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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第十三届全国科普理论研讨会归来有感（之二）

　　史晓雷

　　7月6日上午在中国科技馆的科普报告中，清华大学人文学院蒋劲松老师的一
番报告颇具“颠覆性”。他报告的题目是“科学传播：知识和权利的双向社会重
构”，主要观点是科学知识具有极强的地方性，因为近代科学知识产生于特定的
实验室，从“时髦”的建构论观点看“实验室在本质上与监狱、学校、医院、军
营、工厂一样，都是现代世界的权力运作的典型场所”。现就对其文章中的两点
立论据以反驳。

　　蒋老师的文章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科学知识的地方性”，文章耸
人听闻地谈到从科学实践哲学新成果来看，科学知识具有高度的地方性，就因为
近代科学的研究主要是在实验室中进行的。这样“将研究对象从其天然地环境中
分离并隔离开，就切断了其与环境之间千丝万缕的复杂的天然联系，从而可以使
得对象的联系简单化，便于研究。如在抽真空的管子中测量自由落体的运动规律
就能够排除掉非常复杂的空气阻力、风力的干扰因素。从此开始，科学研究的真
正对象就已经不再是天然的自然了，不再是不受改变的自在之物了。”第一部分
最后得出结论说：“科学知识的获得与证明，都是高度依赖于实验室的场景和实
践方式的，是高度地方性的知识。”那么到底科学知识是否具有地方性，而且还
会有高度的地方性呢？事实恰好相反，世界上恐怕再没有比科学知识具有更弱的
地方性了：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发现了毕达哥拉斯定理，我国的先民在生产
实践中同样发现了勾股定理；达尔文通过观察加拉帕哥斯群岛生物的差异性提出
了进化论，远在马来群岛的华莱士几乎同时提出了生物进化学说；最具说服力的
是19世纪上半叶能量守恒定律的发现，竟有数个国家的十几位科学家几乎同时提
出，著名的有英国的焦耳、德国的迈尔、美国的伦福德（在德国做实验发现）等。
拿当代的科学知识而言，美国的理论物理知识难道与澳洲所学的理论物理知识有
别吗？法国的高等数学难道不同与日本的高等数学吗？科学知识的普遍性、统一
性正好在于科学研究中排除了纷乱复杂的无关因素，比如自由落体实验与实验者
是非洲人、亚洲人或土著人丝毫没有关系，他们一样会得出H＝（1/2）gt^2而不
会是其他。倘若事事考虑或者不排除无关紧要的干扰因素，科学实验（研究）连
一步也无法进展，人类知识的获得也将是无稽之谈。科学知识“高度的地方性”
究竟体现在何处呢？？

　　文章的后四部分集中“建构”了科学知识与权利的“双向建构”过程，纯粹
出于对科学妖魔化的手法试图误导科学与民主的关系。还时不时地戴着“民粹主
义”的有色眼睛来审视科学，说什么“近代科学知识从欧洲向第三世界的传播，
在某些方面要为第三世界的落后地位负责。因为从欧洲实验室中发展出来的科学
知识，无论是在关注自然的异质性、关注社会利益等各方面都是为欧洲扩展服务
的，以至于可以说，‘现代科学在一定程度上是策划和实施了欧洲扩张的结
果’”。对于科学与民主的关系，科普大师卡尔·萨根在《魔鬼出没的世界——
科学，照亮黑暗的蜡烛》有一段精彩的表述：（中文版，李大光译，P44—45）

　　“科学的价值观和民主的价值观是一致的，在许多情况下是无法区分的。科
学和民主起源于——从它们文明的典型特征上说——同时同地，即公元前7世纪
至6世纪的希腊。科学赋予任何一个刻苦学习（尽管非常多的人由于学习有方而
避免受苦）它的人以权力。科学发达，确实需要思想的自由交流，其价值观与事
事秘而不宣的价值观水火不相容。科学决不改变自己的原则，即，科学本身没有
特别的有利之处或特权地位。科学和民主鼓励非正规思想的自由发表和激烈的争
论。科学和民主都需要足够的理性、有条理的论据、证据的严格标准和诚实。科
学是防范假装有知识的人的有效方法。科学是反神秘主义、反迷信以及反对在不
属于自己范围内的地方滥用教义宗教的一座堡垒”。

    科学知识的普及，对权力的集中是一种遏制，而不是什么“双向建构”。至
于试图以抵御欧洲扩张为措辞而反对学习现代科学知识，才是真正的死路一条。

(XYS2006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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