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1.dyndns.org)(xys.3322.org)◇◇ 《社会文本》的事件证明了什么和没有证明什么 艾伦·索卡尔 　　　　如果仅仅是为了直接整理这些诠释式的档案， 　　我绝不会写这一本书。我的主要目标是那些同时 　　代的人，他们挪用了科学哲学的结论，借助于各 　　式各样的带有政治色彩的社会因素，恶意地利用 　　这些结论，把自己投身于这样的工作之中。女性 　　主义者、宗教辩护者（包括“创世论的科学家”）、 　　反文化主义者（counterculturalists）、新保守 　　主义者和一群其他古怪的追随者声称已经在诸如 　　公开声称的科学理论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和证据的 　　不确定性中发现了许多关键证据。用主观的兴趣 　　和思想来代替事实和证据的想法（只服从于美国 　　的政治运动）是我们时代最突出和最有害的反理 　　智主义表现。 　　　　——拉里·劳丹《科学与相对主义》（1990，p．X） 　　当被要求为这一科学的历史、哲学和社会学的批判性研究文 集写一篇导言性论文时，我承认我感到有些困窘。毕竟，我既不 是历史学家，也不是社会学家，更不是哲学家；我只是一位对科 学哲学带有业余兴趣的物理学家，在清楚地思考能力的技艺上， 也许有某些不成熟。《社会文本》的创刊人之一的斯坦林·阿罗 诺维兹称我的“阅读能力差的，并只受过半截子教育”时，他肯 定是正确的。[1] 　　正如读者肯定已知的那样，我是以一个不寻常的（公认是无 法控制的）实验开始介入这一领域的。我写了一篇模仿后现代科 学批评的滑稽作品，题为《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 解释学》，而他们把它作为一篇严肃的学术论文，发表在他们称 之为《科学大战》的专刊上。[2]三周后，我在《大众语言》上 披露了这一诈文，[3]结果引起了一场大乱。[4] 　　在这篇论文中，我想简要地讨论我认为“《社会文本》的事 件”能证明什么和不能证明什么。但首先，我想避开认为我是一 个妄自尊大的物理学[家]的谴责，认为我反对所有对我们“科学 领域”的社会学入侵。我想提出某些我认为科学的社会研究能够 完成的具有积极意义的课题。我希望下列命题不会引起什么争议： 　　（1）科学是一种人类的奋斗事业，像所有其他的人类行为 一样，其价值应该服从于严格的社会分析。什么样的研究应该算 作是重要的；研究基金如何分配；谁获得了威望与权力；科学在 公共政策的争论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科学知识以什么样的形 式体现在技术之中，为谁的利益。所有这些问题不仅受到科学研 究的内在逻辑，而且还强烈地受到政治的、经济的和某些极端的 意识形态思考的影响。因此，这些对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 科学家与经济学家的经验研究来说，是丰富的研究课题。 　　（2）在一种更为微妙的层次上，即使科学的争论的内容—— 什么类型的理论能够被接受或欢迎？在选择不同的竞争理论上， 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标准？——部分受流行的理智标准所限制，这 种标准部分上根源于较深层次的历史因素。科学的历史学家和社 会学家的任务之一就是在每一特殊的案例中，寻求在决定科学发 展的历程中，“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角色。毫无疑问， 如果仅仅是因为每一团体不能够很好把握对方的思想的话，那么 这是因为社会学家倾向于强调“外部”因素，而科学家倾向强调 “内部”因素。但这些争论应该完全服从于理性的辩论。 　　（3）从政治责任的角度来研究科学并没有什么过错，只要 这种责任不会使研究者失去其对困扰人的事实的判断力。事实上， 存在着一个科学的社会政治批评的长期的和光荣的传统[5]，包 括人类学中对伪科学和优生学的反种族主义的批评[6]、女性主 义心理学的批判和对部分医学和生物学的批判。