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8.dxiong.com)(xys.ebookdiy.com)(fangzhouzi.me)◇◇ 　　话说袁崇焕 　　（文化随笔） 　　作者：刘大程 　　一 　　一介书生，目睹国家边患不断，文武兼习，钻研兵法，矢志守疆卫国。及至 朝廷军队节节败退，丢城失地，领军将帅几乎谁去谁死，别人唯恐避之不及，他 却以一名小小七品芝麻官的身份，自告奋勇，请缨杀敌，一扫朝廷悲观萎靡之阴 霾。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并不是仅凭一腔热血，夸夸其谈，而是确有过人的才略 和魄力，比谁都踏实肯拼，能够挑重担，干大事。他，就是袁崇焕。 　　在风雨飘摇的晚明，面对后金攻无不克、所向披靡的逼人态势，袁崇焕坚守 关外，苦心经营，誓死抵抗，取得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打破了双方开战以来后 金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为明朝扭转了危局，提振了士气，鼓舞了人心。后来又千 里驰援，保卫京师，再次击败后金军，使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发动的三次西征均败 在他手里。 　　他的破格擢用和提升之快，并不是因为他运气好，而是与他的才能和性格、 为人有直接关系。他之所以取得超乎常人的成就，原因也在于此。大致归纳起来， 除了拥有卓越的军事思想和军事指挥才能，他的身上还集中了这些性格和品质， 那就是：刚毅、爱国、清廉、实干、进取、亲民等。他的才能和人格魅力，使他 成为一名既受朝廷倚重，又受军民拥戴的重要将帅。 　　但最后，他不是沃血沙场，死在敌人刀枪之下，而是身陷诏狱，被绑缚街头， 处以极刑，死在自己人手里。 　　只要稍加了解和分析，就知道，给他定的那一长串罪名（付托不效，专恃欺 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 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除了“斩帅”还沾得上边，其他都是站 不住脚的。之所以说斩帅还沾得上边，也仅是因为他没有通过崇祯帝许可，是先 斩后奏。但就当时的情况，袁崇焕此举也实是出于无奈。他肩负“五年平辽”重 任，全面负责辽事，必然要整顿辽东军务。收拢兵权、统一指挥，既是他分内之 事，也很有必要。毛文龙的飞扬跋扈、不听节制以及其他种种表现，一是给朝廷 添乱，二是影响袁崇焕对辽东的战略部署，三是有叛变投敌的可能。朝廷不是不 想处置他，而是他孤悬海岛，没有好的办法，有所顾忌。事后崇祯帝在圣旨中也 数列了毛文龙的罪行，肯定了袁崇焕的行为。就算袁崇焕在这件事上有错，从崇 祯帝当初对待此事的态度来看，哪怕是出尔反尔，秋后算账，袁崇焕也罪不致死。 在袁崇焕死后，毛文龙的亲友要求为毛文龙翻案，崇祯帝明确表示不准，仍然说 毛文龙是“罪有应得”，由此也可见，崇祯帝认为毛文龙被斩这个事，本身是无 错的。崇祯帝没必要在这件事情上说假话作掩饰，如果毛文龙真是冤死，趁处死 袁崇焕而为毛文龙评反，不是更能坐实袁崇焕的罪行而堵住为袁崇焕鸣冤叫屈的 那些声音么？ 　　有一种说法，就是袁崇焕挥师入关，千里驰援时，没能在蓟州拦住后金军， 致使皇太极领军越过蓟州，继续西进，最后兵临北京城下，这不是失误封疆是什 么？袁崇焕的门人程本直，在一一辩驳袁崇焕的罪行之余，也指出，在这一点上 袁崇焕有过失。可是，能单凭这点治袁崇焕死罪么？何况真要追究和探讨起来， 袁崇焕在这一点上也是没有错的。 　　首先，袁崇焕早就注意到蓟镇北面一带防线薄弱，担心为敌所用，数次上疏 请求崇祯帝予以重视，加强布防，增设团练，均没有得到支持，又派谢尚政领兵 前往遵化协助防守，巡抚王元雅却不买账，将谢打发回去。所以对于遵化、蓟州 以北长城一带的防线，袁崇焕实际上已经尽到自己的责任——尽管从职权范围而 言那里并不归他直接管辖。其次，蓟州一战，不同于此前的宁远之战和宁锦之战。 宁远和宁锦两战时，明军都是按袁崇焕的方略，以守城战为主，凭借坚固的城墙 工事，以大炮等火器杀伤敌人，使后金军铁骑驰突的优势得不到发挥，再以机动 作战予以配合。