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4.dxiong.com)(www.xinyusi.info)(xys2.dropin.org)◇◇   老舍研究中的学术不端现象批评   ——以蒋泥“写老舍”为例   作者:张桂兴   (漳州师范学院 中文系,福建 漳州 363000)   摘 要:近几年来,蒋泥“写老舍”的成果可谓“丰硕”:既有三本书出版, 也有若干篇文章发表,洋洋70万余字。特别是他通过“炒作”,使读者仿佛觉得 在老舍研究界出现了一位新秀,运用“最新资料”,解决了老舍研究中许多未曾 解决的重大问题。但仔细一读,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笔者认为,蒋泥的“写老舍” 是一些改头换面、重复出版的“成果”,“想当然”成分异常明显,文献资料讹 误与学术失范十分普遍。特别是错误百出的《老舍的沉浮人生》,由于冠以“献 给老舍诞辰110周年”的名义,既误导了广大读者,也给海内外老舍研究造成了 混乱,以至于出现了短暂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由此看来,轻视文献资料建 设,必然要付出惨重代价;而纠正学术不端,更是刻不容缓。   关键词:老舍;蒋泥;文献资料;学术不端;现代文学   在当前急功近利的学术氛围中,“投机”者的“功利性选择往往超过了其它 因素”,[1][P48]致使文化界趁机冒出了一批所谓“写手”—他们不想再去坐 “冷板凳”,走正常的学术研究之路,而是希望寻求一条所谓立竿见影的捷径。 为此,他们既不在学术研究的基本功上下功夫,也不顾及一般的学术规范,而是 凭借拼凑、改写甚至抄袭别人的现成文章和著作,去“组装”或“整合”成自己 的所谓“成果”。然后,又通过“炒作”一夜成名,俨然成了研究某个方面或某 个领域的专家、名人。   蒋泥先生“以老舍为写作对象的成果”(以下简称“写老舍”)具有代表性。 在不足5年的时间里,他既有《速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师与名家丛书·老舍卷》 (以下简称《老舍卷》)、《老舍之谜》和《老舍的沉浮人生》3本书出版,也 有若干篇文章发表,洋洋70万余字。特别是他通过“炒作”,使读者仿佛觉得在 老舍研究界出现了一位新秀,运用“最新资料”,解决了老舍研究中许多未曾解 决的重大问题。   但仔细一读,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笔者认为,蒋泥的“写老舍”是一些改头 换面、重复出版的“成果”,“想当然”成分异常明显,文献资料讹误与学术失 范十分普遍。特别是错误百出的《老舍的沉浮人生》,由于冠以“献给老舍诞辰 110周年”的名义,既误导了广大读者,也给海内外老舍研究造成了混乱。   一   蒋泥既是编著者又是责编的《老舍卷》,于2004年2月由蓝天出版社出版。[2] 该“丛书”聘请国内著名学者和教授担任“总顾问”和“顾问”—尽管他们未必 “顾”得上“问”,但光环是够耀眼的。   我们暂且不去探讨“大师与名家”是否可以“速读”,也不去评论“选文” 是否典型、“赏析”是否得当、“方家评说”是否具有代表性……但只要稍微浏 览一下书中的文献资料讹误,就足以令人大跌眼镜。   在学术研究中,观点不同是正常现象,但文献资料却是唯一的。特别是涉及 到时间、刊名和书名等,那是一定要准确无误的。可惜,《老舍卷》在这方面的 差错达到了十分惊人的程度。例如,将书名“《老舍与二十世纪》”误为“《老 舍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2](P1,P 4)把老舍在“1950年8月20日《人民 日报》”上发表的“《〈老舍选集〉自序》”中的一段话,误为出自“1934年12 月15日出版”的“《刁斗》1卷4期”上的“《我的创作经验》”,[2](P18) 《老舍全集》第4卷出版于“1999年1月”误为“1999年4月”,[2](P34)《骆 驼祥子》于“1936年9月”在《宇宙风》开始连载误为“1937年1月”,[2](P41) 老舍于“1965年3月24日至4月28日”访问日本误为“1964年”,[2](P57)《怎 样写小说》载“1941年8月15日”《文史杂志》第1卷第8期误为“1945年”。[2] (P71)   《老舍卷》出版不足3年,蒋泥将其改头换面为《老舍之谜》作为“大师之 谜”之一由中国书店出版。[3]但是,《老舍卷》出现的文献资料错误不仅在 《老舍之谜》中依然存在,而且伴随着篇幅的调整又增添了许多新讹误。