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5.dxiong.com)(www.xinyusi.info)(xys2.dropin.org)◇◇ 　　余秋雨的十三个欺世之谎 　　作者：吴拯修 　　一，余秋雨一再拿父亲在文革中受到批判说事，其罪名一会儿说是阶级异己 分子，一会儿又说是右派，一会儿说是反革命，真相究竟在哪里？ 　　余秋雨的说法： 　　“罪行累累、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余学文，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 后就靠了边”、“打倒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余学文”。 　　(《借我一生》第588页） 　　我的爸爸余学文，因为议论过“文革”之类莫须有的罪名被打成右派，十年 蒙冤。《我这三十年·我赶上了这巨大的历史机遇》 　　一九六八年六月，我老实的爸爸被打成了反革命。（《我等不到了》选载之 三（2010年7月6日《作家文摘》） 　　事实是：自相矛盾的叙述本身就可以证明是谎言。 　　由于自己很早就离开了泰昌中心店，因此对余秋雨书中写到的余经理进一步 受审查的情况，也是闻所未闻。“在运动开始后不久就借调到公司搞通讯报导工 作”，而且“在余秋雨书中被述及的与他父亲一案有关的一些人，不是我的朋友， 就是我的同事”。 　　邓宾善（余秋雨父亲的同事）《有关余秋雨父亲的几件往事》（《档案春秋》 2005年第1期） 　　二，说我参加过“石一歌”，是造谣。“石一歌”是周恩来领导的教材编写 组，是四个工农兵学员给少年儿童编故事的笔名。 　　余秋雨的说法： 　　例如，十几年来，他们一直在造谣说我在“文革”里面参加一个叫“石一歌” 的组织。我悬赏了600天，任何人能够指出我用“石一歌”的名义写过一篇、一 段、一行、一句他们指控的文字，我就奖给他我全年的薪水，这事由上海的律师 协会的监视长来执行。600天，结果没有一个人能指出，可见这彻底是谣言。但 奇怪的是，直到今天，他们还是这么说，永不改口，又永不出示证据。 　　（《张公者对话余秋雨全文》2009-07-05 ) 　　教材编写组设在复旦大学的学生宿舍里，组长是华东师大的教师，副组长是 复旦的教师，以他们领头又成立了一个“核心组”。组内有一半是工农兵学员， 按照当时的原则，他们也是领导，领导的人数远远超过我们这几个小单位来的 “群众”。（《借我一生》第235-236页） 　　编写的任务其实很轻，工农兵学员们在为少年儿童出版社写一些鲁迅的小故 事，用的笔名叫“石一歌”；各校来的教师在为工农兵学员注释几篇鲁迅作品， 再为他们写一本通俗的鲁迅生平，我分到广州一段。鲁迅在广州只逗留了几个月， 写起来非常简单。 　　（《借我一生》235-236页） 　　事实是： 　　石一歌小组的缘起是总理陪外宾来上海时，对张春桥讲起鲁迅最后的十年在 上海，这十年也是鲁迅最光彩的十年，你们上海应该有人研究鲁迅。这个任务张 春桥交给了我，我就在上海物色了大学中文系教师，工农兵学员，十一个人，其 中包括余秋雨。我提出的任务是写一部鲁迅传，从写鲁迅的故事开始，可以作为 单篇的小故事在报刊上发表，这样做可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石一歌是十一个人 的谐音，是集体的笔名，石一歌的作品是集体创作，余秋雨因为他文字表达的能 力强一些，所以让他统改润饰一下文字，仅此而已。这没有什么不光彩，即使放 到现在来看也是一件好事嘛，用不到忌讳呀！至于余参加鲁迅展代表团是我提名 的，这个计划在当年七、八月间早就确定了，我报了国务院的文物局。为什么提 名他去日本呢？一方面他在石一歌小组做了不少工作，另一方面鲁迅公园的鲁迅 生平展是我与他一起去那儿审定的。日本仙台那个鲁迅展是以这个展览为基础的， 所以由我担任这个团的团长，人选都是我与文物局商量着定的。事情的过程就是 如此，为什么要说假话呢？那时候他各方面的表现确实不错，后来他突发肝炎， 住院修(休)养，去故乡疗养，都是我同意和安排的。他刚得病时，我还去他家探 望过，我待他不薄，写作组的许多同事待他也都不薄，我不知道为什么在他作品 中不说真话呢？ 　　朱永嘉《沙叶新和我一起吃饭》 　　三，我从来不用笔名写作。 　　余秋雨的说法： 　　最后临别时他问：“你的名字是笔名吗？” 　　“不，真名。我从来不用笔名写作。” 　　《借我一生》277页 　　事实是：《走出彼得堡》就是余秋雨改写定稿的，笔名任犊。 　　其中，发表于《朝霞》一九七五年三月号上的《走出彼得堡》一文，先由文 艺组小高起草，未经通过，接着，由你改写后定稿，署名任犊。发表后，曾深得 张春桥的赞赏。你在改写的过程中，写过的文字，恐怕就远不止“一段、一行、 一句”了吧？！这篇文章在当时名噪一时，“文革”后，又被认为是“阴谋文艺” 迫害工人作者的“杰作”。其中难道“没有一点政治问题的痕迹”？ 　　