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情此景已惘然 ·文远· 　　缘起 　　在一个秋阳高照温暖如春的周末下午，我特意地给自己冲了一杯越南咖啡， 细细地品尝着它的味道，读着眼前早报的一则消息，心情复杂。 　　一股温暖的热流慢慢地从口中涌入，这种温暖又缓缓地传递到全身。似乎与 杯中的咖啡有关，也可能与秋高气爽有关，在这种天气下，人们更容易怀旧。但 今天的感觉非同一般。似乎有点儿张惶，有点儿期待，更有点儿冲动，又有点儿 迟疑，这种心情是从来没有过的，很矛盾。 　　早报上的那则消息说，为便于人们在置业、保险、医疗和聘用查询过程中的 需要，公安部决定将身份证信息咨询业务委托一个机构向外发布，人们可以交纳 十元钱就可查到你所需要寻找的人的有关身份信息。 　　一石激起千层浪。 　　我的心情就是这样被那则消息激荡起来的。原以为多年来，早已波澜不惊， 过去了的事就让它过去吧，让她美好的形象永远存于我的心间。 　　1 阴差阳错 　　中专生是属于那种不盐不淡高不成低不就的学生，他们普遍有一种不敢嚣张 没有张扬不值得夸耀的卑微心理。别人怎么想我不知道，当年，刚入校时我是很 自卑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中华大地还是风风火火的文革时期。那年我作为一名 工农兵学员进入中专学校学习，那所学校同时具有轻工和化工专业。都是一些很 老牌的专业，其中轻工部分据说在一九五六年就成立了，当年叫食品工业学校。 后来某一年与化工学校合并了。 　　来自工农兵是我们这些同学的共同特点，大家都有了在基层工作两年以上的 社会实践经验。文革时期入校的学生都要经过基层群众和基层领导的层层推荐和 批准，同学们来自各行各业。当年伟人毛泽东主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大学还 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 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 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 　　民间把这一段话浓缩为“社来社去”或叫“哪里来哪里去”。以后学生毕业 分配都是遵守这个原则。我们班的同学也是一样，后来分配基本上都是回本县糖 厂，“哪里来哪里去”。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当年上这所中专学校，发生在我身上还有一个稍为有点儿戏剧性的小插曲。 　　在农村插队时各方面表现不错，政治上要求进步，劳动中埋头苦干，与社员 关系好，但因我不是党员，不能读大学，只能屈居中专了。 当年同一批插队的 同学中仅有两名在农村入了党的党员就被大学优先招生入学了。 　　记得当年那位公社的县插青带队干部梁同志很看得起我，他在我插队两年的 时间里一直对我有所倚重。在中专学校招生时他对那地区招生小组副组长（后来 才知道他是我们这个学校的革委会副主任）不由分说地说道，由他（指我）先挑 学校。 　　当时参加体检的插青同学大家都认为铁路司机学校最值得去，是招内燃机司 机专业。但当那铁路司机学校负责招生的老师一看到我的身材就摇头了，当年我 个头小，身体单薄。他问我有什么特长，他们想要打篮球或打排球的。我个子小， 只打乒乓球，没戏。 　　当年我心高气傲，将那地区招生负责人递给我的全省中专各校招生名册快速 地溜了一眼，什么建筑学校啦、机械学校啦、交通学校啦……，看到没有我喜欢 的学校和专业，其实也不懂，一看中意的学校去不了，一气之下，其它学校我就 不想上了，扭头就走。 　　当时那老师还追着我问了一句，你不想读书，那你想干什么？ 　　我有点不耐烦地答了他一句说，回去种田。 　　但这位地区招生小组的负责人不死心，找到我家（还找错了，找到我一个堂 伯父家里去了）。可能他看了我的档案，认为是一个可造之才，非要这个学生不 可。 　　我堂伯父倒是很积极地怂恿我去，因为我一个堂姐是我同班同学，正好与我 同时插队在一个公社里。我猜测他是认为能够先出来一个算一个。他就自作主张 地代表我家里同意我去，但在选专业时坚持让我去制糖专业而不是石油专业。我 另一个同学的家长想换专业，但地区招生小组的那位负责人不同意。这一切都是 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直到《入学通知书》寄到，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事情 的发生。 　　我拿《入学通知书》回龙城问我舅舅，去不去读？ 　　舅舅仔细看了看那份《入学通知书》里面的内容，指着“制糖工艺专业”这 句话说了他的看法，他对我说，你不是想回龙城吗，想进厂吗？龙城也有糖果厂， 这个专业毕业以后有可能分回龙城。进厂做工的时间多得很，工作一辈子都做不 完，但是读书的机会难得，有机会还是去读书吧。 　　就是因了舅舅的这个分析，经过他的耐心劝说，我才回心转意勉强同意去上 这个学校。 　　后来去到学校才知道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此制糖不是彼制糖，学这个制糖专 业根本回不了龙城。阴差阳错，但为时已晚。 　　回首往事，我常常想，如果我在农村入了党（当年是有机会的，只是我没把 握好），我现在该去什么学校？如果当年去了铁路司机学校，那么我现在怎么样？ 如果当年我不去学校读书，我现在又怎么样？ 　　但人生没有如果，有的只是在生命中的某些关键节点上你思想的一闪念，对 人生方向和前途的选择，你就有了不同的人生。 　　2 伯父的就业焦虑 　　上文谈及我伯父代我做主，让我去某学校读书。这里我再补充些细节。 　　因为本科毕业就业难，看到如今的青年人潮流似地去报考研究生，使人感觉 有一种就业的焦虑。 　　就业焦虑并不是今天的“发明”，我们那个年代也有。 　　我的伯父就是一个例子。 　　我的伯父并不是我的亲伯父，但与我父亲是同宗同族，五代以内的，应该算 是堂伯父。更有一层关系是我这个伯父当年有一个哥哥在龙城做个小官。当年他 这位做官的亲哥哥管辖下有一个测量队。 有一天他做官的哥哥问他，我们村里 还有谁比较灵醒一点的，可以出来帮我做事。我伯父想了想对他哥哥说了，有一 个叫世波的弟弟比较灵醒，读书时比我聪明。现在村里做私塾教初小，可以出来 帮你做事。 　　我伯父那个做官的哥哥大手朝那张办公桌上轻轻一拍说，就是他了。你写信 回去叫他上来。 　　我父亲就是这样来到了龙城投靠他的堂兄。 　　那一年他可能二十岁都不到，国民党也还没有败退台湾。 　　国民党最终退守台湾，共产党执掌天下。以后我父亲与我伯父相继先后参加 革命工作，又一起住在这个县城的小镇上。我们兄妹与堂兄妹们都出生并成长在 这个小镇里。 　　晃然间，我们都长到十七、八岁了。该工作了，我们兄妹俩与堂兄妹俩都到 农村插队落户了。这是文革时代政府安排毕业学生的唯一途径，城镇只有很少的 就业机会，只有家庭中最小一个孩子或独生子女可以“赖”在城里，有一些不怎 么像样的工作岗位等着他们。比如说街道工厂呀什么的。通过先插队实践，再被 招工招生抽出来参加工作和进学校是当时就业的通行途径。 　　转眼间，我们插队也有差不多两年了。 　　七月间，大中专恢复招生。我被群众推荐，有机会到县里医院体检并参加学 校的招生选拔。 　　公社的县知青带队干部梁同志一贯对我印象不错。这次也一样，他推荐我第 一个选择学校和专业。 　　我选择某铁路司机学校。当火车司机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人生理想。 　　记得在小学里有一年学校组织演出，我们班里出的一个节目就是有火车司机 开火车。当司机，开火车，就是当年我们对未来生活的憧憬。 　　司机学校的招生老师找到我，问了一些个人情况之后，他着重询问我会不会 打篮球或打排球。当年我个子不高，后来两年也不长个子，以后才补长了一点。 属于晚熟型。 　　这位老师一看我的形体。就显出不太满意的神色。个子太矮，人又长得单薄， 显然不是他所想要的合适人选。当年学校就是特别重视招收那些有体育或文艺特 长的学生。 　　我一看没戏，就打算打道回府了。 　　这时，另一位招生老师过来招呼我。后来才知道他是地区招生小组的副组长， 我最终去读书的那个学校的革委会副主任。 　　他招呼我看他手上的一份全省招生手册。我简单翻了翻这本招生手册，只见 全省各中专学校招生专业都详列其中。 　　当年我太年轻了，年轻气盛。 　　刚刚因为被铁路司机学校的招生老师拒绝，自尊心受到很大的“伤害”。 　　我有点愠怒和自负地对那个招生老师说，这里的学校和专业我一个也不感兴 趣。那老师急了，那你对什么学校和专业感兴趣。我没说，我也不好意思对他说， 非铁路司机学校不去的“远大理想”。我说不出口，人家拒绝了你是有原因的， 你不是体育人才，也不是文艺人才。没有特长，不能为学校增光添彩。想去铁路 司机学校的知青多的是，有得选。不一定非得要你，虽然你是第一名选家。在农 村表现好，有优先选择权。 　　我甩甩手搁下一句话，我哪儿也不去，回去继续种田。 　　事情到了这一步，好像走进了死胡同。 　　但人生往往有戏剧性。有道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我回到村里继续跟农民一起每天在田间辛苦劳作，又度过了一段无聊的生活， 突然有一天我在农村接到了某一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当然不是最初那个我非 常想去的铁路司机学校，而是另一个与食糖有关的学校。 　　我不知道怎么一回事，我并没有报名任何一个学校。因为那些学校和专业并 不是我的人生理想，我的理想是当一名光荣的火车司机。 　　我拿着那份录取通知书回到家里，想征求我父亲的意见。 　　从我父亲嘴里才知道是我伯父帮我拿的主意。 　　原来那个招生小组副组长认定我就是他们学校要招的合适学生。从侧面打听 到我家就在县城小镇上，径直找到家里。结果阴差阳错，找到了同姓的伯父家里。 　　我伯父一拍大腿说，这个事我帮他决定了。我是他伯父。我弟弟他这个孩子 有点逆反心理，不怎么听他爸的。 　　结果学校就把录取通知书发到我插队的村上了。 　　我心里虽然有些不大满意，但嘴上不说。大人的话总是要听的嘛。他们都是 为了你好。尤其是对我这位我一直敬重的伯父。 　　转眼我到省城上学一个学期了，春节放假回到家里。到伯父家拜年。伯父有 点遗憾地对我说，唉呀，早知道所有的插青都能在年前抽回城里工作，也不叫你 去读书了。 　　当时我的堂姐在我走了之后不久也被从农村抽了出来，进了龙城机械厂当钳 工，这是一间远近闻名的大工厂。我伯父很满意。我伯父的意思是如果说当时我 坚持不去学校，凭我在农村的良好表现进一个理想的工厂是不成问题的。进工厂 马上就可以领工资，而读书虽然学费不用交，学校还发伙食费，但生活费毕竟还 要靠家里负担。 　　堂姐与我在一个公社插队。 　　伯父可能是焦虑如果说我不先出来读书，会影响我堂姐出来工作。而这是有 理由的。因为此前的插青工作机会不多，每年能招工招生出来的屈指可数。特别 是像我们堂兄妹俩同届毕业又同在一个公社里插队。肯定不能同时抽出来，要抽 也是每次只能出来一个。 　　伯父的这种担忧是有根据的。 　　所以他毅然决然地要替我做主决策，但并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 　　但木已成舟，多说无益。拜完年收假之后，我又返回省城的那所中专学校继 续我的学业。 　　两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毕业时，我的同班同学大多数被分配回到各县边远 的糖厂（“哪里来哪里去”），而我与其它三位同班同学却幸运地被分配进了省 城的一个研究所从事科学研究工作。 　　一年一度的春节又到了。我又到我伯父家里拜年。我说过，我一直很敬重我 的这位伯父。 　　