例如, 将老舍“1922年”领洗皈依基督误为“1912年”,[3](P27)书名“《沧海往事 —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书信集锦》”误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书信集锦》”、 “2006年10月”出版误为“2005年6月”,[3](P111)篇名“《扫除为人民唾弃 的垃圾》”误为《扫除人民胎气的垃圾》,[3](P132)《茶馆》于“1956年12 月”脱稿误为“1954年12月”。[3](P136)   《老舍之谜》出版不足2年,蒋泥再次改头换面为《老舍的沉浮人生》作为 “飞扬与落寞丛书”之一由东方出版社出版。[4]尽管他特别“说明”:“本书 资料来源面比较多,文中都尽量标注出处”。[4](P327)然而遗憾的是,《老 舍的沉浮人生》不仅继承了《老舍卷》和《老舍之谜》所存在的文献资料“硬 伤”,而且连新增加的讹误也一脉相承。例如,将老舍在“1961年2月12日《北 京晚报》”上发表的《勤俭持家》中的一段话,误为出自“1943年1月13、15日 重庆《时事新报》”上发表的《我的母亲》”,[4](P22)将老舍“1934年初秋” 到青岛国立山东大学任教误为“1936年初春”、[4](P131)“1962年4月”出席 “广州会议”后途经上海误为“1963年4月”,[4](P191)《老舍文集》第15卷 “1990年11月”出版误为“1991年版”。[4](P134,P138)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最早作为《老舍卷》第四章的《作品年表》,虽不足7 页文字,[2](P265~271)明显资料讹误却高达20余处。例如,将社名“上海杂 志公司”误为“上海杂志”、[2](P267)“新丰出版公司”误为“新丰出版 社”、[2](P268)“人民文学出版社”误为“人民出版社”,[2](P269)《老 舍文集》(第1卷)出版于“1980年11月”误为“1981年2月”[2](P271)…… 然而,这份差错惊人的《作品年表》,几乎未做修改就以《老舍著译年表》为题 先后收入《老舍之谜》[3](P199~206)和《老舍的沉浮人生》中,[4](P316 ~322)继续以讹传讹。   与此同时,书中出现的“常识性错误”[5](P118)也比比皆是。例如,将 人名“张伯苓”误为“张佰苓”,[2](P20),[3](P27)“马悦然”误为“马 锐然”;[2](P39),[3](P73),[4](P123)篇名“《旅行》”误为“《旅 游》”;[2](P28,P265),[3](P42,P199),[4](P92,P 316);刊名 “《自由中国》”误为“《自由中华》”,[2](P44),[3](P99),[4] (P175)“《国闻周报》”误为“《国文周报》”;[2](P266),[3](P200), [4](P317)剧名“《金声玉振》”误为“《金声玉震》”;[3](P113)书名 “《蛤藻集》”误为“《哈藻集》”。[2](P266),[4](P317)   对此,是否可以视为“误植字”呢?笔者认为不可。因为“误植字”是指偶 然将字排错,而蒋泥书中的错误却是大批存在的,并且在他的3本书和若干篇文 章中是一错到底的。因而,很难用“误植字”来解释了。   此外,蒋泥还发表过《老舍的晚年岁月》[6](P93~116)和《老舍生命里 的三位女性》[7](P7~30)等文章,不仅与书中内容大同小异,而且连文献资 料讹误也基本相同,故不再赘述。   二   蒋泥“写老舍”的成果不仅存在严重的文献资料讹误,也明显地违反学术规 范。   从《老舍卷》易名为《老舍之谜》重复出版时,绝大多数章节除去更换小标 题、改正个别文字和增删部分段落之外,其它均为《老舍卷》已有的内容。例如, 《老舍之谜》中“写在前面的话”,[3](P1~3)系由《老舍卷》第1章“引 子”、[2](P1~2)第2章第2节“著者略历”及“赏析”[2](P82~83)的部分 内容整合而成。《老舍之谜》之一“出生之谜”,[3](P3~8)系由《老舍卷》 第1章“不凡的诞生”[2](P2~7)修订而成。《老舍之谜》之二“出道之谜”, [3](P11~27,P 33~43),系由《老舍卷》第1章“慈善阔大爷”、[2](P7~ 15)“学生时代与最初就职生涯”、[2](P16~21)“海外之路”、[2](P21~ 24)“最初的创作与阅读经典”[2](P25~29)等拼接而成。   蒋泥采用同样方式,又将《老舍之谜》易名为《老舍的沉浮人生》后重复出 版。例如,《老舍的沉浮人生》第1章“旗人世家与非凡小儿”,[4](P4~23) 系由《老舍之谜》之一“出生之谜”[3](P3~8)修订而来。