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 ————————————————   巫毒社会学:科学社会学的最近发展   史蒂芬·科尔(Stephen Cole)著, 刘华杰译   直到20世纪70年代科学社会学才开始考察科学观念的实际认知内容,因为他 们相信认知内容最终是自然决定的,而非社会过程和社会变量的一种结果。从70 年代晚期和80年代早期开始,欧洲的一伙社会学家,采纳一种相对主义的认识论 立场,开始挑战这种观念。起初,他们称自己为“相对主义的建构论者”,后来 则更简洁地称为“社会建构论者”(social constructivists)。他们人数不多, 但在差不多十多年的短期扩张中,这个小组得以完全支配了科学社会学及称为科 学之社会研究的交叉领域。尽管有人想否认这种支配性,因为他们在意识形态上 不愿把自己视为权力精英,他们对所有主要协会和专业杂志的控制对于参与这一 领域的每个人而言都是明显不过的。这种支配性可从最近由“科学之社会研究学 会”出版的《科学技术研究手册》看出。实质上所有的撰稿者都是建构论者或者 建构论者的政治盟友。默顿以前的一个学生Tom Gieryn现在已皈依建构主义,在 其为此手册撰写的稿件中作为旁白宣称,“科学研究现在是否已使每个人确信, 科学事实仅仅偶然地可信赖,并且关于自然的主张仅仅与其局部表现一样…。”   有必要指出,社会建构论不仅仅是一场智力运动,一种看待科学的方式,而 且也是一个利益群体,它设法垄断对其成员或者追随者的奖励,并排除那些对其 教义提出质疑的任何认识。事实上,上面讨论的《手册》的编辑拒绝包含关于科 学的社会分层(在最权威的综合性社会学杂志如《美国社会学评论》上,关于这 一主题发表的文章比其他的都要多)的重要主题的一章,开始时声称他们找不到 人愿意撰写这一章。当我自告奋勇时,却从未收到撰稿邀请函。   在建立社会建构论的领衔专著中,两个最重要的著作是拉图尔(Bruno Latour)和Steve Woolgar所写的实验室研究《实验室生活》,及Karin Knorr -Cetina 1981年出版的《知识的制造》,这些著作所取的认识论立场是高度相 对主义的。科学事实不受自然的约束,而是被社会建构的,或者由科学家在实验 室中制造的。柯林斯(Harry M. Collins),另一个著名的建构论者,声称“自 然世界在科学知识的建构中起着很小的作用或者根本不起作用”。某些建构论者, 包括柯林斯,后来说,他“并没有那个意思”,只是在“争论”或者“纲要式” 陈述中才那样使用,或者应当称之为“方法论意义上的相对主义”而不是“认识 论意义上的相对主义”。这很好。因为如果建构论者果真不把它描述为认识论上 的相对主义,那么他们的工作也就没什么非常激进之处,也就没有理由说不能把 科学之社会研究中其他非相对主义意义上的工作结合进来。但是,他和他们显然 过去以及现在都确实有此意味,因为这是其整个纲领的核心信念。   某些建构论者受符号互动论和人种志方法的影响,论证说,所谓科学事实, 是实验室中科学家社会协商(negociations)的一种结果。另外一些具有更多新 马克思主义倾向的人,论证说,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决定了科学观念的内容。因 而布鲁尔(David Bloor)论证道,玻义耳(Boyle)的定律受其保守的政治信仰 及其维持现状以保护其广阔的爱尔兰地产的欲望的影响。这种论证惊人地类似于 30年代苏联科学社会学家黑森(Boris Hessen)关于牛顿工作的论证。   这些观点来自哪里?尽管类似的运动同时也发生在别的领域,如文学理论, 但是几乎没有证据表明科学中建构论的观点直接受其他领域进展的影响。对社会 建构论发展唯一最重要的影响来自库恩(Thomas S. Kuhn)的经典著作《科学 革命的结构》。随着相对主义的观点在社会科学中更加人文化的领域(不是指占 优势的定量领域,它们过去和现在仍然屈从于老式的实证主义)中的日益普及, 库恩的书似乎支持了这样的观点:社会共识(consensus,或者译“协议”)决 定了“自然”而不是自然决定了科学协议。   政治在建构论的涌现过程中也起到了作用。有许多年轻的左派人物在60年代 进入社会学领域,相当一部分是新马克思主义者或者此观点的同情者。