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1.dyndns.org)(xys.3322.org)◇◇ 　　驳周桂钿《“一点创新”的几点质疑——读邓红〈王充新八论〉》 　　邓红 　　(日本大分县立艺术文化短期大学,日本大分 dengoita-pjc.ac.jp) 　　“摘要”周桂钿的《“一点创新”的几点质疑－读邓红〈王充新八论〉》一 文, 不但满篇谎言，而且“质疑”文的写法,充满大批判式的辱骂和人身攻击,本 文是对周文的反驳文。 　　“关键辞” 周桂钿;徐复观;林雪丽;商榷;大批判 　　周桂钿先生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全国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据说是秦汉 史哲学史特别是王充和董仲舒研究的大专家。这样的大权威为我的一本小著写书 评，并对我的观点进行“质疑”,对一个海外学子的我来说本来应该说是“受宠 若惊”的事。但是事情刚刚相反。就是这样一篇文章,不但勾起了我对过去的一 些不愉快的回忆,而且周氏的“质疑”文的写法,没有一种大家风度不说,满篇谎 言、辱骂和人身攻击，是可忍庶不可忍,于是写下此反驳文。 　　一，关于我和周桂钿的个人交往 　　本来嘛，一篇真正的学术质疑文章,谈学术就谈学术,一般不扯个人恩怨。而 周桂钿偏偏要以他的日本“讲学”之行作为引子,大概是想说他是早在90年代初 便去日本“讲过学”的权威,而且在他的笔下好像他对我似乎还有“恩重如山” 的意思。其实,十年来我一直把和周的交往锁在自己的心扉里,是为了惩罚自己。 据说日本有这样的格言,骗人的人不坏,被骗的人才坏呢。既然周桂钿自己先提起 这一段历史,而且还在继续撒谎,我也只好来个以其道还其身,在回复他的“质疑” 之前,也先来回顾一下我和周桂钿的几次交往,以帮助大家了解周的为人。 　　我早在十几年前就认识周桂钿,一共见过三次面,每次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一次是在1991年。我当时是日本九州大学文学部中国哲学史专业的博士研 究生, 是年春天,说是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的两位老师要来九州大学访问讲学, 我的导师町田三郎先生要我们几个留学生给他们的演讲当翻译。这两位老师,一 位是当时北师大哲学系主任杨寿堪先生,另一位就是周桂钿了。 　　我在这之前见过杨寿堪先生,为他们来访一事,事前我还亲自去过北师大。和 周没有见过面,但有神交。这就是他在“质疑”文开头提到的,我通过台湾留学生 罗小姐找他要文章一事,因为我和罗小姐很要好，罗小姐好像有什么问题要写信 给周桂钿请教,我就顺便请她在信中向周索要过文章。 　　当时周并不是什么大权威，还只是北师大哲学系一名普通的中国哲学史副教 授,看上去很老实憨厚,为人态度特别谦恭。杨老师讲演的稿件由别的留学生翻译, 我负责翻译周桂钿的。开始以为已经小有名气的他要讲什么大学问,预先要来了 他的讲稿。不看还不要紧,一看把我给吓一跳:写的什么东西!其中有几处叫我怎 么给日本人翻译呢?譬如,本人(周)从事中国哲学研究一开始是为了“解决两地分 居和北京市的户口问题”;譬如，我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有一个重要发现,即发现王 充的“知为力”和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是一致的,而王充比培根早一千多年, 这说明中国思想是很深刻的!还有其他一些奇奇怪怪的内容,譬如世界上有人否认 中国哲学,这是因为中国还很穷，以后富了就好了,云云。我当时就在想,这样的 玩艺儿、还需要千里迢迢跑到日本来讲?