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dyndns.info)◇◇ 　　李继宏vs罗志田及其背后——一个走向框架性诠释的思路 　　玉堂 　　近日以来，网上接连出现了一系列署名“李继宏”的攻击罗志田教授的激烈 文章，以及对这一攻击同样激烈的若干还击。就本人所能搜集到的材料来看，事 情的大致经过应当如下：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应届博士生杨昂，在今年的五月下 旬通过私人关系找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罗志田教授，表示在博士毕业后，有意 在罗的指导下进行博士后研究。罗以专业不对口为由婉拒。杨感到受了一定的打 击，于是向其好友、中山大学社会学系2003届本科毕业生李继宏谈及此事，言辞 间流露出一定的不满情绪。李在劝慰杨的同时，表示要写文章揭露罗智商低下， 为杨“出气”。杨表示不能完全认同李的观点，但并没有劝阻其行为。 　　几天后，五月二十九日，李在其个人blog中贴出了《想象的历史学与意淫的 历史学家》一文，该文以罗的一篇论文《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 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为例，在文中挑出了七八个所谓错误和硬伤，一 一加以驳斥，并伴随有大量“无知”、“混乱”、“智商低”等侮辱性言辞。李 很快亲自将这篇文章转贴到天涯论坛的“关天茶舍”版面，同一天稍晚一些时候， 又有人将该文转到北大未名bbs的“阅读空间”版面。很快，在各个网站，有大 量对李文持否定、质疑态度且措词严厉的回复出现，同时也有一些人对李表示谨 慎的支持或一定程度的谅解，但是明显反对者占据了压倒优势。 　　五月三十一日，罗教授授意学生在“阅读空间”版发表了一篇简短的回复， 主要用以说明他拒绝杨做其博士后的原委，没有直接提到李的文章。但是其影射 十分明显。这使得网络上的注意力由罗李之间转移到杨的身上。也许部分是由于 这一原因，杨在第二天，即六月一日在同一版面贴出了道歉信，承认对罗的攻击 是由他而起，并为此表示歉意。但是对李的行为表示不应由他本人负责，同时他 也没有加以制止的权限。这封公开信实际上基本证实了罗和其他一些人的猜疑， 只是在程度轻重上为自己开脱而已。 　　同时，李继宏连续发表了几个声明，继续坚持罗志田“智商低”等激烈论断， 并表示此事自己承担全部责任，一切与杨昂无关。同时发表了诸如自己的知名度 不下于罗、自己出版的书销售量远大于罗的著作，建议罗改行当奇幻小说家等匪 夷所思的言论。并和其反对者在未名bbs上有所交锋，结果由于言辞涉及人身攻 击而导致其借用的id被封禁。六月三日，李将自己的原文略加删改后，更名为 《提请北大教授会向校方提议中止或开除罗志田教职》，在新语丝网站上发表。 六月五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研究生刘夙在博客中国上贴出文章《李继宏攻击罗 志田的真相》，在对李的一些具体表述进行针锋相对的驳斥的同时，推测李是由 于家境贫寒、学业失败、事业受挫才迁怒于罗。此举无疑大大激怒了李的自尊心， 立即在新语丝上撰文反驳：《转移话题和恶意中伤并不能使罗志田正确》。自此， 事件进一步扩大化。有更多的人参与讨论，目前，整个事态仍在持续发展之中。 　　就这一事件而言，我是一个中立的读者，无论和李继宏本人还是和罗教授及 其拥众皆无直接关系。因此，以下的论断并不持任何特定价值判断，也决不为任 何意义上的左袒之说，只是力求从一个客观的立场出发，对这一事件进行一些较 深层面的思考。 　　从李继宏攻击罗志田的主要文章来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全文充满了无知、 偏见、断章取义和吹毛求疵。有时候甚至到了罗织罪名的程度，譬如罗在一处地 方用的是顿号而非逗号（这一用法实际上是正确的），分号而非句号（此处用法 两可），李就夸张地说“全部只8个标点符号，3个出错，差错率高达37.5％”； 一处稍显欧化、却绝非不可索解的句式“以尝试提出一个走向框架性诠释的思 路”，李就断言“没有任何正常的中国人能看明白罗志田想说什么”。