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爷爷奶奶 　　　　　　　　　　　　　　　·江一平· 　　我的爷爷奶奶是平凡的人，像祖先坟头上的无名小草。哦，不，连那种小草 都不如，他/她们没有福气做父母亲身旁的小草。如果我不为他们记下点什么， 这个世界很快没有人知道他们曾经来过。 　　爷爷 　　爷爷叫江南交，出生于1905年，逝世于1981年。我不知道他的生日，也从来 没有给他庆祝过生日。爷爷的小名叫“狗六”，村里人尊称“苟六”（生产队记 工分时的笔名）、阿六、六哥、六叔、六伯或六公，从来没人叫他的大名。 　　我国（至少是汉族）的传统文化，素来有轻贬个人的趋势和习惯。很多老辈 人的名字或小名都很低贱，其中叫“狗”的大概最常见，而“狗”在传统文化中 却极端受鄙视，是用来辱骂人的代名词词。之所以取贱名，是源于迷信。一个孩 子生下来，长辈会请人为之算命，若算出的命不好，怕孩子夭折，长辈就会遵习 俗给取个低贱难听的名字，据说这样可以蒙骗小鬼、阎王，使他们不屑于来索孩 子的命。我老家乡亲中有许多人，名为形形色色的狗，诸如“大狗”“细狗” “阿狗”“庭狗”“狗子”“狗妹”“番狗”“哑狗”等等，攀比着愚昧不堪的 成色，可笑复可悲。 　　爷爷也因此被取了“狗”的小名。他只有兄弟三人排行最小，是“老三”也 是“满子”。按说，要叫“狗”也该叫“满狗”“三狗”或“狗三”，不知何故 偏叫“狗六”。或许是连真实的排行也不能让鬼知道，而要瞎编一个“六”吧。 可恨可耻的迷信风俗！这是爷爷与生俱来的悲哀。 　　没想到，悲哀竟伴随了爷爷的一生！ 　　（一） 　　爷爷出生于我们老家——福建省平和县大溪镇江寨村的田背楼，6岁丧父，9 岁丧母，在极度贫困中靠兄嫂拉扯大，幼年就跟着兄嫂劳作扛活，没上过一天学， 不识字。由于自家几无田地，所以爷爷很小就四里八村到处替别人帮工卖力，以 图一顿饱饭（村里传统习俗，邻里帮工只管饭不给工钱）。这使爷爷年轻轻就出 了名，是全村著名的会打拼、真吃拼的人，也是著名的大力士。 　　“打/吃拼”是闽南地区的河洛话（闽南话）和客家话共同特有的词，意思 是特别勤奋特别能吃苦，敢于拼命去克服困难。闽南人评价别人“会打拼”“真 吃拼”是对人品的一种赞赏。 　　村里同辈老人们都说，爷爷天性忠厚老实，替人干活不仅不挑肥拣瘦而且格 外出力。比如，挑“牛屎粪”（牛棚里的垫料，是杂草、泥土和牛的粪尿掺杂沤 成的有机肥）到田里给庄稼施肥，别人都只用畚箕挑，他却用箩筐挑，那重量可 是畚箕挑的两三倍。有一回有人有意试他力气，装粪时使劲往箩筐里压实填满， 结果爷爷挑起来就走，可是扁担却承受不了，折了换换了折，一连断了三根。 　　还有一回替村里的业余潮剧团运“戏笼”（道具箱）到外地。戏笼是著名的 重家伙（200多斤），要两个人一前一后合作扛一个，大多数人扛走几百步就得 换肩，几里路就得停下来歇口气。但爷爷与他的合作者却不换肩也不歇脚，从江 寨到官陂圩，30多里山路一气呵成。 　　想来爷爷也很自豪并乐意炫耀自己的力气。据说他曾经表演给人看，单用牙 齿咬着连手也不用扶，就把满满一箩筐稻谷倒退着一台阶一台阶地从一楼咬上了 二楼。 　　于是爷爷的“大力王”便名扬乡里。这不仅使他获得更多帮工挣饭的机会， 还意外地收获了婚姻——他被我阿太看上了。 　　我阿太是同村淮阳楼的一位小脚老寡妇，家里虽有小块薄田和两个儿子，但 长子少年时便病残驼背（我辈称之“驼背公”）、满子年少体弱，都没有劳力， 缺乏顶梁柱的家庭摇摇欲坠。奶奶本是家里从小为长子收养的童养媳，长子残后 无法成家，阿太便相中了特别会打拼的大力王来顶替，托媒招赘。奶奶也是勤劳 能干的苦命人，与爷爷一拍即合，于是爷爷就从田背楼过继到淮阳楼。 　　爷爷奶奶堪称命运安排的般配一对。二十大几的爷爷，相貌堂堂身强力壮古 道热肠；年方二八的奶奶，容颜俊秀心灵手巧贤惠善良。尽管并非自由恋爱心心 相印，但孤寒同命患难与共，便相濡以沫渐生深情。婚后两人男耕女织举案齐眉， 使这个家渐有起色，没几年就有了我爸爸、叔叔和姑姑三个新生命。 　　人口逐渐增多，生活资源（主要是田地和房屋）却没能相应增长，潜在的生 存危机酝酿着这个拼凑之家的内在矛盾。爷爷奶奶与这个家本来就没有亲近的血 缘，阿太只是图存无奈才勉强成全我爷爷奶奶。7年后，自己的满子长大成人， 阿太便借故欲将爷爷奶奶他们悉数赶出家门。奶奶据理力争坚决不从，阿太顾及 与童养媳20多年近乎母女的相依之情，最后答应只撵出爷爷一人。爷爷返回田背 楼与兄嫂搭伙，寄身于破败的柴屋（用树皮柴草弥补破损的屋瓦勉强遮风避雨）。 奶奶和孩子们虽然留下却屡受欺凌。阿太动不动就禁止我年幼的爸爸、叔叔吃饭， 我那可怜的姑姑更是在一岁出头时，就被阿太强制遣人抱送他乡做童养媳，两年 后便遭虐待而夭折。 　　阿太其实也是弱势穷人备受欺凌，但在家里却是一家之长一言九鼎。中国旧 社会几无法制，乡村里靠传统文化衍生出来的所谓“乡规民约”治理，而传统文 化则强调三纲五常。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 的形象解说是“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意即长辈对晚辈有生杀予夺之权。所以， 在社会上受欺凌的阿太，作为家长却能在家里欺凌晚辈亲人而不受约束。 　　百般无奈之下，爷爷逆来顺受地忍耐着我们难于想象的悲凉。 　　此时的爷爷已不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单身汉，他还有妻子儿女的牵挂，再 不能只替人帮工挣一顿饭，更何况并非天天有工可帮。凭借大力和厚道的名声， 他慢慢租到了少量田地，边租种边帮工还不够生存，便设法四处开荒种自己的地。 　　爷爷竟再一次出了名——成了全村乃至全大溪，所识之人有口皆碑的“开荒 大王”。 　　所谓开荒，就是把无主的荒废土地开垦成农田。但在人多地少的大溪山乡， 田和山早就各有其主，几乎每一尺土地都已被充分利用，目光所及何荒之有？爷 爷的不凡之处，就在于能见人所未见干人所不屑。他瞄上了山沟。 　　山区有很多山沟，那是水流的通道。雨季山沟里充满了水，天晴水退时，水 道边缘便会露出小块淤积砂石的湿地，尤其在河道拐弯处会稍微大块一些。下次 山洪爆发时，这些湿地便再次被淹没冲垮消失。没人想到这些临时的湿地还有开 垦价值，或者不愿去做劳而无功的事，于是乎给了爷爷机会。 　　每年春夏之交山洪过后，爷爷就下到沟底，搬动石块垒坝砌墙把小块湿地围 起来，再用板锄把沟壁斜坡上的草坯（连草带土称“草坯”）铲下来捣碎填进去 造了一小块田。爷爷就在这种有围墙的田里种庄稼——低洼水多处插秧种水稻， 陡坡水少处种番薯。下次山洪爆发时，如果侥幸没有冲垮坝墙就可以挨到秋天收 获粮食。冲垮了就前功尽弃颗粒无收，但爷爷毫不气馁，在新的冲积处再垒石墙 再造围田。就这样年复一年，田背楼周围所有山沟都被爷爷开垦出来。更有甚者， 全村最大的“鸿江”山涧，从下游的“龙滚水”上溯到其发源地“东西坑”（远 远超出田背地界），全长十几二十里的河道边，所有可用之处都被爷爷开垦成围 田。这些小围田，大者能有1-2米宽、数米长，小的只有一两尺见方也就是斗笠 般大小，大大小小数十上百块，像一颗颗珍珠点缀在蜿蜒曲折的鸿江山涧上。 　　我少年时期常跟着村里小伙伴到山沟去放牛。一次见到沟边一处悬崖的石缝， 帽子大的一抔土里，孤零零地长着一棵番薯苗，惊呼“谁在石头缝里种番薯？” 身旁的小哥哥们轰然一阵大笑，笑我没头脑，连自家的地都不认得——“那是六 公的”，“这沟里和山上，凡不是田的地里长的庄稼全是六公种的！” 　　的确还有山上的。山从来是公家的，旧社会时属于村人共有，解放后属于合 作社、生产队公有，传统的村规和现实的政策都不允许私自砍树开荒。但山上有 一些遍布碎石连树都不长的零星小地块，爷爷便东一株西一株地在碎石缝里栽木 薯。这种费劲薄收的事没人眼红，且因不损山体和树林，倒也无人禁止。后来文 化大革命中最动荡的一段时间，曾有两月家无粒米，多亏了爷爷开荒种的这些木 薯，才使我们几个兄弟没有饿死，这是后话。 　　如此艰辛的“开荒”，使原本毫无生存资源的爷爷得以活命，偶尔还能给妻 儿一些微薄的资助。 　　如此独特的开荒伴随了此后爷爷的一生。 　　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推翻了旧制度建设新社会，首先实行土地改革，没收 了地主富农的部分田地和房产分给贫困的山民。爷爷开荒的临时性“田地”合理 地不受计数，按照赤贫（“贫农”身份中最贫穷者）分得了一间小屋和真正的田 地。爷爷有好地种了也不舍弃开荒，因而有了好几年比别人更多劳作出汗，更加 饱腹舒心的好日子。后来新社会实行集体化，从农业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田地又 收归公有，农民到生产队干活记工分秋后分粮食。