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1.dyndns.org)(xys888.dyndns.org)◇◇ 任鸿隽的科学救国梦 智效民(太原) 南方周末   2002-11-07   任鸿隽(1886─1961)是我国最早的科学杂志───《科学》月刊的发起人, 也是我国最早的综合性学术团体───“中国科学社”的领导人。作为中国现代科 学事业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他发起的科学救国运动与胡适发动的白话文运动,被誉 为五四以来两个重大的文化革新运动。综观其一生,他始终为科学救国奔走呼号, 热情地介绍科学起源、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如今大半个世纪过去了,了解一下他 那鲜为人知的思想和经历,会给我们很多启示……   攻读化学,是为了制造炸弹   任鸿隽字叔永,原籍浙江归安(今吴兴),出生于四川垫江。少年时代的任鸿 隽勤奋好学,颇受先生赏识,总是排名第一。1904年参加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以第 三名资格成为末代秀才。随后,他进入重庆府中学堂师范班就读,第二年毕业后当 了一年教员,便带着120元积蓄,与两位同学顺江而下,去上海求学。   在上海,他进入刚刚成立的中国公学。这是由被迫回国的留日学生创办的一所 学校,其中大多数是革命党人。任鸿隽入校后立刻剪发易服以示革命,并与该校学 生胡适、朱经农等人建立友谊。后来他东渡日本,加入同盟会,担任过四川分会会 长。在那里,他除了旁听章太炎的国学讲座外,还考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专攻应用 化学。他之所以选择这个专业,完全是为了革命。当时的革命者为了推翻清朝政府, 往往采取暗杀手段。暗杀需要制造炸弹,但他们不懂化学原理,经常出事。在目睹 了好友喻培伦、黄复生因制造炸弹而受伤的惨状后,他作出这一选择。   多年后他回忆往事时,曾对这种功利主义的专业选择作过深刻反省。他说: “吾此时之思想行事,一切为革命二字所支配,其入校而有所学习,不能谓其于学 术者所企图,即谓其意在兴工业,图近利,仍无当也。”(《科学救国之梦──任 鸿隽文存》第679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版,下引该 书只标页码)   为什么这样说呢?显然与他后来的经历有关。   远渡重洋,探索落后的原因   辛亥革命后,任鸿隽放弃学业回国。临时政府成立时,他与孙中山同乘一辆花 车抵达南京,担任总统府秘书处秘书,为孙中山起草文稿并协助处理政务。袁世凯 上台后,他去北京政府当过秘书,但由于厌恶官场,遂拒绝蔡元培、胡汉民等政要 的挽留,以“稽勋生”(对革命有功的学生)身份赴美国留学。   初到美国,他进入康奈尔大学文理学院。在那里,他目睹美国人民的富裕生活, 并感受到东西方社会的许多不同:“例如家庭组织,东主合居,西主分处;男女恋 爱,东主防闲,西主放任;个人发展,东主裁制,西主自由。”然而他并不满足于 这种感受。经过学习、观察、研究,他才对“西方学术之本源略有所见”,并认识 到东西方的最大差别,是“西方有科学,东方无科学而已”。为了探索中国无科学 的原因,任鸿隽并没有像如今的留学生那样,把学技术、拿学位看得太重。他说: “吾等当日向往西洋,千回百折,有不到黄河心不甘之慨,固不在博士硕士头衔资 格间也。”(第682页)   1914年初,任鸿隽担任《留美学生季报》主编后,在《建立学界论》中进一步 表达了这个观点。他说:自清末以来,虽有“无数博士硕士翰林进士”,却不过是 饰己炫人、挟术问世、“为利而学”而已,致使中国根本没有一个“为学而学”的 学界,这是国家长期衰弱、国人“非愚则谀”的主要原因。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盛 衰强弱,与学界之有无成正比。随后他又在《建立学界再论》中指出:要建立学界, 增进知识,懂得科学,还必须从归纳法入手。   为此,任鸿隽曾在许多场合对归纳法作过介绍。他说,这是300年前由培根创立 的一种方法,它可以分为下列步骤:一、由事实的观察确定一个假说;二、假说演 绎出一个结果;三、用实验来考查这一结果;四、把合乎事实的实验定为科学定律。 简言之,就是“用事实作根据,推出一个通则,再用观察和试验证明那通则的不错, 这就是科学方法的大概”。(第276页)尽管胡适认为“科学的方法并不全靠归纳”, (《独立评论》第86号《编辑后记》)但是任氏所言与他所谓“大胆的假设,小心 的求证”并不矛盾。