辽西走廊地形狭长，西面又有山海雄关扼住咽喉，后金军要想从 那里进入中原，必须先攻下宁远等城所，否则即使已到山海关外，一时难以破关， 后面各城所的明军进行围歼，后金军就只有死路一条。因此后金军对宁远、锦州 是势在必得。但蓟州就不同了，蓟州后方没有山海关那样的险要关隘阻挡，后金 军也就没必要非攻占蓟州不可。蓟州又是一座孤城，四顾无靠，既未曾设置坚固 的布防，也未积极备战。袁崇焕的军队在这里要做的，并不是像之前那样守住城 池、乘机杀敌、击退敌军即可，还要在城外开阔地临时拉防线，拦截后金军，否 则后金军完全可能不攻城，径直绕城而去。这时的关宁军虽然也有了骑兵，但连 日行军，临时布控，人数又不占优势，在此与善长野战的后金军展开阵地战，要 想取胜并全线拦住后金军，根本就是无把握的事。只能说，袁崇焕是尽力而为， 拼力一搏了。后来他在北京城下以少胜多，击败皇太极时，就感慨说，那是凭将 士们的激昂斗志和牺牲精神换来的险胜。何况京师之战，已经重在倚城退敌，而 蓟州一战，是要实现全线阻击，并不比京师之战容易。在蓟州，关宁军拼死杀敌， 能够取得胜利，已属不易，至于皇太极领兵另行绕过明军防线，开往顺义，实为 在所难免。袁崇焕和关宁军毕竟是人不是神。看看后来的情况也可以明白这点。 已经进驻顺义的满桂和在蓟州的袁崇焕面对的是同一个问题：不是守城了事，还 要在城外拉防线拦截后金军。满桂也正是这样做的，领兵在顺义城外布防，与后 金军决战，被后金军一举击溃。如果说袁崇焕是大意，或未尽力，或有意为之， 那么满桂之败又是何原因呢？满桂可是一员猛将。满桂兵败，朝廷没有追究任何 责任，崇祯帝对他反而器重有加，袁崇焕就罪该万死了？何况在保卫京师的战斗 中，袁崇焕两战两捷，比满桂的功劳要大得多。可见，以蓟州之事治袁崇焕重罪， 也是站不住脚的。 　　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袁崇焕经营关宁锦防线，耗去朝廷大量银两和物资，却 不主动出击，进攻后金军。 　　这种说法关系到两方面问题，一是军费投入，一是军事策略。明朝与后金的 局势到了这个份上，大量投入军费已经是无奈之举，是必须的，并非失策性的浪 费。此前的多次交战已经说明，明军与弓马娴熟的后金军展开野战是占不到便宜 的，连守城都很困难。如今如果不改变策略，利用坚固的工事做依托，而盲目对 敌发起进攻，显然只会自取灭亡，就像取代廉颇而轻率出战的赵括。在袁崇焕之 前，熊廷弼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实行以守为主，先守稳，再图战，而非浪战的 策略，收到一些成效，可惜因巡抚王化贞擎肘和权奸陷害，无功而殒命。袁崇焕 继承和发展了熊廷弼的方略，他认为，“虏利野战，惟有凭坚城以用大炮” ， 提出“以城护炮，以炮卫城”、“守为正着，战为奇着，款为旁着”。也是以守 为主，不轻易和八旗兵野战争锋，使八旗兵的长处无从发挥，再寻机歼敌。宁远 和宁锦两战，明军之所以获胜，就是靠这个法宝。要贯彻实现这个方略，需要构 筑坚固的城墙和堡垒。投入大量财力、物力和人力，也就在所难免。但这些，相 较于有效巩固边防和御敌于国门之外，孰重孰轻？单单守着山海关的确省事，但 一则不利于提振人心，二则这世上本无破不了的雄关，一旦稍有闪失，便覆水难 收。持这种说法的人，为什么不质问魏忠贤广建生祠耗去了多少财力，朝廷重修 三大殿花掉了多少国币，福王府里屯积着多少珍宝，腐败场中糜费了多少金银， 却偏偏指责袁崇焕在战火紧逼的边关筑防御敌使用了大笔军费？袁崇焕不这样做， 那就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率军冒进，重蹈覆辙，白白葬送明军将士；要么仅守山 海一关，此关一破，后金军便直驱中原…… 　　联想到汉朝时对待匈奴的问题，我们也应该明白，袁崇焕的军事思想是没有 错的。匈奴屡次侵犯汉朝，由于匈奴骑兵人悍马壮，机动灵活，而汉朝基本是步 兵，少量骑兵战斗力也不强，对匈奴竟一时奈何不得，只有忍受屈辱，以和亲与 抚赏方式，维持安定。经文帝、景帝两朝的发展，国力已经强盛的汉朝不愿再受 此屈辱，汉武帝便下令训练骑兵。拥有强大的骑兵后，对匈奴发动了反击，并取 得胜利，从此变被动为主动，由频频被匈奴袭击变为寻着匈奴打，使匈奴残部远 逃漠北甚至欧洲。汉武帝为训练骑兵和痛击匈奴，在思想上做了全国性动员，在 政策上做了全国性调整，使鼎盛的国力都有所下降，可见对付匈奴的不易。历史 上有个说法，就是“女真人，不满万，一满万，便无敌”。