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火   张福基   在美洲和澳洲的大地上,在干旱的季节常常会有山火,它们会很快吞噬大地 上的一切生命,只留下一片焦土。山火的浓烟弥漫在空气里,让附近城市里的人 看到天空变成橘黄色并在弥漫的烟雾里感到窒息。在开车的公路两旁,我们都可 以看到烧焦的树木,地面上留下的白色灰烬,并还能感受到山火的余温。然而, 当第二个雨季来临时,大地很快就萌生出新的植被,生命奇迹般地延续,大地很 快地欣欣向荣。特别是不惧山火的红木,据说它的种子能耐高温。所以经历过一 次次山火,红木会长得特别高大。   虽然不是这样频繁,中国的文化也遭遇过两次这样的山火。第一次是秦火, 而我亲身经历了其中第二次山火-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史书上记载了两千年前秦火以后的文化复苏,关于鲁人把书籍藏在夹壁当中, 关于伏生背诵孔子删述过古代典籍的故事,在这里要讲述的是中国文化在历史上 第二次山火后复苏的一部分故事。这个故事讲述的是那些树根如何在大地下面紧 紧相连,保存了他们的生命,故事里人物的姓名和故事本身都是完全真实的。   1958年我因为北师大傅种孙教授辩护而打成右派,在北京西郊农场劳动考察 三年后回校学习一年半,摘帽以后分配到新疆哈密,先后在中学和师范学校教书。 不过出于兴趣,我一直坚持读书和研究,订阅了当年翻译成中文的苏联数学文摘。 尽管当时发表论文是不可能的,我只能把手稿放在抽屉里。文革开始后我又受到 冲击,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被扣发工资,监督劳动。直到林彪事件以后才慢 慢恢复了教学工作,也就有了回成都探亲的机会。每次回家探亲我都会去看望四 川大学的魏时珍伯伯。魏伯伯住在槐树街,它是成都少城的一条街,是直通将军 衙门两边鱼脊一样分布着的许多小街之一,这些街上有许多“公馆”,公馆里面 有幽静的庭院,改革开放以后那里被开发成展示老成都面貌的旅游景点。魏伯伯 的私宅在文革中被占据,我探望他时私宅归还了一半,他和伯母住在后面一半。 生活由魏伯母照料。他的独生女儿没有和他们住在一起,但工作的医院比较近, 也常常来看望他们。至今我还记得魏伯伯和我有时在小天井里,有时在书房里的 一些交谈。魏伯伯个头比较矮小,皮肤光洁,两眼露出睿智的光芒,衣着永远很 整洁。成都的夏天并不太热,往往是夜间下雨,天明以后就天晴了,这样的气候 和环境都是很惬意的。魏伯伯与我们家是世交,我的生父张德先在抗战胜利后在 川大乡村建设系教过中国土地制度史。乡村建设系是在晏阳初和梁漱溟两先生倡 导下成立的,他们从美国得到一笔赠款,在一些大学建立了这个系。我生父毕业 于大夏大学,考入刚从德国聘请回来肖铮博士主持的地政训练班,并在肖先生指 导下完成了江苏土地调查一书并以此取得硕士学位。我是在本世纪访问台湾中央 研究院数学研究时才找到了父亲的学位论文。当时国民政府聘请肖先生回国是为 实现孙中山先生平均地权的思想。他们的计划在台湾得到了实现。他们对地主实 行了赎买,与大陆上实行的打倒地主阶级,进而实行合作化以致建立人民公社的 道路是不同的。我生父在川大兼课时担任四川省地政局长,同时领导着四川绘制 精密地图的两个测量队。当时我的养父抗战后退伍,与魏伯伯一同担任四川省参 议员,他们早就认识。我去探望魏伯伯常常是希望他讲一些哥廷根大学的旧事。 他也讲到在德国求学时代他与朱德元帅的一些交往,他德文非常好,曾经用共产 党宣言为教材教过朱德元帅的德文,并且替他从德国银行中取出了共产国际提供 给中共的经费。也提到他年轻时代与毛泽东参加过王光祈,李大钊等组织的少年 中国学会的事。少年中国学会以后一部分如李大钊,毛泽东成为共产党人,另有 一部分像曾琦,李璜等成为青年党的创始人。魏伯伯也参加了青年党。由于参加 了国民党主导的国民大会,1949年以后青年党成为反动党团,幸好四川的政界元 老民盟的创始人之一张澜先生等人通过周恩来总理解救了他。朱德元帅以后到成 都时还请魏伯伯吃过饭。当然我更感兴趣的是他在哥廷根求学的事。他听过希尔 伯特的课,他说希尔伯特讲课很慢很好懂。而比伯巴赫則相反。