他们认为 社会学的主流方法,即默顿(Robert K. Merton)及其学生的功能主义方法, 在政治上是保守的,因而欢迎能够攻击这个群体的任何工具。   随着对科学的相对主义的建构论方法于80年代早期发展壮大,它开始受到某 些批评性的关注。也许最早攻击建构论方法的人是科学哲学家,如劳丹(Larry Laudan)、Ronald Giere和David Hull是其中的代表人物。由于本卷(指文集 《飞离科学与理性》)的撰稿人中已有一组杰出的科学哲学家,我就不再讨论哲 学家对建构论方法的反驳了。历史学家也开始质疑建构论者对科学发展形象描述 的准确性。批评者中有Stephen Brush、Martin Rudwick、Peter Galison,最终 还有库恩本人。1992 年在Rothschild演讲中库恩说道:   “强纲领”[相对主义的建构论方法的别称]被广泛理解为,声称权力和利 益便是存在的一切。自然本身,无论它是什么,似乎都不参与有关信念的形成。 至于事实或者从此得出的见解的合理性,以及这些见解的真理性或者可能性,仅 仅被视为修辞术,在修辞的背后,得胜者隐匿了其权力。于是,什么被认为是科 学知识,变成为仅仅是胜利者的信念。有人发现强纲领的主张是荒谬的,是一个 发疯的解构实例,我就是其中的一员。(T. S. Kuhn,1992)   有趣的是,建构论学派的许多成员并没有看到上面提到的一些学者,如 Rudwick和Galison,是反对他们的立场的。实际上,这两位经常被建构论者正面 引用。这是因为所有上面提到的人物都拒斥实证主义的老套观念,这是建构论者 扎起的一个稻草人(即树起的假想敌),因而在某些事物上他们与建构论者有相 同的观点。实质上今天每一个讨论科学的人,建构论者或其批评者(包括我本人) 都拒斥70年代之前居主导地位的理性化、理想化的科学观。但是,尽管像 Galison和Giere这样的学者也会拒斥库恩所拒斥的同样的老套实证主义,他们也 反对处于建构论纲领之核心的相对主义。   尽管所有社会建构论学派的领导人都是或者声称是社会学家,但是来自社会 学家的批评却几乎不存在。1982年默顿的一个学生Thomas Gieryn发表了一篇批 评相对主义建构论的文章,论证说(我相信是不正确的)建构论者的所有主要洞 见都是由默顿作出的。不久后,Gieryn感觉到了建构论者势力的日益壮大,在冷 战期间竟转而皈依了建构论,骄傲地成为此学派中的一员。事实上,直到1992年 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我的书《制造科学:在自然与社会之间》,还没有来自建 构论学派的社会学家的任何重要的批评。   为什么科学社会学家如此晚才加入此种聚会?首先,如我上文所指出的,许 多社会学家由于政治的原因不喜欢所谓的“默顿学派”,很希望看到任何能够挑 战默顿学派专业上既成控制的任何学派的崛起。尽管默顿在国外许多国家倍受非 社会学家和社会学家尊敬,但他的许多思想目前已不再时髦。   第二,许多人正确地领悟到建构论者的进路是对自然科学的一种攻击,而他 们企盼着看到曾经长期凌驾于社会科学之上的自然科学被击倒于脚下。建构论最 出名的领袖拉图尔就明确承认,自然科学的祛合理化(delegitimization)是他 们的目标之一。比如在最近与柯林斯的争论中,Callon和拉图尔说:   科学研究(science studies)领域已在从事一种道德战,旨在罢黜科学对 权威的过度要求。在这个问题上的任何动作似乎都不合伦理,因为它可能刺激科 学家和工程师再次重申这种特殊的权威,科学研究在瓦解这种权威方面已经遇到 如此多的麻烦。(Callon & Latour,1992)   在同一文章中他们继续说:“我们试图攻击科学家关于自然定义的霸权,我 们从未打算承认这种权力的根本来源:即何为自然何为社会之间的某种划分,以 及与之相关的本体论状态的分配。”在几页之后,他们列出了他们的目标,第一 项便是:“抵制科学家的霸权”。   第三,多数美国科学社会学家缺乏欧洲建构论者的哲学训练,既不真正清楚 建构论者工作的内容,也不愿卷入论战,因为那样的话势必牵涉哲学论证,而此 领域他们并不擅长。我敢打赌,一半以上引用拉图尔著作的人并不能就其工作给 出一种自洽的解释,如果要求他们做的话。人们习惯于赶浪头,但并不真正懂得。   第四,默顿本人以不喜欢与别人争论著称,他从未公开评论社会建构论学派。 于是,在争论中默顿学派事实上群龙无首。