女真是游牧民族，精 于骑射，以肉食为主，体魄强健，在与中原步兵的战争中，他们是占有绝对优势 的。明朝对付后金军，和汉朝对付匈奴有很大的相似处。但汉武帝时拥有足可称 雄世界的强大骑兵军团，而此时的明朝却没有，袁崇焕命赵率教等人训练出来的 关宁骑兵虽然也很有战斗力，但首先在规模上就远远不能和汉朝的骑兵军团相比， 也不能和后金骑兵相比，要以进攻的方式全面击败后金军，收复辽东，显然是不 懂军事的幼稚和狂妄之想。 　　有人说，如果毛文龙在，有他的牵制，后金军就不会绕道蒙古，侵犯京师。 附和这一说法的人还不少。殊不知，这实是小儿之言，是无限制夸大了毛文龙的 作用。宁远之战和宁锦之战时，毛文龙好好的，后金军怎么对宁远和锦州照打不 误？后金出兵朝鲜时，为什么没有受到毛文龙的牵制，还顺路把毛文龙打得惨败 而逃？毛文龙如果真是积极行动，以跳蚤式的游击战对后金骚扰几下倒是可以， 但要在大兵团作战时实现实质性牵制，他根本就做不到，后金只需以少量兵力一 剿即溃。再看毛文龙写给皇太极的那些书信，及他的种种劣绩，他死得还冤？换 成别人，早就被处死了。所以，对毛文龙，也许暂时可以不杀，但从整肃军纪需 要将他杀了，并不是错。崇祯帝对此事的态度和处理方式，也说明了这点。南明 也没有为毛文龙评反，而是给袁崇焕评了反。 　　还有人说，袁崇焕所言“五年复辽”是吹牛，夸口。五年时间的确有点紧， 但只要像袁崇焕对崇祯帝说的那样，上下协作，配合得法，问题并不是很大。如 果说凭这点袁崇焕就该受死罪，那么毛文龙屡次向朝廷上书，慷慨激昂，陈说收 复辽东易如反掌，“得饷百万，明年可以灭奴”、“两年之间，有不平辽灭奴， 复三韩之旧业，甘治欺君诳上之罪”，粮饷物资得到了，却未收寸功，怎么就不 被朝廷碎尸万段？ 　　前人说，“尽陈古事观同异，不与时人论短长”。对于有些突破底线、失去 基本是非观和缺少常识的言论，本不置一驳，但既然本书是专写袁崇焕，本文是 专谈袁崇焕，也不妨说几句。否则，某些人还以为自己振振有词的浅薄就是真理， 并且遗害世人。 　　前后想想，袁崇焕为了抗击后金，收复失地，迎难而上，甘挑重担，按照他 卓有见识的方略，顶着缺饷少粮、非议不断、敌人威胁的压力，筑城练兵，处理 与蒙古各部的关系，以缓兵之计与提出议和的后金磨蹭、周旋，构筑关宁锦防线， 斩杀不听节制的毛文龙，警示蓟镇防务，千里驰援保卫京师……他的每一个举措 看起来都是没什么问题的，也有几次唯有他才能取得的胜仗可以印证，但最后几 乎都反过来成了他的罪状！ 　　与其说袁崇焕是死于他的这些莫须有的罪名，不如说他是死于一场官场风波 和政治游戏，或者说死于他的性格。官场政治有它的一套游戏规则，那些官场中 的不倒翁，未必是有多么能干，而是性格特点和处事方式特别符合那套游戏规则。 　　袁崇焕的性格和才能，使他脱颖而出，可以说是成就了他。从军民对他的拥 戴，也足可看出他的治军能力和人格魅力。左辅曾经是个畏缩不前的游击，跟随 袁崇焕几年，却成了一员能与袁崇焕死守宁远、与赵率教坚守锦州的勇将。赵率 教和祖大寿曾经是逃将，到了袁崇焕麾下更是成了忠诚勇敢的悍将。即使祖大寿 后来无奈降清，也没有给清廷做什么事。连一介门人程本直，为袁崇焕辩护不得 后，都愿意为他陪死。另一个佘姓门人则愿意为他世代守墓。如果袁崇焕没有过 硬的品格，是不可能有这些的。而毛文龙部下的几名将领，那么容易地，就叛明 投敌，成为残忍屠杀同胞的刽子手。而且，像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这三人在 毛文龙手下时，都寂寂无名，降清后却立马成了清朝用来征服明朝的重要将领。 从这点也可以看出，袁崇焕与毛文龙两人，分别是怎样识才用人和培养部下的。 　　但最后，袁崇焕也正是栽在他的性格上。他的刚毅、耿直、清正、锐气、实 干、大胆、率性，很容易给他惹下祸患，成为官场风波和政治游戏的牺牲品。他 的悲剧，也正是那种有着刚直个性的实干家的悲剧。 　　他曾自谓：“予何人哉？十年以来，父母不得以为子，妻孥不得以为夫，手 足不得以为兄弟，交游不得以为朋友。予何人哉？直谓之曰‘大明国里一亡命之 徒’，可也。” 　　有人说，人如其名。袁崇焕，字元素，号自如。他真的如那个“焕”字，热 情的生命之火熊熊燃烧（程本直就说他之所以获罪，原因之一便是“抱心太热”， 也就是太热心主动了）；又如那个“素”字，我行我素，质朴无华；并且，挥洒 “自如”。 　　程本直在《漩声记》里则说：“举世皆巧人，而袁公一大痴汉也。