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newxys.com)(xys10.dxiong.com)◇◇   病毒与上帝,橘子皮与党   作者:YANGYANG CHENG   2020年4月3日纽约时报   芝加哥——我的母亲相信,上帝和中国共产党将会击退新冠病毒。   “为武汉祈祷,为中国祈祷,”她敦促我。武汉是湖北省省会,疫情的最初 暴发地。那是2月初,武汉封城已有一个多星期。母亲生活在我的家乡城市,所 属省份与湖北相邻。与中国大部分地区一样,这里也采取了隔离措施。但相对来 说,她是安全的;眼看着危机在中国蔓延开来时,这一点给我带来自私的安慰: 我是她唯一的孩子,生活在病毒几乎还未触及的地球另一端。   1月末以来,每天早上,我在芝加哥一醒来都会看到母亲发来的一长串消息。 邮件和短信会一直延续到午饭时间;有时在下午也会跳出来,这时我就知道,她 又度过一个不眠之夜。   母亲给我转发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说政府如何快速行动抗击病毒。她发来 与朋友的对话截屏,他们讨论隔离的生活,以及如何劝服不守规矩的亲人待在家 中。   她还会给我发来《圣经》的摘选,分享教会的祷词。随着室内聚会取消,母 亲常去的那座经国家批准的教堂将礼拜移到了线上。牧师通过万能的中国通讯软 件微信来布道,教徒也用它来相互问候关照。   母亲是一名退休小学教师。我曾经也是她的学生。在我加入共产党的青少年 组织少先队后,她教会我唱国歌、系红领巾。1990年代末,儿时的我一天天地坐 在她的课堂上,她的课教习汉字,同时也引入历史与思政教育。我从未怀疑,母 亲真心相信自己所教的内容,而且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也相信。   政府发放的教材如此简单,却包含了分别好坏及如何赋予人生意义的所有答 案。党是好的;不服从是坏的。为国家和人民服务是人生的最崇高形式。   然而,尽管爱国教育讲述了那么多革命烈士的故事,却从未教人如何哀悼逝 者。20年前,父亲突然离世后,母亲开始去教堂。她在我们俩的枕头下各放一本 《圣经》,我们每次旅行时她也都带着。我那时10岁,对于神的存在感到踟蹰矛 盾,但每晚还是与她一起做睡前祷告。我并没有选择的权利。   2009年夏天,我离开中国到美国读研究生,之后留下来工作生活。在老家的 孤单生活中,母亲越来越虔诚。对上帝诉说能安抚她的渴念。   近年来,中国政府加强威权控制,取缔共产党视野之外的穆斯林少数族裔和 地下教会。有时我会想,会不会有一天母亲要被迫在上帝和党之间做出选择?她 脑中是否闪过这个可能性呢?   在我母亲这代人的成长岁月里,所有舶来的信仰都是异端邪说,所有传统宗 教都是迷信。当中国摆脱政治狂热的深渊重获新生时,共产党学到了宝贵的一课: 面对无法根除的人性欲望,不论是对物质财富的追求,还是精神安慰的需求,招 安比打压要有效得多。   个人住所里的私密宗教团体是可疑的,因为这样的组织力量可以被用作政治 目的。但城市中心的大型教堂,比如母亲去的那座,则懂得如何不引起政府的反 感。   母亲不认为自己的宗教信仰与政治忠诚有任何矛盾之处。“所有的政府都为 了人民好,”她说,“而每个年龄段的人都要相信点什么。”   12月末,第一例Covid-19病例在武汉通报确诊,1月初确认病毒人传人。然 而,由于惧怕社会混乱与政治负面影响,中国官员隐瞒了信息。瞒报的情况曝光 后引起了剧烈震荡。很多人在网上表达愤怒,要求信息透明和问责。   在武汉封锁早期,像“#我要言论自由”这样的话题成为热门——浏览中国 社交媒体的时候,我想着,也许可以趁机上一堂课。当然,我并未抱有幻想,认 为一时盛行的不满可以演变为一场更广泛的政治觉醒。但如果目标对象仅仅是一 个人,我也许能取得一定进展,也许能帮助母亲意识到她所崇拜的政府并非无可 非议。   面对我列出的疫情初期官方欺瞒和应对不当的证据,母亲一一做出解释。政 府并没有隐瞒;病毒有两个星期的潜伏期。封锁没有太迟;大家需要时间回自己 的家乡。