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freedns.us)(xys-reader.org)◇◇ 重新认识医学家余岩 祖述宪 安徽医科大学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唤醒了中国人的民族危机意识,救亡图强成为 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使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出现了重大的转折。鉴于内忧外患 日益深重,清朝廷也决定效法日本,实行维新,于是兴起了第一次“留日潮”。 余岩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胸怀强国壮志,负笈东渡,习济民之术,日后成为20世 纪上半叶上海的一代名医。他积极传播新医学和新文化,提倡医学革命,在中国 近代医学发展的历史上激起过不小的波澜。   余岩字云岫,号百之,以字行。在本文中,按照当时的习惯,余岩和余云岫 的名、字兼用。如今了解余岩的人已经很少,他的著作也尘封在少数几个图书馆 里,难以寻觅①。然而,近半个世纪以来,余云岫这个名字却时而出现在一些有 关中医的文字里,被当作“反面人物”加以鞭挞,蒙冤受辱。但是,如果不存偏 见,认真阅读他的著作,你会发现他不仅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和锐意革新的医学 家,而且也是具有强烈民族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怀的新文化运动开拓者。他的著作 经受了历史的检验,其意义不仅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稍有所失,而且至今对于我 国的医疗卫生事业仍然具有重大意义。余岩的经历说明,在文化上超越时代、弃 旧图新的杰出人物,往往难以见容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   ① 有鉴于此,本文作者编选了《余云岫中医研究与批判》,2006年7月由安 徽大学出版社出版。本文引用的余云岫文章,可检阅该书。   余岩生平[1] ②   ② 除参考文献[1]外,尚根据余岩著作如《亡室刘氏行略》(《余氏医述》 卷七外集);其他史料和余忾提供的资料进行核实和补充。   1879年10月28日,余岩出生于浙江镇海县澥浦镇余严村的一个贫苦的家庭, 兄弟五人,先生居长。   1884年,余岩6岁入乡塾。1901年就读南浔的浔溪公学,杜亚泉时任校长, 蔡元培为名誉校长。1903年赴上海,就职澄衷学堂教员。次年返乡,主持镇北贵 驷桥宝善学堂。1905年由镇海县鲲池书院保送,赴日本公费留学。翌年,按照书 院的要求,入日本体育会学习;毕业后转东京物理学校就读,1908年入大阪医科 大学预科。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余岩与留日习医学友立即组成“赤十字队”(即红 十字,日文为“赤十字”)参加革命军的救护工作。归国前,他饯别赋诗,表达 为革命赴死的决心:“一身归国知悲愤,万死投艰在倔强;少别群公休怅怅,男 儿事业本沙场。”11月,他们抵达上海,旋即随革命军入南京。时陕西攻战犹烈, 士卒死伤甚众;乃西行入秦,至陕石(今三门峡市境内)遇匪,他与同行者四人 被掳;幸三天后获释,终抵西安,为军民救护,五个月后返乡。1913年春,重返 日本大阪医科大学继续学业,1916年毕业。回国后担任公立上海医院医务长,翌 年冬辞职。此后自立诊所,悬壶济世,同时进行中医药的研究,倡导医学革命, 终身不懈。   余岩秉性“素不好世俗之所好”,惟好学问。从青年时代起博览群书,热中 于著书立说。在赴日留学期间,他编撰了两本物理学教科书,由上海开明书店出 版。1918年,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1928年,创办了《社会医报》周刊,为建 设和发展我国新的医疗卫生体系,向政府和社会提出建议和批评。他为文证据翔 实,逻辑缜密,言语犀利,具有无懈可击的说服力,并且流露着强烈的爱国主义 和理想主义激情,读之“令人回肠荡气,不忍释卷”[2]。数年前,我的老师、 我国劳动卫生学科奠基者之一、前上海医科大学顾学箕教授,向我回忆他在求学 期间和学友们在《社会医报》出版日急切地前去购买新报的情景时,仍然兴奋不 已。在余岩撰写的大量医学著作中,关于中医的系统研究与批判、本草研究、中 国医学史研究和医疗文化评论等文章,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这些文章大都编入《余氏医述》,再版改名为《医学革命论集》。此外,他还著 有《皇汉医学批评》[3]和《古代疾病名候疏义》[4]。他的著作在社会大众中也 有流传,起到传播新医学的作用。例如,巴金在其小说《春》中有这样的描述①:   ①巴金.《春》,第2版, 第47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他(觉新)忽然走到书橱前面。把余云岫著的《传染病》取出来,翻开《赤 痢篇》反复地看了两遍。他看见书中所说跟任医官的话一样,才知道蕙的病势的 确沉重。他又害怕国光不相信西医,或者照料病人不周到,便差人把《传染病》 给国光送去作参考。   余岩高瞻远瞩,一再强调医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呼吁当局开设研究机构,发 展医学研究事业。然而,他自己从日本学成归国,除了短期兼职过北平研究院的 特约研究员和中国医药研究所所长以外,他毕生在上海开业行医,做他所说的 “医之最下者”,“有志学问者所不屑”的“不荣耀之事”。(《对于医学前途 之希望》)这说明当时的社会环境不遂人意,没有机会实现他所向往的“医之上 者”——研究工作的抱负。他在致一青年医生的信中说:“仆沪上一开业医生…… 所谓第四等之医耳” (《答潘君骥书》),实“为饥寒所迫者不得已而为之” (《对于医学前途之希望》)。这种无奈与自嘲,充分表现了他壮志难酬的压抑 心境。但是,身为开业医生他有很高的思想境界和追求,他医德高尚、医术精湛, 为病人处方用药,尽可能采用国产药物,而不轻易使用价昂的舶来药品,为此他 在诊所里开办一个小型研究室,结合临床研制药物。   他兼任过的专业、学术公职很多。在1925年至1934年间,余云岫先后担任过 上海市医师公会首任会长、中日文化事业委员会上海分会委员、南京国民政府卫 生部中央卫生委员会委员、大学院译名统一委员会委员、医学校学制与课程和编 制委员会委员、大学院审查科学图书委员会委员、内政部卫生专门委员会委员、 东南医学院(即安徽医科大学前身)校董会副主席、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顾问 和《中华医学杂志》编辑主任等职。1935年,任北平研究院特约研究员。1944年, 兼任中国医药研究所所长。   余岩是思想开放的知识分子,可是对传统师道恪守不渝。从他留日期间追随 章太炎起,与章家一直过从甚密,并与师母常有诗唱和。但他对中医的观点与章 的显然有本质的不同,章认为中医“诚有缺陷,遽以为可废,则非也”,而且还 认为“中医之胜于西医者,大抵伤寒为独甚” [5], 同时积极支持举办中医学 校,并担任校长。可是他对章言必称师,对章在中医上的考证和医药上可取的意 见,都持赞赏的态度。杜亚泉任浔溪公学校长时,余云岫就读于该校。余发表 《<灵素>商兑》和《国产药物研究之第一步》后,杜亚泉撰文提出批评[6],尽 管他不能同意杜的意见,但认为杜先生不懂医学,又是他的“少时之师”,虽不 能逢迎附和其言论,但也不愿加以反驳。因为,“盖近世道德毁弃,名利所在, 骨肉操戈;师弟之分,古之所重,仆诚不欲援当仁不让之说,而弯射羿之弓也” (《与恽铁樵论<群经见智录>第一书》)。   作为著名的知识分子和名医,余云岫与上层社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与各类 人物都有交往,但他从不攀附权贵,钻营名利。相反,他与官场和当权者始终保 持距离,承担知识分子批评的角色;对医疗卫生问题秉笔直书,向当局提出建议, 对社会的黑暗和腐败进行抨击,为社会大众发言。褚民谊曾与余在医界共事,抗 战时期褚任汪伪政府要职,邀余担任同仁医学院的校董,但余深明大义,以过于 繁忙为由予以拒绝①。国民党要员陈果夫是中医和国粹的积极倡导者,深知余云 岫对中医的态度。1935年,陈任江苏省政府主席兼江苏省立医政学院院长时,仍 然邀请他去该校演讲,并亲自主持演讲会,余岩虽有自谦却毫无谀辞(《医史学 与医学前途之关系》)。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陈果夫在上海举行庆祝光复的 聚会,邀请社会贤达名流与会,余在会上批评了国民政府“劫收”大员的贪污腐 败,充分显示他刚正不阿的品格和真正的知识分子的立场。   ①下面为褚民谊给余云岫的复信:   云岫先生大鉴:前为同仁会拟在上海同仁医学院事,曾请足下协助进行。旋 奉大函,敬悉公私过忙,未暇兼顾,并拟辞去筹备委员职务。兹以第二次筹会即 将举行,先生既不克兼综,故已改请袁局长榘范担任。知关锦注,特此布闻,余 不一一。顺颂道履 褚民谊启,十一月廿九   194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为了“迎接独立富强的新中国的建 设高潮,为广大人民而服务”,上海市中西医药研究社和新成立的中医新教育促 进会共同组织了一次由自然科学工作者中的医界先进参加的“中医座谈会”,由 上海市中医师公会顾问、医史教授宋大仁主持,余云岫、国立同济医学院院长唐 哲、东南医院院长汤蠡舟、国立上海医学院药理学教授张昌绍和公共卫生学教授 顾学箕、中华医史学会会长王吉民以及著名中医师叶劲秋和姜春华等15人出席。 这个座谈会认为:“中医依旧以不科学的医术,占着他们广大的人数,普遍地替 人民治病,这对于人民健康,实在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当然,对于将来公医制度 的推行,也是一个最大的阻力![7]”并且撰写了《处理旧医实施步骤草案》, 向中央人民政府提出善意的建议:改造中医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对全国中医办理 一次总登记;停办中医学校,不准再收门徒。第二步是举办中医再教育。第三步 是厉行中医的甄别和淘汰。