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 ———————————————— (按:关于这位潘岳,还有一篇妙文老冷《跋〈潘岳诗文集〉》: http://www.xys2.org/xys/ebooks/literature/essays/panyue.txt ) 爱因斯坦信的哪门子教? ——驳斥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潘岳的宗教宣传 ·方舟子· 马克思主义既然至少在口头上还是中国官定的指导思想,那么,马克思那句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著名论断,也就成了那些妄图把中国变成宗教国家的御 用文人的绊脚石。不错,鸦片在特定的情况下可以当药用,但是如果有人将鸦片 称为“福寿膏”,鼓吹服用它能强身健体,是普通群众应该人人服用的保健品、 营养品,我们就该怀疑是不是白日见鬼,十九世纪的鸦片烟贩借尸还魂了。《华 夏时报》在2001年12月15日发表的署名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潘岳的 文章《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必须与时俱进》,正是一篇堂而皇之地推销鸦片的广告 文章。他不敢公然推翻马克思的论断,所以只好论证鸦片的合理性、有效性和必 要性。“宗教自由”是已写进了中国宪法的,无需他来重新论证,他的用意也不 在于论证宗教自由,而在于论证宗教之伟大,之必需,必须在中国扶植、推广。 虽然碍于共产党人的无神论立场,话说得吞吞吐吐,有几句话却说得明明白白: “人从动物演化而来,包含着野蛮、自私的本性,仅靠人性的自觉,不足以约束 其行为。出于恐惧,人要借助神的威力来规范自身,这就是宗教道德功能存在的 依据。宗教劝人为善的精神,是宗教影响社会生活最重要的功能。如果抽去道德 说教,宗教不啻为一具空壳。一个民族的精神产生于文化,文化的灵魂体现于道 德,道德的支撑在于信仰,而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更是如此。”这就是说,如果没有宗教信仰,中国就该亡国了。潘副主任声 称人若没有宗教信仰,就不能约束自己的行为,不畏惧神就没有道德,完全是原 教旨主义传教士的口吻,是对包括笔者在内的无数无神论者、疑神论者的侮辱。 不知潘副主任本人信不信神?做为共产党人,想必是不信的,那么他的这番高论, 是不是在为自己的野蛮、自私行为找依据?是不是在为共产党的腐败找依据?如 果潘副主任的高论能够成立,共产党是不是应该放弃无神论的信条,集体信教, 才能根除腐败? 科学、无神论历来被当做宗教的敌人,因此潘副主任也就要对之进行攻击: “有时候,无神论和科学无法克服民众对死亡的恐惧,宗教却能够做到。革命者 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可以坦然面对死亡,但普通人却要相信有轮回报应,我们对此 应予理解。”这句话有三个问题:第一,对死亡的恐惧是不是就是坏事?视死如 归是不是就是好事?当然都不是。对死亡的恐惧可能会使人更珍惜生命,而视死 如归却可能造就恐怖分子——这恰恰往往是宗教信仰造就的。第二,无神论和科 学是否就无法克服对死亡的恐惧?一个领悟了生死的人,一个有科学精神的人, 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是会坦然面对无法避免的死亡的,绝不是只有共产主义者 可以做到这一点。在历史上有无数这样的例子,比如既是无神论者又非共产主义 者的达尔文、鲁迅、爱因斯坦对死亡都表现出超凡脱俗的从容;在生活中也有 无数这样的例子。没有任何统计表明无神论者就会比信徒更怕死,结果可能正相 反。第三,信仰宗教是否就能克服民众对死亡的恐惧?宗教提供给死人的出路, 不仅有天堂,还有地狱,难道信徒们都个个如此自恋、自信,就不怕会因为生前 的什么过错而下地狱、或轮回当牛做马? 潘副主任还试图把宗教打扮成科学的恩人:“一提宗教与科学的对立,大家 都会想起中世纪天主教会对哥白尼与伽利略的迫害。事实上,宗教也曾对科学技 术起过重大推动作用,欧洲中世纪的科学记载几乎都保存在修道院中,科学的萌 芽也多起于教会。哥白尼的《天体运行》正是利用了修道院的数据,才有了天体 理论的划时代革命,刻卜勒的天文力学与维萨里的人体解剖皆与宗教信仰密切相 关。爱因斯坦与牛顿都信教,他们早知道月球上没有上帝,之所以信教,是把宗 教伦理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与探索动力。” 