最终,直到最近5年中,建构论才在 美国产生一结影响,因而可以视之为一种欧洲现象而可以安全地加以忽略,即他 们没有能力影响非建构论的科学社会学(其规模日渐萎缩)去做他们的定量的、 更传统的工作,以及将工作结果发表在主流杂志上(这是社会学家的回报所在)。 欧洲建构论者主要对科学感兴趣,对许多(不是所有)案例感兴趣,全然不关心 更一般的社会学论题。   在此我将简要地总结一下我对科学之社会建构论方法的批评。如果一个社会 学家试图证明社会变量影响科学的认知内容,她就必须细心地刻划被影响的究竟 是什么科学内容。社会因素影响认知内容有三种方式。第一种称为关注焦点或者 科学家选择什么样的问题去研究。无疑,问题选择至少一定程度上受社会因素的 影响。默顿在其经典的对16-17世纪英格兰科学的研究中,就很好地描述了这一 点。他证明,那时实际军事和经济问题在确定科学家要尝试解决什么问题上起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考察社会因素影响认知内容的第二种方式是,观察科学进步的 速率。科学的社会组织及其所嵌入的社会,是如何影响问题解决的速率的。科学 进步的中心随时间而变化,我们如何解释这一点?也是默顿在其对16-17世纪科 学的研究中分析了这一点,那时他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什么影响天才在一个社会 中的流动状况的。这个问题也曾明显地被晚期本戴维(Joseph Ben-David)和 普赖斯(Derek de Solla Price)讨论过。我以前的一个学生Tom Phelan和我目 前正在采用国民状态(nation states)作为分析的单元,把高频引用论文数作 为相关变量的测度,来研究这个问题。   考察认知内容的第三种方法是观察专业科学问题的实际解决过程。如在《实 验室生活》中拉图尔和Woolgar设法证明由R. Guillenmin和A. V. Schally(两 人分享1977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作出的促甲状腺素释放因子(TRF)化学序 列的发现是社会建构的。科学共同体开始相信TRF的序列由Pyro-Glu-His-Pro -NH2组成,而不是由其他序列组成。社会建构论者感兴趣的正是最后所涉及到 的认知内容。他们声称,因为科学不受自然约束,如果其他某些结构被识别出, TRF化学结构的解决或许会不同,神经内分秘学专业可能进步到同样的程度或者 也许到达更高级的水平。   我在我的书中说,在整个建构论文献中找不到哪怕一个例子能够用以支持这 种观点。为了证明其观点的可信性,必须证明某种专门的社会变量如何影响某种 专门的认知内容。在所有他们的工作中,总是缺少一个或者多个关键环节。在他 们的一些工作中,他们确实描写了社会过程如何影响科学的运作,但是他们未能 证明,对于我所说的知识结果或者科学片段--它们最终被科学共同体作为真理 接受并随后成为那一领域的核心知识--有一种实质性的影响。   为了证明这一点,有必要仔细研读建构论者的著作。首先,我给出一个例子, 他们是如何讨论社会过程影响科学家从事科研工作的,但并不能证明这些过程影 响了任何科学结果。《实验室生活》也许是建构论者引用频率最高、最有影响的 工作,在其中拉图尔和Woolgar就发生于两位科学家Wilson和Flower之间的社会 协商给出长篇的描述。他们成功地证明,科学家关于他们的工作所从事社会协商, 与任何其他人关于他们相互作用的其他方面所作的协商别无二致。但是,他们决 没有证明这种社会协商如何影响了科学的任何方面。他们有效地把科学黑盒化, 这就是他们义愤填膺地指责默顿学派时所干的事。   还不止这一个例子。建构论者不断谈论的科学家参与社会协商或者科学家是 有“人情的”,其中许多工作未能证明此种协商或者“人情”以任何方式影响集 体享有的科学的任何部分。Knorr-Cetina在描述Watkins和Dietrich之间的社会 协商时,做了同样的事情,但是她却从未说出这是怎样影响科学结果的。在她著 名的分析科学家们如何协商了他们所撰写的一篇论文的15个版本中,她同样没能 道出这是否产生了什么差别。难道最后发表的稿子与第一篇手稿在科学内容上有 本质的不同吗?即使如此,如果人们注意这篇特别的论文(或者换句话说,如果 她分析的科学内容稍有不同),那么所有的协商对科学共同体而言有什么差别?   