同时要“整理中药”和“帮助中医成为新中国的公共 卫生员”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卫生部对余云岫的学术研究和医学革命的主张 相当重视,安排他许多社会职务,先后担任过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 会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土产交流大会②筹委会中 医专门委员会委员、卫生部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卫生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编纂委员会特邀委员、中华医学会理事、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会联合会委员、 上海市卫生局中医进修委员会委员和成药审查委员会委员等职。他积极响应政府 的号召,满腔热情地投入医药卫生事业的建设工作。1950年,他担任第一届全国 卫生会议筹委会华东分会委员,其后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全国卫生会议,并作为 主席团成员。在此期间举行的中医座谈会上,卫生部副部长和党组书记贺诚充分 肯定了他对中医的批评。贺诚说:   ② 1951年,根据政务院副总理陈云“扩大农副土产品的购销……是目前活 跃中国经济的关键”的指示,全国各地举办规模盛大的城乡土产交流大会或物资 交流会,其中包括中药。   过去余云岫先生曾批判过中医学术,有许多是对的,即使在批评尺度方面, 对中医问题解决方法上,有不能使中医满意的地方,但基本精神还是好的,中医 也正是因为有了他的批评而引起了警惕和注意,也曾获得了一些改进。在中医方 面,应当欢迎别人的批评,对的接受,不对的再加以说明,决不可因为别人的批 评,引起不满,在处理这样的问题时,还须有伟大的胸怀和气魄,以及客观态度。 个别中医认为余先生来参加卫生会议和中医小组就难以同意,须得重新考虑。我 以为显得中医代表先生的进步,体会毛主席中西医大团结的精神以及我们伟大民 族的伟大胸怀和气魄,应当欢迎余先生来参加中医小组,并要求他作更多的批评 与改革中医学术的意见,这对于中医来说是有好处的[9]。   在此次会议上,中央政府颁布了卫生工作的三大方针,其中包括“团结中西 医”。此后,各省市开办中医进修学校,吸收开业中医进修,系统学习医学知识, 目的是使“中医科学化”(其中不少学员后来成为中医界的骨干,有些中医进修 学校成为中医学院的前身)。他拥护政府的政策,作为上海市国医训练所学术讲 座讲师,参与中医进修教育工作,在中医进修班演讲授课,勉励学员“向科学学 习方法”,在临床诊疗时要有科学的观念、用科学的方法,去做“在科学上有根 据、对大众有利益的事情”;希望中医通过科学化与新医学统一起来[10]。   1950年12月,东南医学院董事会自愿将学校献给国家,改为公立,由副主席 校董余云岫委托院长行使管理权[11]①。1953年,他受命去中医研究所(今中国 中医研究院)工作,并拟于翌年北上赴任,但因9月发现癌症,终未能实现他的 专事医学研究工作的夙愿。1954年1月3日,余云岫因患结肠癌在上海逝世,终年 75岁。根据其生前留下的遗嘱,对他的遗体进行了病理解剖。   ①引自校史编写组编写的《安徽医科大学校史》初稿(2006年),第39页为 “主席”,应为“副主席”,其后定稿的《校史》删除了这段话。根据2006年 《安徽医科大学校史资料》(珍藏版)收录的民国二十五年《东南医学院要览》, 第2页为“副主席校董”,主席校董为褚民谊。褚民谊(1884–1946)国民党元 老。父为当地名医。早年曾留学日本和法国,参加同盟会,宣传反满革命。1924 年在法国获医学博士学位,回国从事教育工作,先后任广东大学教授、代理校长、 兼任广东医学院院长。1926年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后递升为执 行委员,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后方军医处处长。1940年3月底汪伪国民 政府在南京成立,褚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1946年褚因汉奸罪被执行死刑 后,主席校董职位一直空缺。   余岩的学术成就   余岩的主要研究和工作被收集在《余氏医述》或《医学革命论集》一至三集 中,根据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部分:一、对中医理论的系统研究与批判;二、 关于废止旧医案与对国医馆的批评;三、本草研究;四、中国医药史研究;五、 医疗卫生工作与文化批评;和六、序类。兹扼要介绍如下:   -、对中医的系统研究与批判   余云岫一生的工作在于研究和批判中国的传统医药,介绍当时新的科学的医 药知识。他的中医批判文章都是对中医理论和实践进行充分研究的成果。所以, 江苏的一位老中医说:“大家都知道西医前辈余云岫先生最最反对中医……但他 对中医学方面的研究,是有相当深厚的基础,一般中医远远的望尘莫及。[12]” 有人称赞他的这些文章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巨制”,“前无古人者,昔日 旧医既无现代知识,自不足以言今学;后无来者,则此后新医界,尚得有人读如 许旧医典籍,能作如许文章,然后与谬妄邪说作知彼知己之搏战乎?[2]”余云 岫介绍新的医药成就的书文也很多,但如今大都已成为历史。   他对中医的批判绝非出于个人成见,相反,他之所以学医原本出于“发现国 粹的狂热”。他说:   当初我一意要入医学校去学医的时候,原是抱了一种极大的野心。我想中国 的医学是数千年来相传的学问,历代名医很不少,历史和名人笔记里面所载的医 话说得很有奇效,《内经》、《伤寒论》、《千金方》、《外台秘要》等书籍也 很多。我以为中国的医学是一定有研究的价值,一定有很好的成绩可以研究出来, 并且研究这个学问一定是很有趣味的。谁想学了西医之后,再把中国医书翻开来 读读,竟是大失所望,把我十年来痴心妄想要发现国粹的狂热,竟变成“一片冰 心在玉壶”了。(《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之第一步》)   他对中医从热情地投入到以失望结局的这种经历,在青年中医师中似乎并不 鲜见。   余云岫说:他是“真理的忠实信徒,反玄学的激烈分子”(《余氏医述》第 一版自序),“灼然知旧医之虚诳不根,不足以利用厚生,爱莫能助,不得已而 创废弃之说”(《致〈时事新报〉沧波先生书》)。因此,他批判中医的目的, 是为了唤醒旧医、整理旧医、改造旧医,实现我国医学的科学化,而不是与旧医 夺饭碗、争门户或闹意见。他说:如果他挂起中医的牌子,恐怕是上海不可多得 的名医,甚至是第一等中医,现在他做西医,还够不上第一等。若是为了饭碗, 他只要做个骑墙派,兼行中西医疗,那他的门庭一定会更加兴旺。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包括《素问》与《灵枢经》两大部分,被封为 中医的经典。1917年,余云岫发表《〈灵素〉商兑》,首先对《内经》进行彻底 批判,“痛诋阴阳五行、十二经脉、五脏六腑之妄”,旨在“堕其首都,弃其本 源”。他认为,《内经》成书于2000多年前,充满“粗率之解剖,渺茫之空论”; 其推理之根据、演绎之纲领皆为阴阳五行、十二经脉等毫无凭据、绝对不合事实 的东西,因此“须要斩钉截铁地把这点糊糊涂涂的空套打破”,“阴阳五行之说 破,而《灵素》全书几无寸尺完肤”。他认为:医学是建立在解剖学、生理学和 病理学等之上的科学,而中医还停留在阴阳五行等空想概念的推演、完全与实际 不相符合的基础上,既不认识疾病的实体,也不知道真实的病因,就像那无根的 草木,是不能为社会大众的健康服务的。要树立科学的医学,就必需批判和摒弃 陈旧落后、实本巫祝的医术。   鉴于清代学者对晋代梅颐的伪作《古文尚书》和陈抟的《先天八卦图》的抨 击一举成功,遂使伪作和邪说败落凋零,士大夫弃之如敝屣,自此学士不敢复取 陈、邵之图,妄谈易理,余云岫原指望《〈灵素〉商兑》对《内经》的批判也会 产生这种作用,使中医在理论上土崩瓦解。因为,伪《尚书》和《先天八卦图》 都曾是有广泛影响的书籍,被士大夫乃至朝廷奉为经典,比《内经》和《难经》 在中医界的影响还大。不过,中医与《尚书》伪作或“先天”邪说完全不同,解 决起来不可能如此简单。因为中医在社会大众中有广泛的基础和实际需要,同时 医生又是一个上好的谋生职业,乃至飞黄腾达的阶梯,业者必定竭力加以维护。 余云岫将此归结为一是肤浅的“皮相之见”,由于国人有重古轻今、笃旧疑新、 避实遁虚和喜好高玄的文化心理,缺乏追根究底的科学精神,对医术的道理和方 法根本不去寻证求据,认真考察,以致这“前古荒唐无稽之学”仍然盛行。二是 “饭碗问题”,“凡有可以保持其饭碗、延长其势力者,无计不施,无孔不入, 真莫大之障碍也”(《我国医学革命之破坏与建设》)。其实中医界开明人士早 就深知中医理论的陈旧落后。由陆渊雷、章次公等人创办、章太炎任院长的上海 国医学院,也要“一洗阴阳五行之说,欲以科学解释中医” [13]。   余云岫对中医治病的所谓“有效”,条分缕析,鞭辟入里,至今仍不失其深 刻。他认为:第一,中医用药全在经验。这种经验是无数巧合的积累,“多言幸 中”(《对于国医馆的我见》),即由于“数千年以人命为尝试,积之既久,幸 中偶合者日益加多,犹多言之必有中也”(《〈灵素〉商兑》)。所谓的“医 理”,阴阳五行、十二经脉、脏腑的玄理全是牵强附会。   第二,许多疾病无需药石,假以时日即可自愈,医生实是贪天之功。《周礼》 在考核医生时就充分考虑了“自愈”因素:“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 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次之。”郑康成注说: “五则半矣,或不治自愈。”孙仲容说得更明白:“明十失五者,并不得为下医 也。以其术疏,才能得半,即其所得之五,亦或是不治自愈,非所治之功,固不 足数也。”所以班固引谚语说:“有病不治,常得中医。”这里的“中医”是指 半数以上的病人康复是由于自愈(《百之斋随笔》)。   第三,有些病人的“治愈”是医生“暗示的效果”,“完全是精神作用,和 催眠术差不多,与药物是丝毫没有关系的”。现代临床实验证明,任何无效的 “药物”都可以成为安慰剂,医生及其诊治过程就具有良好的安慰效应。   第四,由“传语之过量”夸大治疗效果。年轻时他听老人讲名医叶天士的故 事,“啧啧如神仙”,后来读叶著医书,才发现“谬误百出,无足惊人”,完全 是虚名。皇甫谧因风痹之苦而学医,结果却令他大失所望。但他认为,黄帝以来 历代名医都有回春妙术,唯独世医之不可托命,恨生不逢时,愤而作《释劝论》 ①。余云岫说人们都认为“医道始于岐黄,视之如天神”,可是黄帝亦仰慕上古, 叹息自己治病未必有效(《致全国各省教育会书》)。他还举病家传说他有“神 术”的例子,其实那本是医生的平常事,但传言却神乎其神。