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1.dyndns.org)(xys.3322.org)◇◇ 告别汉语：二十一世纪新华人的出路？[1] [本文尚未发表。版权所有。未经允许，不得转抄或登于他处] 欧阳昱 (youyang@bigpond.net.au ) 1995年年底，我与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在墨尔本办了一本华文杂志，叫《原 乡》。我在当时的发刊词中这样说：“本来生活在‘原乡’的人，现在来到了 ‘异乡’，在另一片土地上建立了自己新的家园。这样一个移植的过程，对我们 关于国家、民族、乃至文学、文化的观念都提出了新的挑战。‘原乡’何在？ ‘异乡’谁属？我们是中国大一统的附庸‘海外华人’？还是新时代民族大融合 浪潮下产生的‘新澳大利亚人’？我们是人在‘异乡’，心回‘原乡’？还是人 去‘原乡’，心归‘异乡’？或是二者兼而有之？种种问题，值得二十世纪末我 们这一带飘零天涯的‘原乡’人深思。”[2] 时隔五年，进入2000年之后，这个杂志就办成了双语，摆脱了一半的中文， 到了2001年，干脆整个儿告别汉语，一头扎进英语之中，就再也没有出来[3]。 这一过程，有社会的因素，也有自身的因素，但说到底，是一种生存意志的选择。 既然连家都安在了海外，语言的“搬家”只不过是个迟早的问题。移民岂止只是 移“民”，它更是一个移“身”、移“心”、移“情”、移“文”、移“语”的 创造性综合项目。 To be （Chinese） or not to be （Chinese）? 最近买了本《人在旅途-於梨华自传》，看了后记得她说的这句话，“悔恨 自己来了，又懊恼自己回不去”[4]。推想起来，我们来海外写作的人在不同时 间不同地点不约而同可能多少都有同感，但我们跟她们那个时代的作家相比，有 一点根本不同，那就是既然来了，就要“manage to live”[5]，而且要好好活 下去。因此，生存成了重大问题。我所说的不仅仅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式的生存， 而是艺术和语言的生存。要解决这个问题， To be （Chinese） or not to be （Chinese）是个关键。对我本人来说，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几乎同步：1994-1995 年，我一面用英文创作长诗《最后一个中国诗人的歌》，一面申请澳大利亚永久 居留[6]身份。到1998年，该书出版后不久，我也拿到了澳洲国籍。这个创作/申 请的双重行为本身至少说明两点：1。告别汉语，进入英文；2。放弃中国国籍， 成为“外国人”。观察一下自1989年前后“走向世界”的大陆作家，几乎都在走 这条路，也似乎都解决了这个问题。 然而，从更深处讲，这个问题远未解决，也不是换了语言和语境就能一蹴而就的， 甚至可能根本就无法解决。大体上，生活在海外的华文作家无不终日生活在“三 座大山”的压迫之下：语言、出版和市场。海外华文市场太小，几乎没有出版社。 虽然报纸层出不穷（悉尼和墨尔本就各有十来家），但最后都办成了免费报或广 告报（两者基本是同义语）。除了原来已在国内功成名就者外，居多的还是无数 默默耕耘的自耕农（自费出书者）和菜农（尊称是“专栏作家”，其实是每周华 文报刊一块小豆腐干15澳元左右的作者）。要摆脱这三座大山，靠汉语吃饭的作 家唯一的出路就是寻找靠山。“靠山”也是三座：大陆一座、港台一座、西人翻 译一座。能够靠上其中一座，或者三座同时都靠上，那就应付裕如了。这方面做 得比较好的应该是英国的虹影和美国的严歌苓，作品不仅在大陆和港台出版，而 且译成英文后销路也颇佳。有的作家干脆连中文出版都不考虑，径直通过英译 （或别的语种的翻译）进入市场，如澳洲桑晔的《龙来的这一年》[7]、英国马 建德《红尘》、法国高行健的《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指瑞典文）。而对 于直接用外语写作的汉族作家（无论什么国籍），没有靠山，唯一能靠的就是自 己的语言功底。写《Waiting》的哈金，写《Wild Swan》的张戎，写《The Lily Theatre》的王露露[8]，还有裘小龙以及我等都是如此。 不过，万变不离其宗。无论改变国籍还是语境，所有的人都离不开“一个中 心两个基本点”，即以中国文化为中心，以面对西方读者/市场和填补西方对中 国各方面了解之空白为两个基本点。从这一点上来说，not to be Chinese的结 局依然还是to be Chinese。