《陈冀德给余秋雨的信》引自吴中杰《余秋雨与上海写作组》 　　四，写作组是一个编入政府序列的市级行政管理系统，而不是什么阴谋集团。 　　余秋雨的说法： 　　写作组是一个编入政府序列的市级行政管理系统，而不是什么阴谋集团。 　　《借我一生》255页 　　事实是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徐景贤的刑事判决书认定： 　　徐景贤还煽动一些人“要有杀头的准备”编写文艺作品，并伙同朱永嘉等直 接指挥写作班子，在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诬陷中央和地方一批领导干部， “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变成走资派”，是所谓的继续革命的对象，煽动对他们进行 诬陷和迫害。 　　王文正口述《以共和国名义判决》 　　可是他们制造的“作品”都是他们用来进行政治阴谋的工具。在那一段时期 出现的作品里，既没有生活，也没有革命，更没有文学，有的只是谎言。不到十 年，它们全给扔进了垃圾箱。…“四人帮”垮台了，他们的“阴谋文艺”破产了。 　　巴金《讲真话的书》774页 　　五，我连小组长都没做过。 　　余秋雨的说法： 　　鲁豫：你当时（指做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时多少岁？ 　　余秋雨：三十多岁，不到四十。而且我没做过小组长…… 　　《智者 鲁豫有约》157页 　　事实是： 　　原上海戏剧学院院长陈恭敏说：“他在学校里影响太大了，工军宣队都很重 视他。那个时候教师里面他是唯一一个党委委员，工宣队一直对他很器重。” 　　余秋雨的写作组同事、原上海写作组文艺组成员徐缉熙记得，“当时（四人 帮粉碎以前）有个传闻，戏剧学院希望余秋雨回去当党委书记，当时朱永嘉不 放。”而朱永嘉的说法证实：“戏剧学院的军宣队曾来写作组要求调余秋雨回去 任院的革委会副主任，我没有放人，搞行政工作非其长也。” 　　《新京报》2004年8月13日 　　六，我没有写过大批判文章。 　　我没有写过大批判文章。 　　1995年5月答香港《明报》记者问 　　十年间，我从未参加过任何大批判。 　　《借我一生》296页 　　事实是：现在发现的余秋雨在文革期间所写的大批判文章有： 　　1、《胡适传——五四前后》，署名余秋雨，载1974年第1期； 　　2、《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署名余秋雨，载1975年第8期； 　　3、《评胡适的<水浒>考证》，署名余秋雨，载1975年第10期； 　　4、《尊孔与卖国之间——从鲁迅对胡适的一场斗争谈起》，署名秋雨，载 1973年第3期； 　　5、散文《记一位县委书记》，署名余秋雨，载《朝霞》1975年第7期； 　　6、散文《路》，署名余秋雨，载1976年1月17日《人民日报》； 　　7、《走出彼得堡》，署名任犊，《朝霞》1975年3月号。 　　周培松（原上海戏剧学院文学系党总支书记）：我觉得，余秋雨是参加过大 批判的。而且不止一次参加过大批判，批判的范围、面积都比较大。比如“评法 批儒”他就参加了，也是在大批判。他作报告了，而且不止一次地作报告，当时 台下的老师还很骄傲。（《庭外“审判”余秋雨》322页） 　　七，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总理去世时，余秋雨在上海虹桥医院组织了全上 海惟一公众性的追悼会，余秋雨致悼词。 　　余秋雨的说法： 　　……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总理去世时我正好又被关进了上海虹桥医院的肝 炎隔离病区…… 　　这时突然传达通知，上海严禁各单位的一切悼念活动。我，赵锦绣，还有静 安区的一位叫赵纪锁的干部，三人听了传达只说了一句。“我们是病人，怕什 么”，便立即在病区底楼的一个仓库里布置灵堂，组织全病区举行隆重追悼会， 由赵纪锁先生主持，我致悼词。 　　事后，我还独自把病床搬到灵堂隔壁守护，以防有人来拆除。我相信这很可 能是当时全上海惟一公众性的周恩来灵堂。这件事，当年虹桥医院的第六病区的 所有病友和医护人员，都不会忘记。 　　《借我一生》293页 　　事实是： 　　1975年到1976年，在盛忠健老师的帮助下，我躲进了奉化的一座半山。 　　《中国作家自述·余秋雨》上海文艺出版集团 　　既然余秋雨自述，1975年到1976年，他在奉化，如何在上海现身？ 　　八，“揭批查”运动是清查反对“文革”的人，清查的内容是围绕着“反对 和迫害毛主席”这个主轴。我被清查是因为反对“毛主席发动文革”。 　　余秋雨的说法： 　　一个月后，我被通知：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说清楚。 　　《借我一生》284页 　　代表领导部门的冯岗先生，“启发”出了余秋雨曾经议论毛主席的两句话： 　　“毛主席对文革错误应负相当的责任。”“毛主席去世的时候我没有流泪， 更多的是思考。” 　　