老家俗语说“多牛不踏粪” （相当于“三个和尚没水吃”的意思），一窝蜂的群体干活效益低，加上常常是 隔山隔水不懂种地的外来领导瞎指挥、大跃进，导致老百姓又吃不饱肚子了。爷 爷就大白天参加队里的劳动，更起早贪黑地钻他的山沟。 　　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开始后，极左思潮日益狂热 席卷全国波及山乡，浸透爷爷血汗的开荒地竟被说成是“资本主义尾巴”，要割 掉。公社、大队指令生产队没收爷爷的那些地，生产队干部并不情愿。因为他们 知根知底，了解那些“地”根本没有地力又零星遥远，不但费时费力打不出多少 粮食，还随时可能在雨季打了水漂得不偿失。但他们不敢违抗上级，就勉强开会 批判爷爷的资本主义，割了爷爷的“尾巴”。 　　胳膊拧不过大腿，爷爷闷声闷气地扔下一句话——“你们割就割好了，地若 是又荒了，慢日（日后）我再开！” 　　果然，所有被没收的那些地，都没人去种没人去维护，大多数地块就被山洪 冲垮再度撂荒。爷爷果然再去挖再去围。“资本主义尾巴”又长起来了，公家就 又来割，再荒一年它又长。长了割割了长，割了这边长那边，爷爷像当年的红军 游击队一般，打起了游击战。山沟里失而复得的珍珠地，晃晃荡荡到文革尾声再 没人来收缴。那些珍珠绿了黄黄了绿，璀璨到爷爷70多岁直不起腰迈不动腿的 1970年代末。 　　就这样，爷爷在社会和自然的双相夹缝中，奇迹般地挣扎着、拼搏着自己数 十年的凄苦人生。 　　（二） 　　爷爷的人生很凄苦，不仅凄苦在生计也凄苦在精神。陪伴他的，是挥之不去 的忧患。 　　从小失去双亲，颠沛流离熬到青壮年，好不容易被招赘成了家却又被赶出来， 儿女嗷嗷待哺时却妻离子散…… 　　爷爷被赶回田背与兄嫂搭伙后四处打工、开荒，阿太三天两头就禁止年幼的 我爸我叔在家吃饭，有时连凉透的剩饭也不让吃，当着奶奶的面撵俩孩子到田背 去爷爷那儿吃。爷爷的兄嫂家人倒是通情达理来者不拒，但邻里难免有意无意地 说闲话，比如“吃田背饭屙新楼屎”（吃在田背住在新楼即淮阳楼）之类的，令 兄弟俩备感屈辱，常常就在吃饭时分徘徊于淮阳楼与田背楼之间的地角旮旯忍饥 挨饿。其实小兄弟俩从一会走路就开始学着下地干活，拾粪积肥里外帮手地为家 里当“童工”，而奶奶则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阿太居然忍心不让孩子吃饭。后 来，早先嫁到下村的姑婆偶尔回娘家，发现实情后仗义执言打抱不平，阿太才收 敛了一些。我叔叔从小体质瘦弱几番险些夭折，就与长期挨饿严重营养不良直接 有关。不仅不让吃饭，阿太及其儿子还不断挑拨我爸我叔与爷爷的关系。明明是 她/他们赶走了爷爷，却老对孩子说是爷爷抛弃他们，直至明令兄弟俩不得与爷 爷相认。村里大宗祖祠“梦笔堂”落成后，江寨的孩子们大都获得了上学机会， 当时7岁的爸爸也成了梦笔堂——江寨国民小学的第一届小学生。爷爷闻讯后， 倾尽省吃俭用积攒了很久的一点钱买了个铁皮“书盒”（书包），悄悄赶到学校 去送给他，爸爸高高兴兴地背着书盒回到家，一把就被阿太的儿子驼背公抢过扔 掉，说“那个人的东西不能要，他不养你就不能认他”。次年叔叔也进了梦笔堂， 爷爷想要给弱不禁风的小儿子送一把炒花生米，都不得不在背向淮阳楼的角落， 远远地招呼悄悄地递送，生怕被阿太家人知道了又要为难孩子…… 　　这样潜移默化的影响竟成功地离间了爷爷和我爸的父子关系，甚至疏远了爷 爷和奶奶的关系。我长大后爸爸告诉我，直至1948年他15岁的时候，阿太再次将 他们母子三人一起逐出家门而生计无着时，他才自作主张红着脸面去与自己的亲 生父亲相认。 　　1949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未满17岁的爸爸就毅然参加了革命工 作离开了家。所以，他打记事起就没有和爷爷一起生活过多少日子。他说，关于 爷爷，他一辈子记忆深刻的只有一件事——童年时亲眼目睹其无辜遭受国民党军 队的毒打。 　　1939年，国民党军一个营流动驻扎在淮阳楼。老家地处深山腹地，早年 （1958年之前）经常有老虎出没。一天夜里，部队的一匹军马被闯入土楼的老虎 咬死，当兵的怀疑是村民所杀，就要抓人。爷爷小时候曾经跟着兄长到广东等外 地打工，能含含糊糊地说个别“国语”词句，就挺身而出去做解释，比比划划地 说：“山里老户欺（老虎吃）”。水湍出岸堆枪打出头鸟，爷爷因此被军人怀疑 而抓去关押、毒打。尽管第二天夜里，哨兵证实老虎的确潜入村里还开了枪驱虎， 证明爷爷所言不虚，但这群野蛮兵却还是不肯放人直至开拔。爷爷不过一句五个 字的实话，换来的却是极其惨痛的磨难。 　　爷爷被捆在淮阳楼祖祠“泰堂”里的立柱上，鞭打得皮开肉绽血迹斑斑。这 一捆就是整整半个月没有放下来过，爷爷能够最终活下来是生命顽强的奇迹。这 半月里，军队只允许当时才6岁的我爸每天去给爷爷送点吃的。天天目睹爷爷遭 受如此摧残，幼年爸爸的心境可想而知。我相信，这一定是我父亲一生痛恨国民 党，“红军”一回来就立即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并无论何等坎坷曲折都矢志不移的 原因。 　　这件往事折射出爷爷为人的率直和仗义。一直到我长大从县城回老家插队， 还屡屡听老人们提起。村干部们常以此事作为控诉旧社会忆苦思甜的教育素材， 但也有不少乡亲却以此事作为多管闲事引火烧身的教训来告诫晚辈。而当时，据 我奶奶和爸爸说，此事也是阿太借故赶爷爷出门的导火索（事实上也是此后不多 日爷爷就被逐出），说爷爷的好管闲事会给家族惹祸。从奶奶和父亲的多次陈述 中，我隐约感觉到，阿太这种混淆是非的愚昧观念，对他们也是有影响乃至诱发 共鸣的。至少在潜意识里，使他们对爷爷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怨气。爷爷被逐时， 奶奶不愿带着孩子跟着走，主要因素是反抗阿太的无理，次要因素是担忧居无定 所。可能还有一层因素，我想，就是奶奶和爸爸对爷爷的这种怨气。 　　需要时招你来支撑一个家，不需要时借故抛弃你，尤其是在你蒙冤落难时。 这叫什么？这是图利忘义过河拆桥落井下石往伤口上撒盐。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家 庭亲人之间（尽管只是没有血缘的姻亲，毕竟也是相依为命的一家人），该是何 等的伤害？！类似的伤害，作为同样是弱势穷人，阿太们其实一辈子也没有少受， 不会不知道那种伤痛，但她/他们到时候还是毫不犹豫地照葫芦画瓢来伤害我的 爷爷。 　　我奶奶和爸爸曾经颇为埋怨地说过，爷爷的离开有负气的成分。我相信，换 成我也肯定咽不下这口气。把你利用完了后就卸磨杀驴，天底下还有更大的欺辱 吗！反过来说，即便爷爷吞声苟且，阿太就能不驱逐他吗？后来阿太再次把奶奶 他们也赶了出去，就是一个明证——撵走爷爷一家，只是阿太为了把生存资源单 独留给自己亲生小儿子的一种处心积虑。 　　处心积虑把你赶走，再来离间你的亲情、孽待你的后人。这就是我的阿太和 两个叔公干过的事情，这般心肠者居然也是我的长辈亲人，令我想起来就羞愧不 已。 　　奶奶他们被赶出来后，借居隔壁一姓游的外地人的谷仓（九峰游仓）栖身， 兼为游氏守谷仓。直至解放后土地改革，奶奶、爸爸和叔叔三口人分到一间房 （恰好是那个游氏谷仓）和一点田地，继续住在淮阳楼（十年后我父母和叔叔相 继离开家乡工作或上学，奶奶带着我们孙辈跟着到县城生活）。而爷爷则在田背 分田分房。一直到晚年失去劳动力，爷爷近40年都孤身一人生活。这就是我家一 直分成田背楼和淮阳楼两地的具体缘由。 　　田背楼与淮阳楼，虽然算是不同的两个自然村，实际上直线距离不过200米， 真正是鸡犬之声相闻。可是爷爷却长期不能与妻儿在一起，甚至见个面都不易。 尤其是1939~1948这近10年间，连亲生骨肉都不认他，没有人知道这些年爷爷心 中是怎样的煎熬。 　　有句古话叫“子欲养而亲不待”，是形容孝子的切骨至痛。那么，对于一个 慈爱的父亲，“儿待哺而亲无奈”又该是何等的一种痛？！ 　　（三） 　　解放后，爸爸参加了革命工作，叔叔也获得新生政府的资助，免费到九峰镇 （旧县城）上高小（继而一路艰苦奋斗上到全国重点大学，这也是后话），一家 人从饥寒交迫多方欺凌的社会最底层，翻身解放扬眉吐气。新政权摧枯拉朽移风 易俗，乡村的封建意识和传统淫威也受到很大程度的抑制。此时爷爷一家虽然依 旧分居两处，但可以频繁走动来往自如互相照顾，爷爷奶奶的日子显然好了许多。 尤其是我爸与我妈结婚后又有了我们孙辈，家里更增添了许多欢乐。爷爷白天在 田背楼干农活，天黑了就到淮阳楼来与奶奶一起带孙子孙女，奶奶则帮爷爷缝补 浆洗。乡亲们说爷爷奶奶是苦尽甘来了。 　　可惜好日子很短暂。到我长至5岁时（1960年），因爸爸妈妈的工作调动和 生活需要，奶奶带着孙辈跟到了县城小溪，叔叔考到上海读华东师范大学，爷爷 又孤身一人留在田背种田。那个时期正好是大跃进运动之后的全民大饥荒年景， 起初爷爷还能从开荒地里挖一些番薯百里迢迢跋山涉水地挑到县城来接济我们， 很快爷爷自己也连番薯藤都吃不上了。