这时的伯父脸色现出有些兴奋的样子对我说到，还是读书好。你看，你能分 配到一个那么好的单位，比进工厂强多了。 　　如果说我伯父第一次对我说帮我拿主意去学校读书时，我是无奈的。那么第 二次他对我遗憾地说读书还不如进厂好时，我心里是惶惑的。但当我伯父第三次 怀着兴奋的心情对我说还是读书好时，我的心里已经有了自己清醒的认识。 　　我想到的是，一个人在他的人生道路上有时候虽然说是阴差阳错，误打误撞， 不由自主，不由自己选择。而靠自己，只有靠自己努力。哪怕就是在一个自己原 来不太喜欢的地方，做着没有多大兴趣的工作，你也可以一步一个脚印，骑驴找 马，朝着你的人生目标努力，你付出的每一滴汗水都是值得的，总会有实现你人 生理想的那一天。 　　而像我伯父那样朝秦暮楚，反复无常，除了显得他对社会认识有不少局限性 之外，很可能就是他心里就业焦虑症的一种自然反应。虽然我伯父早已作古，今 天即使我在写作这一篇小文的时候，我也能够理解他当年的言行，就事论事，没 有一点儿要怪罪他的意思。相反，我还要感激他，没有这种阴差阳错，就没有我 今天的生活境遇。愿他在天堂上过得好，你的好心我心领了，谢谢你。 　　但哪一条人生道路才是最适合自己，就像你穿在脚上的鞋一样，哪一双鞋， 哪一个型号才是最适合你，最终还是要靠我们自己来选择。 　　3 兴趣培养 　　文革时读书，专业根本没得选择。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我甚至于在来校之前根本不知道我准备要去学的那个专业是干什么的，懵懵 懂懂地就来了，以为是糖果专业，以后分配回去能在城里工作就很满足了。谁不 知来到学校才知道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这个制糖专业与那个想象中的糖果专业不 是一码事。这个制糖专业的糖厂一般是建在偏僻之地，离城市很远。但想后悔也 来不及了，只能既来之则安之。 　　爱好文学，却阴差阳错地上了工科学校。以后分配到单位，一直搞科研工作， 但最后还是转到办杂志上来，办杂志应该算文科。 　　一个人的一生，冥冥之中有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我爱好文学，应该去学文科， 但我却学了工科，毕业后也从事工科工作，但最后又转回我喜欢的文科工作，我 认为这是最不可思议的一件事。似乎你兜兜转转，转转兜兜，老天爷总是要你转 到你所喜欢或所擅长的事情上来，这对于一个人来说也许是一件幸事。当然，认 识到这一点，这种兜转越早越好，对自己的人生发展越有利。 　　进校第一课通常是由专业老师给学生介绍本专业情况，简称“专业介绍”。 记得当时给我们介绍专业概况的是制糖教研室主任吴秀兰老师。她深入浅出地给 我们描绘了一幅全省糖业现状和发展的远景图景，当时据吴老师介绍，全省正在 为年产三十五万吨糖而奋斗。而现在全省糖产量已高出当年二十多倍地发展起来 了，当年的糖产量与之相比，几乎不可同日而语。 　　工科学生都要经过工厂实习，这是因为工厂实习有助于理论知识的理解和吸 收，“读百遍不如看一遍，看一遍不如做一遍。” 　　退休多年，至今我仍怀念糖厂那种甜甜的糖香味，不似那纸厂或什么化工厂 的碱味或氯气怪味，把人的鼻子刺激得无法忍受。 　　那时，每一个学期学校都要安排我们到不同的一个糖厂去实习，每一次去都 会分配在不同的工段，以便同学们能够轮转了解不同工段各种工艺与设备的运行。 　　记得1975年的第一个学期末是到南宁糖厂实习。那是一个冬天。糖厂一般都 是冬天开榨。记得那年的冬天特别寒冷，天还下了一些南方难得一见的米粒雪。 同学们的热情都很高涨，因为是第一次下厂实习。 　　我们借住在刚成立不久的省轻工设计院办公大楼的四楼上，那是一栋新楼。 同学们都打地铺，一起住在一间大办公室里。 　　早上，上班前，我们会经过福建路口，到转角那间粥店去喝粥，那店的肉粥 可好吃啦。煮得香烂。肉与米粥已经混然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一种饮 食的高境界。以后我再也没有吃到如此可口的肉粥了，是煮粥的技术都失传了， 还是现在的肉早已没有了当初的香味，抑或人们浮躁的心境对此种百姓食品不屑 一顾。我不得而知，有的只是无限的感慨和怀念。 　　喝完粥，吃了早餐，同学们就打打闹闹地徒步往厂里走去。那时的糖厂周围 还很荒凉，农田和菜地间杂其中，翠绿与灰白的烟气相映成趣。 　　记得当年我是分在压榨车间和煮糖楼两个工段轮岗，糖厂的压榨机还是那种 老式的柯式蒸汽机拖动，机器开动起来，扑哧扑哧地响，汽缸推杆往复带动的浮 球上下窜动。室外，蒸汽有时由于巨大的压力一时无法释放，就通过一个安全阀 而引发一声声啸叫，震耳欲聋。实际上糖厂工人的上下班就是通过汽笛的鸣声来 知照大家的，现在则永远也不会听到了，那是工业时代的特殊号角和骄傲。 　　我是第一次参观如此巨大的工厂，犹如刘姥姥进大观园，对于一根甘蔗是如 何变成晶白闪亮的白糖十分好奇。 　　现在的青年对工作的选择有了许多机会和自由，但正是有了这种种机会和自 由，人们频频跳槽换岗位，有时候可能是为了薪酬，有时候可能是为了人际关系 复杂，更有许多借口是为了兴趣。对于最后一个原因，在我们那个年代，在我看 来，兴趣是可以培养的。 　　对于专业兴趣，最初我也是“一穷二白”，完全无知。但“人在江湖，身不 由已。”我对制糖专业的热爱也是一样，虽然上什么学校，学什么专业，在那个 年代完全不能自主，从一名对糖厂完全不了解的小青年，到一辈子从事这个行业 的工作，则完全是从不自觉到自觉的一个过程。就像那个“羊爱上狼”的故事一 样，起初不愿，后来不离不弃了。 　　甘蔗中有百分之十四左右（有高有低）是糖分，其余的是水分和纤维分，当 然还有其它一些成分，但糖分、水分和纤维分组成了甘蔗的三大部分。 　　蔗田是糖厂的第一车间，没有新鲜和质量上乘的甘蔗，糖厂则是“巧妇难为 无米之炊”。糖厂开榨期间，甘蔗每天源源不断地从四面八方的田间运来，堆放 在糖厂的蔗场，吊车则日夜不停地吊动甘蔗进入糖厂的“嘴巴”——那些有着许 多牙齿的压榨辊，将甘蔗榨出汁来。这时的甘蔗汁是一种混浊的糖分、水分和细 碎纤维的混合物，要通过一系列的过滤、澄清和浓缩工序的处理，获得清澈澄明 的糖浆后就可以煮糖啦。煮糖过程则是一种古老的技艺而不完全是一种科学，因 为那些煮糖老师傅都是凭经验操作，年纪越大则经验越足，有的人煮了一辈子的 糖。 　　我以后参加工作了，住在我对门的一位阿姆就是糖厂的一位煮糖师傅，煮了 一辈子的糖。因为一辈子与糖打交道，闻着糖香味过日子，真正可以称得上是甜 蜜的一生。 　　计划经济年代，物资匮乏，白糖曾经是“皇帝的女不愁嫁”。糖厂每天生产 多少糖就销完多少糖，糖业烟酒公司的运输车队就排队等在糖厂包装车间的门外， 糖厂根本就没有存糖车间，也不必要。 　　那时的糖厂是滋润的，人们脸上都洋溢着满足与骄傲。糖厂人员出去办事， 不用开介绍信，就带着几斤糖，一路畅通，很是神奇。那时的白糖就是一张通行 证和入门条。不像现在，我国自从实行市场经济以后，特别是进入国际范围的 WTO之后，甘蔗生产与许多农产品一样都是随行就市，“谷贱伤农”。二十年河 东，二十年河西。甘蔗是市场经济中计划性要求最强的农产品之一，与国际市场 的关系最为紧密，计划安排不当，种植的甘蔗多了或少了，都会影响到糖厂的售 价和市场的糖价。稍有不慎，全盘皆输。 　　两年的学校学习，随着对有关糖的各方面的知识了解得更多，我逐渐培养起 对制糖这个专业的兴趣，也对专业学习投入了更多的热情。 　　4 师兄的传奇故事 　　谈到糖厂实习，其实每一个工科专业的学生都要经历到厂里实习的过程。 　　印象最深的实习是画流程图，那是1976年在大新糖厂，值得一提。 　　大新县城又名桃城，当年就有一条破破烂烂的小街，很长很长，街两边的房 子都有些年代了，灰色的老式片瓦，旧得认不出是什么色的木门木窗。遇上圩日， 穿着土织黑布或蓝布，饰有头巾的女人和姑娘就一群群地来赶圩了，走在弯弯曲 曲的乡间小道上宛如天上的一道道彩练，飘来荡去。 　　大新是中国与越南的边界地区，民风纯朴。当年工厂企业极少，记得实习老 师还带我们去看了当地一个才日榨五十吨的微型甘蔗糖厂，榨辊极小，就像实验 室的样品机。据说谢连城老师当年插队大新，在这个糖厂工作过。 　　我们去实习的大新糖厂是一间新建糖厂，不是这个日榨才50吨甘蔗的迷你糖 厂。 　　这个大新糖厂有一个传奇小故事。 　　来大新糖厂之前，实习老师给我们讲了专业技术的重要性，并给出了一个例 子。 　　大新糖厂当年是新建厂，新工人多，老工人少，技术人员更缺。我们到厂实 习的时候，七三届刚毕业的一名王姓师兄新任副厂长，据说他的上任很有机遇在 里面。 　　故事是这样的，糖厂开榨后的一天，蒸发车间的糖浆蒸发罐声震如雷，楼板 抖动，有如地震，而且声音越来越响，频率越来越密。操作工人都没见过这个阵 势，被吓得纷纷飞奔下楼，一直跑出车间很远才敢停下，回头观望，以为大型蒸 发罐就要爆炸了。 　　王师兄当时任值班长，毕竟学过专业知识，虽然也没见过此种状况，但见事 情紧急，赶快打电话向上级汇报，厂领导都是多年从事农业工作的县里干部，糖 厂在当年的大新就是大工业了，哪里见过这阵势，一时也手足无措无计可施，只 有叫所有工人马上撤出车间。 　　这位王师兄头脑还算冷静，迅速地分析了一下情况，认为可能是蒸发罐里有 气压顶住，排不出去，引起震动。他就一个阀门、一个阀门的试着打开排气。蒸 汽阀、真空阀、排水阀甚至糖浆阀都一个个地试着打开，但也未奏效，震动仍在 继续，罐体保温层石棉有些已被震碎掉落，形势越来越紧迫。当他打开最后一个 小管的阀门之后，随着一声长长的刺耳啸叫，整栋楼的震动声骤然停止，楼层恢 复平静。 　　厂长和工人们惊惧的脸色这时才缓过劲来。 　　其实这是一个很小的技术问题，学过专业的都应该知道。 　　蒸发罐在蒸发糖浆的加热过程中会产生一些以氨气为主的不凝结气体，这些 气体在罐中会越集越多，累集到一定程度就会影响到正常的进汽排汽，严重时就 会发生顶罐，其表征就是震动。如不及时排除险情确实会引起罐体破裂，造成事 故。当然在一个管理良好的糖厂是永远也不会发生的，但在一个缺乏技术人员的 新厂就难说了。 　　专业出身与一般操作工人的区别就是知识点和理论知识比较全面和系统。而 后者在大多时候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这是一个十分神奇的传说，也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位王师兄自从急中生智 大胆排险及时处置了这个生产安全危机之后，立即由厂领导汇报县委，县委经过 研究做出指示，马上破格提拔这位王师兄当了技术副厂长。 　　这一个神奇的传说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使我对技术骤然感兴趣起来。 　　那一年在大新糖厂实习是春节期间。 　　糖厂开榨一般都是在冬季，12月初至来年的3、4月间。榨季长短的标准设计 是120天，也就是三个月。现在有些糖厂甘蔗较多，不但开榨早，有的更早在11 月中旬就开榨了，迟到次年的五月份还没榨完甘蔗。造成早期甘蔗糖分低或晚期 糖分转化变质，得糖不多，糖又难煮，等外糖多。 　　如果说一个糖厂的甘蔗较多，在正常周期内榨不完，一般这时就要考虑糖厂 扩建工程了，经过核算，设计出一个合理的建设规模来。根据糖厂的规模大小， 一般蔗田在糖厂的周围六十公里范围内是符合经济原则的，超出此范围则在经济 上不大合算，运输成本较高。所以甘蔗集中规模种植又是提高糖厂效率的原则之 一。 　　记得那次实习的最大成果是画全厂流程图。每一个学生被要求画下该厂的物 料、水和蒸汽的全部流程。 　　这个工作的特点是要求学生画下每一种物料管道的来龙去脉，这样下来，你 就可以对全厂的物料、水和蒸汽的来路和去路了如指掌了。这为以后的专业学习 打下一个概念化的基础，以后的学习还要对物料经过的所有设备和工艺过程进行 详细的理论解说和计算。 　　所以糖厂的厂长一般是由学工艺的技术人员来担当，学设备的技术人员一般 只能精通某一设备，但对于全厂如蛛网般的管路流程比较头痛。当然既学糖厂工 艺又学设备的工程师糖厂就更欢迎了。 　　