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freedns.us)◇◇ 　　人何以“立” 　　蒋泥 　　一、只有鲁迅是不够的 　　近来读一位朋友写的书，标榜是“新青年”的“新思想”。进步虽进步，历 史总还是要发展的，却也说了一些不过脑子的话。 　　他认为，从本质上讲，任何艺术行为都源于一种"自崇高"的精神操守，一种 弱势而又坚忍的生存抵抗；文学倡导"正义、理想、自由、血性、尊严、激情、 疾恶如仇的美学精神"。 　　我知道他说话的动机不坏，但这样的高调经不住追问：对于热血担当，我们 究竟应该如何看待？担当以后又怎样？ 　　你能说红卫兵"造反"时缺乏"自崇高""正义、理想、自由、血性、尊严、激 情、疾恶如仇"之类的精神？现如今都有人还在为"造反有理"申辩，仍在鼓吹"血 性"类的东西。 　　所以，这些口号不仅太虚，一不小心还会变形，成为我们头上的枷锁。 　　而且，作者的心态是不够宽容的，缺少了对于别种正当生活方式的理解和尊 敬。他说上面那些话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比较胡适和鲁迅。 　　他将鲁迅的一切视为绝对正确，认为他的活法更好，精神境界更高，似乎也 是值得提倡的文人们的惟一活法。 　　我闹不懂的是，都到现在了，我们还非得要在两类人、两种活法间，分出高 矮胖瘦来吗？不可以说他们各有千秋吗？ 　　如果硬要作出分别判断的话，那么照我看，对于"乱世"，鲁迅的价值可能要 大些，对于"治世"，胡适却更好。 　　现在的环境半是"乱世"，半是"治世"。 　　说它"乱世"，主要指时代处于转型期，思想、精神、道德、体制、文化层面 的东西，面临整体性的调整、更变，需要遵循的一些起码底线，已经崩溃，危机 四伏、疑难重重；说它"治世"，又因它有统一的政权，社会相对和平、稳定。 　　在这样的背景下，"立"什么比"破"什么更难，所以，胡适的思想对于当前的 意义，比鲁迅的更大，前者更多地着眼于"立"，而这恰恰是鲁迅的"不足"。 　　当年，胡适之流在精神上取法罗素等英美文化传统，倡导渐进改良，虽然没 有成功，但这并非他们错了，而是那时的中国还在乱世的泥泞里挣扎，主权不独 立，列强当道，一切"温和"的改良方案都实施不动，这才有点像特别"遥远"、不 切实际似的。可是，当拥有主权以后，历史推进到现今，我们已不能期待它再乱 下去，而要谋求当时无法落实的"渐进改良"，一寸一寸地掘进。 　　那位作者却不了解这些，他说， “今天的‘敌人’早已不是‘人’，而是 ‘物’”，是计划经济时代留给我们的那些僵硬的制度，也是我们进入资本时代 以后，"那铺天盖地所向披靡蝗虫般蜘蛛般花花绿绿婀娜妖冶--却又‘客客气气' ‘温情脉脉'的商品。‘物'之挤压使心灵感到窒息，感到焦渴，像被绞尽最后一 滴水分的糙毛巾"。"‘物’对一个人的诱惑之大，远远超出了任何一个经典时代。 ‘英雄'彻底缺席了，我们再也贡献不出一个苏格拉底，一个鲁迅，一个尼采或 梵高那样清洁而神性的天使人物"。 　　这里面有不少话经不住推敲。 　　“物”对人的诱惑，哪个时代都不可缺，“经典时代”反而都是乱糟糟毫无 秩序的时代。“天使人物”都出现在战争年代，文明极其落后的年代。因而，崇 仰"神"与"英雄"的时代，是可悲可怕的。 　　想一想，有多少开国、独裁的君王，借此扶摇直上，最后成为大众之敌，走 到了"英雄"的背面！ 　　也许"英雄"的背面是"独裁"，但我们警惕过吗？ 　　我宁信胡适之从容、平淡、大度，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生活方式，在理解、尊 敬鲁迅及其子孙们的活法之上，也要"警惕"鲁迅。 　　鲁迅易被利用，就在于他的背面是不宽容，他的"民族脊梁"、"中间人"意识 本来用心良苦，现在却被他的子孙，制造成只有"英雄"才能具备的品性特征，" 人意"充沛的鲁迅，处于其中不得不日益被"神化"了！ 　　对于本身的缺憾，如果在祖师爷（鲁迅）身上还不算明显的话，那么，到了 他的儿辈孙辈那里，就突出了。或许真是"效法上者得其中"吧。后来的人架空鲁 迅、肢解鲁迅、利用鲁迅，不正说明他身上潜含着这些特质吗？ 　　抛开其它不谈，仅就人性而论，我从鲁迅嫡传弟子胡风身上，就发现了他的 "独裁"性、两面性。 　　他不许别人说不，也不容其它形式的写作风格，"把党性的立场等同于人民 大众的立场；把文学精神等同于认识方法，确定现实主义就是文艺上的唯物主义 认识论；把社会主义精神等同于党和国家政策的精神，强调接受政策的领导，和 对于政策的具体内容的了解，认为惟其如此，才能获得社会主义精神的保证，从 而也就保证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同过去的现实主义有了‘根本区别'和‘原则 区别'。"他"反对对知识分子的无条件改造，但是毕竟把改造的主题定位于革命 集体——‘人民大众'……这就无形中给迫害知识分子留下了理论上的缺口"。 　　舒芜在谈到《论主观》的发表过程时则说，胡风开始很赏识这篇文章，先把 它推荐给左派刊物，全遭退回。他让舒芜别急，等他主办的《希望》创刊后再发， 后来就发表在《希望》的创刊号上。 　　文章出来后，乔冠华等代表中共，在重庆对它专门进行批评，这时，作为中 共党员的胡风却说：我发表它就是供批评用的。 　　面对自己的上司、强权，胡风也不免要说谎，甚至"出卖"别人，这不由人不 想，假使鲁迅仍然活着，多活30年，他会选择什么？ 　　鲁迅曾说，摆在首位的是"生存"，此后才有其它。从这个说法开始，我们姑 且作如下推论：只有赢得"生存权"，人们才可能有精力顾及其余。