罗将 social mobility译为“社会变动”而非通常学界中标准的译法“社会流动”， 李就声称：“仅从这三个英文单词来看，罗海归的差错率高达66.7％，真不知道 他在美国那么多年是怎么过来的？”话虽然说得斩钉截铁，却经不住推敲，李继 宏似乎忘记了社会统计学的最基本原理之一：样本要有代表性。而这一点他在前 面还一再强调。即使罗确实译错，随意找出三个单词，其中只有一个译错（而且 只是译法问题，并非理解错误），又能说明什么呢？如果照这个逻辑，我们甚至 可以说“仅从这一个英文单词来看，罗志田的差错率就高达100%”了，岂非更为 有力？这样的数字，有何意义？又有何说服力？从这一点来看，李的“论证” （如果称得上论证的话），未免太不“专业”了。 　　从李所提出的一些较重要问题来看，一个有基本知识和判断力的学者恐怕也 很难苟同李的论断。李对于中国文化的无知到了惊人的地步。他认为“前近代中 国社会”指的是“1840年以前的中国社会”，包括夏商周，而夏商西周显然不是 “四民社会”，因此罗的论断不能成立。照这么说，“先秦思想”也包括北京猿 人和河姆渡先民的思想，“前苏格拉底时代”也包括尼安德特人甚至白垩纪侏罗 纪，直到宇宙大爆炸的“时代”，显然荒谬。实际上正如学者指出的，“前近代” 指的只是恰在近代之前、与近代社会相比较而言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约相当于 明清时期。 　　从这一误解出发，李甚至还提出了汉朝以前无“士”，汉代“高官巨宦多为 分封世袭”等等毫无中国史常识的观点，略知国史者当知其悖谬，不必详辩。实 际上，即使“由读书而晋身官宦”，也不是科举制以后的独创，这一点误解颇深， 倒不是李个人的错误，故略加分说一二：隋唐之后的科举制正是从汉代察举制演 变而来，汉代举孝廉，表面上与读书无关，论其实际操作，所谓孝廉大都是由太 学生补吏，归根结底要靠读书，科举制只是把这一层关系进一步从制度上确定下 来。再往早一点说，“读书”（学）-士人-仕进三位一体的关系在东周时期已经 蔚为规模，孔子说“学而优则仕”，已经包含了这一层意思。其他可佐证的材料 很多，因为已成定论，所以不必具论，可参看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中“古代 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一文，或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第二章。当然， 必须要指出的是，在先秦和两汉时期造纸印刷尚未普及，书籍昂贵，“读书”和 学习经籍的特权并非一般人所能享有，所以学而优则仕的往往都是低级贵族或世 家子弟，但这与士人作为一个特殊阶层的崛起并不矛盾。 　　至于李对于“四民社会”的攻击，一大半是打自己立的靶子。罗本人的原话 并没有说存在一个“只有”士农工商四个阶层构成的“社会”，相反，说的是 “以士农工商四大社会群体为基本要素的传统中国社会结构”。实际上“四民” 说到底也只是“民”而已，与“四民”对应的，还有公卿、朝廷及君主等“治民 者”。不过，在“市民社会”与“国家”相对立的意义上，不妨可以认为以四民 为主体构成了一个“社会”，但是这一黑格尔主义的进路显然与社会学的基本理 念相悖。如果社会学要取代传统政治理论的地位而代之的话，那么“社会”就必 须囊括“国家”。所以，如果罗志田在社会学意义上使用“四民社会”这样的术 语，的确是有问题的。我们不得不说罗志田实际上是在常识意义上使用“社会” 这样词，而并未顾及其在社会学中的特定意义。 　　这里另一个可能的思路是，社会学只是“一种”理解和阐释所谓“社会实在” 的方式，而不是“唯一”正确的方式，完全可以在不同于社会学的意义上使用 “社会”、“社会结构”这样的词语，譬如说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屡次提到的 “社会基本结构”等的概念就主要是从政治理论出发的，其与社会学之异趣一望 可知。 　　