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彝《学步》分明在，莫道人间总不知 ·方舟子· 已故“国学大师”钱穆的门生余英时氏在五十年代曾经写过一篇 宣传文章揭发郭沫若《十批判书》“抄袭”钱穆《先秦诸子系年》， 后收入其文集《钱穆与中国文化》，由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出版。 据说此文在国内文化界引起了一定反响。笔者近日才看到这篇文章， 正在撰写专文加以批驳，将另行发表，这里先披露一个在撰写过程中 发现的一个小插曲。我想《钱穆与中国文化》一书的读者都是应该尽 早知道的，免得谬种流传。 余英时在一九九一年八月为《〈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 互校记》写的跋语中，推测他的揭发刺着了《十批判书》的作者郭沫 若的痛处，引起了郭的反弹，如此说道： “《十批判书》的作者究竟读过这篇文字没有，不得而知。几年 之后《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一篇《钱穆和考据学》，把钱先生的一切 著作，特别是考据著作，骂成一钱不值。此文后来收在作者的一本文 集中。其中第四节‘钱穆考据的剽窃和诬妄’是专骂《先秦诸子系年》 的，而且处处以吹捧《十批判书》作为对照。让我抄摘其中几段，以 供欣赏。……”（《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 122页） 摘完了以后又总结说： “此文特别强调《系年》是‘剽窃’而成，又刻意把《系年》的 考据说成一无是处，而《十批判书》则处处精到，充满创见。在我看 来，这两点似乎正是针对着我的文章而发。否则也未免太巧合了。我 虽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支持我的推测，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一推 测大概是虽不中，亦不远。我详引原文，也是为了存真。但是我所引 的还是属于比较‘文雅’的，至于更精彩的样板，只好请读者去通读 全文了。”（同上书，第124页） 余氏虽然在这里没有明言《钱穆和考据学》的作者是谁，但根据 上下文关系，一开头就说“《十批判书》作者”，再说“此文后来收 在作者的一本文集中”，摘录时又加上“不打自招”之类的按语，读 者读了，哪一个会怀疑写《钱穆和考据学》的就是《十批判书》的作 者？我读了以后，也觉得郭沫若未免有点恼羞成怒气急败坏了。余氏 此跋的用意，不就是想通过郭的失态反应证明自己当初揭发得正确吗？ 我虽然通读过郭沫若的史学著作，却从来不知道有这回事，也只是觉 得自己见闻不博、记性不佳，不疑有他。但余氏在引文时有一处用了 省略号，而根据我阅读余氏多篇辩论文章后所得来的经验，他省略的 部分却往往是关键之处，因此就很想知道他在摘引时究竟省略了什么。 于是一头钻进了图书馆，翻遍了郭沫若文集，却还是找不到这篇文章。 幸好余氏在引文时，注明了出处是“《学步集》，北京，三联书店一 九七八年版，第291-292页。原书出版于一九六二年，这是再版，但 文字没有改动”，于是根据书名去找，一找就着。一看文章和文集的 作者，大吃一惊，原来并不是《十批判书》的作者郭沫若，而是另一 位历史学家、仍然健在、刚刚编完了《中国通史》的白寿彝先生！ 有没有可能是余氏记错了，把作者搞混了呢？绝无可能，因为， 余氏引文时连哪版哪页都写得清清楚楚，显然是拿着书照抄的。有没 有可能余氏或者编辑是因为不想让白先生“出丑”，所以才隐去作者 的名字呢？也绝不无能，因为文中不仅无一处点明此作者不是《十批 判书》的作者，反而从头到尾处处暗示这是《十批判书》的作者的反 弹。更恶劣的是，虽然余氏自称是“我详引原文，也是为了存真”， 然而为了让读者误以为该文作者就是郭沫若本人，在抄的时候，余氏 又偷偷地做了改动。不信让我们也来一段“互校”： 余氏引文： “《系年》第一三Ｏ条举出一个儿说，而对于儿说即貌辩、昆辩， 及《齐策》、《吕氏春秋》和《古今人表》的记载，他都没有提，还 是《十批判书》钩出来了。（原注：《十批判书》，人民出版社一九 五四年版，第257页。）第七五条引《盐铁论》，说出齐缗〔三点水旁〕 王‘诸儒分散’，但对于稷下学风的实质说不出来。这也还是《十批 判书》中的《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才把稷下的内情钩出来了。