[7]这些批判典 型地遵从下列标准：首先，人们必须表明，应用公认的科学辩论 准则，根据公认的好科学的标准，表明某项尚存疑问的研究为什 么出错；其次，也只有随后，人们能够试图解释研究者的社会偏 见（这也许完全没有被意识到）导致他们违反了这些标准。当然， 这种批评得根据自己的价值来决定舍取；好的政治意图并不能担 保一种分析将造就一种好的科学，一种好的历史或一种好的社会 学。但我认为一般这两个步骤是完备的。这种经验的研究，如果 根据智力的严格性，将会很好地阐明促进或阻碍好的科学（通常 被定义为是对自然界的真理或至少是对自然真理的近似研究）的 社会条件。[8] 　　到此为止，对科学的历史学家或社会学家来说，我并没有说 这三点穷尽了的他们的富有成效的研究领域，但他们肯定展开了 一个庞大的和重要的领域。然而，某些社会学家与研究文学的知 识分子在过去二十年内已经变得更加贪婪：大约来说，他们想攻 击科学研究是一种对自然真理或近似真理的反映，他们视科学作 为另一种社会实践活动，产生了“叙事”、“神话”，一点也不 比其他社会实践产生的叙事更为合理；其中有一些人更进一步地 争辩说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的科学带有资产阶级，欧洲中心论或男 性主义者的密码。当然，像所有简明的概括一样，这种说法是过 于简单化；然而，无论如何，在“新”的社会学中，不存在规范 性的教条，只不过是令人困惑的各种各样的个人或学派。更重要 的是，这样的概括任务由于有关文献，特别是在其最基本思想的 关键方面常常是含糊不清的这一事实而变得更加困难（我将在后 面引用拉脱尔与巴恩斯—布鲁尔的研究来说明这一点）。不过， 我认为当听到下列断言时，几乎所有的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一定 会感到吃惊；正如一位杰出的社会学家亨利·柯林斯说[9]： “自然在科学知识的建构过程中有着很小的或根本不存在任何作 用。”或布鲁诺·拉脱尔与斯蒂夫·伍尔格所断言的那样：“实 在是所谓‘事实的社会建构’的结果，而不是原因。”[10] 　　1、《社会文本》的事件 　　现在离开这一开场白，我要考虑“《社会文本》事件”证明 了什么——同样也要考虑它不能够证明什么，因为我的许多过于 热情的支持者已经提出了过多的看法。在这一分析中，关键是要 分清从“发表”这一事实中能够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和从文章的内 容中又能够得出什么样的结论之间的区别。 　　从我的诈文被发表的这一事实中，我认为不能得出更多的东 西，它并不能证明文化研究领域，或科学的文化研究领域——更 不用说科学社会学——是胡说八道。它也没有证明在这些领域的 知识标准通常是不严格的（情况可能就是如此，但它得根据其他 理由来确定）。由于发表了一篇他们承认自己并不懂的量子物理 学的文章，并且没有费心去询问任何熟悉量子物理学的专家的看 法，而只是因为这篇文章来自“一位在传统上具有可信任背景的 同盟者”（正如《社会文本》的副主编布鲁斯·罗宾斯后来所指 出的那样）[11]，迎合了编辑的意识形态的偏见，攻击了他们的 “敌人”，所有这一切只能证明一种核心杂志的编辑们对他们的 知识责任的疏忽。[12] 　　对此，人们完全有理由说，那又怎么样？[13]答案来自对诈 文内容的检验。在这一点上，对我的文章的许多讨论中并没有注 意到关键的一点：是的，文章是极其滑稽的——我并不掩饰，我 为我的诈文而感到自豪——但我需要提醒人们的是，我的文章的 几乎所有最能够引起争议的部分并不是我写的。相反，它们是直 接引自后现代大师们的著作，我给予他们大量的假装的赞扬。事 实上，这篇文章是我引用某些最杰出的法国或美国的知识分子中 的有关数学和物理学（数学哲学或物理哲学）的最愚蠢的论断来 组织的；我惟一的贡献是杜撰了联系这些引言的荒谬的论证，并 表示对他们的赞扬。当然，这包括鼓吹这些流行思潮（解构主义 的文学理论、“新时代”的生态学、所谓的“女性主义认识论” [14]、极端的社会建构主义的科学哲学、甚至拉康的心理分析） 的大杂烩，而正是这些构成了诈文的最可笑的部分。