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freedns.us)◇◇ 　　论文 　　中国研究生教育拷问——由“甘朱风波”而起 　　蒋 泥 　　人文素养不堪入目 　　青年作家张者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桃李》，2002年5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 版，一时洛阳纸贵，人争传阅，也得到过谢冕、孟繁华等先生的夸赞。 　　其实它的结构是很差的，据说是由十几个中短篇小说杂拼而成。作者真正叫 座而叫响的，只有发表在2001年第四期《收获》上的中篇《唱歌》，《桃李》是 《唱歌》的拉长品，它的价值比之后者就远远不如了。可它在封底上居然就引录 了钱钟书夫人杨绛的一段话，说“钱钟书写了一部《围城》，反映20世纪三四十 年代青年知识分子的生存、生活状态；我写了一部《洗澡》，反映50年代青年知 识分子的生存、生活状态。对于20世纪和21世纪交替期间青年知识分子的生存和 生活状态，我了解不多，看了张者的小说，我很惊奇……”，借老人之口，把它 俨然恭维成了一部“现代版”的《围城》，但据我查知，根本没有这回事。 　　张者长我三四岁，1967年生人，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得过法律学的硕士学位 （本科不在北大），同为北大人的中文系教授谢冕等，难免不给予过分的期待， 毕竟北大中文系自1949年以来，似乎还没正经出身过这么好评如潮的小说家（刘 震云是半路出家，张承志则毕业于历史系），这是北大的骄傲，却是中文系的悲 哀。 　　以至于有一度，中文系博导、小说家曹文轩信誓旦旦地说，他要像出过莫言、 阎连科、李存葆、钱刚、黄献国、王海玲、徐贵祥、苗长水、石钟山、柳建伟、 衣向东等作家的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那样，尝试改变中文系的教学思路，不再 以只培养学者、记者、文秘、编辑等人才为目的，而要把培养作家当作最高标准， 今后他的研究生可以缴小说代替论文，只要小说过关，也能授予学位。 　　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培养了一批优秀作家，也培养了一些“歌德派”、投 机人，大概这在哪所大学都是难免的。因而曹文轩说北大要“学”它，当然也只 是个设想，目前的教育体制是不允许的，全国的大学中文系也还没有一家能招收 创作专业的硕士、博士生。于是就有小说家开起了玩笑，说我本人拿不到学位， 也评不上教授，而研究我的人，一个个却拿到学位，评上教授了。 　　看来在高等学府的中文系那里，小说、散文、诗歌的地位虽然被抬得高高的， 真正创造他们的作家本人，却无法登“大雅之堂”，被排在学历教育以外。 　　原因在何？ 　　怕是与传统认识里的作家的“不可教性”有关。 　　学者、文秘等行业都是案头工作，而且多数情况下仅仅是案头工作，具有中 等智力以上的人都能干，作家却主要由社会的学堂培养，莫言、阎连科等人都是 先在社会或军营里摸爬滚打，已经表露出一定的创作天赋，发表了有影响的小说 作品后，才回炉进大学中文系读两年书的，他们所受的也不是系统性训练，特别 是在莫言那一代的作家，身上都少了点什么。 　　究竟少了点什么呢？ 　　最近读到龙应台的一篇题为《价值判断 百年思索》的文章，谈人文素养和 知识的差别。她引述王阳明的话说：知而不行的“未知”是“知识”的层次，人 文素养则是“知行的本体”。“知行的本体”不会被私欲“隔断”，知与行是化 为一体的；“未知”则是已被私欲“隔断”的一个后果。 　　有了这样的差别，才有许多人虽然知道孝悌的道理，却能干出邪恶之事来的 行为，也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毛泽东会写迷人的诗词，纳粹头子很多会弹钢 琴、有哲学博士学位。这些政治人物难道不是很有人文素养吗？我认为，他们所 拥有的是人文知识，不是人文素养。知识是外在于你的东西，是材料、是工具、 是可以量化的知道；必须让知识进入人的认知本体，渗透他的生活与行为，才能 称之为素养。人文素养是在涉猎了文、史、哲学之后，更进一步认识到，这些人 文‘学’到最后都有一个终极的关怀，对‘人’的关怀。脱离了对‘人’的关怀， 你只能有人文知识，不能有人文素养。” 　　因此，“人文素养”的内涵，可以概括为四个字——真诚恻怛。而“对人文 素养最可怕的讽刺莫过于：在集中营里，纳粹要犹太音乐家们拉着小提琴送他们 的同胞进入毒气房。一个会写诗、懂古典音乐、有哲学博士学位的人，不见得不 会妄自尊大、草菅人命。但是一个真正认识人文价值而‘真诚恻怛’的人，也就 是一个真正有人文素养的人，我相信，他不会违背以人为本的终极关怀”。 　　在中国历史里，不论过去还是眼前，甚至在可见的将来，不“以人为本”的 政治人物实在是太多了。 　　优秀的作家、学者、政治家，都会表露出他的对“人”的关爱的情怀，但当 代的“大师”只有融会贯通了文、史、哲以后，这样的情怀才是可久可长的，历 千万世而不动，否则很难会发生持久的、正面性的影响力。 　　“文革”等灾难性事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致命的、全方位的，它恰恰打断 了历史，阉割了哲学，伪造了文学，期待从中走出来的政治人物有什么惊人的作 为很难。作家们的作品，即使是具有世界声誉的作家作品，也都要留下或大或小、 这样那样的缺憾，几乎产生不出真正属于这个时代的经典。学者们的“缺德”， 更是有目共睹的。 　　对于出现张者这样年轻的、有潜质的，又是出身北大的小说家来说，人们的 期待自然不一般。 　　但是今天的法学本身，能提供给我们多少人文价值或精神需求的要素呢？ 　　张者本人以为，法学是一门实用学科，是一种法度，是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 游戏规则。法学界知识分子正在新的法则里，参与着新的游戏，是否能展现新人 文主义，不得而知。 　　他笔下著名大学的法学权威、博士生导师邵教授或“骚”老板，正是一个堕 落的无赖，运用所学，带着他的研究生们钻现行漏洞百出的法律的空子，以牟取 暴利。在海南代理了一个官司，他就拿到了一辈子都没拿到过的一百万元，置办 了房产、汽车，身边有美女相伴，最后“骚”老板本人却死在情人的公寓里，身 上捅了108刀，刀口里种着他以前送给情人的那108枚珍珠，他是因为试图“始乱 而终弃”，被小情人杀害的。 　　这段故事的“原型”，则是1999年北京大学法学院一位博导，在海南被小蜜 杀害那件历史旧事。 　　至于大学女生宿舍门前每到周末，就停着许多豪华轿车，把一个个衣装时髦 的女生，带出去过夜之类的事，更是层出不穷。 　　每逢高考、考研、考托白热化时，书店里数以百计的各色高校出版社出版的 参考书籍，也都是“教授带着一帮研究生们，甩开膀子大举挣钱的佐证”。 　　因此“做学问与办公司并行，教学与揽生意、打官司同步”，在畸形、简单 的“教育产业化”、“科研产业化”等口号声下，公然行市，已成中国大学的普 遍现象。 　　“金钱、豪车、美女如网络病毒一样无孔不入。机谋、冒险、背叛、欲望、 信誉，成为校园潜在的关键词。” 　　这应该算得整个社会之不堪、之堕落的缩影。 　　这时候，我们最后的希望只剩下“法律”了。这种“法律”也不仅仅具有 《桃李》中人物所信守的“实用”性，而更多地作为了整个社会正义、社会良知 的尺度或屏障。无视“法律”的这些人文价值性，社会就无望了。尤其像在北京 大学法学院这种中国最好大学最好学院里研究法律、传授知识，捍卫人文精神和 社会价值、理想的人，那些博导、教授们，邵教授或“骚”老板级别的人物，象 征中国最后之希望的“心脏”，如果连他们都在“游戏”规则，不守程序，黑箱 操作，那对中国人的打击，就将是致命的一击，“最后”的一击。 　　很不幸，这“最后一击”在2004年的博士生考试过程中，北京大学法学院打 出来了，这就是名噪一时的“甘朱风波”。 　　程序漏洞和答辩有理 　　据当事人之一的甘德怀在《我的北大考博经历》里介绍，他1999年获南京师 范大学法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先在淮阴中级人民法院当了两年书记员，后调入河 海大学，一直任该校法律系讲师。2004年3月，参加了北京大学法学院法理学专 业社会学方向的博士生入学考试，所报考的导师为著名法学家、法学院院长朱苏 力。该方向共26人报考。4月8日，他从北大研究生院在网上公布的初试成绩获知， 自己的分数是英语52分，法理学84分，法社会学63分，总分199，不仅在该方向， 而且在整个法理学专业67名考生里最高。 　　该方向排名第二的艾同学英语46，法理学83，法社会学60，总分189；排名 第三的何同学英语57，法理学57，西方法律思想史72，总分186（该同学报考的 也许还不是这一方向）。而研究生院确定的复试资格分数线为英语50分，业务课 60分。 　　据此，甘德怀已通过，并是该方向惟一具备复试资格的人。但由于学院老师 们太忙，差点把复试时间都忘了通知他，4月19日周一复试，他4月15日直接打电 话询问北大法学院研究生办公室，才知道了这个消息。 　　要不是及时打这个电话，就很有可能连复试的机会都会丧失，因为16日是周 五，他要给学生上一天的课，17、18日为法定的周末假，而网上并没有公布复试 时间和名单。 　　按照研究生复试的一般程序，这些都应该是公开的，无论他们借口有多忙。 并且复试也应该分笔试和口试两部分，因为有的人口头反映能力可能不及笔头， 学术研究主要是笔头上的功夫，夸夸其谈者多有，但北大法学院复试中居然没有 笔试，只进行口试。 　　口试也应该逐个进行，在一人口试时其他人回避。法学院却仍是没有这样做， 而是三位老师朱苏力，博导周旺生，北大法学博士、副教授强世功，与参加复试 的甘德怀、艾同学、何同学坐在一起进行，这个人接受老师提问时，另两位就在 一旁听。 　　根据复试资格分数线要求，艾同学的英语差四分，何同学的法理学差三分， 她们怎么能参加复试呢？ 　　朱苏力先作了解释，说艾、何二位虽然没有达到研究生院划定的复试资格线， 但因为是“差额复试”，所以就来了。这就给人以她们来得比较勉强的印象。 　　第一个接受提问的恰恰又是惟一远道而来、惟一和三位老师从未谋过面的、 真正的“陌生人”甘德怀。 　　稀奇的更在于，强世功还迟到了20分钟。“在艾佳慧回答问题的时候，一个 三十多岁的人推门走进会议室，和朱苏力教授互相打了个招呼，便坐下来。这个 人叫强世功，副教授，也是复试评议小组的成员。他错过了甘德怀回答问题的整 个过程”。 　　作为主考人的朱苏力不仅没有等强世功来后再进行复试，而且他进来时也未 作介绍。他根本未听到甘的答辩过程，却参加了最后的甘的复试成绩的评议。而 身为导师的朱苏力，干脆就没有给何同学提任何问题，就结束了。 　　整个复试持续100分钟左右。复试过程中朱苏力两次接听电话。并亲自担任 记录员——照程序应该由三位老师之外的第三者专门记录，而不该由老师本人捉 笔。因为研究生复试之所以要求第三者做记录，不是因为怕老师们记性差，以为 备忘，用后可以丢弃，而是为了记载复试的原始情况，以备日后核查，类似于法 庭上的书记。 　　“尽管考研复试的严格度或不能与法院庭审相对等，但既然是为了保留档案， 那么记录也要追求准确、客观，而主考者既问又记录，客观上就易于分神。更重 要的是，没有人能够保证主考者的完全公正，所以让第三人记录，就含有制度制 约的必要。” 　　虽说教育部、北大，对是否应由专人进行复试记录，现在还没有明确的规定， 但“作为具有‘中国最神圣学府’之誉的北大，实在不应该如此草率，北大法学 院更不该按习惯跟着感觉走，而且作为一院之长，朱先生完全有能力规范复试记 录这一程序。现在他们连身边的这样一点程序的合法性都注意不到，不能主动自 改，又怎能指望他们为中国建立良性现代制度，做出真正的贡献呢” （姚新勇： 《甘德怀事件宣判了基本法理精神在中国的死亡》）。 　　在提问中，周旺生的问题是“法院判决援引法律、法规有多少？为什么”。 　　照我这样的外行看，如果真是这么问的话，这个问题就太刁钻、太笼统、太 不着边际了，因为法院判决不同的案件，援引的法律、法规，肯定是不一样的。 不同性质、国家的法院，少数民族、军队、香港、美国等等的，援引的法律、法 规，也是不同的。对于某些特殊人物，神经不神经，有没有“立功”表现，是不 是人大代表之类，法院判决援引的法律、法规，也不会一刀切。 　　而且，这也仅仅是个最初级的数学“游戏”。甘德怀可以说五十，可以说一 百，也可以说三百亿、五百万。至于“为什么”，那也好回答，就说是两三年前， 在淮阴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时，恰好曾经统计过。至于正确不正确，那就等周旺生 去统计、核实清楚了再说。因为这种活儿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得像人口统计 那样，组成一支庞大的队伍，规定时间，精确到秒（“两三年前”的某天某时某 分某秒），统计至此为止，千千万万家法院的万万千千个案件，判决时都用到了 哪些法律、法规，在电脑上做出概率，才能说得清，其中哪些是常用的，那些不 怎么用到等等。 　　即使不是千千万万家法院，只需其中任何一家，它的工作量也是不小的，统 计出来也是没什么价值的。 　　周旺生又何曾在哪天，到过什么法院，具体地说，到过甘德怀曾经工作过的 淮阴中级人民法院，又恰好在两三年前，统计出一个正确结论，来判错甘德怀给 出的答案呢？ 　　无论周旺生的原话如何，反正在考生甘德怀和我们的脑子里，盘旋的就是这 么个古怪的问题。