对于以外语写作的汉族作家来说，尤其如此。上述 三种人笔下的作品，没有不以中国人中国事（无论国内还是海外）为题材的。其 主要原因在于，写作对象发生了转移（主要针对占95%以上的白人“群众”）、 写作目的发生了变化（为了谋生），但写作主体依然局限在“中国性”里。生活 在澳大利亚（包括西方）的原籍中国作家或原汉族作家必须面临的现实是：他们 要么弃“汉”投“白”，要么“汉坚”下去，几乎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即双语， 这我后面将要谈到）。 而这，似乎就是他们（包括我）的局限。无论你怎么变，你就是无法揭掉脸 上这张中国皮、“我心依然是中国心”[9]的本性！在裘小龙的作品Inspector Chen Cao系列《A Loyal Character Dancer》和《Death of a Red Heroine》， 闵安琪的《红杜鹃》、《野生姜》和《Becoming Madam Mao》（当然她的 《Katherine》好像是以一个老美为主角？我没看）等，以及前面提到的那些作 家的作品中，都似乎放不下这颗“中国心”。我说“放下”不是指“割掉”或者 “忘掉”。我是另一种意思。我觉得作为作家，如果为族性所限，其实是很悲哀 的，就像在西方的中国厨师一样，只会做、也只做中国菜，东西永远也逃不出供 人“猎奇”、“采风”和“凝视[10]”的范围。当然，除了你自己局限自己，他 吃什么你就做什么之外，这种局限也来自西方，因为他要局限你，只让你做“东 方菜”吃。结果造成的是恶性循环：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人形象始终逃不出付满洲、 陈查理和苏西˙黄的老套子。最近（2002年11月）《悉尼晨锋报》发表一篇评论 高行健《一个人的圣经》的书评，旁边竟赫然配上一幅19世纪华人头戴斗笠淘金 的丑陋形象，令人震惊之余而愤怒[11]！这与悉尼某报采访黄贞才时，坚持要她 穿中国传统服装、墨尔本某大报采访于京军时一定要他讲在中国“苦难”经历的 做法如出一辙。据于讲，是次采访因此而发生冲突，几乎流产。 要摆脱我们身上与生俱来的“中国特征”，也许我们需要向我们所在国的作 家学习。远的有三四十年代美国的赛珍珠，根本就是一个身上没有一滴中国血的 美国人，但导致她最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就是她以中国农民为题材，没有一个 西方人的《大地》三部曲。近的有澳洲的阿列克斯˙米勒（《祖先游戏》）和尼 古拉斯˙周斯（《红线》）。就连汉族的艺术家如导演吴宇森和李安等，都能既 拍中国题材，也能拍完全不涉及任何中国人事的“主流”题材，如吴的 《Face/Off》和李的《Sense and Sensibility》。如果中国歌唱家如澳洲的杜 吉刚能完全进入角色，出色地演唱《图兰多》中的卡拉夫，中国的作曲家如澳洲 的于京君能够直接创作几乎不掺杂任何中国因素的交响乐曲，为什么有着西方国 家国籍的原汉族作家就不能凭想象直接进入“主流”社会，创造出崭新的角色呢？ 我个人很期望看到汉族作家笔下完全进入西方人心理世界的作品（我自己也以此 为目标），不仅像闵安琪那样“中国故事美国书”，而且“美国故事美国书” [12]，或者其他国家故事其他国家书。总之，应该也必须摆脱专写“装饰性、边 缘性”[13]作品的束缚。这不一定意味着伟大，但肯定是对那种“我心依然是中 国心”之局限的突破。 “发展中作家” 在澳洲申请写作基金，作家被分成三等人：emerging writers（崛起中作 家）, developing writers （发展中作家）和established writers（地位确立 作家）。也就是说，正如发展中国家一样，有一类作家的“阶级成份”是“发展 中作家”。以大陆作家论，有些是不出国就已经名满天下的，如北岛、杨炼、高 行健等，他们的作品，不用宣传，自有人为他们推荐和翻译，当属“地位确立作 家”。澳洲的桑晔在一次采访中对我说，他之所以能够“起点高”，是因为踩在 洋人肩上，得“洋”之助的缘故[14]。另两类成份的作家，基本上都是到海外才 起步，或者像我这样，出国之前小有发表（一首创作诗，几个短篇和一本译著）。 但一转入英文写作，就立刻“低人一等”，从头做起，成了“崛起中作家”。从 1991年来澳，打拼了十一年，好歹“混”成了一个“发展中作家”（现在也许是 “地位确立的作家”了吧，但是得去查查规定）。某种意义上，我很羡慕那些未 出国地位即已“确立”的人。另一方面，像我们这样写作的人，压力虽然很大， 但无任何包袱，还是能够甩开膀子大干快上的。