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1.dyndns.org)(xys.3322.org)◇◇   科学圣殿的悲歌   读陈敏著《背上十字架的科学——苏联遗传学劫难纪实》   陶世龙   “历史本为悲剧,其最精彩部分即在挽狂澜于既倒者之活动。”这是1943年 先父评阅一篇关于何腾蛟的研究生论文时写下的,实际上也是他通观中国历史後 发出的感慨。   中国历史主要记政治军事,在古代中国也没有科学。科学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是从哥白尼提出日心说开始的,出生在欧洲的它,也不例外于历史,刚一亮相, 悲剧随之演出了,这就是大家熟知的旧势力对布鲁诺、伽利略的迫害。   科学只服从于符合客观实际的真理而不屈从于权势,赵高指鹿为马在科学这 里是绝对通不过的;太阳中有黑子,也偏要指出。触犯最高的权威,当然得倒霉 了。陈敏先生所著《背上十字架的科学——苏联遗传学劫难纪实》,便让我们看 到了科学史上震撼人心的一页。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在苏联以孟德尔-摩尔根为代表的经典遗传 学整个被打成“资产阶级伪科学”,加上其他莫须有的罪名,苏联的遗传学研究 机构土崩瓦解,剩下一点也形存实亡。遗传学家被开除、被流放、被逮捕的都有, 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就有18位科学家锒铛入狱。苏联遗传学泰斗尼·瓦维诺夫 院士被判刑15年,在关押中因不堪折磨而死去,时在1943年1月26日,年仅54岁; 遗体被抛进荒冢,连一块墓碑也没能留下。   沙俄时代的遗传学,本居世界前列,经此毁灭性的打击,一蹶不振,而世界 的遗传学研究则大步向前,确立了基因学说,取得划时代的进展。近来经过非典 这一闹腾,什么基因、DNA,恐怕都已家喻户晓。生命的奥秘原来就在这些无生 命的片段的数学组合中,认识了它们,不仅对人类健康,而且对发展生物工程, 改造农林渔业都有巨大的意义。这些成果正是在被苏联横扫“资产阶级伪科学” 时取得的。   追根溯源,瓦维诺夫之所以得到这个结局,正在于他不懂这政治上的需要。 没有违背科学家的良心去歌颂斯大林领导农业的伟大成就,而是不识相地道出了 真情,斯大林所想达到的目标,还不及沙俄时代的谷物产量的一半,而他的对立 面李森科则很能顺应上意,投其所好。   苏联人或者说俄罗斯人自毁民族的精英,不仅错过了作出这一历史贡献的机 遇,也使自己痛尝苦果。结果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始终摆不脱缺粮的困境。他 们将经典遗传学打成“伪科学”,却把一个没有接受过完整的和严格的科学训练、 不具备理性精神的李森科,树为所谓“米丘林学派”的教主,捧上全苏农业科学院 院长的宝座,在全国推行他的“春化法”,就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李森科是1898年出生于乌克兰农村,27岁从基辅农业专科学校毕业出来的农 业技术人员,初期工作还算认真和努力,有一些实践的经验,他提出的“春化 法”,是将越冬开花结果的秋播作物的种子,稍加浸润,在低温中搁置一定的时 间后,便可以在春天播种。在阿塞拜疆小城冈察试验,确实有些收效,但也有明 显的缺陷和局限,推而广之到整个苏联农村就成问题了。   但事情就是闹到影响这个程度,而且不仅在农村,还进入到学术领域,树立 起李森科的“米丘林生物科学”同时宣判了遗传学的死刑。   回顾这段历史,是很荒唐的。但确确实实发生了。   科学家们本来看的清楚,也未沉默。   1936年12月全苏农业科学院第六次会议上,科学家们纷纷拍案而起,对李 森科和他的同伙,一个对科学无知但是善于走上层路线的哲学家普列津特痛加指 责。列举了1932-1936年间实施小麦春化法的53个品种试验区的资料,指出经 过春化处理的小麦平均产量每公顷仅比常规产量多四公斤,与因春化处理投入人 力物力相比,在经济上是不合算的。苏联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遗传学家格尔曼 ·米勒更指斥如果要求科学家赞成李森科院长和他的志同道合者不久前提出的那 些论点的话……那摆在我们面前的选择就将类似于要在巫医和医学、占星术和 天文学、炼金术和化学之间作出选择!   在科学的殿堂里,李森科似乎败局已定,但是,因为李森科的“春化成就” 经过他们一伙包装,正好符合当局的政治需要,特别是得到了伟大园丁斯大林同 志的赏识。农艺师李森科的理论不仅通俗易懂,并且与斯大林同志所构建的政治 哲学体系不谋而合。