难怪他一下子就被难住了。可惜他当时并没有想到提醒周老师， 请教一下他究竟想问的是什么，出于什么目的，是否做数学游戏。 　　这说明甘德怀比较老实，觉得即使有错也是自己一方的，提问者无错。在这 样的心理劣势下，他明知自己的回答将是不对路的，也仅说了句“我努力来回答 周老师的这个问题”。 　　他对眼前这位鼎鼎大名的博导，是过于尊敬、过于放心、过于迷信了。 　　接着，朱苏力本人只提了一个问题“你最喜欢看的书是什么，为什么”。看 似简单、随意，其实也是很笼统的、有问题的，有误导答辩者的倾向。不熟悉他 提问风格、提问目的的人，还以为这是在杂谈、拉家常。因为一个人“最喜欢的 书”，很有可能是武侠小说之类，但那是太不登大雅之堂的，说不出口的，因此 甘德怀来了个“折中”，说喜欢费孝通的《江村经济》。 　　学法律的人喜欢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早年用英文写出的调查报告， 难免叫人不可思议。而既为“调查”，自是描述多于总结、概括，那么甘德怀的 “为什么”主要讲感受，觉得它“清新”，“其流畅平朴的文字以及对我们自己 的生活状态的关注和体验，是目前学界比较缺乏的。我们应该注重自身的经验” 等等答复，我看就很好。 　　联系到他报考的是法理学专业“社会学”方向，我发现他很可能是位极有抱 负、极富创新能力的人，不满于现行法学研究领域的过于书斋化、学究化、意识 形态化，而志于起步阶段的“调查”，运用“旁门左道”新方法，来更新法学研 究旧有的思路，通过调查中国法律的实施现状，找到其中存在的“症结”。 　　尤其是，他还提到要像梁漱冥搞乡村思想建设运动那样，希望把法律工作的 重心放到农村、放到基层，把“由原来的重视经济立法，转向重视政治立法，也 就是说需要新闻自由法、政党法等”。 　　这是多么“清新”的思路啊！这条路也正是当年费孝通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 人类学系提交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的思路。 　　那时候，让年轻的费孝通寝食难安的是“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就是农民吃 饭穿衣的问题，内忧外患使他们难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陷入不足温饱的极端贫 困境地。当时的历史现实，促使我产生了尽力使中国农民脱贫致富的使命感，也 使我一生‘志在富民’的追求更加坚定……” 　　1938年10月15日，伦敦大学教授、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在为学生费孝 通英文版的“江村经济”写序时，肯定了这一思路的开拓性意义： 　　本书的内容包含着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人民进行观察的结果……通过熟悉一个 小村落的生活，我们犹如在显微镜下看到了整个中国的缩影。在本书中，费博士 集中力量描述中国农民生活的基本方面。随着本书的描述，读者本身将自然地被 带入故事发生的地点：那可爱的河流，纵横的开弦弓村。他将看到村庄的河流、 桥梁、庙宇、稻田和桑树的分布图，此外，清晰的照片更有助于了解这个村庄。 他将欣赏到具体资料、数据和明晰的描述三者之间很协调的关系。对农村生活、 农民生活资料、村民的典型职业的描述以及完美的节气农历和土地占有的准确定 义等，都为读者提供了一种深入的确实的资料，这在任何有关的中国文献中都是 十分罕见的。” 　　世界知名的东方学专家、科学家、历史学家E丹尼森罗斯爵士，在读了该书 的手稿后也认为，“这篇论文是相当特殊的。据我所知，没有其它作品能够如此 深入地理解，并以第一手材料描述了中国乡村社区的全部生活”。 　　从上述的简单介绍里我们发现，现在的中国法学界，太缺乏类似的脚踏实地 的研究者了，他们多半是坐在家里纸上谈兵地说法，不清楚现行法律的实施状况， 实施条件，实施环境，缺乏实际的操作经验，更不屑于搞调查，从生活里提出问 题，总结问题，为在全社会实现“法治”，贡献学识，致使有法不行，有法不依， 知法犯法，贪污腐败猖獗，多少贫民百姓祸从天降，哭天无路、投诉无门，流浪 街头，乞讨为生，惟有“上访”一条道走到黑。好不容易逃到北京，一不小心还 要被追踪而来的凶神们围起来、堵起来、逮起来、捆起来、吊起来，朝死里打。 　　从目前的法律层面寻其原因，我觉得最关键的问题就在于要迫不及待地实施 甘德怀在答辩中所提到过的革新思路：“由原来的重视经济立法转向重视政治立 法，也就是说需要新闻自由法、政党法等。” 　　当然，“坏的资本主义”（杨小剀语）比没有资本主义更恶，坏的“新闻自 由法、政党法”，比没有“新闻自由法、政党法”更恶，但是我相信甘德怀是明 白何谓现代意义上的“新闻自由”，何谓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的。 　　学界的任务只是发现问题，提出方案，至于怎么样操作，那就不是学界所能 的了。 　　从这一点、仅仅从这一点来看，当过兵的、做过工的、写过诗的、从过政的、 自费公派留过美，也“不务正业”（朱苏力自我介绍中的原话）过的朱苏力先生， 中国法律学界“第一”权威，何曾有过这样公然于天下的法律良知呢？又何曾为 那些“上访”受剿的贫民百姓，站出来说过话、抗过议，维护过法律的正义和权 威性呢？ 　　幸好北大法学院还有个贺卫方，否则它的公益形象，就彻底垮塌了。 　　朱苏力研究问题的方法，也是和青年费孝通很不一样的，虽然他说自己恰恰 同样很喜欢费氏的《江村经济》，在美国读博士时，就“交叉”学习过社会学， 但他的治学路数并非从社会调查开始。 　　一位叫做“看客”的网友，曾在《朱苏力学术权威的来由》里撰文公开了他 的“发现”，说朱苏力“为了论述自己的理论，用的论据多数出自剧本里的人 物”，如秋菊、山杠爷等，让人难以置信。因为“自然科学家的数据可以在实验 室中收集，做各种各样的试验（许多条件是可控的）；而社会科学家数据的收集， 很难在实验室里通过控制各种条件来收集，它需要在人类已有的社会活动中收集 大量的数据（所以会有许多社会科学的调查报告），这些数据是不能事先控制的， 从这个角度说，研究社会科学的学者收集数据的难度，要比自然科学学者大很多， 能做社会科学的大家，也要艰辛很多。可是，朱苏力的研究恰恰回避了这个艰辛 的过程，他的理论不是建立在大量的来自真实的社会本身的数据，加以分析、整 理、归纳、总结，甚至统计分析，他的理论是建立在几个剧本中的情节上。这种 理论的基础是否可靠、严谨？这是不是就是一位网友所说的，在苏力的著作中， 丝毫看不出他留洋美国，接受过科学研究方法训练的痕迹。这很奇怪。基于几个 剧本就可以展开一个有关法学理论的研究，倒是很轻松、随意的研究方式，恐怕 只有在中国用这种研究方式，才可以成为法学大家，在其他地方或许只能称作电 影观后感。再高深一点，可以称之为来自一位法学研究者的影评、剧评之类的东 西。他回避了那种艰苦的科学研究方法，接下来的好处，就是可以随意设置，因 为并没有一个客观的事实摆在那里，更没有一个经过大量数据分析后的普遍规律 放在那里，可以随意根据自己的理论，随意捏造论据。而在解剖个别事例时，也 如法炮制，按照自己的预定理论，断章取义，乃至可以说出晚上十点，是在光天 化日之下（见网友剖析苏力对延安黄碟案的剖析）。怪哉！苏力其实适合搞荒诞 剧什么的，这样就不会有人质疑他为什么不用比较艰苦的科学研究方法来作法学 研究了。接下来比较奇怪的就是：苏力的学术权威是哪里来的？一个根本不懂得 科学研究方法的人，还可以做法学博导，那他指导的博士论文，是不是也更像研 究法学学生的电影观后感之类的东西？国外的社会科学学者要是知道可以这样做 学问，也许会羡慕死了，不用费尽心力地作各种各样的社会调查、收集数据，分 析、归纳、总结，甚至建立模型，有可能最后的数据分析结果，不是支持自己的 理论，反倒是要推翻自己的理论。这种痛苦的研究、思维过程，是否可以被苏力 及其苏力的弟子们所接受？从苏力弟子们毫无可贵的批判精神来看，我们或许可 以得到一些暗示”。 　　我还注意到，在此过程中，周旺生有一段插话，从中我们更可以看出这位法 学家的趣味所在了。他的问题是“《江村经济》出版于何年”。完全是考问小学 生的方法，像是对甘德怀的记忆力表示怀疑。 　　问题是就我所知，该书最初只有个英文版，名字叫《Peasant Life in China》(《中国农民的生活》)，20世纪30年代末由伦敦Routledge书局出版。中 文翻译版才叫《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简称《江村经济》），最早由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于1986年。后来商务、群言、香港三联都再版过。如果较真 的话，那么周旺生的提问，起码是不够精确的：他究竟问的是最初的英文版，最 初的中文版，还是甘德怀所读的那一本的版本呢？ 　　我估计他问的是最初的英文版出版于何年，然而这个版本的名字叫 《Peasant Life in China》，而非《江村经济》。 　　大家知道，训练有素的法学家，是最讲究“精确性”的，法庭上的辩护律师， 更得具备咬文嚼字的本领，并有抓住话把，紧咬对手死死不放的才具。法庭上一 场精彩的辩护，是环环跟进、唇枪舌剑的。周旺生先生虽不必如此来严格要求自 己，一场对下的考试，考的是别人，是别人攸关“生死”的大事而已，并不关涉 到“自己”。但在我这个外行看来，也还是希望他的提问能精确一些，恐怕这并 不为过吧？ 　　好在甘德怀也是个含糊的人，又是个不懂得把问题了解清楚就答复的人，他 这一次的回答不像上一次，大体符合周旺生的本意。 　　可是他回答得怎么样已经不重要了，事实上他结果是在这场程序上漏洞百出、 组织时大而化之、提问中含糊不清的复试里淘汰出局，复试成绩不及格。朱苏力 录取了艾同学、何同学。 　　没有一块干净的地方 　　我喜欢看香港、韩国电影、电视，它拍得再赖起码也都很自然，追求大众意 义上的娱乐性，从表演到台词，都符合娱乐大众的起码要求。而看大陆的就不行， 每看一部，都要起好几回鸡皮疙瘩，仿佛精神、心理、思想上受到了残酷虐待。 　　可能要有人说了，你可以不看啊，谁叫你寻罪受的啊？ 　　问题是我有得选择吗？打开电视、坐进影院，就是这路货色，一帮老脸闹春、 叫春，所有的频道都被这号人垄断了。 　　要不就得真去学学人家钱钟书了，只看动画片。然而各人各兴趣，我不喜欢 看动画，就喜欢看一点情节剧。 　　就这么一点小小的要求，都不能满足。 　　那些公众资源，在我生出来之前，就被人垄断了。这种对公众资源垄断的行 为，实在是中国最大的腐败之窝。 　　中央电视台的名嘴们，凭什么单单年薪就几十万？ 　　凭它的垄断地位。 　　老百姓纳税，名嘴们在那个位置上，就能拿那么多。因此我无话可说。 　　而在现阶段，大学的地位何尝不是垄断的？而凡是垄断的，就很可能会出事， 多半也一定要出事。 　　从那些香港电影、电视警匪片的台词里，我就发现了其中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就是“从现在开始，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将作为呈堂证据”。一旦听到这个， 罪犯就赶紧住嘴了。让我看得过瘾。 　　对于“甘朱风波”，我们觉得“过瘾”，是因为事情在海外以学术打假著称 的方舟子的“新语丝”网站捅出来后，到处转载，轰动全国、全世界，国内媒体 跟进，揭发出更多的问题，越闹越大，远还没有结束。 　　朱苏力不得不几次站出来辩护，而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将作为呈堂证 据”，受到进一步的拷问。 　　朱苏力公开起来为自己所作的重要辩护，一共有三次。一次是2004年7月12 日晨，朱苏力就甘德怀在“新语丝”上披露他的考博经历并提出质疑，进行了惟 一一次的书面辩解，写了《关于甘德怀（原文为“甘怀德”，有误。下同纠正） 同学面试情况的说明》一文，说道： 　　2004年报考我的博士的考生有30多人，其中也有我指导的应届硕士毕业生。 最后确定参加面试的三人中，一人为在校应届毕业的北大法律硕士（本科非北 大），其他两人（包括甘德怀同学）均为已参加工作的外校毕业生，前者仅仅认 识，但不熟悉，后两人我则是在面试时才见面。因此，不存在歧视外校考生或偏 袒熟人的问题。 　　北大法学院各专业的博士生考试考题不同，各专业竞争难度也不同，各专业 教员改卷评分标准也有差异，因此各专业参加面试者的最低分数并不相同。在某 些专业，许多考生的笔试成绩都相当高，但只能有成绩前几名的学生才能参加面 试。法理学专业考生今年的笔试成绩普遍较低，依据研究生院的规定，对面试者 的最低成绩作了调整；因此，并不存在参加面试的同学成绩不合格的问题。 　　我从原则上最多可以录取三名学生，笔试成绩前三名的学生参加了面试。其 中甘德怀同学的笔试成绩最好。一般情况是，他的面试成绩只要过得去，就会首 先录取他。 　　博士教育培养的主要是教学科研人员。为了更好的更全面的考察遴选未来的 研究人员，防止一考定终身，也为防止代考等可能发生的舞弊现象，北大确立了 笔试和面试两道程序。笔试以书本知识为主；面试（复试）则考察专业研究能力。 笔试成绩占70％，面试成绩占30％，最后统一计分录取；但面试成绩不合格者不 能录取。 　　2004年我的博士生面试小组由周旺生教授、强世功副教授和我三人组成，面 试题目和回答都有简要的记录在案。