相比之下,《独秀文存》对科学的解释就肤浅多了。   创办杂志,介绍科学的真谛   1914年暑假,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任鸿隽和杨杏佛、胡明复、赵元 任等人一起聊天,在谈到海外游子如何为国效力时,有人提出中国最缺乏科学,我 们应该办一种科学杂志,大家一致同意。经过半年筹备,《科学》杂志于1915年1月 正式创刊。这是中国人办的第一个综合性科学杂志,它的问世具有划时代意义。另 外,为了排版方便,该刊采用横排方式并使用西式标点,这在我国出版史上也是一 个创举。   《科学》创刊后,任鸿隽倾注大量心血。他不仅主持编务,还写了许多文章。 为了让读者了解科学的意义,对科学产生兴趣,他的文章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后 来他将这些文章搜集修改后,取名《科学概论》,于192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 在该书序言中说:科学是根据自然现象,依照逻辑方法发现其关系法则的有系统的 知识。用这个定义来衡量,那些片段的发明(比如我国火药和指南针)、偶然的发 现(比如人类的用火)和空虚的思想(比如玄学、哲学、经学),都不能算作科学。   他指出,要了解科学,首先要明白科学的两个起源:一是实际的需要,二是人 类的好奇。由于前者是外在的压力,后者是内在的冲动,所以就科学发现和科学创 新而言,好奇心比实际需要更重要。基于这一认识,他告诉人们:西方科学家研究 科学,不是为名利所驱使,而是为好奇心所引诱。为了这种天生的好奇以及由此而 来的精神需求,许多人(比如阿基米德、伽利略、哥白尼等)甚至不顾自己的生命。 因此他反复强调,人类物质文明的进步并不是科学家最初的动机,而是科学研究的 必然结果。如果只想从物质文明方面来追赶西方,只想把科学当作一种富国强兵、 改善生活的手段,却又不晓得科学的真谛,那就是一种得鱼忘筌、舍本逐末的做法, 不仅不会成功,差距还可能越来越大。   既然如此,为什么国人总是以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来看待科学呢?他分析说: “吾人学以明道,而西方学以求真。”(第85页)由于“道”与功利是对立的,所 以国人面对西方物质文明的巨大成就时,总以为人家把功利放在第一位;殊不知科 学也是“明道之学”,是一种只求真理不问利害的学问;所以切不可像洋务派那样。   在此基础上,任鸿隽还总结出人类“知识不进”的四个特征:一是尊崇古代, 二是依赖陈言,三是固执成见,四是观念混淆。这也是我国没有科学的主要原因。 他认为欧洲文艺复兴是这种状况的“一个大反动;……他们的主张,是把事实放在 思想构造的第一位,那些主义和理论,只放在第二位,或竟不管它”。(第338页) 他说,这是人类社会由迷信时代进入科学时代的主要标志。   成立学会,共图科学的发达   在《科学概论》中,任鸿隽还对科学与常识作了辨析。他借用赫胥黎的话告诉 人们,科学并没有什么神秘,“科学是有组织的常识,科学家也不过是有常识训练 的普通人”。因此他认为:“科学精神就是常识训练,……这种精神不但是一切科 学所应有,即是平常处事……也应该如是。”(第352至353页)也就是说,不仅是 科学研究,即便是个人思想行为、社会团体组织,也应该受科学精神支配。   关于科学精神,任鸿隽总结了五个特征:一是崇实,二是贵确,三是察微,四 是慎断,五是存疑。他还说,如果再加上不怕困难、不为利诱等品德,就更完备了。 相比之下,中国学界却有四大弊病:一是材料偏而不全,二是研究虚而不实,三是 方法疏而不精,四是结论“乱而不秩”。这还是就学问而言,“至于那些趋时应世 的文字,于学问无关而于人心有害的,(就)更不消说了”。面对如此巨大的反差, 他不是悲观失望,而是告诫大家:西方在中世纪时比中国更黑暗。只是在文艺复兴 以后,科学家才把发现真理当作自己的天职,“他们与宗教战,与天然界的困难战, 牺牲社会上的荣乐,牺牲性命,去钻研讲求,才有现在的结果。我们若不从根本上 着眼,只是枝枝节节而为之,恐怕还是脱不了从前那种‘西学’的见解罢”。(第 241至243页)《科学》问世后,大家感到要谋求中国科学的发达,单单发行一种杂 志是不够的,因此有改组学会的建议。于是他们重新起草章程,选举任鸿隽为社长, 并规定每年10月25日为中国科学社成立纪念日。   3年后,因主要成员先后回国,中国科学社也迁回国内。   涉足实业,无功而返   1916年秋,任鸿隽从康奈尔大学毕业,先后进入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哥 伦比亚大学继续深造。