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 ———————————————— 回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和自费出国留学潮的兴起 ·朱学渊· 　　刚经过文革浩劫和左倾路线长期折磨的中国，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处于百业凋 敝的可悲境地。除对抗强权的“两弹一星”激荡人心外，基础科学研究则一律乏善 可陈，所能表彰的也只是，童第周的金鱼杂交，陈景润的数论猜想，或杨乐、张广 厚的函数研究等，几件试管中或纸面上的成果而已。没有出路的青年学子把攻读 “基本粒子理论”当作了用武之地；大作家徐迟写了篇泣颂闭门造车精神的“歌德 巴赫猜想”，竟误导了亿万百姓，将陈景润的算术当做是“富国强兵”的画饼。自 外于世界的中国，久违了科学的潮流。经过数十年的锁国路线和弱智政策，已把中 国误得“人财两空”了。 　　一九七八年，是中国走向光明的一年。邓小平在科学大会上，提出的“科学技 术也是生产力”的“真知灼见”（或曰ｃｏｍｍｏｎ　ｓｅｎｓｅ）；晋升为“工 人阶级的一部份”的知识分子们，无数为之感激涕零。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错案， 把历次政治运动的“伟大成果”一笔勾销，化解了无数消极对抗力量。专制恐怖的 时代已经结束，人类理智的春风吹向人间，“改革开放”的苗头正在萌发之中。在 高等学校恢复招生后不久，教育部和科学院就分别部署大规模地招收研究生。不拘 一格寻找“伯乐”和“千里马”的开明风尚，取代了那个活似名姓制度的阶级路 线。仇视知识、崇尚愚昧的中共，也终究悟出了：“世间最大的浪费，莫过于对人 才的摧残”的不惑真理。 　　母校“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就在这时被催生了。也有人管它叫“中国科技 大学研究生院”，其实它与迁到合肥去了的“科大”没有统属关系，西郊玉泉路的 “科大”校舍，已经成了“高能物理研究所”的地盘。而“研究生院”，还是借北 郊“林学院”的“遗址”开张的；那个“北京林学院”也没有死，它是在“四人 帮”的时代，被活逼到出林木的云南省去了。一九七六年的“京津唐大地震”还叫 人心有余悸；可是那个说是要“几年搞一次”的“文化革命”，终于魂归西天了。 一九七八年秋天，在那个布满了被遗弃的地震蓬的，死寂般的林学院里，突然涌进 了一帮来自全国各地的意气风发的“研究生”。 　　我们这届入学的共有八百多个同学，都是由科学院下属各研究所的科学家们自 己录取的。其中有自学成才者，亦有饱学不遇者；有池鱼遭殃的干部子弟，亦有不 得翻身的地富余孽；更有年少无辜落水，中年始得平反者。年龄、成份和经历的落 差，非但没有助长尊卑、门户之见，反而造就了一派平等、清新气息。而导师中又 以理论物理学家何祚庥教授最开明，他兼收并蓄、普度众生，招了好多个非常有才 干学生，分别挂在高能物理所、理论物理所和自然科学史所的名下。那时，不少省 市地方，还思想禁锢、不识时务。陕西省公安厅曾来人追查“有重大政治问题”的 刘平宇同学（何祚庥先生的学生），气势十分蛮横，校方孙景才先生严词以对，叫 他们坐了冷板凳；后来平宇同学赴美时，“科学报”还发表了一篇“刘平宇出国 了”的专文，抨击陕西省的恶劣做法。 　　院长是由科学院副院长严济慈先生领衔；实际管事的副院长彭平先生，是“一 二九”运动时清华学生领袖之一，他与钱伟长等十名志士骑自行车去南京请愿抗 日，曾震动全国；解放后他做北京市共青团委的工作，文革以前就因为路线问题倒 了楣；教务长吴塘先生也是个儒士干部，一个面目堂皇、和颜悦色的正人君子。胡 耀邦在文革后期曾经一度主持过科学院的工作，很得民心；科学院里也有一种 “团派”的开明空气。因此，我们这个“科学院研究生院”的生动活泼，就与“教 育官僚”蒋南翔治下的“清华”、“北大”的循规蹈矩，恰成反照。 　　那时间，科学院里的一切都是科学家说了算的。