爷爷不仅因极度缺乏营养而全身浮肿，而 且染上了十分凶险的疾病——肺结核。好在父亲当时还能搞到一些药品，爷爷靠 四处垦荒、采食野菜树叶、捕捉田鼠等小型野生动物、捡拾洪水冲来的死鸡死猪 等而挺了过来。 　　三年大饥荒刚过去不到2年，社会上又搞更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先是“四清” （所谓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接着就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 革命”，运动得举国混乱民不聊生，也再次给爷爷和我们全家带来灾难。 　　在后来被中共中央定义为“十年浩劫”的文革期间，我的父母莫名其妙地被 划为“阶级异己分子”，叔叔因教师同事为自证“革命”的诬陷，被打成“现行 反革命”。他们分别被投入“牛棚”，失去人身自由并使全家陷入经济困窘。我 们孙辈5个小孩也全部失学，除了我留守县城照顾牛棚里的妈妈外，奶奶带着弟 妹逃回老家土楼避难。爷爷这时已步入体弱多病的老年，在一般人需要晚辈或社 会供养的年龄，他却还要为全家的存亡而奔波、而担忧…… 　　我的脑海里有一段永不消磁的视频，几十年时不时就自动播映—— 　　那是文革期间的1969年春节，我跟着爷爷跋山涉水几十里到关押父亲的“庵 后学习班”去送药。当时爸爸被造反派批斗，如当年爷爷无辜被国民党军队毒打 一样，被打得遍体鳞伤（后来X线透视证实肋骨、膝盖骨、拇指骨多处断裂）。 爷爷从山里采来草药熬汤，带着我送去给父亲治伤。在学习班门口，爷爷打躬作 揖央求到几乎下跪，带着红袖章举着“专政棍”的造反派门卫才允许步履蹒跚的 父亲出来取药。造反派喝令爷爷要先喝一口以证实药水并非毒药，才可将药交给 父亲。爷爷起初抿了一小口，造反派又是一声断喝：“大口一点！”爷爷不得不 又喝了一大口。在他佝偻着身子、颤抖着嘴唇喝第二口的时候，我分明看到，爷 爷浑浊的双眼中滚动着盈眶的泪水……我那时虽然少年不知愁滋味，但心里分明 涌起了一股屈辱和仇恨。从此，爷爷被迫喝药时那颤抖的嘴唇和纵横的老泪便和 爷爷这个称谓一起，成了我永久的记忆……。 　　1974年1月，几经波折勉强读完被压缩了的四年中学的我，回到老家当“插 队知青”。大年初一过春节，我请爷爷坐下来，用木炭条为他画了一张速写素描。 这是爷爷这辈子留下来的唯一肖像（再没有别的个人相片）。后来看过这幅画的 人，只要是见过他的，都说画得形神兼备，尤其是格外传神！ 　　当时，我们全家仍然处于“落难”状态，父母还在受造反派“监督劳动”， 一身伤病难于得治；远在天边的叔叔几无音讯吉凶未卜；我——他从小最疼也最 寄祈盼的大孙子则前程难测希望渺茫…… 　　1981年9月，当我们家与共和国一道刚刚迎来人生春天之际，爷爷却因老年 性痴呆在病患中挣扎了将近两年而辞世。几年前的这幅画，成了他人生常态的定 格。 　　当年我为爷爷画画，只是机械地对着眼前的模特写生。后来重睹这张享誉传 神的肖像，每一回每一瞬，我在那苍老容颜上读到的都是——刻骨铭心的忧伤。 　　…… 　　爷爷呵爷爷！你，没有理当快乐无忧的童年、没有受教育长知识的少年、没 有灿烂与自豪的青壮年、没有享受天伦的老年……；在你需要别人为你担当的时 候，你不得不弱肩自扛；在你有可能为别人担当的时候，却被无由剥夺了肩膀！ 你惟有的是——从小到老终生在困苦和黑暗中的无奈挣扎和忧患。令我一想起就 冷泪滂沱、心如刀绞！ 　　今天我写下爷爷的一生忧患，愿天下再没有忧患一生的“爷爷”！ 　　奶奶 　　奶奶叫吴状，出生于1913年，逝世于1993年。我也不知道她的生日，同样也 从来没有给她庆祝过生日。奶奶没有小名，村里人都昵称阿状、状嫂、状婶、状 姆或状婆。 　　客家话里，“状”的发音相同于普通话的“葱”或“聪”。村里人们一叫她， 我听起来就是“阿葱”“阿聪”……“聪婆”。很动听、很水灵、很清秀、很聪 慧。这让我很开心、很自豪。因为我奶奶的确非常清秀非常聪慧。 　　不仅清秀，不仅聪慧。 　　放在从未受过一天正规教育，一辈子只认识一个“中”字的背景下，我的奶 奶在同时代千千万万苦命女性之中，简直不同凡响！ 　　（一） 　　奶奶早年的命运，比爷爷还要凄惨。 　　奶奶出生于大溪东南角的一个叫“宜盆”的小山村，不满周岁就因家里贫病 交加而被“捡”来做童养媳。老家的方言，不论客家话还是闽南话，都把领养孩 子和娶童养媳称为“捡”。据说本来她的生身父母是真的打算把她放到路口去随 机让人捡的，碰巧我的石匠太公到当地打石头，在那户人家歇过脚，看娃娃可怜， 又恰好自家有个几岁的儿子，将来可做儿媳，就把她带回来养育。过不到2年， 我小姨婆刚出生不久，她们的父母就相继亡故，故姨婆也自幼给人做童养媳。所 以，我奶奶和我姨婆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长什么样。奶奶没有兄弟， 但还有一个姐姐，也是打小就给人做了童养媳。所以，奶奶是没有“外家头” （娘家）的人，自幼就格外懂得安分守己，也学会了自爱自强。 　　不幸中之大幸，奶奶被捡去的，是一个有好家长的家。家长自然是我太公。 太公除了能种地还有一手石匠手艺，农闲时四出打工挣点血汗钱；我阿太虽然从 小裹脚不能下地干农活，却非常节俭又精于持家，还有一手精湛的纺织针线手艺。 家中生活虽然也是十分清寒，但在普遍贫困的山区还算勉强平安。尽管阿太比较 狭隘和严厉，但太公心地善良脾气温和且难得地善待女孩。加上家中两个女儿也 很善良，奶奶来到这个家就没有受到明显虐待，而是被当做自家女儿般地养育。 阿太的俩女儿即我的俩姑婆，没有像许多人家那样被从小送出去做童养媳，也说 明这个家当年相对没有那么穷困潦倒。所以，奶奶有比较正常的清贫的童年和少 年。 　　但是在旧社会的山区穷人家，即便是自家女儿也是很悲苦的。 　　艰难困苦的生存条件，迫使穷人的孩子们，在刚会走路时就得开始学习劳作。 女孩除了要学做洗涮清扫等普通日常家务外，还有养猪喂鸡加工粮食纺纱织布裁 缝绣（花）染（布）等生产性家务，稍长大一点也要像男孩一样割草砍柴挑担运 输。概言之，女孩除了按乡规不能下水田种水稻之外，不但要和男孩子一样做绝 大多数沉重的活，还要比男孩子多会缝补浆洗纺织绣染。所以，同样忙累了一天 之后，男孩在天黑之后可以休息，女孩则还要在昏黄的灯光下继续工作到下半夜。 旁人也好长辈也罢，无人顾及女孩较弱的生理条件给予一点优待，反而比对男孩 更加苛刻。 　　落后时代的山区生产力极端低下，穷人尽管累死累活依然饥寒交迫。奶奶家 人的日常饮食主要就是稀稀的稻米粥加焖番薯配缺油寡盐的蔬菜（别人家也普遍 类似）。年景不好的时期，比如遭受洪涝或干旱，庄稼歉收，连这样的伙食都难 于做到，常常不得不到田野山沟里去采摘各种野菜野果来替代粮食。一年到头， 只有省吃俭用节约储备一些食物，到过年过节时才能稍微改善一下生活。 　　如果说繁重的劳作和贫困的生活是苦，那么，悲的就是精神上的压迫和奴役。 　　在旧社会男尊女卑的风气里，闽西南地区尤其是其中的客家人，格外苛求和 歧视女性。奶奶从小就被训练要循规蹈矩逆来顺受谨小慎微自我牺牲……。客家 人的乡风习俗规矩很多，女性除了要和男性一样从事生产劳动以外，还要伺奉公 婆照顾老小，干活要抢脏争先，吃饭要让好随后，待人要“嘴笑皮仪”（这是客 家话的形容词，意为口笑颜开），说话要低眉顺眼……这些本来属于客家人普遍 的家教要求，并没有明确的性别差异，我小时候爷爷奶奶也都这样要求和训练我 们孙辈。但是，在实践上，大多数家庭对女性要求特别严格。如果没做好，男孩 可能会被谅解，而女孩就必定要受到训斥或惩罚。更有甚者，一日三餐要求女性 为长辈和男性端碗添饭，并等他们全都开吃以后，才能最后自己吃；男性和长辈 吃完就把碗筷往桌上一撂而去，女性则要收拾桌椅洗碗涮碟；有些苛刻的家长比 如我阿太，甚至不许女孩上桌坐着而是站在桌边吃饭，如果家里来了客人，女性 不仅不能上桌还要等客人和男性家人吃完了才收拾饭桌吃残汤剩饭；每逢年节改 善生活，饭桌上稀罕地有了些难得的鱼肉鸡鸭等好吃的，男孩子可以尽量吃，女 孩夹了一二筷子后就会被长辈要求作罢，说妹子人（女孩子）这样就行了，要本 分！ 　　诧异的是，家中对女孩如此苛待的，竟往往是女性长辈。奶奶和姑婆们小时 候，阿太是这样；我妹妹小时候（都已经新社会提倡男女平等了），我奶奶也是 这样。女人们一辈传一辈地自视低人一等！ 　　如果说这些是明显的不平等，那么还有许多习俗则是更恶劣的歧视和摧残— —比如，女性要为全家洗凉衣服，但女性自己的衣服不能凉在显眼的地方，尤其 是女式内衣裤要隐蔽得不能让人看见更不能单独晾在阳光下。如果违背了，邻居 就会非议和抗议，那么晾衣服的女孩就会挨长辈斥责或打骂；比如，女性被像男 性一样要求干繁重农活，却不允许下水田种水稻。那并非照顾女性，而是怕女性 把晦气带入水里影响水稻生长使粮食歉收；再比如，女孩长到十来岁时就会被强 制裹小脚，大人（往往也是女性长辈）拿一条长长的布条把女孩的脚从脚尖到脚 跟紧紧地包缠起来，捆得结结实实令脚掌和脚趾无法伸展长大。