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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是比较谁先达到道德的高潮？

作者：五岳散人

　　王怡与任不寐用一种很平和的方式打起来了，原因还是出在那个“公共知识
分子”上面。老实说，不论是《人物周刊》评选的50大公共知识分子，还是王怡
评而未完的公共知识分子，其公共性都相当有限，除了个别人以外，对于公共事
物的影响都远没有到达可以评价一番的地步。这倒是不能怪任何人，我们这里就
是这样的环境。

　　挑起争论的是王怡把任不寐列到了他的那个50公共知识分子名单中，而看起
来任先生不是很领情，发表了《我们时代的精神高度》一文，对于自己的道德及
精神状态进行了一种《忏悔录》式的升华工作。其主要论据是经过15年前的那次
风波后，每个人其实都是有罪的。在这种环境下，自由主义的自我表扬不但是不
合时宜，而且是一种丑陋的表演。

　　这文章高明就高明在这种“倒脱靴”的技法上。任先生先把自己摆在了祭坛
上，然后向还没有自己爬上祭坛的王怡们说：我们其实都是应该在这里被烧烤的，
你怎么不上来？虽然任先生先把自己降到祭品的位置，但在他的心目中，当祭品
显然是高于其他的。所以，在这种看似低下而实际上高等的心态下，完成了一次
升华自己道德与精神高度的手淫。

　　可是，这次任先生在手淫中让自己达到精神高潮的对象出了差错。按照我个
人所知道的情况，当时的王先生还不到16岁的年纪。我国的法律规定，此年岁的
人尚不能负担完全的民事责任。虽然王先生从小就比较象个神童，但这不妨碍这
种法律在他身上体现一次。具体的说，就是任先生实在是找错发泄对象，并且选
错发泄途径了。

　　果然，王怡在这个问题进行了一次很有分量的回复。奇怪的是，这次王先生
对于道德与精神高度的问题也进行了一次“任式”表白。任先生在文中把自己跟
先烈对比而产生的道德愧疚描写了一番以后，王先生就跟进，把自己从来不给别
人让座的事实说了一遍。除了一个是在他所信仰的神面前进行了一次自我的矮化、
以便于在矮化中体现“矬子里拔将军的高度”，一个是站在“道德低洼处” 后，
面对自己的精神世界进行了一次升华外，两者的手段还真没什么区别。

　　按说作为王怡的同龄人，更能理解他的回应。毕竟当年的事情发生时，年岁
尚小。可以体会当事人的痛苦，但那个责任是不能、也不应该让后辈来背负的。
何况那个心结也一直深藏在我这个年岁的人的心中。总不能因为前面有黄花岗72
烈士，就不让我们过快乐的生活吧？
　　如果话说到这里，意思就表达清楚了，双方本身就不在一个语境下进行讨论，
亮出自己的想法也就罢了。但王怡先生很不理智的说了许多别的。比如：让他这
个当年的未成年人来起草某宣言，是任先生以及他们这些人的耻辱之类的。

　　作为一个以公共知识份子自诩的人，在现在、或者当年发生的事情上进行某
种言说，正好就是他的责任。对于欣赏“知而不言是一种罪”的人而言（王怡先
生正式否认自己说过这话），发言不是让其他人感到耻辱，而是出于自己的良知。
当别人用“你为什么不对某事发言”来责问王怡先生时，王怡先生对待自己的宽
容与这次对待任先生的苛责，实在是极精彩的“精神高度”之表现。

　　然后，任先生又做了一个回应。其中说了一句我一直想说而不得其词的话：
用不谈道德来显示道德而已。虽然我对于任先生个人之道德实在评价不高，但这
话确实打中了王先生的“炼门”。王先生的回复，从头到尾给我的感觉就是在用
不谈道德来标榜自己的道德。

　　但任先生其中的一句话把自己也刻画了一次：谈道德的人并不意味着自己就
是道德的。这话高明之处，不在刘军宁先生说“别把自由主义者当圣人”以下。
这给了这些“自由主义者”一种特权，即他们可以敞开来谈道德、做道德评判，
然后头一缩就回到了“不是圣人”的龟壳里面了。

　　从某种情况看，这两句话都是对的，只要不品评别人道德的时候，谁又能说
这话不对能？所以，我对于某些“自由主义者”或者大师的水平真是高山仰止。

　　从这两位高手面对面的彬彬有礼的对决中，我所感到的其实就是一场争夺道
德制高点的战斗，比赛谁先到达道德的高潮而已。所有什么“精神的高度”，就
是道德的代名词。不过，这个争取先达到道德高潮的活动还是表现了一些不同。
至少任先生是用传统方式（比如基督教）来使自己兴奋，而王先生是用他所理解
的“自由主义”来进行精神上的手淫。从这点上说，值得一看。

(XYS2004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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