著名的“三元流理论”的奠基 者，已故吴仲华教授在文革中曾挨过耳光，这回轮到几十年来第一次加工资（一人 几块钱而已），他手握大权，执意要当年的打人者向他道歉；结果，“工人阶级” 不得不向他赔罪了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算为自己讨还公道。科学家们说话 也很幽默机智，记得有一次钱伟长、谈镐生二先生，陪林家翘先生来院里座谈，林 先生不大明白中国的事情，问他们二位：为什么“数学研究所”里又分出了个“系 统工程研究所”？钱伟长先生不假思索地答道：“解决人事矛盾嘛。”一语中肯， 惹得哄堂大笑；而林家翘先生好像仍然摸不著头脑，他大概还没有弄清楚“矛盾” 一字的意思。 　　“林学院”主楼的一、二两层做教室，三、四、五层做宿舍，房子不够用，还 有一些就住在临时搭建的木板房里。各个研究所的几百个同学聚在一起，一日三餐 都在一个不大的食堂里，围成一圈一圈的咬咸菜，喝玉米粥；有的切磋学问，有的 针砭时弊（那时共产党还无贪渎之风）。林学院里学术气氛十分高涨，而政治气氛 则更为开放。辽宁张志新女士被残杀的事件被揭发出来后，同学们个个义愤填膺。 北大郭罗基先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谁之罪？”的轰动文章，在阅 览室里的那张报纸上，批满了骂毛泽东的文字，院方也睁眼不管，让它挂了许多个 日子。中国茫茫大地上，“言论自由”之风，“林学院”里早吹了十年。 　　那时，科学院里招聘了一批外籍英文教师，他们大多来自美国和澳大利亚，有 洋人也有华裔，都住在“友谊宾馆”里，五百元人民币上下一个月。这些教习中， 不少很有个性，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很好奇。其中有个叫“白克文”的美籍华裔青 年，刚从哈佛大学毕业，一句中国话不会说，又喜欢穿中山装，有时连“友谊商 店”都混不进去，管门的说他的英文是“假冒的”；然而，他没事就往农村钻，有 一次在颐和园那边与农民一起打鱼，被地方政府送了回来，弄得外事和保卫部门都 紧张兮兮的。有同学问他美国是否很自由，他说：“美国也有挨饿的自由”。社会 理念溢言于表。 　　在同学们的心目中，“首席英文教习”是Ｍａｒｙ　Ｖａｎ　ｄｅ　Ｗａｔｅ ｒ小姐，她稍年长，三十五、六岁；学问和人心都很好，但脾气却很坏，容易与人 冲撞，曾经当众与那个脾气也很毛躁的白克文争执；Ｍａｒｙ说话很有见地，有愤 世嫉俗之意气；明明是个美国人，却偏偏要说一口英国音；她后来做出了一番惊人 之举。来自澳大利亚的Ｌｙｎｄａｌｌ女士，那时还是一个真纯、羞涩和乐于助人 的小姑娘，她与陆文禾同学堕入情网，两人后来在佛罗里达共结连里。 　　同学们学习英语的兴趣特别旺盛，年轻的同学进步更快，口语琅琅上口。那时 似乎已没有了“里通外国”的担心，不少同学与教习们打得火热，有人还常去他们 的公寓洗热水澡；而他们也不嫌弃我们的苦日子，天天挤在食堂里和大家一起啃窝 头，在谈笑风生中，留心者还都拣到了一口好英文，他们也了解了中国的真情。 　　郭永怀夫人李佩女士，任“研究生院”外语教研组负责人。她是四十年代的进 步青年，受业于康乃尔大学时，结识卓有成就的航空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先生。五 十年代初期，两人胸怀激情和理念，回归报效；郭永怀与王淦昌、彭桓武三先生， 乃中国“两弹一星”之父。一九六八年，郭永怀先生因飞机失事而不幸殉职，是国 内尽人皆知的一件大事。李先生承庭家训、学兼中西，是科学院里很难得的一个美 国通。她日日奔波于中关村和林学院间；应接国外知名学者，安抚外籍英文教师， 有尊严而无傲气；对同学们亦从无疾言厉色，那清癔的身影中有著一颗慈母般的 心，是院里最有威望和人缘的人物之一。 　　来校开课的，都是当时国内的顶尖学者，如彭桓武先生讲理论物理，谈镐生先 生开流体力学，黄昆先生授固体物理，邹承鲁先生上分子生物学。彭桓武先生是一 身老农打扮，谈镐生先生会与学生递烟喷雾，都很和气。他们课上也只是点几个问 题说说，行云流水，很是精彩动人。听彭先生课的同学很多，他上台时穿著厚厚的 北方老棉袄，讲到后来便满身大汗了；记得他说过，中国的学术著作最大的问题是 没有索引，用起来很不方便。黄昆先生那时才五十多岁，还很健硕。