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1.dyndns.org)(xys.3322.org)◇◇ “天人关系”中的主义与问题 　　秦晖 新京报2005年2月5日 　　“敬畏自然”还是“以人为本”？近来，“何汪之争”已引起了广泛关注。 但有趣的是，这场“天人关系”之争，尽管在意识形态或曰“主义”上似乎针锋 相对，但落实到具体案例或曰“问题”上，双方似乎又没有什么交锋：汪永晨以 谴责三门峡之类“人祸”工程来表明“敬畏自然”的立场，而何祚庥的“以人为 本”似乎也不妨碍他同样认为这些工程应该否定。而何一方以“小行星撞地球” 之类的假设来证明应“以人为本”，汪一方也并不因“敬畏自然”就主张放任灾 难坐待灭亡。 　　而实际上谁都清楚：如果说未来人类是否会因为过分“敬畏自然”而坐视小 行星撞毁地球，还只是个假设中的问题，那么当年之所以发生三门峡之“人祸”， 肯定不是因为那时过分“以人为本”。上世纪50年代世界上尚未出现“绿色潮 流”，可是像三门峡那样严重的“人祸”工程，在那时的世界上也算极罕见吧。 “文革”时期是个人性泯灭时代，人道主义（即所谓以人为本）不仅在实践中被 践踏，在理论上更被粗暴批判，而比三门峡更甚的“人祸工程”（如昔阳县的 “西水东调”等）恰恰在那时泛滥成灾。另一方面，当年勇于抵制“人祸”的先 贤，如“水利良心”黄万里先生等，也并非出于环保理念，更不是出于反对“科 学之僭妄”的后现代立场，而恰恰是出于尊重科学、维护人民利益的赤诚不惜得 罪权贵的。后来对三峡工程持异议的李锐等人也是如此。 　　李老反对上三峡工程，但并不一般地反对水电工程，相反，他还是“水主火 辅”、水电优先的提倡者。他反对上三峡工程的理由之一，就是该工程占用资金 太大，会影响上游的水电开发。 　　当然，那时的人们抵制“人祸”主要并非出于环保动机，这并不是说今人就 不能从环保生态角度进行这样的抵制。但是不仅那时的“人祸”之损害“人本” 绝不亚于损害“自然”，甚至直到今天，汪永晨们为之痛心疾首的无数大坝和大 工程得以遍地开花，无视“人本”仍然是主要原因。我国在征地、拆迁、移民等 方面具有的体制“优越性”，常常为一些“大工程主义者”津津乐道，在“以官 为本”体制下为追求政绩而损害“人本”或人民权益的事屡屡发生，土地说圈就 圈，人要赶走就赶走。当年三门峡遗留的移民问题至今未了结，今天不少大工程 又重蹈覆辙。如果此弊不除，只是意识形态从“以人为本”改成“敬畏自然”， 在旧体制下用以前追求“产值政绩”的做法来追求今天的“环保政绩”，只怕是 “自然”未必能保，而“人本”反受其害。 　　更进一步讲，虽然如今有人喜欢说我们古代的“天人合一”学说就是环保思 想的来源，其实谁都明白当今的“绿色潮流”源自人文精神的新发展。历史上西 方所谓人文精神针对的问题曾经有个大转变，早期即所谓文艺复兴与启蒙时代， 人文主义主要是针对中世纪的“神文主义”而言，针对那时过浓的宗教文化、信 仰至上、性灵玄谈对人的束缚，那时的启蒙者提倡世俗主义、理性至上、科学实 证。但到了19世纪后，从工业文明中兴起的理性与世俗化的过分扩张，导致尼采 所说的“上帝死了”，科学异化、物质主义和智性的僭妄成为主要问题，这时所 谓的人文精神就反过来带有了浓厚的解构理性、呼唤信仰、重塑心灵、反思“科 学”的色彩。 　　“科玄论战”中的所谓玄学（“人生观”之学），汤因比所谓的“回归神性” 和当今环保主义者所谓的“敬畏自然”，其实都是这新一代人文精神的体现。从 这个角度讲，“敬畏自然”就是“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与时俱进”后的新版 本。尽管从表象上看，这好像是向“前现代”的复归———国外有学者就直接称 之为“新的中世纪”。