可是，倘若不 让你随心所欲地"生存"，生计无着，那怎么办？ 　　跟风、说谎、沉默、改行、自杀，还是决不妥协？ 　　依据1949年以后几十年的历史看，上面的选择，每一种都有人试过，但选择 哪一种，结果完全一致，除了被体制消化干净外，其它都难容于世！也就是说， 鲁迅所言的"生存"，遭到了危机！ 　　更让人为难的是，1949、尤其是1956年以后，一切就业机会被垄断。在城市， 连摆摊位做买卖，都被视为"资本主义复辟"，被打成"右派"！人们只能陷在各自 的"单位"中。 　　农村的情形更可怕，土地属于"公家"，知识分子想效仿陶渊明，耕读自乐的 空间都失去了。 　　因而，当所有民间发展机会和空间都被取缔以后，人人自危，要想获得鲁迅 所说的首要"生存"，除了违心接受外加的一切外，能有什么其它选择？ 　　鲁迅的夫人许广平是活下来，并留在大陆的，可在胡风"集团"案里，她扮演 的又是什么角色呢？ 　　"墙倒众人推"。 　　这些人包括后来在《随想录》中公开进行忏悔的巴金，还包括目前在思想界 十分活跃的王元化等人。 　　你能说他们全无"英雄"气、"天使"样、"自崇高"的精神操守与 "正义、理想、 自由、血性、尊严、激情、疾恶如仇的美学精神"？ 　　对于这样的社会实情，鲁迅可曾从制度上提出过什么预防和根治措施来？ 　　的确，他说过"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 几千年来，我们只有"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此外 的人就是主子和奴才。 　　二、“破”了以后怎样？ 　　能够一针见血地说“破”中国人的性格特点，体现了鲁迅锐敏的洞察力，可 是对于这样的时代，鲁迅贡献出的思想仅仅是"立人"，提倡人们保持高度的精神 自由与独立，在"立人"的基础上建立现代民族国家。 　　此外呢？“破”得够够的，然后坐下仅仅呼吁"立人"，行吗？ 　　1949年以后，一大批知识分子变形走样，难道都在于"立"人不够吗？ 　　绝对不是！但鲁迅可曾回答它们是什么？ 　　换句话说，人何以"立"，必须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立人”？ 　　我觉得鲁迅的"立人"主张是过于"空疏"的，毕竟他的思想仍有局限，还没有 形成真正的现代法权与法治意识，更不会清楚，在他去世以后，中国将发生什么 样的剧烈变化。 　　失去了这些考虑，鲁迅的"立人"主张便是无力的。况且，不同时期，一个人 即使面对同样的事情，也不会采取相同的态度、方式，何况不同的人！ 　　我向来怀疑一切"英雄"和"天使"。鲁迅身上那些"伟大品性"中，就我感觉， 不少是后来人想当然地加进去的，我们在看到先生真正优秀的品性之时，实在不 该再将它们放大，弄得真像一尊高不可攀的"神物"似的。更不该拿他作为"惟一" 的榜样、依据，排斥、打击其它活法与想法。 　　但现在一个很不好的现象恰恰是，一些人认为胡适就是不太像"自由知识分 子"。 　　上述那位作者就认为：鲁迅不惜性命，专事有毒的讽与刺，而胡适则颇露 “治”和“改良”的味道，“总少不了‘幕僚班子’的苦谏色彩”；前者凭借的 是“血性、骨气和胆魄，是良知和独茕的清醒，秉承了魏晋高义与普罗米修斯的 烈火之勇。胡适则喜‘聪明’、好‘炫智’、重‘学理’，西方民主的浪漫和国 监士大夫的矜持兼具之，既通舒放达，又不失技巧策略……他不去投靠政治，但 潜意识里却等着政治来招募他，此乃‘坐帐隆中’的待价而沽，用时下的话说是 ‘知识寻租’”，进而作者推论“正是从‘痛感不自由’和‘为自由而战斗’这 个精神意义上，我们认定鲁迅比胡适更有资格匹配‘自由知识分子’这一光荣称 谓”。 　　作者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我想就在于他不了解胡适，没有真正读过他的书， 并仍在主张暴力革命。然而，暴力革命带给中国人的究竟是什么？结果怎样？进 步了多少？这是很值得人们去认真比较一番的。 　　我所关心的是：鲁迅"破"的那一面太多，他在"制度设计"和建设性的"立"的 那一面到底给后人留下过什么？ 　　他身上本就缺少阔大、开放、包容的英美经验主义精神传统的良性浸染，原 先偏狭、执拗的本性，在日本留学期间的军国主义时代氛围里更行牢固。这种精 神遗产，一旦被后人承续、歪曲、放大，就给这个民族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灾 难！ 　　正是在这一点（仅限于这一点）上，我认为胡适超过了鲁迅，他的有关"立" 的方面的思考较多，而且还是相对比较全面的一个，它们对乱世之中国，兴许无 用，但对治世，我认为那是十分可贵的。 　　三、问题与主义 　　对于"自由"，我总觉得如果没有制度层面的设计，那么一切都是虚空！翻开 《鲁迅全集》，我们可能找到他对"法治"、权力制衡以及它们与批评、批判之间 的关系，即如何将双方各自"定位"的论述？ 　　不能！ 　　所以，鲁迅最缺乏的正是这些确立、维护"自由""民主""独立""平等"，以保 证"立人"之实现，等现代"制度"层面上的、最紧要的思想理念。而正是这些，培 养了胡适、林语堂们的温和、改良与渐进的英美式思想态度，并常常使他们阴错 阳差，爱把"治世"药方，错误地用来对付"乱世"之症候。 　　这里所谓"乱世"，又是因了几个人物搞起来的。 　　比如，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成为"四大国"的一员，胡适对此十分珍 视，曾致信毛泽东，希望中共能学美国革命时的杰弗逊与国民党一起，搞两党政 治 。