一般说来,凡病家 对于医生有好感或信仰者,则往往有溢实过誉之言。   ①皇甫谧.《释劝》:“若黄帝创制于九经,岐伯剖腹以蠲肠,扁鹊造虢而 尸起,文挚徇命于齐王,医和显术于秦、晋,仓公发秘于汉皇,华佗存精于独识, 仲景垂妙于定方。徒恨生不逢乎若人,故乞命诉乎明王。”   所以,他认为对中医研究一定采要取历史的、批判的态度,首先要实事求是, 揭破人们加给它的假面具,而后才可见旧医的真相。著名中医叶劲秋②也有相似 的看法。他说:   ②叶劲秋(1900–1955年),字秋渔。上海著名中医。毕业于上海中医专门 学校,曾任上海中国医学院教授、中西医药研究社常务理事,上海市卫生局中医 教材编审委员。主办过少年中医社,被许多名中医尊为师友。1950年8月,应邀 参加全国第一届卫生会议和华东区卫生工作会议。著有《中医基础学》、《临证 直觉诊断学》、《中药问题》、《<伤寒论>启秘》、《仲景学说之分析》、《针 灸述要》、《灸法自疗学》、《现代名医验案》和《不药疗法验案》等书行世。 (根据中医词典编写)   中医理论玄虚的地方多,实效虽多却少统计,但偶然的例子亦多,未必尽然。 中医实效有,而经验未必可靠,科学二字误解亦多。我们应该实事求是,精益求 精,用批判的态度。我一生主张是批判的[14]。   《内经》是我国最早的医书,其中充斥着空论玄想,去实甚远。“自汉而后, 我国医学渐趋实际,有方无论,专从事实上着手,颇有进步可观。但自河间骋其 长舌,簧鼓天下,后之学者,靡然从风;斗空论以相胜,立异说以为高,割裂古 籍,颠倒成案,而医学乃空疏窳败而不可收拾矣。”他认为,我国晋唐医家尚有 崇实之精神,如《千金》、《外台》,下至《圣济》,皆方多论少,犹有质朴之 风。但是,宋代儒家学士竞尚空谈,道学大兴,于是阴阳消长、五行生克之说纷 然杂陈。金元四家因袭此风,极力主张重宗《内经》,如刘河间谓医学“法之与 术,悉出《内经》之玄机”,并特别强调“运气”②,称“易教体乎五行八卦, 儒教存乎三纲五常,医家要乎五运六气”,“不知运气而求医无失者,鲜矣”。 朱丹溪说:“《素问》载道之书也,词简而义深,故非我儒不能读。”回归以虚 空幽渺之辞附会事实,演绎医理。后有智者“别寻径路,如王勋臣、吴又可之俦, 则群起而非之……流风余毒,至今未泯(《“一变至鲁”之一部旧医界》)。” 他对中医认识“结核病”的过程曲折倒退的评论,也说明了这一论断。他说:   ② “运气”或“运气学说”,是以五行、六气、三阴三阳为基础,运用天 干、地支等为工具,来推衍气候变化与疫病发生的关系。《素问》有《天元纪大 论》等7篇专门讨论“运气”之说。   自《素问》、《难经》以来,至于有宋,诸家所论之结核病,代精一代,历 然可考。河间倡复古之论,于病原式宗《内经》,于虚劳宗《难经》;既宗《难 经》又不守其说,横插胃损,脏变而腑,五增为六,各极于三,大非《难经》本 文。而喻嘉言《医门法律》直以是为越人之论,其诬甚矣。凡此皆宋以后医家之 病,务为空论,不征事实。医学之坏自河间始,与易水论药,同为吾中华医学界 之罪魁也。(《中华旧医结核病观念变迁史》)   医学家陈方之也认为③:金元四家对“诸病的证候治疗,都可以用《内经》 的混沌词句,体察应用。所以诊病不必定病名,只须辨其阴阳、虚实、寒热,就 能开方用药”。因此,“刘河间的《宣明论》,将病名门类萎缩到于十五,即诸 风、热、伤寒、积聚、水湿、痰饮、虚劳、泄利、妇人、补养、诸痛、痔漏、眼 目、小儿、杂论④。以为不如此萎缩,即在《内经》中无根据”。于是将人体的 变化,完全归结到阴阳、五行、六气的窠臼之中,从根本上扼杀了中国医学走上 实事求是的科学发展道路。   ③ 陈方之(1884–1969),浙江鄞县人。早期的血吸虫病防治专家。1917 年日本帝国大学医学院毕业,1926年获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国民革命军军 医处处长、内政部卫生司司长和中央卫生试验所所长等职。建国后曾任中央卫生 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文引自陈著《医史总论?附旧医学之回顾》,《内科病学第 一册?传染病学》,商务印书馆,1950。   ④ 即刘河间所撰的医方书——《黄帝素问宣明论方》或《宣明论方》。卷 一、二诸证门,将《素问》中的61个病名逐条按照该书所述,制定处方;卷三至 卷十五将证分为引文中所说的15门,但其中的“泄利”应为“燥”,每门均按照 《素问》的说法制定处方。   余云岫以博览详考,慎思明辨,一本经学师法、科学律令的态度和方法,对 中医的要证细加梳理,黜非求是,集论成篇,写下《伤寒发挥》、《温热发挥》、 《痰说》、《论湿》和《饮说》等文,并探讨诸证与近代医学上的临床综合征的 可能联系,至今对于中医和研究者仍有参考价值。他说:中医所谓“伤寒”,即 是热病综合征或传染病,而“《伤寒论》者,时气疫病论也,今之传染病论也”。 他对吴又可在《温疫论》中提出“戾气”的概念,向《内经》提出挑战,十分赞 赏(《伤寒发挥》)。他说:“吴氏既以温热病为疫,又反对中而不即发、伏气 为病之说;复反对四时交错之气,变为时行之说,于时独创别有‘戾气’之论, 以打破古来六气为病之范围。非见之确,思之精,不泥古,不阿世,直抒所见, 实事求是者,谁能如此?惜乎当时病原细菌之学,尚未发达,戾气之说,无实物 以证之耳!不然,其功岂让德之科霍、法之巴斯德哉?”他认为:国人迷信“经 典”,不追根究底,探本求源,而是随声附和,轻信盲从,以致积非成是,习伪 为真。要是用吴又可那种求证的方法加以考察,就可以发现中医经典中充斥着荒 谬,能够得到圆满解释的千不得一。假如吴氏生于今日,相信他一定是医学革命 的急先锋。   中医所谓“夹阴伤寒”,是指患“伤寒”者因房事导致的病情加剧。余云岫 说,徐灵胎、吴又可和陆九芝早已对此提出过批评,根本不存在这种症候。他说: 现在不管什么病,如流感、霍乱、眼疾、病胃,如果病情加重或发生合并症,都 可以称为夹阴伤寒之毒入肠、攻眼、入胃,因而,凡百病证都可以用“夹阴伤寒” 来一网打尽(《夹阴伤寒辨》)。中医“此种陋习,由来已久”,如吴又可论瘟, 几乎百病皆瘟;刘松峰说疫,几乎百病皆疫;郭右陶言痧,几乎百病皆痧,现在 把热病皆说成“温”,都是一网打尽的方法。由于中医没有疾病实体的概念,医 生可以根据病人的表面现象,按照附会的医理,辨证用药。   余云岫对“产后血晕”的批评,具有重要的公共卫生意义。产后血晕是指产 后出血造成的急性脑贫血和昏厥,中医却认为由于“血之上攻”,因而害怕产后 “血液逆流”,故有产妇宜坐、不许平卧的陋习,结果加重血晕,铸成大错。中 医“产后恶露,以多为顺”的不经之论,导致“若恶露稀少,则举家惶惧,谓为 将致血晕。于是饮以酒类,投以生化汤,以增益其子宫之出血”,危害更大,因 此造成产妇死亡者无以计数(《血晕说》)。分娩是那时妇女的一劫,而产后出 血居诸劫之首。他对血晕的批评无疑有助于减少产妇的死亡。   脉诊是中医望、闻、问、切四大诊病方法之一,可是多虚玄不实。余云岫在 《与中医学会论脉书》、《寸口诊脉的讨论》和《论孕脉的妄诞》等三篇文章中, 根据解剖学和生理学知识,详细批驳了寸口脉诊脏腑分配和孕脉辨别男女等荒诞 的脉学。他说:旧医把了病人的两腕,拚命地摇头抖脚来研究,装出一副凝神壹 志的神气,似乎可以洞知症结,知道病在何脏何腑。其实还不如一般流行医生, 嘴里说第一人的药方,手里摸第二人的脉,耳朵里听第三人的告诉,像煞表示切 脉是一种形式,实在没有研究价值的意思,倒是爽快。这些虚伪欺诈的事却没有 人去揭露,说明“国人的脑筋里,完全没有实事求是的思想、彻底研究的能力, 都是模模糊糊,且过今日,那管明朝的态度”(《寸口诊脉的讨论》)。可是, 凭脉断病、按脉辨孕至今仍然十分流行,还得到大众的相信。   古人对于疾病的原因缺乏了解,目光所及只能是日常所见的自然现象,把风、 寒、暑、湿、燥、火当成疾病的主要原因,尚无足怪,但今人仍坚守旧说,则属 泥古不化和无知。《六气论》一文批评说,六气变化决非一般的致病原因,而六 气中又“偏重风寒,一旦患病,必密闭窗户,不稍透风”,更属有害。余云岫说: 那年夏天酷热难当,病家仍泥于旧习,紧闭门窗,床旁有时还围着一大帮亲朋好 友,这真是不知天时、毫无常识的举动。他常被邀去这种病室会诊,深感如赴汤 火、入鼎镬,少住片刻,即汗下如雨;病人也常有因此昏厥,病势加重者。他不 无调侃地说:“六气不独风寒,何公等畏风寒如虎,独不畏暑火致病耶?或曰, 此即‘风为百病之长’一言误之也。”现在病房里这种情形已很少见,但“风为 百病之长”却依旧深入人心,年纪稍长者“畏风寒如虎”,一点也不夸张。他又 引《左传》秦和之说,证明所谓“淫生六疾”,原意是“六气之太过”,并非别 有“淫”物(《论六气六淫》)。   余云岫敏感地把握到国人中流行的一个骑墙式的论调或思维方式,从“古书 不可不信,不可尽信”,“脉象不可尽凭,不得谓尽无凭”,“旧医不可不废, 然亦不可尽废”等,概括出一个“不可不……,不可尽……”的论式。他举王肯 堂之痘疹胎毒说和陈修园之寸口脉诊脏腑分配说为例,以“不可不……,不可 尽……”为题专文加以批评。他说:这是由于“对于一种事物的美丑、是非、取 舍和褒贬,不能有个准确的认识点,不能洞察它的本态。要是说它好呢,自己心 里实在有点不很佩服,但是因环境或时代的关系,不能不恭维一下;要是说它不 好呢,心里实在很想回护他,但是因真理或事实的关系,不能不放松一下,弄得 进退两难,所以造出这种乘两条船的矛盾妙论,来维持一时”。“发这个论调的 根本原因,只是知识不充足(《“不可不……,不可尽……”》)。”正如胡适 批评的国人是“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不要求“太精明”,不求甚解的 “差不多先生”或“圆通大师”(《差不多先生传》),传统上有“懒惰笼统的 思想习惯”(《今日思想界的一个大弊病》)。因此,这种不求甚解、奉中庸的 态度,造成这个模棱两可和两面讨好的“不可不……,但不可尽……”的骑墙式 论调至今仍然十分盛行。   余云岫对中医古籍中的精华则赞赏有加。他称赞《灵枢》中关于“风水肤胀” 的描述“极工”:“‘视人之目窠上微臃,如新卧起状。其颈脉动,时咳,按其 手足上,窅而不起者,风水肤胀也。’此数语状心脏性水肿极工(《百之斋随 笔》)。①”所以他说:彰显我们的先人、发扬国辉的最佳方式是实事求是,用 科学的方法加以研究,而不是夸大妄想。   ① 意思是:“‘病人的眼泡微肿,像刚睡醒的样子;颈动脉有明显搏动, 时而咳嗽,手足呈凹陷性水肿。这就是风水肤胀。’短短数语把心脏性水肿的临 床特征表述得简明准确。”   “我国医学已历数千余年,人口繁殖为世界魁,未始非此项医学所维持 (《致全国各省教育会书》)。”这是近80年前一个中医教育议案赞扬中医的论 点,至今仍有许多人作如是说。余批评说:“此旧医夸大之言,以欺庸俗。诸君 子奈何信之采之乎?”从“有病不治,常得中医”,和孙思邈所说“晋宋以来, 虽复名医间出,然治十不能愈五六”(《千金方?序》),可见“汉代之医幼稚 实甚,强半罣误,久为世人所惕惧”(《致全国各省教育会书》),而晋宋以来, 有“名医”虚名者不少,其实连“下医”都算不上,完全是贪“自愈”之功,哪 里有什么治病的成绩?