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 ———————————————— 严济慈先生访谈录 金 涛     金涛(以下简称金):您从一个农家子弟成为世界著名的科学家,童年的生活 对您一生的事业、成就无疑是有影响的。请谈谈您的家庭情况和童年生活。   严济慈(以下简称严):这个问题很难三言两语讲清楚的。我是浙江东阳县下 湖严村人。东阳是个丘陵地区,山清水秀,风景很美。但是由于山多可耕地少, 人口又多,所以东阳人外出做木匠、泥水匠的很多,全国都有,有的长年累月出 外谋生,有的农闲时外出做工。   下湖严村只有30来户人家,不到40户。我家世代务农。到了高祖、曾祖这一 辈,他们懂一点书,又会看病,日子逐渐好起来。高祖父开了一间中药铺,叫惠 元堂,到我父亲手里还经营这个中药铺,先是在寿塔头这个地方,后来搬到离下 湖严村三华里的后岑山。我父亲也懂中医。   我祖父弟兄三人。到祖父这一辈,在村子里还算好的一家,他们都是读书 人。伯祖父是个武秀才。祖父考科举在县里考取了,但到府(金华府)里却屡试不 中。他30岁时赴金华府考功名,生病死在路上。当时我父亲才11岁。我的叔祖父 严惟纶先生,号清波,也是读书人,一生没有考取功名,就在严家祠堂教蒙馆。   我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阴历腊月初四①出生的。父亲严树培排行第二, 上有一个姐姐,下有一个妹妹和两个弟弟。祖父一死,父亲的担子很重。他种 田、卖药,还要做点小生意,才能让一家人吃饱肚皮。我7岁时,父亲和叔伯分家 另立门户。按我们家乡的规矩,分家时祖产不能分光,要留下一部分,其余的才 按户均分。我家六口人共分得37秤地,16秤等于一亩地,才两亩多地。另外只有 一间房,全家人挤在一间房里。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父亲到杭州向卖火腿的 铺子借钱,然后去收金华火腿。因为东阳人家家户户过年都要宰猪,自己腌火腿 卖掉。他还从平湖收草籽(紫云英,作绿肥用),运到东阳卖掉,也到诸暨贩棉 纱,到杭州贩煤油。他又没有本钱,借高利贷,二分利,所以赚不了多少钱。有 几次,父亲亏了本,一次是贩煤油,在钱塘江用木排运输,被别人做了手脚,在 煤油桶里装了水,连本钱都丢光了,损失几十块大洋。还有一次运草籽,翻了 排,也把本钱赔光了。   金:您母亲是本村人吗?请谈谈您外祖父家的情况。   严:我母亲姓金,叫金庆龄,是离下湖严村10公里的金宅村人。外公家是个 大家族,外公兄弟5人。他本人是廪生,四叔外公也是有功名的。我母亲和父亲同 年,25岁生我。我排行第三,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两个老 人希望有个儿子,所以我的二姐生下来只有一、两个月,就送给人家作童养媳。 童年的生活很艰辛。母亲织布拿到集市上去卖,姐姐也上机织布,妹妹也帮忙。 我从小就放牛,上山砍柴,下田割禾,天旱车水,什么农活儿都干过。我现在年 纪这么大,身体一直很好,主要得益于我从小参加劳动,打下了基础。   小时候,我除了干农活儿,还收过帐,是父亲的小帮手。   金:请详细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严:当时乡村的中药铺都是赊账,农民看病抓药都记账。到年底,粮食卖 了,有了现钱,这才还清欠账。所以到了阴历腊月快近年关时,多半是腊月26日 至30日,有人来还账。我在九、十岁就在父亲的指导下学会打算盘。七岁时进蒙 馆,就是严家祠堂的蒙馆,第一位启蒙老师就是叔祖父严惟纶先生。有一次,父 亲到杭州去做生意,在书摊上买了一本从日文翻译过来的《笔算数学》。我从未 学过数学,也找不到教师可以求教,就自己一道一道题反复演算,弄懂每个定 理,硬是把这本书啃懂了。从此我对数学有了浓厚的兴趣。从十岁起我就会管 账,这件事对我也是一个训练,培养了我认真仔细、一丝不苟的作风。    金:您的家境贫寒,后来是怎么上的学呢?   严:我的姐姐、妹妹、弟弟连私塾都没有上过,家里生活很艰难。但父母看 我聪明好学,还是节衣缩食供我读书。我12岁进了东阳县立宏道小学插班。学校 离家30里地。我住在学校里,自己做饭吃。那时小学不读四书五经了,有语文、 算术、常识等科目,因为我自学过算术,学起来不觉得吃力。1913年冬,父亲做 生意被坏人坑骗,蚀了本钱,家里生活更加艰难,但父母还是鼓励我考中学。我 报考了东阳县立中学,考试发榜,我考取第一名,成绩最优等。父亲很高兴,但 也很犹豫。因为上中学的开销大,何况那时我是父亲的帮手,我一走他就少了个 人手。但是父母亲是理解我的志向的,他们没有只顾眼前,决定就是省吃俭用也 供我继续求学。   金:东阳县立中学在您的求学阶段占有很重要的位置,甚至可以说是您迈出 人生的第一步。您从中国一个封闭的农村走向世界,是以东阳县立中学为起点 的,是这样吗?   严:在东阳县立中学的4年,对我打下知识的基础是十分重要的。我是1914年 考进东阳县立中学的。学校一边是县衙门,一边是城隍庙。它是1913年(民国2年) 开办的。我上第3期,一班有三四十人,四年毕业。当时校长是程品文。国文教师 是一位年纪较大、旧学功底造诣很深的嵊县人。我对各门功课都有兴趣,成绩都 很好,尤其是在数学方面表现得更加突出。一些令大家头疼的难题,我很容易就 迎刃而解。所以到了三四年级,有的难题教师解答不了,也拿来找我解答。历 史、地理这些科目,最难的就是年代、人口、面积等数字,我也记得一清二楚。   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位教师,是教英文的傅东华先生。傅东华,字则黄, 浙江金华人,毕业于南洋公学。当时30多岁。据说是因为反袁世凯而遭到通缉, 逃到东阳来教书的。他思想活跃,英文底子又好,上课采用《泰西五十轶事》、 《莎士比亚故事集》作课本,还鼓励学生读英文原著小说,提高英语阅读能力。 他后来在商务印书馆译过小说《飘》。我受傅东华先生的影响,订阅了上海出版 的英文《密勒氏评论报》,还经常阅读商务印书馆的《英文月刊》和《英语周 刊》。当时《英文月刊》经常刊登小测验征文、问题解答等,傅先生就鼓励我们 去投稿。我把自己的答卷投寄杂志社,答对了还有奖励,可以免费订刊。我用英 文写一些短文投寄《英文月刊》,也在刊物上发表过。这些对我的英语水平的提 高很有帮助。   金:1917年您以全校第一的优异成绩,在东阳县立中学毕业,而且在报考高 等学校时,您被两所大学同时录取,这是怎么回事?   严:当时是春季开学,1917年底我中学毕业回到家里,又到私塾读书。1918 年夏天,我从东阳走路走了两天,走到诸暨下面几十里的一个渡口,然后坐舢板 船沿钱塘江而下到杭州,准备报考大学。当时,大学没有现在这么多,只有北大 和六所高等师范,即南京、北京、沈阳、武昌、成都和广州六所高等师范。每所 高等师范分头到各省招生,有一定名额。浙江就在杭州报考,由浙江省教育厅出 题主持入学考试。我的家庭经济不富裕,高等师范不仅不需要交学费,还供食 宿,又可以读书,我就报考了离家最近的南京高等师范。考试结束,等发榜要一 个月,我就住在凤凰山下一家公寓里。这个非正式的公寓是一个东阳木匠开的, 一个月食宿5块钱。我没有事就跑到清波街的商务印书馆看书。不久我看到南京河 海工程学校招生,这所学校由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四省合办,有预科和本 科。我反正闲着无事,就去杭州第一师范报考。   后来,考试揭榜,我以全省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南京高等师范,同时考上了南 京河海工程学校正科生。当时高师考试科目有数学、国文、英文、历史、地理、 物理、化学,我考了第一名。当时在杭州,我一下出了名。因为东阳县立中学开 办以来共三届毕业生,第一、二届没有人考上全国的高等学府,只有考上了省立 法政学校的。加上我名列全省之冠,浙江省教育厅特地破例拨给东阳县立中学一 笔教育经费以资奖励。后来,我到南京高等师范进行复试,又名列第一。河海工 程学校食宿要自己花钱,所以我选择了南京高等师范。为了我上大学,叔祖父卖 掉祖产,为我筹措川资,同窗好友也解囊相助,使我如愿上了大学。   