唯其痴， 故举世最爱者钱，袁公不知爱也！唯其痴，故举世最惜者死，袁公不知惜也！于 是乎举世所不敢任之劳怨，袁公直任之而弗辞也；于是乎举世所不得不避之嫌， 袁公直不避之而独行也。而且举世所不能耐之饥寒，袁公直耐之以为士卒先也； 而且举世所不肯破之体貌，袁公力破之以与诸将吏推心而置腹也。” 　　这样的人，会是通敌叛国的奸贼么？ 　　从明朝当时到后来，其他对袁崇焕高度评价的人，还有很多。譬如： 　　努尔哈赤：“朕用兵以来，未有抗颜行者。袁崇焕何人，乃能尔耶！” 　　杨惟和：“十余年奴氛孔炽，士卒畏敌，不畏将帅。袁崇焕一振起之，而将 士始用其命，军民始安其生，天下壮之，真今之方叔也。” 　　唐甄：“当是之时，非无贤才也，袁崇焕以间诛，孙传庭以迫败，卢象升以 嫉丧其功。此三人者，皆良将，国之宝也，不得尽其才而枉陷于死，使当日者有 一张居正为之相，则间必不行，师出有时，嫉无所施，各尽其才，而明之天下犹 可不至于亡。” 　　谈迁：“初，虏势张甚，人心惶骇欲遁。自崇焕坚拒，气始振。” 　　计六奇：“自辽事者，所用人鲜有胜任者。当时所望成功者，惟熊廷弼、袁 崇焕、孙承宗。” 　　梁启超：“若夫以一身之言动、进退、生死，关系国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 者，于古未始有之。有之，则袁督师其人也。” 　　金庸：“袁崇焕真像是一个古希腊的悲剧英雄，他有巨大的勇气，和敌人作 战的勇气，道德上的勇气。他冲天的干劲，执拗的蛮劲，刚烈的狠劲，在当时猥 琐萎靡的明末朝廷中，加倍地显得突出。” 　　但反面的言论也不少。正因如此，才使争议一直延续。这里不一一列举。 　　二 　　袁崇焕的冤死，有权奸陷害，有敌人毒计，而崇祯帝则起了最主要作用。我 们无法准确把握崇祯帝当时的心里所想，但结合他在特殊的成长环境中形成的性 格，比如敏感、多疑，及后来不断加重的心浮气躁、专断擅杀，也就不难理解， 杀袁崇焕对他来说似乎并不算一件多么了不得的事。有人统计，崇祯帝在位17年， 换了50个大学士（辅国重臣），14个兵部尚书（指正式的兵部尚书，不包括加兵 部尚书衔的）。他杀死或逼得自杀的督师或总督，除袁崇焕外还有10人，杀死巡 抚11人、逼死一人。14个兵部尚书中，王洽下狱死，张凤翼、梁廷栋服毒死，杨 嗣昌畏罪绝食死，陈新甲斩首，傅宗龙、张国维革职下狱，王在晋、熊明遇革职 查办。他撤换和处斩官员之频繁，与魏忠贤专权时有得一比。这些人良莠不齐， 有的是无辜冤死，有的是罪有应得，有的是罪不至死。从这里可以看出崇祯帝在 识才任人上的缺陷。他登极之后，曾出现过一线新气象，但终归有中兴之心而无 治国之才，忠臣用，奸臣用，庸臣用；忠臣杀，奸臣杀，庸臣杀。像温体仁这样 除了弄权害人别无功绩的巨奸，崇祯帝居然重用多年，死后还给予抚恤，追赠太 傅，谥“文忠”，足可见出他的糊涂和昏聩。他与贤后周氏何其恩爱，但周皇后 临死时悲切地说：“臣妾跟从陛下十八年，你没有听过妾一句话，以致有今 日……”可见他对待忠言良劝的态度，君子远离、小人翩翩又何足为奇？这样的 一国之君，又怎样能与精明历练的皇太极相抗衡？如果他再多活一个多月，看到 清军的铁骑从袁崇焕曾经为他牢牢镇守着的辽西走廊浩浩荡荡开进山海关，不知 有何感想？能否认识到自己处死袁崇焕是自毁长城？朝鲜特进官李廷济说：“崇 祯皇帝若在平世，则足为守成之主，而如袁崇焕辈任之不终，终以此亡。”就是 说崇祯帝如果在太平年代，倒也可以守业而过；时逢乱局的话，他就没有能力了， 连袁崇焕这样的人都不能一直任用，明朝所以败亡。信然。 　　很多人希望杀袁崇焕，但起关键作用的有三人：皇太极，温体仁，崇祯帝。 　　皇太极只是施了反间计，这个反间计本身并不高明，所以他起的作用还并不 算大。余奸代表温体仁是必欲置袁崇焕于死地的，袁崇焕被捕，就是他使的手段， 他在给他弟弟的信中承认：“崇焕之擒，吾密疏实启其端。”后来更是一连五疏 要杀袁崇焕，一当周延儒、梁廷栋甚至崇祯帝犹豫时，他就连忙充当催化剂，煽 风点火。他和崇祯帝是最终杀害袁崇焕的人。 　　鉴于明末朝廷的情况，其实袁崇焕对自己的遭遇，是早有预感的。天启帝时， 他在奏疏里就说出了自己的担忧：“凡勇猛图敌，敌必仇；奋迅立功，众必忌。 任劳则必招怨，蒙罪始可有功。怨不深则劳不著，罪不大则功不成。谤书盈箧， 毁言日至，从来已然。惟圣明与廷臣始终之。”他希望皇上能明辨忠奸是非，与 他相始终。但结果，却是他所担心的成为了现实。他既然知道危情所在，受谗去 职后为什么不彻底抽身离开，像袁可立他们，一去便不再来？