣誉。 中国医学史上会记载荒诞的棉酚研究历程。可悲的是数千个参与其事者中怎么只 有我一个人把问题看得如此清楚？只有在香港的陈小章教授一看见我的论文就立 即同意了我的观点，难道偌大中华就不再有人看得出棉酚所呈现出的如此清晰的 问题所在么？难道说那数千研究过棉酚的人员们是决心把我推上“天才”的宝座 么？我抗议！解决棉酚的问题绝对不难。首先，我认为，如果同济医科大学的领 导班子能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最最最最起码的科学与民主的概念，就应该有理性地 劝导那些“为证实吃了棉籽油会导致低血钾软病”的学者们敢于在众多仲裁者面 前与我进行一次面对面的辩论（我清楚地明白他们不敢与我公开辩论）。在严肃 的仲裁者面前如果我败了（这断然不可能），无话可说；但如果我胜了（这是当 然的，绝对的），则请仲裁者阅读一下在我自己的祖国向八家刊物十二次投稿均 被拒绝而只得发表在美、英、加拿大的三篇论文，事情自会迎刃而解。 从懂事时起我就被迫生活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统治之下，在心田里种下了热爱 祖国的种子，决心长大了要为祖国做贡献。从1945-49年在国民党统治下过着饥 寒交迫的日子。1949年之后，在“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的歌声下，我无辜地遭受了历时四分之一世纪之久的政治迫害，又自1976年1月1 日我下了坚如磐石的真正科学结论──棉酚绝对与低血钾无关──起至今，我又 被压制了四分之一世纪。如今我已年届古稀，岂不是成为了祖国的无用之徒？ 在中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问题上应该有两句话，如下： 错批一人（马寅初），多生三亿。 错压一人（于宗瀚），卫星落地。 我渴望我的祖国能让德先生和赛先生上岗，使得国家减少不幸。我渴望学术思想 的自由，有了这种自由，我才能够宣泄出积郁于灵魂深处的声音。祖国,我的母亲, 作为您的孩子，我活到今朝，我真地很努力，但对您却迄无任何微薄的奉献，能 得到您的原谅么，亲娘？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