于是无论多少科学家反对,也顶不上斯大林这一票。李森科 还是成为全苏联科学界的典范,所谓“米丘林学派”成为苏联科学的旗帜,李森 科当上了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   说到这里,大家会想,为什么不就叫做“李森科学派”呢?   其实米丘林和这个“学派”并没有实质性的联系,无非是李森科需要借用他 的名声。   米丘林1855年12月28日出生在梁赞州多尔戈耶尤马舍夫卡村的一个园艺爱好 者,从少年时代就开始了他的园艺活动,20岁时办起了自己的第一个实验果树园, 有计划地、有目的地采用各种措施,使植物符合人类的需要,一生中总共培育出 350多个变种的苹果树、梨树、李树、杏树、桃树和葡萄等草本果品植物。他是 一个实干家和园艺技术专家,确实为苏联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25年,李森科刚 从学校出来时,苏联政府已在隆重庆祝米丘林七十大寿,授予米丘林以劳动红旗 勋章;后来更荣获列宁勋章。年轻新进的李森科,需要利用老人的声望。而在 1935年米丘林就去世了,他更可以被李森科一伙任意涂抹所需要的油彩。于是米 丘林实际是李森科成了挑战“资产阶级伪科学”的斗士,成了“自然科学马克思 主义化”的旗手。尽管此人不懂外文,无法阅读外国生物学文献,翻译出来的也 不屑一读;尽管基因的存在是合乎逻辑的演绎结果,并且有大量确切的实际材 料为证;但李森科仍可以说,这种理论完全是“遗传学家捏造出来的”。他对 经典遗传学一个真正学术性的反对观点都提不出来却可以否定遗传学,旁若无人 地发表了他的《遗传性与变异性》,否定达尔文的基本原理,指责达尔文繁殖过 剩的观点是从马尔萨斯主义出发的,而马尔萨斯主义在当时则被官方确认是反马 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书中特别记述了:   “1948年7月31日,全苏农业科学院大会在莫斯科农业俱乐部召开。出席会 议的有苏联科学院和全苏农业科学院两院院士、苏联 科学院生物学研究所教授、 农学院教授、农业科学院各试验站骨干等共计七百余人。囊括了全部苏联生物 学界、农学界头面人物。天子门生、胜券在握的李森科,红光满面地登上大会 讲坛,作了主题报告《论生物学的现状》。报告将天威体现得淋漓尽致。它沿 用早在战前就已出笼的理论宣称:苏联生物学界存在着两条路线、两个方向的 斗争,即唯物主义的、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苏维埃生物学”或叫做 “米丘林生物学”与唯心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孟德尔摩尔根 生物 学之间的斗争。对染色体理论的态度,则是区别“米丘林生物学”和孟 德 尔摩尔根主义的分水岭。谁相信染色体理论,谁就是孟德尔摩尔根主 义的信徒, 谁就要被打倒;反对染色体理论而追随“米丘林生物学”的 学者,才能在社会 主义苏联占有一席之地。没有学理,只有威胁和恫吓, 赤裸裸的强权思维一点 也不加掩饰。这样一份报告,在当时被视作用马 克思主义指导自然科学研究的 典范。大会的第二天,报告全文就在苏联 所有中央报纸上发表了。总发行量达 六、七千万份之多,平均每两个苏 联人就可以拥有一份。除了党和政府的会议 文件,苏联历史上还没有哪 份会议文件有如此之高的发行量。”   李森科此时如日中天。   斯大林还下令:地无分南北,一律大种春小麦! 全苏联都遵命执行。但也 有一处没有照办,而是另有对策,这就是赫鲁晓夫治下的乌克兰。因为赫鲁晓夫 多少还有点务实,懂得适合乌拉尔种的春小麦,在乌克兰是种不得的。   按说对李森科其人清清楚楚,并和他的针锋相对的赫鲁晓夫出掌苏联最高权 力之后,应该还李森科本来面目,把他拉下马来,但是没有。因为李森科一伙已 熟悉苏联的官场,摸透了赫鲁晓夫同志和斯大林同志有着一样的爱好,好大喜功, 喜欢被阿谀奉承。何况他们不仅捧赫鲁晓夫,连赫鲁晓夫身边人的“公关”也做 到了,李森科授给担任农业顾问的赫鲁晓夫亲信以院士荣誉,对方自然少不了回 报。结果是,对自然科学完全外行的赫鲁晓夫,终于被他们牵着鼻子走,尽管李 森科劣迹昭彰,还是保住了院长的宝座,并且仍然是苏联的首席科学家。   对此,书中还有一段意义深刻的精彩描述:   “赫鲁晓夫的急躁卤莽,和由他的急躁卤莽所带来的高指标、 浮夸风,使 苏联一大批老实的农学家望而生畏,不肯问津,赫鲁晓夫的雄心 壮志在苏联学 术界很难找到知音,也就很难从学理上论证他的那些宏伟蓝图的合法性。这让赫 鲁晓夫很气愤。正当此时,苏联头号吹鼓手 李森科找上门来了。