《借我一生》286页 　　当时解释‘四人帮’的罪行是反对和迫害毛主席，清查的内容也围绕着这个 主轴。 　　《我这三十年·我赶上了这巨大的历史机遇》 　　事实是： 　　我参加了对余秋雨的复查工作，看过夏其言同志负责的工作组移交给上海戏 剧学院的有关余秋雨的材料，其中丝毫没有余秋雨上面所说的问题，一点也看不 出余秋雨是因为反对毛主席发动“文革”而对他进行清查的。 　　周培松（原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党总支书记）《“记忆”请勿掺假》 （武汉《新周报》2004年11月3日） 　　九，文革的历史问题是需要“轰毁的三座大山”中的“剩下的”部分。 　　我说轰毁了三座大山中的大部分，是指“阶级成分”、“社会关系”这两座 大山的全部，以及“历史问题”这座大山的九成。剩下的，确实不多了，其中大 半属于“文革”的“历史问题”。 《借我一生》361页 　　事实是：“文革”的历史问题不许翻案！ 　　十，“文革”中，我一直处于被批判和半强迫劳动状态。 　　事实是：余秋雨是同届学生中唯一分配留校的，是工宣队时期教师中唯一的 校党委委员。 　　十一，电影越剧《红楼梦》复映和开放古今中外的文艺作品是余秋雨的主意。 　　余秋雨的说法： 　　他（车文仪，时任上海宣传部长，吴注）后来一次次找我，主要是讨论上海 能开放哪些古今中外的文艺作品。本来这事跟着北京走就是了，但他想稍稍走得 比北京快一点。我相信这事他还会与别人讨论，只希望我能预先给他讲得细一点、 全一点……文化大革命几乎禁绝了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文艺作品，现在拨乱反正， 理应果断解禁，但像车部长他们那一代人却很难下这样的决心，生怕在哪一点上 出了问题，因此要一部一部“过堂”。让我暗自喜悦的是，每说通一部，便是一 部伟大作品与一座伟大城市的重新见面。 　　首先我用的办法是抬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只要他们提到过的欧洲经典 名作，都立即开放。这对车部长这样的老干部来说，最具有“通过”的说服力。 于是从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到贝多芬，都满城绿灯。 　　最先开放的是越剧《红楼梦》，理由也只有一条：毛泽东喜欢《红楼梦》。 记得这部片子的“复映”活动在上海文化广场举行，几天下来，真可以说人山人 海、一票难求。 　　《借我一生》278页 　　在《我这三十年·我赶上了这巨大的历史机遇》中，他改口说，这件事发生 在1979年，车文仪变成了“一些老干部”。 　　事实是：电影越剧《红楼梦》复映在1978年5月，重印古典文学名著从1978 年2月起。不管余秋雨说的是1977年初还是1979年，余秋雨都不可能参与其中。 1977年早了，1979年迟了，而1978年余秋雨在被清查中。 　　十二，1979年夏天，我应陈荒煤、徐中玉的邀请参加了在庐山召开了全国文 艺理论研讨会，大家很看重我，选举我为全国艺术理论研究会秘书长。 　　余秋雨的说法：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半年后，我应邀参加了在庐山召 开的全国文艺理论研讨会。这个会议开得非常盛大，绝大多数文化名人都参加 了。……我是这个会议最年轻的代表，在总结大会上被选为全国艺术理论研究会 秘书长，这年我三十三岁。（174页） 　　我接受陈荒煤、徐中玉等先生的邀请，出席在庐山召开的全国文艺理论研讨 会，并被选为全国艺术理论学会秘书长。（2004年8月13日《新京报》） 　　事实是：余秋雨参加的是1980年夏天的“全国高等学校文艺理论学术讨论 会”，秘书长是徐中玉，余秋雨根本没有被选为什么秘书长。徐中玉说，“我根 本不知道有余秋雨这个人，怎么会邀请他？余秋雨在胡说八道。” 　　十三，王元化先生写信力挺余秋雨。 　　余秋雨的说法： 　　对此，王元化先生给我写来一封短信，说：“十几年来，他们除了骂你，没 写过其他任何像样的文字，而你，除了没有回骂，却写下了一切。这就够了。” 　　《问学·余秋雨》第317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年10月第1版） 　　事实是：《王元化集》卷九的400多封书信中未见收录这一重要信件。余秋 雨既然公开了王元化先生给他的私信，他就应该对公众提供真相，至少应该把复 印件交给“王元化研究中心”，以便人们对王元化先生有更全面的了解。 　　笔者的《真假难辨的“知音”》一文在上海《东方早报》发表后，王元化先 生的儿子王承义博士给笔者打来电话：“我代表我的父母亲向你表示感谢。” 　　2010年10月10日 (XYS20101122) ◇◇新语丝(www.xys.org)(xys5.dxiong.com)(www.xinyusi.info)(xys2.dropin.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