人口研究证明:人口的消长与自然生境中的动物种群相似, 受食物和环境的支配,数量消长有其自然的规律。在18世纪以前,高出生率的人 口大大超过生存资源所能维持的数量,藉高密度下死亡率的升高加以限制,使人 口呈现周期性增长和减少[15]。在我国,历代人口变迁的影响因素不尽相同,一 般来说,人口总是在生活资料所允许的范围内不断增长,及至规模超过社会生活 资料的负载力时,人口就会受到战争、饥荒和瘟疫等因素的消极影响,得到限制 [16]。在影响人类健康的环境(包括食物)、行为、遗传和医疗卫生诸要素中, 医疗的作用最小。医学措施对人口死亡率只有边际效应,而且其影响也主要在死 亡率已经出现大幅度的明显下降以后。因此,不仅不能把人口繁衍昌盛归功于古 代的医疗,就是现代医疗对人口的增长也不起主要的作用 [17,18]。   早在1920年,青年学者吴宓就说:“原夫天理人情物象,古今不变,东西皆 同……然其根本定律,则固若一。[19]”科学是一元的,本无中西之分。哲学家 冯友兰说:“所谓中医西医之分,其主要处不是中西之分,而是古今之异。中医 西医,应该称为旧医、新医。[20]”所以,余云岫说:我国的《黄帝内经》、印 度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和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的“四液说”,是同一个时代的 产物,内容大体类似,有共同之处。如果这一时代的中西医学要会通,那还有可 能(《国产药物刍议》)。但在文艺复兴以后,“西方医学”走上科学发展的道 路,脱胎换骨,成为崭新的医学,如今已经成为现代科学的一个分支,是生命科 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医则故步自封,仍是前科学时代的古代医术,与医学相 比有天壤之别、本质之殊,如果再讲中西医学的会通,就是倒行逆施了。   二、关于废止旧医案与对国医馆的批评   受西学东渐和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清末民初开始大量引入新的医学,国人 思想为之一变。当时不仅医家倡导医学革命,即一般学者也在提倡新医学的发展。 他们都说医学没有中西的分别,只有玄学的医学和科学的医学的分别[21]。提倡 新医学已成为当时学者和上层官员的共识和新政的重要内容。积极倡导医学革命 和《废止旧医案》的历史背景。   1912年7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召开第一届临时教育会议。当年公布学校系统 和颁布教育新法令,翌年公布的大学规程,中医中药均漏列作为医药的课程或学 科。1913年9月,汪大燮就任教育总长,力主废除中医。在(上海)神州医药总 会余伯陶等人鼓动下,11月23日各地中医团体和中药业组织医药救亡请愿团前往 国务院、教育部,呈请保存中医中药。《神州医药总会请愿书》中称:“医学课 程独取西法,不及中学,此虽迫于世界进化之大势,别具苦心。然会员等愚以为 医药为卫生强种之要素,与国计民生有绝大关系。速举中医中药切实整顿则可, 遽加淘汰则不可。” “恳请提倡中医中药,准予另设中学医药专门学校,以重 民命而顺舆情。[22]”在会见请愿中医代表时,汪大燮仍然“表示要决心禁止中 医,取消树皮草根” [23]。1914年1月,为了缓解矛盾,教育部和国务院的批示 均否认歧视中医。国务院的批示说,“查中国医学……在学术固已蔚为专科,即 民生亦资其利赖。前此(教育)部定医学课程,专取西法,良以歧行不至,疑事 无功,先其所急,致难兼采,初非有废弃中医之意也。[24]”教育部函复神州医 药总会则说:“现在世界大同,科学日精,凡讲授专门科学,须以最新学说为 衡……本部对于医学,只期学术完备,求合于世界进化之大势,然后检疫、卫生 诸政,冀可推行无碍,并非于中医、西医有所歧视也。所请另颁中医医药专门学 校规程之处,应勿庸议。[21]”   1917年,余岩发表了《〈灵素〉商兑》,对中医进行系统的批判。1925年, 中医界再次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教育部把中医学校加入至学校系统中。余云岫 撰《旧医学校系统案驳议》一文加以批评,认为这是“背进化之公例,违自然之 法则,昧学术之沿革,逆世界之潮流”。最后中医请愿未能成功,议案没有得到 批准。   1929年2月23日至26日,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 当时卫生部长是薛笃弼,常务次长是刘瑞恒。薛笃弼是山西人,早年投身辛亥革 命,入冯玉祥麾下,曾在国民政府中担任要职。刘瑞恒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医学 博士学位,任前是协和医院外科教授和院长。余云岫作为中央卫生委员会的委员, 提出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其理由:一是“今旧医所用者, 阴阳、五行、六气、脏腑、经脉皆凭空结撰,全非事实”。二是“其临证独持桡 动脉,妄分一部分之血管为寸、关、尺三部,以支配脏腑。穿凿附会,自欺欺 人”。三是疾病的“根本不明,诊断无法,举凡调查死因,勘定病类,预防疫疠, 无一能胜其任。是其对民族民生之根本大计,完全不能为行政上之利用”。四是 “人类文化之演进,以绝地天通为最大关键……而旧医乃日持其巫祝谶纬之道以 惑民众,政府方以清洁消毒训导社会,使人知微虫细菌为疾病之原,而旧医乃日 持其‘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夏伤于暑,秋为痎疟’等说,以教病家,提倡地天 通阻遏科学化”。结论是:“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 不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为民族进化计,为民生改善计,不可不取断然 手段。此乃国家大计,非区区主奴之见也。”会上合并了四个与废止中医有关的 提案,最后通过了《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议案,通称为“废止中医案”,由卫 生部实行。其内容主要来自余的提案:一,旧医需要登记,领取执照。登记限至 1930年底止。二,禁止开办旧医学校。三,其余如取缔新闻杂志等非科学之宣传 品及登记介绍旧医等事由,卫生部尽力相机进行。   废止中医案立即遭到中医界的强烈反对。3月16日,中医界在全国发起了声 势浩大的请愿运动,向正在召开的国民党三大、中央党部和行政院等五院等处请 愿,要求撤销“废止中医案”。其策略是把中医充分政治化,口号是“拥护中医 药就是保持我国的国粹”,“取缔中医药就是致病民的死命”,“提倡中医以防 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23]把中医药说成“国粹”,把“西 医”隐喻为文化侵略,鼓动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动员社会舆论向政府施加压力。 同时利用官僚政客派系之间的矛盾,争取和拉拢国民党元老的支持[25]。   这次卫生会议的组织者是薛笃弼和褚民谊,国民党元老汪精卫是褚的支持者。 汪早年曾赴日留学,受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主张废止中医①。汪和冯是国民党 左派,而谭延闿、胡汉民、李石曾、于右任、林森、戴季陶、陈果夫和焦易堂等 右派元老,对汪、冯两派都没有好感;加上这些元老都相信中医,对汪精卫、褚 民谊主张废除中医更是不满。薛笃弼部长对上海中医药团体集会反对中央卫生委 员会之中医登记案事,向记者发表谈话的要点如下:中医药存废问题全赖社会是 否需要与中医药业者能否努力而定,决非政治上短时间可以解决。“处置旧医之 提案”只是委员们的一种主张,但能否采行要看现实有无可能。当时全国大约有 二千个县,其中有西医的占不到十分之一二,其余皆受中医药之支配。全国从事 中医中药业者及其依附业者人数甚众,若不亟图改进,任其窳败衰亡,可能严重 影响国民经济。他同时说:中医药在我国虽有悠久的历史与应用,但空言理论多, 而现时中医药业者,大多数故步自封,不能为精进之改良。因此,应即引导中医 药者,分别研究解剖学、生理学、化学病理学、药物学等科目,将中国旧有之医 药典籍作一系统的整理,以期适合现代国人之需要。如果不急起直追,由于知识 落后终难逃天然淘汰之公例。政治上的奖护也无能为力,而人民的需要亦将日趋 淡漠。与已经推行的《医师暂行条例》一样,拟订中的《中医师暂行条例》的是 卫生行政的要求,目的在适应民众需要、促进民众健康,并无歧视意思。由于蒋 中正主席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刚成立半年,急需树立政治权威,维持社会稳定。 最后,国民政府“蒋主席批准请愿呈文,谕令行政院分饬各该部,将前所布告与 法令,一律撤销,以资维护” [27] ②。   ① 1933年6月7日,中央306次政治会议上,讨论《中医条例》(草案)时, 汪精卫说:“国医言阴阳五行,不重解剖,在科学上实无证据;国药全无分析, 治病效能殊为渺茫。”“本人患病经验深受国医国药之误,故主张采用西医西 药。” “本人主张根本废除国医国药,凡属中医应一律不许执业,全国中药店 也应限令歇业。以现在提倡国医,等于用刀剑去挡坦克车。[23,26]”   ② 国府文官处公函   径启者奉主席交下来呈,为请愿撤消禁锢中国医药之法令,摒绝消灭中国医 药之策略,以维民族民生一案。奉谕,据呈教育部将中医学校改为传习所,卫生 部将中医医院改为医室,又禁止中医参用西械西药,使中国医药事业无由进展, 殊违总理保持固有智能,发扬光大之遗训,应交行政院分饬各该部,将前项布告 与命令撤销,以资维护,并交立法院参考等因。除函交外,相应录谕函达查照。   此致   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请愿代表张君梅庵等。    国民政府文官处启 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其实,发展中国家在推进现代化的同时,强调保留和发扬传统文化是一种政 治现象。研究中国医疗文化的学者、美国历史学家克罗伊齐埃认为:“所有非西 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传统文化的消解会产生文化危机,因而导致新的民族主 义意识的兴起,这种民族主义以民族自尊心的名义,使得传统文化的各个部分都 变得更加宝贵,甚至当作民族特点的标志,神圣不可侵犯。在中国和印度,这种 难以抗拒的冲动或许比任何其他国家更加强烈,但只有在这两个国家,民族主义 在医学上强烈地表现出来。”