既然中世纪的欧洲教会垄断了一切知识活动,那么科学记载首先保存在修道 院中(不要忘了,以前欧洲的科学记载已被基督徒毁灭干净,还要从阿拉伯国家 转译而来),欧洲的科学萌芽首先在教会出现,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我们并不 能因此证明宗教对科学技术的重大推动作用,因为我们从历史记载所知道的恰恰 相反,宗教在当时是如何千方百计地要消灭这些科学的萌芽,这些科学的萌芽又 是如何不屈不挠地反抗、抵制的。等科学萌芽在劫后茁壮成长了,宗教却回头要 来讨功劳,岂不是“反面鼓励”似的无耻?正如中国改革开放萌芽于文革时期, 我们难道能因此说文革也曾对改革开放起了重大推动作用? 绝大多数科学家都只是要了解自然界的奥妙,并没有担任科学烈士的思想准 备和勇气,因此在一个人人信神、不信者会遭受严酷迫害有性命之虞的时代,科 学家们或者不能免俗而真诚地信神,或者表面上信神,甚至为了得到他人的帮助、 理解,把宗教信仰称为科学探索的动机,都是可以理解的。或许真的有科学家出 于虔诚的宗教信仰才从事科学研究并做出了成果,但是结果的正确并不能用于证 明动机的正确。比如,高尔顿出于种族主义的信仰而研究优生学,将统计学方法 引进了生物学研究,后者是个了不起的贡献;同样,在二战时期纳粹德国的科学 家、工程师为了德国征服世界的梦想,也有许多发明创造,但是我们能因此声称 种族主义信仰对科学技术有重大推动作用吗? 牛顿的行为准则饱受非议,没什么可称道的,如果真是以宗教伦理为基础, 这样的宗教伦理有什么值得推崇的?宗教信仰在牛顿的科学研究中究竟起了多大 的正面作用,是很值得怀疑的,即使真起了作用,如上面所说,也无法证明宗教 对科学研究的必要性。宗教对牛顿的科学研究所起的负面作用却很显然,因为牛 顿为此浪费了多年的时间去研究神学,留下的不是成果,而是垃圾。可见宗教信 仰是牛顿的时代局限,根本不值得称赞。 至于说爱因斯坦信教,把宗教伦理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与探索动力,则是一 个基督教传教士反复宣扬,早已被一再驳斥过的谎言。爱因斯坦既不信犹太教, 也不信基督教或其他任何宗教。1954年3月22日,一位机工给爱因斯坦写 信,提到他读到一篇有关爱因斯坦的宗教信仰的文章,对文章内容的真实性表示 怀疑。爱因斯坦在24日回信说: “你所读到的关于我笃信宗教的说法当然是一个谎言,一个被有系统地重复 着的谎言。我不相信人格化的上帝,我也从来不否认而是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 如果在我的内心有什么能被称之为宗教的话,那就是对我们的科学所能够揭示的 这个世界的结构的没有止境的敬仰。” 1953年7月17日爱因斯坦给一位浸礼会牧师的回信中也否认宗教伦理 是他的行为准则: “我不相信个体的永生,我认为伦理纯粹只是人类自身的关怀,并没有超人 的权威躲在后面。”(以上摘译自《Albert Einstein, The Human Sid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爱因斯坦信仰的“上帝”,是斯宾诺沙的上帝,也就是大自然的代名词。他 断然否认宗教伦理是自己的行为准则与探索动力,称之为“一个被有系统地重复 着的谎言”。潘副主任为什么在五十多年后又把这个谎言重复了一遍? 要在现、当代杰出的科学家中,找到虔诚的信教者,并非不可能,就像我们 同样可以找到信仰迷信、邪教的杰出科学家。但是,个案说明不了问题。某个科 学家信仰宗教,只是其个人行为,丝毫也不能说明宗教对科学的重大作用。相反 的,近年来的一项调查表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美国科学院院士都不相信神的存 在(Nature 394, 313 (1998))。正如牛津大学科学家彼特·阿金斯(Peter Atkins) 所评论的:“你很显然能够是一个科学家,并具有宗教信仰。但是由于科学和宗 教的知识范畴是如此不合,我不认为在更深刻的意义上,你能够是一个真正的科 学家。” 近年来,中国某些自命的“思想导师”通过捏造事实、编造谎言、牵强附会 的方式鼓吹“宗教救国”,为西方原教旨基督教入侵中国大造舆论,有愈演愈烈 之势,连“鲁迅传人”余杰也“欺师灭祖”,摇身一变成了原教旨基督教的狂热 传教士。现在,御用文人又试图通过“托马改制”影响中国的立法、决策,这是 值得我们警惕的。中国的宪法,不仅应该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更应该规定 国家不得确立、宣传任何宗教。 2001.12.15.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必须与时俱进 作者 潘岳 (作者为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 《华夏时报》2001年12月15日   任何执政者都要与宗教打交道,世界上许多事都与宗教相关。