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freedns.us)◇◇ 邹承鲁:科技界真理斗士 □本报驻京记者 赵凌 南方周末2004.11.25   邹承鲁简介:1923年出生,江苏无锡人,1945年西南联大化学系毕业,1951 年获英国剑桥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中国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主要贡献者之一。20余年来,因坚持抨击学术腐败、呼吁 科学道德被喻为“科技界真理斗士”。2004年11月18日,因参与发表文章建议改 革中国科技体制而再受瞩目。   邹承鲁并不知道那篇发表在英国《自然》杂志的文章引起了轰动。是记者纷 沓而至的脚步告诉他,自己又一次成了新闻人物,或者说敏感人物。此时的邹承 鲁正在北大医院接受化疗,今年3月他被发现患有淋巴癌。   作为一个研究了一辈子生命科学的学者,81岁的邹承鲁对自己的癌症举重若 轻,“没有那么严重。”这份淡定从这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口中缓缓而出时,多少 让人有些伤感。伤感来自他对个体生命表现出了大度,却把那些与自己生命联系 微弱的事情纠结在心,难以安宁。   1981年,当选中科院院士不久,58岁的邹承鲁便执笔发表文章,第一次在科 学界鲜明地提出“科研道德”问题。他说,“科学研究来不得半点虚假,可是有 的人却弄虚作假,用以追逐名利。个别人甚至不择手段剽窃他人成果,就更令人 不能容忍。”   之后20年,反对科学腐败、维护科学道德成为他科研生涯中另一个重要责任。 他在媒体和各种公开场合痛斥科学界学术腐败,主张科学道德的精神回归。他直 言不讳,毫无隐瞒。   2001年,在那场“核酸风波”中,邹承鲁公开指责生化学会某专门委员会副 秘书长为某核酸营养品作商业宣传。2002年,他公开抨击徐荣祥“5年克隆人体 器官206种”之说为伪科学。他坦言中国院士选举最大的毛病就是不透明,他毫 不留情开出清单痛陈科学领域学术腐败“七宗罪”:伪造学历、工作经历;伪造 或篡改原始实验数据;抄袭、剽窃他人成果;贬低前人成果,自我夸张宣传;一 稿两投甚至多投;在自己并无贡献的论文上署名;为商业广告作不符合实际的宣 传。   邹承鲁大胆无畏的作风,使他成为一个在学界“有性格的人”。美国西北大 学教授饶毅说,这样的人在中国“有人钦佩、有人头痛、也有人不满”。但他们 的存在给人们,特别是年轻人“提供了一些具体的例证,说明中国国内有成就的 科学家们中有一批客观态度者,不应只看到那些浮夸者”。   至今,年届八旬的邹承鲁仍独居于“李四光纪念馆”,仍在健康的时候天天 上班。2002年,妻子李林先他而去,1950年代他们相识于剑桥后结为伴侣。李林 是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之女,也是一位成就卓著的院士。这是一个“一家有三个 院士”的令人尊敬的家庭。   病榻上的邹承鲁焦急而孤独。看到记者进来,他才收起面前的笔记本电脑。 医院不能上网是他最大的苦恼,他急切盼望几天后出院的日子。“没有工作我不 知道该怎么过。”采访是在他说话、喘息、停顿、喝水、量体温的断断续续中进 行的。   记者:这篇文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完成的?   邹承鲁:这篇文章不是我发起的,是第一作者饶毅发起并且起草的,他写好 后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了我。我和饶毅之前也通过这种方式讨论问题,我们发现彼 此之间有很多观点是相同或者相似的。当他提出想写这样一篇文章时,我说很好, 我鼓励你。文章写好后我做了些修改,他问我愿不愿意署名,我说,文章的观点 我是同意的。如果你认为署名对更多人接受有好处,那就署。   记者:1949年您的第一篇论文就发表在《nature》(自然)上,我们知道 《nature》杂志在全球科学界的地位非常之高,对这篇文章发表后可能产生的影 响力您应该是有判断的吧?   邹承鲁:对,《nature》是一份令全世界科学人士尊崇的刊物,是科学界最 重要的杂志之一。我知道文章出来后肯定会引起一些影响。   但究竟有多大,现在我还不敢说。我就希望更高层能注意到文章中的观点, 因为是对中国科学管理有益的,希望他们能吸收其中积极的一部分。但是显然, 这篇文章也会伤害到一部分人的利益。   记者:哪些人?现在有没有听到或者感受到来自他们的一些反应?   邹承鲁:当然是文章中抨击到的那一部分人,这就不用直说了。目前还没感 觉到什么反应,不过即使有什么负面影响,也没关系。我已经老了,不会像年轻 人那样怕挨整。也不怕在基金上封锁我,我现在也不做什么研究了。剩的那些钱, 最后几年做些小项目还够用。无非是以后不给我这个奖那个奖的,我这一辈子得 的奖已经够多了,真的不需要了。   