十一年我出了20本书，这就是明 证。我想，像哈金（出国前似乎没有作品）、亚丁（出国前翻译了两部法语小 说）、程抱一（41岁起正式以法语创作）、瑞典的李笠、日本的田原，以及我很 可能还不知道的许许多多后起之秀可能也都有着类似经历。也许因为我个人的特 殊感受，我不大太去注意那些已经功成名就，被西方人抱着不放的“著名”作家， 这次我编辑翻译的《砸你的脸》，就略去了上述很多“名”人。毕竟令我感兴趣 的还是那些被暗无天日地压在深山下的“黄金”[15]。我个人觉得，搞外籍汉族 作家作品评论的人，应该摆脱言必提某某名人、只谈成功作品[16]的心理习惯， 而把注意力转向新时代新天地新人物的新作品上。发展中国家需要扶持和援助， 发展中作家亦复如此。 没有书店的苦恼和有作协的烦恼 刚到澳洲时，一些大陆来的文化人还喜欢办杂志、开书店、搞书展什么的， 时间一长，杂志首先不办了（包括色情杂志），书展也不搞了，最后连书店也不 开了，墨尔本曾经先后有四家华人开书店，开张后不几年就销声匿迹。现在能够 看到中文书籍的地方也仅有三家，其中两家还是澳洲人开的，一家是老华人开的。 很多书，包括前面提到的一些华人作家如马建、严歌苓、虹影、於梨华、聂华苓 等的作品根本就看不到，以致我一回大陆或到港台，都要买几箱子书通过海运寄 过来，或者到悉尼去买书，因为那儿至少还有好几家中文书店，但方式陈旧，拒 绝刷卡就是一例。 书店的问题跟买书直接相关。根据我这么多年海外的个人观察，得出一个结 论，“华人不买书”。这也许是愤激之语，但现实就是如此。当基本上大部分报 纸都是免费，随地可见、可捡，当一本杂志要卖七八块澳元（如《原乡》），而 吃个麦当劳也不过四五块钱，当所有的时间都用于打工挣钱、创造财富、原始积 累，书籍自然就摆在了末位。记得曾经在报上看到一个写作的华人夸口说，他花 四十多澳元买了一本书，仿佛应该作为英雄事迹载入史册，其实只要到澳洲人的 书店看看，花三四十元买书是常有的事，是生活中的一个部分。我就曾经在墨尔 本美国人开的Borders连锁书店看到一个澳洲男子挎着篮子，篮子里的书已经装 得满满的了，还在那儿一本本往里放挑选好的书。 1994年张贤亮来墨尔本，我问他书的销售问题，他不屑一顾。但在海外，作 者为了生存和推广作品，不得不努力推销自己的作品：在朗诵会、讨论会、作家 节、网上、电邮上，在凡是能够引起人们兴趣的任何地方。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出了作品，第一个愿望就是希望别人知道和阅读。没有书店卖你，你就只好自己 卖自己。来澳十年或十多年，华人的消费观念不能说没有改变，愿意花钱买豪宅、 靓车的大有人在。一掷千金的豪赌者也比比皆是。但提到区区一本小书，就无人 愿意掏钱，张口就要你免费赠送。当然，也有极少数买书的人，奇怪的是女性绝 对居多，而且大方。二三十块钱的书，说买就买，毫不迟疑。或许在“商战”取 代了真正战火纷飞的当今，男人都忙着打“商战”，无暇看书，倒是女性既有闲， 又有钱，成了真正的读者。联想到每次去墨尔本一年一度的作家节，出入其中的 观众，以及排起长龙等待签名的读者，几乎都是“奔5”、“奔6”、甚至“奔7” 的女性，真是让人感慨系之！ 再谈作协。海外华人作协，到处都有。似乎谁想拉一杆旗，都是分分钟的事， 至于有没有实绩，例如出会刊、推荐奖励新人新作等，倒在其次。以至于产生一 种奇特现象，很多真正是作家、出过很多书的人，竟然不是作协会员（如澳洲的 桑晔、丁小琦）。当然，这在某种程度上与澳洲人的各种作家协会契合，即谁想 参加谁都可以参加，只要有兴趣就行，有没有“政绩”则无所谓。不同之处在于， 参加澳洲人的作协（主要是州作协）虽然不一定发表过作品，但需要交会费，同 时也可享受会费带来的每月信息，增长见识和知识，获得更多发表和获奖机会。 同样的情况在华人作协里却不大有。还不说时而有之的“争权夺利”事件。的确 令入会者和主办者都很烦恼。 海外民间 什么是民间？国内这两年谈得很多，“民间”一派的诗人把“知识分子诗人” 搞臭了之后，就把“民间”也“扶正”，成了“官方”，一时间“民间”文字满 天飞，大有遮蔽其他风格样式的势头。已经无所谓民不民间了。反正大家轮流坐 庄，五六年来一次。其实，我个人认为，真正的“民间”在海外、在海外坚持写 作的“崛起中作家”和“发展中作家”、以及一部分作品被大陆封杀的“地位确 立作家”之中。这些“海外民间”作家不像“地位确立作家”（被大陆禁止的除 外），东西两边讨好，大陆港台有人读，西方有人翻译，他们的东西则基本上两 面不讨好，不仅在主流社会，就是在“原主流社会”也是没有地位的。