由于编制，法学院没有专职的从事记录的工 作人员；通常针对不同的事项，由教员，有时或请在校博士生，临时担任记录； 这次面试，我担任了记录。面试成绩由参与面试的老师依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议定。 　　博士生面试时，强世功因为临时有事，迟来了约20分钟（整个面试持续了约 1小时40分），对甘德怀同学提出的这一异议我们诚恳接受；但由于少数服从多 数的原则，这并不影响面试成绩的确定。 　　面试考题看似容易，教员从中考察的是考生的综合研究能力，例如观察力、 阅读理解能力、逻辑思维能力，不要求考生给出“正确的”书本上有的答案，因 为往往没有这种正确的答案。 　　例如，周老师问甘德怀同学的第一道题。鉴于甘德怀同学曾在法院工作过， 问题是，他所在的那个法院的法官们在日常的司法中主要运用哪些法律，以及为 什么。这个问题可以说非常简单，但可以考察学生对自己周围社会生活的观察能 力，概括能力和一般的分析能力，这一点对于甘德怀同学想考的法律社会学专业 方向甚至格外重要，因为这个专业非常重视经验研究和对事实的学术敏感。提出 这一问题是因为，不同层级的法院通常适用的法律数量是不同的，原因则是多方 面的，与级别管辖有关，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相应的案件类型有关，也与 审级有关；比方说，基层法院就根本不会审理国际贸易案件，也就不会适用相关 的国际贸易法律法规。大约甘德怀同学先前观察不够，对这类问题缺乏理论思考， 因此完全没有回答出这个问题，答非所问，试图用书本上的文字来回答。虽经周 旺生老师一再提示，也没有能给出一个起码的回答。乃至最后周老师不得不将他 自己的希望了解的问题以及周老师自己调查的情况告诉他。 　　我向甘德怀同学提出的问题大致是，看过哪些自己认为很有启发的著作，内 容如何，对自己的学术有什么启发，可以举一本或两本书为例。这个提问的目的 是要考察考生会不会读书，会不会理论思考，是否关心方法论问题和学术思路的 整理。甘德怀同学说对他最有影响的一本书是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这本 书恰恰也是我喜欢的一本书。我就问，这本书好在什么地方，给你什么学术上的 启发？甘德怀同学说的大致是，“翻开书感到扑面而来的泥土气息”“感觉非常 亲切，非常好”等等感想性的话语，但是他没有说出任何关于这本书的内容，以 及对他有什么启发之类有实质性的内容。我一再提醒他，这些评价仅仅是你自己 的感觉，最多表明你觉得它好，比方说，我当过兵，看到写战士生活的小说也觉 得亲切，但这与学术无关，我问的是你为什么觉得它好。他最终还是无法给出回 答。 　　其他考题或对其他考生的考题也大都坚持了这一思路。这种面试看起来问题 很简单，但其实很不简单，不善于或不习惯于学术思考和观察的人很难通过。因 为面试关注的不是考生给出的“答案”，而是考生的整体学术思路和潜力。记得 多年前，清华国学系试题之一是对对子，上联为“孙行者”，要求对下联。这道 题看起来很简单，甚至与学术无关，但是我的理解是，这考察的是学生的思维反 映能力和对中国古典文字能力的灵活把握，一般人很难过关。 　　鉴于甘德怀同学对面试问题均没有给出与问题相关的学术性回答。面试小组 给他的面试成绩为不及格。 　　在未离开面试考场的时候，甘德怀同学自己就对自己的回答感到不满意，一 再说自己是因为“有些紧张”，“准备不充分”。 　　甘德怀同学回到江苏后曾多次直接打电话到我的办公室，有时还很长，要求 我“帮忙”，也试图重新回答以前的那些问题。我告诉了他的面试成绩，他承认 自己面试不好，但仍然要求我“帮忙”，称（大意）“你是院长，你帮忙是最重 要的”。出于爱护学生，我反复告诉他学校的规定，强调“学术机构与行政机构 不同，不是领导说了算的，这也不是任何个人能决定的”；“已经面试完毕，成 绩不可能改动，这是纪律”等等。最后一次电话中，他声称要向社会公布。我郑 重告诉他，理解他的心情，但是根据有关规定，决定不可能改变，如果他认为法 学院的做法不妥，可以向学校报告或向法院起诉。 　　甘德怀同学确实向北大纪检部门提出了申诉，纪检部门对面试录取工作作了 调查；我也向学校有关部门就有关经过写了报告。 　　我个人和北大法学院都欢迎考生和媒体的监督，保证考生录取公正公平；这 也是北大历来的追求。 　　值得强调的是，招收博士生的标准与招收本科生的标准是不同的。本科生录 取采取的是淘汰制，博士生则是淘汰制与选拔制的结合；甘德怀同学通过了淘汰 制这一关，但未能通过选拔制这一关。 　　我从1998年正式招收博士生，现已毕业的博士生（7人）本科或硕士均毕业 于外校和外系，仍在读的博士生也绝大多数也是本科或硕士毕业于外校；因此， 并不存在歧视外校或外系考生的问题。北大历来坚持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传统， 我们一贯欢迎外校和外系的优秀学生报考。也欢迎甘德怀同学努力提高自己的学 术修养，继续报考，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的学术追求。 　　博士生教育培养的是未来的研究人员，严格说来，仅以笔试方式遴选博士生 会有很大的局限性。事实上，世界各发达国家的博士生录取都不采取考试方式， 而普遍采取选拔方式。鉴于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目前社会的信任度不高，可 以说采取选拔制的相关制度条件还不具备，目前采取笔试和面试相结合的方式可 以说是一种不得已。因此，从理想状态来说，这一制度注定是不完善的，而且必 然会带来人才遴选和制度规定之间的种种矛盾，不仅对学生，而且对教员，都会 很为难，甚至不理解。我希望大家都本着积极理性的态度力求逐步完善这一制度， 这一天下之公器，共同维护中国学术的尊严。 　　这一次的辩解，从总体上说，朱苏力对甘德怀还算是客气的。但他有意回避 了复试过程里一错再错的程序问题。 　　如果这些程序真的不重要，不影响复试的客观公正性，真可以那么轻描淡写， 那么当初我们为何要这样来设置呢？ 　　而且，“甘德怀同学通过了淘汰制这一关，但未能通过选拔制这一关”虽则 不错，但这总比那两位通过了“选拔制”，而未通过“淘汰制”的同学强，因为 在目前的教育体制形式下，“淘汰制”一般是玩不了假的，只有“选拔制”才叫 人不放心，人为因素很重要。否则，事前过于自信、不和朱苏力以及北大法学院 进行任何接触的甘德怀，也不会事后“亡羊补牢”，打电话到他的办公室，一次 又一次地要他“帮忙”，说出“你是院长，你帮忙是最重要的”那样的话。 　　根据我的观察和体验，甘的说法大抵是对的，在这件事上他又处于弱势地位， 实在也找不到其它补救办法了。 　　朱苏力则有过思想上的反复。要是复试很客观、很公正，那就不必要如此反 复，如此犹豫了。 　　甘德怀说：“4月22日，（在南京）打电话给朱苏力。我表示对这个结果不 能接受，永远不能接受！朱说考试总有不公平的。在电话中，朱多次叹气，说早 知如此，还不如让我复试通过。我说联系过的另一位导师说名额不是问题。朱这 时提出复试成绩的障碍。我表示作为法学院院长，你处理此事应不会太难。朱答 应找学校改复试成绩。4月27日上午，再打电话给朱苏力。朱说他已找过研究生 院，复试成绩不能改。” 　　而4月20日上午，当仍在北京的甘德怀，自认为“自己的回答在学术含量上 不低于另外两个考生”，查询到复试成绩没有通过，另外两个却通过以后，“很 愕然”，立即到办公室找到朱苏力，请其再努力一下时，“朱老师表示很困难， 告诉我‘死了这条心’。在沟通中我问如何看待复试成绩与初试成绩的反差，朱 说初试成绩是看看文笔还可以就‘随便给的’”。 　　既然初试能随便给，复试那就更可以“随便”了。 　　但他当时还是克制住了，继续“与朱苏力教授进行沟通，让他对自己有更准 确的了解”，作点“挽回”的努力。 　　他开始和朱苏力谈论一些学术，谈朱的文章，大段大段地背诵他翻译的《衰 老与年龄》译序当中的文字。 　　“但这总不能算作一次复试吧？” 　　对于面前这个人今天的表现，朱苏力教授多少还是有些触动的。可见得事先 和导师主动取得联系，让他了解你有多重要！ 　　甘德怀走时，朱苏力还送了今年新出的两本书给他，签了名，写了“请甘德 怀同学指正”。但事情到底没有得到解决。无法平静的甘德怀不得不提出这样的 疑问： 　　朱苏力老师在一次电话中说“早知这样，不如让你复试通过”，这是否说明 所给的复试成绩不是基于严肃的考虑呢？难道通过与不通过就可以如此轻率地变 更？朱苏力老师到研究生院提出更改复试结果，是否又一次说明所给的复试成绩 不是基于严肃的考虑呢？ 　　难道正如朱苏力老师给我的答复中所说的那样，“笔试成绩是看看文笔还算 流畅的，就随便给些分”？如果如此严格程序下的笔试成绩是这样得来的，那么， 粗糙短促的复试程序下产生的复试成绩难道更能使人信服吗？ 　　大家知道，搞研究的人都要能提出自己的观点、见解，最后写成论文的形式 发表，所以专业课“初试”的目的，也并非只是“看看文笔还可以就‘随便给 的’”。尤其是法学院的复试中，没有笔试，仅有口试的情形下，作为一个负责 的老师，更应该在占分70%的、不怎么能玩假的“初试”的出题里，放一些能够 考察出考生创造性思维和分析、研究能力的题目。如果试题中没有这样的题目， 如果说他们没有能力出这样的题目，如果只有通过口试，问几个很普通的问题， 才能发现考生有没有学术研究能力，那朱苏力这样的人，就太相信自己主观的眼 光、判断，“初试”也太随意，太低级了。 　　按照北京大学2004年博士生招生简章规定，“复试采取笔试、口试或者两者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对学生的学科背景、专业素质、操作技能、外语口语水平、 思维能力、创新能力等进行考察；申请人应该向复试组作报告，报告内容包括个 人科研经历和成果介绍、对拟从事的领域的了解和看法、本人拟进行的研究工作 设想及理由等”，复试中是应该考虑到要有笔试的，外地考生也只能依据这个招 生简章进行准备。但朱苏力们却取消了复试里的笔试，其考评方式是很令人置疑 的。 　　况且，口试上越是“简单”的问题，对越有机会熟悉这些老师风格的人来说， 准备就可以越充分，而越不难回答“准确”。 　　果然，作为艾同学硕士论文的指导老师，当朱苏力给艾同学提出了与甘德怀 同样的问题，问她“最喜欢看什么书，为什么”时，似乎早有准备的艾同学回答 的是波斯纳的《超越法律》（此书中译本译者为朱苏力），说“波斯纳文字犀利， 只对事不对人”（此话可以在朱苏力的译序中找到）等等。 　　这就叫考察出学术研究的“能力”来了？ 　　一点不接触、也不知道投其所好的甘德怀，当然没有这个天然优势，准备不 到这个“水平”，否则他要是一上来也来个最喜欢读朱苏力中意的某某作品，甚 至就是朱苏力本人的作品，把朱为之得意的原因背住，到时候在朱面前背出来， 那他就很容易“通过”了。 　　这由不得不让我记起2001年4月我在莫言家，我们谈起教育腐败时，他对我 说过的一句话：中国就只剩下“考试”这一块是干净的了，如果考试都可以不要， 可以拿钱买，可以对某些特殊人物加分，那么我们就彻底烂透了。 　　在这里，莫言所说的“考试”，还只局限于“淘汰制”的那种考试，至于 “选拔制”，主要由关系因素主导，我们就无法恭维了。 　　作家对于世界的直觉，往往是不会错的。因为他们的直觉，也是贫民百姓的 直观印象，即所谓“民声”。 　　什么制度给了朱苏力权力？ 　　朱苏力的再一次辩护，是7月21日接受上海《东方早报》记者的访谈，认为 按照北大研究生院的规定，“北大法学院各专业的博士生考试考题不同，各专业 竞争难度也不同，各专业教员改卷评分标准也有差异，因此各专业参加面试者的 最低分数并不相同。在某些专业，许多考生的笔试成绩都相当高，但只能有成绩 前几名的学生才能参加面试。法理学专业考生今年的笔试成绩普遍较低，依据研 究生院的规定，对面试者的最低成绩作了调整”，“如果初试成绩普遍较低，复 试线可降5分”，艾同学、何同学自然而然具备了复试资格，而并非破格参加复 试。 　　“只要学生进入了复试，导师就有权力在这些考生中择优录取。”目前博士 生入学考试规则中“笔试成绩占70%、面试成绩占30%”，“如果复试成绩不及格， 也不录取”。甘德怀是由于复试成绩不及格，才不录取的。 　　“我没有偏袒熟人，没有不遵守制度，恰恰是制度给了我这样的权力。我仍 然认为，没有录取甘德怀，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北大研究生院招办主任，依据博士招生简章上的要求则称，研究生院确定的 分数线只是“建议”的分数线，参加复试或拟录取的考生，“一般应达到或原则 上应达到”该分数线。 　　他们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都反映了一定的事实，但并不准确。实际上这个底 线具有“相当强的约束力，并非是招生院系及导师可以随意突破的”，要想突破 除非“特批”。即通过某种特别途径，获得一定的弹性，确保初试成绩不过线 （尤其是外语线）的某些特殊考生，得以参加复试或录取为博士生。 　　这些特殊考生，一般要求是“综合素质”，尤其是“专业素质”都很高，招 生院系及导师需进行申请，报请研究生院及校领导“特批”。“特批”名单中也 只有少部分获得准许，“个中原因及审批标准请诸位自行想象”。“朱苏力所谓 ‘法理学专业考生今年的笔试成绩普遍较低，依据研究生院的规定，对面试者的 最低成绩作了调整’的说法遮蔽了一个重要问题：研究生院确定的分数线的确可 以调整，但研究生院不会主动为某一院系某一专业调低分数线，而需要招生院系 及导师申请，只有获得有关方面批准后，才可能‘对面试者的最低成绩作了调 整’，否则研究生院何必多此一举确定什么分数线，此项权力直接下放给招生院 系及导师好了”。 　　