在国民党独裁专制条件下，这也许只是书生们的一厢意愿，根本实现不了， 毛泽东认准了这一点，也就断然拒绝了这次的"调和"机会。假如作为另一方的蒋 介石，具有杰弗逊的气量呢？为什么我们没有杰弗逊以及后来的林肯式的人物呢？ 　　另一方面，从内心说，胡适并不欣赏国民党的统治，但后来不得不一步步偏 向国民党，因为他清楚中国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中央政府，那样，中国的"四 大国"地位才不致为其余三大国否认。 　　1949年，他和一些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国民党朋友，办了一份《自由中国》， 初衷是反共，理由是"当时没有什么中间道路可走"，但自由主义的宗旨与国民党 的思想互相抵触，特别是初到台湾后，国民党处处加强控制，有独立见解的刊物 不被见容，最终它成为一份反国民党的刊物，受到镇压。 　　从这件事上，我们约略可以看到胡适的本性。他是那种一切自经验出发、真 正明白何谓"科学精神"的人。 　　他说：一切思想都从"问号"开始，有了盘旋在脑际的"问号"，接着就需要提 出“假设”，提出能够解决这些疑难问题的办法，让我们的智慧能力、教育背景 和经验，作为智力的源泉，来提出并试验每一个假设可以获得的结果，以至找出 这原因困惑的适当解决的方案。最后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作为解决的办法，并 从而证明之。 　　至于学理，它只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可以帮助我们提出假设，使我 们理解特殊的可能后果。有了许多学理做材料，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 个解决的办法。 　　所以，他“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都放在脑后，做参考资料； 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 禅”。 　　历史亦已证明，空谈"主义"是极其容易的，着重外来进口的主义对解决中国 实际问题，却没有用场，偏向纸上的"主义"，则相当危险。 　　因为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实际问题，所提出的 实际的解决方案。 　　“‘主义'的最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 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了。” 　　基于这些，“所有的主义与学理应是都该研究的，但是我们应当把它们当成 一种假设的观念来研究，而不应该把它们当成绝对的真理，或终极的教条。所有 的主义和学理都应被当成参考或比较研究的资料，而不应该把它们当成宗教信条 一样来奉行来顶礼膜拜。我们应该利用它们来做帮助我们思想的工具；而绝对不 能把它们当成绝对真理来终止我们的思考和僵化我们的智慧。只有这样，我们才 能培植我们自己有创造性的智慧；和训练我们对解决当前团体和社会里实际问题 的能力。也只有这样，人类才能从含有抽象名词或学理中解放出来”。 　　能在1919年就具备这样深刻的思想、见解，委实难得——多数人不是至今也 不能扭过这个弯弯来吗？！ 　　四、什么是"法治" 　　胡适不仅在思想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更着意于体制，并曾呼吁要建立一个 "宪政的政府"，把真正的"法治"精神传予国人。 　　他在《人权与约法》里批评了国民党政府的人权观：“今日我们最感觉痛苦 的是种种政府机关或假借政府与党部的机关侵害人民的身体自由及财产。”“我 们就不知道今日有何种法律可以保障人民的人权。中华民国刑法固然有‘妨害自 由罪'等章，但种种妨害若以政府或党部名义行之，人民便完全没有保障了。” 　　不是吗？ 　　"无论什么人，只须贴上‘反动分子'‘土豪劣绅'‘反革命'‘共党嫌疑'等 等招牌，便都没有人权的保障。身体可以受侮辱，自由可以完全剥夺，财产可以 任意宰割，都不是‘非法行为'了。无论什么书报，只要贴上‘反动刊物'的字样， 都在禁止之列，都不算侵害自由了。无论什么学校，外国人办的只须贴上‘文化 侵略'字样，中国人办的只须贴上‘学阀'‘反动势力'等等字样，也都可以封禁 没收，都不算非法侵害了。" 　　进而，胡适点名批评了当时的最高"首长"："安徽大学的一个校长，因为言 语上顶撞了蒋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处奔走求情，决不 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蒋主席。只能求情而不能控诉，这是人治，不是法治。” 　　即使在今天，谁能有胡适这样的胆量气魄？ 　　为理解胡适上面讲话的含义，这里还需澄清一个概念：什么叫"法治"？ 　　胡适说："法治只是要政府官吏的一切行为都不得逾越法律规定的权限。法 治只认得法律，不认得人。""有侵犯这法定的人权的，无论是一百五十二旅的连 长或国民政府的主席，人民都可以控告，都得受法律的制裁"。不幸的是，“现 在中国的政治行为根本上从没有法律规定的权限，人民的权利自由也从没有法律 规定的保障。