第2章“喷薄的朝 阳”,[4](P24~59)系由《老舍之谜》之二“出道之谜”第1—2节[3](P11~ 27)修订而来。   如果说,《老舍卷》署名为“蒋泥编著”,选入部分范文是编辑体例所要求 的话,那么,《老舍之谜》和《老舍的沉浮人生》均为署名“蒋泥著”的个人专 著,再如此大量引用老舍作品和他人成果显然就不合适了。这不仅与著作体例相 左,而且侵犯了读者、研究者和老舍家属的合法权益。例如,《老舍之谜》中 “艺术化的京城满族与老舍”一节共5页,蒋泥只写了100多字,其它都是引述舒 乙和关纪新两先生的论述。[3](P28~32)“初恋刘小姐”一节共15页,[3] (P47~61)引用老舍的《微神》和《无题(因为没有故事)》就占12页。[3] (P48~61)《老舍的沉浮人生》中“崛起山东”一节共57页,[4](P111~167) 引用老舍的《骆驼祥子》近20页,[4](P138~158)引用老舍其它作品近15页, [4](P111~133)引用他人作品2页。[4](P165~167)“冰火世界”一章近38 页,[4](P204~241)引用老舍作品就占20多页。[4](P207~239)   特别是在《老舍的沉浮人生》第一、二章中,蒋泥直接引述了老舍《正红旗 下》的大量段落。其中,绝大部分既未有“引号”也没有“注释”,让一般读者 很难分辩出究竟是老舍的原文呢,还是蒋泥的撰写。蒋泥只是像前两本书那样, [2](P3),[3](P8)在注释中笼统地说:   如无特殊说明,本书所选老舍文章,皆出自《老舍全集》,人民文学出版 1999年……[4](P9)   显而易见,这种做法是违犯学术规范的。凡是引用他人观点、资料等,无论 曾否发表,是纸质的还是电子版,均应详细注明,包括作者姓名、文章题名或书 名、发表刊名或出版社名、发表或出版时间、起止页码等。   一般来说,作者会借“再版”的机会来修订自己的著作—或改正错误,或弥 补不足,或增添内容,使著作更趋完善。然而,蒋泥并不这样—他不仅在“再版” 时未能改正原书中的文献资料讹误,致使这些“硬伤”以旧貌遗传到新书之中, 而且在改头换面中继续出现了许多新错误。   更奇怪的是,一本书在不足5年内先后以不同书名由三家出版社重复出版— 内容大同小异,不断修修补补,却无一处文字说明它是在原作基础上的“修订”, 这就侵犯了广大读者的合法权益—读者要购买的是“新书”,而不是一再增补的 “修订本”。   与此同时,蒋泥在注释方面也明显地违犯学术规范。   书中有的注释只标明文献篇名和出处,不出现原作者。例如:“《马彦祥谈 老舍》,载《剧坛》1984年第4期”、[4](P113)“《老舍在美国—曹禺访问 记》,《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1期”[4](P196)—均未注明采访整理者克莹、 侯堉中。“《论国民党话剧政策的两歧性及其危害》,载《近代史研究》2002年 第4期”[4](P182)—未注明作者马峻山。   也有的注释只出现文献篇名和作者,不标明出处。例如:“粱实秋:《关于 老舍》”、[4](P136)“《忆老舍》”,[4](P170,P 241,P 303)“程绍国: 《鸿雁存影》”,[4](P180,P 227,P 255),陈徒手:“《老舍的苦戏》”、 [4](P220~221)“《〈茶馆〉诞生始末及命运》”,[4](P229)“巴金: 《‘最后的时刻’》”,[4](P282)“郁达夫:《怀鲁迅》”。[4](P315)   还有的注释是只标明文献出处,不出现文献名和作者。例如,蒋泥引用老舍 致赵清阁的书信时说:“四信出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六期文 献资料专号”。[3](P113),[4](P187),[7](P29)实际上,这些书信初载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时既有文献名(《老舍致赵清阁书简四封》),也有 作者署名(老舍著、张桂兴注)。尽管蒋泥在“写老舍”时曾先后三次使用过这 些书信,注释中也参考了原注释—连“待考”二字也沿用了,[3](P109~114), [4](P187~189),[7](P25~30)但他却始终不让原文献名和原注释者出现, 从而侵犯了原注释者的合法权益。   众所周知,在学术研究中借鉴前人或他人的成果是很正常的。所谓创新,就 是站在前人或他人的肩上去“登高”。因此,这种对前人或他人的贡献视而不见 的态度,是不符合学术规范的。   三   蒋泥从事编辑工作,按理说应该熟悉资料使用原则和学术规范。那么,他为 什么会明知故犯呢?笔者从他的《快乐的想当然》一文中找到了部分解释。他说:   自有电脑、网络以后,写传记就方便、容易了,把关键词输进去,搜巴搜巴, 全能出来。