久而久之，脚就 变得短小畸形，不仅难走远路而且扭扭摆摆丑陋不堪…… 　　我阿太就不幸成了这样的一个小脚女人，村里所有阿太同辈的女人（以及不 少奶奶同辈的女人）都是这样受悲惨摧残的小脚女人。这些被摧残的悲惨女人， 愚昧地要把同样的悲惨带给下一代可怜的女人，但我奶奶却幸运地摆脱了这样的 悲惨。 　　奶奶说，当年阿太为她裹小脚时，是她因剧烈疼痛而拼命挣扎反抗，直至以 死相逼，终于使阿太无奈加心软而摆脱了一劫。小时候我对此将信将疑，心想阿 太为人那么强势，都能把我爷爷说赶走就赶走，怎么却能让一个小童养媳一反抗 就妥协了呢？长大后我读了《平和县志》和我父亲组织乡亲续订的新编《鸿江族 谱》，了解到我们家族一个了不起的巾帼英雄江阿仗的事迹（现在互联网上《百 度百科》有江阿仗的条目），才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论血缘辈分，江阿仗是我不太远房的太姑婆，其父阿角公会武艺（推测是天 地会后人），从小带着阿仗兄妹闯荡江湖行医卖药行侠仗义，养得仗姑婆也是一 身豪气见义勇为。仗姑婆青少年时在广东接受了一些新思想新观念的熏陶，长大 回到大溪成家后，经常在乡里扶危济困打抱不平，尤其鼓动和支持女性反抗歧视 压迫、反抗裹小脚。直至后来，仗姑婆响应孙中山先生联合会道门推翻清朝腐朽 统治的革命号召，在闽粤边界山区（分属福建的平和、诏安和广东的大埔、饶平） 创建了一个声势浩大的“白扇会”（以白色衣裤和白色扇子为标志）并被推举为 首领。1909年冬天，仗姑婆率领白扇会组织边区山民武装起义，捣毁了县衙（是 1911年成功的辛亥革命的前奏之一）。虽然起义很快被清政府军队镇压而失败， 仗姑婆也被迫避走他乡，但反封建反压迫的火种已经在这片闭塞蒙昧的山区播下， 并随着辛亥革命的成功而渐成燎原。 　　这可能才是我奶奶以及她那一辈许多妹子人反抗裹脚得以成功的主要因素。 　　因为没有裹脚，奶奶也成了可能是我们村第一个下水田种水稻的女性。 　　那是奶奶十多岁的时候，太公已经去世，两个姑婆相继出嫁外村，成了家中 最主要劳动力的长子——那个预定要做奶奶丈夫，却从小被奶奶叫大哥的人，因 积劳成疾患了大病——冒雨耕地之后，一场旷日持久的发热、背痛和消瘦，导致 脊柱逐渐变形弯曲，直至成了严重“驼背”的残疾人（推测是结核性脊柱骨损 害）。家里再也没有能下地种田的男人，替代的使命历史性地落在了天脚的我奶 奶身上。 　　奶奶扛着犁耙牵着水牛跟着驼背公下了水田，驼背公蹲在田埂上指手画脚地 指导，奶奶跌跌撞撞地在田里学着犁地、耙地、插秧……起初村里人大惊失色非 议纷纷直至当众责骂，后来也不得不接受现实哑然默许。严禁女性下水田的历史 传统被困苦无情的现实打破了。 　　…… 　　奶奶就这样长大为全村著名的大姑娘，不仅纺织绣染针线手艺在村里同辈女 性中出类拔萃有口皆碑，而且又能耕作种田不让须眉，十里八村都很罕见。 　　（二） 　　从奶奶自小到大对我的叙述中，窥见了三个人对她一生的影响至深。第一是 太公、第二是阿太、第三是那本来要做他的丈夫却被命运改变了角色的驼背叔公。 　　是太公将奶奶领到这个家来的，更是太公和阿太顶替了生身父母将她从一个 婴儿养大的，这种养育之恩自然是终生难忘，视如血亲。不仅如此，从奶奶的描 述中，太公从来是和蔼慈爱（尽管奶奶不懂得用慈爱这个词），而且是老辈客家 人中少有的，对儿、女比较一视同仁的人。在阿太对女孩的严苛管教中，太公常 常起缓冲的作用，使奶奶从小多少感受到了家的温暖。更难得的是，在奶奶很小 的时候，太公居然能鼓励她利用邻居识字的乡亲教子读书的机会去旁听，也放任 她和两个亲生女儿像男孩那样一有机会就去村里的庙会听戏，故而奶奶从小积累 了许多地方戏曲（主要是潮剧）里听来的故事。可惜太公去世得早，奶奶关于太 公的故事不多，但只要一提及，奶奶总要感叹地说太公的人好，又善心又勤劳很 “敢输赢”。 　　对于阿太，奶奶的感情就比较复杂。 　　在奶奶的口中，阿太是个心眼细密精打细算吃苦耐劳又严厉苛毒的人。 　　阿太很会持家，主要是出奇地节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留一手”、“画一 中”和“一粒田螺三碗糜”。三餐家里煮粥（客家话称为“糜”发音类似“梅”， 稀粥称“幺糜”）时，阿太事先按人头算好需要几筒（用竹管做的小筒筒）米， 量好放到淘米盆里时再张开大手掌抓一把放回米缸里去；奶奶说她一辈子只认得 一个字，就是中国的“中”字，那是跟同样不识字的阿太学的。当家里杀猪的时 候，阿太会把切成条块的五花肉放在盐瓮里埋起来，炒菜时用筷子从盐瓮里夹出 一块，在半热的锅底划一个小圆圈，再从圆圈的中间划一道直线，顺势把肉提起 来放回瓮里去。就这样在锅底画成一个类似的“中”字，留下一点油迹来炒菜。 不过，这些倒并非阿太的独门绝活，乡下很多农民都会“留一手”，而我们江寨 村所有的文盲长辈都认得这个“中国的中”，都是炒菜时从锅里学来的。说到底 还是贫穷逼迫的。种田人常常能在水田里捡回来一些田螺，也算是不花钱的荤菜 了。阿太也要把田螺煮熟埋在盐罐子里腌起来，每个人三碗幺糜才能配一个田螺， 就算一餐的全部蛋白质类食品了。如此节约，即便在旧时贫困的乡间也算抠门到 家了。故“一粒田螺三碗糜”成了阿太的个性标签，村里迄今还有尚存老人偶尔 会提起。但阿太自有道理始终如一，并把这种风格传给了我的奶奶，用她们的语 言表达出的道理，按现代文化人的话说就是居安思危细水长流。 　　阿太从小严格管教我奶奶和两个亲生女儿，手把手教她们各种各样家务技术， 尤其强化训练她们纺纱织布和各种针线活。不仅亲自训练，还鼓励她们与左邻右 舍同年龄段的女孩们互相切磋比学赶帮；不仅训练，还会在训练中穿插着讲道理， 从做事的道理延伸到做人的道理。比如，在夜里织布织到油尽灯枯筋疲力竭的时 候，阿太会说，这才到了真正长功夫的时候，越想打瞌睡越要练，只有眼睛挣不 开还会把梭子插得准才算真本事；当你满足了学会一项功夫的时候，阿太会说， 功夫不嫌多，没本事长大了就让人瞧不起，功夫多了将来在婆家才有地位……让 你觉得这样苦练是为了自己的前途，从而渐渐自觉自愿地去吃苦。 　　但是阿太在训练和监管中是伴随着斥骂和惩戒的，用奶奶的话说——“正经 恶”。做的不好，尤其是被认为不认真的时候，罚你不吃饭算是轻的，阿太生起 气来多粗鲁多肮脏的话都会出口，甚至经常动手打人。而且阿太打人的技术很高 超，她不像别人家的婆婆/母亲用手掌、笤帚把或棍子，她用从打扫场院的竹扫 把里抽出来的细竹枝。她要你把裤管撩起到大腿根（旧时人的裤腿很肥大），用 细竹枝不轻不重却快速高频地抽打你的大腿，一抽一条血痕一抽一声惨叫。 　　阿太还很自得于这个精心的“发明”。她说（奶奶转述的），竹枝子细软没 大力，打不伤骨肉只伤皮，而且不会留疤痕。但是很痛还见血印，更加让你怕、 让你疼（要疼好几天），你就长记性。我小时候顽皮偷偷跑去大溪游泳还顶奶奶 的嘴，奶奶也依样画葫芦地拿这项功夫来对付我，那疼痛的感觉真是透肺彻骨！ 但我不恨奶奶，我知道她是怕我淹死，但我恨死了那个发明此打法的精明的老阿 太。 　　其实奶奶也常常恨阿太。和我一样，她也不恨打和骂，反而认为那是为她好。 她恨的是阿太的自私、不公、残忍和卑鄙。原因之一，自然是由于阿太为了把生 存资源独传给亲生小儿子，而对招赘的爷爷采取兔死狗烹似的不义驱赶，乃至最 终将奶奶全家悉数赶出；另一个原因是，阿太在初次未能赶走奶奶全家于是虐待 孙子之外，竟采用强盗般的手段，乘奶奶外出劳作时，雇人把奶奶唯一一个才呀 呀学语的女儿偷偷抱走，送到他乡给人做童养媳，而且长期隐瞒送往的地址，害 得我那可怜的幼小姑姑，不到两年就受虐待而夭折。 　　这是何等刮骨吸髓般的痛和恨！ 　　我读书以后，从小到大受学校、社会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教育，告诉我们 人类社会是以经济地位来划分阶级的，穷人即无产阶级，是要依靠要解放的“好 人”；富人即地主/资产阶级，是要打到要消灭的“坏人”。可是我阿太在旧社 会也是受压迫受欺负的穷人，她的所作所为能算是好人吗？究竟她是漏网的地主 婆或者划分标准有偏颇？曾经是我少年时很困惑的问题。 　　到我长大回到老家插队当“知青”时，阿太的小儿子即我的满公，知道我会 画画，曾经拿了一张比拇指头略大一点的一寸黑白照片，请我放大成可以挂到墙 上的画像，说那就是我阿太晚年的肖像。我看到那老态龙钟的脸上，一双深陷的 眼窝里充满了深深的阴郁和隐约的凶狠，下意识地有些恐惧。我很不情愿，但碍 于也已渐渐衰老的满公的面子，我不得不花了大半天的时间，临摹那副我对之缺 乏亲情却不少怨愤的面容，时不时就想起了一生忧患的爷爷和那可怜的婴儿姑姑， 折断了不知多少支柳炭笔…… 　　令我长期不解的是，奶奶虽然也常说恨阿太，但更多的时候却是感激、怀念 阿太对她的养育和教导，不仅逢年过节为她烧香上供，而且到晚年时经常对我说 梦到“我娘”。在奶奶弥留之际，据守在床前的爸爸说，她也是喃喃念叨：“阿 娘在招我了，我要转（回）我娘那儿去”…… 　　奶奶最好感也说得最多的是“驼背公”。 　　