在这种状态之下，说什么保障人权！说什么确立法治基础！” 　　“法治”的落实，要求政体的变革，实施“民主宪政”。 　　所谓“民主宪政”，“不过是建立一种规则来做政府与人民的政治活动的范 围；政府与人民都必须遵守这个规定的范围，故称为宪政；而在这个规定的范围 之内，凡有能力的国民都可以参加政治，他们的意见都有正当表现的机会，并且 有正当方式可以发生政治效力，故称为民主宪政。" 　　实施宪政的前提则是制订宪法。现在不少国家虽有宪法，却不能施行，流于 纸面，甚至公然做出许多违宪之事。 　　所以，胡适强调我们所要制订的宪法，必须"是一种易知易行而且字字句句 都可实行的宪法"；"如果根本大法的条文就不能实现，就不能遵守，那就不能期 望人民尊重法律，也就不能训练人民养成守法的习惯"。 　　胡适对于自由、民主、宪政等最重要的现代思想、制度设计，在1937年就能 达到如此深刻的理解，比起60年后的我们，真不知高出了多少！在当代仍极具意 义——这种意义怎样强调都不过分。 　　五、"宪政"起始之处 　　在迈上"宪政"的起始之处，人们该做些什么呢？ 　　这在现当代西方发达国家找不到答案。例如，当代自由主义思想大师哈耶克 在《自由主义秩序》一书里，只是说明了"已经"建立自由秩序的国家如何避免专 制，却没有说明"尚未"建立自由秩序的国家如何建立自由秩序。胡适的最大理论 "贡献"，就是他在哈耶克缺空的地方，进行了填补——当然，他只是转述，而非 原创。 　　在他看来，建立宪政自由的国家，不需要多高条件，"我们能遵守下棋，打 马[麻]将，打网球，赛跑的规则，我们也学得会民主宪政的生活习惯"；有些人 视宪政为畏途，觉得它高不可攀，实现它需要一些苛刻的条件，这是对宪政的误 解误会。" 　　“我们三十年所以不能行宪政，大部分原因在于国人对宪政的误解，把宪政 看作了一种高不可攀的理想”，其实"宪政可以随时随地开始……宪政是一种政 治生活的习惯，惟一的学习方法就是实地参加这种生活。宪政的学习方法就是实 现宪政，民治的训练就是实现民治，如同学游泳必须下水，学网球必须上场一样 "，它是一种过程，"开始时不妨从小规模做起，人民有力量就容他发挥"。因此， 这种政制"对于人民责望不太奢，要求不太多……最合人情，最容易学，也最有 效力"。 　　这样，一切带民主色彩的制度，都是实现民主宪政的历史步骤，都是一种进 步，我们都应诚心诚意地赞助它，使它早日实现。 　　只有这些还不够。 　　他分析认为：第一，中国现在行的是什么政制？这是一个事实问题。第二， 我们愿意要有一种什么政制？这是一个价值问题。第三，怎样可以做到我们愿望 的政制？这是一个技术问题。 　　对于第一点，"中国现在的政治是一党独裁的政治，而在这一党独裁的政治 中，少数的领袖占有很大的势力"。 　　至于价值问题，"中国的智识阶级多数是偏向民主政治的，就是国民党在理 论上，也是赞成民主政治的"。 　　而技术问题，据胡适的说法是，实现宪政自由政治所需条件，可以通过立即 施行，并在实践中去完善与完成。 　　为此，胡适公开反对一党专政，认为"今日党治的腐败，大半是由于没有合 法的政敌的监督。树立一个或多个竞争的政党正是改良国民党自身的最好方法"。 　　不过，"抛弃党治，公开政权，这不是说国民党立即下野。我的意思是说， 国民党将来的政权应该建立在一个新的又更巩固的基础之上。那个新基础就是用 宪政做基础，在宪政之下，接受人民的命令，执掌政权"。 　　这样的政权，由于"名义是正的，人心是顺的，所以基础就也更稳固了"。 　　进而，胡适又强调："我是不赞成政党政治的。……我尤不赞成‘党权高于 一切'的奇谈。我的常识告诉我：人民的福利高于一切，国家的生命高于一 切。……为公道计，为收拾全国人心计，国民党应该公开政权，容许全国人民自 由组织政治团体。""政制改革的下手办法是要把眼光放大些"，着眼于团结全国 的人心，而"不是三五个不合作的老头子，也不是三五组不合作的私人派系"，" 能团结全国人心了，那三五人也不会永远高蹈东海之滨的；若不能团结全国的人 心，即使一两个天下之大佬扶杖来归，也何补于政治的改革，何益于建国的大计 "！ 　　胡适能有这样的眼光见识，不由我不对他产生深深的敬意！我觉得这的的确 确，倒是根于他内心那种顽强的自由主义信念的。 　　六、中国社会的“敌人” 　　既然"人民的福利高于一切"，那么就要客观地观察一下什么是当时中国的实 际需要，以便切实制订我们的目标。 　　目标又分两类：一是消极的，即我们要"铲除"什么；一是积极的，即我们要 "建立"什么。 　　以往中国大陆的教科书，几乎一致地告诉后人，我们要推翻（铲除）的是 “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对这些，长期以来我们 也被动接受，信以为然。胡适却打破了我们惯常的意见，认为当时真正的敌人有 五个，依次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 　　"这五大仇敌之中，资本主义不在内，因为我们还没有资格谈资本主义。资 产阶级也不在内，因为我们至多有几个小富人，哪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也不在 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两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 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帝国主义为什么不能侵害美国日本？