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草春雨》 　　文/杨超 　　一、 　　一生中，教过我的老师不下几十位，黎老师是我最怀念的一位，她是音乐老 师，我小学四年级的班主任，对我特别严厉。 　　广州城东的大东门内，有一条古老的小街，名叫芳草街，街的北头有一所小 学，叫芳草街小学。 　　从一年级到三年级，我的班主任都是五十年代新中国第一代老师。 他们对 我们这些在“大鸣大放“”锣鼓声中迈入学堂的童男童女特别“爱惜”，以致在 三年级结束的时候，老师的溺爱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我们班竟然有二十多位同 学留级！ 我虽然侥幸升级，却没能第一批加入“少先队”，足以证明我有多长 进，但我在幼儿园里养成的那一点小“作为”：喜欢在课堂说话，却得到发扬光 大。 　　黎老师当班主任前，已经是我们的音乐老师。 她个子不高，短发齐肩，喜 欢在头顶上用红色橡皮筋将一小撮头发扎起，两侧用黑色的发夹把鬓角往后收起， 露出一对丰满的耳垂。姣好的圆脸，配上大小恰如其分的五官，上扬的眉毛清秀 大方，带着一般女子少有的英气，笑起来眼睛成弯月格外慈祥，一旦严肃起来眉 心皱起，不怒自威。可能是学声乐的缘故，她说话的调门比常人高几度，略带鼻 音，清脆悦耳。 　　她是位严师，在讲台上一站，俨然一个新中国新型革命女性的形象，十分威 严。 也许正因为这一点，她成了我们四年级的班主任。 　　她选择了一条与自己身高不太相称的教鞭，因为，它的长度足以让她很轻松 地，就能点到高悬着的五线谱上每一个音符，也更方便她在我的桌面上敲打几下， 让我愕然回首。 　　四年级的第一天，我出事了，黎老师动了真格。 　　课前第一件事是全体起立，按编号入座。她念到我名字的时候，我立即眉头 紧皱，就因为同桌的那位…… 　　我对黎老师说，“我不坐那儿。” 　　“为什么？”她有点惊讶。 　　“不想坐在那。” 　　“你真的不坐？！” 　　“……不。” 　　“你就站着上课！”她毫不客气。 　　在讲坛的一角，我站着完成了四年级的第一节课。 　　也许是倔强的脾气加上畏羞，让我宁可像个坏孩子一样受罚，也不愿意说出 其中的缘由。因为，那个我看得比天还大的理由，其实是非常幼稚的。 　　我拒绝同坐的，是一位满讨人喜欢的女生。 她白皙而粉润的娃娃脸上隐约 附着几颗雀斑，脑后扎起一对长辫子，柔软的鬓丝，黑里透着淡淡的金光。 她 每天的穿著都不一样，自然成为女生羡慕的焦点，无疑，也成了男生心底的话题。 　　我和她有两样东西相同：名字里有一个字是相同的；同年、同月、同日生。 　　我们非亲非故，亦无冤无仇，但要我与她同桌，不行！原因很简单：我怕别 人笑话。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三年级的一天，我在上学途中恰好与一位班里的女生同行，一路有说有笑， 不料，遇到几个高年级的学长,他们竟然对我们齐声喊了起来。 　　“这样怎么行？！ 不行！ 不行！ ”连续的喊声一直跟随我们来到学校为 止。 　　打那以后，我下定决心，再也不做任何可能被人取笑的事。 　　怯懦，加上一种复杂而愚昧的心理，将没有发生，或根本不会出现的结果作 为依据，来决定自己的行为，其结果必然是不可理喻的幼稚。 　　第二节课开始，我选了前排正中剩下的空位置坐下。黎老师没有表示异意。 从此，我将自己置于老师的眼皮底下。没有想到往后的日子里，在不知不觉中， 我竟戒掉了“课堂说话”的恶习。 　　这是一所占用了欧氏家族祠堂改建的国营小学。前廊和偏廊被分割成教室、 办公室。 校工彪伯住在右边的门房，在晚上，对面的音乐室便成了我的卧室。 　　当年，由于家庭原因，我成了唯一住校的学生。我独占一个教室，想起来挺 “豪气”的，殊不知，床是用书桌拼的，还得“晚桁朝拆”，铺盖寄放在彪伯的 门房。 　　第一次离家独立生活，新鲜感很快就被黑洞洞的欧家祠所吞食。盛夏的阳光 早已在狭小的天井匆匆掠过，没有为冰冷的花岗岩石板、石柱留下多少温暖，这 里的石板之间缝隙很小，不见露土，也没有花草，想找些小虫来玩玩都没有。 　　放学了，所有同学都走了，我独自坐在天井的石阶上发呆。 　　黎老师来到我身边坐下，摸了摸我的头，“今天累了吧？” 　　我摇了摇头，没说话。 　　“你从今天开始，就住在学校了，要懂事，做个乖孩子。”她的声音比在上 课时轻柔得多。 　　我点了点头，依然没说话，心里却暖暖的，我想起了妈妈…… 　　二、 　　不到一个月，我又出事了。 　　这天放学后，黎老师没有走，她脸色凝重，把我带到浴室门口，指着里面说， “你进去看看，盆里泡着的衣服是你的吗？” 　　我想起来了，上周末换下来的衣服一直泡在盆里，完全忘了。 　　泡衣服的水臭得就像沟渠水。我憋着气，用手笨拙地搓着，挪着。这是我第 一次洗衣服。汗水顺着眉梢流进了眼里，又沿着鼻翼流到嘴角，带着一股淡淡的 酸咸味，分不出是汗还是泪。 　　黎老师站在我身边没说话，直到我试图把还在滴水的衣服晾起，才伸手接过 衣服，将它拧干，抖了抖交还给我。 　　“记住，你已经不是小孩了，学会管好自己。”她用湿润的手抓住我的头使 劲地摇了摇，转身离去。 　　