还是因为责任和梦 想对他的召唤太强烈了，辽东的安危让他太挂怀了！ 　　如果说，皇太极要袁崇焕死，是强狠敌手的必然想法，温体仁要袁崇焕死， 是一场公报私仇和倾覆东林党的阴谋，崇祯帝要袁崇焕死，是忠奸不分和复杂心 理纠结之下的糊涂，让人感到可恨，那么很多市民也希望看到袁崇焕死，还争着 抢食袁崇焕的肉块，则是一场国民劣根性的大暴露，更加让人觉得可悲和心寒。 我们常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有些事情，要想欺骗他们确实很难；他们 也“勤劳，善良，勇敢”。但这些都只是他们身上部分的品质，麻木、愚昧、盲 目、自私同样也属于他们，使他们很容易被牵着鼻子走，从而带来冷漠的围观和 群氓的狂欢，甚至成为“善良的恶人和凶徒”。一生致力于思想研究和文化普及 的房龙在其《艰难的求知》里说：“无知的人仅仅由于自己的无知便可以成为非 常危险的人……如果他还要为自己的智力缺陷寻找借口，那就更加可怕……本性 善良的人很容易被这种致命的幻觉所迷惑，变得像那些残暴野蛮、嗜血成性的人 一样……” 　　而这群氓中又有一类人，还极容易自觉充当起道貌岸然、义正词严的卫道士 和爱国者。这类人比那普通的庸众更为可怕。因为他们要么更加愚蠢，要么有着 更为明确而贪婪的利益动机，卫道士和爱国者的面罩之下，隐藏着的实是奴才、 掮客、帮凶和爱国贼的真面目。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抗战时的张自忠，也一度被人骂为汉奸。 　　平津失守后，二十九军被迫撤退，身为三十八师师长的张自忠奉命留在北京， 与日军接触、周旋。能通过谈判和平解决问题自然最好，不能的话，能虚与应付 拖延些时间也行，以便上层做好抗战布置。这是顶着巨大的压力履行一项使命， 军长宋哲元还特意写了封手谕给他作为凭证，免得被人误会。面对友人的劝告， 张自忠回答说：“我知道。但是在和平未绝望以前，我希望能够打开一个局面， 维持一个较长的时间，而使国家有更充实的准备，其他毁誉我是不计较的。”果 然，“汉奸”之名随即而至。全国对他一片骂声，直指他为“华北特号汉奸”， 报纸对他百般攻击和讽刺，一律称他为“张逆自忠”。一时 “舆论大哗，皆曰 可杀”。张自忠不得不偕副官躲进德国医院，随后往南逃离。张介石迫于舆论压 力，命将张自忠押解至南京，撤职查办。作为一名铁血军人的张自忠，不堪内心 折磨和极端苦闷，抽上了大烟。但他始终没有放弃以死报国，以证清白的决心。 徐州会战时，张自忠获重新任用，在临沂战场与有“铁军”称号的板垣师团鏖战 七昼夜，痛歼板垣两个联队，使其不能前进一寸，坂垣征四郎为此差点自杀。之 后，又先后取得 “鄂北大捷”、“襄东大捷”。1940年，枣宜会战中，在襄河 战场，张自忠率军与日军重兵死战，最后以1500人残部，顶着日军飞机大炮的轰 击，对抗日军6000人的合围。他本来可以脱险，但他自认为，别人都能够突围， 唯有他不能，直至战到最后，以身殉国，以集团军总司令的身份，成为国军抗战 中牺牲的最高将领。其英勇壮烈，令凶残的日军也不由肃然起敬。 　　在对日作战中，张自忠每战必预留遗嘱，抱必死之心，亲临前线督战。谁曾 想，一段时间里，“特号汉奸”的帽子会牢牢戴在他头上，使他成为口诛笔伐的 众矢之的。后来有人说，他实是死于万民之口。因为他除了以死明志一条路之外， 已经没有别的方式可以为他洗涮冤屈。作为一名爱国血性军人，战死沙场是他的 愿望，他死得其所，无怨无悔；但从“特号汉奸”到“民族英雄”，他的这条路， 走得惨烈而沉重。 　　晚清重臣曾国藩，也曾被骂为“卖国贼”。 　　同治九年（1870年），天津民众听信谣传，怀疑育婴堂的外国修女绑架、杀 死孩童，挖心剖眼，制作药材，对天津知县的调查结果不满，制造了“天津教 案”， 杀死10名修女（被剥光衣服强奸、挖眼割乳，然后烧死）、2名神父、2 名法国领事馆人员、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教民，焚毁了望海 楼天主堂等几座教堂及法国领事馆。曾国藩奉命前往处理此案。谣言的滋生和传 播自有其土壤，但直面问题时还得实事求是，不能罔顾事实和真相。曾国藩认真 调查，把案情据实公布，要求民众揭发凶犯。谁料引起更大民愤，“诟詈之声大 作”，纷纷痛骂曾国藩为“卖国贼”，京师湖南同乡尤其把他当作湖南人的耻辱。 