驼背公是家里的长子，少小时太公身强力壮又有石匠手艺家境略好，就送长 子读了几年村人自办的私塾，故驼背公能认不少字也读过几本四书五经之类的书。 据说，驼背公很聪明，不论是读书、农活还是竹木工艺都是一学就会，而且学以 致用能说会道还勉强会写毛笔字。没读几年私塾，少年的他就成了家中重要的农 耕劳动力。后来太公去世，重担在肩的驼背公因病致残干不了重活，除了指导奶 奶顶替他干重体力活外，继续顽强挣扎着做力所能及的农活并策划着家庭的生计。 在爷爷被招赘来之前和被赶出去之后的相当长时期，驼背公在俯首垂地举步维艰 中，依然担当着家庭的中流砥柱。 　　最令人钦佩的是，这个连身躯都挺不直的重度残迹人，却干出了一桩连身强 力壮的男子汉都不见得能完成的，顶天立地的大事。 　　我族亲中有一位血缘很近的叔公叫江宝衫。宝衫公为人耿直义气且很血性， 年少时就对社会不公和黑暗心怀不满，尤其怨恨那些苛待长工和为富不仁的地主， 曾经自发劫富济贫，后来就抛家舍业上山找共产党参加革命，成了闽西南红军游 击队的骨干直至壮烈牺牲。宝衫公刚当上红军的时候，就把自己唯一的土楼屋卖 给了作为堂兄弟的我太公，并请族亲公证立了契约。据说宝衫公此举是为红军筹 款。可是正义的宝衫公却有一个嗜赌成性的不肖弟江宝烟，长年逍遥在外。宝衫 公牺牲后，宝烟得到消息，就回老家来假亲弟弟继承遗产的名义，与人密谋盗卖 这早已售出的房屋。同谋者是当时在乡里有权有势的国民党员、小学校长江金标。 他给了宝烟一点钱签一张非法合同，便仗势欺人地抢占已属于阿太家的房子。在 无处找公道的乡里，换成别人或许忍气吞声听任摆布，但性格倔强又有点见识的 驼背公偏不信邪，认为中华民国要讲法律，就勉为其难地用半通不通的文字写了 讼书，拄着拐杖爬几十里山路到九峰镇县政府告状。由于证据确凿，且被告理屈 词穷，初审堂上还真告赢了，但次日宣判时却反输了。原来江金标堂下用八百银 元贿赂了县衙的官吏们枉改了判决。当时县衙里有个打抱不平的职员，偷偷指点 叔公到漳州府法院去上诉。 　　那是1944年抗日战争时期，漳州府政权机构临时迁驻龙岩山区。从老家到龙 岩长达几百里的险峻山道，身无分文的驼背公竟一路乞讨、问路，风餐露宿连滚 带爬了50多天到了龙岩。在龙岩城里，驼背公又凭着从小练就的竹篾手艺，在好 心人赞助工具下编制竹“火笼”出售，挣得了生存与部分诉讼费用。他的可怜和 顽强感动了龙岩城里一位律师，免费帮他起诉。终于奇迹般地打赢了终审官司， 保住了自家的房子（因而后来江金标恼羞成怒，带着亲戚来家里找茬挑衅，将驼 背公打成重伤不治而亡，这也是后话）。 　　那时候从大溪到龙岩没有公路，闽西南大山道崎岭岖林深苔滑蛇虎出没盗匪 横行，他也的确两度路遇老虎险些丧命。如此艰险且单人匹夫长途跋涉，即便五 体健全者也望而却步。再说，“衙门八字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是旧社会盛 行的潜规则，贫苦人打赢官司从来可望不可即，何况他一个残疾乞丐。然而，驼 背公不仅赴汤蹈火般地去了，而且天方夜谭般地赢了。这件事在十里八乡成了传 奇引起轰动，也凸显出我这位身残志坚叔公的卓尔不群。他的勇毅顽强坚韧执著 竭智尽力攻坚克难，为我们家族几代人注入了不竭的精神力量。 　　这样的叔公，从小把我奶奶当妹妹一样关照指教，后来也把我幼小的爸爸、 叔叔当学徒一样培养和训导，通过言传身范，直接感染了奶奶及我的父辈。 　　但是，这样的好叔公，却也的确在我爸爸叔叔中，经常不失时机地挑拨离间 他们与我爷爷的关系，导致我爸爸长达近十年不认自己的亲生父亲。这般优秀与 卑鄙兼揉的形象，也是我青少年时的重大困惑。 　　奶奶，我的亲奶奶，在对悲苦、奴役和摧残的见证、亲历与抗争中，像家乡 山岗上饱经风霜的老松柏一样，成熟为百折不摧的坚韧母亲。 　　（三） 　　前些年网络上流传一个中学女教师写的一句话的辞职信：“世界那么大，我 想去看看”。结果，此事被视为新闻，并誉为“最有情怀的辞职信”。读到此我 哑然失笑——我笑的当然不是那位教师，而是媒体。 　　辞职看世界就是有情怀？还“最”？ 　　我那既不识字也绝想不到要去看世界的奶奶，才真有情怀。 　　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1963年），被选为少先队的小队长。学校在操场大会 上举行仪式，由大家爱戴的少先队总辅导员张玉珍老师（可悲后来在文革中被批 斗致死），给每个新选上的少先队干部授臂章。在嘹亮的鼓乐声中被敬爱的老师 亲手在左手臂上别了一个一条红杠杠的臂章，我觉得很荣耀很过瘾。 　　中午放学飘然回家，我迫不及待地向奶奶炫耀。奶奶知道这是我进步的结果 也很高兴，笑呵呵地夸奖了几句。接着，奶奶就迈到走廊的火炉边忙活（那时家 里没有厨房，只是在走廊边放一只红泥火炉烧饭），像往常一样喊：“一平啊， 出来帮我添柴，我要煮地瓜了”。我得意忘形地说：“奶奶你错了，以后不能叫 我名字，你得叫我小队长”。奶奶手上正好抓着个木壳水瓢准备舀水下锅，顺势 一瓢就朝我屁股砸来，说你当个小队长就上天了？你火足公当乡长也得叫我阿嫂， 你庭狗叔当队长我照样叫他庭狗。你这个猴样，要是将来当了大官就是个坏官， 会被包公拖出去斩了。说着说着居然泪光闪闪的！吓得我不知所措。 　　后来我升中队长、大队长，那二条杠、三条杠的臂章一近家门就赶紧摘下藏 到书包里不敢拿出来。 　　…… 　　1968年底，文化大革命的清理阶级队伍阶段，我父母双双被打成“阶级异己 分子”，父亲在挨批斗时被造反派打得浑身是伤，上衣褴褛血迹斑斑。奶奶将爸 爸后来换下的这件沾满血迹的衣服，直接晒干不洗不补却叠得整整齐齐，再找了 块早年她自己织的干净粗布，包得工工整整藏在箱底。每年春夏气候潮湿时，她 会把它拿出来晒晒，默默地看几眼再照原样叠好包好藏好。年少的弟妹们不解， 奶奶说：“好人不会一世人（一辈子）落难，但一世人都不能忘了昔日的落难！” 　　这一藏就藏了20多年。直到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天下升平，孙辈相继大学毕业 成家立业，在一个天气晴好的日子里，奶奶取出那件血衣，双手合十地朝向天井 望了望天，把那件血衣一把火烧了。 　　…… 　　1976年夏天，我还在老家插队当知青做赤脚医生。大队当时正酝酿恢复共青 团支部组织，打算提名我做团支部委员候选人并准备吸收我入党。其时社会上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如火如荼，县里派来大队蹲点的工作组要求每个知 青和入党积极分子都必须写批判邓小平的大字报。文革已近十年，民不聊生怨声 载道，邓小平复出后抓整顿抓民生极得人心，知青们更是拥戴，所以我绝不愿写 这份大字报。找尽借口百般推脱也无济于事，工作组最后以不写大字报就不让我 入党也不让我进团支部为要挟，我也怕因此而连累还在被监督劳动的父母亲而有 所动摇。 　　最后期限那天的午饭时，我忍不住把此事向奶奶说了。我以为奶奶会说胳膊 拧不过大腿之类的软话，或者说入党事关前途不要太硬直之类的功利话，来劝我 不要较真。完全没想到，奶奶把筷子缓缓地往桌子上一放，说：“打倒刘少奇邓 小平的时候，你的父母亲也接着被打倒了，你现在要是写大字报批判邓小平，就 是批判你阿爸阿妈，你怎么写？？？”俄顷，奶奶又补了一句：“实在顶不过的 话，你就推给我，就说阿嘛（客家话“奶奶”的发音）没文化，思想落后不肯你 写”。 　　已经63岁的我奶奶，话说得平缓温和却掷地铿锵！ 　　下午，我在要好的几个“知青战友”中悄悄地讲了我奶奶的态度和我的为难。 结果，平时老实巴交寡言少语的伙伴陈庆文，出乎意料地挺身而出，替我抄了一 段《人民日报》上的话以我的名义贴出去。署名处，庆文兄弟故意潦草地把我的 名字写成“红一平”，并向工作组谎报，说我刚写完就出急诊来不及，才由他代 抄。算是帮我交了差，又没违我的心。 　　尽管最终我还是没能入党，也没有被提名候选团支部委员，但奶奶的质朴情 怀保全了我的一份心安，也成全了我一生的自豪。 　　…… 　　1977年春天我上大学。起程那天，奶奶送我到村口，抖抖索索地从怀里掏出 一个小包塞到我的手上，说：“出远门了，该用它了”。这话令我似有所悟，急 切地打开那个小包。层层粗布深处静静地卧着的果然是五张似曾相识的10圆钞票。 　　那是我当年回老家插队，到大溪公社（现“大溪镇”）“知青办”报到落户 时，知青办按政策发给我的知青安家费，我将它们如数交给奶奶，由她安排必要 的生活开支。3年多过去了，我和奶奶的生活，靠我的拼命劳作和她的勤俭操持 只能维持半饥半饱状态，虽然偶尔有城里同样拮据的父母给予些许接济，但因为 打煤油买盐而举债也是寻常事。所以，我早已将曾经拥有过一笔钱的事忘到九霄 云外。没想到奶奶竟然从来没有动过它们，甚至于在那些以野菜代粮，生病无钱 买药的时候！ 　　我红着眼眶把钱重重塞回奶奶手里，告诉她我上学享受全额助学金，从此不 缺钱了，让她一定把这钱该花时就花了，不要太苦自己。