的确，在某 些情形下，我冒昧地模仿极端的或含糊的各种观点，这些观点我 确信我能够以更加谨慎和精确的形式来叙述它们。 　　现在，什么正是我称之为“愚蠢”的意思呢？这里有一个大 致的划分：首先，一个有无意义的或荒谬的陈述，用名人来提高 自己身份的做法，一种虚假的博学的炫耀。其次，凌乱不堪思想 与贫困的哲学，它们显然凑合在圆滑的相对主义的形式中。 　　如果我们正在讨论几位正在愚弄自己的文学讲师，他们滔滔 不绝地谈论着量子力学和哥德尔定理，上述划分的第一种情形也 许并不十分重要。然而，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重要的知识分子， 至少在大学书店的文化研究专柜的书架上，他们的著作被认真地 对待，问题就变得严重了。如吉利斯·德勒兹和费里克斯·瓜塔 里就自信地谈论着混沌理论： 　　　　减速就是在混沌状态中设立一个极限，使所有的 　　速度都服从这一极限，以使它们能够形成一个为横坐 　　标的变量，同时，就像这一极限形成了一个不能够被 　　超越的宇宙常数（如最大量的收缩），因此，第一个 　　Functives是一个极限或变量。参考系是变量值之间的 　　关系，或更进一步说，是作为速度的横坐标的变量与 　　这一极限之间的关系。[15] 　　当然，还有更多——雅克·拉康论微分拓扑、让—弗朗索瓦 ·利奥塔论宇宙学、米歇尔·塞里斯论非线性时间——但让我不 要搞糟这一笑话[16]（顺便提一下，如果你认为我的引言脱离了 语境，就请根据我的注脚，查看原文，自己做出判断。你将会发 现这些引言在其原语境中比脱离语境的说法更为糟糕）。 　　并非只有法国的思想来源是胡说，我认为在科学文化研究中 的时髦的美国著作的鉴赏家将会在这类思想中发现丰富的精神食 粮。 　　好了，科学元勘可能现在提出反对意见：也许在英语系中， 我们的某些朋友会认真对待拉康与德勒兹，而在我们的共同体中 却没有人会这样做。情况的确如此。不过让我们来考察布鲁诺· 拉脱尔发表在《科学的社会学研究》上的有关相对论的符号学分 析的文章，在其中“爱因斯坦的文本被解读为对‘委派’[17] （delegation）的社会学的贡献”。为什么会如此？因为拉脱尔 发现爱因斯坦论相对性的通俗读物中就充满着这样的情形，在其 中，作者委派一个观察者站在站台上，进行某些测量，委派另一 个观察者站在火车上，也进行某些测量；当然结果并不服从洛伦 兹变换，除非这两个观察者按照要求来做。这样看来，你认为我 夸张了吗？拉脱尔强调爱因斯坦对通过对没有产生变形的变换来 传送的信息而感到迷惑；他渴望读数的精确的重合；他对被委派 的观察者可能会产生背叛而感到恐慌，可能一直保持着，担心反 馈回来的报告不能用来扩展我们的知识；他希望训练这些被派遣 的观察者，把他们变为仅观察手与记数的一致性的仪器中相互联 系的部件。[18] 　　更进一步说，由于拉脱尔不理解“参考系”这一术语在物理 学中的含义——他把参考系与“行动者”（actor）混为一谈— —他就声称相对论不能处理两个参考系之间的变换规律，而至少 需要三个参考系。 　　　　爱因斯坦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是考虑3个人： 　　一人在火车中，一人在路堤上，第三个人是作 　　者（阐述者）或其代表，他试图解释其他两人 　　发回的未被说明的观察。[19] 　　最后拉脱尔不知何故会得出这样的想法，相对论关心的是由 不同观察者的相对位置（而不是相对运动）所引起的问题。（当 然，甚至这里的词“观察者”也可能被误解，它属于相对论的教 育学，而不是理论自身。） 　　　　如果两种相对论（狭义的和广义的）被接 　　受，能够被接近、简化、积累或结合的不具有 　　特殊地位的参考系越多，观察者被委派到无限 　　大的（宇宙）和无限小的（电子）位置就越多， 　　他们反馈回来的读数就是可理解的。他（爱因 　　斯坦）的书应该赋予这样的标题：“使远距离的 　　科学旅行者返回来的新指令”。[20] 　　我并不需要继续分析这种错误：赫斯教授在这一文集中的论 文对拉脱尔在相对性上的混乱提供了一个冷静和详细的分析。结 果是拉脱尔对这一理论的长达40页的可笑的误解，如今已经成为 教授聪明的大学新生的教材，而《科学的社会研究》杂志却称这 篇文章是一种有价值的学术贡献。 　　