我希望在我最后几年把我对科学问题的一些想法整理出来。我最近写了一些 文章,也是这些方面的。年纪大了之后,研究做得少了,关注学术外的问题反而 多了。关于中国科技体制问题,我以前就有所思考,只不过这一次以相对尖锐的 方式呈现出来了。   记者:经过这么多年的亲身经历和思考,您认为影响现在中国科学研究发展 的最大问题到底是什么?   邹承鲁:科学领域的很多事情说到底就是体制问题。现在国家对科技项目和 经费的管理仍然实行计划分配体制,这种人治模式部分来自中国的历史传统,还 有就是照搬苏联模式的结果。现在来看,这种计划体制使得科研发展进入了一个 非常糟糕的状态。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行政的权力过大,直接掌握大课题的项目 计划和庞大的科技经费,一些大课题甚至直接就是非专业的官员和中层行政人员 主导计划的,也就是所谓的“处长政治”。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项目和经费的 取得直接取决于研究人员是否和科技官员有更好的“合作”关系。   记者:您不止一次地谈到科研人士现在落入了“人际政治”,您个人有过这 样的体验吗?   邹承鲁:当然有,那就多了(摇头)。比如说,现在评议一个项目,说是专 家评审。实际上呢,有的专家是要打引号的。一个评审组里可能只有一两个人懂 这个专业,大多数人不清楚。我过去经常参加这样的评审。这些评审表面上看中 规中矩,无记名投票啊等等,实际上有些已经内定,即使没有内定,他也要给你 种种的暗示。当然你可以不照做,但因此会有两个可能:好一点下次不再找你作 为评审专家,坏一点以后你的项目参加评审时就给你穿小鞋。我有过不少这样的 遭遇,牵扯到具体的人,就不讲了。   我讲两个小故事。几年前,有一个大学拿来一位博士毕业生的论文请我评议。 我看后如实答复,论文有很多明显漏洞,如果不修改不能答辩。没关系,他们又 从外校找了另外一个专家做了评议,结果顺利通过答辩。从此,这个学校这个专 业再也没有找过我评议。还有一个事儿。   80年代,我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委员,有一个大学要申请博士点,派人来 北京找我,拿来了资料,还拿了一份厚礼甚至现金。我留下资料其他的都退了回 去。从此以后他们也不再找我了。无非就是这些结果,冷落你,孤立你。   记者:现在您被称为科学界的斗士,这个称号带来的荣誉多还是麻烦多?   邹承鲁:都有吧。在志同道合的同行中获得了同情和尊敬。在二十几年前可 以从这些方面找我麻烦:职务、职称、评奖等。因为所谓的“同行”评议不是地 道的同行评议,所以如果我的项目遇到这种情况,那我就倒霉了。(笑)不过, 等我当了院士后就好多了。(又笑)   记者:依照您这样的性格,不知道在科学界您的人际关系怎么样?   邹承鲁:有一些不错的同行朋友,但得罪的人也不少,有教授也有当官的。 教授是哪些呢,就是我认为他学术上有问题的。比如说选院士,我认为他不够格, 我就在会上直说不够。当然,很多人最后还是选上了,但我说的这些话还是传到 了他们耳朵里。以后他们会找些机会来对付我,对付不了我就对付我的学生。   记者:学术界在这些问题上和您志同道合的人多吗?   邹承鲁:我想应该还是多,应该还是多数吧。有些人他脑子里这样想却不敢 说,不愿意说。   记者:那为什么偏偏您要站出来说?您如何看待这种大多数人的沉默?   邹承鲁:我就是太爱说话了吧,这些东西对中国的科学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毕竟得有人去做这些事情。我不觉得很孤独,真的,我刚才说了,大多数人都是 和我观点一致或接近的,虽然他们公开场合不说,但他们私下也赞同我、同情我。 我能理解他们,但我也认为他们没有尽到责任。   记者:经过20多年您个人的努力,在科学界您所反对和主张的现状是否有所 改变?   邹承鲁:有些改观吧,一些单位对违规者有所处理,中科院和教育部都制定 了法规。但总体上遗憾地说,似乎效果不怎么明显。很多事情并没有太多改变。 科学界的腐败问题,有的违规者依然如故,有的甚至更加春风得意。那场核酸斗 争,自己还是被击败了,核酸营养品仍然畅销如故,科学家的道德终究敌不过广 告宣传。   记者:能否告诉我们您现在对中国科研现状的心情?对中国科学发展的未来 有什么样的期待?   邹承鲁:或许很多旁观者认为我一定是很失望的心情,实际上,我还是充满 了希望的。我相信新一代领导人有长远眼光、具备解决中国科技根本问题的政治 智慧。我已经是 80岁高龄的老人了,未来再谈什么个人研究成果,未免自不量 力,也太微不足道了。我只是由衷地希望,我20多年来一直呼吁的科学道德问题 将来能够得到真正的重视,科学腐败现象能够大大减少。另一方面,我也希望那 些勤恳工作,做出成就而不自我宣扬的人能够得到切实的重视和资助。最重要的, 中国的科技体制能有所改变,真正符合科学发展的规律,使中国科学能够发扬光 大。   邹承鲁历年言述 ●关于论文剽窃:置之不理是不行的,必须公开承认错误,自己尽快改正。 ●关于诺贝尔奖:这个目标不是为了科学,不是为了科学而工作,是为了奖 而工作。碰到一个坎的时候,你也许就会采取不正当的手段去过这个坎。这样你 不但不能得奖,而且搞不好会身败名裂。 ●关于院士选举:院士选举最大的毛病一是不够透明化,二是单位的参与实 在太多了。 ●关于学术打假:我们作为科学家应该有责任向大家说明一些事情的真相。 这是为了科学的声誉和自己的良心。 ●关于出风头:一个有成就的科学家是不可能有什么“第二职业”的,过多 的兼职,过多的抛头露面,只会毁了一个有前途的青年科学家。 ●关于核酸风波:珍奥公司是在借教授之名,借大学和科学院之名进行商业 炒作。近年来,各单位教授评得太多,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商业炒作的风气。 ‘水变油’不是曾经有哈工大那么多位教授支持吗?不是也说有实验数据吗?问 题是,这些实验数据得到同行的验证了吗?以科学的名义欺骗世人,还要走多远? ●关于院士评选“十大科学新闻”:我想每一个院士都有自己的专业范围, 对自己的专业范围之外的并不一定熟悉,因此我想评选就不必用院士名义了吧。 我想即使我根据自己的“感觉”划出十道来又有多少分量呢?和一般读者的“感 觉”又有多少差别呢? ●关于科学研究成果的质与量:最近几年尚存在一些片面的认识和做法,譬 如单纯追求S CI论文数目,有些人可能只做一些小的容易发表的文章,而不敢或 避免去攻克有重要意义但非常艰难的科学问题,表现为浮躁、急功近利。这样发 展下去只会导致科学研究低水平重复,导致我国最终不能进入世界科学强国。因 此,现在是从对量的重视转而对质的提高提出明确要求的时候了!   ●关于科技规划:我们不是完全否定规划的重要性,而只是指出科学和部分 含有原始性创新的技术都有相当程度的不可预见性。比如美国的人类基因组计划 是科学家们提出、并经过争论后向政府提出,是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时候而提出 的,不是政府说有科技经费、科学界就马上有大课题。   我们在制定规划时务必充分认识这一特征,规划可以一方面指出方向,而在 另一方面也必须同时鼓励自由探索,不要在科学上设立禁区,并且在规划中留有 充分的余地,以便在形势发展时可以随时修订。(搜集整理/赵凌)   ■新闻背景 关于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的讨论正在进行之中。这个讨论始于2003年3月22 日,在中国新一届国务院第一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决定制订国家中长期科技规 划,以指导今后15到20年的中国科技发展。   而2004年11月1日是中国科学院建院55周年纪念日。温家宝总理到中国科学 院考察工作时强调,要从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高度,对我国未来的科技发 展进行总体规划和统筹安排,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科技管理体制 和国家创新体系。   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11月18日,世界顶级科技杂志《自然·中国之声》刊 载了一篇关于中国科技管理体制的文章,而此文一出,立即在我国科技界引起巨 大反响。   这篇题为《中国科技需要的根本转变:从传统人治到竞争优胜体制》的文章 是由三位著名学者撰写的,他们是美国西北大学医学院教授饶毅、中国科技部科 学顾问鲁白及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   三学者说,制定为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发展提供重要动力的中长期规划,并 辅以大量的新增经费,既显示了政府对经济状况的信心、也强化了它相信科技对 中国发展至关重要的理念。   三学者也直率地指出,在迄今进行的中长期规划讨论中,中国科技体制最根 本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认真的考虑。中国科技发展还有根本的体制问 题没有解决:中国科技管理目前仍然停留在“人治”阶段,社会和科技界的人际 政治在多个层面起重要或主导作用,而科技的专业优劣在现有体系不能发挥合适 的作用。他们认为,中国目前的科技管理体制已严重制约中国科技的进步,而建 立良好的科技体制,是比具体科技大课题更重要的课题。   这篇文章提出了非常直率的一系列建议,其核心是:“竞争优胜的科技体 制”,应从“政治与科技的分离”开始。 (XYS20050110)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freedns.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