金:1988年6月,南京工学院更名为东南大学,您作为老校友专程到南京出席 了东南大学校庆大会。您在1918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但是1923年是以东南大学 第一届毕业生毕业的,这中间有些什么变化?   严:南京高等师范和所有师范一样是培养中学师资的,包括文史地学部和数 理化学部。1918年,南京高等师范受黄炎培先生提倡职业教育的影响,除两个学 部以外,又办了专修科,有农业、工业、商业、教育、体育、英文等六个专科, 但专修科和各系不是每年都招生。   1918年,我报考南京高等师范时,学校只招收商业、农业、体育、教育四个 专修科,我就考入商业专修科。专修科是3年毕业,还有国文、伦理等科目。但我 对商业没兴趣,还是喜欢科学。第二年我转入工业专修科,还是从一年级读起, 但又感到工科没意思。1920年,我又改学数理化学科,学制4年,这次是从二年级 读起。所以,我是主张学生可以转系的,反对不准转系的做法,而且我也赞成留 级。我在一篇文章里讲过,读书主要还是靠自己,有好的教师当然很好;没有好 的教师,一个人也能摸索出适合自己的读书方法,把书读好。我这样说,并不是 说教师可以不要了,教师的引导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即使有了好的教师,如果 不经过自己努力,不靠自己下功夫,不靠自己去摸索和创造,一个人也是不能成 才的。   1920年,就在我转入数理化学科时,东南大学成立,与南京高等师范合在一 起。东南大学实行学分制,我因为头两年在商科和工科学习时,普通公共课程被 我学完了,所以许多课程可以免修,上课的时间很少,有充裕的时间攻读数学和 物理,涉猎别的书籍。当时没有第二外国语,我买了一本美国人写的法文文法 书,就自修法文。毕业时我的学分大大超过东南大学规定的学分数,所以我在得 到南京高等师范的文凭的同时,又是东南大学第一届、也是唯一的毕业生。   金:在南京高等师范和东南大学,对您影响最大的教师有哪几位?   严:南京高等师范的校长是郭秉文,教务长是陶行知。不过,对我影响最大 的、堪称恩师的是何鲁先生,还有一位是熊庆来先生。何鲁先生是四川广安人。 他夫人的哥哥,即他的大舅子叫朱芾煌,是袁世凯的红人,担任夔关监督。夫人 的三个弟弟都是留法的。何鲁1919年从法国回国,应聘到南京高等师范教数学。 他讲课所用的教材实际上是法国中学的课本,但学生都反映听不懂,反对他,罢 课,结果只有两个人听他的课,其中一个就是我。法国中学教育程度,在欧美国 家中比所有国家都高,有力学课、宇宙课,分文科(哲学班)、理科(数学班)。中 学毕业可直接进入大学。   这样一来,既然学生都抵制他上课,何鲁先生说:“我们不要上了吧,有什 么问题到我家来找我。”第二年,1920年何鲁离开南京高师,到上海中法通商惠 工学院教书去了。这个学校是法国人办的,在法租界。何鲁是唯一的中国教授。 每个教授都有一幢洋房。他当时刚结婚,没有孩子。他叫我暑假到他那里去。所 以从1920年到1922年三年的暑假,何鲁和他的夫人去北京度夏,我就住在他在上 海的寓所。他从法国带回的大批法国大学的教科书,我都看过。我读三年级时看 四年级的书。我的法文就是那时打下了基础,会读,会写,会听。何鲁离开南京 高师,就推荐熊庆来担任南京高师、东南大学数学系教授兼系主任。   我在南京大学未毕业时写了两本书,是商务印书馆王云五约的稿。我怎么会 认识王云五呢?   我是在何鲁先生家里认识王云五的。原来王云五和何鲁是师生之交,曾在中 国公学(学校在吴淞口)教过何鲁的英文。当时正值中学改制,由初中四年改为 初、高中各三年,急需编写新的教科书。王云五听何鲁先生介绍我的情况,就提 出约我编写初中算术的教科书。我是大学三年级写《初中算术》的,大学没有毕 业就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现今中国60岁至80岁的知识分子,差不多都读过我这本 书。另外一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是《几何证题法》。我从1920年起,就在南 京高等师范附中教书。当时内地有不少高中毕业生到上海、南京等地报考大学, 南京高师办了暑期学校,我应聘在暑期学校讲课,给这些学生补习几何。当时学 生很多,阶梯式的大教室,有几百人。我在暑期学校的讲稿也在1923年出版,这 就是《几何证题法》。这本书后来多次再版,许多人看了这本书还以为我是数学 家。   金:我国最早的科学团体是中国科学社。您在南京高等师范读书时就是它的 正式会员。您能否讲讲关于中国科学社的历史情况?   严:中国科学社是1914年由一些留美的学生任鸿隽、赵元任、杨铨、胡明 复、秉志等发起的。他们感奋于要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唤醒沉睡的祖国,在伊萨康 乃尔大学校园内成立了“中国科学社”。稍后,与留学法国的何鲁在巴黎的“学 群”社联合,何鲁与杨铨(即杨杏佛)是中国公学的同学,联合后仍保留中国科学 社之名。这是我国第一个现代科学技术的学术团体。   1917年,胡明复、胡刚复、杨铨先生等先后回国,把中国科学社迁回上海, 社址设在大同大学。这所大学是胡刚复、胡明复先生的胞兄胡敦复先生创办的。 中国科学社当时创办了我国第一个用中文发表的学术刊物《科学》月刊,主要刊 登一些论述科学的重要性、探讨科学研究方法以及科学评论的文章。1920年前 后,何鲁、胡刚复、杨铨、竺可桢、周仁、秉志先生等先后到南京高等师范任 教。为了提供一个学术交流的场所,通过张謇先生出面,在南京成贤街文德里谋 得一处官产房屋,办起了一个图书馆和讲演室。这就是中国科学社的新社址。由 于缺少经费,图书馆的图书是从各位先生家里的藏书中搜集来的,讲演室也十分 窄小。当时英国哲学家罗素爵士应中国科学社邀请访华,只好站在院子里演讲。   我这时正在南京高师上学。那时胡刚复先生兼任图书馆馆长。因为他的家眷 在上海,图书馆就成了他的工作室和起居屋。我受胡刚复先生的信任,经常出入 图书馆,帮助整理图书,编目分类,我还有幸受教师的委托代为《科学》月刊初 审稿件。那时,杨铨、何鲁先生也住在图书馆附近。他们经常来馆里与胡刚复先 生一起研究社务与教学。我有机会向他们求教,受益匪浅。1923年当我刚刚毕业 时,就破例地被中国科学社接受为正式社员。之所以说是破例,是当时有规定, 凡是未出国留学人员加入中国科学社的,只能称“仲社员”。1923年秋天,我赴 法留学前,何鲁、胡刚复、杨铨等先生还在中国科学社为我设宴送行,以示鼓 励。   金:杨杏佛先生1933年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您自1923年以后,和杨杏 佛先生有些什么交往?   严:杨杏佛先生殉难50周年时,我写过一篇纪念他的文章。我说他的难得之 处,在于他不仅是一位卓有建树的科学家,而且还是一位为争取民主自由矢志不 移的社会活动家。早在青年时代,他就投身于辛亥革命。他和任鸿隽、何鲁都是 以青年时代参加辛亥革命有功被选送出国深造的。北伐时期,他跟随孙中山先生 到达北京,但任秘书。中山先生逝世后,又回上海任丧事筹备处总干事。1927年 我从法国回国时,中国科学社迁回上海,1928年中国科学社在苏州东吴大学召开 年会,我与杨杏佛先生等人同时出席。我们都是自带铺盖,利用学校假期,住在 大教室里。大家深入切磋学术,研究社务,批评时政的情景,至今印象很深。杨 杏佛先生是一位活跃人物,他多次大声疾呼要为创造一个“有饭大家吃,有工大 家做”的新社会而奋斗。   1932年12日,为了反对蒋介石对抗日救亡进步人士的迫害,营救被捕的革命 志士,宋庆龄、鲁迅、蔡元培、杨杏佛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杨杏 佛先生任执行委员兼总干事。12月17日,他到北京营救因从事抗日救亡运动被国 民党宪兵秘密逮捕的许德珩、侯外庐、马哲民等先生。我当时在北平研究院物理 研究所任所长,并兼镭学研究所所长。杨先生住在王府井大街南口路东的交通旅 馆里。他在百忙中还到我们物理所,以及赵承嘏先生领导的药物所参观,了解情 况。我也曾到旅馆看望他。他认为我们物理所尽管人员少,经费缺,设备条件 差,但是办得很有成绩,做出一些很有水平的工作。