为了真正完成 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我们需要以新型的执政意识重新审视宗教功能,以理性 的管理方式去解决迫在眉睫的政教难题,以现代的思想观念去研究科学合理的政 教关系。因此,在飞速发展的形势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必须率先与时俱进。     一 “反映论”与“宗教鸦片论”   宗教,属于信仰范畴,回答人们用理性无法解释的人生根本问题。与科学不 同,科学探索事实世界,宗教探索意义世界。与哲学也不同,哲学解释意义世界 的方式是理性逻辑,宗教对意义世界的解释是超理性思维。一句话,凡人们想不 通、做不到的地方,就有宗教存在。   马克思在《黑格尔哲学批判导言》里提出,“宗教是被压迫心灵的叹息,是 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在这里,马克思用形象化的语言显示宗教具有“苦难中的人民的精神安慰”的重 要社会功能,在马克思的原意中,对宗教的这一功能并无褒贬之意,况且比喻性 的描述也不能作为本质判断。但列宁在解释这句话时,创造性地加上了“麻醉” 两字,即改为人们所熟知的“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把原来“人民对宗教的 需要”变成“统治阶级利用宗教麻醉人民”。主语换了,意思也就全变了。更为 不幸的是,列宁把“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话归结为“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 上全部世界观的基石”(见《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一文)。由此引伸出来 的又一结论便是:“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现代所有的宗教和教会、各式各样的宗 教团体,都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用来捍卫剥削制度、麻醉工人阶级的机构,我们应 当同宗教做斗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原则”(见《列宁全集》第17卷)。 从此,“宗教是资产阶级(统治阶级)麻醉人民的鸦片”这句话,成为我们对马 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标准理解,也成为我们制订宗教政策的基本依据。宗教被视为 “毒品”,被视为旧社会的残余,被视为与先进阶级、先进政党、先进制度格格 不入的异物,被视为与马克思主义对立的意识形态。   我们应当注意语言的历史文化背景。在欧洲,特别是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 他们对鸦片的理解与经历过“鸦片战争”的中华民族对于鸦片的理解是不同的。 马克思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中指出:“彼岸世界的理 论即宗教”。马克思还在《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中提到“来世的智慧即 宗教”。关于宗教本质,马克思认为:“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 界观,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 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则进一步指出: “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反映。 在这个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力量的形式。”在马克思眼里,宗教是 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产物,是一种自发朴素的世界观,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并 不完全是消极的,也谈不上必然反动与愚昧,更不必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己力 量。