第二天周讲演之前,和我碰头,我就给他 建议,取消那些难以启齿翻译的内容。后来北京户口的那一段取消了,他的伟大发 现却保留了。会后，一位日本学者悄悄用日文对我说,中国来的专家,就只会讲这 些?我也只有摊摊手。 　　说起周的“质疑”的历史,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插曲。杨周二人回国后,杨 先生要我写一篇文章,介绍日本九州地区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传统,于是我写了一 篇“日本九州的中国哲学研究:传统与现状”,经杨先生的推荐,全文刊登在了 1991年9月的“国外社会科学”上。周也给町田先生写来一封信,说请一位日本秦 汉哲学史专家写一篇文章,翻译后他推荐给中国的某一家杂志发表,以显示双方的 交流成果。町田先生就请日本大学教授、著名汉代哲学史专家田中麻纱已先生写 了一篇“陆贾、道家思想和［淮南子］”的论文，由我翻译好后直接寄给了周本 人。两个星期以后,突然周写来一信给我,打开一看,是一篇周自己写的驳斥田中 论文的商榷质疑文章，把田中的文章批得一塌胡涂。主要内容是说田中的陆贾和 道家思想有联系的观点“没有证据”,“似是而非”之类。我拿到这封信去给町 田先生看了,把町田先生气得够呛,说邓红,你给周桂钿写封信,就说愿意推荐文章 的话,田中的文章一个字不改;如果说田中的文章写的不好的话,这篇文章就不要 人推荐了。这样,田中的论文才得以在“甘肃社会科学”1992年2期上问世,后来 还被“人大复印资料”的中国哲学史部分转载。 　　第二次见面是在1994年的4月。这一年，日本著名儒学家冈田武彦先生以个 人号召力,要在福冈市召开一个“东亚传统文化国际会议”,准备邀请全世界著名 的儒学研究专家参加,由日方负责全部费用。九州大学中国哲学史研究室为大会 的秘书机关,町田先生为秘书长。当时周桂钿也还只是一个副教授,虽然写过几本 小册子,并非“著名学者”,大会根本就没有准备邀请他。不知从什么地方知道这 一消息之后,他写了一封信给町田先生。当然,如果信中直接了当地说,我周桂钿 想参加这次会议的话,町田先生考虑到北师大和九州大学的交流关系,我估计大概 还是会同意他的要求的。殊不知这封信王顾左右而言它,居然把我给扯出来,说如 果邓红毕业要回国找工作的话,我们北京师范大学可以考虑接收,云云。町田先生 找到我,辟头就问,邓红,你毕业后要回国、要去北京的话、去不去北京师范大学， 几句话把我搞得晕头转向,因为我当时博士论文还没写好，找工作去北京的话从 来没说过。町田先生才把这封信的内容讲给我听,说我愿意去的话,他当即就给周 发一封邀请书,因为周的实际意思就是想来日本参加这次会议。我当时很气愤,觉 得你周桂钿想出国当“著名学者”,别把我拿来当筹码。又一想,他们那种学者出 国机会少,何不顺水作个人情,于是对町田先生说,那您就发一封邀请书给他吧。 这才有他1994年的日本“讲学”之行。 　　当时中国的“著名学者”一下子来了十来个,如张立文、葛荣晋、楼宇烈、 陈来、黄宣民、徐远和、王凤贤、高令印等,都是由我们几个留学生给他们当生 活翻译。每当和周桂钿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就要开始叹气，他快50岁了、科研 成果在北师大老师中最多、写了好几本书几十篇论文，还是个副教授，说是因为 系主任杨寿堪一直整他、压他，云云。还说,这次回去就好了,北师大校方已找他 谈话，要升他为正教授、还要他当系主任。邓红,你的事，等回去我当了权以后 马上给你办。这些举动和话都弄得我怪难受的。 　　当时还有这样一个小插曲。在告别宴会上,喝了两杯酒以后的北大教授陈来， 把我拉到当时任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思想室研究室主任的黄宣民、以及时任中 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东方哲学研究室主任徐远和的前面,说我给你们社科院推荐 一个人才,邓红的专业外语为人你们都见着的，这样的人才你们社科院应该网罗 进去，一席话把坐在旁边的杜维明先生都搞笑了。