不料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 面。1933年6月18日清晨,杨杏佛先生在上海法租界亚尔培路331号中央研究院国 际出版品交换处门口被国民党特务枪杀。我当时为北平研究院镭学研究所迁沪正 逗留上海,惊闻噩耗,痛失先生。6月20日杨先生入殓,我亲往万国殡仪馆吊唁。 面对先生遗体,悲愤不已。杨杏佛先生殉难时,年仅44岁。   金:1919年的“五四”运动,对您有什么影响?   严:我是1918年考入南京高师的。第二年,北京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 运动,很快传到南京和全国其他地方。我是从偏僻农村来的。一到南京这个中国 南方的文化中心,立刻感受到新文化运动正在冲击着封建古国的旧文化。我所在 的南京高师,1919年前后有一批从欧美留学回来的教授。他们带来了科学与民主 的思想,而且做了很多切实而有效的工作。所以,“五四”运动发生后,南京高 等师范的学生立即响应,走出校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这也是我生平第一 次参加游行。   谈到“五四”运动。我的夫人张宗英不仅是参加者,而且是积极的组织者。 她当年是南京第一女子师范学生评议会的议长,很出名的学生运动领袖之一。她 曾经领导第一女子师范的同学驱赶保守落后的校长。1920年夏,她考取北京女子 高等师范,结识了李大钊、瞿秋白以及其他青年运动的领导人。   金:能否谈谈您和您夫人是怎样认识的。几年前我第一次采访您时,张宗英 女士身体还很好。她很热情地谈起你们过去的生活,谈起北平物理研究所那一段 生活,您连礼拜天也到实验室去工作。她说您:“除了吃饭、睡觉在家里,其余 的时间都在研究所里……”。你们的相识一定是有一段罗曼史吧。   严:我爱人的父母是浙江绍兴人,我的岳父张绎墨(鹤龄)先生是位老教育 家,在南京两江师范任教。张宗英才貌出众,当时有很多人追求她,包括一些达 官贵人、豪门子弟也托人作媒。她从南京跑到北京去读书,也是为了摆脱这些人 的纠缠,但是在北京还是受人瞩目,一年没有读完又回到南京。当时是1921年, 东南大学已正式开办。她打算报考东南大学。这年夏天,她拉着一个女生来找 我,这个女生是个特别生。特别生是指那种没有参加考试而入学的学生,多半是 女生。她是慕名而来,找我给她讲课,补习数学等功课,我们就是这样认识的。 张宗英是东南大学第一个女学生。以后,她的父母约我到梅庵正式见面。1923年 暑期去法国留学之前,我们正式订婚。订婚仪式是在秦淮河边一家餐馆举行的。 请了两桌客人,介绍人是何鲁先生、胡刚复先生,张之高教授代表我的父辈,有 20多位知名教授出席。当年冬天,我用两本书的稿费、岳父和老师慷慨相助的一 笔钱,到法国留学。张宗英到上海送我上船。她说:“等着你的好消息!”我去法 国后,她病了整整两年,只好改学文科。一直到1927年我回国,她等了我4年。我 们于1927年11月11日在上海结婚。   金:法国是本世纪20年代中国青年向往的地方,就象今天的青年热衷到美国 留学一样。那时候,许多有志于社会变革的青年纷纷到法国勤工俭学,也有许多 渴望将西方的文化艺术和现代科学移植到中国大地上的青年到法国去深造。请您 谈谈在法国留学的情况。   严:我是在何鲁、熊庆来先生的支持下到法国留学的。我没有官费,是靠自 己两本书的稿费、暑期学校教课的酬金,再就是岳父和老师的资助自费留学的。   1923年11月,我从上海坐船到法国马赛,邮船在海上走了五个星期。我先到 巴黎近郊默伦乡村的一所中学补习法文,主要是口语。几个月后,我就可以听说 法语了。我在补习的同时,到巴黎大学参加高等数学的考试,结果成绩是优等。 我还没在巴黎大学上过一天课,就考取了一张文凭。   巴黎大学五个学院,即理学院、文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和药学院。其中理 学院号称十万学子,入学不用考试,学校不分系,也不分年级,只要中学毕业有 毕业文凭,到注册登记处注册,就算是巴黎大学的学生。课程也是公开的,每年 11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开学上课,任何人都可以去听。但是巴黎大学考试制度很 严。按巴黎大学规定,20几门主课,考试通过一门即可得到一张文凭,考取三张 文凭即可毕业,获得硕士学位。但要考取一张文凭很不容易,每门功课必须经过 笔试,笔试通过,还要进行实验课的考试,考察实际操作的能力和掌握知识的熟 练程度。数学的第二次考试侧重应用题。因此每次参加考试的人往往有八、九百 人,经过第一轮笔试能获得第二轮资格的不超过二、三百人。然后是口试,由两 位学识渊博的教授和考生面对面地口试。口试范围更加广泛,要求学生对一门功 课全面掌握,靠侥幸取胜是很难的。巴黎大学规定,学生登记注册后,10年内都 可随时参加考试。一年举行两次考试,一次在夏季,一次在秋季。但有人读了 七、八年也没有考取一张文凭。   金:您当时住在巴黎的什么地方,离巴黎大学远吗?   严:从默伦到巴黎后,我在拉丁区冈姆路一家小旅馆——伏尔泰旅馆的五层 楼上租了个房间。这里离巴黎大学走路不过5分钟的路程。1924年夏天进巴黎大 学,我选择了三门主课:微积分、理论力学和普通物理。这三门课在当时实际就 是整个数学、物理和力学,由巴黎大学理学院最著名的6位教授主讲。巴黎大学有 两种教授,一种是讲座教授,另一种是副教授。我听了一年课,每天基本上是从 旅馆到教室、图书馆、实验室,又回到旅馆,半年功夫没有去过塞纳河。只有很 少几次到艾菲尔铁塔、卢浮宫参观游览,也是陪朋友才不得不应酬。到了1925年 夏天,我顺利通过了普通物理和理论力学的考试。普通物理考得很难,在300多名 考生中,我名列第二。口试是很隆重的,通常考生的家长,考生的未婚妻、未婚 夫,以及等待口试的其他考生都在场旁听。主持物理口试的主考官是著名物理学 家夏尔.法布里教授。我走到他面前时,他对我说:“先生,你的‘作文’是最 好的一篇。”他说的作文是指第一轮笔试考卷。接着他逐一提问,我当即作答。 当他看出我能应答时,就不让我再说下去,而另提新的问题。这样他越问越高 兴,我也越答越大胆,口试持续了半个多小时就结束了。   我在一年之中得了三张文凭,获得数理教学硕士学位。这在巴黎大学的校史 上是没有过的,所以一时传遍了巴黎大学。按法国教育部规定,只有获得大学教 学硕士学位的人,才能担任中学教师,可见他们对中学师资是要求很高的。   金:夏尔.法布里教授对您走向物理学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影响。您能否详细 谈一谈你们师生的交往和您对他的印象?   严:夏尔.法布里教授在光学史上是很有名的。他是法布里干涉仪的发明 者。法国南部人。当时他已63岁。我在物理考试中获第二名,所以在我从巴黎大 学毕业后,才有勇气立即给他写了一封信。   这封信的内容大意是这样的:   “尊敬的夏尔.法布里教授:   我很荣幸通过了您主持的普通物理考试。我还要很高兴地告诉您,这次我同 时还考取了数学分析和理论力学两张文凭。我想向您请教,下一步我该怎么办?”   我不久收到他的回信。7月底我去见他,他首先问我:“你是什么时候来法国 的?”我回答是一年多前从中国来的。他接着问:“你在中国什么学校念的书?” 我说在南京高等师范。他又问道:“你在中国念过法文吗?”我说没有,只是到法 国后念了几个月的法文补习班。他再问道:“你在中国做过研究工作吗?”我回答 道:“没有,我刚大学毕业。”法布里教授对于我的这些回答很感兴趣,更感到 惊讶。最后,他对我说:“中国的大学很不错呀。你就到我的实验室来工作 吧。”这就样,我在巴黎大学理学院夏尔.法布里实验室开始了为期两年的研究 工作。   金:您能否通俗地讲一讲您当时主要研究什么?您后来因为这项研究而获得法 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在巴黎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可否谈谈这项研究的科学价 值?   严:夏尔.法布里教授给我的研究题目是《石英在电场下的形变》。早在 1880年,法国著名物理学家比埃尔.居里(居里夫人的丈夫)和他的哥哥,也是物 理学家雅克·居里共同发现了晶体压电效应。