封城是武汉居民所乐见的,城市里生活一如往常。   母亲对党的俯首帖耳让我感到难以置信。她察觉到了我的气恼。“这不是你 的错,”她用一种柔和到近乎陌生的语气说,“你走了太久。你被西方媒体误导 了。”   母亲只读中文,也不知道如何翻越中国的防火长城。但即便是接受同样的信 息,我们的反应依然会大相径庭。   母亲看到武汉临时医院施工的神速,为中国效率喝彩;我却担心为了赶上吹 捧过度的工期而埋下安全问题。母亲看到一夜之间冒出来的路边检查点和社区巡 逻,称赞政府工作的细致;我则思忖国家在多大程度上借公共危机来扩大其监控 权力。   军队力量被派往武汉支援,再次激起母亲对军队的崇拜:她年轻时一度梦想 穿上军装。我则以深切怀疑的态度看待所有的国家暴力工具,并相信将资源用在 教育和医疗上会使人民受惠更多。   “你是否考虑过这样的可能性:政府可以使用它的权力来实施伤害,包括针 对自己的人民?”我给母亲这样写道。   “你思考得很彻底,问的问题也很有意思,”她回答说,“上帝惩罚作恶的 人。如果人民听从上帝,他们会受到保护。”   我无法分辨,她这是在把上帝当作对国家权力的终极制约,还是暗示国家如 同上帝,不容质疑。   “难道你不记得30年前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吗?”我感觉这些话语在我的指 尖灼烧,但我克制了打字的手。天安门事件的话题在中国被禁。我转而引用纳粹 德国的例子,阐述国家权力不受约束的危险和普通人的共谋。   “如果有空,你可以读读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我提议说, “她的书有译本,而且不难找。”   母亲回复确认阿伦特的中文译名。“如果女儿向我推荐,我一定会读的。你 是博士,而我从来没上过大学。”   母亲告诉我,她炒了一盘橘子皮。那是2月中旬。她已经两个星期没有离开 公寓了,蔬菜也所剩无几。   “我在网上搜了。橘子皮富含维生素!”她庆幸自己的机智:“我太聪明了。 出去太危险了。”   我被负罪感包裹。我意识到自己没有问过母亲她的情况。我关注家乡的病例 统计,算着她被感染的几率。我从她每天发的消息数量和长度,来猜测她的大抵 身体状况:她花这么多时间在线,精力一定不错!我告诉自己,她住在一个安全 的区域,周围商店众多,附近有亲有友,再说她还有教会和互助小组。   我自视这是保持理智,并尊重她的自主权,以安抚自己的良心。我将我们每 天关于疫情的交流变成了随时随机的哲学和政府管理课。但也许,我诉诸逻辑、 数学和争辩,是因为我不敢面对那不可避免的时间诅咒,不敢过多去想母亲身体 每况愈下的前景。   母亲对更高权力的信念坚定不移,这让我不安;这意味着她在顺从。她相信。 她重述被灌输的话。她将愤怒和不满置之一边。   从我能记事起,母亲一直是愤怒的。她愤怒于父母偏爱他们的儿子。她对自 己的兄弟感到愤怒,因为他们被过度宠溺。在父亲生前,她也生他的气,而他过 世后她则对自己不珍惜有他的日子而愤怒。她气工作场合恃强凌弱的同事,气班 上吵闹的学生,也气街上多收她钱的商贩。她对我发怒,随便什么理由,或者干 脆没有理由。   我从来没有屈服于她的愤怒,但尽早离开了家门。我在自己和母亲的脾气之 间放置了一片海洋和两道国门。   搬到美国不久,她就开始请求我的原谅。她称颂上帝打开了自己的双眼,让 她看清自己的罪行,并一再为自己以前对待我的方式道歉。“把我当作你所有不 快的出气口!”她要求我,“把所有的脏水、脏字泼向我吧!”我不认为母亲相 信复仇是伸张正义的方式,但在她恳求被惩罚的行为中,我看到了她的自我憎恨: 她如此厌恶自己,因为她曾一再伤害的人是她最珍视的唯一的孩子。   多年来,母亲一再向我表达搬来跟我一起住的心愿。我告诉她,这不现实。 她不会说这里的语言,在美国也没有朋友。我作为学者资历尚浅,工作不稳定, 工时也很长。这都不要紧,母亲说:只要跟我在一起,她就满足了。她会给我打 扫做饭。她有积蓄和退休金。她不会成为负累。她只是想帮忙。她尝试给出无条 件的爱:我的一切,能为你所用的,都是你的。   我试图向她解释,母亲可不是佣人。情感依赖是不健康的。