会议完了以后,我把这些情况 都告诉了町田三郎先生,他说这样吧，你先把博士论文交了,暑假到北京这三家去 活动活动,并吩咐我说,如果有人问到博士学位的话,就说已经没问题了。 　　1994年7月,我真的到北京去找工作去了。为了表示诚意,我特意把夫人带上 了。我夫人是日本九州大学农学博士,日本国立预防卫生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 从事生物遗传研究,当时在西南农业大学当博士后。我们先去了社科院,后来又和 周桂钿联系上,去了一趟北师大。这是第三次见面，他已经如愿以偿当上了系主 任和教授,说话的口气已经开始有所变化。当时商谈的结果,说是我可以进哲学系、 我爱人进生物系，还把生物系的一个女系主任找来,大家谈得比较融洽，后来4个 人还一起去了人事处,商定此事由哲学系牵头来办,让我们回日本去“静候佳音”。 8月底我回到日本,9月论文答辩顺利通过,而北京周桂钿方面却一直没有回音。直 到12月,我爱人来日本探亲,路过北京,她还专门去了一趟北师大拜见了周,而周也 只是说再等一下吧。这一“等”到今年刚好十周年。这里我想正式质问周桂钿先 生，如果你还记得和邓红有交往的话,最好把你十年前就应该给我的“答复”交 代一下,免得我还在“静候佳音”。因为你在这篇“质疑”文中还在继续骗人,连 话都不给我回一个的你，居然还敢说为我们夫妇在北师大“找好工作”了! 　　顺便说一句,关于这一段邓红“海归”在北京找工作的受骗记,以及我如何在 日本找到工作的,我曾经写过一篇“在日本当大学教师”的回忆文章,刊登在国务 院侨办的“华声”月刊1999年6月号上,只是把周的名字写成了S大学的X老师,好 事者可找来一阅。 　　二,“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与批判漫骂 　　五十年代初期,在中国曾经展开过一场在各个领域彻底批判美帝国主义在中 国的“最大的代理人”,“马克思主义的死敌”胡适的大规模思想政治运动。在 这场批判中,胡适有两句话被批得“体无完肤”,“遗臭万年”。一是“历史是可 以任人打扮的女孩子”,再一个就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了。通过这场运动, 形成了一种共通的大批判风格,在后来历次的政治运动中屡试不爽,现在还十分有 效。这就是，凡是要批判谁或者一篇文章,给它扣上一个帽子,宣布说这是“大胆 假设，小心求证”的东西,那么这个人或者这个作品就等于是不符事实的东西,彻 底完了。 　　周桂钿不愧是“文革”中的大学生,对这一套大批判手法颇有心得,所以他迫 不及待地在“摘要”里就宣布我的《王充新八论》的写作风格是“大胆假设，小 心求证”。他的所有批判质疑,都建立在批判我的书是建立在“大胆设想,小心求 证”的基础上的。到后来，他的批判质疑已经发展为漫骂了,这些漫骂之辞计有: “欺骗外行”、“经不起专家的推敲”、“莫名其妙”、“没有研究”、“不敢 涉及”、“捏造”与“(不)诚实”等等。他的文章的最后一节，简直就是对我进 行的一种人身攻击,近似于“泼妇骂街”了。 　　对于这样的攻击,我本来完全可以不理睬它的。如果要反击的话,套用当年大 批判的语言:“鲁迅先生曾经说过,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足矣。 　　当然，我们也可以反过来问,你周桂钿看不惯的文体风格,难道就是“恶”的 “坏”的东西?别太过高估计自己了吧。 　　说我的文风是“大胆设想,小心求证”,我完全接受,因为胡适先生一直认为 这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如果我没有使用这样的方法,王充大概还是盘据在中 国哲学史的神坛上的“民族大英雄”吧。