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inyusi.org)(groups.google.com/group/xinyusi)◇◇ 　　毁誉参半的柯庆施（下） 　　作者：周志兴 　　察言观色是柯庆施的安身立命的大本事。这也不是问题，在社会上混，这也 是必须的。如果更正面一点说，就是审时度势。 　　其实，柯庆施的脱颖而出，就是因为他的察言观色。自此以后，他更加注意 这一点。 　　1957年，反右派运动开始了。上海是反右的重要基地，毛泽东很是重视的地 方。他1957年曾三次去过上海。第一次是3月20日。当天晚上在中苏友好大厦友 谊电影院的党员干部大会发表讲话，据与会者回忆，毛泽东在会上大讲特讲“不 要怕”，“让人鸣放，天塌不下来”，还在主席台上大声对柯庆施说：“你们放 得不够”，“只有三十分，顶多五十分”，柯在一旁微笑，不住地点头。 　　但是，这样的“放”后来成了“引蛇出洞”。不久，一批又一批“出洞”的 “右派”被拉进网里，毛泽东表扬上海执行中央指示“很坚决”。当时上海不仅 把文化界一大批知名人士打成右派，还把一些敢提不同意见的老同志，如同济大 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薛尚实以及一批地下党老同志周克等都打成右派。在市委书记 处讨论到巴金时，柯庆施提出要把巴金打成右派，说他不仅是老牌无政府主义者， 而且他在《解放日报》写的杂文《论有啥吃啥》，对当时的计划供给不满，实际 是对党对社会主义不满。陈丕显表示可打可不打，宣传部长石西民则坚决不同意 把巴金打成右派，说巴金在广大青年中影响很大，抗美援朝表现很好，不应该把 他划进去，柯后来才作罢。 　　毛泽东在这一年的7月6日从杭州到上海，7月8日晚上，在中苏友好大厦电影 院向上海各界人士发表讲话。一直到9日下午离开上海。其实就在前几天，7月1 号，他亲自为《人民日报》撰写了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这 是对上海的知识分子的当头棒喝。 　　柯庆施对毛泽东的意图心领神会。开始，他成天召开各界座谈会，按毛泽东 的布置，“硬着头皮听”各界人士的鸣放意见，一面在内部排队摸底，算百分比， “引蛇出洞”。上海知识分子多，柯庆施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两个字可以概括： 一个是“懒”，平时不肯自我检查，问题成堆难于挽救，还常常翘尾巴；二是 “贱”，三天不打屁股，就忘乎所以了。这些话，让上海知识界胆战心惊。 　　柯庆施说的话难听，做的更加彻底，1957年上海划出了1.5万多名右派分子。 　　领袖的每一步柯庆施这个“好学生”都亦步亦趋。 　　1958年，毛泽东搞“大跃进”，其中有大炼钢铁。上海本有大中小钢铁厂， 其产量在全国占有不小的比重。柯为响应毛泽东全民大炼钢铁的号召，在市区也 要搞小高炉炼钢。柯庆施甚至要市委机关干部起模范带头作用，在机关大楼北面 的空地上，修建一座小土高炉，机关干部每天分三班劳动。没有铁如何炼钢？柯 说城里到处有铁门，不是现成的铁料吗？每户人家废铜烂铁也不少呀，于是大家 纷纷把铁锅上交，铁门、铁窗也强行拆下来炼钢，出现了高楼大厦旁冒黑烟，小 弄堂炼废钢的怪现象。 　　有不少干部反对这种做法，柯庆施是听不进去的。 　　从上世纪60年代初起，江青开始在文艺界兴风作浪，但是，她在北京吃不开， 北京的书记彭真从来不喜欢她，文化界的周扬等人也不愿曲意逢迎。但是，江青 在上海却如鱼得水。柯庆施已经从毛泽东注意力的转移中，领悟到江青的重要性。 他让自己的心腹张春桥成为江青的左右手，江青也视上海为“基地”。后来在 “文革”中，如日中天的江青感念旧恩，一再称道“柯老”当年的支持。 　　察言观色不是问题，但是，察言观色以后对战友落井下石就是问题了。庐山 会议上，他对彭德怀的态度就是例证。 　　因为彭德怀的“万言书”，庐山会议从反冒进变成了反右倾。柯庆施是对彭 德怀开第一枪的人。 　　