请培养个爱好吧。 请为自己而活吧。我知道,母亲将我的建议视作彻底的拒绝——她得找到自己的 生活,因为她的生活已经不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   这大半年来,母亲一反常态地热切关注全球事务,这不是出于新发现的兴趣, 而是再次尝试跟我交流并纠正我的错误观念。我为英文出版物撰写中国政治与社 会相关的文章,而且常常批评中国政府的滥权。因为清楚中国政府如何向批评者 和他们的亲友施压,我从未向母亲提及过这些文章:反正她也无法阅读;语言障 碍和我们之间的物理距离,应该可以保护她。   但她还是发现了。这些反动文章在我们之间创造了一个巨大的负空间。我们 不会明确地谈论这件事。但母亲会说起我所写的话题,进而表达她自己的观点, 而且总是与政府的观点一致。我则回击。每一次戳穿她的论点、挑战她的价值体 系的时候,我都暗暗希冀,也许更近地摩擦她的感知神经,能够引燃新的火种。   我怀念过去的争吵,当然不是因为它造成的创伤,而是怀念那个我所记得并 害怕失去的女人,怀念她从不熄灭、不依不饶的力量。我将如今母亲的顺从看作 一种不详的衰退,就像石块在分崩离析之前,被磨去了边角。   “你是怀有强烈正义感的好孩子。”当我告诉母亲,我为封城后武汉的老人、 穷人和残障人担忧时,她这样写道。接着,她将我对国家压迫的不满归因于她对 我压制性的抚养方式,并写道,我的政治违逆无异于孩子对父母的叛逆。   我被她的说辞惹恼了。“别把所有事都扯到你身上!”我打出这句话。光标 闪烁在这些字词右侧,我盯着屏幕,它们的残忍让我感到犹豫。但最后我还是点 了“发送”。   到了3月初,Covid-19疫情演变为全球大流行。随着美国的疫情扩大,母亲 问我口罩够不够。“我刚从以前一个学生的父亲那里听说了这个网站。他儿子在 美国上学。”她打出网站的名称:亚-马-逊。   “一定要尽量多买,”她又嘱托说,“还有手套。要是没货了,告诉我,我 给你寄。”   中国政府严酷的手段遏制了病毒在国内的传播,但在这之前病毒已经越过其 他国界,而这些国家的当局和公众未能及时作出反应。   母亲觉得自己对党坚定不移的拥护得到了彻底平反。“自由、民主、人权: 都是谎言!什么都没有活着重要。”   现在她成天在网上查看境外的最新情况,关注病例数量的攀升和西方政府的 蹩脚应对。她向我传授安全度过疫情亲证有效的秘诀,包括她难得出去购物时的 穿戴行头:两层口罩,两层手套,鞋子上裹两层塑料袋,没有护目镜以太阳镜代 替,最后穿上带帽子的外套,领口可以束紧的那种。她小区门口的保安夸她措施 做得好,母亲得意地告诉我:“他说他们家人都应该向我学习。”   她让我拍橱柜内部的照片发给她,她好给我的应急准备打分。我告诉她我什 么都不缺,而且囤积物品只会降低社区整体的安全。“要是你没法不担心,去担 心最脆弱的那些人。无家可归的,没有医保的,边境的移民,还有监狱和拘留所 里的人。”   “你说得对,”母亲回复说,“我一心想着你了,因为你是我女儿。”她进 而对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为何不提供全民医保提出疑问:“在中国,人人都能 得到治疗,而且新冠病毒的所有治疗都是免费的。”   “你为什么要这样说?你我都知道这不是实情。”没有必要为了指出美国的 问题,而将中国说成乌托邦。   我想起十几岁时陪母亲去主日弥撒的情景。教堂的走廊常常挤满了附近村庄 来的父母和他们一看就知道病弱的孩子:因为找到医生的希望渺茫,他们来找上 帝。走过他们身边时,母亲会让我不要看他们。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也这样对待中国新冠疫情的新闻:她的消息,从来没有 脱离共产党的叙事:决心、进展和势在必得的胜利。但是官方叙事并非全部的事 实。   我则紧紧盯住母亲移开视线的地方。我告诉自己,如果不能在现场提供协助, 至少我可以做一个见证者。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执迷于惨剧,并思忖这是不是出 于自私:我将自己的情感沉浸在人类悲痛的海洋里,这样我的个人问题相对就微 不足道了。   “多吃洋葱,”母亲写道,“洋葱让你哭,这样可以排出病毒。”我摇了摇 头。如果眼泪是消毒剂,我已然百毒不侵了。   我指责母亲太狭隘,告诉她应该去关注那些不幸的人,而不是为我心烦。我 听起来很高尚。我有科学头脑。但实际上,我是因为要接受她的关爱而感到极度 不适:与母亲的关系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亲密关系,而我彻底失败了。我不值得 被爱。   “每一天/我想着死亡/想着疾病,饥饿/暴力,恐怖主义,战争/世界末日/ 这让我/可以不去想别的,”英国诗人罗杰·麦格夫(Roger McGough)1979年在 《幸存者》(Survivor)中这样写道。   麦格夫最近重写了这首诗。新版这样开头:“每一天/我想着新冠病毒/想着 脱欧/想着全球变暖。”   我与身在意大利的一位好友保持着通信。3月19日,当意大利的死亡病例超 过中国时,他来消息说他和家人都好。他分享了罗马城他家附近窗户挂下意大利 国旗的照片。他描述了人们在阳台上唱国歌的情景。   早在2月时,母亲发了我一个视频链接,视频里被封城内的武汉居民在窗后 齐唱《义勇军进行曲》,中国的国歌。“你一定得看看,”母亲说。视频让她感 动落泪。   现在,中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放松了隔离政策,并试图建立全面战胜新冠病 毒的叙事。武汉的封锁据信将在4月8日解除。在母亲的城市,人们被允许出门, 但出门的人并不多:一些人害怕第二波传染。   尽管如此,由于如今疫情在各大洲暴发已经几个星期,很多海外的中国人回 到了祖国;中国目前似乎更安全。但面对缩减的航线和猛涨的票价,一些学生找 不到国家的飞机。“可怜了他们的父母啊!”母亲写道。她在滞留的学生身上看 到我的影子。   “你要不要考虑也回来?”3月中旬母亲在电话上问我。   要是换做其他人这样说,我一定会讥讽说如果我回去,可能要被送去另一种 隔离——而且常常不止14天。但我把这话吞回肚里。悲伤将我裹挟。   最近母亲给我发来她给教会写的祷词,祷词请求上帝的帮助击退病毒。“我 们同属人类命运共同体,”其中一句引用了习近平主席创造的标语。她每次请求 上帝保佑时都会提到我的名字。   11年前准备离开中国时,母亲曾催促我做两件事:受洗,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她想到我在外国孤身一人,感到惊恐。她希望我像带着护身符一样带着这两个身 份,分别是这个世界和下一个世界的最强大实体,可以在人生路上保佑我。   这两样心愿我一个都未予以实现。我不是共产党员,也不相信上帝。我是一 个科学家和作家。我的职业赋予我责任,去提出被简化了的答案所遮蔽的问题。 然而,当我提出的问题永远没有答案,当谜题没有解法,当所有的选择都错误时, 又该如何呢?   现在是4月初,美国的Covid-19确诊人数成为世界之首。伊利诺斯州发布 “就地庇护令”的第一天,时钟敲响晚上7点时,成千上万芝加哥人走到阳台, 齐唱邦乔维乐队(Bon Jovi)的《祈祷着活下去》(Livin’ on a Prayer)。   暮色笼降这个我称之为家的城市,而在中国,母亲迎来一个新的早晨。我可 以想象她站在那个旧厨房里的画面。她花白的头发凌乱地拢在脑后。她往粥里加 坚果和果干。她在官媒上查看新闻。炉子上水壶鸣开,她给两个热水瓶装满水, 看向窗外。她感谢上帝赐予自己餐食,并请求他保佑自己唯一的孩子。   我的收件箱很快会收到她发来的消息。我睡着后她会继续发。我想象一个通 道在打开,穿过地球,让我们的思绪相连。   Yangyang Cheng (@yangyang_cheng)是一名粒子物理学家,康奈尔大学博士 后研究员。   翻译:冬梅 (XYS20200420) ◇◇新语丝(www.xys.org)(newxys.com)(xys10.dxio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