马克思与恩格斯认为“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都形成现实基础,而每一历 史时期的法律、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观点都构成上层建筑。”,即是说, 宗教是上层建筑的构成部分之一。我们有必要完整领会马克思的原意,特别是当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不应以宗教为敌,而应以宗教为镜,找到自己致力于改造 的对象。此外,我们还应充分理解列宁对宗教态度的阶段性。十月革命时,俄国 东正教曾与反动势力勾结起来强烈抵制革命,所以列宁当时对宗教的描述,具有 鲜明激昂的时代特征。而革命成功后,列宁的观点又有了新的内容,他提出“不 在自己的党纲中宣布我们是无神论者”,“不禁止基督教徒和信奉上帝的人加入 我们的党”。他甚至举例说,“如果有一个祭司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共同进行政治 工作,真心诚意地完成党的工作,不反对党纲,那我们就可以吸收他们加入社会 民主党……现代宗教的根源就是对资本的捉摸不定的恐惧,……无论什么启蒙书 籍都不能使这些群众不信仰宗教。”由此可见,列宁对于宗教的理论思考是随着 革命斗争的现实逐步调整的,并不总是基于严酷的现实斗争给宗教以消极定义, 而是随着形势发展与时俱进。可以想象,如果列宁活的时间长,经历了从革命党 向执政党转变的全过程,他一定会阐发出更新更全面的宗教观。而我们夺取政权 以后,没有把握列宁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提法,一直以“鸦片论”作为我们认 识宗教的圭臬,以致国家的宗教政策一度产生偏差,并为此付出代价。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应重新回到正确轨道上来。要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反 映论”,取代列宁的“鸦片麻醉论”。既然是反映,就带有必然性与合理性。宗 教在反映的方式上带有幻想性(即它的有神论或唯心论),而反映的内容上却带 有现实性和理想性(即它的社会内容和文化理想),其中既有人们对现实苦难的 抗争,也有对真善美的追求,它抚慰人们的心灵,予人们生存勇气,是对人们现 实生活巨大欠缺的精神补偿。现实生活的巨大欠缺,在任何社会也不可避免,宗 教的精神补偿作用,至今也未被取代。宗教不是阶级斗争的产物,也不是私有制 社会的垄断品,相对于各种社会政治制度而言,宗教即不姓封,也不姓资,更不 姓社。然而,宗教可姓封,也可姓资,甚至可能姓社。它并不固定随着一种社会 制度的兴亡而兴亡,所以它能够从古至今延续下来。正是宗教自身的延续性、独 立性和可变性,也给自己创造了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可能性。     二.宗教在现代社会生活的特殊功能   江泽民总书记于1993年全国统战部长工作会上提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 义社会相适应”的论述,正是适应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需要,以 社会管理者的身份来重新估量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的相互关系,肯定了宗教有着 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共同基础,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 我们党研究宗教问题的指导思想。我们当然承认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有许多不相 适应之处,所以需要引导,但既是引导对象,也就成了有限团结对象,起码不是 斗争对象。从此,中国共产党将不再被动应付宗教,而是化一切消极因素为积极 因素。江总书记的讲话超越了“鸦片麻醉论”,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在新时期实 践中的又一次突破性发展。   共产党人发动革命初期,很强调意识形态的纯洁性,把反对有神论,看成是 维护工人阶级精神的大事。他们花大力量去揭露地主资产阶级利用宗教麻痹人民, 这是阶级斗争的需要。如今,中国共产党已从造反者转变为社会管理者,从以发 动社会革命为主要任务转变为稳定社会基础为主要宗旨。为此,马克思主义的宗 教观也要在反映论的基础上加以扩大,引入宗教社会学和文化学成果。我们将发 现,宗教是一种社会文化体系,核心虽是神灵信仰,但还包含着众多文化内涵, 除政治功能外,还兼具其它功能。对社会发展既有消极作用,又有积极作用。 