在其他案例中,建构论者分析了科学冲突,但是未能证明这些冲突的解决受 到了社会变量的影响。对于建构论者而言令人悲哀是,现在他们通常最喜欢引用 的例子竟是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的工作《建构夸克》。在这部书及几篇 早期的论文中,皮克林讨论了理论高能物理学家就两个理论展开的争论,这两个 理论一个称为“味”理论,另一个称为“色”理论。前一个理论获胜了,但皮克 林未能证明这是社会因素使然。他自己的分析引向相反的结论:正是来自实验的 数据才导致“冲突”的解决。在一个本科生研讨会上,我的几个学生最近做的工 作表明,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冲突”。除了它的两个对手外对“色”理论几乎没 有引用。如果真有一场冲突,我们就可能看到对两种理论的某种引用,并且当冲 突解决时,对“失败者”的引用会减少。我们也许会问谁曾相信“色”理论,或 者皮克林制造这主场冲突是因为这比较容易处理?然而基本点是,是否存在一场 冲突,然后又被解决了,正如皮克林自己根据经验证据指出的?   在建构论者所谓的天真的、过时的实证主义社会学的语言中,他们既没有指 出一个合适的相关变量,一个合适的独立变量,也没有证明这些变量之间的联系。 建构论者甚至频繁表示,他们知道他们的方法不能解释他们经验上所观察到的现 象。比如,考虑《实验室生活》中另一个案例,拉图尔和Woolgar告诉我们, Schally打算发表最后被证明“是”TRF的那个结构式,但他相信Guillemin的工 作胜似自己的,对是否发表有些犹豫。那时Guillemin认为TRF甚至不可能是一种 肽。本质上,拉图尔和Woolgar说的是,Guillemin的权威如此之大,以至于将 TRF的“发现”推迟了若干年。但是他们全然没敢说,如果此发现提前几年或者 在那时出现,TRF的结构就可能不是Pyro-Glu-His-Pro-NH2。换言之,他们 偷偷摸摸把相关变量变成了进步速率,而不是知识的认知内容。   作为一个一般规则,社会建构论者著作的读者应当总是提问:(1)他们是 否已经识别出了一个现实社会的独立变量?(2)他们是否证明了此变量已经影 响了某些科学片段的实际认知内容而不只是注意焦点或者进步速率?“影响”的 含义为,认知内容(指科学共同体所接受的)因为某种社会过程以某种面貌出现 而不以另一种面貌出现。当然,类似拉图尔和Woolgar所描写的过程,影响到一 个特别的发现要持续多长时间才能作出,但是他们没有给一个例子来说明社会过 程影响了此发现的内容。   建构论者常使用的一个修辞把戏是,认为不可能将技术与社会分开,所有科 学都内在地是社会的。这就将他们的所有论证变成了同义反复。如果科学内在地 是社会的,这就意味着根据必然性作出的科学发现的技术方面必然是社会地决定 的。这正是我们要考察的问题,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科学的技术方面由社会决定。 如果我们把一种假设当作要寻求的答案,那么可以全部打起包裹回家了,因为不 再需要研究什么了。   如果在作出实际的发现之前,对于科学问题只有一个正确的结果或者解答, 比如TRF的结构,那么社会因素就没有地位去影响它。如果建构论者的立场是对 的,这意味着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TRF存在其他结构可能被认作是事实,有关 领域的纯粹方面和应用方面就会随着此项巨大成功而前进。但是即使拉图尔和 Woolgar对此信念也持怀疑态度。在讨论TRF的故事中,他们指出,有时这看起来 像是科学家由于不能获得足够的研究材料而被迫放弃此纲领:   于是部分提纯的部分有可能继续被用于作用模式的研究,定位和经典的生理 学可能继续下去,Guillemin可能仅仅因在死胡同中工作而浪费几年光景,TRF将 获得类似于GRF或者CRF的地位,每种因子都指向生物测定的某种活动,它们的精 确化学结构并没有被建构。(Latour & Woolgar,1986)   再次注意,他们没有说TRF的化学结构可能有所不同,然而只有那个问题是 不可能解决的。   他们没有解释为什么某些局部“产品”(Knorr-Cetina等研究者喜欢称实 验室科学的结果)在一个较大的共同体中成功,而其他的则不成功。