他还研究了晶体和各种物理现象因果 之间的对应关系,提出了世所公认的居里对称原则。比埃尔.居里发现,石英(水 晶片)加压后两面即可产生正电和负电,这就是晶体受压生电的压电现象。他还进 一步发现,在一定面积的水晶片加诸一定压力,产生的电量是一个常数。反过 来,如果在水晶片的两面通上电,水晶也会拉长或缩短而改变它的厚薄。这就是 晶体压电效应的反现象。在1927年以前,比埃尔·居里、伦琴等科学家都测量到晶 体压电效应正现象的系数。按比埃尔.居里的老师李普曼的看法,正现象和反现 象都是客观存在的,而且两个系数应该相等。但是晶体压电效应的反现象都仅仅 是从理论上预测到,还没有一个物理学家取得实验数据。自从比埃尔.居里提出 晶体压电效应以来,各国物理学家都在探索水晶片这一特殊性质的实际应用价 值。比埃尔.居里和居里夫人在发现镭放射性时,曾经用水晶片制成一台测量放 射量的天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著名物理学家朗之万教授利用水晶片通 电后发出的超声波,作为深测水下障碍的手段。这一发现后来在测量海底深度及 军事上有广泛用途。   我的研究课题就是从实验上测量晶体压电效应反现象的数据。夏尔.法布里 实验室为我的研究提供了一切方便条件。我可以在任何时候出入实验室。按规 定,实验室下班后,水电煤气停止使用,大门的钥匙由看门人保管。但对我是例 外。我可以随时去取实验室的钥匙,即使是夜间做实验,水电和煤气照常供应。 我做实验必需的化学药品、感光材料,填一张申报单,马上有人送来。   石英(水晶片)两面通上电后,它的厚薄变化是微乎其微的,通常只有一个厘 米的百万分之一、千万分之一和万万分之一。用机械手段测量不行,所以我经过 反复实验,最后用单色光作为“尺子”,测量晶体通电后的体积变化,揭开了晶 体压电效应的反现象的秘密。我的博士论文比夏尔.法布里教授指定的题目有些 发展,包括三部分内容,即石英在电场下的形变,还有石英在电场下的伸缩和石 英在电场中光学性质上的改变。论文题目是《石英在电场下的形变和光学特性变 化的实验研究》。   还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我的论文完成后,交给我的老师夏尔.法布里教授。 按照规定,法国国家科学博士一级的论文,必须在公开答辩以前一个月交给学 校,由巴黎大学印一百本交给专家教授审查。我当然心里很焦急,不知道能不能 顺利通过,但只得耐心等待,每天仍在实验室里工作。有一天,夏尔.法布里教 授来了,把我叫到一旁问道:“你的论文是否急于发表?可否等一两个星期?”我 摸不清他的话是什么意思,只是说:“当然可以……”夏尔.法布里教授对我的 回答似乎很满意,转身走开了。我就问实验室的同事:“这是怎么回事?”后来才 知道,夏尔.法布里教授新近当选为法国科学院院士。法国科学院在每星期一下 午举行的院士例会上,照例要宣读论文。不过,夏尔.法布里教授决定在他首次 出席法国科学院的例会上,宣读我的这篇论文,这当然是给我极大的荣誉。所 以,当夏尔.法布里教授就职法国科学院院士的消息发表时,巴黎时报等各大报 纸登了夏尔.法布里教授的照片,也登了我的照片。当天下午,一些新闻记者采 访我。和我在一个实验室工作的的法国科学家纷纷祝贺,他们说:“我们的教师 是以你的工作开始他的院士生涯的。”到了6月,在巴黎大学一间大礼堂举行了论 文答辩,我成为第一个获得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夏尔.法布里教授 很高兴地祝贺我。他说:“你得了博士学位,我很高兴,但是我也很惭愧,因为 我不能给你任命……”他为什么说这番话呢?因为,按法国政府规定,荣获国家科 学博士学位的人将同时得到高等职务头衔的任命,但这一规定只限于取得法国国 籍的人。   我从东阳考上南京高等师范,以后东阳的很多学生到了南京高师,多的时候 有十几个学生,大概是鼓起了他们的勇气吧。同样的道理,我第一个到法国留 学,从此南京高等师范毕业的学生,来自东阳中学的学生也纷纷到法国,也有十 多个人。   金:您的客厅里挂的这幅速写是徐悲鸿的手笔。徐悲鸿当年也在法国留学,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他在什么地方给您画这幅画的?   严:1927年我得了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后,立即启程回国。在回国的船 上,有一天在甲板上有个人叫我的名字,我见他约有30岁左右,是个斯斯文文的 读书人,又是中国人,就很高兴地问:“您怎么会认识我?”他回答道:“您的相 片登在巴黎晨报上,使所有在法国的中国人都兴奋极了!”他说罢,又告诉我,他 叫徐悲鸿。   后来,他提出要给我画张像,我同意了。这幅画一直挂在我的书房里,至今 已有60多年了。我和徐悲鸿从此成为至交。回国后,我介绍他到南京我的母校东 南大学创办艺术系。他给我的信还有很多封。在南京时我们常有来往,悲鸿一直 不得志。他原来的老婆蒋碧薇是跟悲鸿跑出来的。她的父母亲在她很小时给她订 了婚,她跟悲鸿跑了后,男家来闹,蒋碧薇的父母只好当作女儿死了,“葬”了 女儿,挽回男家的面子。后来蒋碧薇又跟张道藩了。悲鸿去了南洋,回来后到广 西桂林。我那时在昆明,他来昆明到过我家里。他当时也想到昆明来,我劝他不 要来。因为我听说龙云的一个儿子不高兴他来。解放初,他住在北京火车站东 边,我住后椅子胡同,两家挨得很近,也常有来往。他给我画了三幅画,一幅就 是这张素描,一幅是马,一幅是喜鹊登梅。这最后一幅是我1935年当选法国物理 学会理事时他赠送的。   还有一个人也是在回国的船上认识的。他是对我国社会进步作出很大贡献的 李石曾先生。   金:您曾在一篇文章中将李石曾先生和蔡元培先生并列,称赞他们一生只做 事,不做官,在传播新文化方面有很大功绩。特别是办教育,培养了不少人才。 能否详细谈一谈您所知道的李石曾先生,以及你们之间的友谊。   严:李石曾是在西贡上船的,他住头等舱。当时船上有回国的中国留学生约 四五十人。因为他很有名望,有人提出要去看他。李石曾问船上管事的:“船上 有什么人?”回答之后,他约我和徐悲鸿去看他。我就把我的论文和论文发表时巴 黎的报纸送给他,他看了很高兴,称赞了一番。   李石曾,字煜瀛,河北高阳人。他是清朝丞相李鸿藻的儿子。因为他是小老 婆生的,在家里受到排挤,不到10岁,李相国就让清朝驻法国公使把他带到法国 读书。他是学生物的,思想是无政府主义,一生不做官,但一生做了很多好事。 李石曾一生吃素,提倡唯生观。他早年在巴黎开豆腐公司。他说欧洲文明是从牛 奶中来的。欧洲人的食品以牛奶为主。而中国文明是从豆腐中来的,中国食品以 豆腐为主。他企图把豆腐介绍到欧洲,但没有得到推广。后来他在北京大学教过 食品化学和生物化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招了很多华工到欧洲参战,挖战壕。 欧战结束后,针对很多华工在法国定居,语言不通、生活无着,李石曾提倡勤工 俭学,帮助他们一边做工,一边学到一技之长。中国老一辈革命家,像周恩来、 蔡畅、聂荣臻、李富春、邓小平都是到法国勤工俭学的。这件事究其根由当归功 于李石曾。李石曾是国民党的元老。冯玉祥与蒋介石合作,是李石曾促进的。 1931年张学良在东北易帜也是李石曾的功劳。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李石曾到北 戴河说服了张学良,促成了此事。李石曾最重要的贡献是办教育,兴科学。他早 年在河北高阳办过法文学校。北伐成功后,蔡元培在南京成立中央研究院。李石 曾在北平成立北平研究院。他当院长,副院长是李书华。李书华当过南京临时政 府教育部长。另外还办了中法大学。中法大学几所学院都用法国历史上有名的文 学家、科学家的名字命名,理学院叫居里学院,文学院叫伏尔泰学院,生物系叫 拉马克学院——在三贝子花园。中法大学附中叫孔德中学。孔德是法国著名哲学 家。这所学校上法文。当时北平研究院办公地点在中南海怀仁堂的西四所和怀仁 堂后面的福禄居。蒋介石北平行辕所在地是中南海居仁堂。   再说我从法国回到上海,不知是北伐军攻入南京,还是孙传芳打进南京,沪 宁线火车不通。1927年11月11日,我和张宗英在上海举行婚礼,证婚人是李石 曾、郑洪年。