7月22日的一次会议上，柯庆施对毛泽东说：“现在需要您出来讲话，顶住 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彭德怀的这封信是对着总路线来的，也是对着毛主席 您来的！” 　　这话说的够狠。 　　当然，他的分寸感极强，对于有的人，特别是他看作是朋友或者是对他可能 有帮助的人，他绝对不会轻易出手去批评。 　　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柯原来的发言稿是在上海起草的，准 备批判经济建设里的‘少慢差费’，柯老一到北京之后，就决定不要在上海写好 的稿子，从江苏代表团找了俞铭璜，另外起草发言稿《劳动人民一定要做文化的 主人》。 　　为什么柯庆施突然改变了方向？ 　　原来是为了周恩来。 　　在这个会议上，周恩来等检讨了在经济工作上的反冒进。柯庆施坚持不谈经 济，因为讲到经济，就回避不了反冒进，反冒进就会涉及周恩来。而周恩来是柯 庆施的朋友，也是能够帮助他的人。 　　周恩来确实对柯庆施很好。 　　1964年3月底，柯庆施住进上海华东医院，医生确诊他患肺癌，需要手术。 　　周恩来亲自坐镇上海，对柯的治疗做了缜密的安排。他指示中央卫生部组织 国内最优外科专家、麻醉师、外科护理人员，汇集上海华东医院参与治疗工作； 他多次参加医生们的会诊，讨论制定最佳的手术方案及万一发生意外情况的应对 措施，争取万无一失。 　　手术后不久，1964年4月17日，周恩来专程来沪。去医院看望柯，参加了医 生们的会诊，当天下午3时10分飞回北京向主席汇报。1964年4月19日下午3时1O 分，周总理再次由北京抵上海。 　　1964年7月12日．周伯伯在访问缅甸后回国的途中，在空中临时决定，飞机 不到北京而是转飞上海落地，带着几箱热带水果，前来看望已出院疗养的柯庆施。 　　周恩来是一国总理，日理万机，为了柯庆施的病情，他也是操碎了心。 　　当然，对于伟大领袖，柯庆施更是步步紧跟，在制造个人崇拜上，他也是一 个带头人。他的办公桌玻璃板下压着毛泽东语录，床头放着毛泽东著作，笔记本 里写着“学习毛主席著作计划”。他的名言：“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 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比如这样一段往事，柯庆施是个严肃的人，当时一些机关每个周末组织一次 跳交谊舞的晚会，是休闲娱乐性质。在党员干部大会上，他多次声色俱厉地批评 有些干部跳舞。柯说，有些干部做工作没有心思，热衷于跳舞，是革命意志衰退 的表现，他指示市委机关今后不准跳舞。许多干部不以为然，但也无可奈何。 　　可是，一次毛泽东来上海，准备住两三天，柯知道毛喜欢跳舞，立刻关照市 委办公厅组织舞会。文化俱乐部(现为花园饭店)有较好的舞池，由办公厅通知， 派汽车把戏剧学校、歌剧院、芭蕾舞学校等文艺单位的女同志，接来做舞伴。毛 泽东跳舞如同散步，柯庆施居然违反自己订下的禁令，也走进舞池扭起来了。 　　紧跟领袖，柯庆施在仕途上大顺。 　　1958年5月，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60年9月，任 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1965年1月，任国务院副总理。 　　当了政治局委员后，他有更多的机会见到毛泽东，也就更加能够去揣测毛主 席的内心了，与领袖之间的交流机会也越来越多，每次听闻毛主席的发言后，他 都能够很快从领袖的言论中领悟，并且加以发挥，而且总能挠在领袖的痒处。 　　比如，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之际，毛泽东为了探索中国建设 社会主义的道路，实现其追求的理想社会目标，亲自发起了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 讨论。