而且,中医与印度的吠陀医学一样,“至20世纪20 年代,在各自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中,在领导政党内找到了家园。”在进入近代 以后,诸多的科学分支几无例外地融合成为一种人类共同的科学。为什么独有像 中医和吠陀医学等古代医术成为另类医疗系统,自别于科学,在各自的国家保存 下来呢?克罗伊齐埃说:一是由于这两个历史悠久的大国,向来是以文化输出者 自居,近代科学技术的大规模引入导致文化震荡和民族主义的兴起,大众和政府 在保护民族文化的旗帜下统一起来。二是这两种医疗源远流长,自成体系,其理 论均与其本国的哲学密切关联,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8]。此外,与医 疗本身的特点有关。医学虽然是科学,但医疗则兼有技艺的成分,医药的效果常 可受心理和文化因素的影响。由于疾病有自愈倾向和易受暗示的特点,任何一种 无效的药物或医术都可能被误认为有效,医生可以贪天之功。   1930年5月7日,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政治会议上,通过了以谭延闿、胡汉民、 陈立夫、焦易堂等七委员提出的设立“中央国医馆”提案。翌年4月7日,中央国 医馆在南京成立,焦易堂任馆长,陈立夫任理事长。为了消除“中医不科学”的 诟病,新成立的国医馆设定了“以科学的方法,整理中医学学术及开展学术研究” 的宗旨。此外还要在海外及各省设立分馆,各县设立支馆。1933年5月,在中央 政治会议上,石瑛等29位委员提出了《国医条例原则》草案,后来由立法院法制 委员会改成《中医条例草案》。余云岫针对这些事件先后发表如下文章:《中华 民国医药学会上五院长论国医馆书》(1931年2月)、《旧医上五院长书驳议》 (1931年4月)、《对于焦易堂〈为采行国医条例告国人书〉之商榷》(1932) 和《对于制定〈国医条例〉责成中央国医馆管理国医案之意见》(1933),揭露 中央国医馆管理国医案的用意,在于把国医馆这个学术机构变成行政机关,一是 可以夺取主管机关之管理权,扩大自己的势力;二是藉中医登记敛财供他们活动。 1936年1月,《中医条例草案》由政府作为《中医条例》公布,不到一个月,他 们就以中央国医馆的名义,“检举”卫生署“擅改《中医条例》”,并向国民党 请愿,认为中医受到歧视,要与西医争平等。中医大获全胜,在党国元老中找到 了坚定有力的支持,其核心人物是国民党CC派首领陈果夫①。他极力倡导“国 粹”,毕生为发展中医而努力。   ① 国民党CC派是指曾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兼组织部长、监察院副院长等职的 陈果夫与其弟陈立夫组成的中央俱乐部,即CC,由他们控制国民党中统局。他们 是德日派的主要靠山,在卫生署安插特务分子,伺机夺取英美派西医的政权[23]。   尽管余云岫提出《废止旧医案》,对国医馆进行激烈的批评,但著名中医陆 渊雷仍然代表国医馆上海分馆的主事诸君,两次致函聘请他任研究委员,要为他 设立研究室。认为他“淹贯中西医学”,“并世无出其右”,且“此非面谀溢美, 学术上良心上固推崇久矣”(《陆渊雷致余云岫函,1933年2月18日》)。信中 说:“窃念先生望中医之改革已数十年,今日中医界肯用科学整理中医学,肯延 揽非中医负荷整理工作,一反向日闭关政策者,未始非先生平日涣汗大号之力。” 并将自己代拟的《国医药学术整理大纲草案》寄给他,征求意见。他对陆渊雷的 诚挚恳切虽合心愿,而且报纸还刊有署名的文章希望他去领导,但他仍不能就聘, 因为“时机未熟”(《对于焦易堂〈为采行国医条例告国人书〉之商榷》)。他 对国医馆的三点希望是:第一,把国医馆当作研究机关,不要用《黄帝内经》教 育青年。第二,延请懂得科学的学问、素养和方法的人去做合理的工作。第三, 若要布新先要除旧,把阴阳、五行、六气、十二经等没有价值的东西去掉。他说: “旧医所可研究者,独一小部分之药物经验而已。然欲定药效,必以认识疾病为 先决之事。数日发热动曰‘温邪’,烦扰失眠总称‘肝气’,病之不知,药效安 从而言乎?(《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上五院长论国医馆书》)”   1950年,周作人著文说:“余云岫先生是中医的诤友,多少年来他揭发中医 学理之错误,不合于生理病理,希望他们改变过来,知新而后再温故,这是很好 的意思。古语云,良药苦口。又云,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中医们忘了古训, 以余先生为大敌,曾力加抗拒,这是错的,有点不识好歹。但余先生的方法在现 今看来也有缺点,他只顾到破坏一面,没有做好争取的工作,对方以为要他们无 条件投降,起了恐慌也是难怪的。[29]”其实,余云岫深知废除中医案事关重大, 涉及数以万计中医的切身利益,因而他的提案第一条就说:“现有旧医为数甚多, 个人生计、社会习惯均宜顾虑,废止政策不可过骤。”同时也考虑到“变易习俗, 改革思想操之不能过激”(《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   尽管余云岫对中医提出了激烈的批评,但他在中医界有不少朋友,得到许多 有见识中医的尊崇。名医章次公、叶劲秋、李庆坪和宋大仁等都是他的朋友,有 的成为他的同道和学生。与他信件往来和求教的中医更多,他们对他十分敬佩。 中医学会还曾邀请他共同发起编辑中医教科书的倡议与写作。湖南一位著名中医 李聪甫,曾著文批判他的“中医处理问题”,后来出席全国第一届卫生会议,听 了余云岫的大会发言,很受感动,特地奉函,表示自己写的文章“虽偶有锋利之 词为学理之争论,不特无损于先生,且播大名于海内”,可见他的人格魅力。   有些人说他批评中医是有道理的,但语气太过尖刻。他回答说:“至于笔意 苛刻,恐喻嘉言、程郊倩之骂王叔和,叶香岩之骂张景岳,徐灵胎之骂赵养葵, 陆九芝之骂喻、程,有过之而无不及。旧医载籍,此类甚多,而独以吾《商兑》 为苛刻者,测其用意,则以喻、程辈之交讧,视为萧墙之争,于旧医前途无大障 碍;《商兑》之指摘,视为外侮,于旧医之立脚点,大有根本覆亡之惧,故独恨 之切骨也!(《驳俞鉴泉经脉血管不同说》)”   其实,当时的著名中医与余云岫一起批评中医者颇不乏人。1949年9月,在 上海自发组织“改造中医座谈会”的就有好几位著名中医,其中姜春华先生后来 担任过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华山医院和中山医院的中医科主任,曾经给我们讲授 中医课程。另一位著名中医师叶劲秋先生①的自我批判更加勇敢,下面一段文字 说是出自一位中医笔下,恐怕很多人难以置信。   ① 叶劲秋(1900-1955),浙江嘉善人。上海著名中医。毕业于上海中医专 门学校。曾任上海中国医学院教授。参与创办《嘉善医药月刊》;著有《中医基 础学》、《伤寒论启秘》、《仲景学说之分析》、《中药问题》、《灸法自疗 学》、《针灸述要》、《现代名医验案》、《不药疗法验案》等。   整个中医的理论,完全从中古时代封建中产生出来的,从未革过一次命,各 有各的说法,各有各的依据;一定的基础理论,可说一些也没有。或者有之,那 是随心所欲,满纸荒唐。唯心的,迷信的,歪曲的,反科学的,简直举不胜举。 不但现时的中医开明分子起了反感,即是历来的贤哲们,随在有辨正的文字,不 难复按。只可惜众多的职业中医,把狗矢当黄金看待,拿死人骨头来啃尝。这种 不学无术幼稚得可笑的行为,竟然操着生死之权以司民命,能不令人痛心疾首? 这种没根基的理论,和执行业务者的无能,反对派全力进攻,正是仁者之用心, 佛肠的流露,应该十分尊视着的[30]。   余云岫和当时一些学者提出的“废止中医案”,确实是受日本明治维新废止 汉方医的影响,在建议的政策、做法上也多有仿效。这项中国的议案是在日本实 行废止汉方医50年之后,但结果却完全不同,其中原因值得深思。后来,陈方之 批评说:“吾以为欲解答我国之医问题固不若是之简单也,务宜平其意气,去其 主奴,广其思益,综合政情、民情、财情而兼顾之,互学术、立法、行政而彻论 之……以旧医学劣败为理由谓即足以淘汰旧医者,此局视学术而不顾其他一切政 情、财情之盲目者也。[31]”当年事件的一位见证者、公共卫生学家陈志潜,在 五十年之后说:要是当年的科学医学的推动者采取一种较为温和的方式,中医很 可能没有今天这样壮大,而且环境或许更有利于科学的医学渗透到我们的社会中 来[32]。历史不能假设,而且这话也没有考虑后来的政治因素。不管怎样,中医 和吠陀医学在我国和印度能够存在下来,自有其内在的根源,应当从这两个国家 的政治、经济,特别是从文化中去寻找。   三、本草研究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日本和欧洲一些国家曾经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中 药或植物药的研究。日本在中药的主成分提取上成绩不小,可是,应用主成分进 行药理实验,除了麻黄碱以外,实际收获极少。因此多数学者对中药逐渐丧失了 热情,甚至认为不值得再去研究。但余云岫认为我国是中药的主要产地,仍然值 得研究,特别是当时处于特殊的情况下;但由于中药的种类太多,其中许多是没 有用的,在研究之前,必须先下一番选择的工夫。   余云岫认为研究中药有两种方式:一个是先做生药鉴定,然后做化学分析, 提出主成分,再进行药理实验。这是正规的科学大道,日本和欧美人走过,中国 人也走过,但从最后得到的药效结果来看,得不偿失。另一个是利用中医用药的 经验直接用于临床,用临床实验的方法去证实它的药效。他说:“如欲发扬旧医 国粹,非痛革浮夸之空论,实事求是从药物之效能上着手不可。欲研究药物之效 能,非参考数千年之经验则劳而少功,泛而无垠;非用最新最密之科学方法,则 浮而不实,疑而不确。(《致全国各省教育会书》)”这就是他的中医药研究策 略。他认为选择中药要利用中医的经验,除了咨询当代名医的经验之外,第一步 就是把我国有价值的旧医书中的古方汇集一起,寻找线索。为什么一定要古方呢? 他解释说:“因为古人质朴,所讲的比较可以信用它。后来人心浇薄、机诈百出, 更加有金元派的空想掺杂在内,所以比较的靠不住。(《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之 第一步》)”证实药效后再研究它的化学成分、药理和临床效用,以至于人工合 成。他特别重视唐以前医方,选取其中重要者加以比较归纳,总结出一些中药, 如附子、半夏等的治疗效果,见于他的《国产药物的文献研究》[33]。他知道中 医的用药经验并不完全可靠,但他认为这样做所花的代价,要比从化学分析着手 小得多。例如,日本早就提取出了麻黄碱,但他们没有看过中医本草,不知道麻 黄有止喘作用,药理实验也错过了,后来让国人陈克恢①发现了。他说有人认为 不了解中药的成分和药理作用就直接进行临床试验是开倒车,但如果应用中医习 惯用的中药剂量,不大可能出现严重的毒副作用,所以先上临床不会有什么危险。   ① 陈克恢(1898–1988),药理学家。中药药理学研究的先驱,麻黄碱的 止喘作用是他首先发现的。   本草原是来自民间,是“杂尝草木”所获得的经验或偶然发现。医师方家利 用这些经验,在病人中应用,逐步认识这些药物的作用和毒性,所以本草、医方 只是民间验方的积累。他认为,我国古来的治病方药可分为两个时期:自张仲景 《伤寒论》以后,直到北宋,皆方多论少;其言药之性能,则云某药主某病、某 证用某药,述其当然,而不强凿其所以然。其注重在于实用,其方法在于观察, 故本草之学朴而不华,《神农本经》和隐居《别录》所述者,药之功用,绝少五 行生克之说。但是,自宋元以后,论药遂以寒热温凉为药之性,更加之以升降浮 沉之说,谓某药入肺、某药入肝、某药属金、某药属木,华而不实,已失客观, 好以主观空想颠倒之,举实事求是之本草学,陷诸当时空想哲学之旋涡。今所谓 的“易水学派”的张元素及其弟子李杲和王海藏,开始用《素问·脏气法时论》 中“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以及“肝欲散,急食 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泻之。心欲耎,急食咸以耎之,用咸补之,甘泻 之……”,以及《宣明论·五气篇》中的“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咸入肾, 甘入脾”等语,作为用药的根本法则[34]。 “用以说明药效者,先求之于气味, 见有可以附会者,则牵而合之。不得,则求之于形色;又不得,则求之于根茎、 花实、苗叶发生收采之时令及生产之土宜。多方诡遇,以冀有所弋获,此齐人乞 食,不足则顾而之他之术也。安往而不得餍足乎哉?”王海藏撰《汤液本草》, “专以形色臭味,及所生之土地燥湿、方城南北,与夫苗秀花实根茎采取之时节, 以牵合其属金、属木、入肺、入肝等说。如罗谦甫论牵牛谓是感南方热火之化, 其所以为此言者,以其味辛辣,久嚼猛烈雄壮也” (《宋元以后本草药理论概 要》)。把本草搞得越来越玄奥繁复,但治病开方仍不离褚氏所谓“屡用达药” 四字(《百之斋随笔》)。原来本草的应用并没有什么理论,其“玄言高论”是 按药物的用途穿凿附会的。1729年,日本香川德修的《一本堂药选》评论说: “凡采药分六气岁物,或四时、五运、六淫有用药式等,并本于《素问·阴阳大 论》引经报使及五脏六腑、补泻气味用药,张元素为之俑;升降浮沉阴阳始于李 杲。此皆近世医家之所尊信奉事,日用首务,而究之俱是空论,无益治事,勿泥 此等区区之言。”   古人认为,凡药大都是有毒的,而毒药就是药之“辛苦”者。余云岫说:凡 辛苦之药味,必厚烈而不适口,故谓之毒药。根据这些原则和经验,本草书中将 中药分为上、中、下三类。上药为君,主养命以应天,无毒。中药为臣,主养性 以应人,无毒、有毒。而下药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多毒。而真正对治病有用 的药,大多数是有毒性的。所以,孟子说:“药不瞑眩,厥疾不瘳。”后人对此 不解,仍然喜欢用普通和缓的药,还振振有辞地说,“但求无过,不求有功”。 他批评说,如果这样那又何必用药呢?近世医家只有陈修园懂得这个道理。陈的 《本草经读》说:“凡上品俱是寻常服食之物,非治病之药。”又说:“今人每 服上品之药……以治大病,误人无算。”顾亭林《日知录》说:“古之时,庸医 杀人。今之时,庸医不杀人,亦不活人。使其人在不死不活之间,其病日深,而 卒至于死。”(《毒药辨》)余云岫认为:从药理学原理来看,凡是入药的草木, 大多含有植物碱;而药材中有明显的所谓神经毒、原生质毒、肌肉毒、心脏毒或 肾脏毒性者,都有可能成为治病的药物,也因为大多含有植物碱。现在有些科学 家企图从热带雨林深处或海洋生物中发现新药,其着眼点也大多在植物碱或生物 毒素。   余云岫对中医药的批评,得到胡适的支持。1929年12月15日,胡适在日记中 说:“晚上与陈方之博士、余云岫博士同饭。我们大谈中医问题,甚有益处。余 先生批评中医最有力,他亦承认旧时验方中有研究之价值,‘此中有矿可开,但 开矿者必须(是)新科学家,决非旧医所能为’。此意与我合。[35]”那个时代 医学虽然在细菌学、病理学和临床诊断学诸方面已经建立了坚实的科学基础,但 有效治疗仍然十分贫乏,因而我国学者寄希望于中药,大都主张所谓的“废医存 药”。当前分子生物学和量子化学突飞猛进,可以有目的地进行新型有机药物的 设计和化学合成,开发出高效、低毒的特效药物,远比从天然物质中寻找新药更 有效率。这是余岩那个时代的学者所难以预料的。   四 中国医学史研究   余云岫是中国医学史研究的先驱,做过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为了研究疾病史, 他从1937年起,把我国各种古书里的病名和证候名,以及证候的形容词搜集起来, 加以考证,至1946年完成,先后撰写了《释名病释》、《方言病诂》、《尔雅病 诂》、《说文解字病解》、《广雅病疏》和《十三经病疏》,后来将“病释”、 “病诂”和“病解”都改为“病疏”,集合为《中国古代疾病名候疏义》,在他 逝世前的十多天出版。4这是研究中国古代医学史的必读著作。   在对中医古籍有关结核病证候的考证中,余云岫发现,类似肺结核证候的最 早记载,是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的虚劳咳和五蒸中的骨蒸。骨蒸属虚劳门,王 焘《外台》采之,而冠以“尸注”,说明王氏已知骨蒸有传染性。其所引诸家之 论,如《广济》和《骨蒸诸方》等书中所言,都非常像肺结核,而《救急》之 《论骨蒸》最为详细:“渐渐瘦损,初著盗汗;盗汗以后,即寒热往来;寒热往 来以后,即渐加咳。咳后面色白,两颊见赤,如胭脂色,团团如钱许大,左卧即 右出。唇口非常鲜赤,若至鲜赤,即极重,十则七死三活。若此以后,加吐,吐 后痢,百无一生,不过一月死。”这些是抗结核药物问世前肺痨病人的典型临床 表现,最后出现的“痢”,他认为可能系合并肠结核。他说:“唐人之所谓尸注, 实不专指结核病。凡一切急性、慢性传染病及怪异罕见之证,世人以为神鬼之祟 者,皆属之。独其中之骨蒸,真乃今日之结核。而苏氏又能知古之肺痿,其病与 骨痿同源,并而论之。此其所以可贵也。”   他发现,早在唐代崔知悌的《名医别录》里就有瘰疬与骨蒸病(或痨瘵)为 同源的记述。《名医别录》早已失传,幸在《外台秘要》中有转述:“骨蒸病 者……无问少长,多染此疾,婴孺之流,传注更苦。”同时把“腹中有块”和 “脑后近下两边有小结,多则乃至五六”,与骨蒸联系起来。“腹中有块”代表 肠系膜淋巴结结核的体征,而“脑后近下两边有小结,多则乃至五六”,则是颈 淋巴结结核的表现。1925年10月,他出席在日本召开的第六届远东热带病学会议, 他在报告中说:现在医界都认为,瘰疬与结核病的关系是法国医生雷内克(T. R. H. Laennec 1781-1826)发现的,而中国唐代医家崔知悌比他早1200多年,至今 不仅不为外国人所知,连我国也有很少有人知道崔氏的贡献。他的演讲令“满座 学者惊为创闻,鼓掌雷鸣”。东京帝国大学医科部长林春雄氏,移到他的身旁就 坐,“殷殷询问崔氏详情”,索取讲稿。后来此文刊登在日本的《结核》杂志上 (《我国医学革命之破坏与建设》)。其实还可以追溯到张仲景的“马刀侠瘿”, 至苏游明确地把肺痿和骨蒸合而为一。可惜宋代以后,对结核病的认识不仅没有 发展,反而倒退。如:“《三因方》之痨瘵,别无可取”;“有明一代空论愈盛, 对于结核病,无可记述……清代大医,肆力温热,及其季年,王秉衡、陆九芝辈 盛称《理虚元鉴》一书,然无特长可言,不足观也。要之金元以还,论痨瘵者, 不重外来之传染,而偏重内因;不以为一种物质之传注,而专以为身体虚弱所致。 故刘河间以为因虚而感寒,李东垣专主脾胃,朱丹溪最重滋阴,薛立斋首明补火。 皆崇空论而无实验之过,汉晋唐宋无是也。(《中华旧医结核病观念变迁史》)”   cholera这一病名引入我国,被译为“霍乱”,亦曾音译为“虎列拉”。其 临床特征为无痛性吐泻,具有传染性,如不及时医治常因脱水导致死亡。《内经》 及其后的医书上虽屡见“霍乱”一词,但在清嘉庆以前,未见有符合cholera症 候的记载。所以,余岩说,“今之所谓‘霍乱’,非古之所谓‘霍乱’也”。霍 乱的第一次世界性大流行发生于1816-1823年,即嘉庆二十一年至道光三年;第 二次在1826-1837年。道光十八年,王孟英著《霍乱论·附案》出版,其中有 “丁酉八月间,吾杭盛行霍乱转筋之证者”。“转筋”即腹泻脱水引起的小腿肌 肉痉挛,是霍乱的临床特征。诸葛令的序里说:“‘近行时疫,俗有呼为吊脚痧 之证,古书未载,举世谓为奇病。’可知此证入吾国,尚未久也。”据此他以为, 霍乱弧菌引起的霍乱传入我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流行之末年,即道光十七年 (丁酉年)。后来章太炎告诉他,王清任的《医林改错》有“道光元年辛巳,病 吐泻、转筋者数省,京都尤甚。伤人过多,贫不能葬埋者,国家发帑施棺,月余 之间费数十万金。”又陈修园《医学实在易》载:“门人问曰,庚辰、辛巳岁, 吾闽患此而死者不少,然皆起于五月,盛于六七月,至白露后,渐轻而易愈。” 可见在嘉庆二十三年(庚辰年),霍乱已在福建流行,次年即道光元年(辛巳 年),则蔓延各省,北至燕京,流行过程是自南向北。这些足以说明霍乱是在第 一次世界大流行时传入我国的。关于临床观察,诸葛令已认识到“吊脚痧之证”, “即霍乱转筋之候也”。王孟英说,“今人一闻吊脚之说,遂茫然无措,而不知 其即是转筋霍乱。”可惜王孟英这一代的医生,在霍乱流行的年代,虽然经治了 很多病人,但没有抓住霍乱的临床特点及其与古说“霍乱”的不同,“竟不能察 其‘无痛’等特别证候,斤斤焉取《内经》、《伤寒论》之说,以立之范;张冠 李戴,且哓哓于寒热之争,以为热多寒少……真呓语也”。(《霍乱沿革说略》、 《霍乱沿革补遗》)   《左传·鲁昭公元年》载,晋平公有疾,秦国名医——医和为他诊视,谓 “近女室,疾如蛊”。余岩认为这是中国最早的淋病医案记录。他说:晋侯“好 女色,名闻列国”,必有流荡狭邪、逾越常轨之举动,必不止婚同姓,因此推测 其所生之病,是花柳病,即性病。医和说“疾不可为”(即无法医治的意思), 但晋平公的病在其后10年中虽未痊愈,但仍然继续纳妾,寻欢作乐,说明此病为 慢性,并不严重。根据临床表现可以排除软下疳和梅毒,而淋病的特点为慢性, 非致命性,时轻时重,平公疾与此相符(20世纪上半叶的“性病学”只包括梅毒、 淋病和软下疳3种性病)。根据《素问?玉机真藏论》说:“脾传之肾,病名曰疝 瘕,少腹冤热而痛,出白,一名曰蛊。”假、瘕、蛊三字通借,疝瘕即疝蛊,亦 简作蛊。由名医诊断“疾如蛊”,其证候为“疝痛、出白”,即小解疼痛、尿液 呈白色混浊。花柳病中只淋病有此表现(《中国淋病医案之第一例》)。   此外,他的《医史学与医学前途之关系》、《撰述医学史之我见》和《答范 行准书》都是我国早期关于医学史的论述,至今仍不失其参考价值。