经过糖厂实习，闻着甜甜的糖香，听了许多传奇的故事，掌握越来越多的知 识，对糖厂越来越熟悉，我的学习兴趣越来越大。 　　5 汪老师 　　班主任兼上物理基础课的汪占苏老师很漂亮，年纪也不算大，当年最多三十 刚出头吧，以致多年以后老班长还真诚地当面奉承她。 　　汪老师的两只眼睛很大，水汪汪的，说话很有条理，威严中又有热情，使人 有一种温暖如春的感觉。她是湖北人，北京下放干部，当时已有一个学龄前孩子， 被她叫做“小淘气”，不久又怀上一个。汪老师是我们入校后的第一个学期担任 我们的班主任，怀孕之后就把班主任职务交给其他老师了。 　　汪老师对学生热情真诚，观察细致，善于发现和发挥每一位同学的特长。 　　记得刚到学校不久，汪老师就发现我爱写作，就把我推荐给了学校广播室当 播音员。 　　我是那种天生有创作欲和发表欲的人。到学校的第二天，对见到的城市和学 校有一种新奇感，心血来潮就写了一篇感想投到学校广播室，没想到稿子第二天 就给播出来了。 　　我从小就喜欢读书，读多了然后就喜欢写。中学的语文老师（初中胡克恒老 师，高中杨碧楠老师）经常拿我的作文在讲台上作为范文讲解，有时候出墙报也 用我的稿子。现在看来当时的作文比较幼稚，也没多少亮点，但从此却给了我很 大鼓舞。由此想来，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兴趣爱好，有天赋更好，没天赋作为一种 兴趣爱好保持下来，也一辈子受益无穷。 　　话说在学校我就经常给广播室写稿子，还负责班里的宣传工作，出墙报，写 班里总结，很多时候忙得不亦乐乎，因为喜欢，所以不怕苦不怕累。 　　有一次到邕江大堤参加筑堤劳动，别的同学热火朝天地挖泥运土，我也参加 干了一小会儿，汪老师就叫我到一边去写表扬稿，然后交到大堤上的工地广播站， 搞鼓动宣传。那时候的政治宣传和鼓动工作都喜欢弄这些。 　　汪老师还善于鼓励同学。 　　她有一次在班上表扬我，举我做例子，鼓励同学们早上起来锻炼身体。那时 我喜欢锻炼，很自觉，每天早上不待学校广播响起，早早就跑出去了。那是因为 我从高中阶段就保持着跑步锻炼的习惯。我也可以一个人拿着一个篮球在球场上 玩，练习投篮。别的同学说如果没有比赛就感到没趣，可我没觉得，自娱自乐。 汪老师发现我有这个优点，就号召大家向我学习。 　　汪老师后来调回北京去了。 　　多年以后，我们班上同学聚会，委托我与她联系，邀请她回省城参加我们班 的同学聚会，她也不辞劳苦千里迢迢欣然前来与同学们见面。二十多年之后的师 生再回首，大家都感慨万端其乐融融。在这次聚会上，我们除了请回了汪老师， 还请回了其他一些老师，比如说教数学的钱锋老师，教化学的叶宝川老师，上体 育的郑伟浩老师，大家还带了花篮水果分别去拜访了上专业课的余嘉福老师和吴 秀兰老师。整个活动我们请专人全程录像并制成光盘，寄了一张纪念光盘给汪老 师，她很高兴。 　　在我看来，天底下最无私奉献的职业要算老师了，他们不求任何回报，但如 果说多年以后同学们还记得他（她），恐怕就是给老师最大的安慰了。 　　说起来我跟汪老师还真是有缘分。那次同学聚会后第二年，儿子考上南开大 学，次年的暑假他说想到北京的新东方学校学英语，备考托福和GRE。我与汪老 师说了这件事，她非常热情地邀请我儿子住到她家里去，并借家里的单车让我孩 子每天去听课。那时汪老师两个北大毕业的孩子先后已经到了美国留学，两个老 人家守着空巢，很乐意我孩子的到来。后来听我儿子说，知道他要来，家里又新 添置了冰箱和空调。每天的饭菜品种很多，很可口，比在家里吃得还好。后来我 儿子也到了美国留学，我打电话向汪老师报喜，我说，这里面也有你们两位老师 的功劳。汪老师听了很高兴。 　　我从汪老师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她当年待我们同学就像孩子一样，给予关心 鼓励并发挥特长。后来我教育我的孩子也是一样，关心并尽可能多地陪伴他，发 现他的兴趣爱好之后，及时鼓励培养。 　　写到这里，我突然意识到一年一度的教师节马上就要到了，每年的这个时候 我都要给汪老师打一个电话，祝她身体健康，幸福快乐。 　　今年也一样，汪老师在北京，我旅居美国里士满，漫长的疫情和遥远的海洋 也隔不断我们师生之间的情谊绵长。 　　6 培养责任感 　　每一个学校都有一个广播室，我们学校也不例外，这也是那个年代的时代特 征。 　　广播室的作用无外乎是提醒时间、播发通知和表扬好人好事等等，之间穿插 一些音乐和歌曲。早、中、晚三个时间段都有广播提醒，一个学校学生的作息时 间能有所保证，做到步调一致。通知也能够在第一时间传达到学生和老师，而不 必另行行文而造成事情的拖沓。 　　我在入学不久，班主任就发现我爱写稿的特长，把我推荐给广播室。记得当 时班主任推荐了三人，桂林来的陈同学、军人家庭出身的小玫和我一同被推荐。 广播室负责人分别对我们进行了简单的考核，就是让每人读一段文稿，看读音是 否准确和流畅。结果陈同学的地方口音较重，未被选上，小玫与我则被选上了。 　　我在初中时曾是班上的读报员，每天早自习都要按照老师的要求找来当天的 报纸给全班同学读上那么一小段，流畅自然没有问题。 　　高中时，有一段时间我还向家是山东人的崔晓光同学学说普通话，标不标准 我不敢肯定，但语感还是有的。 　　另外，我平时很喜欢钻研字的读音与词义，对语言比较有兴趣，买有《容易 读错的字》和《现代汉语辞典》等一类书籍放在身边。 　　这些都是个人的一种兴趣爱好，谁知道到了中专学校就用得上了。 　　一个人的人生发展有不少机遇，个人学习根据自己的爱好和兴趣，学习各种 知识，累积起来，织成网络，有了机遇就用得上了。没有无用的知识，只有没用 得上的机会。 　　我参加学校的广播室工作可以算做一个机遇，这种机遇是可遇不可求的。对 于我来说，工作起来得心应手，没多大难度。写稿读稿一气呵成，一脉相通。 　　当年广播室美女多，班上的男同学们都很羡慕我们。 　　广播室实行轮班制，每两人值班一天。另设主管和电器维修各一人。当时的 主管是本专业师兄七四届制糖班的余平生同学（此同学毕业以后还有不少交集）， 他是一名很负责任的同学。该同学毕业以后分配到河池地区，先是在糖厂，后做 到市经委主任职。 　　从一事可以看得出来，余师兄是一名负责任的人。 　　记得有一次轮到我值早班，也就是说由我在早上六时十五分左右放广播，然 后全校同学才应声而起。当时没手表，好像也没想到借同宿舍李春同学的表，想 凭自己平时早起的生物钟起床。但前一晚可能睡得晚了，早上没醒，直到近六时 二十分，余平生见广播还没响起，马上冲到广播室打开广播（他与负责电器维修 的另一同学睡在广播室对面的一间工作间里）。 　　这一事对我的触动很大，很愧疚，很自责，觉得自己是失职。认为连值班这 样一件小事都做不好，以后出社会还怎么做事？ 　　作为广播室负责人，余师兄当时虽然对我也没有太严厉的批评。但我的心里 感到很难受、很内疚，我想一个人的责任心可能就表现在这些方面了吧。 　　这次失职事件之后，以后不管是做什么事，我都是时刻提醒自己一定要尽心 尽力地去做，力求完美，总是恐怕做得不好。 比如说与人约会，我一般不会迟 到，只有提前。宁肯我等别人，不让别人等我。 　　最邪门的一件事是有一年我应聘到北京某网络公司工作，该公司要求打卡上 下班，十分严格，按小时扣工资。而大半年时间我竟然没一天迟到或早退，连我 自己都有点儿惊奇自己的自觉和自制力。我想，那就是当年当广播员培养出来的 责任心吧。 　　中专学校与任何一间学校一样，都是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工作能力和其它 素质的地方，比如说责任心。如果说我在这方面做得还不错，这就是中专那两年 的学习和生活经历给我的教育和锻炼。走笔至此，我要感谢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 老师和同学们。正是因为你们，使我懂得了很多，在走向复杂和多变的社会之前 打下了不可或缺的知识和个人品质的基础。 　　7 小玫 　　她叫小玫，一个圆脸盘，脸上永远有着有点羞涩但却天真无邪的笑容。那年 她十七，我十九。我们都在同一个班上。她从军垦农场来，是一名农场总部的电 话接线生，军人家庭出身；我从农村来，是一名插队青年。 　　由于年龄相近，气质相同，最主要的大家还都是干部家庭背景，言谈和爱好 都有着很多相似之处。 　　不知不觉中我们一下子走得很近。在大新糖厂实习的过程中，我们曾一块钻 过煮糖罐，助晶箱，也曾沿着那长长的曲里八拐的管线一路勘探，那是为了完成 一个画出全厂物料管线流程图的作业。 　　最后我们俩躲在助晶箱侧那狭窄而又有点儿愠热的空间里热烈地交谈，有点 儿暧昧，但更多的是温暖。有同学走过，也在勘探管线的走向，瞥一眼，我们也 不在乎。一个共同的感觉使我们觉得那年的冬天很特别，一点儿也不寒冷。 　　我还记得班上那几个爱打篮球的同学都剃了光头。一上场，本来都是戴着一 顶黄色军帽的，打热了，大家就把那军帽统统扔掉，有搞笑的意味，也有想引起 异性注意的嫌疑。我就是他们其中的一个——那是我第一次剃光头，也是唯一的 一次，以后我再也没有剃过。 　　小玫的室友——大我们好几岁的柳瑛同学，是从糖厂来的学员，有一次竟当 着我们俩的面说，你们俩真般配。弄得我卒不及防，有一点儿不好意思，一句话 也说不出口。小玫的脸却一下就飞红起来。但她既没恼怒也不否认，算默认了吧。 　　当时班上的同学来自各个地方，这一点与现在的学生生源也没什么不同。 　　最大的不同是年龄上的巨大差异，有一位同学有二十九岁，被班主任指定为 我们的班长，他是来自一间糖厂的一名车间主任，是带薪来的。当时能带薪来读 书的同学不多，他是其中之一。 　　最小的同学是小玫，入学时才刚满十七。相差悬殊。 　　人员的职业背景也大不相同，因为是工农兵学员嘛。有工厂来的工人，主要 是糖厂；有橡胶农场来的割胶工人；也有像我一样的插队青年；有回乡务农青年； 有复员的军人…… 　　班长是有家庭的。结了婚的人与没结婚的甚至连恋爱都没谈过的人在一起就 是不同。结了婚的人言谈比较开放，话语比较“黄色”，有意无意间谈话内容老 是往那方面靠。使人想入非非却又无可奈何，因为当年的学校是明文规定不能谈 恋爱的。 　　我与小玫的交往属于那种若有若无的状态，谁也没把两人之间的事情挑明。 可能我们大家都认为还年轻，有的是时间来挑明。小玫怎么想，我不知道，反正 我是那样想的。 　　小玫告诉我她在农场当接线员的时候，那些年轻人老在电话里骚扰她。你可 以想象他们在电话里会说些什么话，小玫对我说。你十分气恼但又无可奈何，因 为你查不到是谁这样干的。一个农场有很多条分机，每一条分机有很多人，每一 个人的声音都很相像，说话人的声音都经过了伪装，你永远也判断不出来电话那 头的人是谁。 　　说这话的时候，小玫面色微红，似乎那骚扰他的人还在远处拿着电话听筒。 她继续对我说到，这种话又不能对外人说，你对领导说，领导司空见惯；你对同 事说，同事也有同样的状况。 　　我能理解小玫。我同情地倾听小玫的诉说。我从她微红的眼里读出她的委屈 和无奈。我为她愤愤不平。 　　小玫作为班上的文艺委员，组织我们班同学在开学典礼上出一个节目。我被 她点将，与她一起在诗朗诵中作领读员。我很乐意。 　　虽然我天性害羞，不善言谈，从来不主动出头露面，但与小玫在一起使我有 一种莫名的兴奋。 　　她组织排练节目，我每次都愉快地参加并认真地排练。开学典礼上我们班的 诗朗诵整齐划一，声音宏亮。我与小玫的领读吐字清楚，配合默契。演出获得了 成功。 　　后来我们俩又一起被增选为学校广播室的广播员，你来我往就更密切了。我 相信那一段日子是我最快乐的日子。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兴奋感觉，整个人好 像上了弦的钟摆，滴答、滴答……，欢快地走着。 　　她曾借过一本叫《牛虻》的书给我看，说是借别人的，要我抓紧时间把它看 完。我一晚没睡，捏着手电筒缩在蚊帐里花了整整一个通宵的时间把书看完。真 美的一本书，它教给我们什么叫爱情。 　　工作很来劲（我是班上团支部的宣传委员，要写稿和出墙报，那时候的墙报 又特别多），我经常废寝忘食地干也不觉得累，耽误了一些功课也没有怨言。 　　