因此，其中的焦点就是，确定艾同学的身份。 　　朱苏力说此人是北京大学的法律硕士，而非法学硕士，自己只是按组织上的 安排，在今年四五月份时成为艾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而不是艾同学真正的导师。 所以，“她不是我硕士班的学生，平时也从来不参加我和硕士的活动，我们并不 熟悉，只是知道这个人，偶然在路上遇到”。 　　朱苏力又说，实际上他今年有三到四个博士生名额，最后他只“录取了一人” （原话如此），因为其他两人的面试成绩均不理想。“甘德怀的面试成绩不太理 想，或者说很不理想。如果有偏袒，如果甘德怀面试出色，我完全可以三个人都 录取，你想想，最后为什么只录取一个人？” 　　这是针对后来甘德怀、方舟子掌握的情况，即艾同学的初试英语成绩，未过 北大研究生院确定的英语复试线，而朱苏力又曾任艾同学硕士论文的指导老师说 的。 　　如果不是艾同学的真实身份被甘德怀、方舟子揭露，朱苏力大概是不会主动 交代的。 　　所以，诚如方舟子认为的，他们的关系真的像《关于甘德怀同学面试情况的 说明》中所说的“仅仅认识，但不熟悉”以及后来更正的“不熟悉，只是知道这 个人，偶然在路上遇到”等那样简单吗？ 　　方舟子在调查后发现，根据北大法学院2003年10月24日公布的《法律硕士论 文选题和指导老师》，朱苏力至迟在2003年10月，就已成为艾的毕业论文指导老 师，而绝不是2004年四五月份。因此，即使中国的“法律硕士和法学硕士学制有 区别，法学硕士是在入学一开始就确定导师，而法律硕士只是最后写毕业论文时 才会找指导老师”，朱苏力与艾同学的关系，也不能仅仅用“认识，但不熟悉” 来掩饰。 　　发表在7月14日北大一塌糊涂BBS上的“淡淡茶香”的文章，也从反面“一不 小心”地证明了朱苏力与艾同学的关系： 　　作为小艾的同学，作为苏力的学生，我想说：同学，请在您发表任何言论之 前仔细考察一下真实的情况……首先，我们考察一下苏力的动机。作为一位博士 生导师，他有自己的录取标准，他明白自己将要培养的人应该是怎样的。博士生 导师有破格录取的权限。但是，作为苏力，北大法学院院长的苏力，他明白只有 什么样的人才才值得破例。苏力与小艾非亲非故，他完全没有厚此薄彼，包庇她 的必要。更何况，小艾是一名法律硕士。从学术造诣上考虑，苏力认为仅仅学习 三年法律的法律硕士，固然可以凭借之前的专业背景在实务中具备优势，但在学 术上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修炼。但事实上，小艾以及班里几位同学突出的学术天 赋说明修炼的时间固然重要，但时间并非影响学术造诣的惟一因素。如果不是小 艾她自己有突出的学术潜质，苏力是不会把她列入考虑的范围之内的。既然他通 过平常的途径能招到他满意的学生，他完全没有破格的必要！ 　　事实上，在复试之前，苏力曾经告诉小艾，说尽管小艾的学术能力很强，但 是如果（初试成绩排名）前面的同学，复试能够通过，苏力就不能要小艾。以小 艾的学术能力，可以去找其他的导师，努力获得破格的机会。 　　为此，小艾还私底下哭了好几天鼻子。那几天我们见她眼睛都红红肿肿的。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苏力并非开始就决定录取小艾，是否录取完全取决于复试中 入闱考生的表现。 　　我们再来看看小艾的情况。小艾在考入北大法学院之前就已经获得管理学的 硕士学位。在法律硕士在读期间，她刻苦学习，勇于钻研、探索学术问题。她那 种学习研究的韧劲，我们有目共睹。并且，她积极参与学术活动，并渐渐地表现 出了自己的学术天赋，研究的成果也渐渐获得了大家的认可，最突出的就是，她 的研究文章在全国挑战杯中获得一等奖。这与她的学历背景是很有关联的，管理 学知识给予她更开阔的视野，这是有利于她进行法社会学研究。我想，也正是小 艾的这种视野，获得了苏力认可。 　　其实，早在小艾考博之前，我们就非常看好她，认为如果小艾从事学术，将 会为中国的法学研究注入新鲜的血液。众所周知，中国目前法学研究视野缺少的 也正是这种多角度，缺乏经济学功底较为深厚的法学家。小艾有着我们很多同学 不及的学术韧性，同时她也是个聪明，善于思考并善于将自己的思想付诸于行动 的人。 　　我们知道，学术的能力是挑选博士生，进行博士生培养最重要的能力。我不 想说其他的，因为我没有见过其他同学，不了解其他同学，但我要说小艾具备这 样的能力！ 　　这里面的一个重要信息就是，在复试之前，朱苏力曾经告诉过艾同学，“如 果（初试成绩排名）前面的同学，复试能够通过，苏力就不能要小艾”，大有楚 霸王垓下与“美人”悲泣，诸葛亮挥泪为马谡抱恨之意境。我们不能不联想：下 来后“小艾”会不会再“努力”，让排在前头的甘德怀复试通不过呢？ 　　有嫌疑，但缺乏证据。 　　其中提到的艾同学获得过“全国挑战杯一等奖”之事，倒确是个“硬指标”。 　　该奖全称为“‘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是由中国共 青团中央、科协、全国学联主办，国内著名大学和新闻单位联合发起，“在教育 部支持下组织开展的一项具有导向性、示范性和权威性的全国竞赛活动，被誉为 中国大学生学术科技‘奥林匹克’”。每两年举办一届，旨在“全面展示中国高 校育成果，激发广大在校大学生崇尚科学、追求真知，勤奋学习、锐意创新、迎 接挑战，培养跨世纪创新人才”。 　　2003年11月底揭晓的第八届“挑战杯”获奖名单中，北大共六篇文章入围， 总分280，最好的是两篇获得一等奖的（社会科学类）论文：《贫困学生怎么上 大学？——中国高校学生贷款运行机制案例分析及其国际比较》、《司法判决书 中“双高”现象并存的另一种解释进路》。后一篇正是艾同学所写。 　　据组委会2003年12月15日的通知，对于获得“特等奖及一等奖项目”的指导 教师，将授予“优秀指导教师”称号（只限一人）。既然“朱苏力至迟在2003年 10月，就已成为艾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那么她获奖论文的这个“指导老师”， 很可能就是朱苏力了。那个由20位左右的哲学社科类专家组成的“全国评审委员 会”中，身为法学界“第一把交椅”的朱苏力，不知道在不在内，我没有查到具 体名单。 　　此前，这篇论文就获得“北京大学第十一届‘挑战杯’——五四青年科学奖 竞赛”一等奖。 　　这个奖项是北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活动成果最高奖。每年评选一次，总奖金 额度五万，凡在校专科生、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均可参加。分A、B、C三类： A类，理工农医类学术论文；B类，社会调查报告和社科类学术论文；C类，发明 制作。过程分为初评和终审两阶段，由各院系专家组成评审团。优秀作品将送至 上述的全国“挑战杯”参赛。获奖者可在推荐读研、评定奖学金、分配就业等方 面优先考虑。因此，学生参与这一赛事的人数逐年增加，每年都有三百多件作品 参评，质量也不断提高。 　　第十一届“挑战杯”自2000年9月成立科技工程领导小组开始，共有来自全 校30多个院（系、所、中心）的数百件作品参赛。 　　艾同学脱颖而出，她那篇获奖论文（原题目是《司法判决书中“双高”现象 并存的另一种解释进路——对辽宁省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经济纠纷判决书的 经验研究兼与张维迎、柯荣住两位先生商榷》）属B类，是法学院惟一的一等奖 获得者。其他获一等奖的尚有光华管理学院2000年本科生华晔晴的《北京大学生 消费模式及其相关因素调研报告》、外国语学院2001年博士生晏奎的《迷样的凤 凰——历史上的多思研究》等八篇。 　　艾同学的文章得到评委朱苏力的赞扬，说：“此文展现了法学理论研究的一 个新视角，是一篇出色的交叉学科研究论文。” 　　这些都可能成为了日后朱苏力欣赏、爱惜艾同学，并不惜为之争取“特批”、 “破格”的主要原因。但它不足够说明甘德怀应该为之让位。且不说朱苏力的指 标有三，即使只有一个，我们假定艾同学在这方面的天赋比甘德怀强许多，也找 不出甘德怀需要让贤的充分理由。因为他们在规则面前是平等的。艾同学的英语 永远是她的致命之痛，多少人都是由于这个差一分两分，而不能念博士、拿学位 的。 　　何况今天的不少奖励，是受人诟病的。自然学科好一些，社会人文学科上的 评选，就存在着良多的非议。 　　从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到“五个一工程”等等，每一次名单公布后， 就有不少人有理有据地陈指不足。 　　2000年的“长江读书奖”由于明显的程序问题，更引出一场知识界的大风波。 朱苏力和我都是这场风波的见证人。 　　想起了“长江读书奖”——探究中国人的获奖遭诟病现象 　　当年，由北京三联书店《读书》杂志与香港李嘉诚基金会共同创议，从2000 年起，每年一次举办“长江读书奖”，以99万元大奖颁给“读书人”。 　　首届“长江读书奖”揭晓后，舆论哗然。其中只有何清涟的《现代化的陷阱》 最无疑义，因为它是惟一由读者评选的，选票占绝对优势，一人得30万元奖金。 《费孝通文集》得的是 “特别荣誉奖”，除了体现中国人“尊老”但不“爱幼” 的传统，让个别人不满外，也没有什么，主要是因为它只是个荣誉，“无奖金”。 引起争议和非议的是“两部”专家评选著作奖和“三篇”文章奖：季羡林的《文 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和赵园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共享一 个奖项，30万元；汪晖的《汪晖自选集》、阎步克的《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和 葛兆光的《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共享一个奖项，30万元； 温铁军的文章《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3万元；钱理群的文章《想起七十 六年前的纪念》，3万元；钱永祥的文章《我总是生活在表层上》和苏力的文章 《“法”的故事》同获一个奖项，3万元。 　　人们首先看到了《读书》俩执行主编之一的汪晖赫然在列，《汪晖自选集》 入选著作奖。虽然他一直身在国外，不担干系，但挂名在《读书》，圈外人是听 不进圈内人事后如何解释、说明的。 　　而评委钱理群和汪丁丁4月22日尚在进行评审工作，后因他们的文章都入选 了文章奖，23日两人立即退出文章奖评审委员会，只作为著作奖评委出现，结果 钱理群的《想起七十六年前的纪念》获文章奖，又让人起疑。 　　并且，几个人合一奖有什么依据？仅仅为了好分“金”？或者大家都少拿点， 不至于引起其他人过分眼红？或者说还不到独拿30万、3万的水准？ 　　《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 《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质量虽高，但“都是思想史范畴的著作，后两种更是 同一家出版社的同一套丛书之列的”，是不是太窄了点？ 　　回头看看著作奖的评委名单：甘阳、黄平、孙歌、陆建德、汪丁丁、罗志田、 王晓明、陈燕谷、钱理群、万俊人、许纪霖、杨念群、王焱、信春鹰、陈嘉映。 文章奖评委名单：陈嘉映、陈燕谷、黄平、陆建德、罗志田、孙歌、王晓明、万 俊人、信春鹰、许纪霖、杨念群。后者只回避了钱理群、汪丁丁两个，却未增选 新人。最主要的是，两组评委应完全不同，事实上却几乎一致。这样的“分别” 是很成问题的。 　　评委里一多半是北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获奖者也同样与之“紧密”地对 称着。 　　太明显了。人们不免要纷纷出来指责这种“肥水不流外人田”的现象。 　　本来，那些缺钱少物的年轻学人，是更应该值得激励，以奖赏他们坐冷板凳 的热情的。现今这个奖呢？却似乎有点论资排辈的意味，除来自深圳的何清涟以 外，没有一个不是既尊又贵的“教授”。 　　再说了，为什么著作奖的著作“从五年来出版的用汉语写作的人文、社会科 学著作（含文集）中评选产生”，文章奖却是“从两年来发表在《读书》杂志上 的文章评出”呢？ 　　大概自沈昌文退休，《读书》新换主编后，“新左”把持，排斥“异己”， 文章书斋化，再无了从前的锐气和鲜活，质量急剧下降，声誉每况愈下，现在只 能靠重金，来笼络作者，从而获得订数了！ 　　虽说这一次的评选结果，我本人觉得没什么好说，像钱理群、温铁军的文章， 换了我作评委，我肯定也会投他们一票的，但是如此制定的程序，据《南方周末》 说，还是取经于“诺贝尔奖”的“科学评奖方法”，遗憾之多，标贴之高，岂不 把瑞典皇家学院“诺贝尔奖”评奖委员会的那帮老头子气昏了？ 　　这就像本已邀为评委，而拒寄“推荐表”的中国社会的“良心”，清华大学 教授秦晖说的，他反对这种形式的“长江读书奖”。 　　“我没有寄还推荐表，我觉得不怎么合适。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还是应该 兼容并蓄，才有利于文化的长远发展。文章奖的范围有问题，只限于《读书》上 发的，倾向性太强。” 　　另一位正直的知识分子朱学勤也说，他从一开始就对“长江读书奖”不抱任 何希望。