其他如《猩 红热与中国旧医学》、《麻疹言古》和《痢疾源流考略》,都是原创性的研究, 是我国疾病史的重要资料。他对中医的系统研究,贯穿于对中医发展及其曲折的 过程和人物及其与哲学演变的关系,进行批判性的历史考察,褒贬得失,昭示来 者,是重要的医学史研究,也是其价值所在。   余云岫对中国医学史的研究成就,自然地奠定了他在我国医学史界的学术地 位。1947年,《医史杂志》创刊,第一届编辑委员会由余云岫等五人组成,他任 总编。1948年,《医史杂志》为余先生70岁寿辰出版纪念论文专号。1950年9月, 在中华医学会(上海)举行医史学会第三届大会上,选出余云岫、李涛、王吉民、 范行准、朱恒璧、刘永纯和金宝善等七人组成医史学会第五届委员会,他任中华 医史学会理事会副主席。1951年,《医史杂志》即将改刊,编辑部北迁,他辞去 了总编职务[36]。1950年,卫生部教材编审委员会成立,他被任为委员兼医学史 组主任,领导医学史教材的编写①。后来由于政策不断变化,编书未果。迄今也 还没有编写出一部满意的、符合实际的中国医学史来,以致近70年前陈邦贤著的 《中国医学史》仍在重印②。自余云岫逝世半个多世纪以来,他的名字和研究成 绩虽然被当前我国医学史界有意忽略,但他的著作《〈灵素〉商兑》、《中华旧 医结核病观念变迁史》和《医学革命论集》均被列入陈著《中国医学史》的“参 考书目录要”之中,这是无法抹去的。   ①《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卫生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 特约编审总名册》(1950年11月,油印本)所发布的组成人员名册中,主任委员 为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副主任委员为卫生部副部长贺诚和苏井观。医学史列为各 学科之首,余云岫担任委员兼医学史组主任,李涛为委员,王吉民为特约编审。   ②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中国医学史》的“重印说明”:《中国文化史丛 书》是我馆30年代出版的,“半个世纪过去了,至今仍未见可以替代的文化史出 版。应学术界要求,酌量重印”,1998。   五、医疗卫生工作与文化批评   对医疗卫生和医学教育政策的评论、对当政者的批评建议和对大众文化的批 评,是余云岫文章的重要内容之一。对社会进行批评是知识分子的天职,是社会 的矫正剂,也是当政者的苦口良药。   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德国不仅是世界科学的中心、医学发展的前沿,而且 首创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社会卫生改革也处于先锋地位。以著名病理学家魏尔 啸为首的德国医学家和社会改革家们所提出的“政治之卫生化、医学之社会化”, 是当时的潮流,主旨是政府应当对大众健康的恶化和社会问题及其改善负责。魏 尔啸(R Virchow)的名言“医学是一门社会科学,而政治只不过是社会大众的 医学”和“医生是穷人的天然代理人”,可见医疗卫生在当时社会上的重要性。 余云岫极力提倡德日派的社会医学主张,宣扬国家昌盛、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的 两大要素即是“政治之卫生化、医学之社会化”,而首先“必须先有‘医学之科 学化’为之根本”。强调这“两化”是内政、外交的重要事情,“民族的繁息、 民生的改良、国际的迁善,万万不能离开科学医学的真正认识点”(《〈余氏医 述〉第一版自序》)。   余云岫认为:卫生行政和医疗制度是可以根据国情变化的,不一定照搬他国 的模式,但医疗和卫生工作的规程必须有科学的根据,与世界各国接轨。他指出, 当政者要信任专家,在制定医药卫生政策时,必须广泛咨询专家的意见,使之切 实可行。“国之卫生行政,非徒由政府开设几个机关,委命几个部长、司长、处 长、科长及几十、百个人员,就可成事”,必须发挥全国的医务人员的作用,宣 传教育大众,才能使卫生工作运转。当时我国疫疠猖獗流行,医务人员不仅质量 低下,数量也严重短缺,且大都为未经培训的“旧医”,成为实施卫生计划的严 重障碍。他按照当时医生与人口的比例和医学教育机构的培养能力计算,100年 还达不到所需要的医生数量。因此,在发表《废止旧医案》的同时,他提出了 《急须设法增加全国医师人数以利卫生行政之进展案》。   他认为医学教育关系民族民生的根本,必须从社会和经济状况出发,规划步 骤,逐步发展。在制定方针计划时,脑子里应该有一个“贫”字,从贫穷中求发 展,中国的医学教育就有希望,“可以得到平均度的整个继长增高了”。至于讲 究卫生,也要从“贫乏”的立场,用最低限度的财力,搞“刻苦卫生”,而不是 “局部畸形的发展”(《我所希望于主张医学教育者》)。这些思想与当今要求 的全面而公平的可持续的发展,不谋而合。他重视医学研究的作用,向当局提出 很多加强医学研究工作的建议,然而在医学教育方案中,他则提出第一步应以急 需的实用型人才培养为主,因陋就简,降低要求,以期足以勉强应付医疗卫生工 作需要。他说,医学院本科与专科的专业课程本无甚悬殊,二者水平的差别全在 于基础课的深浅。因此,他坚决反对教育部的停办医学专科校的计划,建议开始 几年宜多办专科教育,十余年后待全国的医生人数稍增、需要减缓时,再逐步提 高医生的教育水平,停办医专教育。同时要求教育部在涉及医学教育问题时必须 与卫生部协商合作。此外,他针对当时医学院应用外国教材和外语教学的倾向, 提出宜用国语国文,以便新医学的中国化。他的这些建议可谓真知灼见,在共和 国成立以后,正是通过这些办法为全国的医疗卫生系统培养大批人才的。   他的批评内容涉及医疗卫生的各个方面,但都贯穿着文化批评。对于中国的 医药发展的历程,始终在虚玄的道路上停滞不前,乃至倒退的原因,他都从我国 的文化中寻找根源。近年,中国中医研究院陈小野所著《关于余云岫的“民性思 想”》一文,几乎把他的所有文章都归于有关中国的民性及其对医学革命的影响 的研究,认为“民性”是他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37]。这里所说的“民性”, 其实就是文化。所谓文化,是指一个社会或民族所特有的习得的信念、价值观和 行为,或者说是一个社会的生活方式。在《〈灵素〉商兑》发表后,医界和社会 上的反响并不强烈,没有产生他预期的结果,后来他的《废止旧医案》又未能实 行,令他十分失望。于是在1931年他写出以下一段激烈的批判文字。   余向谓国人陷溺情感,藐忽理法,行事治学,无一不以模糊了之。徒讲粉饰, 虚与委蛇,遂无实事求是之思想,循名责实的工作。宣传而外,能事毕焉;敷衍 之后,责任尽焉。是非不讲,真伪不究。国无可守之律,学无可循之规。或以文 乱,或以武犯,或以势劫,或以利诱,习而成性,恬不知怪。及其末路,遂至黑 白不分,菽麦不辩。痴愚顽嚣,侪于蛮野。中国之亡大半由此。芸芸民众,沉醉 不醒。虽为之大声而呼、垂涕而道,昏耄骄恣,无闻见焉!庄生有言曰:“哀莫 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吾则曰:“祸莫大于民亡,而国亡次之。”中国之亡, 无民故也。(《读〈余子维先生遗嘱解剖尸体记事书〉后》)   由此可见,他的忧国忧民的心情是多么的强烈。有人指责余岩对待民族文化 遗产持虚无主义的态度,这个政治标签是贴不上的。实际上,他在感情上十分热 爱自己国家的传统文化,然而理智上不得不承认,我们的传统文化不能够为科学 和民主铺就发展道路,而且在引入先进的医学体制时举步艰难,令他心情十分沉 重,因而发出“爱之深、责之切”的呼喊,这正是那一代先进知识分子热爱祖国 的体现。   中国的传统医学没有走上科学的道路,原因不止一端,但“我国风气古来皆 保全尸体,不欲毁伤,医学之落伍、玄谈之流行,实以此风气为重大之原因”。 因此,他在第二次全国医师联合会上提出《劝告全国医师组织“病理解剖有志会” 案》,倡议组织团体,共立愿书,死后以尸身供病理解剖之研究,以指导民众改 变积习。他不仅做提案、写文章,而且躬行,垂范医界。   余云岫对医界的批评,如欺诈病人,攫取金钱;医生间“彼此相訾,予智自 雄”和泛滥的虚假医药广告,以及对病人的规劝,指出国人重药石、轻诊断,不 遵医嘱,不肯摄养和不重视预防的医患两方的陋习,至今仍有增无减,医德颓丧 几至谋财害命的程度。此外,《老人心理与国民心理》、《醉汉心理与国人心 理》、《意志薄弱》、《时疫——社会应有之觉悟》、《异哉旧医之举动》和 《新医与社会发刊词》等这些对中国人文化心理的批判文章,都是很值得我们深 思的。   此外,余云岫应他人的要求或为自己的著作写了很多序作。这些序言大都有 对主题的评论,或对谬见的批评,言之有物,顺理成章,无空泛溢美过誉之辞。 至今仍然十分可读。   总之,余岩关于医学革命的著作内容丰富,旁征博引,论述精辟,不乏创见, 是研究中医药问题、中国医学史和医疗文化不可不读的。这些著作不仅有历史的 价值,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因此,我不揣才疏学浅,将《医学革命论集》中 绝大部分内容,加以标点和注释,再将其他来源的重要文章补充进去,编辑成 《余云岫中医研究与批判》一书,让更多的人读到余岩的原著,为困惑于中医药 问题的人提供科学的思考方式,推动对中医问题的独立思考和自由讨论。   中医是中古时代建立起来的、与我国文化紧密相连的传统医术,虽然历史悠 久,医书卷帙浩繁,可惜没有走上科学之路。发端于古希腊的“西方医学”,是 欧洲的传统医学;它也历经漫长的曲折发展阶段,在文艺复兴以后,随着自然科 学进步和工业革命的推动,最后成为全人类共享的医学。它是科学的一个分支, 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医学与其他国家或民族的传统医学之间的差别,是古 今之异,而非地域之别。中医的理论与实际相脱节,停留在虚玄的前科学阶段, 在一个自足的抽象笼统的概念系统里进行思辨,满足于自设的逻辑。可是,逻辑 推理首先要检查前提的事实基础、术语和概念的定义。中医的要害是缺乏客观事 实的基础和明确具体的基本概念,经验也从未经过切实的证明,因而经不起公认 的科学方法的检验。启蒙思想家严复在一百多年前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九 流之学,如堪舆、如医药、如星卜,若从其绪而观之,莫不顺序;第若穷其最初 之所据,若五行支干之所分配,若九星吉凶之各有主,则虽极思,有不能言其所 以然者矣。无他,其例之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所会通故也。[38]”就是说: 中国的医药和风水、算命一样,表面上推理头头是道,但其原初的根据是凭空捏 造的,缺乏事实基础,因而全盘站不住脚。   然而,中医的性质及其地位之争,决不仅是理论或观念上的问题,而是涉及 建立安全而有效率的医疗制度和制定合理卫生政策的大事。