再次没想到，我走后第 二天，奶奶就将这50元拿到公社信用社以我的名义存了起来，而且存成“死期” （乡下人管定期储蓄叫死期存款）。她对办存款手续的乡亲说：“这是我孙子的 血汗钱，不是他自己急用，谁也不许花”。此后，不管是在老家还是进城与我父 母一起住，这本“死期存折”一直珍藏在她的枕头里。直至弥留之际，她交代我 爸转交我，还是说：“这是一平的血汗钱！” 　　后来，我拜托父母替我保管这本存折，并商定：不论世事如何变迁，这份存 折，永不存取，让它成为一份真正意义的死期存折。我们想留住的，是我奶奶不 同凡俗的一份情怀。 　　…… 　　1993年春末，奶奶病逝。 　　去世前二个多月，奶奶忍着剧烈的骨痛，咬着牙不肯大声呻吟。一旦有乡亲 前来探望，奶奶必定要勉力撑起身来，强展笑容与人说话。直至停止呼吸，她每 天挣扎着自己洗脸梳头，不肯让亲人帮忙，而且始终保持着出奇的干净整洁。当 我急匆匆赶到奶奶床前时，她的身体已经变凉，却面容安详丝发不乱。 　　一直守在床前尽孝的爸爸说，那是奶奶在闭眼前几小时回光返照时，对床边 的父亲和叔叔说完给晚辈们的祝福后，自己拿木梳一丝不苟地梳的。 　　我附下身子去抱奶奶，这是我长到能自己走路之后的唯一一次与奶奶的拥抱。 我把脸久久地贴着她的脸，仿佛童年又转了回来…… 　　我附在她耳边轻声地说——啊嘛，你世世代代都在！ 　　我与爷爷奶奶 　　每当忆起爷爷奶奶，我就难免想起伟大的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卢梭说过的一 段话： 　　“在我们中间，谁最能容忍生活中的幸福和忧患，我认为就是受了最好教育 的人。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真正的教育不在于口训而在于实行。我们一开始生活， 我们就开始教育我们自己了，我们的教育是同我们的生命一起开始的，我们的第 一个教师便是我们的保姆。” 　　客观地说，卢梭的话虽然精辟却不见得全面、精确。然而，在我爷爷奶奶身 上却极大程度地得到印证。 　　爷爷奶奶都没有上过学念过书，按通常的说法叫“文盲”或“没文化”。虽 然奶奶童年曾旁听过几天邻居的私塾，但也真没听几天就被赶走了。奶奶说，起 初邻居的家长并不在意，随她听，但几天后发现，倾心教的自家儿子没听懂，而 站在门外“偷听”的奶奶倒听懂了。邻居很生气，认为是女孩的晦气蒙了儿子的 心眼，就撵走了奶奶，再也不允许她靠近。而爷爷则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过。所 以，我的爷爷奶奶的确没有受过任何正规教育。但他/她们却是当之无愧的“最 能容忍生活中的幸福和忧患”的人。 　　七八十年数不清的忧患，他/她们不同凡响地忍了，忍着跌撞挺着腰，忍着 眼泪笑着脸，忍着血汗昂着头；儿孙辈们的幸福，他/她们不动声色地容了，容 在家里不张扬，容在心中不显色，容在脑袋犹清醒。 　　当我们在全村人羡慕的目光中随着上调到县里工作的父母进城后，6、7岁的 我曾不止一次在灶台边、饭桌上听到奶奶委婉地提醒父亲，说有些乡亲反映，我 爸常常走路脸朝天、有时说话带官气，请爸爸注意随和一点，对乡亲们客气一点， 以免让人误解云云；有一次老家的一个发小跟着亲戚来县城玩，与我小手牵小手 地逛街，突然撒开我朝着一辆路过的卡车猛追，一边手舞足蹈地呼唤：“大车大 车大车！”我觉得很好笑。后来回老家看爷爷的时候，我就向他讲述那个小邻居 的笑话。爷爷听了也笑，但却教导我说：“你在县城读书，当然比村里的细伙子 （小孩子）见得事物多，你可不能瞧不起他们！”类似的事情还很多，归纳起来 就是，这世上很多人很艰难，日子好点的人不能自鸣得意，谁也不能炫耀自己的 优越感。爷爷奶奶最经常提醒孙辈们的一句话就是——“勿莫展风神”（相当于 普通话“切勿显摆”的意思）。 　　这不就是“容忍生活中的幸福”吗？！ 　　依卢梭的观点，我的爷爷奶奶既然“最能容忍生活中的幸福和忧患”，那就 就该是“受了最好教育的人”了。那么，这里的“教育”当是广义的名词——是 生活、环境的正反两方面影响，也包括哪些过分苛刻以至残酷的艰辛、苦难、折 磨、压迫、伤害和奴役了。 　　这样的“教育”，的确也会激励人磨练人，但无论如何，我不能同意这是 “最好”的教育。 　　然而，卢梭后半段的话我完全赞同——“我们的教育是同我们的生命一起开 始的，我们的第一个教师便是我们的保姆。” 　　我一生下来，爷爷奶奶就成了我的分工不同的俩保姆，也成了我此生的第一 教师。 　　打我记事起，我就见证了这第一教师，我们孙辈兄妹5人的第一教师都是我 的爷爷奶奶。 　　爷爷奶奶从帮我们吃喝拉撒到教我们吃喝拉撒、教我们站走跑跳、教我们穿 衣戴帽、教我们礼貌说话、教我们扫地洗碗、教我们更多的简单劳动、给我们讲 故事教我们了解生活中的很多事情和道理…… 　　我相信世上多数长辈都能做此类第一教师，但我的爷爷奶奶有许多个性化的 传授—— 　　（一） 　　我这辈子最早的深刻记忆是，奶奶这个除了一个“中”字以外啥字都不认的 文盲，却是第一个教我认字读书的人。那是我3岁的时候。 　　之所以能明确年龄，是因为那时候我和奶奶一起跟着妈妈住在大溪供销社 （妈妈的工作单位）的猪舍旁一间小平房里，我清晰地记得平房窗外，上坝桥的 桥头，有一排旗杆，上面挂着红色、白色的旗子，还有根旗杆不挂旗却挂了个用 竹壳斗笠糊着白纸画的乌龟。长大后我问父母这个画面是咋回事，父母回答说， 那是1958年大跃进，秋收后评比各村的粮食产量，高产的挂红旗、低产的挂白旗、 最差的就是落后的挂乌龟。那个秋天我恰好3岁。 　　那年代大溪镇还很穷很落后没有幼儿园，我成天陪着奶奶在家里，奶奶边给 妹妹摇摇篮边做针线，我在地上玩沙土。有一天，奶奶就拿来一张包裹咸鱼的旧 报纸，还有不知从哪里搞来的一片白纸和一截铅笔，说成天玩沙子没意思，“你 学写字吧，会写字的孩子长大才会有出息”（是的，我清楚记得“有出息”这三 个字）。我说不会写，奶奶指着报纸上最大的字说，你就照这个样子描，描多了 就会写了。等月底你爸爸或你叔叔回家来，你描给他们看，问他们是“嘛该” （什么）就懂了。我就听话照着描，奶奶一边看着一边评，说这个描得有点像， 那个描得像个鬼，我俩就哈哈大笑！这样描了多日，我觉得比沙土好玩多了，从 此乐此不疲描上瘾了…… 　　我是否因此学会了认什么字不记得，但我从此就爱拿笔乱写乱画，后来一辈 子喜欢画画和读书写作就是从此开始。 　　到了7岁我上小学，才上了不到一个月，奶奶就拿了个信封给我，说你叔叔 给你来信了（叔叔当时在上海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在家信中专门给我写了一 句话的一页纸），你应该给他回信才有礼貌呀。我还是说我不会写，学校还没教 写信。奶奶说：“学校还没教，俺（咱们）就会了才有出息”。接着又问：“叔 叔给你写什么？”（其实爸爸早念给全家人听了，她明知故问）我说叔叔就写一 句话“一平侄：你好！你身体好吗？叔叔”。奶奶接着问我：“那你想想，你身 体好吗？”我说：“我想我身体不好”。奶奶就说：“那你就写你心里想的就好 了”。 　　我真的就给叔叔写了这样的回信：“叔叔：你好！我身体不好！一平侄”。 奶奶居然能看出问题，说叔叔的信分三行我却只有一行，要学叔叔的样子来重 写……爸爸也趁火打劫，教我书信格式，教我怎么抄写信封。然后，到我二年级 以后，干脆就把给叔叔回家书的任务交给了我。从小学的第一个月起，我和叔叔 之间就每月一信来来往往一直坚持到我上研究生，扣除文革期间叔叔被关押的3 年多，一共持续了将近20年。如果不是文革时把所有的家书全焚毁了，我和叔叔 的信合起来也会是厚厚的一本“两地书”了。 　　我这辈子几乎不间断地写啊写，基本都是应职责需求或政治形势的要求。除 了文革期间我帮文盲妈妈写的那些检查和思想认识的文章以抄报纸为主外，凡是 我应职责要求或业余爱好所写的文字，都是坚持“我写我心”，即便在不能写真 话的某些时期，我也坚持不写违心的话。追根溯源，就追到一年级时奶奶的那句 话——“就写你心里想的”。我少年时与叔叔通信是按奶奶话开始的，以后许多 年也这样坚持，久而久之成了习惯，不写“心里想的”就感到别扭难受。 　　不仅引导我学写字和写信，奶奶从我3岁起就不断地给我讲关于学文化很重 要的故事——讲爷爷不识字不会说普通话被国民党兵抓去打得半死、讲某个乡亲 不识字被人在字据上骗了钱、讲驼背公识了一点字读了一些书才有见识敢去打官 司、讲叔叔从小如何带病坚持读书、如何克服困难在没有钱点灯的晚上/凌晨借 着灶火光读书，读到全国重点大学给全家和全乡里都增添了光彩…… 　　也不仅引导我们读书学习，奶奶还让我们懂得了许多上学读书学不到的东西， 那就是经常给我们讲宗族传说、民间传闻和戏曲里听来的故事。 　　比如，我们江姓平和开基祖千五公（江肇源）千里迢迢筚路蓝缕打铁谋生并 受到沿路百姓关照爱戴的宗族史事、我太公不惧生死临危冒险在灵通山悬崖绝壁 凿石修路和驼背公身残志坚锲而不舍的家族史实（说这类故事时，奶奶还会带着 期望地做总结陈词，说千五公和老太公等人是最“敢输赢”（勇于拼搏）也最 “甘输赢”（不惧成败）的人，我们世世代代都应该学他们的样，做个敢输赢和 甘输赢的人）；还有诸如《沉东京浮南澳》、《赤石溪和龙滚水两座仙陂来历》 等民间传说、《小茴香以命孝祖》（曹安杀子煮肉喂娘）的说唱曲目等等。