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5.dxiong.com)(www.xinyusi.info)(xys2.dropin.org)◇◇ 　　“客观评价”真的客观吗？ 　　——与叶永烈先生商榷 　　作者：吴拯修 　　原载3月24日《南方周末》 　　叶永烈先生在2010年3月3日的《南方周末》上发表了《钱学森“万斤亩”公 案始末》一文，详细考证了这段公案的来龙去脉，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资 料和所谓的内幕真相，得出了三点客观评价。这三点客观评价可以说是颠覆性的， 与人们此前所知所议的相差甚远。 　　“大跃进”时代，我还是个初中生，根本不知道钱学森先生在“大跃进”前 后发表的那些文章。后来虽有耳闻，但在叶文之前，没有读过其中任何篇章。曾 经是数学力学系学生的我，对力学专家钱学森先生自然敬仰有加。但对社会盛传 钱先生“大跃进”当年推波助澜的事，确有人无完人之感。现在看到叶先生的长 篇文章，解脱了围绕钱先生身上的困扰，深感欣慰，自然乐见皆大欢喜的结局。 　　但是细读全文，颇感失望。一个疑惑不由浮出脑海，叶文的评价真的客观吗？ 　　窃以为，叶文所呈现材料是丰富的，但是叶文对这些材料的内容的分析是粗 疏的、随意的。为了奔向预定的目标，叶文对材料采用抽筋剥皮、仅取其需的方 法，甚至把最重要的、可能性最大的事实都过滤掉而排除在外。叶先生所得出的 结论大可商榷，“客观评价”难说客观。 　　本文提出质疑的角度是关于叶文的证据采信和逻辑判断，不涉及叶文资料的 真实性问题，更与钱学森先生无关。也就是说，本文假定叶先生所提出的资料的 本身是真实的、可信的；但是我认为，这些资料并不足以支撑叶先生的三点客观 评价。我甚至进一步认为，由这些资料得出相反的结论，在逻辑上也是成立的。 　　本文就此与叶永烈先生商榷，并向专家和读者求教。下面逐一分析三点客观 评价。 　　叶永烈观点一： 　　“万斤亩”在科学计算上是正确的 　　人们无法怀疑这个评价，但它是一个伪命题。叶文说：“正因为这样，作为 一位严谨的科学家，钱学森反复用计算尺计算了太阳光能转化为粮食的数量。他 1993年甚至得出‘粮粒’可以达到亩产10万市斤的结论。”人们无从怀疑科学家 计算的正确性，问题是这样的计算有什么实际意义，它能说明什么，首先，这个 计算是建立在一个纯粹的理论假设之上的，即农作物全部转化照在大地上的日光 能。这个亩产10万市斤的科学结论同样适用于沙漠，如果能满足许多无法实现的 假设的话。它是一种无用的正确，离实际相差太远太远。据此来制定国民经济发 展规划，好比按照世界地图来打隧道。人们还可以反复用计算尺计算，如果把太 阳能全部利用起来，地球上还缺少能源吗？叶文还认为，钱学森清楚表明了他对 于万斤亩的坚信，认为“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是可以实现的”。目前，全球 水稻平均亩产大概接近300公斤，袁隆平先生希望，到2015年，我国的大面积亩 产提高到900公斤。我相信，钱先生的那个科学计算，也许1000年以后可以实现。 但那不过是画饼充饥，基本上算是一种信仰。 　　其次，叶文强调钱学森“万斤亩”计算的正确，是想说明钱学森在1958年的 一系列“万斤亩”的文章没有错。人们可以接受“文章没有错”，但是在全国亩 产300斤的1958年，在头脑发热的“大跃进”中，发表这样的文章，它起的作用 还需要多说吗？“万斤亩”计算没有错，能说明当年的高产卫星是真实的吗？叶 文说钱学森进行太阳能转化计算是为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制定远景，现在五个十 年过去了，这个计算的指导意义在哪里？ 　　如果我们尊重历史、尊重事实，我们不得不说，在当时发表这样正确的文章， 它就是错误的。因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它只能是为当时的狂热氛围，为“不怕 做不到，只怕想不到”提供理论依据。 　　叶永烈观点二： 　　钱学森的不白之冤，责任在《中国青年报》 　　这第二点“客观评价”是叶文的核心，是叶文最大看点： 　　二是在“大跃进”年代，作为“海归”的代表人物，作为科学界的头面人物 钱学森应约就《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发表谈话、发表文章，原本不 过是表态谈话、应景文章而已。《中国青年报》编辑截取他的文章的一小段，经 过改头换面式的编辑加工，演变成为1958年农业“高产卫星”提供科学依据，在 广大读者中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责任在《中国青年报》。