他还听过荷兰数 学家布劳威尔的演讲,尽管他与希尔伯特对数学基础的看法大相径庭,希尔伯特 还是请他到哥廷根来演讲,显示了学术大家的胸怀。魏伯伯回国后编写过偏微分 方程的教材,被列为大学丛书之一,也编写过变分法的书,但主要从事教学与大 学行政领导工作并创建了成都理学院。魏伯伯偏微分方程的基础是非常扎实的, 我有一次为解决一个概率的问题用到线性偏微分方程,请他看看,他很快就给出 肯定回答,在论文末尾我也表示了诚挚的谢意。魏伯伯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在平 均负荷下四边固定的矩形平板所呈现的现象’所以特别惋惜我早逝的弟弟张福永, 福永毕业于天津大学土木系,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而自杀。他天赋很高,在 学完工科的基础课以后觉得后面的课程多数是记忆性的,没意思,就拿了我的数 学书去看,并在邻近的南开大学去旁听了包括复变函数和数理方程的课程。他的 毕业设计题目是‘加肋双曲扁壳在集中荷载下的应力分布’。这是一个带有吊车 的工厂厂房的设计。经过模型试验检验后,与计算结果一致。这个厂房就据此施 工了。可惜这一项具有博士论文水平的工作并未公开发表,而是被盖上了保密的 印章保存在档案里。由于表现出突出的能力,他被分配到中科院力学所。以后在 力学所的他为解决上海地面沉降的废水回灌建立了数学模型。这一工作获得了打 倒四人帮以后的全国科学大会奖。但是由于他的冤案当时没有平反,所以他并没 有列入授奖人员的名单中。尽管当时学术界都处于无法交流状况,但还是没有完 全切断来往。在魏伯伯的家里我碰见了姚志坚教授。从他那里我听到了一些关于 中国未来的消息。姚先生57年曾被打成右派。但是他和早年的好朋友关肇直先生 的友谊并没有中断。这不是一个个别的现象,我在厦门大学工作以后,听到同事 讲起张鸣镛教授的故事,他在厦大57年被打成右派后,他的老师苏步青和陈建功 都想调他回去。关先生曾经留学法国,和许多法国数学家像函数论专家阿达马, 广义函数的奠基人斯瓦茨一样,他参加了共产党。在文革前和文革当中关先生保 护了当时数学所的许多年轻人。文革期间关先生还参加了研究发展我国人造地球 卫星的工作。我记得在打倒四人帮以后在全国数学会上听他的报告,内容就是液 态燃料在火箭中晃动的问题。他每次到西昌来参加卫星发射工作时都会和姚老师 见面。关先生告诉姚先生,他在中科院接触了华国峰同志,印象很好,而当时华 的地位正在上升,从中他看到了未来中国的希望。这个消息给我很大的鼓励。   那一年就在探亲结束后回新疆火车上的一个夜晚,我在车轮碾压着铁轨发出 的单调声音中醒来,看着车窗外月光照在戈壁上一片银白,仿佛一片海滩,心里 想起了一个智利诗人的诗句:   “ 海岸上的仙人掌之歌“   聂鲁达   这时春天   还在睡眠   寒冷   禁锢了整个海岸   岸上的一切   仿佛都是黑的   波浪打着拍子   天空   仿佛是一条穿着丧服的大船   整个世界   都遇了险   海上,地上   天上   到处都是春天   一切生存的东西   一切发出香味的东西   一切异常轻盈的东西   一切颤抖在柠檬树上   隐藏在壮丽的木兰中的   沉睡的馨香的东西   都在等待春天的出现。。。   我与魏伯伯交谈的另一话题是文学。我们这一代的大学生,大多受到罗曼罗 兰的名著‘约翰克里斯朵夫’的影响,这本书主人公那种顽强地在专业上追求完 美精神,成为我们努力模仿的榜样。魏伯伯也很称赞这本书。另一本书是爱因斯 坦说他最喜欢的小说-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本书 中写到了俄国人喜欢造神,他们把自己创造的的一切都归之于他们的这个神的赐 予。大约爱因斯坦当时面临着希特勒在德国上台,他在德国人身上也看到了书中 描述这个特点。但是几十年后的今天看来,这应当不是一种民族性,二战以后德 国人民有了深刻的反思,法西斯细菌被比较彻底地清除了。欧洲国家不再喜欢造 神而且消除了狭隘民族主义的隔阂,今天德国和法国这两个有世仇的国家和解了。   关于中国作家,魏伯伯给我推荐了李劼人先生,他们是中学同学,同时在石 室中学上学的还有考古学家和作家郭沫若,生物学家周太玄等人。