其中， 令我印象最深并影响一生的是有关“金蝉脱壳”的故事。 　　小时候一个夏天知了叫得欢的夜晚，奶奶看着我捡来玩的蝉蜕，开始了她的 讲述（长大后我曾经多方查资料，也没有查到这个故事的出处，不知道奶奶的故 事是何来源），她说，听老辈人讲—— 　　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的时候，我们人本来也像蝉一样可以脱壳，活到老了便 开始脱去老壳，脱一次壳便是重新出生一次，一次次脱壳便长生不死。但是，脱 壳的过程太痛苦，简直是死去活来。我们“头早”（原始）的祖先吃不下这种苦， 便向老天哭诉，恳求开恩免去脱壳之痛。老天爷说，世上的事没有恁便宜的，不 脱壳会死，想长生不死就要脱壳，那就一定会疾会苦。你勿敢输赢就只能死，莫 想两全其美。头早的祖先实在勿敢输赢，只好选择了不脱壳，因此人便不再会脱 壳也不再能永生了。 　　我问奶奶，我们可不可以重新选择，因为我不想死呀。奶奶说，现在不行了， 老天只让选择一次，先人一开始选择以后就无法改了。奶奶还补充说，不单是生 死，人要是勿敢/甘输赢就不会有出息，想要有出息就要好好读书，更要敢/甘输 赢。 　　概言之，“爱学习才会有出息”“做人就要敢/甘输赢”是我奶奶一辈子的 口头禅，也是我半辈子肩背上悬着的一根鞭子，鞭策着我的刻苦成长。 　　…… 　　后来我的几个弟弟也相继类似地重演了我和奶奶的故事，因此我家四个孙子 个个从小爱学习，即便文革时期文化人遭殃，读书无用论横行，我们也坚持认真 学习。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我们兄弟四个相继上了大学。那些年月一家所有儿 子全上大学，况且是多灾多难的家境，颇为引人赞叹，更有人打探其中奥妙。 　　我父母亲都随大流回应着吻合时代特征的套话——都是党和国家培养得好。 　　我们兄弟们却心里清楚，我们比很多人家多了一个好老师——虽然不识字其 实有文化而且有情怀的，我们永恒敬爱的伟大的奶奶！ 　　（二） 　　我5岁时（1960年），我家的主体就搬到了县城，离开了老家也离开了孤独 的爷爷。爷爷只能隔几个月或一年半载地翻山越岭到县城来看我们，每次最多待 个4-5天或7-8天。所以，我的弟妹们与爷爷相处的时间相对比较少，但我却得天 独厚地与爷爷最亲密最磁贴——由于我是长孙，有长达5年与爷爷天天在一起的 童年，这自然是后出生的弟妹们比不上的天然优势；还由于我父亲的特殊安排—— 从我上小学起的每个暑假，一放假我爸就“派我”回老家。爸爸说这是我身为大 哥的“任务”，要回去陪爷爷令爷爷开心，更重要的是要去跟爷爷学种田学劳动 学吃苦！ 　　记事前的事情我本不知，但记事后左邻右舍很多乡亲，时常绘声绘色如数家 珍地讲述我童年的趣事，使我的心田至今栩栩如生地播映着那些温馨的动画—— 　　我五岁前长期随奶奶住在淮阳楼，爷爷白天在田背楼种地，但每天月娘（客 家话的月亮）升起来的时候，爷爷就来了。爷爷来的时候好吃的也随着来。他把 背着的手伸到我面前，手心里总有十几颗花生果，或者一块烤番薯，或者一小节 甘蔗。我总是坐在门口像桌子那么大的大石鼓上面吃。在我吃的时候，爷爷就被 奶奶叫到屋里去换衣服，换完衣服的爷爷就出来抱起我坐在石鼓上，我就偎在爷 爷的怀里接着吃。 　　我家门口偏斜一点，就是一口大水井。奶奶就拿着个小凳子坐在井台上，就 着月光洗爷爷的衣服，一边斜抬着头与我们说话。我吃完东西就爬上爷爷的肩膀， 骑在他的脖子上。爷爷就经常逗我说，你伸一只手（另一只手被爷爷牢牢地攥着 呢！）试试能不能把月娘摘下来。我就在爷爷的脖子上使劲地拱啊拱，拱得爷爷 奶奶和左邻右舍乡亲们都开怀大笑……好多位见过这些画面的邻居阿公阿婆逗我 说，“爷爷那么疼你，你长大后可要给爷爷打猪脚哦”（老家的习俗，晚辈买猪 脚给长辈吃是经典的孝行）。据说我总是回答，“我才不打猪脚，猪脚太小了， 我要打牛脚！”逗得邻居们哄堂大笑。也因此，村里很多老人至今都还在笑谈我 小时候要打牛脚孝敬爷爷的许诺。 　　可是我一辈子也没法兑现这个许诺，倒是爷爷一辈子不断地给我们孙辈带好 吃的。 　　我们搬到县城以后，爷爷每次开荒地里番薯收获的时候，就跋山涉水走十几 个小时的山路（天未亮出发，天大黑还不一定走得到），挑着重重的一担番薯外 加一袋炒麦粉和一袋“肉骨麸”。所谓“肉骨麸”，似乎是爷爷自己创造的一种 独特食品。爷爷把自己养的鸡鸭和开荒种的番薯卖掉一些，再省下车票钱去黑市 买整条的猪龙骨。因为龙骨疙里疙瘩的剔不干净，多少还沾点肉末却比肉便宜很 多。爷爷说钱太少，买不了多少肉，不够几个孙子吃，就拿同样多的钱买了更多 的龙骨。然后用斧头劈成小块，再用石臼使劲舂捣成碎末，放锅里用小火慢慢地 反复翻炒，炒成焦脆喷香的“肉骨麸”。买一条龙骨做成一小袋肉骨麸要耗尽爷 爷一整天的时间和体力。爷爷说他穷，不能像有钱人给孙辈们吃“肉麸”（客家 话的“肉松”），将就将就吃点肉骨麸，也好过天天喝幺糜吃番薯野菜没有营养。 爷爷可能没想到，恰恰是他怀有歉疚地连连说“将就”的那种肉骨麸，成了我们 兄弟姐妹一生最著名、最怀念、最感恩的美食。 　　1960年代初那两三年，正是全国大饥荒饿死了很多人的年头，爷爷自己也因 营养不良而水肿。可是他却强忍饥饿和疲惫，百多里山路负着重荷步履蹒跚气喘 吁吁地来救济我们……特别是那一小袋一小袋肉骨麸，基本上是那些年月我们唯 一的蛋白质食物。后来我和三弟学医都明白，在我们长身体的关键时期，蛋白质 和钙是最不可缺的营养素，那些肉骨麸、炒麦粉和番薯，毫无疑问是我们长期饱 受饥馑之苦的兄弟姐妹们没有一个缺钙没有一个饿病的根本因素。说是爷爷救了 我们的命，也并不为过。 　　爷爷这种苦着自己呵护儿孙的行为并不仅在那段困难时期，而是一以贯之如 高山细泉汩汩不息。 　　爷爷的破屋子只有十来平方米，除了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一个灶 台之外，只剩下床前一小片只够再摆一张单人床的空间。爷爷就在那里用石头围 起了一个“动物园”，只留下一条容一个人行走的狭缝，爷爷在动物园里分两层， 养了两三只小猪、十几只鸭子、十几只鸡还有几只兔子。每一天每一晚，爷爷都 与一大群畜禽们住在同一个小屋里，想想那样的环境如何生活？！所以，爷爷曾 经患过肺结核、疟疾和胃溃疡等严重疾病……养到半大的猪和养大了的兔子都卖 掉，鸡蛋鸭蛋也一个个卖了，不生蛋的鸡鸭除了留几只给我们过年，也照样卖。 卖得的钱他很少花，除非必不可少的买盐买灯油，爷爷家徒四壁衣衫褴褛。当然 爷爷也不能不吃肉，只不过不吃这些自己养的，而是卖了钱去买廉价得多的死猪 死鸡肉。过去贫困年代，几乎没有人考虑死猪死鸡对健康的危害，市场上公开出 售。好在那时的人们还诚实，基本上没人把死的冒充好的卖。 　　因此，晚年的爷爷，在青年时的大力王、壮年时的开荒王基础上，又再度出 名，成了村里著名的养殖王和吃死猪肉王。 　　虽然如此极端地节省，可爷爷却并不吝啬，有时花起钱来还颇为大手大脚。 　　每一回爷爷来县城看我们，不仅挑着番薯、炒麦茶和肉骨麸等土特产，兜里 还揣着一些钱。他到了县城就等着我们放学，就拉着我们去逛街。我们自然欢喜 雀跃，但是爷爷上街前总要与我们约法三章——需要书纸笔墨的，随便讲尽管买， 只要我身上的钱足够；喜欢好吃的也只管说，能买尽量买；好玩的东西就别想了， 我一分钱都不出。爷爷之约法三章是雷打不动的，他还有理论依据，说你们爸爸 说得对，咱共产党员的家庭要讲原则，有志气的孩子不贪玩也是一个原则。所以， 这辈子只有我小时候爷爷主动用镰刀为我削过一个竹蜻蜓，我们孙辈谁也没向爷 爷要求买过玩具。 　　爷爷不仅对我家孙们大方。我回老家插队的时光，大约1976年的某一天，爷 爷挑了一担大蒜头去圩上卖了八元钱，那是他大半年的唯一收入，可是不巧就遇 到同村的一个乡亲，四下找人借钱买链霉素治疗一家人的肺结核。那年头药很难 买，各村医疗站都按计划指标分配而指标却远远不够，还是我这个赤脚医生帮他 去公社保健院软磨硬泡特批的计划外的药。可是他不但家无分文而且长期欠债， 再无人敢借钱给他。走投无路之际就遇到我爷爷卖蒜头了。爷爷二话不说，把刚 刚挣来的八元钱一分不留借给了他。同行的人说六公你这钱肯定收不回来了，爷 爷没吭声回家也不提起，还是那个病人来找我打针的时候告诉我的。在爷爷的带 动下，后来我把珍藏的唯一的五元钱也买药给了那家人……然而无奈，最终那家 人还是因为缺钱少药陆续都死于肺结核，留下唯一的老母亲苟活到1990年代之后 成了孤寡老人五保户，但日子还是相当不易。我最小的小弟悄悄地交给村里的杀 猪师傅一小笔钱，托他每月送几斤肉去给这个阿婆。这是我爷爷开启的我家之家 风，遇到贫困艰辛可怜人，但凡帮得起就不会袖手旁观。 　　