名誉扫地的曾国藩不得不引身回避，把案子交由李鸿章善后（李鸿章以不说案情、 不提是非，只捕人犯的糊涂法，方才应对过去）。一年后，曾国藩即抱病郁郁而 死。以镇压太平天国著名而尽心尽力为大清操劳了大半辈子的曾国藩，没想到也 得了顶“卖国贼”的帽子。 　　曾国藩的遭遇无法跟袁崇焕和张自忠比。而袁崇焕与张自忠相比，张自忠还 算有幸，因为他最终得偿所愿，杀敌报国，以一死而示清白。袁崇焕就没有这样 的机会，只能亲者痛仇者快地死于莫须有的罪名，靠苟延残喘的南明小朝廷来给 他评反。后来他对手的后代——乾隆皇帝说：“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 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 也给他评了反。但这些仍然不能消除对他延续至今的怀疑、诬蔑和谩骂。于谦等 人被评反获得了认同，为什么给袁崇焕的评反得不到认同？难道是因为南明是个 小朝廷，对自家前朝臣子的评判也作不得数？好像没有这个道理。至于乾隆的评 反，则有不少人说，他是明朝的敌对方，那当然是不可靠的，他是在抹黑明朝廷。 乾隆帝有必要这样做吗？须知，给乾隆帝祖上带来最大屈辱的可并非崇祯帝，而 是袁崇焕，努尔哈赤和皇太极都曾败在他手里！强悍者往往更看重人的忠诚、勇 敢和名节，哪怕是自己的敌人。这已经是常事。乾隆帝曾下令编纂《贰臣传》， 以忠君为标准，把降清的明朝官员称为“贰臣”。一些明朝官员降清后虽然忠心 耿耿，功勋卓著，为清朝做了很大贡献，但他认为，这些人在时局艰难之际， “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以传统道德观来看，实在是“大节有亏”。 乾隆帝 连李永芳、鲍承先、洪承畴这样为清廷献计献策的忠实智囊，孔有德、耿仲明、 尚可喜这样为清廷出生入死的得力鹰犬，都打入了《贰臣传》，甚至连迫于无奈 而降清、却不愿为清廷效力的祖大寿也打入了《贰臣传》，可见他在对臣子的名 节观念上是多么严苛。如果要达到抹黑明朝廷的目的，他为什么不说他们是“弃 暗投明”呢？袁崇焕倘若真的是因谋叛而被杀，他还有必要去为袁崇焕评反么？ 明朝末年的政治生态，又还用得着抹黑么？这种凡来自敌对方的看法就是抹黑、 凡发自于“自己人”的言论必是真理的逻辑和反应，我们实在太熟悉。 　　总之可叹的是，袁崇焕至今也无法完全洗白自己——尽管实际上这并不难， 只要后人本着客观公正的立场和实事求是的态度稍加探究。不仅如此，这样一桩 无比惨烈的公案，这样一段令人唏嘘而深思的历史，在持续至今的争议里，有时 竟演化成娱乐式的调侃和戏谑。诚然，没有多少人能够承担起严肃的学术使命， 但至少可以不那么可悲。 　　是的。现实距离的隔膜，都足以导致痛感的疏离，何况情景远逝的历史。真 实的事件是残酷的，惨烈的，而局外人（尤其是后世人）的谈论则往往流于肤浅 甚至轻佻。荒烟蔓草湮白骨。喧嚣庸碌的日子里，还有多少人愿意用心穿过岁月 的漫道，去体味那埋藏于废墟之中的梦想与挣扎，血泪与呐喊？寻找曾经的真相， 思考人性的光辉和幽暗？ 　　从袁崇焕到鲁迅笔下的夏瑜，到张自忠，到文革……那种群氓式的愚昧和狂 欢，一直顽固地延续着，至今也没有绝迹。我想，如果袁崇焕活在现世，恐怕也 很难逃脱相似的遭遇。 　　一个缺乏思考和分辨能力，不能认识和尊重自己英雄的民族，是悲哀的。那 些原本来自他们之中，连强悍对手都表示敬重和悯惜的杰出之士，以及怀抱丹心 却不愿随风鼓噪的赤忱之子，却被他们视为汉奸、国贼，俨然只有他们自己才是 爱国抗敌的英雄，至于真正的汉奸、国贼，他们也看不见，或者聪明地选择失声。 这样的民族，是让人痛心的，有“醒悟”这副药需要吃，完成一次必要的蜕变。 　　“重要的历史只在比较少数人身上。”钱穆的这句话，是值得玩味的。 　　三 　　孟子有言：“春秋无义战。”因为那时天下大乱，诸候争霸，相互攻伐是常 事，混乱得很，根本无法厘清谁是谁非。 　　明朝与后金的战争，要简单得多。它是一场后金发动侵略而明朝进行抵抗的 战争。这并不是一场简单的统治权之争。后金军队所到之处，杀戮无辜，抢劫财 物，掳掠人畜，进行的显然是一场非正义战争，按现代社会的说法，已经犯下了 战争罪。袁崇焕代表明朝一方，率军奋起抵御，意在保国安民。不管是以小历史 观还是以大历史观视之，称袁崇焕为民族英雄，他都当之无愧。 　　