李劼人的三部 曲‘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是写出四川辛亥革命前后历史场景的史 诗性作品。魏伯伯和家父都认为无论场面的波澜壮阔,人物的多样性,人物内心 的复杂性,李劼人先生的成就都在巴金之上,虽然后者具有更大的影响力。李劼 人的作品还从四川人角度评价了历任四川的官员们,谁对得起四川老百姓,谁对 不起四川老百姓。魏伯伯与李劼人先生晚年有很密切的交往,直到60年代初期李 劼人先生去世。   二十一世纪以后,李劼人先生的故居菱巣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对 公众开放。那是一个依池而建的中式建筑,在夏天显得比较凉爽,它的正门里面 有李先生的雕像。在那里的展览室能看到李先生的手迹以及他和魏伯伯的大幅照 片。在那里我仿佛又见到了多年前这一对老人在并肩散步,那天我在菱巣流连了 许久,一直徘徊在夕阳中不忍离去。   从60年代开始我与弟弟回家探亲一定要去拜访的另一家有世交之谊长辈的是 四川著名的才女,任教于四川大学和任职于国史馆的黄稚荃教授。他与我的养父 都是省参议员,同时他的儿子黄怀昭又是我初中的同班同学。黄教授出生于书香 门第早年受到很好的家庭教育,诗,书,画俱佳,她30岁前的诗作结集为“稚荃 30以前诗”,受到民国著名女词人吕碧澄的高度评价。以后在北师大读研究生, 师从民国著名学者黄节。并受业于四川学者赵熙,向楚,谢无量等国学名家。民 国时期在四川大学教书外还担任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黄怀昭的父亲冷杰生因为 反对地方军阀种植鸦片和推动抗日而被地方军阀刺杀。所以他们母子一直相依为 命。49年以后她怀着对故土的依恋留在了大陆。她曾经担任过四川省政协委员, 常委,但是在文革期间由于扣发部分工资,而黄怀昭也在政治运动中受到打击, 她们母子相依为命度过了一段贫病交加的艰难日子。黄怀昭告诉我,即使在那段 时间里,她母亲仍然读书,练字毫不间断。从60年代起我们兄弟回家探亲总要看 望她。我弟弟也很喜欢诗词,她很喜欢我弟弟,称赞他腹蕴珠玑。对弟弟的早逝 她和魏伯伯一样深为惋惜。我最后一次见到黄伯母是在80年代,她请我在家里吃 了一顿饭。以前父亲是不让我在魏伯伯和黄伯母家吃饭的,因为大家生活都很困 难。80年代大家条件好了,这一条戒律也就打破了。四川一直以天府之国著名, 许多知识分子都是美食家,像李劫人先生,四川地下党领导人车耀先先生-他开 的餐馆‘努力餐’至今仍然存在。我在黄伯母家吃的主菜是一份炖猪肉。他告诉 我食材是农民自己养的猪,她特意叫黄怀昭到乡下农民的集市上去买的。我吃了 以后发现的确特别好吃。80年代我们经历那一场山火熄灭以后黄伯母参加了许多 社会活动,除了担任四川省政协和文史馆活动外,还担任了中华诗词学会顾问, 四川诗词学会的名誉会长等多种职位。并且出版了多种学术著作。还编订的向楚 先生的文集。我至今保存着她的一本文集‘杜邻存稿’。黄伯母特别喜欢杜诗, 杜甫那种关心老百姓疾苦的心声在她心里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所以她的文集叫做 杜邻存稿。至今在杜甫草堂里还可以看到她的墨迹。黄伯母在那个年代社交面很 窄,不像魏伯伯和我父亲他们,有一个社交场所-茶馆。事实在茶馆中有大学教 授,中学老师,小学老师。像魏伯伯,一位在华西协中教语文的舒君实伯伯。还 有一位教小学语文的张老师。张老师古文水平很高,在茶馆里经常举着一本‘庄 子’很享受地高声颂读。他总是把‘庄子’叫‘南华经’。在我去新疆工作时他 还写了一首七律为我送行,我还记得一句‘西行异域亦奇哉’。那个时代茶馆有 多重功能,邻里之间有矛盾可以在茶馆中评理,可以在茶馆听评书,弹唱。是人 们度过业余生活的好地方。我们放学回家时常常会受到茶馆里说的评书人的吸引, 要听一段评书才回家。不幸的是,据说58年毛主席参加成都会议期间看到了四川 人喜欢坐茶馆,认为四川人太闲,于是在全国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号召人们不眠 不休,日夜苦战,在加上刮共产风,造成了大饥荒。