……使读者误以为钱 学森在为农业“高产卫星”充当吹鼓手，因而使钱学森蒙受不白之冤。应当说， 由那篇“戴帽穿靴”的短文引出的种种严重后果，其实与钱学森无关。 　　按照叶文所述，作出这个“客观评价”的证据来源于尹传红的信，其中提到 中国青年报的编辑Z。 　　他（指Z—引者注）说：“（那篇文章）是我根据钱学森在一次会议上的发 言整理的。整理稿让他看过，就署上他的名字发在《中国青年报》上了。” 　　当叶永烈为此走访这个Z君时， “年已八旬的Z君借口身体欠安，不愿再谈 往事。”并且请他的女儿电话转告叶永烈，“关于钱学森的文章，他不想说，也 不再说，包括对他的女儿也不说。”显然，尹传红这种说法其实并没有得到当事 人Z的认同，这个故事成了尹传红一个人的自说自话。这种情况，如果是我，就 不敢下结论说：“从尹传红与Z君的谈话中，可以清楚确认，那篇《粮食亩产量 会有多少？》并不是钱学森亲笔所写，而是Z君为之捉刀!”其实，即便Z认可这 个故事，如果他没能提供确凿的书证，比如原稿或者当时的来往文字等等，叶先 生也不能使用“清楚确认”这样的词语的。 　　进一步分析尹传红转述的Z君的话，它有三层意思：一是文章按照钱学森会 议发言整理的，二是Z写了这篇文章，三是文章经过钱先生看过同意发表的。这 三层意思本身，倒是浑然一体说得通的。但是，叶先生三者只取其一，他把第一 层和第三层意思都否定了。我想应该提醒叶先生，我们不能只相信我们自己愿意 相信的东西。 　　他推测，Z君的按照会议发言整理是“故意的托词”。其理由是他发现《粮 食亩产量会有多少？》的核心段和钱学森的某篇文章的第7段《农业生产还远远 没有碰顶》几乎完全一样。以此起步，叶先生生动地描绘了Z创作的景象，并且 认为他已经揭开了《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的内幕。这真是叶先生粗暴武断的 想像，他完全排除了另一种最大的可能：既然钱学森在多篇文章中写到这个“高 产”的观点，当时又多次参加各种会议，为什么他不会在会议上反复讲述呢？Z 文的来源就非出自钱的文章不可吗？说Z的文章不是整理钱学森发言，是没有根 据的，只能说，是出自叶先生的心证和愿望。 　　至于文稿是经过钱同意的一说，叶先生的分析就更加随心所欲了。他说，如 果钱学森有什么责任的话，那就是： 　　如果Z君当时确实事先把“整理稿”经过他过目，他应当表示不同意发表； 如果Z君当时没有把“整理稿”寄给他过目，在事后他得知《中国青年报》发表 那样改头换面的文章，应当要求《中国青年报》更正或者道歉。 　　不知为什么，叶先生的这两个如果排除了最大的一个如果，即Z君的说法， 钱学森是看过“整理稿”并且同意发表的。叶先生用Z君“不想再说”无法核对 直接绕过了这个可能。显然，叶先生对Z君的这个说法不予采信。但是，按常理 而论，报纸要发表署名文章，能不给被署名者看一看吗？如果钱学森不同意， 《中国青年报》胆敢发表吗？另一方面，至少从叶文中，人们看不到钱学森不同 意《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的理由。说到底，这篇文章并没有歪曲钱先生的原 意。钱先生的理论可以用来论证十年农业发展纲要的“高产”，为什么不可以拿 来论证当年的高产呢？据叶文介绍，钱先生直到1993年还坚持高产理论的，他为 什么要不同意《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呢？叶先生不仅假定钱先生不同意这篇 文章，而且还为他设想了几种没有对它“说什么”的原由。遗憾的是，这些都是 叶先生的大胆推测，读者在叶文中并没有看到钱学森先生本人对此文的排斥性意 见。 　　钱学森到底有没有看过“整理稿”并且同意发表，是全部问题的核心。任何 企图绕过去的作法都是要不得的，是对读者和历史的不负责任。因为如果有看过， 那就是钱学森的文章，谁写的就都无所谓了，叶文接下去的话也就全都白说了。 既没有写稿编辑的事，更没有《中国青年报》的事。这个最基本的事实不搞清楚， 是绝对不能说“好在基本事实已经搞清”，并且把责任全部推到《中国青年报》 的。那样的话，蒙受不白之冤的倒是《中国青年报》了。 　　叶先生还进一步下结论说：“应当说，由那篇‘戴帽穿靴’的短文引出的种 种严重后果，其实与钱学森无关。”这就更加自相矛盾站不住脚了。该文既然以 钱学森先生名字发表，而且叶永烈自己也说，在他的两个“如果”中，钱先生是 有责任的。因为“他应当表示不同意发表”、“应当要求《中国青年报》更正或 者道歉。”而据叶文介绍，毛泽东曾经亲口对钱学森说，“你在青年报上写的那 篇文章我看了”。既然钱先生知道有这篇文章，又没有做到两个“应当”，怎么 能说“与钱先生无关”呢？