男方介绍人是我的恩师何鲁、胡刚复,女方介绍人是陈中凡、胡肖 石。   金:您回国后仅仅一年就再次赴法国深造,而且当时您结婚不久,生活很安 定。您当时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严:我回国后在四所大学当教授。这四所大学是上海的大同大学(校长是胡敦 复)、中国公学(校长是何鲁)、暨南大学(校长是郑洪年,原交通部副部长)和南京 第四中山大学(校长是张乃燕)。这四所大学分别在上海和南京,大同大学在上海 南市,中国公学在吴淞口,暨大在真茹,而且我担任大学一年级至四年级的物理 和数学,每周的课时是27小时,包括8~10门课程,所以我每两周便往来于沪宁 线,连星期天也不得休息。有时,一天讲课达7小时之多。当时我很有地位,工资 也高。每月880大洋,是我一辈子工资最多的时候。但我只教了一年书,从1927年 10月到1928年10月,还清了第一次留法时欠的债,1928年年底又到法国深造了。   我再次去法国留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时局很不稳定;另一方面,我认为, 在20年代末期,中国的科学研究还没有开头。中国最有发展的是地质,但那时地 质主要是调查的工作。生物学多是采集标本。我第二次出去,是要使自己更充 实,使科学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临行前,在欢送我的会上,我这样说:“我这 次是代替我的儿子出去的,科学在中国的土地上生了根,到了我的儿子这一辈, 中国科学水平提高了,他们就用不着出国。”就是这个意思。第二次到法国可算 “博士后”,还是做研究工作。当时用庚子赔款办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甲种补 助金第一次给了4个人,我是其中之一,其余3人有丁文江,他原是淞沪督办,他 用这笔钱到贵州调查地质;再一位是刘树杞,他原是湖北省教育厅长,到美国留 学,后来是北大理学院院长;还有一位是上海教会学校——沪江大学校长,叫郭 任远。他是第二次到美国,回国后任浙江大学校长。我这次是和我爱人张宗英一 道去。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在出国前已经诞生了,交给我岳父母照顾。我们在巴黎 第五区,租了一套有客厅、书房、卧室、厨房的公寓。这儿离巴黎大学很近,离 我第一次在巴黎住的伏尔泰旅馆不远。我先在巴黎大学法布里物理实验室做研 究。1929年,我来到居里夫人实验室。居里夫人当时买了一架新的显微光度计, 让我帮她安装。我很快将仪器装妥后,就利用这台仪器做了干涉现象的测量。 1930年8月,我到法国科学院大电磁铁实验室做研究,这个实验室即戈登(Cotton) 实验室,拥有世界最大的电磁铁。戈登教授很欢迎我到他的实验室工作,他交给 我一项研究题目,重新检验美国芝加哥大学理学院院长安利森的研究成果。安利 森发表的论文《X光通过磁场在一种液体中的两种效应》,戈登教授要我检验安利 森的结论能否成立。我经过测定,发现安利森的论点不能成立。我写的论文仅仅 一页纸,戈登教授的评价却很高。   金:请您谈谈您对居里夫人的印象。   严:很多人不知道居里夫人不是法国人,她是波兰人。她结婚前的名字是玛 丽·斯克洛多费斯卡(Marie shlodoveska)。   玛丽.斯克洛多费斯卡,1867年11月7日生于沙皇俄国统治下的华沙。父亲是 中学教员。她是兄弟姐妹五人中最小的一个。她9岁丧母,16岁时以金质奖章毕业 于华沙中学,父亲无力供她继续读书,她不得不去担任家庭教师先后达6年之久。 靠自己的一点积蓄和姐姐的帮助,她于1891年到巴黎求学,经过4年艰苦努力,于 189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巴黎大学理学院。毕业后,她接受波兰国家实业委员会 的委托,留在巴黎研究钢铁淬火后的磁性,因而认识了比埃尔·居里。1896年,也 就是居里夫妇结婚后几个月,巴黎自然博物馆柏克勒尔教授发现镭和它的化合物 能够天然不息地放出一种射线,和X射线一样,可以透过黑纸使照相片感光,留有 痕迹。居里夫妇对这个发现十分重视。居里夫人测定了许多元素、化合物和矿 物,结果发现钍和钍的化合物也具有放射线,并且有几种含铀矿物的放射性比纯 粹的铀还要强得多。这个发现使他们不得不相信,在这些含铀矿物中,除了铀之 外,还含有放射性强的新元素。他们废寝忘食,昼夜不辍,从沥青铀矿中提炼这 种稀罕的元素,终于在1898年一年之内发现了两种新元素——钋和镭。居里夫人 用钋命名其中一个新元素,是为了纪念她的祖国——波兰。   1900年,居里被提升为巴黎大学理学院医预科的物理讲师,居里夫人被聘任 为赛佛尔女子高等师范的物理讲师。他们的工作条件很艰苦,没有实验室,只能 在理化专门学校的一间破棚里工作。1903年,居里夫人以测定镭的原子量这一成 果获得博士学位。1904年,居里夫妇和柏克勒尔一起,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巴 黎大学提请国会通过设立放射性学讲座,聘请居里为教授,并聘任居里夫人为实 验室主任。1905年居里当选为法国科学院院士。不幸的是,比埃尔·居里在1906年 4月19日从理科教授联合会参加会议出来,被一辆急驰的载货卡车撞倒,头骨压碎 而死,是年还不满47岁。当时居里夫人只有39岁。居里夫人化悲痛为力量,继承 居里生前主持的放射性学讲座,做了巴黎大学教授,把书教好,并把他们两人共 同的研究工作继续下去。1911年,居里夫人又以制成金属纯镭这一成果而获得诺 贝尔化学奖。此前,诺贝尔奖是从没有人领过两次的,居里夫人是唯一的例外。 1922年,居里夫人当选为法国医学科学院院士。1923年12月26日,法国总统亲自 授予居里夫人以年俸4万法郎的国会决议批准书,作为法国人民对她的热爱、敬仰 和感激的表示。居里一生企求而未能见到的镭学研究所,在居里夫人的努力下, 终于在巴黎以比埃尔·居里命名的街上建筑完工。这时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 大战期间,居里夫人组织了医疗队,自己担任队长,冒着炮火,用她的镭和X射线 来保全受伤士兵的生命。战争结束后,居里夫人恢复了她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 镭学研究所里,她每天在那里工作,从不间断,直到1934年逝世,15年如一日。 经居里夫人培养出来的许多科学家中,有她自己的女婿和女儿约里奥-居里夫妇。 他们因发现人工放射性而获得1935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居里夫人一家,父亲、 母亲、女婿、女儿四人三次获得诺贝尔奖金,不仅在世界科学史上创造了奇迹, 也说明他们对科学的重大贡献。   我在20年代、30年代时与居里夫人以及她的女儿和女婿约里奥-居里夫妇有过 几次交往,对她们印象很深。我的博士论文就是精确测定居里和他的哥哥雅克·居 里发现的压电效应的反现象的系数。1925年,我做博士论文,曾到居里夫人的实 验室,向她借用比埃尔·居里早年用过的石英晶体片。她在实验室接待了我,带我 到小花园里。我们在草坪中的绿色长椅上进行了长谈。居里的老师李普曼教授推 断,石英晶体压电效应的正、反现象的两个系数应该相等。可是,在1927年以 前,居里、伦琴等几位科学家都只能测出正现象——石英受压后产生的电量的数 据;至于反现象,比埃尔·居里只能通过实验证明它的存在,而无法测量其数据。 我经过一年半的摸索和实验,采用单色光干涉测量石英通电后的厚度变化的方 法,终于攻克了难关。   1928年底再次赴法,我曾到居里夫人的实验室去工作。她刚好买到一架显微 光度计,让我帮她安装调试,后来,我还用这台光度计做了测量工作。1930年 底,我第二次离开巴黎回国前,居里夫人向我表示,愿意送给我一些放射性氯化 铅,以支持在中国开展放射学研究工作。1931年初,我出任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 所所长,后来又兼任镭学研究所所长。为筹建镭学研究所,我于1931年给居里夫 人写信,向她请教购买标准含镭盐以及如何更好地开展研究工作的问题。