一天正讲“能 带论”，讲台太窄小，不小心从一头失足跌下来，他正正色说：“ｕｍｋｌａｐ ｐ，我要是颗电子，就已经到了那头去了”。当然，不懂固体电子论，是听不懂这 句很风趣的笑话的。还记得，那时候吴方城同学的斗争性就很强，带头给邹承鲁先 生贴了一张大字报，好像是因为考题太难了；邹先生也当仁不让，用非常优美的书 法回敬学生一张，劝大家多多留心功课。 　　国外知名学者来校讲课的，也是川流不息。李政道先生假科学会堂讲“统计力 学”和“量子色动力学”时，全国各校都有慕名要来听课的，因此不得不发票入 座。那时他进出都是坐的“大红旗”轿车，礼遇很高。我们这些人别说“红旗”， 就是“伏尔加”也没坐过；后来从美国回国，才尝到了“伏尔加”颠簸起来的味 道，不知道李先生当年坐“红旗”的感觉如何了。他每星期要请几位同学与他一起 吃午饭，这本该是个“工作午餐”而已，可是国内那时还不懂这一套，一桌子正餐 大菜，叫大家都不敢下筷子。在饭席上李先生很热情地说话，李夫人则常常在一旁 提醒他：“政道，你太累了”。还记得李先生说过，下一个世纪中国人应该对世界 有更大的贡献，前辈们对我们都充满了殷切的期望。 　　据说，最初外派方式是由一些老一代的学者定下来的，他们自己是在二、三十 年代出国留学，因此对二战后期到冷战时期的西方科技进步，特别是美国大学向研 究生的提供大量资助的情况，了解不足。自掏腰包派出“访问学者”（ｖｉｓｉｔ ｉｎｇ　ｓｃｈｏｌａｒ）的办法，就是周培源等先生与美国科学院约定成章的； 当然，那时西方世界对竹幕后中国的人才水准也不了解。一九七八年政府首次外派 五十人，七九年增至五百人；前五十人的内情无人知晓，但后五百人尽皆精锐。美 国学府刮目相看，中国政府也发觉自己当了“冤大头”。也可能是因为中国政府手 头拮据，只想用不多的外汇，象当初清政府派出象詹天佑、唐绍仪等一批幼童学 子，博采各国之长，回国指导改革。科学院也从我们中间选拔了一百多名较年轻的 同学，在玉泉路办了一个“出国班”。因此“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一届同学， 也就有了两个门户：“林学院的”和“玉泉路的”。两拨子人虽然联系不多，但还 是心心相通的，大家都希望有出国的体会。“玉泉路”的同学在耐心等待“组织安 排”，那时政府大概正在美国、欧洲、日本为他们化钱买路子；而“林学院”里， 除了少数有海外关系，和李政道先生挑上的几个同学外（这就是ＣＵＳＰＥＡ交换 计划之始），则都苦于无门。 　　一九七九年中美正式建交，七九年十月，Ｍａｒｙ　Ｖａｎ　ｄｅ　Ｗａｔｅ ｒ小姐，竟大胆向几个同学传授了申请美国大学研究生入学的门道，结果一试果 灵。不出数月，近百名同学从各个美国大学获得了助学金；其中，何晓民同学于二 十一天内，就办妥入匹兹堡大学的一切手续，速度之快，令人咋舌。于是一个“自 谋出路”的群众运动一轰而起；又不出一年，数百名同学飘洋过海。校方竟一律不 加阻拦，美国大使馆更绿灯大开，从未听说哪个同学签证被拒绝了的；倒是科学院 外事局多事，还要找点麻烦，审查各人的“门路”，后来也知道是大势所趋，不可 阻挡，于是也就网开一面了。 　　待到八二年，“北大”、“清华”诸校同学亦循此道时，“林学院”里已经人 去室空。此风传到上海，已是几年以后，我们有些同学已经在做博士后了。这几百 个自谋出路的同学，不仅在人数上相当于政府一年派出之总和，出国后在学业上也 大展风采，资格考试轻车熟路，都有傲人的基本功夫，美国各校倍生好感，从此对 中国学生大门洞开。很可惜的是，我们这些一文不名的“自费”先行者，大多未能 入得已与中国政府挂钩的一流名校，这对未来进入门户之见很深的美国学界，遗有 若干不良之后果。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所开启的留学潮，就此在全中国磅礴兴起。二十年多来， 数十万华夏学子走向世界，无数学成者留居各国，无惧优胜劣败，立足科技，创业 从商。如今世事逆转，当年的“外流人材”，一举领来了国际资本、现代技术和民 主思想，邓小平先生的“走出去，引进来”的理想，却以一个未料的方式实现著。 　　事隔二十年后，一群在北京聚合的研究生院的同学，从各地来到美国首都，追 寻他们幸运的回忆，渡过了感觉极为良好的一天一夜。