在薄伽丘和培根的时代，面对不食人间烟火的修道院气氛 和过分“神圣庄严”的生活，饮食男女与“知识就是力量”意味着人文精神。然 而到了荣格与汤因比的时代，面对灯红酒绿的曼哈顿气氛和工具理性化的生活， “人文精神”却越来越带有宗教色彩了。正如荣格所说：近代人寻找智慧，现代 人寻找灵魂。因此何祚庥、方舟子感到“敬畏自然”之说带有“反科学”、“反 启蒙”的味道，并不是没有来由的。 　　不过，辩证唯物论者何祚庥先生应该很熟悉“否定之否定规律”：这种表面 上的“回归”实质上是“上升的螺旋”，而不是真的要回到过去———至少在西 方的背景下它绝不是回到过去。在这个意义上，“敬畏自然”的确是反思“科学” ———也可以表述为反“科学主义”，但绝不是“反科学”，更不是回归迷信。 　　它也不是反“人本”，虽然汪永晨女士对“敬畏自然”与“人本”的关系讲 述得并不好，但何祚庥要用“武松打虎还是虎吃武松”的诘问来驳倒“自然”的 敬畏者，也是太简单了。 　　然而，外来的“主义”面对我们的“问题”都需要重新核对切入点。在最基 本的人类价值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科学与信仰都是无国界的。但是，不 同的科学家与信仰者面对的问题往往非常不同。人文精神在西方前后所追求的那 些价值，也是我们所追求的。就此而言，“以人为本”与“敬畏自然”都是有价 值的。但是我向来主张“主义可拿来，问题须土产”，“倡言普世价值，慎言普 世问题”。就人文精神的发展而言，在西方它面对的先是宗教与神文背景的压抑， 后是理性与“科学异化”的束缚。但是在中国，它过去与现在面对的都是另一些 问题。 　　传统中国过去虽也被称为“封建社会”，但并无西方中世纪那样强大的教会 和浓郁的宗教传统，压迫人性的主要是世俗的专制权力，而近代中国并未有过发 达的工业文明，也谈不上西方意义上的理性扩张与科学异化，压迫人性的实际上 还是世俗专制权力。因此，西方人文主义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的表述方式，都不能 原文照搬地应用于中国的“问题”。如果说西方中世纪理性被“信仰”所压抑， 科学成为神学的奴婢；而现在，情感又被“理性”所压抑，心灵成为“科学”的 奴婢，那么在中国，信仰与理性都没有那么大的权威，而科学与神学同样受制于 一些东西。如果说在西方，人的解放过去意味着摆脱宗教教条的束缚，现在意味 着克服科学和理性的异化，那么在中国，人的解放过去无须如此强烈的反宗教色 彩，现在也无须追赶“反科学”的时髦。舍此，我们就既没有爱智求真的真科学， 也没有爱善求美的真信仰，而在德性与智性都受压抑的情况下，只怕是“自然” 破坏易，“人本”弘扬难。 　　所以，在今天的中国，“敬畏自然”与“以人为本”其实并没有那么大的矛 盾。正如在经济上我们面临的并不是“自由放任还是福利国家”的问题一样，在 “天人关系”上我们也无须在“自然”与“人本”间作出选择。西方的问题姑且 不论，至少在中国，经济上如果说自由不足，并非因为福利太高；而福利保障缺 乏也并非因为自由过分。同样，今天我们面临的环境破坏，并不是由于“人本主 义”太多，人本未张也不是过分讲究生态保护之故。我并不认为“天人关系”在 一切情况下都能保持和谐。但在今日的中国，尽管技术意义上的人口与资源比例 的确十分紧张，制度意义上的“天人关系”还是可以处理好的。 　　作者：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XYS20050205)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1.dyndns.org)(xys.3322.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