有时候因为画墙报版头而落下功课，晚上别的同学下自习了，我还在教室里 忙着。小玫则默不做声地在教室里陪我。也害怕其它同学的流言，我们两人没有 过多交谈。通过静寂的空气传递，我似乎可以感觉到小玫的心在跳动。教室里就 我们俩人。她坐在最前面一排，我坐在最后一排。教室外，久不久有一声夜蝉的 鸣叫，教室内，秋虫飞来飞去，撞在灯管上劈啪作响。室内灯光明亮，反衬出室 外黑夜的宁静。 　　那一刻，似乎时间停止了。那一刻，画面很独特，我从来没有体会过那种感 觉，以后再也没有过那种感觉了。 　　但这种平静的日子就像湖面的水一样，很快就被一颗石子的投入打破了。 　　那种能激发我活力的力量在外力的撞击下，烟消云散。 　　组织上找小玫谈了一次话，详细的情况我至今仍不是很清楚。小玫与我一样， 我们都向班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组织的话当然要听。但从此以后，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强大地横亘在我与小玫 之间。 　　最后一个学期，小玫再也没与我主动打招呼。在广播室里的交接班就像站岗 的士兵换岗，例行公事一样的索然无味。她把门的钥匙交到我的手上，眼睛却朝 一边看去，没有一句多余的话，表情很不自然。我很纳闷，不得要领，又不敢问 她。 　　人言可畏，我感到孤立无援。没有人可以述说，没有地方可以让我化解那种 心中郁闷的心情。任何事情再也不能使我兴奋。那些日子，我感到生活的乐趣一 点也没有。 　　毕业典礼演出的诗朗诵小玫也不敢与我一起同台演出了，她提议换了另外一 位女同学。 　　排演时我故意出错，上台时我脚步迟疑，那位一起领诵的女同学也感觉出来 了，她有点儿生气。 　　毕业时，小玫被分配到一个农场所属的糖厂。我则分配在省城的一个研究所。 小玫先走，走时我不在学校，我请假回家看家人，实际上我是逃避现实，毕业前 有一段时间要在学校参加校办工厂的劳动。等我回到学校时，小玫早已到新单位 报到，没见上最后一面。 　　以后，我们俩在各自的单位里都谈起了对象，但因种种原因都分别失败。但 我也没有想起要写信给她，既然在学校都没有捅穿那一层窗纸，就让那过去的事 过去吧，我这样想着。 　　有好事的一个女同学，有一次陪小玫来单位找我。一见面那位同学就借口先 走了，留下我们俩。用意很明显。 　　但我已找不到往日的感觉。全然没有相逢时的激动，大家的言谈举止都很拘 谨。她的头发看得出来是新烫的，脸色比在学校时候也更红润了，像一个红苹果。 　　但在我的眼中却失却了往夕的天真无邪和天然不事雕饰。学校里我们俩曾经 有过的共同语言和心心相印的那种特殊感觉再也找不回来了，它们就像那风中的 树叶，早已被吹得无踪无影。 　　我看到小玫的眼中似乎有一种期待，有一种误解需要解释，言辞间小心翼翼。 　　我在文革后期那种沉闷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很不适应，感觉自己就像一艘漂浮 不定的小船，在波浪起伏的大海上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在你的身边总有潜流涌 动，有巨浪冲击，更有不测风云，不知什么时候会给自己带来电闪雷鸣和狂风暴 雨。我需要一种安全感，一种依靠，或者说一个心灵停泊的港湾。而在小玫的眼 中好像只有惊惧和害怕，她像一只美丽而又形单影只的小鸟，在雷雨来到之前， 早早就躲在自己的小巢里，以求自保。 　　我再也没有主动给小玫去过信。 　　再后来，小玫请调回了湖南老家，那是他老爸的出生地，他爸从武装部转业 后从广西回到了家乡。自此再也没有了她的任何消息。 　　多年以后，再见当年的老班长，他对我说，小玫有过一封信给他，但原信找 不到了。隐约只记得一个地址。我根据老班长提供的地址，两次同学聚会都是由 我负责发信过去，没见有任何回音，也不知是地址有误还是其它原因？ 　　8 自信心从哪里来？ 　　上中专以前，我有强烈的自卑感，自信心降到零点。客观原因不外乎是个头 矮、与人交往水平不高以及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个人特长等等。 　　上了中专以后，自己要求进步，写了入党申请书，是班上四名要求进步写申 请书的同学之一。 　　班上的事情都是这样，有人要求进步，有些事情就归在你的身上了。班主任 和班干们见我文笔来得两下，就选我当团支部的宣传委员。我也不推辞，就把这 个事情当作锻炼自己的机会了。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的思想，也是无悔于青春的。 写稿本来就是我的一个特长和爱好，现在加上组稿和出墙报，经常忙得不亦乐乎。 这为我以后从事杂志编辑出版工作埋下一个伏笔，也算是一种业务上的一脉相承， 是值得的。 　　我也有信心搞好这一工作。对于文字我从小就偏爱，由于经常阅读，读多了 就有了想写的冲动。 　　记得读高中时有一段时间喜欢收集词句，对于字和词语的意义很喜欢研究。 　　我这个人在常人看来很别扭。 　　退休后，很多朋友对我说，你现在有时间了，可以用来炒股。 　　但是我真的没兴趣，我对数字不敏感，对赚钱的欲望不高，也怕炒输赔不起。 我也不是当官的料，虽然一生中也有几次机会但自己始终也提不起兴趣，但却对 语言文字一直是充满着兴趣和爱好的。 　　我曾经假设，如果说是同时有两场讲座要去听，供我选择，一场是关于如何 赚钱发财的，而另一场是关于文学作品和创作的，那我肯定是选择后者而放弃前 者。 　　这纯粹是一种个性的自然选择，与道德无关。 　　我是那种对生活水平要求不高，但对于精神生活的追求有一些奢望的人。 “朝闻道，夕死可矣。”——是我生活中的一个信条。 　　古人还有一句话叫“立德、立功、立言”，这对我的人生成长影响也蛮深。 这一句话原出自春秋《左传》，是儒家倡导的思想。立德，指树立高尚的道德； 立功，指建树非凡的功绩；立言，指著书立说。我是认同著书立说这一人生观的。 　　如果说读了中专以后，自己有了什么新的思想变化，那就是以为以后有机会 要“著书立说”了。 　　记得当时上课时我们的专业教科书中有很多的专业理论和公式，都是源于国 外的专家学说，同学们都互相开玩笑说，某某你可以以后做出一个你自己的理论 和公式。大家都是一笑了之，而我不是，真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从此以 后，我就是真的有了这样的想法，也可以说是一些天真的梦想。我想那就是我追 求一个有意义人生的最初原动力吧。 　　中专毕业以后有机会进了研究所，我看到单位有自己的图书室，里面藏有很 多的外文图书和资料，我大喜过望，一下就觉得自己是来对了地方。学外语后啃 那些自己半懂不懂的外文资料，别人味同嚼蜡，但是对于我来说却是食之如饴。 　　这可能与一个人的兴趣爱好有关，学外语是很累人的。我记性不好，单词记 了又忘，忘了又记，好在我能持之以恒，终有一得。以后参加英语自学考试，一 次性通过并获得大专文凭，一个班上几十名同学，仅仅有四位同学一次性通过， 我是其中之一。 　　有一位也是参加过自学考试的同学多年前聚会时说过这样一句话，使我很受 用。他说，自学考试是很难考的，不像正规大学学校的考试，它的辅导老师和出 题老师并不是同一个学校和同一个人，你抓不住复习和考试的重点。而在自学考 试的所有科目中，英语又是最难的，含金量最高。不是说我后来学了英语，我就 认同这一句话，而这可能是经过自学考试的同学们的一种共识。 　　别人的自信是从哪里来的，我不知道。 　　我的自信就是从自学英语来的，以后碰到什么难事儿，我在心里总是暗暗地 用这样一句话来鞭策自己，“英语那么难你都闯过来了，还有什么比它更难的 吗？” 　　一个中专生起点低，这并不是你的错，那是时代的错，你可以给自己施加压 力，设立一个努力的目标和方向，一生都要坚持不断学习以适应工作和生活的需 要。 　　9 革命激情的年代 　　文革十年刚好是我10岁到20岁的读书年龄，但我们却处在一个动荡的年代。 文革期间读书，只有革命的激情，而没有其他。 　　我是1975年9月入学的典型文革中专学生。靠的是群众推荐上的学，当时的 入学录取原则是重在政治表现。我在农村插队时是公社团委委员，大队团支部副 书记，生产队的民兵排长，插青小组长，虽然这都是一些挂名职务（除了最后一 个），平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但在入学推荐时可能是重要的政治条件。 　　入学后，我是班的团支部宣传委员，也是一个政治职务，在那个讲究政治的 革命年代里，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个人政治标签。当时社会上不但入学要讲政治 身份，进厂、入伍等一切有关个人前途的事情都要讲究政治背景。可以这样说， 政治无处不在。它就迷漫在空气中，人们的言谈举止无不充斥着革命语言和革命 口号。 　　同学中大都是党员或团员身份。少部分非党员或非团员的同学入校后也申请 入党或入团。 　　记得在学校寄发给个人的《入学通知书》上赫然写到，报到时除了自带行李 之外，还要自带锄头一把。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进校后要随时参加劳动，而学校 没有备那么多的劳动工具。当时必须要参加的劳动有：挖防空洞和参加校办工厂 劳动。 　　当时毛泽东主席有一句名言是“备战备荒为人民”，讲的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毛主席挥手我前进”。 　　那把锄头后来毕业时我还一直带在身边，分配到研究所后也还是要经常参加 一些劳动。文革年代作为改造知识分子的一种政治手段和象征就是要经常参加体 力劳动，改造思想，好像学习文化知识或搞技术工作就不是劳动一样，这是那个 年代片面理解劳动概念扭曲人性的一个例子。 　　那时我们学校办有一个试剂厂和一个机械加工厂。试剂厂是利用学校有化工 学科的特点而开办的，一方面可以作为学生的一个实习基地，一方面可以生产一 些试剂对外出售。机械加工厂里包括有各种机床和一个铸造车间。 　　有一个学期轮到我们班参加机械加工厂的实习，我先后轮训到过铣床岗位和 铸造岗位学习。记得铣床何师傅是一名会说桂柳话的大胡子，人看起来很和善。 他很认真地教我们如何使用铣床。说了操作要领之后，他就放心地让我们独立操 作。我跟何金良同学一组在这个岗位，跟何师傅学习技术，下班后我们也应邀去 过何师傅家玩，记得何师傅住学校里教工宿舍。 　　我们都很认真地操作，铣一些小零件。轮到铸造车间时则与工人师傅一块倒 铁水，很危险，常有铁水火星濺入翻皮皮鞋里，灼伤皮肤。 　　那个年代，“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学生包括老师在内的所谓知识分子只不 过是受教育的“臭老九”和“小资产阶级分子”，是受教育对象。知识分子只能 使用，不能重用。 　　在班上我负责宣传工作，那时的墙报可真多。凡是重大的节日都要出墙报， 特别是有中央的指示还要出专刊。我的毛笔字不行，老班长行，他的字最好，工 整、抄得快。另外还有两位同学何金良和胡信华的毛笔字也不错。我一般组好稿 后就先请老班长出马抄稿，当然他一般也不推辞，他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但 每一名同学都有他自己的作业和学习，这种墙报抄多了就会影响学习和休息。所 以他有时又会半推辞半开玩笑地跟我说，你先找其他同学抄写，如果他们抄不完 则由我全包。听了他的话，我就会先去找其它两位同学，胡同学是团小组长，何 同学写了入团申请书，应该说都是积极分子。抄写工作一般都能够按时完成。只 有画报头的工作使我头痛。班上没有会画的人，老班长写字可以，小楷排笔都行， 但也不会画报头。我只有赶鸭子上架，自己学着画。 　　记得当时学校还办一个陶瓷厂和搪瓷厂美术人员培训班，班上有一位同学跟 何金良同学是老乡，经常到我们宿舍来玩，学习结束时还送我一盒颜料和画画工 具。 　　