何况还存在一种叶先生只字不提的可信度极高的情况， 那就是，钱先生是看过并且同意发表的，那更是应该“文责自负”，有直接责任 了。无论哪种情况，叶先生的“应当说”，都是不应当说的。 　　叶先生不采信Z君的第一句和第三句，目的是撇清钱学森和此文的关系，但 他没有达到，因为他的分析没有说服力。 　　至于在第二点客观评价中，还提到钱先生在1958年发表谈话、发表文章，原 本不过是表态谈话、应景文章而已。仍然据叶文介绍，钱先生在1956年就开始研 究农业高产问题，在“大跃进”时期写过6篇文章，在会议发言恐怕难以计数， 直到1993年还坚持他的科学理论，甚至说亩产可以达到10万斤。既然“他是以科 学家的严谨认认真真对待这一问题的”，说他就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谈话、文章 都是表态、应景，恐怕是难以服众的。表态、应景云云，隐含着钱学森是违背本 意委屈相从，但又何至于文章一发就达六篇之多，乐此不疲？这种说法表面上好 像是维护钱先生的名誉，其实是对钱先生尊严的伤害，想来作为科学家的钱学森 先生本人也不会同意这种说法的。 　　叶永烈观点三： 　　把钱学森夸大为“大跃进”的推手，显然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叶先生的这种表述，恐怕很少有人能表示不同意。尤其说钱学森是“亩产万 斤”浮夸风的“元凶”，我虽不知这种说法的出处，但我完全同意叶先生的痛斥。 不过，这个评价不能回答一个更加务实的问题，钱学森和当年的浮夸风有没有关 系，是什么关系。特别是毛泽东说“上了科学家的当”，叶文没有揭示它的内幕 真相。其实这个历史悬案更加重要。 　　从叶文我们知道，毛泽东是看过钱学森在《中国青年报》上的这篇文章的。 叶文详细介绍了走访李锐的情况。李锐回忆两次和毛泽东的谈话，都说到毛泽东 说“看了大科学家钱学森的文章，才相信亩产万斤的”。但是，叶先生述而不评， 强调李锐的说法是孤证，不予采信。在第三点客观评价中避而不谈对这个至关重 要的历史的判断，代之以推手、“元凶”的极端说法，这样否定批驳当然容易得 多了。 　　这里还要提醒叶先生，对证据的取舍最好采用一致的原则。因为如果说李锐 的话是孤证，那么尹传红的话更是孤证，他甚至不是亲历者。以之为立论作文的 基础，要冒极大的失真的风险。 　　当然，我们应该感谢叶先生，他原原本本地介绍了李锐的话和文字，给读者 留下自行判断的空间。恕我直言，仅就叶文所披露的材料而言，我没有理由不相 信李锐的话。我相信在当时的时空氛围中，钱学森的文章确实影响过毛泽东。但 也不宜过度高估它的作用，至于上当云云，恐怕还得另说。 　　叶文为了论证钱学森的文章和高产卫星无关，除了把《粮食亩产量会有多 少？》切割给《中国青年报》的编辑之外，对于其它三篇论高产的文章，与放 “卫星”无关的理由是，它们都写在《人民日报》报道放“卫星”之前。这真是 让人匪夷所思的逻辑。文章写在放“卫星”之后还可以说只是事后论证，写在放 “卫星”之前，岂不真的是浮夸风的推手了吗？在另外一篇肯定是钱学森本人 “捉刀”的《可以实现的理想》中，钱明明白白地说：“一亩稻、麦地的年产量 就可以达到四万斤谷子！”正如当年的《人民日报》社论所言，“没有万斤的思 想，就没有万斤的收获。”科学家想到了，“从衬衫左边的口袋里掏出计算尺一 拉”，计算是无误的。这卫星能不上天吗？ 　　如果说我原来对此事不甚了了，那么看过叶文后，我倒是坚定地认为，钱学 森的几篇文章确实与大跃进有“斩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吴晓波说“欠一个道 歉”，不能说是没有道理的。沿着叶先生指引的路，我竟然走进了完全不同的房 间，真是一次奇怪的体验。其实，与其在这个问题上煞费苦心为之开脱，还不如 探讨当年为什么一位受人尊敬的科学家会卷进热昏的潮流中，更加有历史警示意 义和现实意义。 　　叶永烈先生是受人尊敬的作家，我是他的忠实读者。我十分喜爱他的作品， 看过他公开出版的除科普作品的所有著作。但是我是把它们作为文学作品来读的。 因为我知道，严谨考证不是叶先生的强项。而“万斤亩”公案的问题，既涉及堪 称伟大的科学家，又关乎共和国一段触目惊心的历史，是恰恰需要严肃认真对待 的。我从内心希望叶先生的结论能够成立，只是希望证据更加扎实，论述更加严 谨，经得起历史的检验。（2011年3月7日） (XYS20110326) ◇◇新语丝(www.xys.org)(xys5.dxiong.com)(www.xinyusi.info)(xys2.dropin.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