列宁曾经断言:宗教很快就会被经济发展进程本身抛到垃圾箱里去。但在经济与 科教飞速发展的今天,宗教并没有消亡,其原因在于宗教对于人类社会生活有着 科学与物质财富无法替代的特殊功能。以往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唯物主义 关于宗教的认识,在方法论上都用“结构主义”分析方法,即从宗教产生的认识 论角度来确定宗教的特征,并由此说明,宗教是人类认识自我和认识世界的一种 异化。但我们更需要开辟一个“功能主义”新视角,从社会实践与社会功能的角 度,对宗教现象进行实事求是的解释。   宗教对人们社会生活究竟有着什么无法替代的特殊功能呢?   首先是心理功能。宗教之所以能使千百万教众前赴后继,正如马克思所说, “宗教是被压迫心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人不仅是物质存在,也是 精神存在;不仅是理性存在,也是情感存在。压力与困惑,幸福与快乐,都是心 灵对现实的主观反映。很多人对人生中的种种不幸与压抑,需要通过宗教的途径 来求得慰藉。马克思说,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 难的抗议。有时候,无神论和科学无法克服民众对死亡的恐惧,宗教却能够做到。 革命者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可以坦然面对死亡,但普通人却要相信有轮回报应,我 们对此应予理解。因为执政党的管理理念,应允许不同利益群体与不同信仰并存。 在今天,宗教颠倒的幻想形式里有着美好内容,宗教的自律与操守,更是其服务 社会主义的切入点。   其次是道德功能。宗教曾在理想主义普遍失落、功利主义到处泛滥时期,是 一种保持信念道德的精神生活方式,如在十六世纪,西方工业文明发展过快而导 致物欲横流时,正是新教伦理支撑并恢复了西方道德方明。社会不能没有法律, 更不能没有道德,法律与道德如鸟之双翼,缺一不可。道德是法律的基础,防患 犯罪行为于前;法律是道德的保障,惩罚犯罪行为于后。人从动物演化而来,包 含着野蛮、自私的本性,仅靠人性的自觉,不足以约束其行为。出于恐惧,人要 借助神的威力来规范自身,这就是宗教道德功能存在的依据。宗教劝人为善的精 神,是宗教影响社会生活最重要的功能。如果抽去道德说教,宗教不啻为一具空 壳。一个民族的精神产生于文化,文化的灵魂体现于道德,道德的支撑在于信仰, 而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更是如此。要引导宗教 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不要简单排斥宗教道德的合理成分,特别是对宗教价值 伦理观中的和平平等、弃恶从善等等,我们都应尊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要兼容代表其他思想文化的合理成分。清一色是思想专制,不是 社会主义。   第三是文化功能。在许多以宗教为文化传统的国家中,抽去宗教就等于没有 文化。基督教塑造了欧洲与美洲文明。在那里,文学艺术、绘画雕塑、音乐戏剧、 伦理哲学等领域,许多均以基督教为表现形式。中国文化也是如此,如佛教三大 石窟和道教永乐宫壁画,如中国语言中的“世界”、“实际”、“体会”、“觉 悟”、“平等”、“解脱”、“想入非非”、“不可思议”、“燃眉之急”、 “回头是岸”等等,都产生于佛教。宗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而中国 传统文化又是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一部分,先进文化指导我们以德治国,以 德治国是为了重建我们的道德信仰体系。“宗教是文化”的理念,将淡化无谓的 意识形态之争,使人们更全面地理解宗教的丰富内涵,为信仰者、研究者、管理 者提供互相合作的舞台。因为宗教并不只展示神的教义,它以多姿多彩的哲学、 道德、艺术、习俗影响着社会。   除上述功能外,宗教还兼具服务、公益等多种功能,在改革发展的今天,执 政党要使宗教服务于社会主义社会、适应于社会主义社会,唯有将宗教与无神论、 阶级斗争、科学技术的关系重新定位。     三.与时俱进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我们不能再仅仅用无神论观点来看待宗教功能,否则宗教功能会对我们永远 起消极作用。宗教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一种价值取向,一种认识人生和世界的 方式。对于一个积数千年人类思维精华的庞大体系,不能简单概括。除了认识论 的方法,还应有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方法,才能对宗教社会功能有一个全方 位的、动态的、真实的认识。