居里夫 人收到信不久,就给我回了信,给予了热心的指导,并对筹建中的镭学研究所致 以良好的祝愿,希望它“旗开得胜,并逐步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镭学研究所”。 另外,1929年秋,我曾向居里夫人推荐正在法国留学的郑大章到她的实验室去工 作。在居里夫人的指导下,郑大章于1933年获得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他回国 后,成为北平研究院镭学研究所的主要科学家之一。   我和约里奥-居里夫妇的交往更多些。1935年,我、约里奥-居里和苏联的卡 尔查教授,一起被选为法国物理学会理事。1936年,我给约里奥-居里写信,向他 推荐我在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的助手钟盛标到他的实验室工作。1937年5月,我 应邀去巴黎出席国际文化合作会议、法国物理学会理事会,以及法布里院士的退 休庆祝会,有机会与约里奥-居里在一起探讨科学文化交流合作问题。这一次,我 还带着钱三强来到居里实验室,把他推荐给居里夫人的女儿伊雷娜.居里,即约 里奥-居里夫人。钱三强作她的研究生,做出了很大的成就。   金:您1931年回国,筹办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和镭学研究所,担任这两个 所的所长。这个时期也是您一生科学研究成就最辉煌的时期。当时担任南京中央 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也邀请您到南京负责物理研究所,您是出于怎样的考虑选 择了北京呢?   严:第二次从法国回来,是坐火车经过苏联西伯利亚回来先到北平的。当时 北京给我的印象非常好,很安静,又有这样的规模。北京人大半保持旗下遗风, 待人接物彬彬有礼。我是第一次到北京,觉得北京是可以安定下来做工作的地 方。那时的北京,所有要做官的人都往南京跑了,所有要赚钱的人都往上海跑 了。所以我决心留在北京,不再南下。当时困难还是有的,所址设在东皇城根42 号。这里过去是李石曾读书之处,院内盖一座三层小楼,每层16个房间,由物 理、化学、镭学、药学四个研究所均占,盖房时装电灯都是我自己装的。药物研 究所所长兼研究员赵承嘏先生,1922年在南京高等师范和东南大学任化学教授。 1928年我第二次赴法,他也在巴黎,在巴斯德研究所工作。北平研究院有10多个 研究所,当时经费也很可怜,一个月仅有3万块钱的经费;中央研究院好一点,10 多个研究所一个月有10万块钱。我担任所长的物理研究所一个月的经费是2000块 钱。但好处是人员精干,4个研究所只有一个办事员。每个所不到10人,都是大学 刚毕业的年轻研究人员。四合院的平房就是他们的宿舍。我当时家住在弓弦胡 同,每天步行上班,我每天晚上和星期天都在研究所工作。所以有时星期天有朋 友来找我,我爱人就讲:“他除了吃饭、睡觉在家,星期天也在实验室里”。   从1930年定居北平一直到1938年,这七,八年的确是我一生安心搞科学研究 的重要阶段。我自己发表科学研究论文是从1925年到1938年,不过14年。1938年 之后,我就再没有发表过一篇科学研究工作的论文,因为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 了。这个时期,我一共发表了53篇论文,除两篇在中国物理学报上发表,其余的 都在法国、英国、美国、德国的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所以我常常说,一个人最 能干、最好的时间还是30岁前后。我自己的经历告诉我,绝不应该压制年轻人。 当时我的年龄也只是30来岁,我的助手钟盛标、钱临照、陆学善、顾功叙、吕大 元等都不过二十二、三岁,刚刚大学毕业。我带着他们研究,教他们外语和专业 知识。等他们能独立做研究工作,我就把他们送到欧洲去留学深造。整个30年 代,北平各大学物理系考选出国留学生,抗战期间在昆明西南联大,差不多都是 由我命题主考的。为什么由我命题主考呢?因为考生来自各个大学,有清华的,有 北大的,还有其他大学的。如果由某个大学的教授命题,那个学校的考生就自然 而然地占便宜了。于是,就让我这个不在大学教书,而在研究所工作的教授来命 题。据我忆及,经我命题主考录取的一批留学生有,中英庚款考试录取者是钱临 照、李国鼎、朱应洗(1934年),余瑞璜(1935年),彭桓武、王大珩(1936年),郭 永怀、钱伟长、傅承义(1939年);中美庚款考试录取者有龚祖同、顾功叙、吴学 蔺(1933年),方声恒(1936年);中法庚款考试录取者有钱三强(1936年)等。他们 后来大都成为优秀的科学家。   金:您第三次到法国一共呆了多长时间?在此期间,发生了“七七”事变,抗 日战争爆发对您的研究工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严: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担任北平研究院院长的李石曾感到时局不 稳,开始活动将北平研究院南迁。他的助手、北大教授顾孟馀先生到上海成立世 界社,在法租界办起中医医院,准备把镭学研究所和赵承嘏任所长的药物研究所 迁到上海,放在世界社里。李石曾当时估计,日本人只能占领华北,他想利用上 海的法租界保存中国的科学力量,所以1933年我去了一趟上海,就是为镭学研究 所搬迁的事。   1937年我到法国,李石曾也去巴黎。他坐意大利的船,25天就到了法国。我 坐法国船,用了35天。我这次去法国,一则是文化合作会议,本来中国代表是吴 稚晖,他不愿意去,由李石曾代表他出席,李石曾又让我去当他的助手。另外, 1935年我被法国物理学会选为理事,我要出席法国物理学会理事会,加上我的导 师夏尔·法布里教授退休的庆祝会,几个会议凑在一起,所以我才第三次动身赴 法。我到巴黎一个星期,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爆发了。国际文化合作会议有 一个保护各国古代文物的议案,讨论这项议案时,我走上讲坛说:“各位先生, 请大家注意一个现实问题。此刻,就在我们神圣的会议正在讨论保护各国文物古 迹的时候,日本侵略者已扬言,威胁要轰炸北京。”我接着说:“北京是闻名于 世的千年古都,我提请世界舆论公开谴责日本侵略者这一毁灭文化的罪恶性企 图!”开完了几个会,我打算立即回国,每天打听开往中国的船期,筹划回国的日 程。南京沦陷的消息传来时,李石曾对我说,这个仗恐怕要拖很久,可能回不去 了。当时许多法国朋友也劝我留下,把家眷接到法国来。他们劝我:“你现在回 去干什么呢?”但我一想,国家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不能袖 手旁观。我虽然不一定能拿起刀枪,但我有自己的岗位,可以用自己的知识为国 家,为抗战效力。   有一天,李石曾跑来找我,说是中共的一位负责人从莫斯科到巴黎来,要会 晤法国著名物理学家郎之万教授,让我去帮忙联系。郎之万教授是我的老师, 1931年访问中国,在北平期间是我接待的。他在法国的威望很高,与居里夫人齐 名。他还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通过他可以在巴黎召开各进步团体参加的群众大 会。这位中共负责人就是前来法国宣传中国抗战的吴玉章。我找到郎之万教授, 安排他和吴玉章会面。由于郎之万的大力支持,吴玉章在巴黎多次举行的公共集 会上宣传中国正在进行的抗日事业,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面目。我陪着吴玉 章出席这些集会,有时还替他当翻译。   1938年,我动身回国,从巴黎前往马赛,中途经过里昂。里昂天文台台长杜 费教授邀请我参观天文台,请我吃饭。饭后,《里昂进步报》的记者前来访问杜 费教授,他却把我吹了一通。记者当即要我就中国的抗战形势发表看法。我表示 中国是绝不会灭亡的。中国人民的抗战是正义的事业。不管战争要持续多久,情 况多么险恶,最后的胜利必将属于中国人民。我说,作为我个人来说,我将和四 万万同胞共赴国难。