不过那个年代年女性是不坐 茶馆的。所以黄伯母很欢迎我们这些小朋友到他家去玩。60年代初她家房子还比 较大,房子里有好多书,二十四史是装在质料很好的木箱里的。桌上还有纸笔墨 砚。黄伯母身材修长气质优雅,因为生病长期服药,脸色不大好。她给我们讲过 许多文史方面的知识,她是我认识的这方面知识最渊博的人。我的中学同班同学 黄怀昭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现并入北大)他的专业是畜牧兽医,80年代他研究 四川特有的矮种马取得了很好的成果,有趣的是,黄伯母先在古籍中首先发现了 这种马的记载。   在打倒四人帮以后,我父母年事已高,需要照顾,经我的老师北师大王世强 教授的推荐,关肇直先生还曾经要调我到他组建的中科院成都分院数理室工作, 不过由于新疆不愿意放人,我没有能成行。关先生在给我的信中除了希望我能到 数理室来发挥作用外,还透露了他对科学院有些人在文革中什么事也不干或者不 务正业的表现的强烈不满。他的这种愤慨让人想起爱因斯坦对知识分子社会责任 的一段话,‘我每天上百次的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赖于别人的 劳动,我必须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全部领受到的和至今还在领受到的东西‘。 我知道关先生接受了两位北大的右派学生杨路与张景中。他们都是在文革中坚持 研究工作,在数学取得了很好的成果。他们二位在57年非常活跃,受到苏共二十 大以及毛百花齐放报告的影响,由于意识到民主与法制的重要性,他们‘到处煽 风点火’,传播民主接力棒(一卷北大的大字报)。结果他们在58处理得很重, 被开除学籍,劳动教养。张在右派改正后,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书。他用笔名 ‘井中’发表了一些数学文章,但是新疆领导并不知道,于是顺利地由他们的老 师,因为翻译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而被划为右派的陶懋颀教授帮忙调回内地,最后 去了成都科分院数理室。张景中以后当选为中科院院士,杨路获得国家自然科学 二等奖,中科院自然科学一等奖。不仅是关先生,当时许多有眼光的领导干部都 利用落实政策的机会把一些历次政治运动中被下放到基层的业务骨干调到了自己 的单位,像朱九思书记就利用落实政策的机会把许多历次政治运动中下放到基层 的业务骨干调到了华中工学院为建立华中科技大学打下了基础。新疆大学的张扬 书记也利用落实政策的机会从基层调来了西域史专家魏良弢先生和物理学专家查 朝铮先生。前者以后调到南京大学,成为学术骨干,后者担任过新大物理系主任 为新大物理系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培养的维吾尔族女研究生生莎依甫加马力, 取得很高学术成就,查老师因此获得意大利理论物理中心培养少数民族学生方面 的奖项。当时关先生建立的数理室还接受了我妹妹的一个难友,数学天赋极高毕 业于名校成都七中的吕涛。这所中学在文革以后出现了许多国际数学奥赛的金牌 得主。吕涛只有中学学历,完全是自学成才。他和我的妹妹张福慧一起劳动过。 多年以后他们以‘五八劫’为名出版了一本书,讲述了他们的悲惨故事。当时党 中央的指示是不在中学生中开展反右斗争,而四川的一把手李井泉却在中学生中 开展了一个引蛇出洞的运动。李这个人一直很左,在第一次庐山会议上以批判彭 德怀积极而与柯庆施同时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李的恶行还不止于此,他在四 川的大跃进运动中高举三面红旗,在得到都江堰灌溉的自古没有灾荒的天府之国 造成了大饥荒,死亡人数在全国各省中居于前列。他还残酷打击一批通过四川籍 领导干部向上反映情况的四川地方干部,文革以后这些干部都写出了他们被打击 的亲身经历。据说文革以后李还想再到四川来工作,为邓小平所拒绝。