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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两种文化 
 
潘震泽

        人文与科学的对立，由来以久；但一九五九年英国物理学家、小说家及
评论家史诺（C.P. Snow, 1905-1980），在剑桥大学一场演讲所揭橥的“两种文
化”一词，已成为日后一切讨论人文与科学问题的起点。这篇讲稿与四年后史诺
的后续之作：“两种文化：重新审视”，迟至四十年后，台湾才有译本的出版
（《两种文化》，猫头鹰书房，2000）。所谓迟总比没有的好，史诺当年提出的
问题，在新世纪伊始，仍值得深思。

        从表面来看，二十世纪的科技进展，可说是人类史上高峰。科技人的出
路与收入，普遍要比文史哲者强；但到头来真正掌握政经大权，以及带动社会风
潮的，又还是以人文社会专业出身者为主。甚至连“知识分子”的名分及发言权，
大都被后者占为己有。这一点让科技人不甚满意，因此史诺才有“两种文化”之
警语；甚至在后续文章中，还提出“第三种文化”的口号来。

        “第三种文化”的原意是寄望社会历史学家，作为两种文化的沟通者。
事实上多年来，也不乏著名科学家以特定主题或回忆录方式，写出一般大众都能
接受的作品，直接推销自己的想法。进入九○年代，更有知识经纪人如布罗克曼 
（John Brockman） 之流，作为科学家及出版社之间的桥梁，让科学家直接拥抱
群众；布罗克曼自己还访问了二十几位当代顶尖的科学家，出版了《第三种文化》
一书。（天下文化，1998）。

        话说回来，人文与科学的隔阂，是所谓“知识分子”的问题，寻常老百
姓未必关心。科学研究，如果尚未落实到应用的层面，也和文学哲思的创作没有
两样，对一般人的生活，并无直接影响。由于科学研究一向讲求实证，对不确定
性也欣然接受；这样的态度，在多数政治社会的议题上，简直是无用武之地。正
反两方都可以拿科学来作护身符、挡箭牌；核四就是最好的例子：管你是诺贝尔
奖还是院士级的科学家，也无法彼此说服。

        讲到科学界内部的分门别派，争执不下的例子，更是多不胜数。以生物
科学为例，从“田野派”与“实验室派”的壁垒分明，到“活体实验”与“离体
实验”孰优之争，虽然难得有谁是谁非，但彼此的瞧不顺眼是真切的。这种对峙
现象的出现，基本上可用“古典”与“现代”，或是“非主流”与“主流”的区
分法解释。然而自1953年遗传基因的编码——DNA双螺旋链结构——被解开之后，
所谓的“分子生物学”便以雷霆万钧之态势，逐渐侵入生物医学的每个领域。不
论你研究的是形态、分类与解剖，还是生理、生化与药理，都无法幸免。

        最早受到这波“显学”所影响的，大概是美国哈佛大学的生物系。1956
年，该系同时聘任了两位助理教授，一位是以研究蚂蚁出名的族群生物学家威尔
森（E.O. Wilson, 1929-），另一位则是发现DNA结构的华森（James Watson, 
1928-）。挟着“生命最大奥秘的共同发现人”头衔，华森的傲慢是出了名的；
但在威尔森的自传《大自然的猎人》中（天下文化，1997），你才看到实际的情
形。华森“带着一个信念来到哈佛，认为生物学必须转换成由分子及细胞所主导
的科学”，他“还用革命般的强烈轻篾态度，来对待生物系其它二十四名成员中
的大部分人。”

        威尔森与华森同事十二年，直接面对面讲话不超过五、六次。他们在走
廊相遇时，华森从不大打招呼；令美国南方出身重礼数的威尔森很为难，最后只
有“低声咕哝一句寒喧，草草带过。”

        对于聘用新教员，华森的评语是：“只有疯子才会想聘用生态学家。”
搞到哈佛的老教授私下对威尔森说：“以后不要再用‘生态学’这个词，那已成
为脏字眼了。”威尔森后来想到人类学的教训：“当某个文化准备消灭另一文化
时，统治者首先做的，莫过于‘官方场合，禁用母语’。”

        同样的情形，个人也有亲身体验。掌管全国医药研究的最高首长，在公
开场合说：“解剖学已死。”近来一场专题讨论中，我发现传统活体（in vivo）
与离体（in vitro，在试管中之意）的讲法，对细胞及分子生物学者来说，试管
中培养的细胞也是活体，打碎之后才是离体，完全悖离了活体（living body）
的原意。

        如前所言，各式各样的“两种文化”之争，不外乎“新兴主流”与“过
时传统”之争。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主流派在大开大合破旧除新之际，眼界最好
长远一些，免得到时“礼失求诸野”，甚至找不回来，则悔之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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