在他们学有所成的身影和岁 月造就的霜鬓中，还依稀可辨当年百废待举的林学院中的风发意气。 　　良师益友Ｍａｒｙ　ｖａｎ　ｄｅ　Ｗａｔｅｒ小姐也专程从英国赶来，与我 们共度良宵，她的瘦削身影和鲜明性格，和那口愈见深重的英国口音，依然传送著 具有强烈责任感的奔放热情；她说我们这群中国人，是她毕生真正的和永恒的朋 友。有个同学的回忆，一九八零年夏天，他在广州火车站送Ｍａｒｙ去深圳，Ｍａ ｒｙ小姐随身携带的，竟只是一个装满了求学申请的小箱子。这一夜她留宿在唐一 华同学家中，无意中说到，老唐家的客厅比她在英国的居所至少要大三倍。我们这 些原来连邮票都买不起的“穷光蛋”，如今的美国“专业人士”们，可真不能忘却 一个国际社会工作者，曾经伸给过我们的援手。 　　大家认为科学院研究生院所开启的留学潮，是中国思想解放历史上的一件不可 磨灭大事，特别是Ｍａｒｙ　Ｖａｎ　ｄｅ　Ｗａｔｅｒ小姐的贡献，是值得为之 树碑立传的；没有她的努力，这个潮流的到来，可能要推迟数年之久。在热烈的气 氛中，这次聚会的组织者陈祥昆、毛进同、杨晓青、唐一华代表全体与会同学，向 Ｌｙｎｄａｌｌ和Ｍａｒｙ女士赠送了纪念状和礼品。 　　然而，Ｍａｒｙ　Ｖａｎ　ｄｅ　Ｗａｔｅｒ小姐却揭出了一个“秘密”：当 时，她注意到了中国政府在派遣留学生方面的包办无效倾向，因此她向李佩女士提 出，可否向同学们介绍美国大学招收研究生的办法，并且鼓励大家自行办理申请手 续，争取美国大学研究院的奖学金；但她又担心这些同学，可能会受到校方的不当 处分。深谙国情的李佩先生，亦知其“法”之可行，及其“罪”之难当。于是由李 先生出面向彭平先生建议。几天后，思想开明的彭平先生竟同意了李佩先生和Ｍａ ｒｙ小姐的建议。Ｍａｒｙ女士回忆，那天彭平先生背操著双手，踱著方步，若有 所思地对她们说：“我已经老了，也没有什么可以怕的了，你们就这么办吧”。于 是，在院方领导的默许下，破败的林学院里涌起了不可阻挡留学潮。与会同学都为 这个故事深深地感动了。 　　经过三十年的历次政治运动，国内各大专院校位实权、居要津者，多系“外行 领导”或“又红又专”者。尸位素餐犹可原，而红专双全者最为可恶，他们中仅个 别人学有所长，大部份人则是搞业务的“废料”；平日只会见风使舵说假话，运动 中更能狠心整人当先锋；文革中，他们中亦有不少被“冲击”，这也就成了文革后 重新上台的“本钱”。他们有的只是膜拜威权的奴性，惟独没有一点悲天悯人的良 心；对于这些毫无廉耻的人来说，充当国民党的特务，日本人的汉奸，或共产党的 积极分子，都是随遇而安的事情，只不过无法一身三兼而已。彭平先生则不然：一 个抗日救国的热血青年，国民党牢狱中的囚徒，屡经路线斗争的共产党人，竟心无 余悸，睿智犹存；居权位而褒掖后进，利国利民不顾得失；开风气之先，则毅然决 然。正如孟子所曰：“大人者，未失赤子之心者也。” 　　无论是破坏传统或重建文明的真实历史，都不可能完全是由个别伟人作就的。 振兴中华的事业就凝聚了无数有良知的人，如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彭平、李佩、Ｍ ａｒｙ等人的见识和心血，以及它的全体学生勇气和实践。科学院研究生院所启动 的这个“自费留学潮”的重大意义还在于：一个企图包办一切的“大政府”，终于 发见了自己的“低效”和“无能”；而无权无势的千万“小人物”，却从中找到了 “自我”和“自信”。近百年来的中国，仅少数“精英”、“领袖”高举民族主义 大旗，而十亿人众却不许有自强精神。意气高昂的“研究生院”的八百弟子，竟破 国门而出，创一代新风，在改革开放中推波助澜，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 华民族大业，有不没之功。 　　我们的祖国已经从一场噩梦中苏醒；然而，是否愿意珍惜和表达对苦难和善恶 的记忆，无疑是检验这个民族真将成为一头醒狮，或重新沉沦于醉生梦死的一方试 剂。我们留恋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贫贱而奋发的生活，缅怀那些曾经启迪过我们的 一代无异于民族英雄的学术大师，更感激那些作了无数善举而不事声张的光荣的先 辈们。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