我虽一介书生,不能到前方出力,但我要和千千万万中国的 读书人一起,为神圣的抗战奉献绵薄之力。第二天,《里昂进步报》第二版刊登 了我的抗日言论,但又误解我的意思,消息中说我要带多少中国留学生一道回去 抗战。第二天上火车时,一些同学说报上有你的消息。到马赛一上船,就收到一 封电报,还寄来一封信。关心我的朋友们提醒我,千万不能在上海登岸。同船有 一位安南医生,他是到法国开国际社会党会议的。他听说我准备去上海,就把那 天的《里昂进步报》给我看,对我说:“你不能到日本占领的中国土地去,你的 家在北京也会受到监视的。”   我临时决定在香港上岸。在香港呆了两个多月,其间我由越南到昆明去了一 趟。熊庆来先生这时回到云南大学当校长,我到昆明看了看,决定把北平研究院 搬迁到云南,然后又回到香港,并托人带信给我的妻子张宗英,嘱她带全家南 下。我后来才知道,我在北京的家这时已受到日本人的监视。“七七”事变后, 我家住在安定门内永康胡同(清末太监小德张的房子)。胡同口经常有日本特务出 没。张宗英一个同学的丈夫在路透社工作,他看了有关我发表抗日言论的电讯, 把消息告诉我家里,说:“慕光不知道在外面干了什么事。”当时我家里有八口 人,有我的岳父母,我爱人和五个孩子,公开搬家很危险。我爱人就到清华大学 去找当年东南大学的老师张子高教授,回家后不动声色,连夜收拾细软东西。过 了几天,张子高教授用一辆插着英国国旗的汽车,扬言接老人孩子去郊游,将一 家人送到东交民巷。然后,他们从北平到天津,辗转来到香港。   金:抗战时期,您一直在昆明。请谈谈在这个时期您的工作情况。1946年夏 天,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向我国科学界一些人颁发了勋章,以表彰他们对抗日 战争的卓越贡献,其中一人是您,能谈谈这枚勋章的来历吗?   严:我在香港迎接我爱人和一家人,然后坐船到安南的海防,再坐火车由老 街到昆明。那时到昆明要走安南。路很难走。安南是法国的属地,所以是很难去 的。   我们到昆明后,先是住在一家法国人开的旅馆里,然后四处奔波,到处找房 子。起初我在昆明住家,北平研究院办公室也在城里。物理研究所在城里找不到 地方,这时植物学家蔡希陶在黑龙潭有个昆明植物研究所,蔡希陶也是浙江东阳 人,我的同乡。云南四季如春,气候很好,植物种类很多,蔡希陶的植物研究所 在黑龙潭有一座小房子。我看中了黑龙潭一座古庙,是一座多年无人居住的破 庙,略微打扫收拾,就在这座庙里办研究所。当时日寇的飞机经常空袭昆明,我 的家眷也搬到庙里面住下。后来我们在植物研究所对面的山坡上买了一块地皮造 房子。以后从昆明回北京,房子给了蔡希陶。   从昆明城里到黑龙潭有20来里,沿途有很多村庄。虽然在黑龙潭安顿下来, 但北平研究院的仪器、书籍,有的无法搬运,有的在逃难中丢失,所以物理所搬 是搬来了,但无法做研究。这时军政部兵工署有个署长,名字记不起来了,湖南 人,可能是德国留学的(他解放后也到了北京)。他提出要我们做显微镜,先给一 笔钱。附近的一个村子有一家无线电厂,也要求我们提供无线电通讯用的压电水 晶振荡器。我们接受了这些为战时服务的仪器生产任务。在昆明招了一些中学毕 业的年轻人作学徒,训练他们。我自己也和大家一起磨玻璃,磨镜头。在几年 里,我们为前线制造了500架1500倍的显微镜,供医疗和科研教学的需要;还有 1000多具无线电发报机稳定波频用的水晶振荡器;300多套军用五角测距镜和望远 镜,供我国抗战军队和盟国英国驻印度军队使用。这是我国第一批自己制造的光 学仪器,以前都要进口。更重要的是,我们因此培养了一批光学仪器和精密仪器 制造的骨干。抗战胜利后,这批人到了东北、西安、上海,还有10多人到了北京 等地办光学研究所,他们都是骨干。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给我和林可胜大夫颁发勋章,没有举行什么仪式,只 是报上发了消息。林可胜大夫是协和医学院的。他通过美国医学界同行和美军的 医生,为解决抗战急需的药品做了很大贡献。   金:抗战胜利后,您是否很快又回到北京?   严:我是在美国听到抗战胜利结束的消息的。1945年6月,美国国务院邀请 我,还有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陶孟和等5人,作为访问教授赴美国考察 访问。我由重庆经加尔各答、开罗、卡萨布兰卡,西渡大西洋到美国。到华盛 顿,我们目睹了欢迎艾森豪威尔将军凯旋归来的场面。当时我住在华盛顿由法国 工程师拉法叶设计的一家旅馆。后来到威斯康辛大学和罗彻斯特大学讲学。在纽 约,我最后一次见到李石曾。他那时在纽约搞吴稚晖中心,有一套机构。他娶了 一个犹太夫人。他的英文这时讲得很好。   我直到1946年2月才回国。回国后,立即着手北平研究院的恢复和重建工作。 当时我一个人在北平,大儿子严又光在清华大学,二儿子严双光在南开大学。 “龙云事变”时,我爱人张宗英带着三个孩子还在昆明。可是那几年国内物价飞 涨,内战又起,北平研究院缺乏设备,研究工作无法进行。1948年9月上旬,我在 北平研究院第二届全国学术会议上说,“目前能做研究而要做研究的,比10年前 要多六、七倍,比20年前或许多三、四十倍。但是研究的设备,没有10年前多, 研究的环境,比10年前坏得多。这个严重的问题,希望诸公注意,希望诸公引起 政府和社会的注意。目前坏的情形,倘再继续五年、十年的话,过去三、四十年 的努力,都要前功尽弃了。”我的讲话,北平《民办日报》等报都登了,都加了 所谓“分量很重”的按语。   金:新中国成立前夕,有不少知名学者去了台湾,但您却留了下来,并且立 即投入到新中国的科学事业,能否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严:1948年3月25日,我被评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共有81个院士。9 月20几号,中央研究院在南京开院士会,我从北平去天津坐船到了南京。会议期 间,蒋介石在总统府请大家吃饭。到总统府去时,前面是几部小车,我们这些院 士坐大卡车。我们在车上开玩笑说:“大人坐小车,小人坐大车。”开完院士 会,我立即动身去了昆明。当时确有很多人跑了,有的去了台湾。如果国民党找 到我,我也脱不了身。我的姐夫早年是杭州法政学校的,后来历任江苏省高等法 院院长、上海高等法院院长。台湾光复后,任台湾高等法院院长。他去了台湾, 但我姐姐一直没有去。我弟弟都跟他走了,死在台湾。我到昆明后,我的大儿子 严又光有一天在清华大学意外地遇到多年不见的舅舅张宗麟。那是1948年底,北 平已经解放。张宗麟是我爱人张宗英的叔伯哥哥。他当时任北平市军管会教育接 管部副部长。他对严又光说:“赶快打电报叫你父亲回来……”我接着又光的电 报,电文是“麟舅盼晤”四个字,马上从昆明到香港,在香港等了一个多月,和 胡愈之等人一道坐船到天津。   到北京后,1949年5月6日,我应邀出席全国民主青联第一次代表大会。我在 会上做了《青年与科学》的报告。随后,我参与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 议(简称科代会)筹委会的工作。科代会筹委会的主任委员是吴玉章,我担任筹委 会促进会的干事、会议召集人和后来筹委会的秘书长。吴玉章住在东四五条胡 同,找我来筹备科代会。第一次筹备会议在北京饭店举行,有17位同志出席,我 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决定由中国科学社、中华自然科学社、中国科学工作者协 会、东北自然科学研究会四个科学团体发起,邀请国内理、工、农、医各界知名 人士以及有关学术机关团体的代表,共同组成科代会筹备委员会。   1949年7月13日,科代会在北平灯市口路南的工程师学会会所里举行会议,有 205名筹委会成员及各党派负责人、各界知名人士周恩来、徐特立、李济深、郭沫 若、茅盾、叶剑英等出席。会议产生了科代会筹委会常委;讨论了筹备科代会的 有关事项;推选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正式代表15名、候 补代表2名。我也是其中一名正式代表,后来在第一届政协参加“宣言起草委员 会”的工作。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科代会于1950年8月18日至24日在清华大学礼堂正式举 行。