令人更加匪夷所思的是，李继宏竟然完全不知道“士为四民之首”是先秦以 降的古训，三千年来绝无异辞（虽然士人的具体社会地位及其与商民，农民的关 系时有变动，但是根本优势地位从未动摇）。总体而言，士人在法律上，政治上， 甚至经济上都有远远高于“农工商”的地位。这是一个近乎通识、完全不用论证 的问题，所以无怪关于这一问题“罗志田则无一字涉及”。好比美国虽然也有乞 丐流浪汉，我们也不必论证一般美国人的生活从物质标准来衡量，在中国人的平 均水平之上。李所举的若干笔记，恕我孤陋，未曾拜读过。就他所举的《红楼梦》 中的例子来说，就完全不能说明他的论点：第一，《红楼梦》是小说，恐怕不能 贸然拿来作为说明社会生活状况的真实材料；第二，即使在一定条件下，能够使 用小说中的材料，这一条也只是个别人的例子，说明不了普遍情况；第三，更重 要的是，这段话本身也不能证明李的观点：甄费是家中失火，烧得一干二净，才 导致家道中落，这恰恰说明他本来的社会地位远比丰肃为高。即使在破产之后， 还有同为士人并升任知府的贾雨村来扶助，只可惜他早已出家，没赶上趟，否则 照样可以中兴家业。若这也能说明士人的社会地位未必比农民高，这和说因为一 个受伤的武士打不过小孩，所以武士们的战斗力并不高于小孩一样可笑。 　　在李继宏看起来最有把握的一个问题，即罗志田对“社会结构”概念的误用 问题上，我们仍然不得不说李对于罗的攻击是乏善可陈的。我们不妨花一些篇幅 来澄清这个问题：从形式上来说，李自己也承认关于这个概念“无数社会学家试 图作出定义，却始终未能取得共识”，这样又怎能说罗滥用概念？从实质上来说， 罗的“社会结构”显然不是垂直的“社会分层”，而接近于李所引的李普塞和斯 梅尔瑟的说法，用通俗的话来说，即将社会结构视为一个类似于神经系统的东西， 有特定的通道（社会互动）和节点（社会位置/角色），社会成员与社会资源通 过这一系统流动和交换，从而完成社会自身的再生产。同时在这个系统中，又有 主次轻重之分，好比在神经系统中脑部和脊髓比分布在身体各处的神经末梢要重 要得多。一只手的神经麻痹不会影响大局，但脑部的神经如果出了问题，就有可 能导致整个系统的崩溃，而脊髓神经的破坏也可能导致半身不遂，这样实际上又 产生出了社会的上下分层结构。从这一点来说，说社会结构有一个中心，而这个 中心又是社会分层结构的上层，并不难理解。作为角色集合的“群体”本身是社 会结构的要素之一，如何不可能充当社会结构的中心？当然，具体“士”是否是 这一结构的中心，那是另一个问题，需要牵涉到历史社会学的许多复杂层面，在 此我们不拟涉及（从罗文的一些隐约表述来看，这一中心地位当和“士”与“官 吏”的“内在逻辑联系”相关）。我们要说明的只是罗并没有李所想象的那样全 然无知地误用一个社会学的概念，而李对于这一概念是否完全弄明白了，我对此 也表示怀疑。 　　但是反过来说，在此也必须为李辩护一句：罗志田先生自称在社会学意义上 使用这些概念的时候，似乎并没有体现出太多社会学的思想背景。实际上，一个 对社会学一无所知的人肯定看不懂李所引用的几位社会学家的论述，但是读懂罗 先生的论著并无问题。当然，深入浅出是好事。但是我的确颇为怀疑罗先生是否 知道——譬如说——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是社会角色/位置，而不是个人或人群 这样基本的分别。我更怀疑罗先生是否曾在社会结构理论的层面上思考过“社会 结构中心地位”这类表述的精确含义。这当然并不影响罗先生的大多数精辟论断， 不过这些论断恐怕与社会学无关。我对所谓“社会学帝国主义”嗤之以鼻，不过 我同意李所说的“看到新奇的概念，全然不去管它本来是什么意思，只顾拿过来 就用，是当前人文社科学者的惯用伎俩”这句话，罗先生的著作中恐怕不能说完 全没有这方面的问题。虽然如我上文所说，谈论社会结构之类并不是社会学或社 会理论的特权，但是如果谈论这些概念就自以为是社会学，也的确难免授人以柄。 举例来说，罗先生在著作中多次提到并强调的“近代中国思想与社会发展中的时 空不同步现象”（这是罗若干立论的主要思路之一，在多篇文章中都有体现，也 包括李所剖析的文章），就“时空不同步”本身而言，仍然停留在常识朴素的理 解上，并且很难解释一些现象，其实如果运用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可以大大推进 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和探究。