58年李把 许多中招的中学生送去重庆钢铁厂(以后转到成都钢铁厂)劳动。吕涛在劳动中 坚持刻苦自学,打倒四人帮以后与林群院士合作,改进了有限元的计算方法,获 得了中科院自然科学一等奖。他自己的工作获得中科院自然科学二等奖。以后他 成为四川大学数学一级学科博士点计算数学方向的学科带头人。他大概是全国唯 一的一个没有大学学历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这批中学生中文科方面很突出的是 杨泽泉,他写过一本书‘回眸一笑’记录了他那以后的经历,傅国涌先生曾经为 写一篇书评题目是‘关于饥饿和死亡的私人记录’ 杨曾经逃离重钢流落在社会 上,坐过牢,还见证了北大的右派同学张锡琨被冤杀。杨的父亲是川大杨天墀教 授是史学名家,由于参加过青年党并担任国大代表等 ’历史问题‘49年后失去 工作。幸好得到他的老师蒙文通,徐中舒等人的帮助,安排在川大图书馆。他一 直专注于辽史,在川大图书馆里查阅资料,文革开始大规模抄家时,由于他们家 里一切都很破烂,他的破破烂烂手稿没有引起红卫兵的注意,得以幸存。80年代 文革期间他所完成辽史出版,在史学界影响很大。直到80年代人们问起徐中舒先 生,他们所教过的最好的学生是谁,他们都回答是吴天墀。他诞生100周年时川 大召开了纪念他的学术讨论会。我没有见过吴教授,但是保存了一部杨澤泉送给 我的吴先生的文集。这批中学生生中还有我的远亲贺心寒-一位早逝的很有才华 的作家。这批受到迫害的学生80年代出版了他(她)们的当中的王建中主编的回 忆文集‘五八劫’。   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中美建交以后,中国的大门渐渐打开,我表哥流体力学专 家美国工程院院士易家训教授参加了以任之恭教授为团长的美国华裔科学家访华 代表团访问大陆。国家很快批准了他留在大陆的孩子易友约去美国读书(他高中 学习很好但是由于海外关系是不能录取上大学的,以后又遇上了文化大革命,他 父亲回国探亲后好不容易当了个工农兵大学生,事实上学不了什么东西,当时教 材也搞的不像样子。在寒假期间他不得不跑到我教书的哈密来,让我为他讲了数 学分析和概率论。当魏伯伯知道了易友约要去美国读书,就通过我委托易友约去 看望他哥廷根的同学和好友-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Hans Lewy教授,Hans Lewy 教授是Wolf奖获得者,偏微分方程理论名家。而易正就读于该校。从此他们之间 又恢复了联系。以后南开大学在陈省身主持下在南开大学举行了几次已微分几何 和微分方程为主题的双微会议,会议期间Hans Lewy 教授也委托了他的朋友也是 Wolf奖的获得者Louis Nirenberg教授专门到成都来看望过魏伯伯。90年代Hans Lewy教授去世以前还来川大讲过一次学。Lewy 教授一家与魏伯伯都有深厚的友 谊,Lewy教授去世后魏伯伯和他的夫人仍然保持着通信联系。有一次魏伯伯给我 看过她的过一封信,并讲述了这封德文信的内容,这是她回到哥廷根去的感想- 那种物是人非的感觉-街道依旧,但看不到熟悉的人了。事实上本世纪我回到成 都也有这种感觉,甚至可以说是物非人非-由于中国城市的改建方式与德国不同, 并不恢复原貌,就使得街道的面目也让人完全认不出来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流传着当冯友兰与北大一些教授参加梁效写作班子写作批林 批孔文章时,与此相反梁漱溟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拒绝批孔的故事。其实魏伯伯 也有一件类似到事情,但并不像那么广为人知。在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中,魏伯伯 对他们的说法非常不以为然,于是写成了“孔子论‘。当时我虽然对四人帮一伙 搞乱全国,攫取权力的行为非常反感,但因为受到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崇尚民主 与科学的影响,对孔子的思想并不特别感兴趣,所以没有看过魏伯伯‘孔子论’ 的手稿。