因为《读书》近年来厉行“一家之言”的“新方针”，已经决定它办任 何事，都只会“迎合”权势与富翁。 　　学者徐友渔则认为，这个奖他知道一些情况，“应该说有意见，但是我不方 便谈。现在学术界对各种奖项存在不信任感，民间奖项不能说是净土一块。一个 奖项，我认为评委的代表性和公心以及评选出来的著作的代表性是很重要的， ‘金岳霖奖’就非常出色，有的评委，身份并不让人喜欢，但评选的时候却能从 公心出发，所以，‘金岳霖奖’在学术界得到了大家的尊重，虽然奖金很低。” 　　法学家邓正来也曾痛心地说：“我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所以我拒绝参加 评选工作。只对不成熟的表面现象进行评价，结果对学术研究有百弊而无一利。 在外部资源相当有限的今天，应该把资金和精力放在支持项目研究上，五年十年 后，也许就有１至３个重要的成果。应着眼于平常推进，现在的搞法，我觉得怪 异，不知道为什么要搞。” 　　自由学者丁东则从民间的角度发表看法说，“长江读书奖”专家所选作品中， 缺乏“民间的独立思想”，“此奖和席殊书屋每年评出的十本好书对比，前者学 院性浓，后者更注重民间的独立思想，现实性更强。作为关注现实的知识分子， 我喜欢席殊这种关注现实，推动社会进步的情怀”。 　　有意思的是，由读者选出的，遥遥领先于其它候选著作的何清涟的《现代化 的陷阱》，却是一部振聋发聩的、完全代表了“民间”独立思想的作品。它彻底 改变了作者的命运，何清涟本人不得不因此远走美国，去继续她的中国现实问题 研究了。 　　其他由“专家”评选的著作，却整齐地、一边倒地，都着眼于古代或近代问 题的研究，好像中国古代文明太于光辉灿烂了，值得再一再二、以至万世无穷地 不断挖掘，现实危机和问题，是不在这些专家们或圈定候选著作者的视线之内的。 　　比较一下何清涟、朱苏力，在“长江读书奖”颁奖会上的“获奖致辞”，是 很有意思的，当时我就坐在他们对面，亲耳聆听到了他们的演讲，想起了很多， 感慨也不少。 　　我觉得它们有区别，这体现了中国学院派与民间立场之间的不同趣味、品位， 以及某种错位，说明中国大学教育，特别是研究生教育深一层次的困境；同时， 它们都分别触及到了本文所提出的三大主要问题：程序问题、“知识霸权的心态” 问题，以及最为根本的权力腐败问题。 　　朱苏力对前两者表示了看法，往往留于表象，很高调，很不着边际，很领导 人的口气；何清涟说的是后一个，包容性很强，把“甘朱风波”背后的谜底完全 揭示出来了，当时听着就要下泪： 　　朱苏力致辞 　　人似乎都有这样一个“毛病”，总爱听好话；因此，我的高兴今天也就不是 “没事偷着乐”。坦白地说，在我的心目中，我所获得过的其他任何学术奖励， 没有哪个可以同今天获得的这个长江读书奖相比。这个奖是中国学术界认真评选 的。 　　尽管围绕着这个奖的评选，学术界内外曾有过令人痛心的争论，尽管这个奖 励的程序也确有可改进之处，但是如果我们平心静气地看，这个奖励——至少在 我看来——代表了一种真正的学术评价标准的形成，标志着一种新的、更为专业 化的学术评奖机制的形成。我更为此感到高兴。我向为这次评奖的评委会和评委 们表示祝贺和感谢。感谢他们的努力工作，感谢他们的真诚努力；感谢他们的工 作给中国学术界带来的制度创新。同时也向其他获奖的朋友表示祝贺。 　　在今天这样的时刻，重提几个月以前围绕评奖发生的不快，有点令人扫兴， 甚至不无可能，我被指责为既得利益者，因此我下面的言词会从一开始被作了某 种推定。但是，我觉得还是想说，而且必须说，我们要珍惜学术的事业。当代中 国的学术共同体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逐渐形成、重建的。尽管还存在着很多问 题，学术界的朋友对许多问题看法不一致，甚至有时涉及到许多个体的、群体的 利益，但是，必须看到，这个事业正在发展，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和追求。我们 必须爱护这个事业。 　　为此，我们首先应当尽可能避免将真实存在的，或虚假存在的各种非政治的 问题政治化、道德化。我个人始终认为，政治化、道德化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而最多只能给言说者的立场，带来某种政治的合法性或道德的优越，带来一种虚 幻的大义凛然。这种合法性并不是学术的论证，道德的优越并不必然意味着学术 的优越。相反，这种合法性和优越在当代中国的学术界可能会造成很大的破坏性， 它可能会使得本来有分歧的朋友，只剩下分歧，而不再是朋友；使得学术界的交 流更为困难。并不是所有的交流都创造理性。一些经验性的研究已经表明，道德 话语的争论并不能缩小分歧，相反会扩大分歧；当道德话语占据主导时，甚至可 能造成某些人为的学术禁忌，造成某些视角的被压制、被遗忘，损害了学术事业 向各个方向的自由发展。事实上，我的确痛心地看到，近年来的不少开始时还属 于学术的争论，到最后都由于言说者过分相信自己的政治正确和道德优越，造成 了一些后遗症。我们不可能没有分歧，我们也许不能完全避免误解，但是我们应 当尽量避免制造分歧，加大误解。 　　要避免制造分歧，加大误解，促进交流，很重要的一点，我觉得，我们应当 在学术上对自己多一点怀疑主义，有时甚至是要有一点虚无主义。学术是重要的， 不仅对于社会，而且对于我们这些以学术为业的人来说，必须把它看得很重。但 是，我觉得，有时我们的自信是否有点过分，把自己对社会的、学术的问题的观 点，看得太了不起，认为自己真心确信的东西就是真理，就是社会应当采取和接 受的？有这种知识的意志有时是好的，它促使我们努力，但是这其中也潜藏了一 种知识霸权的心态和可能：为了能使自己的声音能为社会听到，影响其他人，甚 至有意强化分歧。但是，在知识的问题上，我觉得我们必须看到知识的界限。正 如一位中国经济学家所说的，中国过去20年来的经济高速发展，其实与中国的经 济学家的关系并不那么大。在其他学科上，我看也同样如此。如果认为社会或某 一方面的发展，都是由于学界人士的某个或某些观点，那就是太天真了。不仅夸 大了学术的力量，而且也太看轻了中国老百姓，甚至会为压制学术自由开道。即 使我们的观点是真确的，那么也应当由社会上的其他人自己选择，而不是要摆出 一幅（副）真理在握的架子，强加于人；我们谁也不敢说自己是真理的化身或代 言人，谁敢保证自己就没有错；就算你全对，你是否敢保证自己的发现在社会中 不会被误读？ 　　强调有一点对自己的怀疑主义甚至是虚无主义还因为，我们个人对于这个学 术事业，对于这个民族，对于这个宇宙实在是渺小的。人生如白驹过隙，生有涯 知无涯，我们个体的努力，我们的发见，即使正确，在人类社会中，其实并不那 么重要，尽管对于我们自己极为重要，是我们的存在方式。我并不是一个非常洒 脱的人，不时也会为某些赞扬而沾沾自喜，为自己的某些研究洋洋自得，有时也 会为他人的误解而懊恼；但过后，我常常会想，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一切都会过 去。我并不是主张人人都要修身养性，作一个基因决定我们肯定作不成的无知无 欲的人，我只是认为我们应当有一点这种沧海感。有一点（沧海感），我们有可 能就不那么容易对于学术分歧那么义愤填膺，并在这种义愤填膺中强化自己是真 理化身或社会良知之代表的错觉或幻觉。 　　最后我想谈一谈程序。学术研究是高度个人性的，但是作为学术事业是社会 的；因此除了每个人的努力之外，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制度。制度很大的一个成分 就是程序。围绕着长江读书奖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程序。程序确实很重要，而 且在现代社会可能日益重要。但是，我觉得从长江读书奖评奖以来发生的有关程 序的讨论，或多或少是一种事后诸葛亮的讨论，即评奖结果出来之后再反过头来 指责程序。表面上，讨论的似乎是程序正义，但实际争论的是实质正义（结果是 否对我的意）。程序的精髓在于罗尔斯说的“无知帷幕”（即不知道结果）下的 讨论，以及由此达成的一致，因此是排除了对某种具体结果的考虑。如果仅仅因 为结果不令人或令自己满意，就指责自己也曾参与制定甚至执行的程序，指责参 与制定和执行的其他人，那么这种程序的讨论实际上（就）沦落为对结果问题的 讨论。商人一般不能因为自己的货物现在可以买（卖）个更好的价钱就毁约，尽 管有契约自由的原则，但也不能这样自由法。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先期承诺， 是任何公共生活必须的，否则就会制造更多的机会主义。 　　程序从来不是完美的，不可能运送令每个人都满意的结果；但是如果因为这 一点，就拒绝已经协商确定的程序，那么就永远不可能有程序，没有制度的累积 和完善；程序可以修改，而且应当修改；但一般说来，如果没有重大的必须即刻 修改的错误，那么我们就必须勇于承担起经由自己曾认同的程序获得的自己不喜 欢的后果，因为程序是重要的，因为制度是重要的。 　　希望我们的长江读书奖越办越好。谢谢大家。 　　2000/10/22于北大蔚秀园 　　何清涟致辞 　　女士们、先生们： 　　这次获得“长江读书奖”的读者著作奖，本人深感荣幸。对我来说，今年是 个非常特殊的年份，对于这一特殊时刻所获的这一荣誉，我将永远铭记在心。我 由衷地感谢全国广大读者对我的厚爱，并将把这份厚爱当作一种真诚的道义鼓励。 借此机会，我还要感谢那些在《现代化的陷阱》的出版过程中给予了种种帮助的 朋友们，正是他们的真诚帮助使我深深感到，在这条研究道路上，我不是孤军奋 战。在此我要特别感谢两位人士，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刘吉先生，他 在本书出版过程中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另一位则是今日中国出版社的副总编辑 黄隽青先生，当年多家出版社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对我的著作持观望态度的时 候，是他想办法将这本书送到了刘吉先生案头。他在这本书的出版过程中所表现 出来的勇气与眼光，尤其是那种坚韧的努力，说明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出版者。 没有他的艰苦努力，《现代化的陷阱》一书可能至今还不为广大国人所知。 　　《现代化的陷阱》一书阐述的不是纯粹的“理论理性”，而只是坚持了时下 中国的“常识理性”。作者借助于经济学、政治学与社会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分 析解构了自改革以来的中国社会现状，它的切入点是权力市场化这一在中国谁也 不能否认的社会现实。正是权力的高度市场化，使得中国社会转型过程具有两个 明显的特点：精英转换的连续性与利益转移的隐蔽性。可以说，中国现阶段的利 益分配格局，以及政治利益集团与经济利益集团的形成，完全是以权力市场化作 为起始点。 　　十二年前我初到深圳这座城市，就发现一个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社会现实： 私人利益得到满足是以公共利益受损为前提，而贿赂则是私人获取最大利益的必 经桥梁。在受贿者看来，别人进贡的钱物，只不过是别人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巨大 利润中的一小部分回馈；在行贿者看来，这些贿赂却是保证他们能够得到优待的 必要条件。人们普遍认为，与其忍受官员们的百般刁难，还不如花钱买方便。从 个别部门看来，贿赂似乎能提高效率，促成办事速度加快。但是从社会宏观层面 以及长远效果来看，系统性的腐败却很少能够产生正面效果。腐败行为促使政府 官员在偏袒少数精英的同时，危害了社会公众的利益。 　　腐败在中国的产生有其历史根源，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源于现存体制。从 效果来说，腐败在公共资源的分配过程中，引入了低效与不公平，最终也不能有 效地引导私人利益。如果政府容许某些人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来为自己赚取超量 的收益，那么政府的合法性就会遭到破坏。仅仅依靠刑罚手段对腐败分子进行惩 罚是远远不够的，这样做固然可以争取公众对政府的支持，但却无法解决引起腐 败的内在的问题。一个对反腐败持严肃认真态度的国家，应该深入细致地研究腐 败的各种类型，并对症下药地根除腐败的内在根源。 　　让我吃惊的是知识界部分人士对腐败的态度。在一个充斥着文盲与半文盲的 国度，知识精英们本应承担起社会批判的重任，引导社会良性发展。但却有少数 学者在不断撰写学术论文，努力论证腐败在现阶段是促使社会转型“成本最小， 效益最大”的方式。这种论证不管表面上有着如何漂亮的理论外衣，但却忽视了 中国社会的常识：贪污腐败已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毒瘤，破坏了人民与政府之间 相互信任的基础，并加重了我国社会生活中固有的两个关键性的弱点：一是政治 势力与经济势力之间不光彩的联姻；二是政府的软政权化，即无力实施自己的法 律与法规。此外，还有一种对中国问题极不认真的研究态度，其典型就是所谓 “后现代主义”。这一主义的主张者，将各种令人眩晕的概念、术语堆砌起来， 对所谓的“中国问题”进行分析。这种分析既有立论者为图名利进行商业化炒作 的因素，也有来自对全球化阴影的恐惧。