（参看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第三章） 　　在后文中，李主要针对的是罗的论文中只举一些例证而缺乏定量统计资料的 做法而提出质疑，有一些的确颇为有力。不过这一点也凸显了社会学与传统史学 研究进路的不同。我觉得罗的若干方法和思路与其老师余英时一脉相承。不过余 主要治古代史，资料相对匮乏，不得不采取此类例证的方法，甚至找不到直接证 据的地方只有靠想象力填补（所谓“以诗证史”不外如此，这一点似乎是陈寅恪 以来就自觉运用的方法）。罗治近代史，这类数据应该相对好找得多。从社会史 的眼光来看，罗的研究在这一点上是有重大缺陷的（这并非只针对此篇文章而言， 本人读过罗先生不少论著，均有此感）。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立足于思想史或 学术史，这一点也并非必要要求。道理很简单，思想或学术本身是有权重的，不 能够被均质化的数字所充分涵盖。从思想史或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在“边缘知识 分子”的兴起中，胡适等十几个几十个高级知识分子的例子往往比上万个中层知 识分子情况的统计更有意义，因为真正的精英传统是由这一批人缔造的，主要的 思想史也是由他们书写的。即使罗所描述的情况仅仅适用于这一批人而不适用于 其它成千上万的小人物，他的论断仍然是有意义的，它已经足以说明思想史上的 若干重大变革是由这些社会条件造成的。这一点与现在某些学者提倡的“一般思 想、信仰与知识的历史”其实并不矛盾，后者可以被视为前者的合理补充。更深 入一点的思考就要涉及到对于历史的一般看法问题，历史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 业，使之不因年深日久而被遗忘”（希罗多德），还是为了巨细无遗地探究人类 整体发展各个层面的变迁和规律？不同的立场会导致不同的方法和思路。说到这 里已离题太远，就此打住。 　　当然，李在此的批判仍然未免过苛过滥。多少士人变换了读书的书目，最多 也只有些零星材料，如何可能有统计数据？要是现在，不妨发放一下调查表，都 过去上百年了，还如何能查到？罗也不止皮锡瑞一个孤证，还提到有传教士的观 察。与叶德辉的比较说得很明白，和二人的经济条件有关，这恰恰可以佐证“知 识分子的边缘化”这一观点；第二个论断“买书者如此，卖书者亦然”,无疑基 于第一个论断，在此同样缺乏统计数据（也许是罗认为没有必要，从常识层面即 可以说明）。“在中国任何一个大学的图书馆里面，均可见到不少民国年间出版 的传统经籍”恐怕不能说是“亦可知罗志田徒凭想象之无聊”，只能说是亦可知 李徒凭口舌的无聊：在中国任何一个大学的图书馆里面，恐怕还能见到更多建国 后出版的传统经籍，难道能说明今天的学生读书和百年之前无甚变化么？这种 “反例”毫无说服力可言。又说城乡差别和蒙学教育造就了胡适这种说法是不知 所云，因为“当时从农村到城市且小时候受蒙学教育的人不下千百，怎不见得个 个都成为胡适？”这种说法更是抬杠：罗的表述，最多只是说城乡差别等是必要 条件，并不是说是充分条件。当然，同样必要的条件还有很多，不过大多数是人 人明白，不需要多说的：比如胡适必须智力较高，必须身体健康到不至幼年夭折， 必须具备特定的性格气质等等。绝大多数其他早年经历类似的人恐怕没有这些条 件，比如智力都不太高，所以不能成为胡适，等等。很难想象一篇史学论文会讨 论这样的问题。最后，至于胡适的例子有没有代表性，恐怕要看了全文才能下判 断，贸然否定未免太过鲁莽，更不能以此循环论证，来否定全文的论点。 　　总体来说，李对于罗学术部分的攻击基本不能成立。惟一比较有力的论证是 罗不懂得社会学理论和方法，所以不能自称运用社会学解决史学问题。这一点能 在何种程度上成立还有待进一步探究。不过显然以此否定罗的史学成就和整体智 商是太过薄弱了，这一点不用多说。至于李对于罗诸多赤裸裸的人身攻击，他人 对李同样激烈的攻击，以及涉及到的一些个人是非恩怨，则不在本文的探讨范围 之内。