为什么偏爱光顾我 们的国家？岂不是因为我们受了这五大恶魔的毁坏，遂没有抵抗的能力了吗？故 即为抵抗帝国主义起见，也应该先铲除这五大敌人。" 　　姑且不论上述意见孰是孰非、孰因孰果、孰主孰次，我们假定胡适正确，那 么再来看他1930年找出的这些"敌人"，今天有没有得到"铲除"。 　　我觉得除了内战式的"扰乱"，代之以和平年代里接连不断、形式各样的政治 风波、政治运动外，其余四敌还在，有的还呈嚣张之势！ 　　逐一检视，我们会发现，虽然中国人的疾病有所减少，贫困人口有所下降了， 但付出的代价十分巨大，带来了以往未曾出现过的严重的环境污染、土地沙化、 生态失衡，并通过强有力的宣传攻势，激起全民的欲望。这样，我们就进入一个 畸形时代：以最大量的人挟持最无节制的欲望，掠夺、耗用着最为紧缺的资源， 进而破坏了民气国风。 　　至于愚昧，可能我们会说它基本上不复存在了——普及教育了嘛。可是，胡 适所谓"愚昧"的本意，大概不是这一意义上的，而多半指自由的精神与独立的主 体意识。从后一方面说，今天我们究竟有多大进步呢？要知道，我们对言论思想 的钳制，延续几十年，并在“文革“时期达到几千年历史的最高点！在这样的时 代环境下，我们怎能奢望一朝摆脱愚昧被愚昧的命运呢？！ 　　至于"贪污"腐败，谈起来今天人人痛心疾首，却似乎毫无办法。 　　所以，从胡适的视角出发来比较近一百年来的历史，我们不得不承认"敌人" 仍在，只不过变形走样，在某些方面得到进一步的激化、尖锐化而已。 　　七、“革命”与建设 　　"敌人"找出来了，胡适在"我们要建设什么"上又提出了这样的见解："我们 要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治安的'包括良 好的法律政治、长期的和平、最低限度的卫生行政。‘普遍繁荣的'包括安定的 生活、发达的工商业、便利安全的交通、公道的经济制度、公共的救济事业。 ‘文明的'包括普遍的义务教育、健全的中等教育、高深的大学教育，以及文化 各方面的提高与普及。‘现代的'总括一切适应现代环境需要的政治制度、司法 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卫生行政、学术研究、文化设备等等。" 　　但深知"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认真的作事，严肃的作人"的胡适懂得， 仅有"建设什么"还不够，我们还要知道采取什么样的方法、走哪条路来达到这一 目的。 　　是革命，还是演进（evolution）或者和平改良？ 　　选择之前，先得对"革命"这个词予以辨析。 　　在胡适看来，真正的"革命"是没有的。历史告诉我们，一切"革命"都有自己 演进的时代背景。以英国为首的"工业革命"，其实从十六世纪开始发明机械知识 就开始了，两三百年的累积，到瓦特的蒸汽机出现，社会产生巨变，才有所谓" 工业革命"。 　　在很理想的状况下，"革命"和"演进"也只存在程度上的差异，而不是绝对不 相同的两件事。 　　"变化急进了，便叫做革命；变化渐进，而历史上的持续性呈露中断的现状， 便叫做演进。但在方法上，革命往往多含一点自觉的努力，而历史演进往往多是 不知不觉的自然变化。因为这方法上的不同，在结果上也有两种不同：第一，无 意的自然变化是很缓慢的，是很不经济的，而自觉的人工促进往往可以缩短改革 的时间。第二，自然演进的结果往往留下许多久已失其功用的旧制度和旧势力， 而自觉的革命往往能多铲除一些陈腐的东西。在这两点上，自觉的革命都优于不 自觉的演进。" 　　理解了"革命"及其作用，我们才可以再把它分为两类，一是和平的，二是暴 力的。 　　和平的革命指的是"宣传鼓吹，组织与运动，使少数人的主张逐渐成为多数 人的主张，或由立宪，或由选举竞争，使新的主张能替代旧的制度"；暴力革命 则指"在未上政治轨道的国家，旧的势力滥用压力摧残新的势力，反对的意见没 有法律的保障，故革新运动往往不能用和平的办法公开活动，往往不能不走上武 力解决的路上去"。 　　在胡适的时代，暴力革命成为中国惟一行得通的方法，于是你打我叫革命， 我打你也叫革命，打败的人只图准备武力再革命，打胜的人只好时时准备武力防 止别人用武力革命。自称"革命"的人，自然会把别人叫"反革命"。 　　这就造成了一个特定历史时段内的怪现象：人人自居于革命，且永远"尚未 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其后果是："一切兴利除弊的改革都搁起不做不办。于是‘革命'便失掉用人 工促进改革的原意了。" 　　胡适反对这样的"革命"，反对"以暴易暴"，认为"用武力来替代武力，用这 一班军人来推倒那一班军人，用这一种麻木势力来替代那一种麻木势力，这算不 得真革命。至少这种革命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没有多大价值的。结果只是兵化为 匪，匪化为兵，兵又化为匪，造成一个兵匪世界而已。于国家有何利益？于人民 有何利益"！ 　　此"革命"真正发生时，就已别具了无理性和狂乱性情的生命，具有自身的演 变逻辑，不再受少数几个理想、鼓动、策划者控制、决定，往往结果与初衷大相 径庭，甚至面目全非。真正的知识分子处于其间，无法适应它那铁一般僵硬的逻 辑。瞿秋白、陈独秀的命运，早已昭告了这一点。 　　何况，我们还有自己特殊的国情，那些号称"革命"的人，喊来喊去，也只是 抓着几个抽象名词在那里变戏法，向壁虚造一些革命的对象，然后高喊打倒那个 自造的革命对象；好像捉妖的道士，先造出狐狸精山魈木怪等等名目，然后画符 念咒用桃木宝剑去捉妖。