这里其实涉及到一个根本的问题：中国 现在的问题，究竟是“前现代”的专制造成的不平等与不自由与过大的贫富差距， 还是“现代性”造成的异化、失落与精神危机？ 　　中国知识分子必须严肃地对待这些问题。因为只有弄清楚这些问题，才能弄 清楚解决问题的途径到底何在。《现代化的陷阱》一书即为此而作。 　　作为一位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我有幸地经历了三个时代：文革前、文革以及 后文革的改革时期。这三个时代虽然都属于社会主义范畴，但无论是政治体制、 经济体制，还是实际上起作用的社会意识，其实都很不相同。我认为，这样一个 丰富多变的社会转型期，对任何一个学科的学者来说，都提供了内涵无限丰富的 研究对象。我所做的研究，实际上就是出于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用自己的专业 知识，向受过教育的人们讲述当代最重大的现实问题。 　　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知识分子，都用三种方式在对社会进行批判：一是技 术的批判。这种批判不是立足于理想主义的基本前提，也不是以光明的未来作为 基础。这种批判者一般设身处地地为统治者着想，所提的对策大多立足于减轻现 行统治的罪恶。二是道德的批判。这种批判是以“社会应该是怎样的”，而不是 以“社会本来是怎样的”作为批判的出发点。三是意识形态或历史的批判。这种 批判以未来社会为名，攻击现存的社会，它把一切违背人的良心的不义，都归结 为现存秩序的本质，同时它还规划出一个宏伟的社会蓝图。这三种批判每一种都 有它自己的功能，具有高贵性，然而也有迷误的地方。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知识 分子，都倾向于一种或两种批判方式的结合。 　　对于中国来说，整个二十世纪充满了无边无际的忧患与苦难，这种民族的苦 难，造就了这一百多年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知识人格。与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群 体相比，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社会批判态度，相对要复杂得多。这种复杂源于二 十世纪中国社会变迁历程的复杂性。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像中国那样 为自己的历史与文化感到深深的骄傲，但自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直到二十世纪， 也再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遭受如此铭心刻骨的屈辱。一个多世纪以来，中 国的知识分子在日渐边缘化的同时，其精英阶层也一直以“学者兼战士”的身份 出现，承担着社会批判的重任。在这一群体中，一直鼓荡坚韧的道德理想担当， 承担着把意见转变为理论的社会责任，他们将自己的生存意义，定位于不仅是求 得个人生活的满足，而且是思考国家与民族的命运。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每一 时期的批判方法有变，二十世纪前半时期主要以意识形态（即历史的）批判为主， 从五十年代开始，批判的声音越来越微弱，直至八十年代以后，才又开始了以技 术批判为主、道德批判为辅的社会批判。而真正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历史的）批 判，看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不会出现。而社会批判的严重缺位，大大延缓 了社会进步。令人稍感安慰的是，不管社会条件如何变化，在知识分子的精英中 间，这种批判精神的血脉却一直顽强存在，即使在惨绝人寰的“文化大革命”时 期，这一血脉还以非常惨厉的形式延续下来。如顾准就是一位“窃天火，煮自己 的肉”的思想者，我们今天思想的权利，正是顾准、遇罗克、张志新、黎九莲这 些敢于质疑现实，并进行批判的思想者在我们前头承担了牺牲和不幸，用他们的 生命为我们争取来的，我们没有理由不珍视这份权利，并加以善用。但近年以来， 随着知识分子的利益集团化，这种批判精神正在逐渐减弱，这固然与知识分子群 体的批判立场及道德勇气有关，但还有一个批判能力日益弱化的问题，而这一问 题的解决，有待重新寻找思想资源。令人感到安慰的是，目前正有一部分具有道 德理想担当的知识精英，在做着这些非常艰苦的工作。他们胸中鼓荡的批判精神， 来源于对公平、正义等人类基本原则的信仰。这种知识人格使得他们在深信某种 制度是违背正义公平等人类原则的时候，可以超越“成本-收益”的个人计较， 为试图改变这种制度结构而竭尽绵薄。 　　我写《现代化的陷阱》一书的动机，以及我这些年来的思想历程，在书的 “作者后记：追寻学者生命的真谛”一文中已有简单的说明。作为一个转轨时期 问题的分析家，我深知一个学者应当在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的同时，对现实作批 判性的审视与检验。但我也确实非常清楚这种批判的限度，因为我知道经济学的 边界在哪里，也知道自己的学问功力的边界在何处：经济学只能告诉人们用什么 样的方法，才能使有限的资源得到最佳配置，财富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增长，即 便是深具人文关怀的经济学家，也只能在财富的分配上倾注公平正义思想。而哲 学家才能理解人追求什么，并赋予人生以价值；历史学家才能告诉人们，人在过 去发现了什么，以及未来或许会发生什么。而要认识中国现代化的一切问题，就 必须重新认识中国近现代史，将社会批判上升到历史亦即意识形态的批判。这些 工作需要一代知识精英们长期不懈的共同艰苦努力。 　　最后，我借用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的一段话献给中国思想界的 朋友们：“我们决心在自由政治中建立一个公正的标准，今后它不仅仅关系到自 尊，而且关系到准确说出我们的意欲和我们的思想的必要性。如果需要，对于那 些不管在其它方面多么有资格，却向政治巧言屈服的人，对于那些在诺言和实际 间有差距的人，我们都将反对他们。”愿以此与思想界的朋友们共勉。 　　二○○○年十月二十八日 　　法学家对程序问题看法上的误区 　　我们单独把朱苏力谈程序问题的说法拿出来分析一下。除开它的某种层面上 一定的“合理性”，希望息事宁人的良好心愿之外，我认为他避开了最本质的东 西，那就是程序的不断完善，是通过不断反思它的“结果”——它所造成的后果、 影响，来达成的。假如没有这些“结果”，程序也就无需要存在了。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先期承诺，是任何公共生活必须的”，这话不假， 但不能因为这个“先期承诺”，就要永远不讨论，永远奉行它。 　　倘若一个“先期承诺”，带来了明显的差误，那么首先就要对它公开、自由、 独立地进行讨论，把各种因素、后果都讨论清楚了，才有进一步改进、改好的可 能。 　　所以，法学家朱苏力的“我觉得从长江读书奖评奖以来发生的有关程序的讨 论，或多或少是一种事后诸葛亮的讨论，即评奖结果出来之后再反过头来指责程 序”，“一般说来，如果没有重大的必须即刻修改的错误，那么我们就必须勇于 承担起经由自己曾认同的程序获得的自己不喜欢的后果，因为程序是重要的，因 为制度是重要的”等等辩辞，是在堵大众之口，不允许讨论，不希望“今后”修 改这个有问题的程序，已经假定了这个程序没有任何问题了。 　　既然任何一点由于“现有”程序之不足、讹误，而产生的“错误”，都要经 过改进此程序来避免再犯，那么事件发生后，在接受了我们“不喜欢的后果”以 后，我们是不是有权来说说这个“现有”程序、批评这个“现有”程序，并督促 这个“现有”程序的改进情况呢？ 　　如果把这种“事后诸葛亮”式的批评和督促，都当作“别有用心”、“无关 紧要”、“小题大做”之类，像朱苏力以为的那样，那么又有谁来做这个“事后 诸葛亮”呢？没有了一个个“事后诸葛亮”，又能期待一个怎样、“应当”的 “修改”呢？ 　　难不成在这上还要像今天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一样，“摸石 头过河”，到哪算哪，埋头做去，不必“向前看”，不必讨论，不必预谋，不必 计划？ 　　人类历史早已证明，现代社会的任何一点改进，都是从公开、自由、独立地 进行讨论里出来的。相反的例子倒是，由于不讨论、不允许讨论，中国人在过去 的半个多世纪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至今尚没有建立一个较为完善的社会、文 化、政治、经济、教育等秩序！ 　　身为法学家、北大法学院院长的朱苏力先生，难道蒙住了头，连这样简单的 逻辑都分不清楚了吗？ 　　我想，他的意图就是，希望大家接受已定的事实，不要把对程序的不满，以 及人所难免会犯的“无意识”过错，死揪着不放，进行不必要的人身污蔑、人身 攻击。 　　谈论任何社会问题、社会现象时，我们确实需要就事论事，尽可能地理解当 事人处身其中的“局限性”，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关系本位、权力本位、身份 本位的社会，本来没有多少现代性程序意识，现在好不容易引介一些过来了，就 该保住它，慢慢上路。这样的心情我们是能够理解的。然而，问题在于：这是什 么性质的错误？错误又都是谁在犯？ 　　是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阶层，出于中国最聪明的大脑。所犯错误又完全是 不必要的！ 　　你想想，这么多人，却只有秦晖、徐友渔、朱学勤等很少几个人，超越了利 害关系的束缚，看出来问题，此前就自觉地进行抵制，难道其他人就缺乏这个意 识吗？ 　　大概要分别看待。因为有的人并不了解全局，只是被动地参与着，一时考虑 不到，如钱理群。或者有利益关系在内，受到暂时的“蒙蔽”。少数几位制订程 序或制度的人，才掌握着全局。他们很应该起先就主动征求各方学者意见，力求 拿出一个相对完善的方案，来保证程序的尽可能公正。 　　真正的知识分子，是带着批判性眼光来审视人类社会的。平时我们激烈批评 过社会制度，批评过无法可依、有法不依等腐败现象，就是因为整个社会的程序 意识太差了，而制定各种各类程序的人，又太无现代意识、现代眼光，太缺乏调 查、缺乏理性依据，太屁股决定脑袋了。到得我们知识分子自己出来制定规则、 程序时，却也来犯同样的错误，这是可以原谅的吗？ 　　不可原谅的事发生了，如果是因为起初没有经验，又很不谦虚，带来了“长 江读书奖”评选程序的不很理想，那还好说，在大家善意的批评与监督下，将来 可以补过。但要是执意而行，知错而行错，那么，这个奖励就不仅失去了其精神 性的意义，相反还产生出一批批的投机者、经营家，实在是违背了奖励的初衷。 　　今日中国臭名昭著的奖励不可谓不多，把一些真正优秀的人排在其外，就在 于背下的黑幕交易大行其是，操纵它们的人不知悔改，更听不进批评。 　　“长江读书奖”既然是知识分子为知识分子创办的，就应该鼓励，而不是逃 避批评。 　　值得可惜的是，一桩本来出于良好目的的奖励，由于操作者的“缺乏”经验， 招来广泛的议论，只有个“首届”，再难为继，可谓空前绝后。 　　假如一开始就把每个步骤都考虑到了呢？假如我们的程序无可挑剔呢？ 　　大概是不会有后来的那些叫骂声与喊停声的。 　　“首届”上的有所欠缺，其实是很可以在下次弥补的，只要走得正，我想还 是能受到知识界的广泛欢迎与热情反响的。所以，我对它的自动放弃，只能表示 遗憾。 　　这件故事，之所以今天还有讨论的必要，就在于程序问题，在中国人的头脑 里，太混乱了，连著名法学家朱苏力都不能从中超越出来，我们还能期待那些搞 着种种“改革”的人，能给这个国家带来什么样糟糕的秩序呢？ 　　而且，其它机构、组织，以及将来如果有机会，再有类似的情况发生时，后 来者可以从这件事上“取经”。 　　当然，取消“长江读书奖”，可能要比那些还在走着黑幕交易的一个个竞赛、 奖励强，起码这些钱可以省下来，用以支持学者们进行研究等等。 　　因此，我一直强调的都是事情“背后”的程序的重要性。 　　规范程序、完善程序，有时候比产生什么结果更重要。 　　允许讨论此程序，正是其中第一步的要务，而不是如朱苏力们所想维持的那 样。 　　看来，形势是十分严峻的，整日和法打交道的“著名”法学家，并没有意识 到这一点有多重要。 　　虽然朱苏力们也明白“除了每个人的努力之外，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制度。制 度很大的一个成分就是程序……程序确实很重要，而且在现代社会可能日益重 要”，但就是在自己的权职范围内不守程序，无视明显的程序之误，并始终在维 持这个错误。 　　归根结底，难道真在于他们认为的，这是个并不“重大的必须即刻修改的错 误”？或者根本不是什么错误，根本就是我们“必须勇于承担”的“不喜欢的后 果”？ 　　朱苏力对一手造成的“甘朱风波”事件，至今不反省，坚称他自己绝对没错， 他也希望其他人都来“勇于承担”这个“不喜欢的后果”，如果“误区”只出在 “认识”、“思想”层面上，那么它与他在“长江读书奖”上的表现完全一致。 　　看来，他和他的同仁们，还没有从上次那个教训里吸取经验，以他山之石攻 玉。