还会告诉你,哪里查得见,省去好多事。[8](P138)   如果要写《蒋泥传》,他“告诉你诀窍”说:   先把网上含有“蒋泥”的所有内容包括著作,一一下载,而后分门别类地参 照、整理、归类,或以时间为序组织到一块,稍稍加进自己的注解,一部不算太 赖的《蒋泥传》就滚烫烫出炉了。[8](P138)   原来,蒋泥把从网上“搜巴”一下资料就可以写《蒋泥传》的运作方式,移 花接木地用之于“写老舍”了。由此可以看出,他“写老舍”的许多资料都是从 网上“搜巴”出来的。   当然,在高科技手段日益发达的今天,利用网络来搜集文献资料,无疑是一 条重要的渠道。但是,如果信手拈来就用,不去认真核实考证,肯定会出错的。   比如,蒋泥在书中谈到老舍与赵清阁的“亲密友谊”时,曾参考过陈子善先 生的《月上柳稍》一文。笔者说这段资料是蒋泥从网上“搜巴”出来的,估计不 会引起争议——因为陈子善告诉笔者,这篇文章载网络版SOHO小报,并通过电子 邮件将原文传给了笔者。[9] 笔者将蒋泥在书中“引用”的文字与作者的“原文” 加以对照,不仅可以看到两者间的明显差异,而且连原文中“老舍和曹禺一九四 六年初”“联袂访美”也误为“1947年”了。[4](P186)   再比如,蒋泥在《老舍的沉浮人生》中说:老舍与赵清阁“合写了剧本《虎 啸》(文艺奖助金管理委员会出版)、《桃李春风》以及《万世师表》—冰心说 后者写的是‘清华校长梅贻琦的事迹’”。书中还注释说:“参见1987年1月19 日致巴金的信”。[4](P180)笔者查《冰心全集》未收,后来在网上“搜巴” 到了这封信。[10]   冰心与老舍友情颇厚,与赵清阁交往也很密切,她的回忆自然是十分宝贵的 资料。同时,老舍与梅贻琦也是好朋友。特别是1941年6月初,梅贻琦与罗常培 一起力邀老舍赴西南联大讲学,使老舍在昆明度过了两个多月的愉快时光。[11] 由上述情况来分析,假如老舍与赵清阁当时一起以“清华校长梅贻琦的事迹”来 合写剧本《万世师表》,那是很有可能的。   然而尽管如此,还是不能确切地断定他们是否真的合写过这个剧本。也许这 只是当时的初步设想,后来并未付诸创作;也许是在创作过程中因故辍笔,系一 部未完成的作品……这种情况,在老舍一生中是屡见不鲜的。[12](P268~280)   特别是时至今日,包括《老舍全集》和《老舍剧作全集》在内的所有老舍著 译资料中均未有该剧本的任何点滴记载。因此,在缺乏充分证据的情况下,蒋泥 就根据网上“搜巴”到的材料,将《万世师表》作为老舍剧作写入专著,显然是 不严肃的。   关于赵清阁生前编定的《中国著名作家书信集锦》书稿,出版中屡遭坎坷。 不仅书名几次更迭,出版时间也一再延后,最终以《沧海往事—中国现代著名作 家书信集锦》之名由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13]   蒋泥在未看到该书出版本的情况下,就根据网上发布的消息写进了《老舍之 谜》:“2005年6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将其出版,易名《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书信 集锦》”。[3](P111)但该书后来正式出版时,书名和出版时间均有变化。对 此,蒋泥未能及时予以改正。特别是到《老舍的沉浮人生》出版时,《沧海往事》 已经出版两年多了,蒋泥在书中仍然沿用过去的错误书名和出版时间,[4] (P190)那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值得注意的是,如今像蒋泥这样从网上“搜巴”一下资料就写作的大有人在。 例如,《文汇报》“新书摘”专栏在摘编蒋泥的《老舍的沉浮人生》时,实习编 辑“在网上找了两段较为简短的文字来用”,[14]结果把笔者文章里的两段文字 也“搜巴”到蒋泥的“书摘”中去了。[15]由此看来,从网上“搜巴”文献资料, 必须认真核对。否则,不仅错误百出,而且会侵犯他人著作权。   四   对一位作家进行综合解读,需要多方面文献资料的积累。特别是像老舍这样 的文学大家,一生的创作活动不仅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密切相关,甚至于涉及 到20世纪中国历史的若干方面。为此,除需要掌握丰富的老舍生平创作资料外, 还要熟悉中国现代文学史和20世纪中国史。   尽管蒋泥多次声称,他对老舍“无条件地喜欢”,或者视为“情人”,[16] 或者把老舍与曹雪芹作为自己“早年生命里”里的“红”色“双子星座”。[4] (P325)但恕笔者直言,蒋泥 “写老舍”的资料积累是远远不足的。