无神论是对共产党员理论纯洁性的要求,而不是对 公众的要求。至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争,对老百姓而言,是哲学问题,而不 是政治问题。   我们不能再把宗教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宗教并不特属哪个阶级,宗教从产 生的那天起,就与阶级斗争密切相连。它曾被统治阶级作为思想控制的工具,也 曾被被压迫阶级作为群体反抗的旗帜,这源于宗教所特有的极大凝聚力和号召力。 宗教的政治属性,首先取决于执政者。   我们不能再将宗教与科学简单对立。宗教属于价值信仰,科学属于工具理性, 二者的关系既有冲突,也可相互促进。我们坚信科学是对自然、社会以及人类的 思维现象的正确解释,相信人是具有主体性的动物,永远张望着未来。宗教的虚 幻性正是由于科学尚有许多暂时无法解决的问题,物质的需求亦不可能完全得到 满足。从这个意义上看,科学真理和宗教信仰都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都是人 类社会生活所需要的。一提宗教与科学的对立,大家都会想起中世纪天主教会对 哥白尼与伽利略的迫害。事实上,宗教也曾对科学技术起过重大推动作用,欧洲 中世纪的科学记载几乎都保存在修道院中,科学的萌芽也多起于教会。哥白尼的 《天体运行》正是利用了修道院的数据,才有了天体理论的划时代革命,刻卜勒 的天文力学与维萨里的人体解剖皆与宗教信仰密切相关。爱因斯坦与牛顿都信教, 他们早知道月球上没有上帝,之所以信教,是把宗教伦理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与 探索动力。当然,我们在尊重科学与宗教的同时,绝不能走向另外两种极端:一 是热衷于“似是而非的伪科学”;二是沉溺于“走火入魔的伪宗教”。尤其是在 当前特殊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关系处在持续的变化和调整阶段,更要防止伪宗 教的出现和蔓延,那些既不合乎科学,也违背正教教义的歪理邪说,理应同时受 到科学和宗教的共同反对。   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指导下,我们党与宗教必能建立科学合理的关系。 中国自春秋以来,人文主义精神占主导,国家长期实行君主专制,使我国政教关 系有别于他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政治文化传统 使一切宗教都必须依附于皇权,为皇权服务。中国历史上的佛教和道教,都受政 府管辖。这与欧洲中世纪教皇拥有万王之王的巨大权势完全不同。中国历史上从 未出现类似基督教与伊斯兰教那种一教独尊、政教合一的局面,这是因为中国特 有的文化伦理体系。自汉以来,以宗法血缘为基础的儒家政治伦理,已成为历代 王朝管理社会的指导思想。政府制定各种法律对宗教进行约束管理,如度牒的发 放,寺观的建立,僧道数量的核定等等。这种政教关系使中国从未出现过宗教战 争,宗教的存在首先不是政治形态,而是社会文化形态,佛、道二教在中国历朝 历代一直是社会稳定的因素和力量。在中国宗教的发展史上,道教是土生土长的, 佛教是请进来的,伊斯兰教是传进来的,基督教是打进来的。就外来宗教与中国 文化融合程度而言,佛教最为成功。无论外来宗教如何强势,凡进入中国,都会 与大中华文化相融,无一例外。   宗教作为一种信仰,一种思想,一种文化,虽不能简单等同于政治,却永远 不可能与政治分离。江总书记“三个代表”理论与“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 的论断,必将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学说,是我们未来宗教工作与民族工作 的指南,也必然改革我们传统的宗教管理观念,从而奠定科学合理的政教关系。 新型的政教关系一旦明确,相应的体制改革与制度设计将会迅速推进,而推进的 基础正在于法制建设;新型的政教关系一旦明确,有关民间信仰与邪教的相关难 题也将得到有序解决,而民族融合与正教显扬,永远是邪教与分裂主义的天敌; 新型的政教关系一旦明确,将极有益于我们完成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以新型 的执政意识与领导方式来管理政府、管理社会、管理宗教。而所有这一切能否取 得成功,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否与时俱进。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