但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救急办法往往不能奏效。为了一个人物头像， 我要画好多个小时，结果还不能令人满意，现在想起来还很汗颜，不知道当时自 己是从哪里来的勇气把那些有损工农兵形象的报头挂出去的。 　　可能是一种“革命”的激情，也可能是当时的“革命”氛围，更可能的是当 时的“革命”师生对这种持续已久的“文革”行为麻木不仁见怪不怪。 　　文革十年耽误了我们的青春年华，在该学习知识的时候荒废了大好时光。 　　“文革”的各种举动在今天看来只不过是在全国范围上演的一场政治闹剧。 文革时的学生与全国人民一样，各种高亢的“革命激情”只不过是一种盲从的政 治跟风罢了。 　　10 造化弄人 　　文革时期上学，由于是由群众推荐，领导批准，重在政治表现，同学们原来 的基础参差不齐，但其中也不乏藏龙卧虎。 　　恢复高考后，我们班考上四名同学。其中陈阶同学考上广西大学物理系无线 电专业。陈阶同学来自桂林市，天资高，尤其是数学基础好，理解力强。上课从 来不是很认真听，喜欢看小说，一本接一本地看。 　　当时提倡“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要登上教台。但全班同学基础参差不 齐，有的同学只有初中水平。差的差得要死，好的好得出奇。 　　上学的第一学期主要是复习高中的数理化等基础课。任课老师辅导不过来， 班主任与班干们商量了一下，决定由基础比较好的几名同学在每个星期天给基础 差的同学轮番集体上辅导课。自动报名，谁来听都可以。有的同学辅导数学，有 的同学辅导物理，也有的同学被安排辅导化学。 　　陈阶同学和我都是这个临时安排的辅导员之一。之前，陆正尤同学、邹玲同 学和郑登亮同学等其他一些同学都各上了一节辅导课了，正待一个个地轮下来时。 一场来势汹汹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就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辅导课就此戛然止住。 　　中国人民的命运历来与政治运动纠缠在一起。1975年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年 份。 　　国运如此，我们班当年的学习辅导课又算得了什么。 　　陈阶同学在1977年毕业后当年的下半年恢复高考，顺利考上广西大学。 　　但之前，陈阶同学的中专毕业分配还有一个戏剧性的小插曲。由于他的成绩 好，本来是有机会分配到研究所的。但分配前由于他未请假跑回桂林几天，不参 加学校组织的劳动，这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就犯了大忌。学校为了惩罚他， 就把他改派贵县糖厂。他不愿意去，一个人在学校宿舍里呆了一个多月，后他家 人托关系找了学校的上级单位，费了很大劲最后才给他转派桂林附近灵川县的一 间小糖厂。 　　命运捉弄了他。 　　陈阶同学是从桂北那间小糖厂里考上广西那所著名大学的，就此改变了自己 一生的命运。毕业后分配到桂林的一个电子元件厂，后来在竞争厂长岗位失利后 转行到公安局谋了份差使。当年公安系统大学生少，他一去就受到重用，还曾公 派到美国考察。数年前他因政策原因早早就在岗位上退休。退休后办了一个自己 的路灯装饰公司。孩子大学毕业后，他把孩子送到美国自费留学，他孩子硕士毕 业后现在也留在美国发展。 　　2015年秋，我跟老班长、李春和何金良同学应邀到陈阶同学家玩，他家别墅 位于美丽的桂林西山脚下一个山泉洞口旁边，装饰有音响设备兼工作室的宽大地 下室里一字排开两层共八个电脑显示屏，用于平时炒期货。 　　陈阶同学数学特别好，当年西大新生摸底考试他位列全校第三名，他告诉我 说。 　　11 爱画画的同学 　　一个人的爱好和兴趣如果说能与他的天赋有机地结合起来，是一个人的幸事。 这样的事还真的不是独一无二，我隔壁班就有这样一位同学。 　　隔壁教室是比我们高一届的无机专业班，属于化工系统。这个班坐在最后一 个位置靠门边有一个爱画画的同学。 　　不知是不是因为爱画画，他老在下面鼓捣，不爱听课但又怕老师知道不好， 就故意坐在教室后头。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上课从来就没有好好听过，因为脚下总是放满了画筒、 画笔和色彩，桌面也放着一个速写本，一支速写钢笔永远都拿在手上。老师在台 上讲课，他在台下写生。把老师画得姿态万千栩栩如生。画画才是他的最大爱好， 后来证明也是他的天赋所在。 　　因为我进校前原来就认识他，是我的发小同学区五一，小学时同届不同班 （他在42班，我在40班），彼此认识，所以对他就格外留心一点。 　　记得那时经常要参加一些劳动，有一次与他们班一起坐同一部解放牌汽车去。 去到邕江大堤，大家下车坐下休息片刻，听那领队的老师分派任务。就那么一点 点时间，他又拿出藏在屁股后袋的速写本画将起来，画树上缠绕着的丝瓜、画蹲 在地上的老农、画神采奕奕的领队老师…… 　　按说一个上专业课的同学，怎么样你都要以专业为主，其它的事儿都是“业 余爱好”。不，他刚好相反，似乎画画成了正事，而上专业课倒成了“业余爱 好”。 　　当时我们工农兵学员上学，学校和专业都不是由我们自己来选择的，是由所 在单位的群众和领导推荐上来读的。计划经济的年代，甘做革命的螺丝钉，能有 一个书读就很好了，哪还能由自己挑挑拣拣。这样就造成相当一些同学的兴趣爱 好不在专业课上，而在别的地方。 　　记得的是，同届无机专业班还有一位卷发男同学小提琴拉得很好，每天下课 就听见他练习，有时呆在宿舍里拉，有时站在宿舍门口拉。这位同学面色白静， 一脸秀气的样子，一首《梁祝》拉得如行云流水如痴如醉。除了帮他们班上的演 出伴奏，还被其他班上请去伴奏。后来恢复高考，听我班上陈阶同学说，他也考 到广西大学去了，学什么专业不是很清楚，可能说过，不过我忘了。 　　话说我们那位爱画画的同学虽然穿得很随便，整天就汲着一双拖鞋，衣服脏 乱，到处沾着画画用的油彩，看起来吊儿郎当。但他身材魁梧，笑声爽朗，与同 学们的关系很好，很多时候都是看见他与他的同学们边走边谈笑风生。他还喜欢 踢足球，我们曾同在一个球队里踢过球。他在球场上一边奔跑如飞，一边咋咋呼 呼，是一位很阳光的同学。 　　多年后，他班上的一位同学到我的单位办事，我问起他来。才知道他最初分 回了县氮肥厂，他是那个厂推荐来的。但他大多时间都不在厂里，被各单位借去 画画，再后来干脆调到县文化馆里画画。以后恢复高考，他考上广西艺术学院美 术系，如鱼得水，终于能够将自己的天赋与爱好完美地结合起来了。毕业以后分 配到龙城一所美术学校教画画，一辈子搞他热爱的美术去了。多年后，他调到广 西师范大学任教，升了副教授。 　　听说还留了一把漂亮的胡子，每天清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打理他的艺术家胡 子，有专用的剪刀。 　　夫人也是原来中专班上的同学，原来人家两人早就互相倾慕了。说起名字， 一个叫嘉玲的姑娘。我的头脑里依稀有一个温和、婉约和动人的面庞和身影。 　　12 魔鬼之脚 　　从小喜欢踢足球，到了中专学校也不例外，开始是自己玩，后来带动全班同 学一块玩。我班上的同学大都来自农村，没玩过足球，但好奇心重，冲劲十足。 最可笑的是门将李春同学，他身高不过一米六，背还有点儿驼，但起步速度快， 劲大，敢于扑球。 　　足球运动我觉得有一个特点就是集体性，讲究协同作战，赛球时可使球员们 团结一致，一种和谐友好的气氛空前高涨。 　　我这个人嘴笨，话不多，独立性比较强，有时候可能就给人一种不够热情的 感觉。但通过足球运动我就感觉同学们对我有一种尊重，无形中拉近了互相之间 的距离，共同语言也就自然而然地多了起来。那是一种很美妙的感觉。 　　虽然我没有魁梧的身材，但因为从小练就的足球功夫，这使我熟悉足球，脚 法细腻，特别是临门一脚是我的绝杀技。就足球而言，在班上我是他们的“头 儿”。 　　话说有一天，上体育课的郑伟浩老师组织我们班与造纸班比赛足球，并亲任 裁判。 　　郑老师当时只是一名普通老师，据说他以前是武汉体院毕业的，在校时练过 拳击——那是一种我们从未见过的运动。文化大革命，有很多运动项目被取消了， 说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体育项目。多年后，郑老师当上学校党委书记，不过那是后 话。 　　造纸班有一位北海来的同学，身材修长，可能有一米七五以上。听说原来是 北海少年队的球员，现在是我校的足球校队的主力球员。 　　造纸班以他为中心，在场上打得十分活跃。他左冲右突，盘球过人，但遇到 我班那些虽不懂足球，大多是第一次上足球场的同学们的顽强抵抗。缠得他动弹 不得，根本进不了我们的罚球区。 　　相反，趁对方注意力在进攻方向，我交代我方门将，得球以后开大脚，将球 迅速送到对方后场。对方主力来不及撤退，我们几位布置在对方后场的前锋不断 给对方球队造成射门的威胁，对方门将急得哇哇叫，很被动。我接到我方后方大 脚来球后快速推进，逼近球门，闪过对方疲于奔命的后卫，接连攻入两球。为我 班球队赢来了必胜的信心，大家打得更猛烈了，都想乘胜追击，再下一球，锁定 胜局。 　　对方球员越来越急躁，进攻的球员频频被我后卫队员阻截成功。他的主力队 员“北海仔”无计可施，不得已使出绝招——飞身铲球，他穿着全场唯一的一双 有钉眼的足球鞋，几次铲向我方球员，有几次差点踩对我方队员的脚。懂足球的 可能都知道，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动作。 　　由于给对方留下的时间已不多了，这时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场面。当我又一 次拿到我们后方的大脚球之后，迅即推进，逼近对方球门，正准备给对方又一次 致命的一击时，被对方一位及时赶到的后卫将脚下的球破坏掉了，对方门将冲出 球门将球扑住。因为去球较猛，我跟在球后在门将面前站住，本能地希望他手中 的球拿不稳。如果他滑手，我就有机会了。但对方拿住了，我没有任何机会。我 转身朝我方走去。说时迟，那时快，对方门将可能是因为输球，气急败坏，丧失 理智，一脚踢了我一下屁股。虽然不是用脚尖，是用脚背不轻不重地贴了一下。 但在球场来说，这是一种十分流氓和卑下的行为，是一种人身侮辱。我回过头去， 握紧双拳，怒目而视。我们班上的同学们也都围了上来。他自知理亏，不敢做声。 　　多年以后，阿根廷队的马拉多纳队长借助一只“上帝之手”，帮助阿根廷队 赢得了那次世界冠军；而我对面的这位恼羞成怒的门将却是借助他的“魔鬼之 脚”，出了胸中的一口恶气。 　　这时裁判跑了过来，隔开了双方愤怒的队员。一场球赛不欢而散。 　　但因为这场球，变坏事为好事，管体育的郑老师重新认识了我，以后把我选 入学校足球队。 　　多年以后，有一次我们回校参加校庆。造纸班的那位前门将陈陆军同学坐在 我的后面不远处，我主动向他打了一个招呼。我请他坐近一点，好聊天。他连连 摆手，有点儿不好意思。 　　后来我从他班上的同学口中才知道，陈陆军毕业后分配到龙城造纸厂。他的 一只脚因为一次他开车不幸出了车祸被撞断了，现在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 　　我很同情他的不幸遭遇，但不知他是否因此而后悔当年在足球场上一时冲动 踢了我一脚呢？ 　　据说有些人是菩萨护身，不得无礼。 　　这样说他，可能太过于“邪恶”。我知道，这只不过是事情的一种巧合罢了。 　　13 爱得执着 　　爱情的盲目，表现有多种形式，我的同学张晓凤的表现是其中之一种，坚持 得有点执着。 　　爱情是一种伟大和神奇的力量，它可以使人幻化出巨大的创造力和生活的原 动力。如果硬要套上一句俗话，我想说的是“爱情也是一种生产力”。真诚的爱 情可以使男女双方迸发出巨大的能量。 　　但有时候爱情又像一把火焰，可以灼伤别人，更可以吞噬自己。 　　张晓凤来自钦州地区，一口粤曲小调唱得高亢尖锐，加上身段的婀娜摇曳， 细长的手臂，恐怕不用化妆也能串演台上的女伶花旦了。