本文并不旨在道德上的批判，我们所感兴趣的是李突兀地采取这一行动的 某些深层因素及其可能的社会背景。 　　李攻击罗或许是出于公愤，或许是出于私怨，或许干脆是炒作自己。我们对 动机层面的问题不感兴趣。重要的是，李之所以可能采取这样极端的行动，其必 然前提是他认为罗志田是可以被他这样一两篇文章打倒的，至少他的文章可以击 中罗的软肋，并造成实质性的打击。李后来多次不无得意地声明他的攻击是基于 事实，“关于鄙人指出的，罗弱智概念不清、逻辑混乱、翻译错误等硬伤，则因 为板上钉钉，无从反驳”等等，也表明他的自信之强。那么，他的这一自信是从 何而来呢？ 　　将这一切推诿于狂妄自大的性格或某种心理变态并不是合理的解释。狂妄自 大是肯定的，可是即使是狂妄也要有狂妄的理由和根据，即使是心理变态者也并 不缺乏理性。如果叫花子把自己当作皇帝，木匠的儿子当自己是真神，恐怕就不 能说是狂妄自大，而只能归结为精神失常。客观地说，从李的文章来看，虽然漏 洞百出，但还思路明晰，表达清楚，并无精神失常的征兆。也就是说，李确实有 他狂妄的理由，这一理由是什么呢？ 　　从李个人的简历来看，他确实不无狂妄的资本： 　　李继宏，广东揭阳人，中山大学社会学系２００３届毕业生，在《社会学研 究》、《人文杂志》、《广东社会科学》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合著《直 面办公室政治》一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１２月出版；诸多学术论 文和随笔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读者》、《视野》等刊物 摘编转载。曾供职于《东方早报》，现暂为当当网上书店广州市场推广主管。目 前参与筹办一份今年７月在上海出版的杂志，以及撰写一本社会学方面的专著。 　　客观地说，李在本科期间就在专业刊物上发表过一些论文，有过著作和译著， 并被一些专家学者所器重，本科毕业后在事业上又有不错的发展。这样的成就， 在同龄人之中虽然不能说是凤毛麟角，也确实不多见。从李的一些自述来看，他 有较高的英语水平，较宽广的知识面，熟悉国外的相关领域的最新理论，并且能 提出一些独到之见，也可以说是有过人之长。但是这些也并不能作为他正面挑战 罗志田的充分理由。罗完全有可能在各方面都比他水平更高，他拿什么去跟人家 比呢？ 　　从李的文章看来，他明显一开始就是拿着有色眼镜去看罗的文章，一开始就 认定罗的水平不过尔尔，其文章中自然充满了混乱和错误。这一先入之见与罗本 人无关，因为很明显他此前从未读过罗的论著，也不能如杨昂所说的那样，是由 于他对历史学的鄙视，这种私聊中的说法无论是说话人还是听话人都不能当真， 虽然李的表现不无门户之见，但还不至于无知到对史学全盘否定，何况李后来明 确否认了这一点。我以为，这应当归结为他对于罗志田这一代学者整体的某种刻 板印象（stereotype），正是这一刻板印象严重影响了他的判断力。李继宏说 “鄙人一贯认为，揭发罗志田之流充牛比的真相，是提高中国人文社科学界水平 的必经途径”，也表明了这不仅仅是对于罗个人的偏见，而是对于整整一代学者 的不信任。 　　从年龄上来看，罗志田这一代人出生于建国前后（罗本人出生于1952年）， 与出身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李继宏一代（李出生于1980年）相隔整整三十年， 恰好是一代人的间隔。可以说罗志田们是我们的父辈。这里明显有某种代际冲突。 我不想用“弑父情结”之类高深玄虚的理论去解释，我只是想指出，这样的冲突 有其社会历史根源，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代沟或逆反心理。 　　一般来说，建国一代是多少被耽误的一代，他们从小受的是革命式的教育， 少年时代停学当红卫兵，搞串联，闹武斗，再大一些上山下乡，一呆就是十年八 年。直到将近三十岁的时候才有机会参加高考，进入大学深造，其文化功底的薄 弱可想而知。当时的大学早已七零八落，前辈专家大半物故或卧病，学术处于青 黄不接的状态，更不用说和国外的主流学术界脱钩已久，对于国外几十年来的最 新进展一无所知。