今后就难免还会犯同样性质的错误，即使是微不足道的错误。 　　进而，错误越是微不足道，他们越不会惊觉、警醒，为之修正、调整，使之 上“轨”。 　　有这样的法学家在，大概也就不能过分责怪我们立法上的不“完善”、行法 上的“权大于法”等怪事情从这里、那里不断冒出来了。 　　如此下去的话，贫民百姓们含冤以后，看来也只好依然一条道儿走到黑，要 不断去“上访”，别无它途。 　　老天爷，你对中国人真是太“无情”了！ 　　朱苏力的博士学位与出身问题 　　自从朱苏力先生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后，这位公众人物的“隐私”，就受到 了各类别有用心者的调查，“隐私”不再是隐私，他慢慢透明起来。 　　怀疑他人品的有了，怀疑他学术研究能力的有了，甚至有人怀疑起了他的出 身。于是认识不认识的，都出来讲话，特是热闹了一番。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偏差呢？ 　　比如他的出身问题，博士学位问题，根据他本人一段出现在很多地方的“经 典”介绍，说：“苏力（朱苏力），祖籍江苏东台，1955年愚人节（因此很不聪 明）出生于安徽合肥（但一直很瘦）。1970年12月入伍搞炮兵测绘（最高军职为 班长），1976年6月退伍后当测绘工人，游山玩水8年，喜好写点新诗，一度想当 诗人。1978年因高考成绩不佳，不幸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注：当时录取分数最 高的是文史哲），仍不好读法律书，每每歪曲马克思的话（大意是“我总是把法 律放在哲学和历史之后”）为自己的不务正业辩解。终于于1982年获得法学学士， 并考研成功；但似乎又别有所思，赴广东海关分署“从政”。两年后二度考研， 再次“混入”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就读于张国华教授门下学习中国法律思想史。 一年后，赴美自费公派留学，先后就读于McGeorge School of Law，和Arizona State University，获LL.M（1987，美国商法与税法）、M.A（1992，美国法律 制度）和Ph.D（1992，法律的交叉学科研究）学位。实验生活多年，几度见异思 迁，专业换了不少，飘流各地（包括海外），似乎才觉悟自己别无所能，只能读 书、教书。1992年归国，任教北京大学法律系，先后聘讲师（1992）、副教授 （1994）、教授（1996）和博士生导师（1997）。主要著作：《法治及其本土资 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等。 　　这段文字括号内的解释、说明，都出于朱苏力笔下，他本想把介绍写得生动 活泼俏皮，展示他“一度想当诗人”的文采，其实效果并不好。貌似谦虚，实质 有自我标榜、得意洋洋之嫌，便有个叫做牛乐吼的出来，写了篇文章《朱苏力同 志的“法律的交叉学科研究”的博士学位》，与他本人的那段介绍对着来，煞有 看点。 　　由于讲的是大白话，心愿不错，有调查、有分析，文采斐然，虽则调侃一些， 倒还不至于让人觉得是在进行人身攻击和污蔑，为能更深入地了解人物背景，姑 且引录如下： 　　最近有个叫朱苏力的同志在网上的人气激升，一打听居然还是北京大学的法 学院院长，他的履历也闯入了我的眼帘，引起了我的好奇。 　　这位朱同志有个博士学位，是做“法律的交叉学科研究”，很多人根据他的 “法学”水平，怀疑那个学位是从克莱顿大学挣来的。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我 到亚里桑那州立大学去查了查，学位倒确实是那里颁发的。 　　亚里桑那州立大学有个法学院，虽然名气不大，也有法学博士(JD)学位，可 是朱同志的学位不是从那儿来的，他的博士是（一九）九二年八月(他老人家三 十八岁高龄)，从该校的SCHOOL OF JUSTICE STUDIES拿来的。 　　这个SCHOOL OF JUSTICE STUDIES 是个什么东东呢？它显然不是美国人家喻 户晓的法学院，它和培养律师、法官、政客、法学教授的正宗法学院一点关系都 没有。也不要以为叫个SCHOOL，就是同该校的法学院、商学院同级的什么“司法 研究学院”了。 　　亚里桑那州立大学有法学院、建筑环境学院、人文和自然科学学院、教育学 院、商学院等院级设置。这个“SCHOOL OF JUSTICE STUDIES”当时是隶属于 “COLLEGE OF PUBLIC PROGRAMS”(暂且叫它“公共政策学院”，最近才归并到 人文和自然科学学院之下)下面的一个系级部门。大部分的教授是社会学专业的， 还有心理学、比较文学、政治学等，只有一两个是正宗法学博士，却也不作法学 研究了。它培养的本科学生主要是到监狱、警察局、法庭等各级政府部门去打杂， 或者从事社区服务，诸如管理假释罪犯等，就像我们国内的里弄街道干部，发放 救济金，挽救失足青少年，劝劝离婚的夫妇破镜重圆，意义当然很重要，但决不 是法学家。如果读到博士，就是到学校去教书。 　　朱同志整出个“法律的交叉学科研究”是啥玩艺儿呢？因为这个SCHOOL OF JUSTICE STUDIES 的博士学位是个 interdisciplinary program。不像自然科学 里的许多新兴交叉学科，因为发展的迅速，跨越多门传统学科，像生物信息学， 需要生化、信息科学和计算机技术的知识。朱同志就读的这个博士，不是什么新 兴学科，之所以要“交叉”，说得好听点是要拓宽知识面，将来好做教书匠。说 得穿一点，是这个“司法研究”没那么多玩艺好整，所以去和社会学、哲学等 “交叉”一下，好拼凑出一篇博士论文来。 　　写到这里，有人提醒我，这个“司法研究学院”确实有个同法学院合作的双 学位项目。PhD学生可以同时修法学院的法学博士(JD)，学生必须同时也被法学 院录取，这倒是真正的“法律的交叉学科研究”了，朱同志会不会是拿了双学位？ 　　尽管他看上去无论如何也不像，不然他一定会列出来，你看他连那个同一个 学校的M.A.都列出来了，M.A.是修满了学分填个表格就有了，一般读到博士的人 是懒得去拿的，可他在博士毕业的时候，顺手牵羊一并拎走了(他的履历上列的 是MA 1992，与PHD 同年)，还会漏掉个JD？不过我还是向该校负责同志询问了一 下，这个双学位项目十二年前还不存在，而且有史以来只有两个学生拿过双学位， 其中没有朱同志。 　　朱同志英文不好，(这个从他的翻译文章里可以看出，读写都那么差，说听 就更糟糕了)，自然知道在美国教书是没有希望的。教文科不像教理科，不能靠 在黑板上写公式推导来消磨时间，全靠两层嘴皮讲，朱同志中文都不利索，要他 用英文讲一个小时话，怎么吃得消？于是他一拿到学位就收拾行装打道回府报效 祖国来了。他倒也没有说过“谢绝高薪”之类的，这点诚实还是要表扬的。 　　报效祖国当然应该鼓励的，可是也得报效得对门对口才行啊。如果他喜欢教 书，可以到安徽大学、江西大学的分校去教教社会学，要做官可以到民政部、国 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扫黄整顿办公室去做个小官，那才是真正门当户对、人尽 其才，跑到法学院去做什么？ 　　北大号称是中国头号大学，处处要同哈佛大学比，哈佛大学也有个法学院， 什么人在作院长呢？哈佛大学法学院的现任院长叫依莲娜卡根，她（一九）八一 年普林斯顿毕业，尔后赴牛津大学学习，再上哈佛法学院，先后在联邦上诉法庭 和最高法院作过助理，又在律师事务所执业，在芝加哥大学执教，任过总统的助 理和顾问，是公认的宪法、行政管理等方面的法学专家。 　　我们中国真是个创造神话的天堂，赤脚农民会证明歌德巴哈猜想，没上过学 的可以说六国外语，我们的朱同志，不要说律师资格考试，连法院的门开在哪里 都不知道，竟然也是法学教授和法学院长，如果他不算误人子弟，那么那些卖假 药假货的奸商何罪之有？ 　　我建议北大从速解聘朱同志，同时也要规劝那位甘同学，没当上朱同志的研 究生是你一生最大的荣幸，睡梦里都应笑出声来，就像当年唐山地震，我正好出 差在海南岛。我劝你赶紧把英语学好，到美国去读个正宗的法学博士，回来做个 堂堂正正、理直气壮、有真才实学的法学院院长，活活气死老朱。 　　我引用这篇文章的目的，倒不是想怀疑朱苏力的刻苦治学的学术研究精神， 一个叫“落叶长安”的人，在《我眼中的朱苏力其人》说朱在这方面是不可挑剔 的。他“在学术方面的勤奋，甚至到了工作狂的程度，绝对是法学界的‘高产作 家’”，他也“没有听到任何有关朱苏力贪财好色的传闻，而某些博导或收受学 生钱财或与女学生或财色兼守已经是公开的秘密（起码法学界如此）”。我看重 它，是因为如果这个调查是认真负责的话，那么，它至少能说明中国一部分的现 实问题：“海龟”们是不是都比本土的“鳖”占优势？他们在国外都学的是什么？ 所学与岗位是否“对口”？ 　　这又是基于如下的事实：现在的中国大学，更不要说北大、清华这类一流的 中国大学，都以吸引多少洋博士回国教书为荣，本土的“鳖”在其次，至于硕士 以下，无论真实水平如何，无论他们是不是比土博士、洋博士具有更强的研究能 力与学术地位，一般都拒之门外。没有博士学位，想到北大、清华教书，几乎是 不可能的。其它许多优越岗位，也只向博士们开放，惟学位论逼得多少天才去挤 破门槛，年复一年地参与着越来越激烈的竞争，穷于应付各式各类的考试，把真 正的问题研究、社会研究弃之于路，或者人云亦云地投合权威，跟着导师们做点 不感兴趣，也注定出不来什么成就来的伪研究。 　　艾同学、甘德怀都在这条道上挣扎，也都磨练成了“考试”技艺里的高手， 千千万万个落榜生则仍在备战。这是中国人的悲哀，这是中国现行体制产物下全 体考生们的悲哀。 　　再看我们的博导朱苏力。知情人“落叶长安”说朱“有着很深的北大情结， 这一点他毫不讳言。他在课堂上经常对北大的本科生讲，你们才是中国的精英， 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位子是你们的，那些二三流学校的学生只配跑龙套而已（大意 如此）”。他“对毛的热爱崇敬几乎是路人皆知，在他的文章和演讲中不时会有 真情流露，而且对毛的语录和思想的引用在朱的论文中也是俯拾皆是，但这样的 引用却与文章的观点和论证经常毫无关联，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文革出版的小人书 的扉页。试举一例：《送法下乡》第一章‘为什么送法下乡？’标题下的题记引 用了两句毛的话‘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战争是流血的政治， 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本人愚钝，实在不理解这两句话与文章有何关联，只能 理解为一个毛的fans的真情流露。更有传闻可佐证，朱的一位朋友曾言，有两个 话题不可以与朱交流，一为毛泽东，一为美国，否则会争得面红耳赤，几欲割 袍”。而“关于朱先生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在他就任北大法学院院长之时，我就 有这样的判断，这样的位置不是谁都可以坐的，起码是我党放心的人，学问高下 倒在其次。后来的见闻确实印证了我的猜测。他同时还是一个信奉‘存在即合理’ 的黑格尔式的国家主义者。他在课堂上对那些质疑‘三个代表’的部分知识分子 嗤之以鼻，称他们‘不懂政治’，言外之意可想而知。还有在一篇发表在《中国 社会科学》的文章中将毛泽东建国以后的一些权力运作，解释为中央与地方分权 的宪政安排”。 　　并且，朱苏力来自安徽，却不是穿着草鞋进京的。“据没有完全核实的消息， 朱先生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不过可以大致推论为真实，因为文革时期的军人和 工人可不是现在的概念，那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职业，没有一个好出身是不可能 的。” 　　这多少能够说明朱苏力之为朱苏力的某些原因。 　　自打嘴巴为哪般？ 　　明白了朱苏力的部分来路，理解了朱苏力对程序问题的态度，发现了中国人 制订比赛规则中的问题，通过何清涟的分析，我们又对目前这个社会总体上的实 际情形、问题症结、“改革”阻力、真正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等，有所了解后， 现在再回到“甘朱风波”上来，继续“帮助”“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朱苏力们， 寻找“错误”、“问题”的每一点的蛛丝马迹。 　　我们暂且先假定“甘朱事情”真像朱苏力说的，他不“熟悉”艾、何二同学， 也就意味着他复试之前根本不了解她们的学术潜力，那么“除非这两位考生专业 课考得相当出色，或者已经撰写出了比较出色的学术论文，朱先生才能发现他们 的学术潜力，也才能考虑让她们破格复试、录取，否则就是计划招收十人，也不 应当破格”。 　　事实怎样呢？ 　　艾同学的法理学83，法社会学60；何同学法理学57，西方法律思想史72。 　　可见二人的考试成绩，不足够说明其学术潜力很好。 　　身为导师、院长的朱苏力，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就敢拍板做主让她们“破 格”或“特批”参加复试，“请问如果这不是招关系生，不就成了随心所欲的胡 招了吗？招关系生固然违法、可恶，但至少还有逻辑之理，而随心所欲的胡招， 那就是荒唐、儿戏了。