能唱好在两广地区流传 甚广的粤曲小调可能是受到粤语民众喜爱、欣赏和尊重的特长之一。 　　但对于桂柳地区来的林鸿达显然不是。 　　林鸿达来自中国文化和旅游名城桂林。不要说不能欣赏粤曲，恐怕连粤语也 不能说上一两句。我见过他学说粤语，吭吭吃吃的，惹来大家一片善意的哄笑。 　　但偏偏张晓凤就爱上了林鸿达。 　　嘴巴没有说，行动却早已表露出来。林鸿达的衣服泡在水池旁边来不及洗， 呆会再去看，衣服早已被她洗净晾晒在一边了。 　　所有的男同学可能都是一样的德性，能不换的就不换了，换下的能暂时不洗 的就不洗了，一切从简。逼不得已要洗的也要凑够一桶再拿出去洗，先把洗衣粉 取一小勺置于水桶中，理论上应泡上十五分钟再来洗搓，但一般他们一泡上就忘 了洗了。 　　尤其是我这位林鸿达同学还是一名好读小说出名的，一捧起一本小说来就忘 乎所以、神游天下了。而大多时候就是张晓凤帮助洗净晾晒好了，他也乐得个爽 手，不拒绝也不吭声。 　　这就无形中鼓励了张晓凤的幻想和期待。 　　她对林鸿达的一言一行就更上心了。有的时候在那个斜台阶的大教室里上大 课，记得有一次是上《流体力学》，是黄德沛老师的课，直到课前的最后一分钟， 才见林鸿达匆匆忙忙地闯入教室，这时张晓凤早已帮他占有一个座位，赶快向他 招手入座。同学们都发出善意的哄笑。但林鸿达却不假思索，一副悠然自得又乐 观其成的样子。引得男同学都很艳羡他。 　　有时候晚上隔壁财校有电影，同学们就大呼小叫地一起去观看。这时的张晓 凤就特别的兴奋，一定要来宿舍窗外大声邀约我同宿舍的林鸿达一起去。 　　谁都看得出来，张晓凤与林鸿达不般配。除了唱粤曲，张晓凤各个方面表现 一般般。林鸿达爱好文学，天资高，恐怕语言障碍也是他们两人爱情之间的巨大 鸿沟。在我们大家看来，林鸿达根本就没看上张晓凤，张晓凤是“剃头担子一头 热”。 　　大家都不说出来，再说人家两人的事儿别人怎么说得清楚。 　　只有张晓凤一厢情愿对林鸿达顾盼流连。 　　1975年至1976年正是中国文革的最后时期，一切都是那么不可思议，爱情也 是一样的诡秘。 　　“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开门办学，与工农相结合”、“反击右倾翻 案风”，类似的标语刷满了学校教室、食堂和校办工厂的墙上和楼道里。到处轰 轰烈烈，人人脚步匆匆，空气浮浮躁躁。 　　嘴上马列的，恋爱行动却也诡谲。学习用功的，对异性也有甜言蜜语。吊儿 郎当的，也有爱情滋润。革命形势下的爱情虽然朦胧却也像那大自然中春天的花 朵开得蓬蓬勃勃、馨香四溢。 　　大家唯一警惕和怵然的是学校的规定。听说上一届制糖班的那个二胡拉得很 好的男生与同班一女生谈恋爱被人发现了，说是男的原来在糖厂里已有了对象， 现在来到学校又有了新欢，不道德。在党支部的主持下两人都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并写了检讨。这样的事儿传到各班，大家恋爱的热情有所收敛，都是“悄悄地进 庄，打枪的不要”，公开的示好与约会都转入了地下。 　　张晓凤与林鸿达的“爱情”长跑也是一样，无疾而终。这是我们大家都预料 中的事儿。 　　张晓凤毕业后分配回钦州的一间糖厂，林鸿达分配到桂林的另一间糖厂。 　　张晓凤是一个烈性人，认定的事非要这么办不可。在糖厂，她不知怎么就看 上了结了婚的副厂长，非他不嫁，逼那副厂长离婚。那副厂长的原配放出话来说 要多少多少万元的爱情赔偿费，当时的几万元等于现在的几十万元了，原本是想 叫她知难而退。谁知道我这位女同学是一个执着的人，她将自己多年的积蓄全部 掏出来交给那副厂长的原配，说了一句，好，我认了。 　　终于“有情人终成眷属”，虽然我们同学都认为她不值得那样做。 　　但“那就是爱，说也说不清楚。那就是爱，糊里又糊涂。” 　　多年以后，有一次同学聚会，我做联络，发了函过去。张晓凤从湛江打来电 话说，与那个厂长夫君双双早已迁居湛江多年，路途遥远就不来了，但要我转告 同学们，向他们一个个地问好。我说，问好没问题，但大家都想见一见你。她在 电话那边爽朗地笑道，不要看了，不能看了，我现在已变成肥婆了。 　　我至今不知她当时说的这话是实情还是玩笑。因为毕业之后，我就再也没见 过她了。 　　14 击水邕江 　　当年市政府喜欢组织冬泳和夏游，为的是纪念毛主席1958年1月7日冬游邕江 和多次畅游长江。 　　在邕江桥北建有一个冬泳亭纪念这个日子，大家如果有兴趣，来到邕江桥头， 藏在那一片浓荫密叶中的就是它了。 　　原来在邕江桥北左手边还有一个毛泽东冬泳纪念馆，前部还建有大型观光台， 便于领导和组织者指挥和观赏冬泳的队伍。不知哪一年，也不知为什么把它拆掉 了。本来建就建了，你就让它存在下去，不必拆掉。拆了十分可惜，那只不过是 一段历史，一段回忆，与政治无关。 　　我参加过1976年的邕江冬泳和夏季畅游。冬泳是在元月七号，因为毛主席他 老人家当年也是这个时间冬泳邕江的。为了纪念这个日子，市政府以前每年都要 组织冬泳，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体育项目，应该继承下来，这同样与政治无关， 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体育精神的倡导和发扬。 　　当年我们的冬泳是从北岸游到南岸，其他同学我不记得很清楚了，但桂林陈 阶同学是其中一个。我与他一道游到南岸，但他一上岸脚就被冻得抽筋了，走不 动，幸好岸边生有火堆。班上的同学七手八脚地把他抬到火堆旁取暖。我却一点 事儿都没有，因为此前插队时我一直是坚持冬泳的，到学校后我也经常洗冷水澡。 　　夏季畅游则更爽啦。当年的出发点是在现在的邕江一桥头，终点是在柳沙园 艺场那个地方上岸。 　　班上这次有了更多的同学参加。有李春同学、杨英健同学、龚文标同学等篮 球好手，陈阶同学和我则继续参加。为了这次畅游的安全有保障，郑伟浩老师把 我们学校报名参加畅游的全部同学用卡车拉到青山半山上的一个水库（现在的青 秀湖），在岸边划定一个游泳区，计时不间歇游测验，能够坚持下来的就可以最 终被选定参加真正的邕江畅游了。 　　前后可能有一个小时的测定，基本上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与几名同学还不解 渴，歇了一会就又横渡水库游了一个来回才心满意足。 　　到了真正畅游邕江的那天，洪水仍未退尽，江中黄黄浊浊，江面红旗招展。 工人队伍方阵、农民队伍方阵、解放军队伍方阵、运动员队伍方阵……一个接一 个地游过来了。 　　穿着一身泳装的学校团委书记唐建中老师坐在一艘小船上殿后，给同学们鼓 劲。那一刻，觉得唐老师真美。她身材丰满适中，在同学们的注视下神情有些羞 涩。在水下，我们都开玩笑地要她下来跟我们一块儿游，她轻轻地摇摇头说她的 任务是保障和鼓劲。 　　龚文标同学的腿抽筋了，被她拉上了小船。 　　我时而蛙泳，时而仰泳，俯仰之间不知不觉地就与同学们一起都游到了终点 ——柳沙园艺场。 　　上了岸，有点儿结巴的体育课梁老师买有西瓜招待大家，每一个瓜都有十几 斤重，囊红瓜沙。梁老师结结巴巴地夸耀自己买的瓜好，个大、甜，虽然贵点。 由于说不利索，脸都有点急红了。我们一面笑着，一面大啃西瓜，谁都顾不上搭 理他。 　　说也奇怪，别人都是在十八岁以前长个子，我却是在十九岁以后才补长个子。 中专毕业后，我的个子从一米六五一下窜高到一米七二，越过了女人们眼中的 “一级残废”线。 　　更重要的是，我有了更好的身体素质，觉得精力十足，干什么都来劲，信心 满满，与进校时相比，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15 我的工人朋友 　　与工厂打交道时间久了，总要有一些工人朋友。我也一样，从实习起就结交 了一些工人朋友，友谊一直延续至现在。 　　1976/77年榨季，我们在横县糖厂实习，住在该厂一个废化纤塔的二楼上。 该楼废而不旧，是新的建筑，可能是建成后项目没有上马，就弃新为废了。 　　记得那塔里已经安装有一些大型罐和管道，设备在中部，我们同学则围着那 设备一圈住了下来，很别致的一个记忆符号。 　　这次我被分在压榨车间甲班。按道理每次实习都会分配到不同的岗位，在第 一个学期我就在压榨车间实习过了，照理不应又分在压榨车间实习。但这个糖厂 的工艺很特别，它不是一般的压榨法糖厂，而是一个压渗法糖厂。这两种工艺的 区别在于前者是一式六座榨机系列来压榨甘蔗，而后者是先用两座榨机来压榨甘 蔗，接着用一密闭长槽加热水渗淋甘蔗，最后又用一台榨机将蔗渣中的糖分和水 分全部榨出。 　　现在这种渗出法糖厂在中国已然绝迹，但在南非国家却大为盛行，因为人家 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出发点是以经济利益为第一考量。这种装置的优点主要 是节省设备投资和维修费用，现在国内也有专家重新提出来讨论，而我是支持这 一观点的。 　　再说我们那次到这种类型的糖厂实习是第一次，而且应糖厂和研究所的要求， 我们学生还要对此榨机系列进行一次工艺查定工作，专业课老师要我负责带领一 个小组作化验工作。 　　试验中我们连续上了三个班才完成化验室工作。由于是倒班，糖厂化验室的 工人又一次来接班时见我们还在实验室里工作，感到很惊讶。我们连轴转地分析 化验，眼睛都熬得通红。因为三个班（24小时）的样品都要分析，实验就要连着 做。 　　这次渗出槽工艺查定分析工作主要分析了各级浸槽蔗汁蔗糖分和转化糖分， 我们小组圆满完成了任务。《甘蔗压渗法工艺与设备研究》项目负责人、研究所 的薛齐重工程师对我们的查定工作表示赞赏，后来毕业后我有幸成了薛工的同事， 在他手下工作，不知是否与这次查定分析工作有关，不过这是后话。 　　这一次实习我认识了两名工人朋友。一名是压榨车间甲班的班长闭道灿师傅， 我们实习跟在他的班里；另一名是他的徒弟罗师傅。闭班长相貌一点儿也不出众， 相反看起来好像还有点儿木讷，因为话不多，与人说话只会傻笑。倒反是他那位 徒弟，精灵鬼怪，大嘴大眼，笑起来就咧开大嘴，显得与众不同。 　　记得罗师傅与另一位爱画画的师傅住在一个宿舍，那位师傅画那种水墨山水 画，画得神形兼备。 　　改革开放后，这位闭班长的聪明才智得到领导的赏识，脱颖而出，先是当到 厂长职务，后应聘到东亚糖业集团任副老总职务，年薪几十万，很是让人讶异。 一个人的发达真的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遇到机遇，自己又有能力， 说上就上去了。 　　有一次，这位当了副老总以后的闭班长，他开了一部高级轿车专程到我单位 找我聊天，他谈到自己成功的秘诀时，对我说到他出身不好，属于黑五类，在那 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从小就受人歧视，没有任何出头机会。 　　“我是憋了一口气，我们并不比别人差”，他对我强调说。 　　在那个黑白颠倒和是非不明的“革命”年代里，我们大家都一样，个人职业 的发展被一种无形的大网罩着，挣扎不脱。 　　我问到你徒弟罗师傅怎么样了。闭班长说那个捣蛋鬼，从糖厂离职出来后在 县城里做些小生意，现在做些什么也不大清楚。 　　在糖厂实习时，我记得罗师傅跟我说过，他爸是南下干部，当时任县罐头厂 厂长职务。当时能进厂工作的有很多是领导干部子女，应该说家庭背景都不错， 在那个计划经济的年代里讲究拼爹，应该是很吃香的。但在市场经济里，自己有 本事才算真金白银，靠老爹则已不大奏效。 　　闭班长与罗师傅各自的人生际遇正是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时代两个相反的 典型例子，让人感叹不已。 　　我中专毕业分配到研究所工作，又有机会重新回到横县糖厂搞合作研究，我 们单位有一个大型研究项目《成糖连续化工艺与设备研究》就设在这个糖厂里。 薛齐重工程师担任该项目负责人。 　　我具体分在《甲糖连续分蜜机研究》项目组，武怀仁高级工程师担任该分项 目负责人。当时厂里派有几名工人协助我们工作。其中有一位叫韦师傅，心灵手 巧，聪明能干，领悟能力特强，往往能将老工程师草图上的意思迅速化为行动实 施，他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工人之一。 　　