在大陆因 为没名气而无人关注，或者被归类在“海外作家”之类，如果先锋一点，就根本 不为保守的台湾和香港杂志所接受[17]。翻译这边就更不用说，中文没有“确立” 的地位，势利眼的西方翻译绝对不会光顾你。至于说用英文（或其他文字）创作， 你遇到的是强手如林的阵势和偏见的眼光。你想取胜，就得“卖痛苦”（文革一 类）、“卖破烂”（小脚一类）、“卖隐私”[18]、卖弄“民族风情”（不为西 人所知的民俗一类[19]）来投其所好，供其消遣。如果批评西方制度，包括批评 已被西方立为“正统”的东西，如Frank Chin对Maxine Hong Kingston对《女战 士》的批评[20]，你的东西就很难为主流接受。我们总以为中国有“审查”制度， 其实西方同样有，只不过叫法不同而已。你叫“审查”，他叫“editing”。他 不喜欢的东西，他觉得刺眼的东西，他认为没有市场的东西，他就会从文本中给 “编辑”掉！陈冲就曾抱怨在好莱坞拍片，他们的那种所谓“观众测试”，以及 请“各阶层的制片来看”，搞得她“都不知道原来完整的想法是什么”[21]。哪 里还有什么个性可言！ 主流社会不仅通过“编辑”来处理你，甚至还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根本不给你 发表，让你永远“民间”下去。我原来曾经写过一篇文章[22]，谈澳大利亚英文 诗坛和文坛中的“缺亚”现象。我发现，在上个世纪最后二十年所出的七部大部 头诗歌选集中，几乎清一色的“缺亚”，除了八十年代两部由女性编辑的诗集之 外（仅一个越南人和一个印尼人）。这当然不是澳大利亚没有亚洲诗人（根据最 近统计，澳大利亚华人人数为55.6354万人，华语成为澳洲第二大语言）[23]， 而是称霸澳洲文坛的白人眼中没有亚洲人。 其次，主流社会如果不喜欢你，对付你的方式就是保持沉默，使你陷于“民间” 不可“他”拔。记得王小波曾有“沉默的大多数”[24]之说，可我觉得，沉默的 不是大多数，大多数从来也没有沉默。沉默的是西方媒体。这个媒体如果看不顺 眼的，它会永远保持沉默。举高行健《一个人的圣经》为例。陈顺研的英译本今 年九月在澳洲上市以来，卖出12000册的好成绩，在美国有十五家大报评论，但 在澳洲居然只有两家报纸评论，而主要的《澳洲书评》杂志至今不置一词。而且， 即便加以评论，他们请的也都是所谓“中国问题专家”，好像中国人笔下的文学 不是文学，而是一个特别的政治专业问题[25]。这跟美国一家杂志《Indiana Review》把我的英文诗歌和我翻译的一个大陆诗人的诗歌归在“Writers of Color Issue”（有色作家专号）（2002年春季）一样，有着“异曲同工之不 妙”。 反观华人社区，他们对主流社会对华人精英的接受基本麻木不仁，比如一些 在澳洲文坛比较当红的华人作家，无论出什么作品，一般在华人报纸上都看不到 报道和书评，甚至闹出把艺术家性别搞错的事，如去年墨尔本有家华人报纸把悉 尼艺术家郭建说成是澳洲女画家！去年我采访悉尼的华人画家关伟，他就说他在 华人圈子中几乎没有知名度，而在澳大利亚主流社会，他前不久成为一家艺术收 藏家杂志的封面人物，被评为澳洲50个“最具收藏价值的画家之一”。久而久之， 在这种情况下的“海外民间”写作者等于是生活在几重夹缝之间，苦不堪言[26]。 不可能两边讨好 长期以来，我们看到这样一种现象，西方人中一片声叫好的，到了中国人堆 里，虽然不至于一片声喝倒彩，至少不会同样起劲。《藏龙卧虎》就是一个显例。 我没有碰到一个澳大利亚人谈起这部片子时不眉飞色舞，交口称赞说：I love it！也没有碰到一个中国人提起这部片子不摇头的，除了台湾人之外。《上海宝 贝》也是这样。大陆一禁，居然在全球（主要是西方）“行销”起来。至于说到 当前大陆走红的一些作家，如池莉，据说每本书可卖十几万到几十万册，但我在 “雅虎”英文网站做她英文名字的关键词搜索，居然连一条消息都看不到。我不 想在此探讨其深刻的文化原因，只想指出，从写作策略考虑，作为写作人，希求 两边都讨好只可能是一种奢望。也就是说，必须作出决定：汉族作家为广大的白 人“群众”写作，就不能过多考虑是否能够为更广大的黄人“群众”接受。反之 亦然。 双语的困境 林语堂是中英双语俱佳的作家，但我今天读他，却不怎么读得下去。我希望 看到更多别的东西，更多“双性”的东西，不仅仅只是双语，而且还有双心、双 语境、双文化的冲突和融合等等，就像我在最近出版的第三本英文诗集《双心、 双舌和雨色的眼睛》[27]中所表现的那样。强调“忠贞不二”，不是强词夺理， 就是别有用心。没有什么不能“不二”的。中国是家，西方也是家，两者都不可 能互相取代。中文是“世界上最富有诗意的语言”[28]，英文也是，毫不次之。 