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寅恪：经济史学与史学经济

　　　　　　　　　　　　　　·刘正山·

　　看到这个标题，读者很可能产生疑问：陈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怎么可能
与经济沾边？不过，从常理推断，研究历史不应该离开经济，因为历史发展的基
础和根本在经济。而在事实上，陈寅恪先生在经济方面存在独到的见解，只不过
因为一方面他在历史方面的贡献太突出而让人忽略了其他方面，另一方面他很少
论及经济，所以这方面就不大引人注意了。

　　不可否认，在迄今为止所出版的关于陈寅恪先生的著作和资料中，很难见到
陈先生对经济的论述。不过，从以下方面推论，陈先生在经济方面有过研究。一
是陈先生海外学习和阅读涉及到经济方面，如１９１３年陈先生到法国巴黎高等
政治学校社会经济部求学；陈先生是我国第一位阅读德文版《资本论》者。二是
陈先生的著作中有相关论述，如在《柳如是别传（上）》（第３２９－３３０页）
中，对明末吴江声伎风流兴盛原因的分析，陈先生就将文化与经济、政治联系起
来，认为它们在不同时期有不同作用；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第１４５页，在
论述隋唐时期的社会演变时，陈先生注意到其经济制度的变迁。三是陈寅恪先生
虽然很少论及经济，但是他的一些学生在经济史方面贡献突出。如汪（jian，竹
头加钱底）－－均田制，贺昌群－－土地制度，武仙卿、唐长孺、何兹全和韩国
磬－－经济史。当然，这个论据有点勉强。

　　通过对陈寅恪先生涉及经济的论述的分析，可以管窥陈先生的经济观点，而
且会发现，陈先生极具洞察力，其观点极具现代意性，对历史研究和经济学研究
都有重要启发。下文将从三个方面讨论。

　　　　　　　　（１）经济与文化的关系

　　在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一些学者显然对陈寅恪的思想存在误解。例如周
一良先生在《纪念陈寅恪先生》（《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
认为，“陈先生治史的观点，认为文化超越于政治、经济、民族等之上”。而实
际上，陈先生的观点是：文化依托于经济制度。换句话说，文化决定于经济制度。
阅读《陈寅恪诗集》（第１０－１１页）会发现这样一段话：“吾中国文化之定
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
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一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
济制度尤其最重要者。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也就是说，
经济制度变化了，依托于其上的文化必然随之变化。另外，在上述文字后面，陈
先生还有一段论证：“……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制度，
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依凭，不待外来学说之抨击，而
已消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

　　　　　　　　（２）经济制度与经济发展

　　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第１４５页，陈先生论述的主要的经济制度之一－
－财政制度，讨论其与经济变迁的关系。陈先生说：“夫唐代之国家财政制度本
为北朝之系统，而北朝社会经济较南朝为落后，至唐代社会经济之发展渐超北朝
旧日之限度，而达到南朝当时之历程时，则其国家财政制度亦不得不随之以演进。
”陈先生的观点，类似于政治经济学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关系的论
断，只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概念似是而非，而且过于狭隘，仅余套套
逻辑。

　　值得提醒的是，这种观点比当今世界上所谓解释力最强的新制度经济学优越，
因为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游戏规则（制度）决定人的行为，这显然是片面的，毕竟
游戏规则是人制定的，所以，经济制度与经济变迁二者显然是一种螺旋式上升的
相互起作用的关系。

　　（３）综合经济、文化等各因素分析现象

　　阅览当前一些学者的文章，其分析问题时往往偏于一隅。例如，研究经济学
的，认为任何问题都可以用经济原理解释，研究文化的认为文化决定一切，如此
等等。例如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曾说，连疯子跳楼都可以用经济学来解
释。但是，任何一门学问，单纯的应用于对社会的解释，都难免存在缺陷。作为
历史学家的陈先生则避免这种片面的做法，他将经济与文化、政治联系起来，分
析它们在不同时期的不同作用。这种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和作风，现行的研究人
员值得汲取。具体来讲，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上）》（第３２９－３３０
页）中，对明末吴江声伎风流兴盛的原因的分析，他认为：“吴江盛泽实为东南
最精丝织品制造市场之所，京省外围商贾往来集会之处。且其地复是明季党社文
人出产地，即江浙两省交界重要之市镇，吴江盛泽诸名姬，所以可以美于金陵秦
淮者，殆由地方丝织品之经济性，亦更因当日社党名流之政治性，两者有以互助
成之欤？”

（寄自中国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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