好了，对胡说八道的例子来说，这已经足够了（虽然我们还 能发现更多）。我认为在智力上更为有趣的是那些弥漫在科学元 勘的许多方面的草率的思想和圆滑的相对主义（虽然许多科学哲 学家并没有表现出这种倾向）。当人们分析这类著作时，就会发 现听起来是激进的断言，其意义是含糊的，能够有两种不同的解 读：一种是有趣的，激进的，完全是错误的，另一种是令人厌烦 的和无足轻重的事实。 　　让我们再次考虑拉脱尔，这次从他的著作《行动中的科学》 着手，在本书中，拉脱尔提出了科学社会学的7条方法原则，其 中第三条方法原则是： 　　　　因为一场论战的解决是自然显现的原因， 　　而不是结果，因此，我们不能用结果——自然 　　——去解释这场论战是怎样和为什么被解决的。[21] 　　注意，没有任何评论和论证，拉脱尔没有更进一步的根据， 就从前半句的“自然显现”一下子跳到后半句的“自然”。如果 在两段中，我们读到“自然显现”，那么也许我们会获得这样一 种自明之理：科学家对“自然的表达”（也就是他们的理论）是 通过一种社会过程而获得的，这一社会过程的进程与结果是不能 简单根据其结果来说明。如果，另一方面，我们认真地考虑在后 半句中的“自然”，把它与词“结果”联系起来，那么我们就会 得出外部世界是科学家之间相互谈判所创造的：一个十分离奇的 结论，因为外部世界早在人类出现100亿年之前就存在了。[22] 最后，如果我们认真考虑后半句中的“自然”，但删除在它之前 的“结果”，那么，我们也许会得出：（1）一种弱的断言：一 个科学争论的过程和结果是不能够仅仅根据外部世界的本性来说 明的（很明显，某些社会因素扮演着一种角色，如在某一确定的 时间内，决定实验是否在技术上可行，更不用说其他更微妙的社 会影响。）；或（2）一种强的（明显是错误的）断言：外部自 然的本性在限制一个科学的争论的进程和结果中没有扮演任何角 色。[23]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采用后现代学术著作的解释的首要原则 ——“任何句子都不会明白它究竟意指什么”——我们也许就能 弄清拉脱尔的格言。让我们不是把它作为一种哲学原理来解读， 而是作为一位科学社会学家的方法论原则——更准确地说，对于 这样一种科学社会学家来说的方法论原则，这位社会学家不具备 科学背景，无法对一个实验或观察数据是否能够允许科学共同体 从中得出的结论做出自己的独立判断。（当一位社会学家研究当 代科学时，这一原则有着一种特殊的意义，因为在这种情形下， 除了那个正在从事研究并提供了这样一个独立判断的共同体外， 不存在其他科学共同体。相反，对于遥远过去的研究，人们总是 能够看到某些后来的科学家研究结果，包括某些超越原先结果的 实验结果）。在这样一种情形下，社会学家总是可以在理解上勉 强地说“正在从事研究的科学共同体得出结论X，是因为X是世界 真实的情形”——甚至如果事实上X是世界的真实情形，这是科 学家相信它的原因——因为除了科学共同体相信这一事实外，社 会学家没有自己独立的理由相信X是世界真实的情形。 　　当然，从这一困境中得出的敏感的结论是科学社会学家不应 该研究科学争论，因为他们缺乏对事实做出独立判断的能力，当 然，如果他们能够依赖其他（如，后来的历史）科学共同体来做 出这一独立的断言，这是另一回事。但这是拉脱尔及其同事理所 当然不喜欢的结论，因为他们的目的，正如斯蒂夫·富勒所说那 样：是“利用那些能够使他们彻底弄清科学的‘内部的研究’与 ‘外部的特征’的区别的方法，而这并不需要他们一定是所涉及 的研究领域的专家。”[24] 　　对我来说，这种科学元勘中相当草率的思想，像拉脱尔的第 三条方法原则，混淆了那些需要区分开来的概念。这种混淆常常 是通过术语上的认可来达到的：作者常常有意识在一种完全新的 意义上采用一个旧词或短语，因而破坏了区分两种意义的任何尝 试。这里最清楚的目的是通过定义来获得那些不能够通过逻辑而 获得的东西，如，人们能够经常发现的一个短语是“事实的社会 建构”[25]，它有意识地消除了事实与我们对它的认识之间的区 别。或如另外一个例子，哲学家通常理解词“知识”就意味着 “一个被辩护了的真实信念”或某些类似的概念；但巴里·巴恩 斯和大卫·布鲁尔重新定义“知识”为“任何共同接受的信念系 统”。