其实在当代中国学术界, 已经没有人再 说胡适说过“历史是可以任人打扮的女孩子”这句话;也再没有人去非难批判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句话了。反之我觉得,被人说是“大胆设想,小心求证” 完全是一种抬举。现在都什么时候了,我们的中国哲学史学会的副会长的思想还 在停留在五十年代呢。 　　在“质疑”文中周桂钿还摆出了一副大权威的样子。周桂钿现在是大权威当 然不错,但请别在我面前自称权威或摆老资格,因为我认识他的时候还是一个姿态 非常谦恭、在日本人面前低三下气的小小副教授。何况我在学术上从来就没有将 周某人看做权威,因为他写的那些东西我是不以为然,在《王充新八论》中是作为 批判对象来对待的。我在《王充新八论》“自序”中曾经这样说过: 　　“文革”结束后,这一风气(指拔高王充)本应得到纠正,但是70年代末80年代 初,一些在五六十年代极“左”环境下培养出来的学者,又在王充研究领域露面, 写下了许多对王充评价更高更“左”的著作,甚至封王充为“民族大英雄”…… 　　这样的“学者”当然其他还有许多，现在看来这一段话套用在周桂钿身上最 合适不过了,周的这篇“质疑”文章,只不过是“对号入座”而已。 　　倚老卖老所谓“耳顺”之类,更是可笑。周桂钿是红卫兵大学生,文革后的第 一批研究生;咱们也是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77级),也快知“天命”了。给《王 充新八论》写“王序”的我的同班同学王素也是文革后的第一批研究生,早就 “知天命”了。同样是全国中国哲学学会副会长的郭齐勇算起来还是我们武汉大 学的“学弟”(78级)，口口声声“邓红兄”呢!大家的学问研究都基本上是文革 后同时起步,大致属于同一辈人,至少不存在倚老卖老的余地。 　　三，关于徐复观批判 　　如果光看周桂钿的“质疑”文章的话,人们还以为周桂钿和徐复观批判毫不 相干,因为他装出了一副旁观者的样子，在那里为徐复观打抱不平。对这种行径, 除了“贼喊捉贼”以外,我再找不到更好的词来形容了。 　　他列举的我在“王充总论”里面议论徐复观的那一段话，实际上是《王充新 八论》“总论”中的一段无关紧要的介绍文。我介绍的主要内容不是别的,正是 介绍周桂钿本人写下的一篇“商榷”徐复观否定王充传记资料的文章。我只轻描 淡写地点了一下,是因为周桂钿的“商榷”文章火药味极浓,我怕卷入是非中不能 自拔,于是点到为止也就算了,没想到周桂钿居然在这个地方抓我的“辫子”。 　　我刚才已经提到过,周桂钿连还没发表的日本学者田中麻纱己的文章都要 “商榷”一番,可见此人特别喜欢与人“商榷”,大概是与人“商榷”特别是与台 湾人日本人“商榷”出名更快些吧。所以周在80年代初期写过许多与徐复观(尽 管当时徐复观已经去世)以及台湾学者“商榷”的论文,譬如“王充自然论剖析－ 评台湾学者对王充的研究”(《福建论坛》1984年5期)主要是批徐复观和罗光不 懂王充的偶然和必然关系的论点;“王充偶然论试析－同台湾学者罗光、徐复观 先生商榷”(《浙江学刊》1984年第6期)，是批判罗光徐复观不懂王充的偶然论。 最著名的就是那篇题为“王充传记资料考辨－兼评台湾学者对王充的研究”(甘 肃省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1984年第四期)的文章了。不知为什么,在他对我的 这篇“质疑”文章中,一字不提他的这一段光荣的“商榷”的历史,反而抓住我对 双方观点的一些介绍进行攻击,似乎是要对我对徐复观的批评打一个抱不平似的。 　　既然这样, 本人首先要申明并且“揭发”的是,说徐复观仅凭几句“参稽 《论衡》全书”、“从全书来看”就否定“后汉书”本传的始作俑者的,不是别人, 正是周桂钿本人;说徐复观“缺乏发展的眼光”而否认“后汉书”本传记载的可 靠性的,更是周桂钿自己。