妖怪收进葫芦去了，然而床上的病人仍在那儿呻吟痛苦。 　　今日所谓"革命"，真已是"天下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另一方面，真正的敌人是疾病、贫穷、愚昧、贪污、扰乱，它们靠暴力革命 打不倒，相反，它煽动起人们麻木残忍的劣根性，扰乱了社会和国家的安宁，种 下相残与屠杀的根苗。 　　如此，我们真正的敌人，也就更加逍遥自在了！这对我们想要建立的"繁荣"、 "文明"的社会来说，早已越去越远！ 　　明于此，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这就是“渐进改良”。 　　“集合全国的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的作自 觉的改革，在自觉的指导之下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之全功。不断的改革收功 之日，即是我们的目的地达到之时。” 　　八、一点一滴地"再造文明” 　　胡适的渐进改良主张，说到底是实验主义的，得益于他在西方的留学经历。 　　胡适曾说有两个人对他的影响最大，这就是赫胥黎和杜威。前者教会他怀疑， 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后者教会他怎样思想，教会他处处顾到当前问 题，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并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 　　在分析实验主义的同时，胡适也批评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批评了那种将一种 理论、思想绝对化，人为指定为绝对真理，从而高高在上、不容置疑的方法论依 据。 　　对于这个舶来的怪物，胡适早就认为，它是生物进化论成立以前的"玄学"方 法，而实验主义属于生物进化论出世以后的科学方法。这两种方法不可相容，中 间隔着一个达尔文主义。 　　按照达尔文生物演化学说，人们明了了生物进化无论是自然的演变，还是人 为的选择，都是一点一滴地进行变异的，很复杂的现象，决不会一步就能跳到， 更不会一步跳到以后而一成不变。辩证法哲学本来也是生物学发达以前的一种进 化理论，它强调一正一反相毁相成地呈现，这种呈现永远不断。可是，“狭义的 共产主义者却似乎忘了这个原则，所以武断地虚悬一个共产共有的理想境界，以 为可以用阶级斗争的方法一蹴即到，既到之后又可以用一阶级专政方法把持不 变”。 　　胡适在70年前的1930年就已写下了上述文字， 40年后的70年代，被称为20 世纪后半叶大陆惟一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家顾准，大抵也才思索到了这一高度，面 对这些，我们还有什么资格在胡适前面指手画脚呢？！ 　　在这一点上，鲁迅未必先知先觉，鲁迅做不到的，胡适做到了。所以，鲁迅 和胡适是不可比拟的，着眼点不同，思路不同，通识到的也就迥别互异。 　　胡适秉承英美经验主义传统，只承认真实可靠的进化，在于一点一滴地不断 改进，中国的出路就在于认真研究一个个具体的问题，经此而能"再造文明"。 　　"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笼统进化的， 是一点一滴的进化的，现今的人爱谈‘解放'与‘改造'，须知解放不是笼统解放， 改造也不是笼统改造。解放是这个那个制度的解放，这种那种思想的解放，这个 那个人的解放：都是一点一滴的解放。改造是这个那个制度的改造，这种那种思 想的改造，这个那个人的改造：都是一点一滴的改造。" 　　九、回到“立人” 　　在上述广泛思想和制度设计的基础上，我们方可回到鲁迅所说的"立人"，也 只有把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才是真正的"立"。 　　也就是说，鲁迅的“立人”与胡适的“改良”是一体之二面，“立人”难， “改良”也不易，甚至更不易。 　　在和平环境下，先有“改良”，再有“立人”，先有胡适，再有鲁迅，结合 两者的成果，这个人才能“立”起来。 　　以往我们忽视了这一点，鲁迅在这方面的思考同样是个盲区，所以，他所呼 吁的人不仅不能"立"，反而自身也被政客们一再利用，这不能不说是先生的最大 悲哀！ 　　胡适的思想避免了这样的缺失，因此他的"立人"主张才那样脚踏实地。 　　寻其原因，我认为就在于两者所受教育背景上的差异。 　　鲁迅留学东洋（日本），日人军国主义之风大行，中国人被视做劣等次民， 留学生饱受歧视与虐待，心情一直处在压抑之中，像郁达夫《沉沦》等小说里表 现的那样，所以，鲁迅本就刚烈的个性得以进一步加强，好走极端，不理解使真 正的民主制度落实下来的精髓道理所在，对于立宪、法治更已不堪了了！ 　　我就注意到，发生在整个有关"自由主义"的笔谈论争中，鲁迅几乎一次都没 有参与，也没有哪一篇文章提起，而真正参加、并谈出深度的人都是留学或去过 西洋而非东洋的风云人物。像梁启超、蔡元培、李大钊、傅斯年、丁文江、蒋梦 麟、严复、陈寅恪等。 　　这种现象或许正说明西洋与东洋社会生活、制度理念诸方面的不同——我们 的留学生在不同的环境下，习染了不同的性情，拥有了不同的文化底蕴。 　　历史的奇巧更在于，昔日大陆中国"重视"的全是留学东洋的知识分子，中国 共产党先后树立的两面旗帜鲁迅和郭沫若，全都学自东洋！ 　　