拉图尔对战 略和权力的讨论显然不能解释DNA(被发现)的情形,其发现几乎在一夜之间就 被接纳为核心知识。它的作者都没有名气,而他们的对手却是此领域的精英。什 么使鲍林(Pauling)、Wilkens和Chargaff加入沃森(Watson)和克里克 (Crick)的行列?   我的书中包含许多基于对其他建构论者著作的详细阅读的实例,这些例子表 明每一次和在每一个案例中他们都未能做到他们所声称的东西。考察一下发生在 这部书的事情,就会很好地知晓建构论者如何对待批评。首先,包括萨平 (Steven Shapin)在《科学》上的一篇和皮克林在《时报文学增刊》上的一篇, 所有建构论者的评论都是严厉否定性的。富勒(Fuller)实际上在两家不同的杂 志上写了两篇否定性的评论。我所看到的在主流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刊出的所有书 评都持温和的或者很强的肯定态度,其中包括福克斯(Mary Frank Fox)在《当 代社会学》上所作的极肯定的评论。但是,建构论者对此书的反应中最值得注意 的方面就是忽视它。当他们不得不评论这部书时,就会很好地痛击一下,而当他 们能够控制时,他们感到最好的行动准则是使此书默默无闻。因此,此领域的两 家重要专业杂志《科学的社会研究》和《科学技术与人类价值》对此书坚持不予 评论。科学之社会研究学会的半数以上的会员可能根本不知道有这部书存在。   除了大量歪曲这部书的言论并用它偶尔一般性地攻击默顿学派外,他们最常 使用的战术是我称之为“我从未说那些(或者意味着那些)”的战术。我书中批 评的多数建构论者并不愚蠢,而是颇聪明。他们知道他们所说的纸里包不住火, 当叫起真来,在逻辑上是荒谬的。所以,捍卫自己的唯一办法是说,他们从未说 过我认为他们所说的话(或者如果说了,他们也不是那个意思)。对这种反驳有 两种答案。第一,拿着我的书和他们的著作坐下来,仔细地阅读两者,然后确定 他们是真的说了还是真的没说过,我说的他们所说的东西。比如,最近的一个评 论说,我的批评是对建构论者工作的误解。“他坚持认为,建构论者的研究纲领 的前提是否定自然实在在科学家的思考中起任何作用,而他的对手仅仅假定这些 实在不能与范铸它们的理论和技术抽象出来。”此类评论令我怀疑评论者如何自 圆其说。难道她没有读过本文前面引用的柯林斯的话?或者她想接受这样的主张: 他真的没有那个意思?如此一来,建构论者的命题真的没有相对主义的意味,那 么在他们的信念与我的信念之间就没有任何矛盾了。   萨平是另外的一位,他的拿手好戏是为建构论者的药丸包上一层糖衣。比如 在最近关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文章中,萨平把拉图尔的工作描述为,证明了在科 学工作场所的大墙内“政治”成分多于外部场所,并且保证其他科学家支持一项 科学主张,竟是一个彻底的社会过程。没有一个默顿派科学社会学家会不同意这 一结论。在一长篇评论文章中,他根本没有涉及相对主义,而这正是建构论纲领 的核心。萨平本人习惯于通过论战支持其建构论纲领,现在却做起了相当传统的 科学社会史,而这正是默顿派已研究了20多年的题目。在他的新书中,萨平实质 上询问在建立17世纪科学的权威中涉及哪些社会过程。他强调“绅士”作为个体 具有可信性的重要性。在他的书中任何地方也没有讨论任何一种社会过程是如何 影响科学的内容的。实际上他的书通篇使科学黑箱化。科学合理性的观点 (rationalistic view)认为直接观察而非信仰和权威作为机制影响着信念,他 反对此种看法。看下面的引文:   根据经典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看法,协议(consensus)是由经验现象自 身确定的。经验观察所支持的理论将变为协议的一部分。理论由于与可观察的 “事实”不一致而被抛弃……。一旦我们接受协议并不自动来自自然这种观念, 我们就将被迫更注意社会过程,正是在社会过程中协议被发展、被维护并最终被 转移。协议被维持的一个基本机制是赋予精英以权威的实践。(J. Cole & S. Cole,1973)   这里有一个问题:此段引文并非出自萨平的书,而是出自1973年由大科尔 (Jonathan Cole)和我(小科尔)所出版的题为《科学的社会分层》的一书。 