在此期间,他参与胡适挑起的白话诗之争,这一争论成为白 话文运动的先声。不久,他因为主编《留美学生季刊》结识了一代才女陈衡哲。陈 女士本来是不婚主义者,后来被任鸿隽“三万里求婚的诚意”所感动,二人才结为 夫妇。   任鸿隽是1918年10月学成回国的。在此之前,胡适邀他到北京大学任教,他却 有感于许多留学生回国后“以饭碗问题为第一要务”,还是决定先做些调查准备工 作,然后再投身于教育或实业,“办出一件新事业”来。   第二年,他回到阔别12年的家乡,正值当年的革命同志、时任四川督军的熊克 武要办炼钢厂,熊委托他筹办此事。尽管他认为倡导科学比创办工业更重要,并告 诫国人不要因为崇拜实业就把科学忘在脑后,但考虑到此事办成,可以让“已造就 的人才有相当的位置”,(同上)他还是答应了这一要求。不久,任鸿隽再度赴美, 经考察他决定采用电炉炼钢法,并订购发电机、电炉等设备。遗憾的是,第二年他 回国后,熊克武已经离任,这一计划被迫停顿。所幸他买回来的设备到“九一八” 事变后终于派上用场,与他一同前往美国的周仁后来在冶金方面颇有建树,也得益 于这次考察。   大约就在这次考察结束前后,他在《科学与实业之关系》一文中说:在我国, 妨碍实业发展的心理原因有三:一是求利太奢,以为“办实业就如开金矿一样,一 锄头就要挖一个金娃娃”;二是求效太速,今天拿出资本,明天就想见效;三是不 能持久,一有失败,便心灰意懒,不复前进。他还说,所谓追求利益,不是把别人 口袋中的钱抢过来使自己发财,而是要把无用的东西变为有用。(第222至223页)   大学内外,致力于科学教育   1920年考察结束后,任鸿隽夫妇受蔡元培之聘,到北京大学担任教授。从这时 起到抗日战争前夕,他还担任过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东南大学副校长、四川大 学校长等职。   早在1920年代担任教育部司长的时候,任鸿隽就注意到科学教材的最大缺点, 是只讲述已经发明的事实,却没有指出尚待研究的问题,这就很难使学生对科学产 生兴趣。他认为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强迫他学习不感兴趣的专业,从事不感兴 趣的工作。他非常赞成长期在中国工作的科学家葛利普的观点:一个人选择某个专 业不是为了谋生,而是因为他喜欢这种工作。也就是说,一个人要想获得成功,必 须热爱他所从事的专业。他还指出,中国的“学术死亡率”高达99%以上,是因为 许多人在大学毕业后放弃了研究工作,这是一种很大的浪费。   任鸿隽认为,一个人获得博士硕士学位,并不算真有学问;只有经过十年二十 年艰苦努力,才能跻身于学者行列。他强调,人不能单靠面包而生活,大学教师的 职责不是贩卖知识,而是要培养学生的研究兴趣,让他们明白科学研究的目的不在 于物质享受,而在于精神满足。这是一种高尚的刺激和知识的愉快。(第388页)他 还说,真正的科学是独立的,不依附于任何主义的,把科学和物质文明等同起来, 或者“骂科学是帝国主义的”,都是不明白科学的真谛。   主持中基会,资助科学研究   1925年中基会成立后,任鸿隽担任该会专门秘书、执行秘书、副干事长、干事 长等职,是中基会日常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中基会是为了管理美国第二次退还庚子 赔款而成立的一个机构,它的全称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   任鸿隽认为,在科学事业中,科学研究比科学应用更重要。为了贯彻“为而不 有”的原则,以有限的财力谋求最好的效果,中基会一开始就把这笔难得的经费用 在资助科学人才和添置科学设备方面。据他介绍,从民国十七年到二十三年,享受 中基会科研补助金的学者多达283人,这些人分布在天文、气象、地质、地理、物理、 化学、数学、生物、考古等各个领域,其中包括著名学者翁文灏、李济、秉志、庄 长恭、陈焕镛、丁文江、严济慈、刘树杞、侯德榜等人,他们都是我国科学事业的 开拓者和奠基人。另外从民国十五年到二十三年,中基会向近百所学校和100多个学 术文化教育单位支付设备补助费574万余元,美金4.45万元。这大概还不包括当年为 了挽救“山穷水尽”的北京大学而支付的100万元。   除此之外,中基会还创办了北平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的前身)、生物调查所和 社会调查所,成立了编译委员会(原为科学教育委员会),翻译了大量科学和历史 文化方面的书籍,并向许多中学减价提供仪器和标本。有人认为,从1925年进入中 基会到1935年暂时离任,“是任氏一生中最有光彩的时期”。