而我的困境就是，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自己的位置。“双”一下容易，永远“双” 下去就比较困难，但永远“双”下去肯定是双语作家在劫难逃之命运。你一旦掌 握了另一种语言，就不可能再摆脱“双”性了。 常常看到一提某某海外华人作家，就是旅英、旅美、旅欧、旅澳，这种说法很成 问题，因为它主观地认定这些作家还是中国作家，只不过是羁旅、寄居在外，一 辈子没有归宿。实则不然。说轻一点，他/她们就是居英、居美、居欧、居澳作 家，说重一点，根本就是英国、美国、欧洲、澳洲作家，唯一的不同是他们能用 中文写作而已，就像某个原籍中国的运动员为西方某国赢得金牌时，他/她肯定 是站在他/她自己新国家的国旗下热泪盈眶的。这种双性不容忽视。 作为写作的人，既然不可能同时两边讨好，就得制定个人的语言和文化策略， 这就是双语作家面临的困境。我发现在写作投稿过程当中，越来越多地倾向于用 英文写小说，而用中文写诗。时间当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中文稿费低至于无固然 也是一个因素，但当人已经被本文化（或原来的文化）所拒斥，人也可以不求其 接受而采取被其最拒斥的文学形式即诗歌来创作。相对于诗歌，小说是一种相当 “媚俗”的东西，其中包藏很大的“功名心”。像Timothy Mo那样自费出版他最 近的两部长篇小说，是需要很大勇气的[29]。本人以对待诗歌的态度对待小说， 开始时遇到了强大阻力。第一部长篇被28家出版社退稿。而中文小说也在找不到 出路的时候自费出版。回想起来，一切都那么艰难，又那么有意思。其重要原因， 就是乐在“双”中，其乐无穷。 “彻底的少数民族”[30] 中国十三亿，海外“一盘散沙”，这大概就是当今海内外中国人/华人之写 照吧。但是，作为一个把个性、独立性、思想和艺术自由看得高于一切的写作人 来说，他/她在哪儿不都是一个“彻底的少数民族”呢？！我愿以此作为本文的 结语。 ---------------------------------------------------------------------- ---------- [1] 注：此文为作者2002年11月底在加州伯克莱分院“开花结果在海外”会议上 的专题发言。 [2] 欧阳昱，“编者小语”，《原乡》第1期，1995年12月，第199页。 [3] 用赵毅衡的话讲，是“‘语言逃亡’，作者群拥出地平线”， 赵毅衡： 《年年岁岁树不同－2001年的海外文学》 ，见http://www.cReader.com 2002-01-02《中华读书网》。 [4] 於梨华，《人在旅途-於梨华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22页。 [5] Ouyang Yu, The Eastern Slope Chronicle. Sydney: Brandl & Schlesinger, 2002, p. 143. [6] 连打两次，都是“拘留”二字跑出来，也许不是没有道理的。 [7] 此书至今无中文版。 [8] 当然她是用荷兰语写作的。 [9] 香港歌手张明敏《我的中国心》一句。 [10] 凝视实际上也是一种凝固、僵化。 [11] 在笔者与该书译者电邮通信中，我们达成的共识是该插图十分 “disgusting”。另见该文及插图，Antonia Finnane, “A lover for your thoughts”, Sydney Morning Herald, November 2-3, 2002, p. 10. [12] 《会讲故事的母亲-海外华人女作家的女性意识》（00-12-11博库中国）， http://book.fm365.com/news/m0012/m1211/m121106.htm p.1. [13] 虹影语，《会讲故事的母亲-海外华人女作家的女性意识》（00-12-11博库 中国），http://book.fm365.com/news/m0012/m1211/m121106.htm p.2. [14] Ouyang Yu, “An interview with Sang Ye”, in Wenche Ommundsen (ed), Bastard Moon: Essays on Chinese-Australian Writing. (A special edition of Otherland, No. 7, 2001), p. 222. [15] 见Ouyang Yu, “Poems as Illegal Immigrants: an Introduction”, p. 2, in In Your Face: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in English Translation (edited, introduced and translated by Ouyang Yu), a special edition of Otherland (No. 8, 2002). [16] 如黄灿然谈哈金《等待》一文，居然看不出一点点批评的东西来。