萨平并没有引用这部书。现在的要点不是说我们对此有优先权。显然我们没有做 萨平所做的那种类型的详细而令人尊敬的历史工作,以证明权威机制可以在某一 特定的社会某一特定的时间发展起来。然而,应当指出的是,如果没有相对主义, 在当代的科学之社会研究题下做的工作与过去误入歧途的默顿派工作之间,本没 有巨大的鸿沟。   建构论科学社会学的当前状况如何?这是一个智力上混乱的领域,但在对其 组织、杂志和大学中的科学研究项目上的政治控制方面比以往更加强大的领域。 在建构论者未曾预期并轻而易举地取代默顿科学社会学以后,当鞭笞默顿派这个 坏孩子不再有任何乐趣时,他们自己内部也开始争吵,并分裂成一组处于争战状 态的苏格兰部族(双关语,SSK正好起源于苏格兰的爱丁堡——译者注)。   建构论者时时面对的一个问题是自反性问题。如果在自然科学中事实并非基 于来自外部世界的经验证据,那么怎么能说它们恰好基于其科学社会学呢?在阅 读拉图尔等人的著作时,如果他们仅仅表达了权力推动观念的尝试,读者为什么 还要抱怨呢?某些建构论者,如Woolgar, Ashmore 以及相当程度上的马凯 (Mulkay),不再把他们自己的工作作为分析主题。与此同时,拉图尔这位一度 成为建构论运动之偶像的人物,与他的法国同伙Michel Callon开始认识到他们 的相对主义立场中隐藏着问题,反戈一击,声称无论现在还是以前他们从来不是 相对主义者。相反,此时他和Callon正在发展称为行动者网络的理论。这一工作 最有趣的部分是,过去通常被当作研究对象的东西,如夸克,现在都等同于人为 物(the humans)。科学结果(outcome)和社会结果都是科学家、参与者,以 及其他人和物所组成的网络之间相互作用的一种结果(result)。   在一篇很有名的论文中Callon分析了关于扇贝渔业的某些应用科学,他在结 论中说,实验失败的原因在于扇贝并不合作。在拉图尔和Callon为一方、柯林斯 与Steven Yeareley为另一方的一场激烈而有趣的论战中,柯林斯正确地指责拉 图尔放弃了相对主义的建构论纲领。如柯林斯和Yeareley所说:“[对Callon关 于扇贝论文的]关键的最后引用是:‘为了建立扇贝幼体附着体,扇贝的复杂性 需要与渔夫的复杂性般配。’”并不需要多少洞见就可以看出这又巧妙地把自 然带回分析之中。拉图尔和Callon对此无言以对,尽管他们确实成功地批评柯林 斯在试图攻击自然科学的特权性时柯林斯的工作在社会学中也具有了特权。比如:   扇贝根本不介入科学家之间的争论,科学家试图使扇贝介入其争论,这不但 是反直觉的而且是经验上不可能的。正是这种荒谬的立场使得整个SSK研究领域 [科学知识的社会研究,建构主义的另一个词语]看起来荒唐可笑,使之沦为 “纯粹的社会”解释。(Callon & Latour,1992)   一个有智力的读者在观察了这场以拉图尔和Callon为一方柯林斯与Steven Yeareley为另一方的论战后,只有同意双方批评的份了。他们的工作如果严格审 视起来,除了胡言乱语或者巫毒(voodoo)社会学外,什么也不是。原有着许多 潜在地有趣问题的科学社会学沦落为一种同义反复的哲学论证当中,连许多建构 论者也意识到这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拉图尔最近的一部书是一些含糊的哲学论述(他骄傲地声称由于其“高卢人” 传统其中没有实例),并没有回答今日科学社会学面临的紧迫问题,只是稍稍超 出Callon和拉图尔所发展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在两种理论中,拉图尔都论证说, 现代主义设法将事物定位于自然-社会极的某一部位,这使得他们不可能处理 “杂交线”(hybrids,拉图尔在《我们从未现代过》中使用的一个专门术语- ---译者注),或者不能处理在他们所发展的连续统的自然端与社会端来回运 动的现象。于是,他论证说,没办法处理像TRF这样的现象,当科学家试图去定 义它时此现象是社会的,但当它一旦被定义了它就变成了自然的结果了。拉图尔 建议伸出另外一维,即时间维。但是这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因为它没有告诉我们 为什么某些对象变得稳定,而其他的则没有,以及为什么有的镇定在自然极,而 有的镇定在社会极。