当时，韦师傅已任分蜜机组大班长。正是他有力的协助，使我们的试验工作 得以顺利进行。 　　韦师傅的人生故事则更为传奇。 　　他也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在那个讲政治的年代，一直默默无闻，郁郁不得 志。 　　改革开放以后，他的个人事业也迅速发展，从一名普通工人身份成长为糖厂 的副厂长。因为一件偶发的责任事故，他的仕途受阻。后来他应邀到龙城发展， 任柳州福利机械加工厂副厂长一职。更离奇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他抓住机遇， 敢于辞去公职下海，听说借了岳父四万元起家，创业成功。后一直在省城做糖厂 的机械加工生意，现在拥有一家大型机加工企业，资产恐怕早已过亿。 　　多年以后，有一次我们班的同学聚会，我受同学委托打电话向他了解原横县 糖厂化验室一位熟人的近况。他不但告诉我他所知道的一切，还热情主动地招待 我们班参加聚会的同学，在他当时开办的一个对外餐馆里用餐。期间，他极尽殷 勤之能事，让人为之感动。 　　韦师傅的糖机加工厂当年在西大附近。有一年，我儿子读初一，在西大参加 一个由美国人志愿者任教的暑假英语夏令营学习。中午休息由于离家较远，我就 联系韦师傅问他中午能不能让孩子到他厂里面休息一下。没想到韦师傅非常爽快 地答应欢迎我儿子中午下课之后到他厂里面的宿舍休息，并且在他职工食堂里免 费用餐。使我儿子能在那年暑假顺利地完成了那十多天的暑假英语学习。如果说 今天我儿子在求学征途上能取得一点不菲的成绩，这里面离不开许多像韦师傅这 样的好朋友的关怀和帮助。 　　一个大老板，对我们这些当年的穷学生，如此热情，如此仗义，我想，他的 事业想不发达都不行了。 　　昨天晚上我给韦师傅发了一个微信问好。他说，他正在外地考察一个项目并 传来几张现场照片。韦师傅比我大好几岁，工作上一直是那么拼命，是一个“拼 命三郎”。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聪明、勤奋、和气、有爱心和善良的人。 　　祝他事业发达，生活幸福，身体安康。 　　16 我爱好的体育运动 　　锻炼身体，不但可以增强体质，更重要的是可磨砺人的拼搏精神，提高人的 自信心。 　　我的一生喜欢的三种运动就是游泳、足球和乒乓球。 　　田径运动是所有运动的基础，跑步属于田径运动。 　　前面说过，一入校我就非常重视锻炼身体，早上自觉起床跑步。被班主任发 现，然后拿我来当典型在班会上公开表扬，要同学们向我学习。表扬不表扬我不 是很在乎，因为我锻炼并不是为了表扬，我锻炼是为了我自身的需要。 　　进学校时，我还是保持我原来高中毕业时的一米六五的高度，虽然插队了两 年，却一点儿也不见长，有点儿自卑。其实从高中开始一直到插队，我已有意识 地跑步和游泳，锻炼身体，从来没间断过。到了中专学校以后就更自觉了，曾经 紧紧跟在李春同学后面，从学校大门跑出，经秀灵路口，左转走大寨路，绕过南 宁火车站，钻过地洞口，然后跑回学校。累得够呛但还行。 　　体育课，班上的八百米比赛我是第二名，李春同学是第一名，他是部队下来 的，有体力，但那些班上的篮球校队队员都跑不过我。自此，对自己又多了一点 自信。 　　除了跑步，我还参加班上的篮球队，不过这个队被老班长戏称为“二队”， 因为班上已经有了一个队了，这个队里有三个是校队队员。我们排不上号，个头 不够高，自称“二队”。是那些“一队”的跟屁虫，拉拉队，记得那时我们班男 同学还一起到南铁文化宫去观摩篮球比赛，回来后我们自己也经常玩得个不亦乐 乎。 　　记得在1976年春节前后在大新糖厂实习时，我们几名爱打篮球的同学经不起 大家的起哄，一个接一个地剃了个光头，这样打起球来十分“抢眼”，当年也不 知是出于什么心理驱使。现在回忆起来还一直想笑，有那么一丝丝温暖的感觉。 记得当时个头已猛长了些，老班长鼓励我说，你的个子那么高，不打篮球可惜了。 他自己就是太爱打篮球，鼻梁骨都被撞歪过。但他就是因为自己个子太矮，后改 兼做裁判。 　　老班长这句话给了我很大的鼓舞，从此就与班上的同学一起玩起来。当年大 家都喜欢打篮球，恐怕更多的因素还是班上的大气氛，有一个爱咋呼组织大家打 篮球的班长和班上有几名校队队员。不过我当年打篮球纯粹跟风玩，没任何技术 含量，以后毕业了也从未玩过。 　　打篮球讲究组织和团队，一个组织得好的团队要比纯技术的队伍更显气氛和 拼搏精神。 　　我一直以来比较喜欢乒乓球，曾担任校队主力队员参加过全区大中专乒乓球 联赛。在比赛中，我们学校成绩是二胜三负，不敌西大球队，但打败隔壁建校和 卫校球队。我主要是从未经过任何专业训练，只是靠少时玩球有些基础和变化不 多的技术支撑。遇到经过专业训练的好手就很快地败下阵来了，我一直以为这是 一件人生憾事。 　　毕业以后参加工作，因为工作繁忙，再也没有机会系统地打乒乓球。 　　谁知到了退休以后，相隔几十年之间，我又重新捡起打乒乓球这个爱好来。 　　17 毕业设计 　　工科学生都要经过一个毕业设计，当年我们班就有一个。记得毕业设计是在 桂西南的百色糖厂进行，当时这个糖厂要扩建，邀请我们去帮忙画图。 　　那是一个当年与前苏联以及东欧国家友好时由捷克援建的一间糖厂。 　　糖厂的技术科长老韦，也是我校毕业多年的大师兄，光头，嘴巴里没多少颗 牙了，说话有点漏风，但人很和善，总是笑眯眯的，有问必答。 　　当时是七月份，热得要命。我们都住在一排朝西的平房里，没有电风扇，更 没有现代的空调。在这样一个环境下画图，真的是热不可耐。但大家好像都没有 什么怨言，除了工作，休息时间我们还找糖厂和附近工厂里的工人球队打球。 　　一个班分成四个小组，每一个小组负责设计一个工段，即压榨工段、澄清工 段、蒸发工段和煮糖工段。 　　这次画的是设备布置图，要求把每一工段的各种设备以及它们之间的管道连 接全部画到图上去，有平面布置图，也有立面布置图。这些设备的摆放首先要求 尺寸准确，车间尺寸、梁柱尺寸、设备尺寸一定要准确，这样才能摆放得体，一 目了然。 　　以后准备结婚新房时，我也运用了这个技巧。在新房中摆放家具，我也先画 了一张按实际尺寸缩小比例摆放的图，购买家具时作参考。哪里摆什么，能不能 放得下，一目了然。在图上调整设计比较容易，如果说不是这样，买回来的东西 不合尺寸，摆放不下；或抬着物品转来转去，既费力又不一定摆得好。可见，课 堂知识也可以转化为生活经验。 　　我们小组负责画蒸发工段扩建工程图。画图时有一个依据就是房梁尺寸，是 依据原图尺寸呢还是实际测量尺寸？同一设计小组里的曹义斌同学与我争执，他 的依据是实际测量尺寸。 　　曹同学来自平果糖厂，是工农兵学员中的“工人”。因为来自糖厂，有几年 工作资历，喜欢摆老资格。说不服我，他还跑到实习指导老师那里“告状”。 　　实际尺寸我也去度量过，同时我还调阅了糖厂原来设计时的建筑工程图，那 上面都有详细的尺寸，标得清清楚楚，一分一厘不差。我跑去问了技术科长老韦， 原设计图有没有变动过。他对我说，没有变动过。我知道了，曹同学的所谓实际 测量数据很可能是由于车间设备管道布置繁杂，不易测量而造成的测量误差。 　　最后，班里毕业设计汇总展览时，由各个小组选出一名设计得比较好的代表 作。我们小组用了我的图，我的设计图不但设计数据准确，而且图面整洁，得到 指导老师和糖厂方面的一致肯定。不知道这是不是以后我能够分配到研究所的另 一个加分项呢？ 　　我这个人做事比较认真，要不做就不做，一旦决定做某事，就力求把事情做 完美，这是我一贯的行事风格。 　　18 毕业答辩 　　毕业答辩也是在百色糖厂现场进行，在毕业设计完成之后。 　　毕业答辩是由专业课吴秀兰老师和龚文标同学主持，龚同学来自糖厂，对糖 厂比较熟悉。平时同学们尊称他为龚师傅。 　　我有一个问题答得不够好，记得好像问的是从澄清车间一台设备里的物料出 来后该引向何处之类的问题。当时我实践经验不足，回答不出。因为“纸上得来 终觉浅”，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当时心里暗下决心，以后到了糖厂再努力从实践 中学习吧。记得我有一个同学在班上成绩一般般，但是分配到了糖厂以后，经过 一两个榨季当值班长之类的角色实践锻炼，对生产流程和设备就逐渐地熟悉起来。 有一次我因公到了他厂里面去参观。他引导我在制炼车间里面走了一圈，对车间 里面的管道，工艺流程，设备性能如数家珍，娓娓道来。这为他以后走上厂级领 导岗位打下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在学校里，是学习知识重要还是掌握方法重要，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我个人觉得，知识是学不完的，在短短的两年中专学习中要全面掌握糖厂的 全部工艺和设备知识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在学校我们可以多学习和掌握一些方法 和理论，培养自己的学习能力。通俗一点地说，知道去哪里查资料。 　　在学校时，我曾找来一本简装本《微积分学》，从头看到尾，有了一点公式 推导的数学基础知识。也按学校老师要求买了一本《糖厂分析统一方法》，对糖 厂的各种日常分析和特殊分析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虽没有机会也没必要对每一 项分析项目进行操作和实习，但基本知识都是相通的，一通百通，举一反三。只 要你肯做、肯分析，并有了一定的分析理论和操作基础，任何新的分析项目都可 以自己探索进行，最后融会贯通。 　　对知识体系的宏观掌握比对技术细节的纠缠更为重要，尤其是对一名技术管 理者来说。 　　中专毕业生，在那个年代就是一名技术干部。我们要尊重每一位岗位操作者， 因为他们都是具体岗位的佼佼者，他们对岗位的熟悉程度胜过每一位工程师。但 作为一名技术管理者，我们又不能局限于在任何一个岗位，对他们来说，每一个 岗位都要熟悉，特别是它的理论基础和原理，出现问题不但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 以然。 　　以后虽然我没有机会分配到糖厂，但在研究所工作，对于这种宏观的把握更 为重要。因为你的研究项目可能会变化，每一个新的项目来了，你都得从新学习， 收集新的资料，研读新的数据，研究新的研究方法和实现的途径，对一个人的知 识和能力有更高的要求，特别是自学能力和创新思维。 　　还有办事能力的提高，在学校也是要着意培养。 　　记得到研究所以后，曾经听到担任轻工业部重大研究项目负责人薛齐重工程 师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在一个项目的研究过程中，他花在行政事务上的精力 与真正花在科研上的精力相比，可能是六四开，也就是说前者花了他百分之六十 的精力，而后者才花了他百分四十的精力。 　　他的话可能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实情，这也给了我们青年科技工作者一个启发。 可见，在中国搞研究，也可能做任何事情，与人打交道和人情世故的重要性。对 于一名在校生来说，就是除了学习知识，我们还要考虑人格的培养，能力的历练， 各种素质的打造，全面发展自己的综合能力。 　　面对复杂的社会，我们才能够自信地说，我们来啦！ 　　19 毕业分配 　　毕业分配是人生的一件大事，但完全不由我们自己做主。 　　当年的分配一般是遵照“哪里来，哪里去”的分配原则，恐怕是为了减少有 人不愿服从分配的矛盾，而分回家乡则是大部分同学的愿望。 　　我是柳江县来，理论上当然应该是回到柳江县去。 　　当年，柳江县有两个糖厂（后来的拉堡糖厂是过几年后才建设的），一个是 老糖厂，叫白沙糖厂，也是一个小糖厂。这间糖厂在我原来插队的那个公社—— 里雍公社。在山区，离县城比较远，大概有大半天的水路路程。我当年插队时的 插友有几位同学王文堂、蔡祝军等人从农村抽出来也分配到这个糖厂。 　　