出席会议的代表共469人。周恩来、朱德、李济深、黄炎培等出席了开幕式并 先后讲话。毛泽东接见了全体代表。这次会议决定成立两个机构,一个叫中华全 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简称科联;另一个叫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 简称科普,两者是分开的。科联由李四光任主席,我作为秘书长参与科联的领导 工作。一直到1958年,在筹备同时召开科联、科普全国代表大会过程中,许多人 感到这两个组织有必要合并起来,统一开展学术交流和科普工作。这样在1958年9 月23日,成立了统一的全国性的科技社会团体——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由李四光 任主席,梁希等任副主席,我担任书记处书记。   就在1949年9月初,郭沫若到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来看我,这是我们第一次 握手。郭老和我畅谈了新中国发展科学事业的宏伟前景,继而提出要我参加中国 科学院的组织领导工作。我当时很犹豫,还想在科研第一线做些实际工作。所以 我对郭老说:“一个科学家一旦离开实验室,他的科学生命也就从此结束了。因 此我希望您另觅人选,我也不擅长这方面的工作……”但郭老却说:“你的话是 对的。不过倘因我们的工作而能使成千上万的人进入实验室,岂非是更大的好 事!”   从此,我就长期从事科研的组织工作了。   金:1958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您又重新登上讲台。您的讲课受到师 生普遍欢迎,至今许多您当年的学生对此记忆犹新。请谈谈您是怎样教书的,您 对教学有些什么见解。   严:我先谈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成立经过。   1958年初,中国科学院的许多科学家和领导同志提出,要改变我国过去采用 的办教育的方式,把教育和科学研究密切结合起来。利用科学院的科学力量比较 雄厚、各研究所实验设备条件较好的特长,创办一所新型的理工科大学。这就是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诞生的由来。郭老亲任校长,他明确提出“全院办校,所系结 合”的方针。这样,我和吴有训、华罗庚、钱学森、贝时璋等科学家都到学校去 讲课了。我1927年第一次从法国回来教了一年书,以后再没有到大学里教书,现 在是过了31年又上讲台。中国科技大学有13个系,我给8个系500多学生讲力学和 物理。每周6小时,3次,每次2小时,在礼堂里讲课。但是来听课的人有六、七百 人,附近一些大学的助教和学生也跑来听课,我一共讲了6年。   金:再问一个问题,文化大革命对您和您的家庭有些什么冲击?   严:1966年文化革命一开始,我们“九三学社”就接到“红卫兵”的通牒, 勒令取消。8月24日,“红卫兵”来我社中央召开会议,我和许德珩同志站着挨了 一个上午的训斥,我们俩相对无言。从德珩的表情和流露出来的一言 半语中,我深深体会到他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深深忧虑。我和德珩同志是1923 年在法国巴黎相识的。在五四运动时期,我就了解他是一位反帝反封建和追求民 主科学的杰出代表,对他十分钦佩。   “文革”一开始,我家里就有人来把电话撤了,门口还放了人站岗。我那时 是抽香烟的,我生气地把烟一丢,等着他们来抄家。但第二天,那个撤电话的人 又来了,把电话装了上去,站岗的也撤走了。我想,可能是周恩来或者别的什么 人把我保护了。具体情况我不知道。文化革命期间我基本上呆在家里。最要命的 事情是我的二儿子双光,他在成都132厂担任技术总负责人,是副总冶金师,没有 总冶金师。132厂是苏联帮助建的,设备都是苏联提供的。据说他是看不惯厂里的 造反派的所作所为,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造反派对他恨之入骨。他有一阵子逃 了出来,在外面流浪一年半,也不敢回家。后来回家,造反派半夜三更派人抓 他,他从火车上跳车跑了回来。以后他以为形势好些了,自己又回到厂里,结果 被造反派关起来活活折磨而死。1971年9月7日,我们接到双光已死的电话,我同 四光火速赶到成都,双光躺在一领芦席下面,遍体鳞伤,嘴里只剩下一颗牙…… 造反派不让我们看尸体……那时赵紫阳在四川,我在成都见了赵紫阳,希望他过 问此事。直到1981年双光的事才得以解决,给他开了追悼会。   金:您今年90多岁,身体还这么好,有什么养生之道?年轻时喜欢体育锻炼 吗?   严:我身体好,主要是因为我是从农村来的,从小什么农活儿都做过,打下 了很好的基础。我一辈子没有打过球,也不会打扑克和下棋,仅仅在上中学时上 过体操课。我以前也吸烟,现在不吸了。我有时饮一点酒。生活很有规律,早睡 早起。现在早晨起来练练哑铃,主要活动就是在院子里散散步。   金:几年前,我第一次采访您的时候,我印象很深的是您说过的一句话。您 说您不是新闻人物,而是书本人物。您能否进一步解释这句话的含义。我觉得这 句话涉及到您对自己一生的评价,不知这样理解对不对?   严:我认为作为一个科学家,如果你发表的论文,10年之内没有人引用 过——因为科学研究总是有连续性的,这就是说,你这个工作可做可不做,是可 有可无的,与整个科学丝毫没有发生关系。   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以物理学来说,物理杂志很多。还有许多专门杂志,每 月一本,一年就是12本,很厚一大摞。全世界科技发达国家十几个,如果能把你 研究的结论引用到书本上去,那是很少很少的。从杂志上能“跑”到书本上, “跑”到文摘上也寥寥可数。所以我说,一个科学家成为杂志、报纸上的新闻人 物并不难,但要成为一个书本人物,至少是几十年,书本上都要提到他的研究成 果,这就很不容易。1930年我从法国回来,在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工作。那时 我自己做什么工作呢?是做了个连续光谱的研究。氢气的、氢分子的、氢原子的连 续光谱。这个光谱伸得很长,到了紫外线很远,比太阳的光谱还要远。在太阳的 光谱中,后边紫外线这部分衰减得很快。最早是我的法国老师夏尔.法布里知道 有臭氧层吸收了的关系。大气里有臭氧,臭氧层在大气中高度是多少?这许多工作 他做了。我回到中国,我在法国刚刚弄了一个氢气的连续光谱,拿它来做吸收的 底子,研究太阳光通过氢气的连续光谱,有个不连续的线谱区。这样在实验室内 重新测量了臭氧吸收光谱的吸收系数,用这个返回去测量大气中的臭氧层。我的 这项研究成果,在外国、在气象界差不多用了30年,到以后才被新的测量结果替 代了,因为又有人研究了臭氧的吸光系数同温度的关系,而高空的温度实际上是 变化的。   另外,还有更重要的科学家,更杰出的,他们是科学史上的历史人物,像牛 顿。对于这些对科学作出重大贡献的历史人物,愈浅显的教科书愈是提到他们的 名字。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做学问的人不能满足于做新闻人物,而要扎扎实 实做研究工作,对科学的发展做出成绩来,争取做一个书本人物。 ①严老的出生日期,按老人自己的说法,是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年)腊月 初四寅时出生。因月份小,若换成公历计,则为1901年1月23日,姑存此说。 本文原载于中国科学院内部刊《院史资料与研究》1995年第4期,现经作者重审校修 刊法。 作者单位:金 涛(科学普及出版社,北京,100081) (中国科技史料China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999年 第 20 卷 第3期 Vo1.20 No.3 1999)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