（ 英时按：这一段话似乎承认《系年》据《盐铁论》考据出了稷下的史 实，则《十批判书》有关稷下的史实取自《系年》已不打自招了。） ……他自还直嚷嚷‘丝丝入扣，朗若列眉’，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 了。（英时按：此处忽然破口大骂，也特别值得玩味。）” 原注该引文出自《学步集》，三联书店一九七八年版第295页。 我核对原文，是： “《系年》第一三Ｏ条举出一个儿说，而对于儿说即貌辩、昆辩， 及《齐策》、《吕氏春秋》和《古今人表》的记载，他都没有提，还 是郭沫若同志钩出来了。（原注：《十批判书》，人民出版社一九 五四年版，第257页。）第七五条引《盐铁论》，说出齐缗〔三点水旁〕 王‘诸儒分散’，但对于稷下学风的实质说不出来。这也还是郭沫若 同志在《十批判书》中的《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才把稷下的内情 钩出来了。至于钱穆在自序中所吹嘘的其他各条，都可以说跟先秦诸 子学术没有多大关系的烦琐的废话，就更不必提起了。他自己还直嚷 嚷‘丝丝入扣，朗若列眉’，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了。” 余氏为了让读者误以为该文的作者是郭沫若，竟然在抄引时一概 隐去原文中的“郭沫若同志”，甚至干脆改成“《十批判书》”。在 另一段有关《老子》的引文中，他也如法炮制悄悄做了这样的改动： “〔钱穆〕曾把关于老子的考据辑为《老子辨》专书，由大华书 局出版。他费了很多力气拼凑出来的论断，经不起轻轻一击。《十批 判书》中说：‘老聃本人，在秦以前是没有发生过问题的，无论《庄 子》、《吕氏春秋》、《韩非子》以至儒家本身，都承认老聃有其人 而且曾为孔子的先生。’‘《老子》其书是一个问题，老子其人又是 一个问题。’（原注：《十批判书》，第155页。）话虽不多，已很 可以破钱穆的‘老子不得在孔子前’的妄说。至于《老子》这书的著 作年代虽不能最后确定，但认为是战国中叶的著作，显然比钱穆之说 更为可信。（原注：《青铜时代》，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231 -244页。）《十批判书》中有一段话，对钱穆是具有照妖镜的作用的， 很值得在这里称引：‘道统观念很强的人如韩愈，认为老聃是道家的 人们所假造出来，想借以压倒孔子的。这是为了争道统，要想维持孔 子绝地通天的尊严。’（原注：《十批判书》，第156页。）这正说破 了钱穆的心事。”（原注：《学步集》，北京，三联书店一九七八年 版，第297页） 我们如果仅读引文，又怎会怀疑这是郭沫若在自吹自擂？但是如 果我们核对原文，发现“经不起轻轻一击”原作“经不起郭沫若同志 轻轻一击”，“《十批判书》中说”原作“郭沫若同志说”，“但认 为是战国中叶的著作”原作“但郭沫若同志认为是战国中叶的著作”， “《十批判书》中有一段话”原作“郭沫若曾说了一段话”，在“很 值得在这里称引”之后原来还有一个“他说”，又怎会认为这是郭沫 若在自吹自擂？ 余氏后来发现了郭沫若书中的一处无关宏旨的引文小错误（把“ 外有学堂，即齐宣王立学所也”抄成“外有学堂，即齐宣王所立学宫 也”，是抄错还是异文，待考），如获至宝，为此又写了一篇跋语， 一口咬定郭沫若不是粗心，而是公然篡改，如此评论说：“……而且 还公然改易文句，正是因为自负是古史‘权威’，相信读者决不敢怀 疑他的论据。即使像我这样怀疑的读者，也完全想不到他竟会妄诞至 此，所以两次都被瞒过了，可见陈垣论考寻史源的两句金言：‘毋信 人之言，人实诳汝’确颠扑不破。但是史料俱在，学术欺诈终究不能 行之久远，我写此节竟忍不住要套用两句旧诗说：‘太平《览》、 《记》分明在，莫道人间总不知！’”（第130页） 这段评语，简直就是余氏的自我批判。他自负是“著名学者”， 读者会被他所布下的“为了存真”“文字没有改动”“请读者去通读 全文（指《钱穆和考据学》）”之虚张声势所吓住，而决不敢怀疑他 在引文时作了手脚误导读者。他的跋语已发表七、八年，《钱穆与中 国文化》在大陆也出版了四、五年，不就从来没有人去查核原文吗？ 连我这样早就不齿余氏文风的读者，也完全想不到他竟会下作至此， 一开始也被他蒙骗了！他竟然还一再援引陈垣先生的告诫“引书非亲 睹不可也”“毋信人之言，人实诳汝”教训已故沫若先生和读者，套 用白先生的话说，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了。我写到此，也忍不住要 套用两句旧诗说：“寿彝《学步》分明在，莫道人间总不知！” 1999.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