另外一间在建糖厂叫新兴糖厂，属于农垦系统，离柳州不远，在都乐岩出去 一点。 　　我在分配前曾专门请假回家一次，自己到新兴糖厂去联络过，舅舅因工作关 系认识该厂的一名总工。有一天我们两人骑单车去新兴糖厂，他带我到厂去见那 位总工。总工很忙，正在筹建糖厂。他对我说，如果我愿意回家乡他愿意帮忙， 要我直接向学校申请。 　　但事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弄这个事，就没办。 　　正当我对毕业分配忧心忡忡的时候，一切事情都在秘密进行。 　　研究所到学校招人了，不过是秘密进行的。 　　后来郑伟浩老师告诉我们，他事先知道并陪同单位负责人（据说是副所长刘 志权和糖纸研究室主任徐炳根）等在团委办公室里秘密选人。 　　郑伟浩老师住在研究所，他的爱人汤萍英当时也在研究所工作，是造纸研究 室的负责人。 　　团委在一楼，叫人上教室找一个借口叫我们一个个地分别下来，团委书记装 模作样地与我们谈一些无关紧要的事，让研究所的人在旁边仔细观察学校推荐的 人选，就像丈母娘相亲而我们则全然不知。因为团委办公室永远都是人来人往的， 外单位有一两个人来办事也是经常可以见到的，并不容易引起别人的特别注意。 　　不像现在单位招人，招聘双方直接见面，当面锣对面鼓，有什么问题直接发 问和解答。 　　那时的招聘不知道为什么搞得很神秘，直到学校宣布分配名单之前约20分钟， 制糖教研室党支部书记吴志强老师才约我在教学大楼前的大花池旁边向我透露了 分配去向，勉励我要好好工作，珍惜工作机会。 　　分配名单是在教学大楼四楼那间阶梯式大教室举行，由校革委会杨副主任当 场宣布。 　　轻机班有一两位同学在宣布毕业分配名单现场，当听到学校负责人念到自己 被分配回桂林市某轻工机械厂时欢呼雀跃，马上现场派发糖果，十分喧闹。可能 他们比我更早些知道了分配情况，准备好了派发的糖果。 　　据说学校开始曾想过留我在学校当老师或实验员，后来研究所要人，则转而 推荐我去了研究所。关于这些事儿，我一点都不知道。多年以后，老班长告诉我 实情，因为当年他与几位班任老师的关系很好，利用工作关系经常帮老师带一些 当时紧缺的白糖什么的，知道许多关于同学分配的内情。 　　老班长自己本人原来是糖厂派来的，原则上也是哪里来哪里去，回原来糖厂 工作。 　　制糖教研室主任吴秀兰老师特别告诫我要我送一送离校的同学，我当年真的 很懵懂，处不好人际关系。多年以后，班里同学几次聚会，我主动承担联络员的 工作，负责派发通知、联络旅馆、安排活动、请人摄像以及事后的照片光盘寄送 等全部工作，就是想弥补同学时代自己交际的不足。对于我的这些尽心尽力的安 排，与会同学都很满意，而我，也在这些活动中收获同学友谊，同时卸下了一个 多年来欠下同学情谊“债务”的心理包袱。 　　20 从学校走向社会 　　人与人其实差别不大，除了个别人极具天赋之外，大多数人的人生际遇和差 别巨大的影响要素恐怕是机遇。 　　我们当年读的是中专，制糖工艺专业。 　　人的社会层次是梯形结构，越往上走，人数越少，芸芸众生，中专生只是社 会结构中的一分子。但是“天生我才必有用”，中专生一样可以在社会生活中一 展身手，人尽其才。 　　我们毕业那年，马上就是恢复高考。 　　我们班上的同学有很多人都参加了当年的高考。有多位同学考上，有考上区 外重点院校的，副班长廖之西考上华南理工大学造纸专业（当年叫华南工学院）； 也有的考上区内第一流学校的，我同宿舍的陈阶考上广西大学无线电专业；有学 工的，学习委员陆正尤考上广西农学院农业机械专业（但他心高气傲觉得有点委 屈没去读，想第二年重考），也有学医的，副班长及毕业后留校的邹玲考上广西 中医学院。 　　当年我们分配到研究所的有三位同学，校团委委员韦如花、班团支部书记杜 志英和我，其中有两位参加高考。我也是其中之一。但不幸的是，我没有考上， 这是我一生的痛。究其原因，虽然也有许多外部原因，比如说单位领导不赞成我 们去考，没给时间复习，造成心理压力大，自己也没有那种背水一战的决心和打 算，认为考上就去读，考不上在原单位也不错了。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原来学的 东西不成系统，一上考场，脑袋很乱，很难组织起所学的零散知识。 　　学东西讲究系统工程，完整结构。想那文革期间，我们宝贵的青春全部在十 年文革中度过，在学校期间，强调的是政治挂帅和参加劳动、学工学农和学军， 就是不敢提学习文化，认为是“白专道路”。 　　记得我中学时有一数学老师，可能有一段时间还是班主任，曾在同学太调皮， 不愿上课时，她感慨地说到，你们现在不学，以后你们就会后悔。当时，没有一 位同学听她的劝告，但这话不幸言中。那老师当年讲这话时的神态和语调至今我 仍清清楚楚地记得。那老师叫蓝冠英，一位高个子大眼睛女教师，很负责任。 　　可以这样说，我们都是文革的牺牲品。有这样一段话是这样形容我们这一代 人的，“出生时没吃了，成长时没学了，工作时下乡了，谈恋爱时大龄了，生育 时独生了，中年时下岗了。” 　　“出生时没吃了”是说出生不久就遇到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营养不良。 “成长时没学了”是指十年文革没学到什么东西。“工作时下乡了”是指需要工 作的时候没有工作做，要下乡插队，很多人食不裹腹，生活艰难。“谈恋爱时大 龄了”是说当时社会提倡晚婚晚育，早婚早育是受批评的。“生育时独生了”是 指孩子出生时社会又强调要“只生一个好”，独生子女教育艰险复杂，能把一个 孩子养育大教育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中年时下岗了”是说国营企业的“减员 增效”改革措施以及以后的科研体制改革等，同学中很多人都早早下岗或被退休 在家赋闲，一事无成，生活困难。 　　当年我们中专的同学大多还是分配进了糖厂，走入了社会。历经工作的磨砺， 很多同学很快走向领导工作岗位。有当厂长的，有当董事长的，也有总经理，也 有糖办书记，还有经委主任。也有不少同学转行，有任饭店财务科长的，有从事 税务局工会工作的。同学们在他们青春活力最好的年代都为了社会做出了自己应 有的贡献。 　　老班长当厂长最早，因为他当年来读书的时候就已经是车间主任了，是作为 厂里的重点培养对象而被推荐（带薪）来学校的。自然一回到厂里就受到重用， 从车间主任到生产科长再到厂长职位，一路顺风。业务也很熟悉，在班上他就很 努力，由于只有初中学历，他比别人学习时更努力。至今记得他用练习本抄写课 堂笔记和学习心得体会，一笔一划十分认真，字迹清清楚楚，那一手漂亮的正楷 字，全班只有他有。他的所有课堂笔记本都装订成册，以供日后工作之需。 　　他以后又从糖厂厂长职务升县里的建委主任职。一直很有成就。是我们同学 中的榜样人物。 　　又有两位同学在学校时的学习成绩都不是很突出，还是在学校时经我们的手 入的团，但他们出得校门之后发奋努力，进步迅速，先后走上厂级领导岗位，几 十年过去，都在领导岗位上退休，政治上和经济上“安全着陆”，成为行业的佼 佼者。 　　关于基层与研究机构。我认为两者的工作性质不一样，人的成功模式也不同。 在研究所，讲究的是创新能力、自学能力和独立工作能力，能举一反三，创造性 地工作。但研究所人才济济，上升机会不多，而且因为工作的专题性强，对糖厂 全面运行的实际经验不多，有的只是概念性的东西。宏观的东西会多一点，国际 上的东西可能了解得比糖厂的同学要更多，有国际视野，另外就是外文要比糖厂 里的同学要好许多。可以直接阅读国外同行的杂志，掌握最新的前沿科技知识和 发展趋势。 　　糖厂的同学在最初工作的几年是很辛苦的，在全厂压榨和动力之间跑前跑后， 在煮糖楼跑上跑下的当调度员或值班长，但辛苦了几年之后就会对全厂的流程和 生产问题了如指掌，从而指挥生产就能够得心应手，应付自如。再过几年，从基 层领导做起，再做到厂级领导则是顺理成章的事。 　　当然，以后大学里都设立了制糖专业，中专生的重要性越来越弱，但他们当 年在糖厂生产和发展的阶段性重要作用不容置疑。 　　考学无门，脚下有路。 　　当年恢复高考，考不上大学，我心里惭愧过、反省过、自责过…… 　　但我从来都没有对自己失去过信心，我相信自学也能够成才（后来经过三年 艰苦自学考试，边工作，边学习，取得由广西大学主考的英语专业毕业文凭）。 　　我在研究所，搞过科研，管过信息，办过杂志，工作内容比较芜杂，要求知 识面比较宽，更要求自学能力强，在每一个新的岗位上你都能够迅速打开局面并 有所发展，这一点我做到了，自觉无悔于青春。 　　多年以后，班上同学有很多也脱离糖厂基层，又回到城市来发展，大家殊途 同归。同学之间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多。 　　人生不就是这样吗，分分合合，合合分分。中专生——它是我们身上的一个 标签，是我们有着共同语言的一个符号，也是我们走向社会的一个阶梯，更是我 们迈向成功之路的一个出发点。我们为此而骄傲，而自豪，因为我们都曾是中专 生。 　　21 小玫你在哪里？ 　　多年过去，今天我又一次想起了她。 　　全都是因为那则登在早报上的消息，它撩拨了我那颗早已平复了的心…… 　　我要不要再找回她，一起回忆学校时的愉快和苦恼，抑何让那段刻骨铭心的 日子永驻心间，波澜不惊，彼此之间留下一个美好而又有点儿伤感的想象和回忆？ 　　我有点儿彷徨，全然没有了往日的笃定和坚强。 　　我天马行空般地想着，有一搭没一搭，中专时学校的生活镜头就像过电影似 地一幕一幕在我的眼前飘浮，有些清晰，有些却模糊…… 　　尾声 　　两年的中专学习生活画上了一个句号。 　　毕业分配宣布之后，我立刻跟研究所联系，过两天我就到新单位报到去了。 我还给家里拍了一封简单的电报，上面写着：“我已到研究所报到”。 　　对我来说，刚满21岁。两年的中专学校学习，不长也不短。一个新的生命征 程开始了。 　　回首往事，我总感觉到那两年，真的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我试想过很多次。如果当年我分配回新兴糖厂又怎么样？我的性格适合在糖 厂打拼吗？更往前推想，如果我当年不来读书，即使插队被抽回了龙城，我也进 了一个很好的工厂，比如即使进了柳州机械厂又怎么样？ 　　几十年过去，现在想来，还是进研究所比较适合我的性格。 　　我这个人的性格是喜静不好动，喜精不宜泛，独立不结派，自由厌人管。 　　研究所的工作性质大多时候你是可以并应该独立思考的，自由读书，钻研技 术，做专题研究。 　　科学技术无止境，那种探索的空间之广是我最喜欢的工作环境和氛围。 　　几十年过去，我淌漾在母校的校园里。 　　那栋方方正正的苏式教学大楼仍然耸立在我的面前，坚如磐石。楼前的那个 巨大的、石头建的水池花盆不见了。实验室还剩下两排，但已改作他用。足球场 经过改进，非常的漂亮。篮球场与足球场相依并立。老饭堂已焕然一新，异地而 建。老饭堂原来跟大礼堂合在一起，一墙之隔。老的两个贮水池和洗澡房，早已 消失。南门的一个水塘仍在，教工宿舍旁新建了一个美丽的荷花池。化校轻校， 分分合合，合合分分。 　　我努力地辨认着每一个过往的行人，想找到一个熟悉的面孔，然而徒劳无功。 　　那些多是尤自新鲜的年轻面孔，多像我们当年一起上学的同学们呵，他们谈 笑风生，他们打打闹闹，他们匆匆忙忙，他们意气风发…… 　　突然我想起唐代诗人李商隐的一首诗句，“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 然。” 　　此情此景犹在，一切已成了追忆。而在当时，心中却是一片茫然。 　　革命激情，是时代的亢奋。爱恋初起，是苦苦的执著。孤独无泪，是人生的 寂廖。数度徘徊，是美好的憧憬。多少的往事，怎样的是非得失，如今只剩下追 忆，而在当时，心中只是茫然！这就是人生吧！ 　　经历了，才明白，失去了，才知道珍惜！阴差阳错的人生，不尽的怅惘和坚 持！ 　　不管我走到天边海角，也不管我人生的浮浮沉沉。当我经历了更多，我仍然 充满感激地要对你说: 　　母校，我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