《三国演义》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清朝取代明朝，表 面上看是正常的王朝更替，实际上却有一定的特殊性，客观上给中华民族的社会 变革和文明进程带来了很大阻碍。 　　纵观中国历史，与世界史对比，在满清以前，都没有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 汉唐雄风的辉煌，更是领先于世界。宋、元、明等朝代虽然略次，但也是与发达 国家一并走在诸邦前列，没有落伍。我们今天之所以比发达国家落后了一大截， 就是落后在满清。 　　后金原本是处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期。清朝入主中原以后，大部沿用明 朝旧制，大量吸收汉文化，广用汉人，加快了向封建社会的转变，但其先天性的 局限，使其未能在明朝的基础上有长足的发展，只是对旧王朝的重复。闭关锁国 的政策和固步自封的思想，更是给自己划地为牢，将自己与世界文明潮流隔离开 来。 　　早在明朝初叶，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七次下西洋，到达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就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造船技术、航海技术和军事实力及地理知识，被称为世界 航海史上的一次壮举。当时明朝的舰队，在世界范围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相比。但 在清朝，到了后期频频挨打才意识到海军的重要，建立起水师。然而制度缺陷、 国家腐败及技术短板，使水师徒有规模，没有战斗力，与日本甲午一战，最具实 力的北洋舰队便几乎全军覆灭。 　　明朝已经广泛使用的火器，在清朝也没有什么发展。直接导致与敌交战时， 在武器上处于下风。 　　明朝中叶在中国兴起的资本主义萌芽，较之于西方发达国家，在产生时间上 也不算迟。但进入清朝后，迟滞不前，没有得到顺势的发展。直到清朝末年，它 的工农业生产方式和经济形式，与明朝仍无多大差别。而西方发达国家，已经于 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实现了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制度，完成了工业革命，开始 向现代化社会迈进。拿1787年来说，结束独立战争的美国已经制定世界上第一部 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成文宪法，决定实行“三权分立”（ 即立法权、行政权、 司法权的相对独立），开始建设以自由、民主、法治为特征的公民社会了，而中 国还处于封建帝国的乾隆时期，靠地大物博养活王朝，“奴才”、“小民”的称 呼还大行其道，女的裹着小脚，男的留着长辫。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时，仍 以“天朝大国”自居的满清道光帝和许多大臣还搞不清前来侵略的英国在哪里。 “英吉利在何方？距我大清有多远？有无陆路可通？”这样一句话，足可见出当 时众人一头雾水，面面相觑的窘态。 　　所以，清朝虽然有着近三百年历史，但从对中国社会制度的建设推进来说， 等于零；从对中华文明的发展贡献来说，充其量只有一百年。这浪费的时间，便 是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所在。落后就要挨打。鸦片战争的失败，割地赔款 的耻辱，才促使中国那股憋屈了很久的民族情绪在奋发图强的强烈愿望激发之下 终于爆发，推翻了满清统治，开始寻求救国复兴之路。否则，如果清朝再那样延 续下去，中华民族的命运不堪设想。 　　这些常使我耿耿于怀，联想起晚明旧事。如果袁崇焕不死，如果李自成能有 点远见卓识，如果吴三桂能以国家民族为重……又会如何？ 　　袁崇焕的意义也因此再次凸显。诚然，明末危机重重，没有汉光武帝那样雄 才伟略的明君做主导，单靠一个袁崇焕，就算他抗住了清军的侵略，显然也很难 挽回明王朝覆灭的命运，更何谈中兴。但有没有比后来清朝统治中国达三百年之 久而导致国衰民弱更好的可能？ 　　这是个关于历史走向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的问题。