在这10年中,“任鸿 隽及其合作者们,为三十年代中国科学事业的繁荣,为施泽于其后几十年科学人才 的培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第761页)   战争年代,反思科学之得失   1937年6月抗战爆发前夕,任鸿隽离开四川大学回到北平,随即出国进行考察。 考察回国后,他应蔡元培邀请出任中央研究院化学所所长,并担任该院总干事。太 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又重新担任中基会干事长。   在此期间,任鸿隽经常强调科学人才的培养和基础科学的重要。抗日战争中后 期,他看到许多学生把经济学、商学和应用科学当作热门专业,而纯粹的基础科学 却几乎无人问津,便感到我国科学面临着重大危机。他告诫大家,如果在物质生活 之外不能发现高层次的精神活动,人生还有什么意义?他指出,纯理论研究最需要 保持心灵的自由,它不应该受到干涉,而应该享受特别保护。   抗日战争结束前夕,任鸿隽对甲午战争以来的科学事业作了回顾和总结。他说, 中国科学从一无所有到应有尽有,表面看用了50年,实际上“多者不过三十年(如 地质学),少者不过十年(如天文学)”,如果再去掉抗战8年,那简直就是一个奇 迹。(第587页)   抗战结束后,任鸿隽和全国人民一样,梦想和平的到来,好为中国科学提供良 好的发展环境,他甚至在1946年所写的《关于发展科学计划的我见》中,提出把发 展科学作为“今后十年二十年国家的首要政策”,作为“吾国之生命线”,(第605页) 没想到内战的爆发无情地粉碎了这一梦想。有人曾讥笑他喜欢“痴人说梦”,他说 “梦固是梦,但我相信它表示的是一种超然的见解与健全的希望”。(第535页)面 对连绵不断的国内外战争,他清醒地告诉人们:只有经过科学的洗礼,有了求真的 精神,才能防止独载,制止战争。   尾声:难圆的梦   时局的发展使年过花甲的任鸿隽又面临新的抉择。在老朋友中,胡适走了,朱 经农、赵元任都在国外,他做好了出国的准备。1949年5月1日,刚到上海的竺可桢 在日记中写道:“至高安路十四号晤叔永夫妇,知叔永在设法乘轮赴港转往美国, 因其子女三人多、苏、安均在美国也。据衡哲云,陶孟和颇赞成共产,近来大发议 论,于首都陷落前三日赴京云”(《竺可桢日记》第二册,第1246页,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这里的“多、苏、安”,是指任氏女儿以都、以书和儿子以安。5月4日, 竺氏日记中又有“下午任叔永来谈片刻,知中央银行所存美金非有去外国之护照不 能取出”(同上,第1247页)的记录。此后,任鸿隽离开上海到了香港,但不知为 什么,他在4个月以后又返回内地。从《竺可桢日记》看,大约在9月11日,竺已得 知任鸿隽回来,并将这一消息告诉严济慈。第二天,竺听说生物学家胡先苏(字步 曾)专程去天津看望任鸿隽,便在日记中写道:“……余认步曾此行为不智,使叔 永一到京便被人疑为别有作用也。……”(同上,第1286页)这说明,任鸿隽去而 复返已经引起怀疑。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引文的删节为《竺可桢日记》的编者所为, 这就使读者无法看到当时的真实情况。   随后,任鸿隽到达北平,住在永利公司,并拜访了吴玉章、韦悫等人。韦早年 是同盟会会员,曾留学欧美,抗战时曾到新四军控制区工作,任鸿隽找他是为了谈 中国科学社的前途。看来任鸿隽不顾个人安危毅然返回,可能是放不下这件事情。 据竺可桢说,从韦处出来,他们二人曾到中山公园来今雨轩饮茶,当时“在此饮茶 者惟余二人,可见北京已不见所谓有闲阶级”。晚饭后竺去隆福寺访书,痛心地看 到线装书已无人过问,旧书都论斤卖了。   1951年,历时35年之久的《科学》月刊宣告停刊,后来虽然以《科学》季刊的 形式出现,却没有维持几年。   1956年春,中国科学社将明复图书馆(全国最大的科技图书馆)捐献给国家, 后来它变成了上海卢湾区图书馆;同年秋,中国科学社所属印刷厂(在印刷科学书 刊方面具有国内一流水平)移交给中国科学院。   1960年,中国科学社以捐献的名义,将所有财产,包括房屋、图书、设备和8万 多元余款上交国家,并停止了一切活动。   1961年,就在办完中国科学社财产移交手续之后不久,任鸿隽溘然长逝,享年 75岁。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1.dyndns.org)(xys888.dyndns.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