[26]当然，巴恩斯与布鲁尔对研究一个确定的信念是否是 真实的或被理性地辩护了的问题不感兴趣；[27]但如果他们认为 这些信念的性质是无关于他们的目的的，那么他们应该说明和解 释这是为什么，而不是通过重新定义词义来混淆问题。[28] 　　更一般地说，我认为，在科学元勘中的更多草率思想包括着 下列更多分析层次上的混淆： 　　1．本体论：什么样的对象存在于世界中，关于这些对象， 什么样的陈述是真的？ 　　2．认识论：人们怎样才能获得关于这一世界的真实知识， 怎样能够断言这些知识的可靠性？ 　　3．知识的社会学：在多大程度上，在任何特定的社会中， 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因素影响人们对真理的认识。 　　4．个体伦理学：一个科学家应该从事（或拒绝从事）什么 样的研究？ 　　5．社会伦理学：社会应该鼓励，资助或公众投资（或相反， 阻碍、课税或禁止）什么样的研究？ 　　这些问题是明显相关的——如，如果不存在着世界的客观真 理，那么就肯定不存在询问人们怎样能够认识这些（不存在的） 真理的问题——但它们在概念上是不同的。 　　如桑德拉·哈丁[29]（列举保罗·福曼的著作[30]）指出 在20世纪40～50年代，美国在量子电子学方面的研究主要是由潜 在的军事应用目的所驱动的。这的确是事实，但量子力学使固态 物理学成为可能，而固态物理学使量子电子学成为可能（如晶体 管），这已经成为几乎所有近代技术的基础（如计算机）。计算 机给社会带来益处（如使后现代文化批评者能更有效地写作他们 的文章），计算机也给社会事业带来害处（如允许美国军队更有 效地残杀人类）。这产生出一系列社会和个人的伦理学问题，社 会应该鼓励还是阻碍计算机的某些应用？禁止（阻碍）计算机的 研究？禁止量子电子学的研究？固态物理学的研究？量子力学的 研究？同样地，还要禁止科学家与技术专家的研究（很清楚，随 着列入的问越来越多，对这些问题的一个肯定的答案是很难得进 行辩护的，但我不想声称所有这些问题事先就是不合理的）？ 　　类似地，如在多大程度上，社会问题的出现：如我们的计算 机科学、量子电子学，固态力学和量子力学的（真实的）——和 我们缺乏有关其他领域，如全球气候中的知识，——知识是作为 一种有利于军国主义的公共政策选择的结果？在多大程度上，计 算机科学、量子电子学、固态物理学和量子力学中的错误的理论 （如果有的话）一直是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和意识 形态，特别是军国主义的文化产物？[31]这些都是严肃的问题， 应该根据科学与历史事实的最高标准来进行认真的研究。但它们 无论如何并不会影响到根本的科学问题，如原子（硅晶体、晶体 管、或计算机）是否服从量子力学的规律（固态物理学、量子电 子学或计算机科学的规律）。美国科学的军国主义的倾向完全与 本体论的问题没有任何关系，只是在某种狂热的不合理的情形之 下，它与认识论问题有着联系（如果世界范围内的固态物理学家 的共同体，根据他们所信赖的那种科学证据的传统标准，也许会 草率地接受一种半导体的错误理论，因为他们热衷于这一理论可 能会带来的军事技术上的突破）。 　　社会建构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极端形式——如爱丁堡的“强纲 领”，我认为主要是由于犯了未能清楚地区分开知识的本体论、 认识论和社会学之间的区别的类似的错误。这是一段巴恩斯与布 鲁尔所描述的他们所捍卫的一种形式的相对主义原话： 　　　　我们的等价性假设是指：所有的信念，就 　　其可信性的原因来说，完全都是等价的。这并 　　不是说所有的信念同样的都是同样真实的或同 　　样虚假的，而是无论其真假与否，它们的可信 　　性的事实都同样应该被视为有问题的。我们将 　　辩护的这种观点是，所有信念的影响，应毫无 　　例外地要求经验的研究，必须通过找出这种可 　　信性的特殊的、局部的原因来获得说明。这意 　　味着，无论社会学家评价一个信念是否为真实 　　的或合理的，还是错误的或不合理性的，他必 　　须寻求这种可信性的原因……所有这些问题可以， 　　而且应该予以回答，这种回答并不需要涉及诸 　　如这种信念被社会学家根据自己的标准来判断 　　和评价得出的信念状况。