他的那篇“王充传记资料考辨－兼评台湾学者对王充 的研究”的主要宗旨,就是批判徐复观如何如何凭一些主观臆想就否认“后汉书” 本传;指责徐复观仅仅凭对“论衡”的暧昧解释,就否认“后汉书”中的有关王充 的几大史实,是周桂钿本人在这篇“商榷”文中的主要观点。只是因为这一段周 桂钿的“商榷”特别罗嗦,老是说不到点子上，本人在介绍这一段公案时,才用了 “感觉”二字来概括周桂钿批判过的徐复观的主观臆想和暧昧解释;用了“没有 举出任何新的史料”来概括徐复观的“参稽《论衡》全书”、“从全书来看”的 无中生有的考证手法。所以周桂钿对我这一段话的“质疑”,以及周桂钿在这篇 “质疑”中为攻击我而给徐复观等人作的辨护,都是在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为了 说明这个问题,我们这里想引用一段当年周桂钿的批判原文。 　　徐复观对于王充的研究主要问题是缺乏发展的观点，一是王充少年时恭愿仁 顺,乡里称孝，与成年后的自然论混为一谈,以此否认王充本传记载的可靠性。一 是根据王充青壮年时有功名心,否认王充老年有被征召而病不行的可能性。总之, 徐复观把王充的少年、青年、壮年、老年看成完全相同、一成不变的，这是他研 究方法中的主要问题，由于这种凝固化的思想方法，导致一系列相当荒谬的错误, 最大的错误是否定范晔《后汉书》王充本传的可靠性。而这一错误在学术界颇有 影响。如上所述陈丽桂,黄云生等都受其影响，而不敢相信王充本传。(见“王充 传记资料考辨－兼评台湾学者对王充的研究”,载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 1984年第四期,第46页) 　　这里周还打了自己一个耳光。这就是他在20年前就严厉批评过陈丽桂,黄云 生等都受了徐复观的“错误”影响,而他在对我的“质疑”文中,居然反过来赞扬 陈黄都重视“信服”徐复观的观点。 　　同时,周又似乎忘记了他对徐复观的批判,在“质疑”中还假装为徐复观辨护, 说徐的“王充论考”有七十多页,谈“后汉书·王充列传”的有十页之多,在台湾 学术界有很大的影响,以说明徐的否认“后汉书”本传的举动似乎有道理。这样 的辨护和推论非常错误。按照这样推下去,写几十页可以推翻“后汉书”的本传 的话,那么写几百页不就可以推翻整个“后汉书”了吗?一些台湾的学者重视“信 服”徐复观的观点,能作为徐复观正确的理由和证明吗? 　　另外我们知道,在二十四史中,最可靠的应该是前四史,即“史记”“前汉书” “后汉书”“三国志”。这些史书都经历过一两千年历史的考验了,要否认“后 汉书”王充本传的历史事实,不拿“新”的材料来,即那些“出土文书、民间文物 和外国馆藏”之类，就是不可能的,这是历史学的基本常识。周桂钿连这个基本 点都要讽刺打击一番,证明了自己的水平有多低。 　　至于说我的《新八论》没有引用新的材料而得出了新的结论,以为徐复观辨 护的那一段也很荒唐。要否认“后汉书”王充本传, 必须拿出“新”的材料来, 这是历史文献学问题。我的《王充新八论》没有引用新的材料而得出了新的结论, 这是哲学上的思辨问题。两者根本不能混为一谈嘛。周桂钿早先写的几本书,不 是都统统冠有“新”字吗? 　　四,对徐复观突发奇论的分析 　　周的“质疑”后一半,对我发出的推测为何徐复观突发奇论的分析,也加以了 责难,但更多的是无理取闹，甚至是一种诬陷。 　　为了说明这一问题,首先想引用一段我在“总论王充”中引用过的但不是全 文的,林丽雪的一段话的全文。 　　由此观之, 《后汉书·王充传》二百余言的记载,经徐氏大刀阔斧地截割,所 余可靠的资料就无几了。徐氏在《两汉思想史卷二·自序》中说: 　　几十年来,把王充的分量过分夸大了。本书中的“王充论考”一文，目的在 使他回到应有的位置。 　　他显然是有意要压抑近世学者对王充的过分褒扬,因此,在“王充论考”中, 语多愤激失平,不类徐氏以往治学态度之允当。 　　