面对既成的历史，去设想当 初的可能，似乎已经没有意义。但若能以史为鉴，带来思考，引发启迪和感悟， 也未尝无益。 　　这不是一个人的乡愁，而是关乎民族振兴与福祉的大事。 　　四 　　北京的袁督师庙，在北京龙潭湖公园。有康有为题写的“袁督师庙”匾额和 对联：“其身世系中夏存亡，千秋享庙，死重泰山，当时乃蒙大难；闻鼙鼓思东 辽将帅，一夫当关，隐若敌国，何处更得先生。”袁崇焕纪念馆，在北京崇文区 花市斜街广东义园旧址，即原来的袁崇焕祠墓地。墓堂廊柱曾悬有康有为所书对 联：“自坏长城慨今古，永留毅魄壮山河。”珍藏有与袁崇焕相关的不少文物。 　　1952年，北京市准备进行大规模的城市改造，按规划，袁督师庙和祠墓均在 迁移之列。叶恭绰、柳亚子、李济深、章士钊联名上书毛泽东，力陈“明末满洲 久为边患，能捍御者以袁崇焕为最。满酋后施反间，崇焕竟以冤死，天下痛 之……”建议对其祠墓予以保护。毛泽东将此事批转彭真市长处理。袁崇焕墓得 以保留和修葺。 　　东莞的袁崇焕纪念园，在石碣镇水南村袁氏故居遗址。该地位于东江之滨， 举目可见对岸一派苍翠的铜岭山，及耸立于山上的榴花塔。正门牌坊呈“皿”字 形，进去是巍然屹立的袁崇焕石雕像，名“擎天一柱”，出自广东籍雕塑大师潘 鹤之手。但见袁崇焕身着战甲和披风，手握宝剑，昂首远眺，似有千万钧气魄。 园内还有袁督师祠、袁崇焕浮雕、故居、衣冠冢、三界庙等景点。 　　至今为止，我来到东莞谋生已然14年。随着对袁崇焕了解的加深，受他的遭 遇和精神的感染也就越大，慢慢就有了为他写一部书的想法。近两年虽然生存压 力仍未解决，但实现这个心愿的念头却越来越强烈。于是付诸了行动。 　　为此，我陆续翻阅了关于袁崇焕的不下五百万字的资料，包括多种明清史料、 笔记和近、现代学者如孟森、李光涛、阎崇年等人的研究著作，及其他一些人的 部分文字，对它们进行了扒梳，理出了一条更为清晰的脉络。一些资料存在相互 矛盾或自我矛盾以及谬误之处，只能靠自己甄别、比对和理解来处理。还查阅了 数张相关地图和其他图形，对当时的战局、战况有了更清晰的概念。 　　写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于我这还是第一次。我没有接触关于写历史小说理 应注意的事项，而是自己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大致的原则，那就是：有史实的，尽 量遵照史实；无史实的，则进行合理想象，大胆创造；于人物无关大体的史实， 可视创作需要而灵活取舍、运用，关系到人物大是大非的史实，一定不能随意更 改，以免对读者认识人物造成误导。总之是既严谨又洒脱，融历史与小说的元素 于一炉。 　　我注意到，一些过于倾向偏好甚至流于偏执的文字行为，也是造成对某些历 史人物更具争议的一个原由。近代清史泰斗孟森曾经就袁崇焕一案说：“庶知三 百年公论不定，一翻明末人当时之记载，愈坠云雾中。论史者将谓今日之人不应 妄断古人之狱，惟有求之故纸，凭耳目所及者之言以为信。岂知明季之事，惟耳 目相及之人，恩怨是非尤为纠葛。”他的话，说出了袁崇焕公案之所以争议不断 的主要原因之一，那就是当时作书记录、发表见解的人，往往不是遵照客观事实， 而是从自己的恩怨是非出发，各执一词。无疑，这种“各取各需”式的行文和评 判态度，对正确认识历史人物和事件非但无益，反而起到相反的作用。因此，我 要求自己必须尊重能影响到对人物定性的重要历史事实，而不作那离谱的随意更 改和颠覆式编造。不过顺便也要强调的一点是，这毕竟是一部小说，而非纪实， 读者若是处处求证，则又误会了。 　　以文学艺术的形式还原袁崇焕的真实形象，是这部书的初衷。但究竟能做到 几许，说实话，我也并无多大的把握。不过，能了却自己的一桩心愿，也不算是 白费心血。 　　最后，谨以一首拟古风五言诗，表达我对袁崇焕的悼念和结束本书的写作。 诗曰： 　　科场年复年，拨云终见天。 　　为官解民苦，提剑戍边关。 　　时危见英雄，功高招谗间。 　　呜呼袁督师，饮恨是大冤。 　　2016年清明节于东莞 　　（说明：此文为本人新著长篇历史小说《袁崇焕》后记。《袁崇焕》一书已 经杀青，开始投稿寻求出版。） ◇◇新语丝(www.xys.org)(xys8.dxiong.com)(xys.ebookdiy.com)(fangzhouz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