他们之中的佼佼者还能够通过自己的勤奋和才干在学术上登堂 入室，甚至出国深造，取得真经。而一般人即使留在学术界和大学之中（因为当 时的确缺乏人才），恐怕也是不甚了了，尸位素餐。他们普遍的问题是知识面狭 窄，知识结构老化，外语水平不高，对国外研究状况缺乏了解。即使是留过洋的 海龟，有很多也是在国外靠贩中国的东西谋学位，在国内靠贩了国外的理论来赚 教职，我相信李继宏在他本专业领域内遇到过不少这样的人。众所周知，社会学 作为一个专业在建国后不久就被撤销，直到新时期才得以恢复，不少中年学者的 水平可想而知。我想李继宏在这方面一定有过一些很不愉快的经历。李说“我认 为身为大学教授，下笔行文须谨慎，尤其是写学术文章的时候，信口开河会毒害 很多没有判断力的年轻人。”单就这句话而言，本人在此深表同感，并对李继宏 先生给予道义上的支援。不过就其具体指涉而言，本人不敢苟同。 　　相对而言，李继宏这一代人虽然也常常被冠以“垮掉的一代”、“失落的一 代”等贬义明显的称谓，但是实际上，他们的平均文化水平和素质恐怕还是远远 超过父辈。他们之中的佼佼者，能熟练掌握英语及其他外语，对计算机操作和使 用互联网获取信息非常熟悉，具有开放的头脑和不断更新的知识结构。这些恰恰 是他们的父辈所缺乏的。他们缺乏的只是阅历和资历而已。 　　这一代人中的聪明者，早已看出了许多威严的师长受人尊敬的头衔背后的贫 乏与无知，从而对自身也更加充满了自信。我们注意到李继宏最为强调的两点就 是罗不懂得当代西方的社会理论，以及外语不过关。显然，这也是最使他本人感 到骄傲的。然而令李继宏们感到不屑和愤怒的是，恰恰是这些在他们看来尸位素 餐的人，掌握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和话语权力，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过着优裕的 生活，作为班主任、导师或顶头上司，又往往骑在自己头上，钳制自己才能的发 挥。而自己只有二十岁出头，刚刚从大学毕业或者还在学生阶段，充满渴望却一 无所有。这样一来，李继宏们就提出了一个社会资源按照才能再分配的问题。这 一点坦白说希望渺茫。即使在学术界，所谓学术自由仍然是有限度的，论资排辈 要占很大的成分。即使在一定的学术自由条件下，李能够发表若干论文并取得一 些认可，但一切仅此而已：纵然李能够充分证明自己的水平远高于本专业的某位 中年教授，这个教授职位也不会因此转让给他。如果没有十年八年打拼弄上个把 博士学位的话，他连讲师也当不上。我们今天的学术体制也并没有给李继宏这样 的人以充分发挥的空间。 　　从这个眼光来看，李继宏的反抗和此前不久在文学界中所谓“80后”一代的 崛起可以说是同一个社会运动的一部分。都表明了80一代要从他们的父辈手中攫 取社会资源和话语权力的努力。几年前少年作家韩寒对于文学界若干前辈公然的 轻蔑和今天李继宏对于罗志田的挑衅，是在不同领域以不同方式对同样要求的表 达，结果也因此而有所不同。李继宏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和一个错 误的对手进行了一场错误的斗争，却表达了一种多少具有正当性的诉求。 　　另一方面，李的行为是“失范”理论研究的绝佳案例，李笃信其所要达到目 标的文化价值，却无法通过适当的制度化手段达到这一目标。这一紧张关系才产 生了李近乎歇斯底里的攻击行为。然而这一失范（anomia）并不只是李个人的问 题，而更多地揭示出整个社会系统某种程度的失范（anomie，借用默顿的说法）， 归根结底源于文化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失调。我恐怕这类冲突在今后的一些岁月中 可能会表现得更加激烈，其思想史意义至今仍不明朗。无论如何，就一个孤例下 判断是危险的。因此让我们满足于这样一种“一个走向框架性诠释的思路”，而 非“提出一个解释框架”。 (XYS20050609)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dyndns.in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