真是“众里寻 他千百度,蓦然回首,他却在,灯 火阑珊处。”赫鲁晓夫如何能不心花怒放! 当然要情不自禁地向李森 科张开了双臂。自命不凡的赫鲁晓夫,就这样被“科 学”征服了——实际上是被 李森科所征服。李森科在坐了几年冷板凳之后,终 于再度崛起,成了 苏联的首席科学家。他又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在苏联 学术界兴 风作浪了。”   “所以,尽管李森科在分子生 物学时代仍然顽固地反对染色体-基因理论, 却在苏联继续走红,直到赫 鲁晓夫下野,李森科才被逐出苏联政治舞台,结束 了他对苏联学术界长达 三十多年的黑暗统治。苏联遗传学这才回归孟德尔-摩 尔根,从而走向复兴。”   但是,在人类进入科学时代以后,走向现代化,已是不可逆转的潮流。而要 向前发展,必须有不断增长的物质基础,因此无论怎样鼓如簧之舌,或使用各种 政治伎俩,在科学面前,终将暴露。权势只能支撑于一时,而科学是长存的。   几十年之后,学者们这样感慨万千地评说:“尽管‘进步生物学家’和‘真 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念尽了所有的咒语,三十年代的收成却并没有增加;李森科 的鼓噪以失败而告终。现在已经没有人再提起那个惹祸招灾的‘春化法’了,它 已经被抛在脑后了,就像在西伯利亚的秋季播种、种间授粉、快速地在两年内培 育出新的小麦品种、草原上点栽柞树、黍子的高产和超高产以及狂暴的李森科的 想入非非的其他许多产物那样被遗忘了。但这段历史,是後人决不应忘记的。   感谢陈敏先生做了很有意义的工作,写出这本书,记录了李森科及其所谓 “米丘林学派”崛起和覆灭的全过程。这是很少有人涉及的一个领域。不少科学 史多是就科学言科学,少有触及到人本身的思想与活动和的深层的政治因素,成 为不过是科学的记录,也就很难给人们提供历史经验。。   当代人写当代史是极其困难的,涉及到的权势者和各种利益集团都会出来干 预,以求有利于自身,可以说,如果不是苏维埃政权的垮台,历史档案陆续公开, 真相是难以毕露的。当然陈敏先生作为中国人去写苏联的历史。少了许多顾忌, 也是作到客观记述的的一个有利条件。但是在认为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 时期,中苏之间的有许多事情是紧密相连的,如将以孟德尔-摩尔根为代表的经 典遗传学视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产物而批判之,在中国也发生过,虽然为祸不 如苏联之烈,但把“灭资兴无”扩展到自然科学中,可能较苏联尤甚,而当事者 稀有出来反省的。因此此书问世,必然会牵动不少人的神经,也许有振聩发聋, 促进反思的作用,但更有可能招来当初的得利者和仍未摆脱旧思维的影响者的反 对。因此,对陈敏先生和敢于出版他的这本书的广东人民出版社,不能不表示崇 高的敬意。   中国科学殿堂中的知识分子,许多人也有着与瓦维诺夫们类似的甚至过之的 悲惨遭遇,但这段历史已被淡化,许多年轻人几乎已一无所知,能以他人之史为 己之鉴,也很有意义。   最后,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这本书用事实表述观点,史料丰富,叙述清晰,文 笔生动,可读性很强,而这正是近几十年来史学著作中所缺少的。本来在中国历 史上是文史不分家,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史学同时也是中国文学的珍宝。本书自 然还相去仍远,但显然已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并已取得初步的成功,据我所知, 作者陈敏先生是从中山大学史学系出来的,陈寅恪带去的严谨和独立思考的学风, 显然留有影响,他用笑蜀的笔名写作的《刘文彩真相》(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和整理编辑的《历史的先声—— 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汕头大 学出版社1999年版)早已蜚声海内外。本书是另辟蹊径的一次创作,令人刮目相 看。   陶世龙,2003/05/28,于加拿大之FREDERICTON (XYS20030912)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1.dyndns.org)(xys.3322.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