据他本人 讲,在中学里,他只是偶尔接触到老舍的几篇作品;[2](P82~83),[3] (P1),[4](P325)在大学本科阶段,“学的是电讯工程专业”;[17](P13) 直到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硕士研究生后,才步入规范的专业训练。而真 正“投入许多时间,阅读、分析老舍及其相关作品”,“是从2002年起”。[4] (P325)但据笔者看来,即使在这六七年里,他也未能专心地去搜集文献资料, 因为他还从事着其它很多重要工作(“发表文学作品两百多万字”、“多次获各 类文学奖”等)。[18]   在这种资料积累不足的情况下“写老舍”,其难度可想而知!为此,蒋泥除 大量引用老舍作品和他人成果外,还以“想当然”的方式,像进行文艺作品创作 那样,去“大胆想象发挥”,[8](P139)以至于错误连篇。   比如,蒋泥多次在书中说:“七七”事变后,老舍从青岛又到了济南,但 “局势并未好转”,于是“他只好再转移,一个人挤上火车,先在武汉,着手组 织、创办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2](P42),[3](P95),[4] (P167)   众所周知,“文协”是文艺界统一战线组织,最早是由阳翰笙等人发起,并 在国共两党负责人周恩来和邵力子的大力支持下开始筹备的。[19]后来,经周恩 来与冯玉祥商谈,才提议请老舍出面主持“文协”。[20](P245)但时间上应从 1938年3月27日“文协”成立[21],以及4月3日“文协”第一次理事会上老舍被 推举为常务理事、总务部主任开始。[22](P429)为此,说老舍为“文协”作出 了卓越贡献,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说老舍到武汉后“着手组织、创办了‘中 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显然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再比如,书中对老舍1939年下半年到抗日前线慰问的介绍:   参加了作家战地慰问团,途经7个省20多个地区,历时近半年……[2] (P43),[3](P95),[4](P169)   其实,老舍参加的是“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劳团”,而不是“作家战地访问 团”。前者是由全国慰劳总会组织的,分为南北两路慰劳团。老舍参加的是北路 慰劳团,团长为贺衷寒,一行15人。[23](P286)后者是由“文协”组织的,团 长为王礼锡、副团长为宋之的,一行13人。[24]这两个团体根本不是一回事,怎 么能混淆呢?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蒋泥对老舍生平创作资料知识的欠缺,导致书中自相矛 盾之处随处可见。仅举几例:   其一,蒋泥在引述老舍致赵清阁书信时,有这样一段注释:   赵清阁原注:1957年老舍先生奉命写了一个“新喜剧”《西望长安》……   《西望长安》发表于《人民文学》1956年1月号。[3](P114),[4](P189)   写作于1957年,发表于1956年?可能吗?   实际上,《西望长安》写于1955年下半年。鉴于赵清阁的原注有误,史承钧 先生在校订《沧海往事》时特地用“补注”形式加以说明。[13](P60)对此, 蒋泥本人不去考证,对他人的考证成果又视而不见,仍然按照赵清阁有误的原注 去注释,当然要出差错了。   其二,蒋泥在《老舍的沉浮人生》中谈到老舍在大跃进年代的情况时说:   1958年“大跃进”,老舍频频出席各种座谈会、誓师会,许多作家都提出了 自己的跃进计划,老舍没有计划,但他不甘落后。譬如他给河北梆子剧院跃进剧 团写了首“诗”:   全民齐跃进,戏曲奋争先。   壮士劈山去,英雄拦马前。   红旗明晓日,粉墨好青年。   八月秦皇岛,歌潮浪接天。[4](P219)   由于这是老舍给“跃进剧团”的题诗,诗句又是歌颂“全民齐跃进”的,蒋 泥便肯定它是写于1958年“大跃进”年代了。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这首诗写于1963年夏天,载1963年11月20日《河北文学?戏剧增刊》第1号。 [25]当时,老舍应邀出席河北省文化局在秦皇岛召开的戏剧创作会议。会上,老 舍观摩了河北省梆子剧院青年跃进剧团演出的《宝莲灯》、《拦马》等剧目,然 后题诗相赠。   但蒋泥在不了解本诗写作背景和发表时间的情况下,仅凭几个“跃进”词句, 就“想当然”地断定它写于1958年“大跃进”年代,实在是太草率了。   