这不是 西方言好，中国也跟着叫好的典型吗？！见黄文，《哈金的解放》，D:\My Document\Other People's Writing\黄粲然（书院访客）.htm [17] 本人的《B系列》在台湾创造了一周内被退稿的退稿速度之最纪录。而在香 港投稿时，被一编辑以“不敢发表”为由而拒绝。 [18] 如加拿大女作家刘福莲（Evelyn Lau）的《Run Away: diary of a street kid》。Minerva Australia: 1996。 [19] 如澳大利亚女作家黄贞才（Lilian Ng）的《Silver Sister》，写梳头女 的。Mandarin Australia: 1994。 [20] 见John Goshert，“Frank Chin Is Not A Part of This Class!： Thinking at the Limits of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Point 9)，载于网 上，网址见http://social.chass.ncsu.edu/jouvert/v4i3/gosher.htm [21] 《陈冲：华人女性在好莱坞当导演的酸甜苦辣》（2001/11/09 10：37《文 汇报》），载于网上，网址见 http://news.sinohome.com/2001-11/09/178348.htm p. 3。 [22] 见Ouyang Yu, “Absence Asia: What’s Wrong with Australian Poetry?” Overland, No. 163, winter, July, 2001, pp. 85-88. [23] 见《人民日报海外版》（20020620），载于网上，网址见 http://www.snweb.com.cn/gb/people_daily_os/2002/06/20/e0620007.htm [24] 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 [25] 我与陈顺研之电邮通讯（2002年11月16日晚）。陈在信中反诘：“难道他 们会找社会学家去评论蒂姆˙温顿的作品吗？” [26] 桑晔在我对他的一次访谈录中就曾说，“中国的作家生活要比（这儿） 好”。见Bastard Moon: Essays on Chinese-Australian Writing. July 2001, p. 222. [27] Ouyang Yu, Two Hearts, Two Tongues and Rain-colored Eyes. Sydney: Wild Peony, 2002. [28] 杨克采访我时之语，见Ouyang Yu, “Multicultural poetry as unwritten in China or the night you want to sleep away with”, Standards, Wol., 7, No., 2, Spring-Summer 2001, published at: http://www.colorado.edu/journals/standards/V7N2/FIRST/ouyang.html [29] 见Timothy Mo，Brownout on Breadfruit Boulevard (1995) and Renegade or Halo2 (1999). [30] 虹影原话，见《会讲故事的母亲-海外华人女作家的女性意识》（00-12-11 博库中国），http://book.fm365.com/news/m0012/m1211/m121106.htm p.2.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1.dyndns.org)(xys.3322.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