…… 　　正是这样，我的弟妹们虽不如我与爷爷接触多，但对爷爷的敬爱和亲爱却一 点也不比我差。这份爱，是爷爷，不仅用基因更是用主动的善良与奉献行为，亲 身传给我们的。 　　这不就是卢梭所言：“真正的教育不在于口训而在于实行”么！ 　　那一年启功先生为北京师范大学创作校训，给“师范”俩字定义为“学为人 师，行为世范”。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我爷爷，虽然爷爷没有学问，而且寡言少语， 但他至少在我家族，却实实在在堪称师范。 　　…… 　　虽然平素寡言少语，即便在我顽皮做了大错事惹得爷爷生气不已之际，他也 只会一只手指着我比划着说：“啊，一平啊一平”，然后就没了下文。 　　恰恰是只会啊啊几声的爷爷，却从小训练了我后来做科学实验都用得上的本 事。 　　少年暑期总回老家跟爷爷在生产队干农活。那个季节叫“双抢时节”，就是 要跟老天爷比速度抢时间割水稻、抢时间种水稻。一老一少体力弱，小队长分配 给我们的农活不是只割稻就是只插秧，所以我们每天清早出门，只需各自带轻轻 的一把镰刀或一个秧盆。但爷爷和我却要额外挑上两只粪桶粪勺外带1-2把锄头 和两只畚箕，粪勺和锄头都可以兼做扁担，恰好与粪桶和畚箕相配套。而且，出 门之前总要带我一起，提早一点到井边把米和番薯洗好，番薯还要切碎，回家一 笼统放进锅里添好水，并在灶膛里架好柴禾。 　　原来，我们去队里的梯田时，来回往往要经过某处山沟爷爷自己的开荒地。 当我们和队里的乡亲一路走，经过开荒地的时候，爷爷就这里留下一把锄头那里 一担粪桶畚箕。等走到队里的梯田时，我们爷俩只剩下一人手里一把镰刀或一个 秧盆。中午回程的时候，走到放粪桶处，爷爷就下河挑水浇地，令我在田埂割草， 结束后就继续回程，待到放锄头的地方，就提起锄头除草或挖番薯，挖出来的和 割下来的东西不是放畚箕里就是塞粪桶里，等回到离家近的自留地顺便再摘一些 蔬菜回家。回到家爷爷让我把草和番薯藤等猪和兔能吃的东西扔进床边的动物园 里，他则掏出火柴呼一下就把灶膛点燃，然后就到井边去洗菜。 　　由于我们早就把番薯和米混在一起预先浸泡在锅里，回家时米已经浸透了水， 水一烧开后很快就熟。所以，爷爷洗完菜回来的时候，一锅番薯糜差不多就熬好 了。而那些比我们早到家的乡亲们，往往是回到家才洗米洗地瓜，还要再次出门 去自留地里摘菜。而且他们是煮好糜才开始焖番薯，人还要守着锅灶掌握火候， 因此时间和柴禾都比我们用得多。虽然他们回家比我们早得多，但当他们端着饭 到土楼大门洞里凑在一起边吃边聊天的时候，我和爷爷也基本上都与大家同步。 可我们却额外多干了不少自家私活。 　　不过，人家单独焖的番薯的确比我们熬在糜里的番薯更香，尤其是那种粉粉 的白薯，焖熟再烤干一下后，那香味和口感是我们熬糜的完全不能比的。但是爷 爷说，那有啥关系，吃到肚里都一样。其实，并非真的没关系，而是我们更需要 时间。 　　问题的关键在于，生产队不论年龄大小只按人头分的口粮大人都不够吃。别 人家小孩多的还能调剂，我爷爷一个人就不行。更重要的是，爷爷惦记着城里孙 们的口粮定量更不够吃，想要多留点粮食接济我们，还想换点钱给孙们做肉骨麸。 故而，多开点荒地额外种点粮食多养点畜禽是爷爷特别注重的事业，也因此他要 想方设法来争取更多的时间。 　　每天晚上生产队都会集会评工分，队领导和老农们会商量好，明天应该到哪 块地去干什么活，并排好分工。这个时候爷爷就开始琢磨，明天会路过自己的哪 些开荒地？哪块地需要怎么伺候？要带哪些农具？想清楚后第二天才能从容不迫 地公私兼顾一举多得。假如不是这样事先设计周密安排，就不能在出集体工时顺 手牵羊而要另外专程前往，浪费了很多时间。而且，生产队农忙时节，时间本来 就要抢，哪里还顾得了自己的开荒地？如果没有超人巧妙的本领，爷爷也成不了 村里的开荒大王。 　　1970年代初上中学的时候，我在新华书店读到了大数学家华罗庚先生写的有 关“统筹法”和“优选法”的书，大为振奋。因为我发现，爷爷这个深山里没见 过世面的文盲老农，早就无师自通地运用着科学的方法在进行着高效率的操作， 而且从我小学时代就潜移默化地把我捎带训练出来了。 　　这也促使我经常思考一个教育上的问题——爷爷这样从没有识过字、背过课 文、做过习题，如果考试肯定零分的人，是如何能掌握到某些（尽管初浅）暗合 科学的方法和认知呢？？ 　　想来想去，还是卢梭说的有道理——是“同我们的生命一起开始的”“事物 的教育”。具体而言，是爷爷自己从长期的生产、生活积累中发现、试错、筛选 出来的，是用心实践而总结出来的。这是一种因行而知的“行知合一”。 　　后来，我上研究生、在大学当教师带研究生进行生命科学实验研究，在科学 思维和专业科研方法的基础上，我几乎本能地注重实验过程和环境时空布局的预 先设计与安排，还为之抽象出了一句口诀送给学生——“寻求最佳方案，追求最 佳效益。” 　　在这样教学生的时候，我偶尔会下意识地脱口而出：“我爷爷当年就……” 　　（三） 　　在我大约四岁出头的时候，爷爷奶奶就给了我一套拾粪的畚箕和粪耙，教我 学捡猪粪。这是客家人的传统，细伙子都自童年起就从捡猪粪开始学劳作。然后 到了十岁左右，就有一句口头禅不断激励你——“十岁上大人样！”就是说十岁 开始你就得按成人的标准作为个人努力的标杆。而我爷爷奶奶（特别是爷爷）， 就是运用这句口头禅的典范。我的满弟阿乐，才三岁多比我还小的年纪，经常还 被爷爷抱在怀里的时候，就学会了拾粪而且特别认真，被别人抢先捡走了猪粪还 哭，留下了许多佳话。这些佳话，成了土楼人逗乐的笑料，也成了爷爷奶奶的快 乐和自豪——我们家的孙子孙女个个都勤劳，没有一个勿敢输赢！ 　　也就是从捡猪粪开始，我学起了思考问题。 　　我记得，我此生的第一个问题竟是“天问”—— 　　在梯田的田埂上我低头追着猪走，走了很久也等不到猪拉屎，猪却沿着越来 越高的梯田往“牛尾岭”山包上去，我抬头就看天，觉得天就在牛尾岭山上面。 牛尾岭上的竹子都弯着腰，我以为那是被天压的，就怕猪爬上去也会被天给压下 来摔死，那我可就没猪粪可检了……晚上我再次骑到爷爷肩上时就问他。 　　爷爷哈哈大笑，说—— 　　天才不会压下来，只会越来越高上去。 　　为什么？ 　　因为有很多勤劳的孩子捡猪粪。 　　那又为什么？ 　　因为越勤劳的孩子越有力气。有力气就爱动，没猪粪捡的时候就挥舞猪屎耙 乱摇晃，晃着晃着就把天给顶高了。 　　那我要是爬到牛尾岭上是不是可以把天顶得更高？ 　　那不会，因为天比牛尾岭高多了。你要爬到封天石上面去，才会把天顶得更 高。 　　那我就上封天石去。 　　现在你可上不去，封天石又高又险，小孩子上不了。你要好好吃饭好好劳动 多学本事。只有长大了又有本事的人才能上封天石。 　　那怎么有本事啊？ 　　勤劳动、勤读书就会有本事——这是奶奶在井那头插话。 　　爷爷顺势接茬：所以啊，你就要从小努力劳动、努力读书，长大了我们就看 你怎么上封天石去把天顶的高高的，那爷爷奶奶和你爸爸妈妈，还有我们江寨人 都大有面子了！ 　　嗯！嗯！嗯！我又在爷爷的脖子上使劲拱啊拱。 　　…… 　　爷爷说的封天石，是指灵通山最高的主峰“擎天峰”（另有人说是指整个灵 通山，但我更相信爷爷的说法，毕竟“封天”与“擎天”的意思几乎相同）。灵 通山是老家土楼东面的一座巨大的石壁山，看上去是四周最高最陡最大的山。远 远看，整座山的形状像一只展翅的大鹏鸟，所以古代原名“大鹏山”。封天石恰 好居中俨然大鹏的头，一头顶着云雾缭绕的天。到了明朝末期，有个曾经在我们 村教过书的大学士，当年漳浦县人（现属于东山人）黄道周，曾经在那儿隐居并 题了“灵至感通”四字，从此大鹏山改名灵通山。由于黄道周隐居于此、徐霞客 也因而来访，漳州的“开漳圣王”陈元光之父陈政将军的陵墓也在灵通山，据传 从唐朝开漳起就在封天石岩洞里供奉的观音菩萨还特别灵验。山本居高有仙更名， 所以灵通山在方圆几百里如雷贯耳，这名气也成了老家人赖以自信的象征。艰苦 卓绝时，男子汉们往往会斩钉截铁地一声大吼：“怕什么，封天石塌不下来！” 瞬间精神抖擞，昂首挺胸甘输赢。 　　老家土楼西面也有一片大山叫笔架山，是几座相近的山峰错落排列形成的叠 影，山头形状像个标准的笔架，又像大地写在天边的一个“山”字。奶奶经常指 着笔架山对我说，你要好好学习，那是老天专门放在那儿等着给你架大笔的。我 们淮阳楼恰好大致位于灵通山和笔架山连线的中间，每天早晨打开后窗就见太阳 从灵通山腰升起，每天傍晚站在门槛便可目送日头在笔架山颠落下。 　　灵通山是读书人（黄道周、徐霞客等）的有灵气的山，笔架山又是老天爷给 我架笔的，一前一后对着我的家。生长在这里的我没有理由不好好读书。这个天 赐的巧合与爷爷奶奶移花接木的说辞相结合，太有逻辑也太有诗意了。 　　诗意会传染。我长大后书读越多就越发觉，这灵通山和笔架山相望的大溪峡 谷，太像一个摇篮了，爷爷是灵通山，奶奶是笔架山，我则是摇篮里的孩子，是 爷爷奶奶一人一边把我摇大的。 　　鞠躬——灵通山和笔架山！ 　　鞠躬——我的爷爷、奶奶！ 　　（2020-10-31终稿于鹊峰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