在现代化过程中,中 医的是非和前途之争,是不可避免的,在学界理应是不难得出共识的。但是,自 从20世纪民国开始,这种争论反复出现,但都由于传统力量的强大,无果而终。 首先,它触及广大中医药业者的切身利益及其所产生的经济和政治影响,缺乏强 有力的政府的担当。其次,当时新医的数量和质量不能满足医疗卫生事业的实际 需要。最后但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文化惰性,农耕社会大众对旧医的习惯和信仰, 以及上层政治人物的个人偏好,使得中医问题变得错综复杂,与政治斗争结下不 解之缘[25]。   1950年,共和国成立伊始,中央卫生部根据国情制定了“团结中西医”和中 医科学化的政策。鉴于大多数中医出身于学徒或自学成医,没有受过基本的医事 教育,于是广开中医进修学校,对中医进行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和公共卫生的系 统补习,这对于提高中医的实践能力,适应社会需要显然是必要的[39]。这种做 法不仅受到追求上进的年轻中医的欢迎,也曾是许多有见识中医的主张,名医陆 渊雷和施今墨就是主张中医科学化的代表人物。可是,1953年国家主席毛泽东做 出有关中医问题的批示,批评卫生部的这些做法,贺诚和王斌①两位副部长因此 受到批判和解职,从此卫生部动辄得咎,遂使中医政策朝着“宁左勿右”的方向 越走越远,连学术讨论也成为禁忌,终至开医术入宪之先河。中医问题的政治化, 在社会上,甚至在科学界和学术界的认识上产生了严重的混乱,至今是非难以澄 清。   ① 贺诚(1901-1992),四川三台县人。1926年国立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 1925年入党,参加过北伐战争和长征。共和国成立后,历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 长兼卫生部部长、卫生部副部长和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等职。中将军衔。中共第 十一届中央委员。他是解放军和我国卫生工作的主要创建人,“预防为主”卫生 工作方针的倡导者。   王斌 (1909-1992),四川兴文县人。外科专家和医学教育家。1932年毕业于 成都医学专科学校。1933年加入红军,参加过长征。1935年入党。曾任中央军委 卫生部副部长兼中国医科大学校长和卫生部副部长等职,是“我国卫生事业主要 创建人之一”。   近年来,一些人关于叙述中医论争的文章,大都缺乏认真的思考和研究,他 们不懂医学的历史,也无意分辨科学上的是非曲直,只是摭拾陈言,趁着“国学” 和“复古”的热风,在混淆的概念里兜圈子,做文字游戏。《余云岫中医研究与 批判》一书的出版,是希望打破长期以来对余岩及其中医观点进行一面之词的批 判局面,还其本来面目;为认真进行学术研究、追求真理的学人和卫生政策制定 者,提供一份中西医论争的历史文本。 [注]本文引用的余岩著作,除注明参考文献者外,可参阅《余云岫中医研究与批 判》(祖述宪编注),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 参考文献 1. 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医史学会. 余云岫先生传略和年谱.中华医史杂志,1954, (2):81-84. 2. 庞京周. 跋. 见:余云岫.医学革命论初集.第三版. 上海:余氏研究室, 1950. 319. 3. 余云岫. 皇汉医学批评. 上海:社会医报馆,1931. 4. 余云岫. 中国古代疾病名候疏义.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3. 5. 章太炎.《中国医药问题》序;对于矇叟君驳议之商榷. 章太炎全集(八).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2003.348-350;332-333. 6. 杜亚泉. 中国医学的研究方法. 杜亚泉文存.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2003. 33-39. 7. 改造中医基本方案——改造中医座谈会记录(摘录).中医问题资料,第二辑.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办公厅编印. 1955.8-31. 8. 余云岫、宋大仁、江晦鸣. 处理旧医实施步骤草案. 中医问题资料,第二辑.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办公厅编印. 1955.41-46. 9. 贺诚. 在第一届全国卫生大会中医座谈会上的发言.见:吕嘉戈编.挽救中医.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84-86. 10. 余云岫.在思想改造中怎样向科学学习——在上海市国医训练所学术讲座的 演讲. 新中医药,1952,3(2):41. 11. 安徽医科大学校史编写组. 安徽医科大学校史(初稿).安徽医科大学, 2006.39. 12.干祖望.干祖望医话:西医评金元四大家.辽宁中医杂志,1999,26(3), 128. http://www.100md.com/html/DirDu/2004/08/31/53/80/11.htm. 13.章太炎(拟稿). 声明. 上海国医学院院刊,1927,(1),参见:冯世纶. 章太炎认为“五行”没什么用. (http://www.hope.org.cn/hope/dispbbs.asp?boardid=1&id=4218) 14. 叶劲秋. 在中医座谈会上的发言. 转引自:余云岫. 团结.医药世界,1950, 5(1)5-7. 15.Livi-Bacci, M. A Concise History of World Population. Blackwell, 2nd ed., 1997:3. 16.何清涟. 人口:中国的悬剑.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34-40. 17.McKeown, T. The Role of Medicin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6: 7-9. 18.Acheson, RM and Hagard, S. Health, Society and Medicine. Blackwell Scientific Publications, 1984: 25; 85. 19.吴宓.论新文化运动. 学衡,1922(4);参见:《国故新知论——学衡文化 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80. 20.冯友兰.论中西医药.三松堂全集.郑州:河南出版社,1988:416. 21.陈邦贤. 中国医学史.商务印书馆,1937.257-268. 22.[李搢臣撰].神州医药总会请愿书.医学杂志,1922,(8):81-86. 23.转引自:金宝善. 旧中国的西医派别与卫生事业的演变. 见:文史资料选集. 第1册.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125-138. 24.国务院批神州医药总会批词,医学杂志,1922,(8):89. 25.陈存仁.银元时代生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11-130. 26.何佩瑜.汪精卫欲废国医药之我见.医界春秋,1933,(83) :2-5. 27.蒋主席维护本国医药——全国医药界请愿之结果.见:胡适全集. 第31卷,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557-538. 28.Croizier, RC. Medicine, Modernization, and Cultural Crisis in China and India. In: C. E. Black(ed). Comparative Modernization, The Free Press, N.Y. 1976:238-253. 29.周作人.争取中医.周作人文类编.第4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 609. 30.叶劲秋. 处理中医问题的建议(节录). 中医问题资料,第二辑.中华人民 共和国卫生部办公厅编印. 1955.63-67. 31.陈方之. 中西医问题之商榷. 医事汇刊,1933,(17). 32.Chen, CC(陈志潜). Medicine in Rural China: A Personal Account. University of Califonia Press, 1989: 182-183. 33. 余云岫. 国产药物的文献研究:丹参. 新中医药,1953,4(10);185-187; (11):203-204;沙参,紫参.1955, 5(3):81-82; 车前.5 (4):109-110. 34. 任应秋主编.中医各家学说.上海科技出版社,1986.49-54. 35. 胡适.胡适全集. 第31卷,日记..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537-538. 36.(无署名).医学史文献学的研究.中医历史.现代卷.CINTCM.com。(这篇文 章没有提及余云岫在中国医学史研究上的任何成绩) http://www.cintcm.com/lanmu/zhongyi_lishi/Xiandaijuan/mulu/diliuzhang4 .htm) 37.陈小野.余云岫医学革命论中的民性观点.第八届全国医史学术会议论文.南 宁,1988. (http://www.cintcm.com/lanmu/julebu_zhuanjia/yisheng_chenxiaoye/chenx iaoye_lilun/lilum_7xudian.htm) 38.[28] 严复译:穆勒名学.严复按语.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99. 39.卫生部办公厅.中医问题资料,第一辑.1955年4月.见[9]. 挽救中 医.81-129. (XYS20070722)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freedns.us)(xys-reader.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