其三,蒋泥在书中谈到老舍与宗教的关系时说:   1922年的另一件大事是,老舍领洗入教,做了一名基督徒,从而改变了他的 人生路向。   据《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24年第七期载:“舒舍予……年二十六岁,北京 人……”   他抱定为民为国牺牲之念,更名“舍予”。……   他写过一篇《北京缸瓦市伦敦会改建中华教会经过纪略》,宣传“华人自办 教会”,主张自培自立。这是老舍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可惜没能存留下来。[4] (P58~59)   首先,老舍取“舍予”为“字”,并非始于1922年皈依基督后。据1919年4 月出版的《北京师范校友会杂志》第1期刊载的《校友姓名录》说:   舒庆春,字舍予,二十一岁,京兆宛平人,通讯处:西直门内老虎庙路南。 [26]   由此可以看出,老舍取“舍予”为“字”,至少在1919年初就开始使用了。 但以“舍予”为笔名,则始于1921年4月发表新诗《海外新声》时。[27]   其次,在本期校友会杂志上,还同时发表了老舍的2篇散文(其中一篇系与 杨金垚合写),[28]和9首旧体诗。从目前所发掘的资料来看,这才是老舍最早 发表的作品。即使老舍后来发表的新诗《海外新声》[27]、短篇小说《她的失败》 [29]和《小铃儿》[30]等,也都早于1924年发表于《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7期 的《北京缸瓦市伦敦会改建中华教会经过纪略》(以下简称《纪略》),[31]何 来《纪略》“是老舍发表的第一篇作品”之说?   再其次,1980年代中期,《纪略》为日本老舍研究者渡边安代和高桥由利子 两先生在日本的国际基督教大学图书馆发现。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 究所王志远先生也在国内图书馆找到了《纪略》。[32](P208)后来,《纪略》 被收入《老舍全集》第19卷。[33](P278~284)显而易见,《纪略》被重新发 现已经20多年了,收入《老舍全集》也10年了,怎么能说“没能存留下来”呢?   最有意思的是,蒋泥虽然引用了“《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24年第七期”刊 载的对老舍的介绍文字:“舒舍予……年二十六岁,北京人……”[4](P58)但 他并不知道,这段文字恰恰就是用来专门介绍《纪略》作者舒舍予的,名之曰 《著者小记》。[34]由此看来,《纪略》是本,《著者小记》是末—因为没有 《纪略》的发表,也就没有《著者小记》的介绍文字。但由于蒋泥对文献资料不 熟悉,尽管两者都刊登在同一期《年鉴》上,他却只知道《著者小记》的内容而 不了解《纪略》的发表,这可真是名副其实的“本末倒置”了。   五   造成蒋泥“写老舍”错误众多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他未能认真地去筛选、 鉴别和考证,就“想当然”地直接使用了部分已经出版或发表的欠准确的资料, 以至于造成以讹传讹。   蒋泥在述说老舍与赵清阁的关系时曾大量转述程绍国先生整理的《鸿雁存影》 一文。[35]该文后来收入《林斤澜说》一书中。[36]整理者程绍国在该书“后记” 中表示:不仅有“靠近史诗”的愿望,而且林斤澜先生也告诫他说:“必须真 实”。[36](P365)但笔者认为,《鸿雁存影》的部分内容有悖于整理者的初衷 和林斤澜的期望。   例如,《鸿雁存影》中说:   1988年11月5日,沈从文去世。林斤澜和汪曾祺参加遗体告别仪式。[36] (P175)   实际上,沈从文先生去世后,子女根据遗嘱,“只将沈先生逝世的消息通知 了亲属和沈先生的好友,既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也不开追悼会”,[37](P220) 何来“遗体告别仪式”?如果将子女、亲属和好友前来“送别”也称之为“遗体 告别仪式”,不仅会造成混乱,也违背沈从文的遗愿。   更离谱的是,沈从文是“1988年5月10日”去世的[37](P220),不知道 《鸿雁存影》中“1988年11月5日”去世的记载从何而来?[36](P175)书中再 三强调说林斤澜与沈从文的关系“非常亲密”,[36](P169)假如连去世的时间 都记错了,又何以见得“非常亲密”呢?   令人遗憾的是,蒋泥居然把《鸿雁存影》作为“写老舍”的重要依据之一, 其后果可想而知。   1.