[32] 　　不仅从这一段，而且从前面的一段可以清楚看出，那就是巴 恩斯与布鲁尔并没有提倡一种本体论的相对论：他们认识到“说 所有的问题同样都是真的，就会碰到怎样处理相互矛盾的信念的 问题”，“说所有的问题同样都是假的，就会对相对主义自己的 主张的情形提出疑问。”[33]他们也许在提倡一种认识论的相对 主义——所有信念同样都是真的，或同样都是合理的——的确， 他们对最简单的演绎推理规则（如三段论）的普遍合理性的攻击， 就借用了这种解释的某种支持。［34］但他们很可能是位知识社 会学家，提倡某种形式的方法论相对主义。问题是，什么样的形 式？ 　　如果这一论断仅仅是声称我们应该用同样的社会学与心理学 原理去解释所有信念的原因，而不需要考虑我们是否评价它们是 真实的还是虚假的、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那么，我将不会提出 任何反对意见（虽然人们可以怀疑超科学的态度，这种态度认为 人类的信念总是可以通过社会科学来进行因果性说明）。但如果 声称只有社会的过程才能进人这种说明之中，——外部世界不能 进入——我将会竭力反对这种观点。[35] 　　让我们考虑一个具体的例子：为什么在1700～1750年之间， 欧洲科学共同体相信了牛顿力学的真理性？毫无疑问，各种各样 的历史的、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因素在这种说明中扮演 着角色，如人们必须解释为什么牛顿力学在英国被迅速地接受， 而在法国却慢得多[36]——但肯定的是，这一说明的某些部分 （一个相当重要的部分）一定是行星和彗星正是按照牛顿力学所 预言的那样运行（虽然不完全精确，但具有相当高度的近似值 [37]。或考虑另外一个例子，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为什么在欧 洲或北美的科学共同体的主要观点从创世论转向达尔文主义？再 次可以肯定的是，无数历史的、社会学的，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 因素在这种解释中扮演着角色，但如果不涉及到化石记录或加拉 巴斯群岛的野生动物的生活，人们能够合理地说明这种转向吗？ 　　在不太可能的事件中，争论总是含糊的，这里有更多的普通 例子：假如我们正巧碰见一个人跑出一个演讲大厅，大声喊着， 在大厅中有一群狂奔的大象。对此，我们会做出什么判断呢？特 别是，我们怎样来评价其“根据”呢？我认为，这应该主要根据 大厅是否事实上存在着一群狂奔的大象——或更准确地说，因为 我承认我们只是间接地接触外部实在——根据当我和其他人（谨 慎地）偷瞥一下大厅里，我们是否听见或者看见了一群狂奔的大 象（或在大象冲出大厅之前，所造成的破坏）。如果我们看见了 大象，那么这种观察最合理的解释就是，事实上在大厅中的确存 在着一群狂奔的大象，他看见或听见了它们，随后的惊恐（在这 种情形下，我们可能都表现出来）使他奔跑出屋子，狂叫他刚才 所见的。我们的反应将是打电话叫警察和动物管理员。 　　如果另一方面，我们并没有观察到在大厅中有大象，那么最 合理的解释是事实上在大厅中并不存在一群狂奔的大象，只是那 位先生由于一种精神错乱所导致的幻觉之类的东西，使他奔跑出 大厅，大叫他所看见的东西。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就应该叫警察 和精神病医生。[38]我猜想巴恩斯和布鲁尔，无论他们在杂志上 为社会学家或哲学家写了什么，在现实生活中干的是同样的事情。 　　对我来说，在科学认识论和日常生活的认识论之间，并不存 在着根本的“形而上学”的差异。历史学家、侦探和管道工—— 的确，所有的人——像物理学家或生物学家一样，采用同样的归 纳、演绎、和证据判断的基本方法。近代科学只不过是在一种更 精致和更系统的方式中采用这些方法——用控制和统计的检验， 坚持重复性，等等——没有更多的了。[39]任何科学哲学——或 社会学家的方法论——，当被应用到日常生活的方法论中时，如 果具有非常明显错误，那肯定在其核心内容上存在严重的错误。 　　