在他们的影响下孕育、成长起来的一代代新型知识分子，精神、思想上越来 越"左"、越来越不切实际、越来越凌空蹈虚，也就不足为怪了！ 　　至于胡适，他的"立人"主张主要取自"易卜生主义"。 　　易卜生说过：我所最期望于你的是一种真实纯粹的为我主义，要使你有时觉 得天下只有关于你的事最要紧，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 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有的时候我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 的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这便是最健全的个人主义。救出自己的惟一法子 便是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 　　胡适把易卜生的这一思想大加了发挥，说：把自己铸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 有益于社会。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把自己铸造成了自由独立的人格， 你自然会不知足，不满意于现状，敢说老实话，敢攻击社会上的腐败情形，做一 个"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人——这虽然是18、19世纪或中国 古人的"陈腐"思想、精神风貌，但目前的我们距它还相当遥远，我们这个社会需 要特立独行者！ 　　因此，"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 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这样的胡适，才是真正、完整、全面的胡适！这样的胡适，才是永远值得我 们尊敬、爱戴与怀念的胡适！ 　　十、“左倾”的根子 　　比较一下曾经"提携"过胡适的共产党领袖、他的至交好友陈独秀，是个更有 价值的话题。 　　陈独秀的思想前后发生过极大变化。 　　早期的陈独秀在北大接受英美自由派影响，方才不十分"左倾"，离开北大后， 渐渐脱离了自由主义立场，他一度完全"左倾"了。虽然当时他真正信仰着某某主 义，不同于周德讲过的，权、利、名可以从"主义"中来，为了它们"今日中国的 信主义与用主义者，至少在十分之九是非真诚的：有的为权，有的为利，有的为 名，有的为吃饭穿衣"，陈独秀不在这十分之九之内，而在其外，并把它一直贯 穿始终；但是，他的这种信仰"绝对"有害，促成了他的不切实际和"独裁""武断" 的品性，这一点甚至与他曾经捍卫过的自由精神相违。 　　典型的一例就是，1925年11月29日，《晨报》报馆在北京被烧，胡适表示反 对，陈独秀却说该烧。 　　胡适当即去信以责备的口气说："几十个暴动分子围绕一个报馆，这并不奇 怪。但你是一个政党的领袖，对于此事不以为非，而认为‘该’，这是使我很诧 异的态度"，"我也知道你们主张一阶级专制的人已经不信仰自由这个词了。我也 知道我今天向你讨论自由，也许为你所笑。但我要你知道，这一点在我算一个根 本的信仰。我们两个老朋友……脑子背后多少总还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至少 我可以说，我的根本信仰是承认别人有尝试的自由，如果连这一点最低限度的相 同点都扫除了，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简直要做仇敌了"。 　　陈独秀的所缺，大概也是由于他不像胡适们那样留学西洋，他早年也是去了 日本，因此，对于自由、民主、科学等口号缺乏真切的体认吧？ 　　即使在论述所谓"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上，他也是开列几大条，笼统含 混述之，满足于大体的分划，对名词本身的内涵不做认真考究。 　　他说，东西民族思想差别有三，西人以战争、个人、法治实利为本位，东洋 以安息、民族、感情虚文为本位。 　　其中前两项容易理解，没有歧义。但对于什么是"法治"，这需要解释，决非 多数人望文生义就能理解的。他恰在这上面毫不涉及，仅用一句"西洋民族之重 视法治，不独国政为然，社会家庭，无不如是"交代。 　　而后就是一系列的例子，来说明西人锱铢必较的风习，即使父子、夫妇也不 例外；其实这些例子都是一种歪曲。因为西人只在"理论"上允许、接受这种行为， 可是他们毕竟为人，也有正常的七情六欲，亲和之情不逊于东洋，理论归理论， 究竟有多少人真像陈独秀所说的那样在干，则属于另一码事，我们不知道，更不 必知道。 　　陈独秀错就错在把人家的"应然"，当作"实然"。事例已牵强，我们更不敢期 待他对“法治”能有什么明晰、不生误会的解释了。 　　一篇如此，其它并不例外，对于他不太熟悉的西方文明，他居然也大胆命笔， 所有那些奔放不羁的文字，漏洞百出，激情、血性有余，沉思、周顾不足，并且 决绝远远强过了理性，很直觉，也很容易被误读了！ 　　直到晚年，回首前事，他才意识到了自己这一根本性的不足。 　　1940年，他在《给西流的信》里总结道："十月革命以来，轻率地把民主制 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以独裁代替民主，民主的基本内容被推翻，所谓‘无 产阶级民主'、‘大众民主'只是一些无实际内容的空洞的名词，一种抵制资产阶 级民主的门面语而已。" 　　