他认为，“如果不解决人与人的关系，要大跃进是不可能的”。他强调领 导和群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关系。毛泽东由此提出考虑取消工资 制，由干部带头恢复供给制的问题。他说：二万五千里长征，土地革命，解放战 争，不是靠发薪水取得胜利的，而是靠政治挂帅，靠供给制取得胜利的。进城以 后由供给制改为工资制，是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是一个倒退。它助长了人 们的资本主义思想，如争等级，争待遇，要加班费等。他指出，这是资产阶级法 权。在所有制解决以后，资产阶级法权制度还存在，应该破除。人民公社搞起来， 逼着我们要考虑，经过几年准备，逐步取消工资制，恢复供给制。 　　这是明显超越历史阶段的。 　　但是，柯庆施揣摩到毛泽东的想法，和张春桥研究后，由张春桥执笔写下 《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果然得到了毛主席的欣赏。张春桥因此成为 毛泽东的知音，也得到了飞黄腾达的机会。 　　一般来说，媚上的人对下常常会跋扈，柯庆施也有这样的毛病。 　　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是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的会，刘少奇做了报告。 讨论这个报告时，各省市代表团都相继开会，由主要领导人带头检讨，可柯庆施 知道毛泽东不满意刘少奇的报告，他迟迟不表态，也不肯检讨。陈丕显只好写了 一个检讨稿，送给柯看。讨论时，柯看到讲话稿中有一句话“我发扬民主不够”， 十分恼火，问：“你们这样写是什么意思，你们是要发扬无产阶级民主还是什么 民主？”他以为这是揭他的疮疤。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们对柯庆施的议论比较多。党内开始审查 康生、谢富治的问题，有人提出应审查一下柯庆施的问题。胡耀邦曾就此事专门 请示过邓小平，邓小平说：现在顾不上这个问题，先审查康生、谢富治的问题， 柯庆施的问题以后再解决。所以在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里，只字未提柯庆施。 　　不过，对柯庆施的评价依然很不容易，所以，在中共八大20名政治局委员中， 唯一没有出版传记的，就只有柯庆施了——倒是柯庆施本人在1940年写过一份自 传，原存于中共中央组织部文档处，现存于中央档案馆。 　　柯庆施的老搭档陈丕显之子陈小津有一个判断，倘若柯庆施不是在“文革” 前夕死去，那么“四人帮”将成为“五人帮”。这个判断很有道理，因为柯庆施 和江青、康生都走的比较近，他也是紧跟毛泽东步伐的。但是，他死了，所有的 判断只是判断。 　　其实，尽管柯庆施的口碑欠佳，但是，也会有相当的声音肯定他。这也可以 理解，站在不同的角度看他，能看到不同的侧面。他一定不是完人。但是，也一 定不是一无是处。 　　有接触过他的人这样评价他： 　　柯庆施在领导工作中，有推行“左”的路线的错误，但在个人的思想和工作 作风上，也有一些应该肯定的地方。他虽身处高位，但并非政客、官僚型的人物， 也不是不学无术、吹牛拍马的人，他有政治头脑，考虑大事，善于遇事作分析， 尽管受“左”的思想体系的羁绊，但和庸庸碌碌、忙于事务的人不能相比。 　　柯庆施在一些场合，跟着毛泽东的指挥棒“吹喇叭”，但他冷静下来也认真 进行调查研究。突出的一个例子，是1961年初，那是三年困难时期，国民经济需 要调整，柯也感到实际工作中确实存在问题。他既对自己盲目鼓吹高指标感到有 失偏颇，也对有人主张“大跃进”要下马表示坚决反对。 　　柯平时也经常下厂，和其他许多领导干部一样，看看、听听、说说就走过场 了，但也有比别人认真的地方。有一次，到协昌缝纫机厂作调查，他参观了各个 车间，了解了产品质量情况，最后走到厂党委办公室。