拉图尔的这部最新著作也许正因为很含糊,其追随者才把它 说成是他的“最新成就”。   我非常奇怪地发现,有人批评我的书并提出了如下类型的问题:   科学创新的速率能够用相关的科学家的人数的线性函数来测量吗(并且隐含 地,科学进步某种程度上与国家的发展相联系)?非科学家的决策影响到研究的 方向,如何对其科学工作的质量提供一种定量的测量?普适的判据是否对通常的 项目评审程序起作用以保证最值得资助的申请获得资助?学科共同体中的地位差 别是否阻碍对知识增长所必需的自由交流,以至于一定程度上妨碍对无名小卒辛 苦劳作所得出的杰出成就的认知?科学家的创造能力是否随着年龄增长而降低, 以至于一个相对年长的个体在同等条件下就被认定不值得获得资助?并且,即使 在创造力与年龄之间没有联系,年轻人的基金申请就应受到优先考虑,唯恐由于 错过提拔年轻的天才而导致科学共同体的衰亡(并且作为一个整体的种群因而不 能享受科学进步的果实)?(H.Huklick,1995)   难道这些类型的问题是科学社会学应当感兴趣的?难道这不是被新的社会建 构论者的支配性从字面上已经抹掉的那种工作类型的代表吗?   在我的书《制造科学》中,我呼吁社会建构论与传统的科学社会学相互合作。 许多建构论者的工作都成功地指出,科学并不像科学课程中前头的导论性科学哲 学所说的是那种合理性的努力。显然并不容易确定孰是孰非,谁重要谁不重要。 在我个人的工作中,我区分边缘和内核。内核由一个较小的理论集、分析技术和 事实组成,这个核心代表了任何时候的给定知识。核心知识是科学共同体所接受 的,既是真的又是重要的知识。知识的其他组成部分包括在给定的领域内所有活 跃的研究者正在生产的所有工作。在研究前沿,科学恰恰以缺少协议为标志。事 实上,我已经证明了在前沿上,在自然科学中协议并不以比在社会科学中多。缺 少协议是如此之多,以至于一个人是否得到国家科学基金的资助,报告的质量占 百分之五十,而幸运也占百分之五十,即你的报告恰好被送到评委库中的哪个人 手里。   显然社会因素在新知识的评估中起着重要作用,但同样得自自然世界的证据 也起着这样重要的作用。科学社会学家应当研究在评估过程中社会因素和此类自 然证据如何相互作用。这也许是此领域最关键性的问题。如果人们能够摒弃常见 的纲领式的有争议的建构论者的相对主义,那么他们的工作有助于回答这类问题。 事实上,我喜欢把自己设想为一个实在论的建构论者。科学虽然的确是社会建构 的,但在多大程度上在多大范围内被建构同样是由自然决定的。   我的工作使我强烈地拒斥这样的结论:自然科学是完全社会建构的,但我在 社会科学方面的人生经历使我更倾向于这种可能性:社会科学可能确实是完全社 会建构的。意识形态、权力和裙带关系似乎确定了社会科学家相信什么,证据经 常被完全忽略。我最近在一篇题为“社会学为什么没有像自然科学一样取得进步” 的文章中开始提出这样的问题。社会科学完全或者几乎完全是社会建构的,这种 观点有助于解释科学之社会建构论的观点在缺乏任何良好的支持证据的情况下, 以及在面对其著作遭受如此多毁灭性的经验批评(如在Peter Galison的书《实 验如何终结》中可找到的那些批评)的情况下,如何还能够变得如此强大。 本文原文出处:Stephen Cole, Voodoo Sociology: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In The Flight from Science and Reason, edited by P. R. Gross, N. Levitt and M. W. Lewis,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Vol.775, June 24,1996, pp.274-287. This volume represents the proceedings of a conference entitled The Flight from Science and Reason, which was sponsored by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held in New York, New York on May 31-June 2,1995.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