总之，在我看来，“强纲领”，如拉脱尔的第三条方法，在 其意图上是含糊的；人们怎样解决这种含糊性，纠正其天真的心 理学和社会学的意愿，这将是合理的和适度的有趣工作。 　　2、反对“科学大战” 　　基彻（Kitcher）教授在概括其在本文集论文时说到：“我 怀疑这篇论文是否会取悦于任何人，因为它试图占据一条中间道 路。”这里，他肯定是过于悲观，因为至少存在着一个例外，他 的论文使我感到高兴。的确，我几乎同意其中的每一点。 　　现在，或许这意味着我——虽然可能是一位傲慢的科学家— —也是少数采取了中间道路中的人之一。但我猜想事实上我们中 间的大多数，比起最初的表现来说，在这场争论中也都采用中间 的立场。当然，关键在于不是抽象和为其自身的目的来欢迎“中 间道路”（无论其含义如何？），而不顾及其内容：这将是知识 分子责任的一种严重的失职。[40]但这里存在着基彻的论文所提 出的中间立场是建立在对“实在论—理性主义群体”和“社会的 —历史主义群体”的尊重之上，正如我们可以讨论这两个群体在 特殊情形下的相对重要性，是具有不寻常判断力的说法，几乎所 有的科学家[41]和科学哲学家将表示出赞成的态度，正如几乎所 有（虽然不是全部）科学社会学家表现出来的那样。这一事实也 许会给予我们某些原因来反思所谓的“科学大战”（我认为这是 一个完全不当的名称）。 　　《社会文本》的副主编安德鲁·罗斯首先制造了这一术语， 他解释： 　　　　科学大战是在神圣的文化大战中，深受 　　其军团的成功所激励的保守分子所开辟的第 　　二战场。为他们在公众眼中所失去的名望和 　　来源于公众钱包的基金的减少而寻求解释， 　　科学中的保守主义者已经加入到反对（新的） 　　通常的怀疑者——左派分子、女性主义者和多 　　元文化主义者——的运动中。[42] 　　这一论题在著名的《社会文本》的特刊中得到了更进一步地 阐述。[43]但正如在乏味的“文化大战”中，真理比起摩尼教徒 描述的更加复杂。所谓认识论和政治观点之间的—一对应的说法 完全是一种曲解。[44]因此，在这场论战中只存在着两种立场的 看法也是错误的。 　　这种格斗式的论战观念，事实上可能正是为什么《社会文本》 的编辑们偏爱我的诈文的主要原因。不是作为追求真理的知识分 子，而是作为在“科学大战”中自命不凡的将军，他们非常渴望 有一个“真正的”科学家站在他们“一边”的偶然机会。现在， 由于后悔他们的大错，他们无疑感到是在与特洛伊人为伍。 　　但军事的隐喻是一个错误：《社会文本》的编辑并不是我的 敌人。罗斯完全有理由关心新技术，关心科学专家意见的不平等 的优势。阿诺罗维兹提出了关于技术失业，一种“无工作的未来” 的可能性的重要问题。[45]但对不起，罗斯先生，否认客观科学 知识的存在，你将一无所获；客观的科学知识是存在的，无论你 是否喜欢它。政治的进步应该寻求获取更为民主的知识，使它有 益于社会。的确，激进的认识论批评，通过放弃其事实的基础， 致命地破坏了必要的政治批评。毕竟，为什么核武器对人们构成 了威胁的惟一理由是核物理学理论，但核武器至少是根据这种高 度接近客观真理的理论基础来设计的。[46] 　　科学元勘认识论的自负，是那些最初刺激科学元勘的重要因 素，也就是科学与技术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关系的一种偏离。无 疑，这种自负并不是偶然的，它们有一种服从于社会学研究影响 的历史。[47]但科学元勘的实践者有责任来抵制这种误导的认识 论，他们能够放弃它，继续从事研究科学的严肃任务。也许，展 望未来的几年，今天所谓的“科学大战”将成为这样一种转折的 标志。 （注释略） 沙滩上的房子——后现代主义者的科学神话曝光 [美]诺里塔·克瑞杰 　　蔡仲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6 ISBN 7-305-03993-4 (XYS2003818)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1.dyndns.org)(xys.3322.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