我知道这份手稿被带到海外出版。这也是魏伯伯晚年的最后一部著作。   80年代整个中国在文化大革命的山火中复苏,70年代末华罗庚教授来新疆推 广优选法看到了我放在新疆科委的一些文章的手稿,对我作了好评,但是关先生 调我回到成都工作并没有成行,新疆坚持不放。于是我1981年被调到新疆大学教 书并开始带硕士研究生.当时由陈德璜教授与王增贻教授牵头新疆大学已经建立 了硕士点。陈先生毕业于四川大学,由曾远荣先生推荐到陈省身先生领导下的中 央研究院数学所工作。49年后到清华大学工作,支援边疆到新疆大学数学系。陈 省身先生的回忆录中肯定了他终身在新疆工作对我国边疆教育事业的贡献。王先 生八一与西南联大与著名数学家廖山涛同学,他49年随王震将军的军队入疆,先 后在八一农学院和新疆师大工作,和陈先生一样把毕生献给了边疆教育事业。 1988年我担任中国数学会理事期间在北大开过一次理事会,当时新疆大学有意申 请数学博士博士点,于是让我带了数学系的材料在会上征求意见,会议期间我把 材料给出席会议的胡和生先生看,胡先生说你们系还不够博士点条件,但是你够 博士导师的条件。于是我把这些告诉了室友四川大学的刘应明教授。他的情况是 我在学术会议上认识的同行魏万迪教授向我介绍的,魏万迪教授是柯召先生的学 生,他由于拒绝参与系里某些整柯先生而挨整,由于共同的处境他与刘应刘应明 成为好友。刘应明教授是北大的高材生,在那个年代发配到四川大学资料室,文 革以前还不让上课。但是他仍然坚持科学研究工作,与川大的蒲葆明教授合作在 模糊拓扑方面做了奠基性的工作,获得过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并当选中科院 院士。他说我可以在四川大学兼职向国务院申请博士生导师。事实上当时的博士 导师是由国务院评定的。申请批准以后我就以兼职教授的身份在四川大学带博士 研究生。记得与我同一方向同时批准的博士导师有应用数学所的搞组合优化的堵 丁柱搞图论的刘彦佩和苏州大学搞组合设计的朱烈。刘应明教授对我国西部数学 发展贡献良多。记得与我同时担任四川大学数学博士点兼职博导的还有陕西师大 研究拓扑的王国俊教授,西南师大研究群论的陈重穆教授和川大毕业的搞计算数 学的周天孝教授。在他与川大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四川大学数学方面得到了很大 发展,成为西部地区数学的一个最重要的中心。算起来先我前后为四川大学培养 了7名博士生。90年代中期由于身体上多年积累下的一些老毛病,我决定调回内 地,由于引发了我弟弟自杀北京与成都是我的伤心之地,让我想起了姜夔的诗: 钩窗不忍见南山,下有三雏骨未寒。我最终接受了厦大校长林祖賡教授的邀请到 了厦门大学。与其他同事一起,我们在厦门大学和新疆大学都建立了博士点。厦 门大学数学系有另一个悲惨的故事,原来在50年代前期,厦大数学系非常强,曾 培养出陈景润,林群等高材生,他们的成绩在光明日报上曾有大幅报道。不幸的 是他们的学科带头人来自浙江大学的张鸣镛,励则治和林振声三位先生全被打成 右派,数学系从此一蹶不振。整体而言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通过引进人才让实力 逐渐恢复。   以全国而言,77,78届的大学毕业生在国内外都表现出优异的成绩,整个中 国的学术界在文化大革命的山火后很快复苏了。   由于不愿意凑合,我一直单身到40多岁,当时我的父母都已经去世,当我带 着美丽的新婚妻子去看望魏伯伯时,他流下了眼泪,他说你父母能活到今天看到 这一切,多么好啊!这是我和他的最后一次见面,几年以后我收到了四川大学寄 来的魏伯伯的讣告。   这就是我生命中经历的一次山火。每当我在海外的学生们不经意地讲到他们 居住的地方发生了山火,我就会联想起我人生中的这一段难忘的经历。思量起来, 幸耶?不幸耶?不幸的是经历了许多磨难,幸运的是在我短暂的生命中亲身经历 了中国数千年历史中仅有的两次山火当中规模最大的第二次,并目睹了大地的浴 火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