蒋泥在书中引用《鸿雁存影》的话[36](P191)说:   “文协”成立前夕,由于老舍是当时的中间派,国共两党都能接受,所以推 举他做了协会总负责,据林斤澜说,这时“周恩来便想法让24岁的女作家赵清阁 做了老舍的秘书,由赵主编宣传抗战的文艺月刊《弹花》”。[3](P101),[4] (P177)   其一,赵清阁当时并不是中共党员,为何要周恩来想法安排她去给老舍做秘 书?况且“文协”是民间组织,并不是政府机构,根本就没有什么“秘书”之职, 只有“住会干事”一人,开始为萧伯青,后来为梅林。[38]至于赵清阁,当时担 任“文协”组织部“干事”,[39]并不在老舍主持的总务部。尽管连蒋泥本人对 此说法也有点怀疑了,可是他还是写到了书中。[4](P179~180)   其二,赵清阁当时主编宣传抗战的文艺月刊《弹花》,那是经卢冀野教授的 推荐,接受的是私营书店华中图书公司老板唐性天的委托,并非是周恩来的旨意。 正如赵清阁所回忆的:“有一天我和卢冀野在张静庐家遇到唐性天,谈起刊物事, 我们极力鼓动,卢冀野并推荐由我主编,唐性天知道我编过刊物,认识不少名作 家;几经磋商,他便决定办一个纯文艺刊物(张静庐似乎办了一个戏剧刊物), 让我主编。刊名《弹花文艺》(以后简称《弹花》),寓意抗战的子弹,开出胜 利之花。”[40](P166)   2.蒋泥在书中借用《鸿雁存影》的记述[36](P191)说:   1938年7月,武汉吃紧,赵清阁随老舍到了重庆。[3](P104),[4](P180)   事实上,赵清阁是为了延续《弹花》的生命才决定与好友杨郁文一起入川的。 为此,1938年7月10日老舍在武汉同春酒馆为赵清阁饯行。鉴于当时船票紧张, 赵清阁到宜昌后候船半月之久,直到月底始到重庆。[41](P201)而老舍则是根 据“文协”理事会的决议负责“文协”搬迁事宜。[42]7月30日,老舍与何容、 老向和萧伯青一行四人携带“文协”印鉴和文件离开武汉,于8月14日抵达重庆。 [43]由此看来,老舍从武汉启程时,赵清阁已经在重庆了,根本不存在“赵清阁 随老舍到了重庆”之事。笔者认为,这是他们俩人各自为工作或事业而进行的再 次流亡,且时间相异,任务有别,各自结伴同行。对此,不能没有依据就硬和男 女之情扯到一起。   3.蒋泥在书中转述《鸿雁存影》中林斤澜的话[36](P184)说:   邓友梅打成右派,老舍著文批判,发表在《人民日报》。[3](P153),[4] (P251)   据笔者查阅,老舍在《人民日报》上著文批判过过胡风、丁玲、陈企霞、吴 祖光和刘绍棠等人,○2并没有看到点名批判邓友梅的文章。   (四)蒋泥在书中采用《鸿雁存影》的记述[36](P177~178)说:   1954年8月21日,老舍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这是中国首次“选举”人民代 表,他感到很激动,有了思路,要写一部《一家代表》的戏。如林斤澜说的, 《茶馆》的前身是《一家代表》,或者说《一家代表》催生了《茶馆》。[3] (P139),[4](P227~228)   事实是,老舍的《一家代表》写于1951年夏天,两幕六场,其中第一幕发表 于1951年10月1日、11月1日《北京文艺》第3卷第1、2期。老舍说他写这个剧本 的意图是:“借着这短短的话剧,我希望能尽一点扩大民主政治影响的宣传责 任。”[44](P308)而《茶馆》则完成于1956年,它通过北京裕泰茶馆的变迁, 深刻地反映了从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三个历史时期的社 会变迁情况。[45]显而易见,《一家代表》与《茶馆》并不存在什么“催生”关 系。   无独有偶,张彦林先生的《锦心秀女赵清阁》也存在着明显的文献资料讹误。 [46]蒋泥不仅称赞它“资料最为翔实”,[3](P100),[4](P176)而且也成为 他写老舍与赵清阁关系的重要参考之一。特别是蒋泥在书中采用了张彦林关于赵 清阁出生年月的错误记述:“赵清阁,1914年农历五月初九生”,[3](P101), [4](P176)无疑是欠妥的。   对于赵清阁的出生时间,《赵清阁文艺生涯年谱》中有着确切记载。[41] (P198)这份《年谱》经赵清阁“核阅”过,因而比较准确。关于此事,赵清阁 也与史承钧交谈过,说她出生于1914年农历4月15日,1950年代人口普查时由公 安局改为公历5月9日。○3为此,史承钧在校订《沧海往事》“老舍四封信之一” 时,特意在“补注”中说明:赵之寿日为五月九日(农历四月十五日)。[13] (P55)然而,蒋泥对这些准确记载一律视而不见,他在书中依旧采用张彦林不 正确的记述——将赵清阁的出生时间从“公历”改为“农历”。这样,无疑是会 造成混乱的—因为1914年“农历五月初九”为“公历7月1日”,这与“公历5月9 日”相差50多天。   