进而，他批评列宁"未曾认真采用民主制，如取消秘密警察、政治警察，容 许反对党公开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举自由等"。 　　陈独秀的所谓"资产阶级统治"，在那时的俄罗斯当然也不存在，但他得出的 结论，却表明了他正朝着早期的自由精神与独立意识回归——回归到他的精神难 友胡适那里。 　　他说："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后十年的苦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 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 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十月后的苏联， 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 　　10年前，他就在审理他的法庭说过："十月革命本来是人类命运一大转机， 可是现在法西斯的黑暗势力将要遍布全世界，而所谓红色变成了比黑色势力还要 黑，造谣、中伤、倾陷、残杀……我们人类恐怕到了最后的命运！" 　　但是，"即使全世界都陷入了黑暗，只要我们几个人不向黑暗附和、屈服、 投降，便能够自信有拨云雾而见青天的力量"！ 　　这样的决心是应该有的，可只可惜了它内部的空洞——"左倾"者喜讲大话、 空话，可能在这些决绝的讲话里能够找到影子——"实体" 抽干后，剩下的自然 只是那个"影子"了！ 　　或者说，形式逻辑上的排山倒海、头头是道、密不透风，经不住价值逻辑上 的追问，几个问就能把它们问空。 　　后来的“毛文体”“新华体”，大体上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其在价值逻辑 上的无比紊乱，很难说有多少思想性意义。 　　十一、但开风气不为师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胡适具有相当的超前意识，缺少知音、共鸣，必然为时代 所难容。当强权当道时，一次次经受挫折，可谓屡挫屡勇，种下的"自由"种子， 生根抽芽，在暴政下顽强生长，影响了小小台岛一代代不屈不挠的知识分子。精 神传人不绝于旅，被李敖视为"永不停止的追求真理的国中第一人"。 　　当然，胡适并非完人，他值得后人说三道四的地方很多，包括如何理解他后 来转向古书研究，不遗余力地提倡、推进白话文运动的建设性和破坏性孰轻孰重， 把白话文置于文言文以外并认为二者水火不容产生了怎样的危害等等。 　　另外，整个20世纪的思潮都是激进的，胡适不会不受影响。他一度也曾认为 中国应该学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学德国和日本，"以养成一点整齐严肃的气象"， 倒是英美不足学，因其名为evolution（渐进），实则得过且过，直到雨临头时 才做补救工夫"。 　　这和青年毛泽东的见解多么相像！ 　　1920年12月，毛泽东在给主张改良而非激进革命的罗素评断道：理论上说得 通，事实上做不到。中国的现实太残酷，"对颟顸官僚和文盲大众的启蒙不可能 单纯通过文字功夫而在短时间内完成；而结束军阀混战以实现安定统一、驱除外 来侵略以实现民族独立、改变社会结构以救民于水火等迫在眉睫的政治任务更迫 使人们立即从事强大的民众性政治斗争；再加上中国大一统思想的破产所带来的 思想真空和思想失调，中国社会当时强烈需要一种包罗万象而又具有战斗性格的 意识形态，中国激进的知识分子们也强烈地追求着这样的意识形态"。 　　但那也属于一时的"非过正，不能矫枉"之词。胡适毕竟是罗素思想在中国的 正统传人之一，从本质上说，他们的思想主张恰好与毛泽东所实践的背道而驰， 所以，整个胡适不会因为他是毛泽东的老师，就倍受青睐，相反，他一直被当作 "肩负不了历史使命"，而遭遗弃。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胡适更充当了 政治争斗的牺牲，成为历史"罪人"，思想受到彻底批判，至今仍与几代大陆学人 隔膜着，继续经受着不公正的待遇。 　　在我见到的有关评价胡适一生事迹的文字里，有着如下一段闪光的文字： 　　一个人在一生中有限的岁月里，能做的事究竟不多。真富有创造性或革命性 的大事，除了领导者本身才学经验之外，还有时代环境的影响，交相激荡，乃能 触机而发，震烁古今。少数人登高一呼，多数人闻风景从。胡先生领导白话文运 动，倡导思想自由，宏扬人权思想，均应作如是观。所以我们对于一个曾居于领 导地位的人不可期望过奢。胡先生常说‘但开风气不为师'。开风气的事，一生 能做几次？ 　　是啊，"开风气"的胡适走出了我们所在的时空，在他身后留下一大片空白， 亟待后来者填加进去，传续先生的生命之气、自由之风！ 　　我在这里做的，仅仅是还胡适一个完整面貌。这个意思一经传达，那么本文 即使有过当之处，那也是因为"矫枉过正"，相信能够得到喜爱鲁迅的学人们的理 解与谅解。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freedns.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