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 ———————————————— 职称评定为何要“拜码头”? 智效民   “中科院不再评职称”(《文摘报》2001年4月25日)的消息传出,关心这件 事的人大多喜忧参半。喜的是国家科学院终于对这个貌似公允、实际上“不知有 多少丑恶假汝以行”的制度有了个说法;忧的是取消了职称评定之后,形形色色 的学术腐败也不知道能不能制止。要解决这一隐忧,我以为有几个问题应该讨论: 第一,为什么职称评定会成为学术腐败的温床?第二,我们在人才选择上出了什 么问题?第三,人的创新的能力由何而来?   职称评定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学术腐败的温床   在我看来,职称评定中的腐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权谋私,二是弄 虚作假,三是行贿受贿。所谓以权谋私,就是只要有权,不论学问如何,都可以 拿到高级职称。记得80年代第一次评职称的时候,我们单位在一百多位科研人员 中只评了几个研究员,其中大多是院长、副院长。这个头一开,行政职务便成了 比学问更重要的因素。后来的院长都不是做学问的,但一上任也要当研究员,还 说这是为了工作方便。   弄虚作假,近来各种媒体多有揭露,其中又以剽窃现象最为严重。北京某大 学的副校长、复旦大学的几位教授,因为干这种勾当,被人称为“窃贼”或“剽 客”。著名学者都到了这种地步,其他人更是可想而知,前些年为了评职称,造 假者还搞个书号(也不知是真是假),掐头去尾地抄一本凑数;后来嫌抄得麻烦, 干脆把名字一改,就成了自己的“成果”;到现在,只要和管事的搞好关系,就 可以胡编乱造,无中生有。   至于行贿受贿,也有公开化的趋势。多年来为了评职称,人们都要挨门逐户 地拜访评委,我把这种现象称为“拜码头”。据说拜码头时不能不有所表示,从 高档烟酒,到代金券储值卡,可谓应有尽有。前几年有个评委曾对我说“别人都 有所‘表示’,你也不考虑考虑?”我不甘自取其辱,便创下连续多年不能晋升 职称的纪录。后来还听说,有些评委竟大言不惭道:“咱们在评职称时付出劳动, 为什么不能收他们的礼物?”当然,行贿受贿毕竟是见不得人的事,所以局外人 很难进一步了解内情。不过,只要看看周围有多少人指鹿为马,有多少人滥竽充 数,就能估计到有多少肮脏的交易发生。   平心而论,为了实现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人们在职称评定的科学化、 民主化方面也付出过巨大努力,没料到事情竟发展到这种地步。因此,如何解决 上述问题,乃是当今学界义不容辞的责任。   评职称中的腐败现象玷污了学术的清誉,也孕育了一种劣胜优汰的人才机制   近年来谢泳在现代知识分子研究中独树一帜,在海内外颇有影响。然而要说 起来,他至今还是个中级职称。不过,谢泳对此并不介意,几年前他写过一篇文 章,题目是《做大学问还是弄高职称》。为了拒绝平庸,他不愿意“弄”高职称, 对于痴长十几岁的我来说震动很大。因此我建议凡是有志于学术的人,都应该读 读这篇文章,以免现代学术的薪火在我们手里失传。   学术腐败的泛滥和逆向淘汰机制的形成,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从主观 上看,则与国人对学术本质认识不够有关。蔡元培说,所谓学术,是一种以研究 真理为目的的终身事业。他“希望学生于研究学问以外,别无何等之目的。”贺 麟也说:“学术是人类理智和自由精神最高的表现”,它在本质上是独立的、自 由的,它有它的大经大法,它有它的神圣使命,这就告诉我们:学术是一种研究 真理的终身事业,它要求学者要有一种献身精神。有了这种精神,大家才会自觉 维护学术的纯洁性。另一方面,整个社会也应该为学术创造一个宽松自由的环境。 有了这种环境,学术的健康发展才有可能。然而实际情况又如何呢?许多人不是 把学术视为谋生的手段,就是把它当作投机取巧的法门。更可怕的是,当学术事 业被玷污的时候,许多人为了保住饭碗,不是装聋作哑,就是同流合污。   要改变这种局面,不仅要为学术正名,还要使每一个学者具有为学术尊严而 抗争的无畏品格。这种品格的形成,当然需要加强对学术本质的认识。由此可见, 在选拔人才的时候,有没有陈寅恪所谓“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乃是最重 要的一条标准。否则,我们选出来的就可能不是人才,而是奴才。   在现代社会,考评人才不能不考察其知识创新能力,即“创新力”   “创新力”从何而来,我以为除了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以外,还要有丰 富的学养,广博的知识,以便在融会贯通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需要指出的是, 这一切都有赖于通才教育。   通才教育又称自由教育、普通教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哈佛大学的一 批教授就指出:所谓普,就是普遍;所谓通,就是通达。不“普”,独立的人格 就无从谈起,不“通”,真正的自由就无法获得。但是多年来我们的教育却偏重 于专业,偏重于实用,这对于人才培养非常有害。前不久恰逢清华大学纪念九十 校庆,许多人在回忆清华时都没有谈到当年的通才教育。其实,通才教育也是该 校的一个传统。早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梅贻琦校长就反复强调:大学教育 “最大的目的原在培植通才;……他的最大的效用,确乎是不在养成一批一批限 于一种专门学术的专家或高等匠人。”   也许有人会说,在一个学科分类和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的时代,没有专业教育 将寸步难行。针对这种说法,潘光旦和冯友兰等人有很好的反驳。潘先生说:社 会分工固然是客观存在,但是这种分工与蚂蚁不同。蚂蚁的分工是一种本能,而 人的发展却有无限的可能性,所以我们需要通才教育,而不要把学生束缚在狭窄 的专业领域。冯先生也说:大学教育除了给人一定的专业知识以外,还应该让学 生养成一个清楚的头脑,一颗热烈的心。只有这样,他才能对社会有所了解,对 是非有所判断,对价值有所欣赏。由此可见,所谓“创新力”,其实就蕴藏在那 种无限的可能性中,它不仅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更需要对社会的了解,对是非 的判断,对价值的欣赏,以及一个清楚的头脑和一颗热烈的心。   这些见解与爱因斯坦不谋而合。翻开《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 1979年版),类似的议论很多。1952年,爱因斯坦为《纽约时报》撰文说:仅仅 “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 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 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 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遗憾的是,就在这 一年,清华大学被迫放弃了通才教育的传统,这也是多年来我们在知识创新上比 较落后的一个原因。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