六   以上,笔者列举了蒋泥“写老舍”的文献资料讹误与学术失范现象。尽管只 是其中的一部分,却已令人触目惊心。   在“演义”、“戏说”类作品盛行的今天,假如蒋泥把他“写老舍”的成果 归之于这一类的话,那倒是可以让人理解并原谅的。然而,他不—他对自己的作 品很“满意”,他要争“正统”,要抢先进行“自我炒作”。   《老舍之谜》出版后,蒋泥撰文说:“我的这本《老舍之谜》初稿成于2003 年,2006年作了两次较大规模的修改。运用最新资料,结合自己对老舍作品的阅 读体会,我解开了许多新话题。”[16]   在《老舍的沉浮人生·后记》中则进一步说:“从2002年起,我投入了许多 时间,阅读、分析老舍及其相关作品,顺带着对他这个人进行了研究,写过不少 文章,先后在《社会科学论坛》《闲话》《良友》等杂志发表,反响都还不错。” [4](P325)   这无疑会给人造成如下印象:蒋泥不仅治学严谨,而且取得了突破性成果, 社会反响也不错。最终,使他的《老舍的沉浮人生》跻身于三台话剧(《骆驼祥 子》、《龙须沟》和《茶馆》)、一部曲剧(《茶馆》)、一个展览(老舍先生 诞辰110周年纪念展)、一本书(《老舍的沉浮人生》)的行列,成为纪念老舍 先生诞辰110周年的重要成果之一。[47]   在进行“自我炒作”的同时,蒋泥还善于利用媒体进行“炒作”。比如, 《老舍之谜》问世后,不仅报刊上称赞该书“揭开老舍的别样面孔,得出一些不 一样的结论”,[48]而且还荣登某晚报的“热书排行榜”。[49]   《老舍的沉浮人生》出版后,责任编辑率先带头推荐,[50]多家报刊争相报 道或转载,○4称赞该书“精心介绍、剖析老舍成长过程里的曲折机缘、情感历 程、作品的艺术特色以及其1949年以后的诸多表现,最后从多角度复制出老舍沉 湖前宏大的历史场景”。[47]但很容易看出来,各家报刊报道的内容大同小异, 甚至连标题都差不多。这其中的奥妙,不言自明。   这些“炒作”,既误导了读者,也给海内外老舍研究造成了混乱,以至于出 现了短暂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   自1929年朱自清先生首开“老舍研究”先河以来,[51]已有80年的历史,也 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可是,当纪念老舍诞辰110周年的时候,冠以“纪念” 名义出版的《老舍的沉浮人生》却是这样一本“错误百出”的书,自然是令人十 分遗憾和痛心的。   尤其发人深省的是,作为老舍研究者,许多人至今仍然掂不准蒋泥“写老舍” 成果的份量,看不出它究竟错在何处。对于一般读者来说,那就更难识别蒋泥 “写老舍”的真伪了,因而只能蒙在鼓里。由此看来,轻视文献资料建设,必然 要付出惨重代价;而纠正学术不端,更是刻不容缓。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笔者也并不抹杀蒋泥其它方面的成绩,更谈不到与他 有什么恩怨。写作本文的目的是呼吁关注文献资料建设,纠正学术不端现象,促 进学术研究繁荣发展。欢迎读者批评指正,也期待着与蒋泥对话。正如蒋泥所说: “批评和接受批评的人,在公开、独立、自由、自愿的前提下,是能把真理越辩 越明的。”[52]   ————————   注释:   ○1 本文刊载时略有删节改动,此为作者原稿。   ○2 老舍:《看穿了胡风的心》,载1955年5月21日《人民日报》;《个人 与集体——在中共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载1957年8月17日 《人民日报》;《吴祖光为什么怨气冲天》,载1957年8月20日《人民日报》; 《勖青年作家——在“批判”刘绍棠大会上的讲话》,载1957年10月17日《人民 日报》。   ○3 上海师范大学史承钧教授与笔者的谈话。   ○4 蒋泥:《追问老舍的世界》,载《北京文学》2009年第3期。蒋泥: 《老舍生命中的三位女性》,载2009年2月25日《文汇报》第11版。舒晋瑜: 《评传〈老舍的沉浮人生〉 纪念老舍诞辰110周年》,载《中华读书报》2009年 1月21日第2版;《新书出版 纪念老舍诞辰110周年》,载《中华读书报》2009年 2月4日第1版;卜昌伟:《蒋泥新作纪念老舍诞辰110周年》,载2009年2月3日 《京华时报》第A25版。   参考文献:   [1] 蒋泥.可以投机才有人投机[J].文艺争鸣,2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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