看着黎老师拖着疲惫的步履，迈过天井，走出校门，我又想起了妈妈，泪水 夺眶而出…… 　　第二天，班里选班干部，黎老师提议让我当劳动委员。我惊愕地望了她一眼， 很快低下头，将羞红的脸藏了起来。 　　在这之前，我对生活、学习的态度确实有点浑浑噩噩，但自从顶着“劳动委 员“的头衔，再没闯祸，用黎老师的话说，我变“乖”了。后来加入了少先队， 成绩也略有见长。 频繁的课外活动让我们眼界开阔了，从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的 “除四害”开始，到大动干戈的“全民大炼钢铁”，我们都积极主动全程参与。 但有两件对中国影响深远、里程碑式的大事我们却浑然不知：中国造成第一台计 算机；“庐山会议”开了……毕竟，我们还是太小了。 　　离学年结束还有一个星期，由于已经知道集体升级，我们都十分兴奋。黎老 师带着我们来到“广州起义烈士陵园”，作最后一次班活动，留下了初小期间唯 一的一组集体照。 　　三、 　　没有到放暑假，我再次出事了。 　　星期天，我喜欢和同龄的邻居到郊外玩，不是抓鱼就是捉蟋蟀。 　　午饭后，我们来到东郊猎德村的蔗田，据说那里有黑头的“牛屎蟀”。明知 它和“淡头紫颈，腊腿藤爪金花翼”的蟀王无法相比，但我们只看中它个头大， 声音洪亮。没想在田沟里折腾了半天，就是拿这蟋蟀界的“庞然大物”没办法， 一只都没捉着，灰头土脸地离开蔗田。当我们往回走，来到猎德桥时，见桥下有 几个小孩在戏水，便停下来观望。 　　“你到这里干什么？！”来自我身后的声音震耳欲聋。 　　“我……”我一下子蒙了。是体育老师，她怎么会在这里？ 　　“哦，你胆子不小啊，竟然找到这里来玩水！”她的目光比警察还犀利。 　　“我没有……”我赶忙解释，可舌头被吓得抽筋。 　　“你跟我回学校！”她二话不说，扭头就走。 　　我像是被一根无形的绳索套牢，架着七分惊恐三分不情愿，跟着她回到学校。 老师要我呆在音乐室里，一等就是两个小时。到天黑，我爷爷和黎老师都到了之 后，我才被叫到教务处。很快，我便知道自己被“抓”的原因。 　　就在星期六的全校大会上，校长宣布了一个不幸的消息：我们班的一对双胞 胎同学，在河里游泳时，弟弟不幸淹死了……就在我被“抓”的桥下！ 　　我吓出一身冷汗，怎么那么巧？ 难道冥冥中有……幸亏我不是去游泳。 　　爷爷一脸灰雾，没有说话。 　　“你去游泳了？”黎老师用严肃的语气问我。 　　“没有。我们只是捉蟋蟀……”我憋着一肚子的委屈，腮帮子都鼓得火辣辣 的，几乎要哭出来。 　　黎老师双手抱着我的头，前后摇了摇，低头在我耳边细语，“你啊，真不让 人省心。我相信你……乖。”她的声音真像我妈妈。 　　那晚，爷爷领我回家后，没有告诉任何人，就像没事发生一样。 　　星期一，课前的全校大会上，校长严厉告诫全校师生：昨天，有位同学没有 听从学校的警告，竟然跑到刚出事的地方游泳…… 　　我心里特别感激黎老师。至今，没有人知道被批评的那位同学是谁。 　　四、 　　我和黎老师再次联系上，是五十年以后。 　　当我打通了越洋电话，报上名子后，对方稍停了几秒。 　　“哦——是你，我记得，你很乖的。”那熟悉的鼻音还在，只是齿音没了。 　　我鼻头发酸，竟然语塞…… 　　最后一次聚会，是在广州一家叫“母米粥”的餐厅。它特别之处，是以大米 粥作火锅的“汤底”。我们知道，黎老师基本无牙，适逢牙龈发炎没法装上假牙， 以“母（亲的）米粥”代饭不仅有意思，还确是最好的选择。 　　我将一组四年级时的全班合照分发给大家。几十年前的师生情，便从这些保 存完好的照片牵起…… 　　同学们各自汇报了过往与近况之后，最想知道的是老师这几十年是怎么走过 来的，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 　　“每个家庭都受过冲击，每个人都经历了磨难。现在好多了。”黎老师话锋 一转，笑了起来，“我几个儿女都很乖，我的学生也很乖，对吧。” 　　席间，黎老师没有提及任何憾事，却毫不掩饰地大谈几个儿女的生活、事业 和孝行。 　　“明、亮、晴、阳”是一组代表光明、正气的字，完全体现了黎老师乐观的 心态，一生的追求和对下一代寄望。她将这些字配在“天”字辈的四个小孩身上， 有了“明天”、“亮天”、“晴天”和“阳天”。这个家永远充满阳光，完美无 瑕。 　　一位同学提议，合唱五十多年前黎老师教会我们的那首《让我们荡起双桨》。 歌声立即填满了包间。 　　让我们荡起双桨 　　小船儿推开波浪 　　海面荡漾着美丽的白塔 　　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 　　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 　　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 　　一个平凡而伟大的母亲，一个严厉又慈祥的老师，走完她八十八年的人生路， 恩泽如春雨，留下一片明亮的天空，遗芳四名子女、七个孙子和一个曾孙……还 有她呵护过的芳草人。黎老师的歌声，她的笑语，她对我如母亲般的呵护与鞭策， 永远印刻在我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