这是一间不大的房间，四 周挂满了各种得奖的锦旗，从完成国家计划到治安、卫生、扫盲都有，这种做法 各厂相同。柯庆施看了很不以为然，批评说，你们在锦旗下面办公，可以自满自 足了吧。几位厂干部不解其意。接着，柯具体询问了厂里生产、思想工作、后勤 工作情况，边听边指出一些不足之处。临走时说，我劝你们把锦旗拿下来，挂到 厂里公共场所，你们自己还是多找些差距，好好改进工作吧。 　　1965年春，柯到广州疗养，然后应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和正在成都休养的贺龙 之邀，于3月23日前往成都。1965年4月5日，正值清明节。中共四川省委李井泉、 李大章、廖志高等在晚上设宴招待正在成都的朱德、贺龙、柯庆施。席间，有人 提议，男宾、女宾分桌，夫人们另开一桌。于是，柯庆施夫人于文兰坐到女宾桌 那边去了。柯庆施大笑：“今天解放了！”本来，柯庆施有病，只能吃清淡饮食， 忌油腻，夫人遵医嘱，很注意“管制”他的饮食。那天，柯庆施一“解放”，尽 兴而食，从晚六时入宴，至晚九时才回招待所卧室。柯庆施回屋后，看了些文件。 临睡前又吃了一把炒花生米。夜十二点多，柯庆施腹痛。柯庆施保健医生胡某马 上前来诊治，但是，已经回天乏力。 　　柯庆施的突然去世，对于江青和张春桥都是打击。他们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 支持者。 　　但是，这倒是促成了张春桥的崛起。因为失去了柯庆施，江青“建设”上海 “基地”，就倚重于张春桥了。于是，张春桥取代了柯庆施，以至后来借助于 “一月革命”成为上海的“第一把手”。 　　1976年10月，在张春桥被逮捕前，他所担任的职务，竟与柯庆施去世时的职 务一模一样！其中，只是因为“文革”中取消了“中共中央华东局”，故张春桥 没有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之职；另外，“上海市市长”则改换为“上海市革 命委员会主任”，其余一字不差。 　　最后说几句八卦， 　　柯庆施的婚姻很有点坎坷。 　　柯庆施18岁时在安徽老家有过一次婚姻，进入延安之后，又有过一次短暂的 婚姻——与小他20来岁的李锦结婚。李锦原本与王若望相恋，正在谈婚论嫁时， 被柯庆施插了一脚。不过，李锦与柯庆施结合不久，便告离婚。 　　接着，柯庆施在担任延安女子大学副校长时，与该校政治处女干部曾淡如相 爱，于1941年结婚。曾淡如是四川邻水县人，小柯庆施4岁，于1926年在四川加 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5月担任中共遂安临时县委书记，1940年春来到延安。 　　延安整风期间，柯庆施受到审查，主要问题是1933年中央派他从上海赴满洲 省委执行任务时，携带大量经费，因敌情紧张，他不敢去，把经费在天津花掉。 然而他却向组织报告说，火车不通满洲，后来又改口说已去过满洲，写出假报告。 这一欺骗行为，直至1935年中共满洲省委向中央汇报工作时才被戳穿。这件事作 为柯庆施历史上的污点，在延安整风中受到审查，并就这一问题作出组织结论是 “犯有在危险时刻动摇并欺骗组织的错误”。 　　接着，柯庆施的问题被扩大化，甚至被诬指为“国民党特务”。有人在延安 中央大礼堂墙上写了标语：“柯庆施是大特务！”在柯遭到围斗时，他请一位熟 悉自己的同志证明，那人竟然大喊：“我证明你是特务！”受柯庆施“特务案” 波及，柯新婚才一年多的妻子曾淡如因所谓“四川红旗党”（即外红内白的假党） 问题而于1943年1月在延安跳井自杀。 　　柯庆施自从妻子自杀于延安之后，一直没有重组家庭，直至1948年，46岁的 柯庆施再度成为新郎。 (XYS20250313) ◇◇新语丝(www.xys.org)(xinyusi.org)(groups.google.com/group/xinyus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