(见林雪丽著《王充》,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1年版,31页) 　　从这一段话,可以看到: 　　1) “不类徐氏以往治学态度之允当”,是指徐复观这篇“王充论考”和他以 前的“允当的”治学风格不一样, 出现了“语多愤激失平”的现象。严肃的学者 们对这一文章都有异议,20年前的周桂钿也出来“商榷”过了嘛。 　　2)林丽雪企图找出出现“语多愤激失平”的原因,她分析是徐氏“显然是有 意要压抑近世学者对王充的过分褒扬”。作这样的分析显然不需要查找分析徐留 下的“日记”“杂文”或“其他文章”也是可以办到的。 　　可笑的是,周桂钿在“质疑”中居然把这一段话栽到我头上,给我一阵猛批, 这是没看过林丽雪的书的“张冠李戴”,还是故意“栽赃”呢?而且周的批判语言, 什么“近代是什么时代?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是不是近代,算不算近代?胡适是不是 近代人物?”然后是一大堆“大胆”“小心”之类,完全是在“泼妇骂街”了。如 果他搞清楚这一段是台湾学者林雪丽说的话,还敢这样“骂”吗? 　　3) 林丽雪说徐氏“显然是有意要压抑近世学者对王充的过分褒扬”,应该是 说到点子上的,这是指的“语多愤激失平”的深层原因。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周桂 钿20年前是怎么说的。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卷二增订再版的“自序”中说:“几十年来,把王充的 分量过分夸大了。本书中的“王充论考”一文，目的在使他回到应有的位置。” 实际上,几十年来对王充的研究还远远不够,而徐复观却认为学术界已经把王充的 分量过分夸张了,他抱着纠偏的思想,说是要使他回到应有的位置,实际上对王充 作了不适当的贬抑的评价。(“王充传记资料考辨－兼评台湾学者对王充的研究” 《社会科学》1984年第四期,第45页) 　　周桂钿本人也是赞成徐氏对几十年来王充研究史“纠偏”过度，是“对王充 作了不适当的贬抑的评价”的深层原因或根本原因。可以说，现在“质疑”我的 周桂钿是在批判二十年前批判徐氏的那个周桂钿,拿起今天的石头砸自己过去的 脚。 　　我是十分赞同林丽雪和二十年前的周桂钿的这些分析的。在这一赞同之下, 我继续朝前走了一步,推论了一下徐复观这个一贯严谨“允当”的新儒家的殿军 人物为什么突然在1974年会“语多愤激失平”的心理因素。我从这篇文章的写作 时间着眼,认为其刚好和“批林批孔”这一历史时期相吻合,于是推论这一吻合是 产生突然“语多愤激失平”的直接导因。我也只是“推论”,所以用了“好像…… 似的”之暧昧语言。这一推论是建立在林丽雪和二十年前的周桂钿的批评之上的, 当了解了这一切后,得出如此推测难道不是很自然的吗? 　　结尾 　　以上是我对周桂钿“质疑”一文的几点反驳。 　　当然,我的“王充新八论”有许多缺陷和破绽,欢迎大家对之提出“商榷”。 但是希望不要采取周桂钿式的文革式的大批判方式、无中生有的栽陷手法、泼妇 式的骂街、倚老卖老的“权威”态度。我最不能容忍周氏的地方有两点。一是将 学术“质疑”扯上个人恩愿,为证明自己清白不惜公开撒谎。二是为了批倒邓红 和“王充新八论”,不惜在涉及徐复观问题上装出一副局外人的样子。 　　另外，为了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本文故意用了一些当年的大批判语言,敬 请读者诸君原宥。 　　(2004,7,12,完稿) (XYS2005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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