而堂堂北大，并且是据朱先生所知‘没有出现过腐败’招 博的北大，竟然轻易就让这样荒唐的事情合法化了”（姚新勇语），解释得通吗？ 　　更有好事者不明艾同学在学术研究上确有的过人才华（有她的导师兼评委朱 苏力的评语为证），在中国期刊网上，搜索出甘德怀和艾同学已经公开发表的论 文，经比较后发现，甘德怀的三篇论文（其中两篇是与人合写），分别是《马克 思东方社会法律文化思想的演变》、《权力经济与权利经济比较分析》和《自由 心证及证据规则的建构--以民事诉讼为中心》，载于《淮阴师范学院院报》、 《河海大学学报》上，艾同学的论文只有一篇，《民事诉讼审前准备程序的经济 分析》，载于《财经科学》增刊上。单从论文所反映的水平看，很难说艾的学术 水平就比甘强。 　　艾那篇论文“沾了点美国法律和经济运动理论（将经济理论和方法应用于法 律问题）的皮毛，再人云亦云一点朱苏力的东西，整体上显得肤浅”，因而“卑 之无甚高论”。 　　既然这样，我们就不能不像方舟子那样问一声了：“破格”的为什么“恰好 发生在朱院长指导的学生身上。这就是我们提供给公众的、真正能够反映‘黑幕’ 的证据！北大法学院如果要推翻这个证据，就必须证明是因为这名考生的学术水 平超过了所有其他考生，而不是因为其他非学术的因素（院长的学生、金钱交易、 权力交易、内定、年轻貌美等等）才给了她例外，否则当然是‘黑幕’”。 　　至于一直隐藏得很好、“沾光”也更大的何同学的身份，则有人揭发，说她 工作了，1996年从北大法学院毕业，本来报的并不是社会学方向，却来参加了这 一方向的复试，她硕士班的同学就是身为复试委员的、那个迟到20分钟的强世功， 去年她就考过周旺生的博士。 　　这不是猫腻是什么？朱苏力们又如何解释？ 　　要想澄清是非其实也简单，那就是拿出和上述所说不一样的证据来。 　　方舟子因此认为，“人文学院最会勾心斗角，经济学院最不会算账，法学院 最不遵守规则”，类似的招生不公现象他也曾揭露过多起，只不过未像此次这样 引起如此大的反响。 　　“这些事件集中反映了一个问题：博导在招生时践踏规则、黑箱操作(所谓 ‘内定’)，乃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这其实就是一种腐败，是教育腐败”。 　　对此朱苏力回复时认为，目前许多学生考研、考博，动机并非学问本身，而 导师所需要的研究生、博士生，则是真正做学问的，导师必须根据学生的科研能 力来录取。导师主导的录取方式，必然会有较强的主观因素。目前的教育体制确 有尚待改进之处，但是建立“师道尊严”是发展学术的必然，“如果不相信导师， 学校可以不让他当，既然让他当了，就必须给导师一定的裁量权，可以通过学生 的科研能力来检验导师的判断”。 　　抛开朱苏力所说考研、考博的动机不谈，因为“动机”是说不好的，随着时 间、条件、环境的不同，也是会不断变化的，依据朱苏力的自我介绍，他本人在 求学之路上，不也是曲里拐弯，经过了一番往复，最后才把“动机”定之于做学 术研究吗？退一步讲，即使我们“动机并非学问本身”，导师也无权拒人于公平 的竞争之外，否则希特勒根据“人种优劣论”进行种族灭绝，也应该是正当的了 ——他的“动机”并不“坏”啊。 　　这就是说，如果朱苏力的回答真实客观的话，那么我们一定会认为他是个很 有追求的导师。但是主观上怀疑别人的“动机”不纯，是要不得的。每个人都有 追求自身价值实现的自由。 　　进而，经过进一步的知道内情者的揭发，这一次朱苏力也并非只录取了一人， 而是三人，艾同学、何同学，以及既未参加复试，也未参加初试的北大法学院副 院长、党委副书记兼工会副主席龚文东。 　　如此，大家不相信朱苏力的话，并不只是由于像朱的学生许志永博士所说的， 这种不相信、不信任的心理基础，是因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看到了太多的黑幕和 腐败，把它归咎于社会，而在于朱苏力一次次的掩饰其辞。 　　他如果是真出于无私的，那就不应该说他与艾同学、何同学“仅仅认识，但 不熟悉”，隐瞒去那么多的重要信息，并最终还隐瞒了他所招收的第三个学生、 副院长龚文东。 　　录取龚文东是最为可信的，因为至今为止，北大方面都没有人站出来为这件 事辟谣，说明它不是谣，而是个真事。北大方面也已经确认，朱苏力“录取”了 龚文东为自己的博士生。 　　就有人出来辩护，说，龚文东的“这个”，和“那个”不同，他是以“本校 在职人员身份攻博，与‘计划招生’根本两回事，不占计划指标，选拨标准与程 序也不相同，这样的事情各校都有，目的都是为了‘提高本校教职员工素质’， 说白了是行政干预教学的怪胎，与朱苏力的廉洁与否就更没关系了”。其实这是 有意混淆视听。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校内在职”（本校教工）学生与计划内学生（公费生） 以及自筹经费学生（自费生）、在职培养学生（缴学费，不转人事关系）、委托 培养学生（单位出学费，毕业后应回原单位）等，在招考形式上并无区别，也同 样占用招生指标，遵守同样的选拔程序与标准，区别主要在于收费标准，其他缴 费生需数万元，“校内在职”者“不过区区数千元而已”。 　　2004年7月27日的《新京报》，赫然记载朱苏力和记者之间的，却是这么一 段对话： 　　《新京报》：在你了解到的招博过程中，有没有出现过腐败的现象呢？ 　　朱：就我所知，北大没有，但听说社会上有这样的情况。过去一些年间，市 场经济对学术制度的冲击是挺大的，在有些高校，违规的现象确实存在，还有些 现象引起社会议论，比如说招领导干部或老板。但就我而言，十几年来我没有招 收过一个在职生或者领导干部。而且北大一直在逐步完善招生制度。比方说不招 在职生，限制导师的招生名额。如果一个导师每年招七八个博士，他可能就容易 放松标准，但是当他只招一两个博士的时候，他就要想一想了。 　　既然朱苏力已经招了“在职”兼“领导干部”的龚文东为博士生，那么他的 这一说法，就是自打嘴巴。 　　这么一看的话，2004年朱苏力的三个招生指标，就都满了，招的恰恰还都是 他的“熟人”。 　　另外的怪事就是，北大实施的到底是等额，还是差额复试？ 　　照朱苏力的意思，应该是差额复试，然而据了解，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学” 专业行政诉讼法方向的一名考生，今年各门功课都超过复试分数线，而且为该方 向的第二名，却没有参加复试。该方向第一名为北大学生，只有他一人复试，也 就是说实行了等额复试。 　　甘德怀所考的方向，第二、第三名为北大出身的硕士，就实行差额复试（法 学院副院长龚文东未复试，他好像“内定”了，不需要复试，所以是三个人争两 个名额）。 　　人们不由得要问：为什么同样在法学院，却在这么关键的问题上，采取如此 不同的做法？难道北大法学院的硕士，就“先天”地具有“高贵”的血统，还是 隐藏着其它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 　　“学霸”的口吻 　　2004年7月23日，朱苏力又在接受《新京报》专访时，一改谦谦君子的客气， 换上了一副“学霸”的口吻，公然挑明“不欢迎甘德怀再考我的博士”。说“这 件事对北大法学院造成了伤害，这是我最心痛的”。 　　朱苏力说他不愿“说假话”，如果他还“欢迎”甘德怀再考，就“太得罪人 了”。 　　“我也是普通人，说心里话，我觉得他不大能正确面对面试的失败。我上大 学的时候，有一门课考了全班倒数第一名，我没有认为这就是失败或老师不公。 一个人，如果不相信别人，他很难做到成功。” 　　从这段话里，我们会发现朱苏力缺乏最起码的理智与同情心，不会体贴弱者， 以这样的心态来从事法学研究大概是可以的，但要成为社会的良心，那就很成问 题了。因为这件事换了谁都要问一个为什么。这不在于甘德怀“不相信别人”， 而在于朱苏力们违规了，没有遵守最起码的“程序”，干了使人无法“相信”的 事。 　　从甘德怀的角度来说，他抱着“不一般的期待”，却受到如此“不公平”的 对待，而且还是在一生最重要的转折关口上，这怎么能用朱苏力“上大学的时候， 有一门课考了全班倒数第一名，我没有认为这就是失败或老师不公”这样的例子 来比拟呢？ 　　某门功课上的倒数第一，在“严进宽出”的中国大学，并不至于影响到朱苏 力的前途命运，甚至左右他的一生，因为及格了不必补考，不及格也是可以补考 的，大抵上老师都会放过去，它对朱苏力来说，至多只是没面子的事。能不能考 上博士，却是关系到甘德怀一生事业前途的大事。起初他也是想“和平”解决的， 揭发自己的遭遇，确实是很需要拿出勇气来的。起码来说，他担当了一定的风险。 毕竟他处于相对的弱势地位，只要朱苏力一直在北大，那么甘德怀从此就要绝了 考北大的念头——如果还想考北大，那么他就该永远沉默着，别去得罪权威。 　　现在果然就把权威得罪了。朱苏力公然表示不欢迎他，也就等于整个北大从 此向甘德怀关紧了大门。 　　开了这样的先例、风气，那些怀了“北大梦”的人，今后是不是就得学会见 怪不怪，即使受再大委屈、不平，也要忍受，以免冒个“不欢迎”的风险呢？ 　　说这种话的时候，朱苏力有没有考虑到，对北大法学院造成“信誉”伤害的， 其实正是他本人呢？ 　　就有人失望地指出：曾有北大著名法学家，在几年前就撰文论证过更换法官 服对建立司法程序公正的意义，“但北大法学院考研存在如此明显的制度、程序 问题，不仅没有被加以及时整改，而且遭到外界人士可贵的质疑后，还不顾基本 法理百般逃责，岂不令人失望？近二十年来，中国在立法和司法制度建设及法律 程序规范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有了极大的发展，但违背基本法理滥用公共 权力的现象却屡见不鲜。这是因为看得见的法律条文、规章、程序，并未较好地 落实为普遍的公民参与，而我们的法学家们也一再告诉我们，缺少了公民的有效 认同与参与，再好的制度设置，都只能是空中楼阁。各种具体的制度设置，之所 以难以落实为全社会性的法律实践互动，既有制度缺陷的重要原因，也与中国公 民缺乏参与公共事务的传统有关。所以知识分子，尤其是从事法律研究的知识分 子们的思考、宣传与身体力行，自然就具有了最后希望所在的指示性意义。我以 为正是出于此，朱苏力先生才早在数年前，就关注、探讨如何将地方性传统，与 良性现代制度的建设相结合。然而，当我们由学者们正确的理论与书本，走近他 们所在的情境时却发现，他们的行为与已所宣讲的理论，竟然如此背离！法律精 神的主要守护者——法律知识分子——都如此这般浑不讲法、讲理（法理之理、 逻辑之理、常情之理），不正宣判了基本法理精神在中国的死亡吗？”（姚先勇 语） 　　而当《新京报》记者再一次认为朱苏力“有3个名额，3名复试的考生你都可 以要”时，朱苏力依然不承认他已经招满的事实，而是说“我可以全部录取，那 么是皆大欢喜，后来的所有质疑和指控都不会有了”。 　　记者又问：“那你为什么宁愿空着一个名额？”朱苏力答：“如果都要，是 我对学术不尊重，也是对自己不诚实。收了你认为研究能力不突出的学生，自己 当了好人，但花费的是国家的钱，老百姓的钱。作为一个学者，重要的是学术品 格，学术上一定要诚实。” 　　看来，朱苏力是懂得花谁的钱以及“诚实”的重要性的，但他为什么不公开 承认已经招满三人的事实，而要制造他今年“宁愿空着一个名额”的假象呢？ 　　记者特意提醒他：也许很优秀的学生，在面试的时候会因为紧张而表现不好， 或者如果有人天生表达能力就不大好，对于这样的特殊情况你怎么对待？ 　　朱苏力认为：“是有这种情况，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有人笔试也会发挥 不好呀。制度能处理的只能是一般的情况”，“本来我们考查的就是研究能力， 并不是考他的表达能力。正是因为考虑到考生可能紧张，我们准备的题目都相对 简单，都是考生应当能回答一点的，剩下就是好不好的问题了，比方说，你在法 院工作，那法院都适用什么法律，为什么？你读过什么书，对你有什么学术启发？ 但这些看来简单的问题，考查的是考生对生活的观察力，应用专业知识的能力和 学术理解能力”。 　　显而易见，朱苏力有一个误区，或者说他有意想制造一个“误区”，那就是 初试的笔试只能考察“表达能力”，而复试的口试也只能考察“研究能力”，两 者是不相干的，各司其职的。 　　其实考博士不同于本科生的考试，只要“背功好，或者是押题押准”就成， 博考初试的笔试，是完全能测出一个人的“表达能力”和“研究能力”来的。 　　而朱苏力所说的“笔试成绩往往差距都不大，很难说高出几分就更加优秀， 这些都可以而且应当通过面试来弥补”的说法，也正是他漠视程序的思想基础— —如果确有这样的基础的话。 　　差一分两分、三分五分的确算不上什么，但具体到一个人身上，那就很可能 是至关重要的事了，多少人正是由于这一两分之差，而永远失去上大学、读研的 机会，抱恨以终的。 　　正因为现在你在那样的位置，掌握着人家的生死线，你才应该对每一次考试 负责、尽职，力求尽可能的公平与公正，有了这样的前提，才有进一步的选出那 些真正人才的责任，以及设想未来远景等等。 　　的确，未来怎样，国外或美国的大学又如何考博，我们不得而知，但如果连 自己“眼前”最基本的、浅显的是非，“都无法或不敢、不想辨清”，去拉扯他 国、畅想未来又有什么意义呢？ 　　“美国导师或学校如果也是这样不明不白地招生，学之何益？如果美国学者 一般都能够严格把关，那么恐怕我们首先应该考虑的是，怎样向人家学习，针对 中国现实，创造严守学术公正的条件”，而不是像朱苏力说的什么“博士招考， 导师的权力还该扩大”等等。 　　也就是说，如果连最初步的公平、公正都没有，就奢谈什么“学者应有权选 择人才”，“希望挑选有学术想像力”、“关心中国实际”“研究中国问题” “有点学术上的雄心大志”（朱苏力语）的学生，那实在是不能叫人信服的。 　　考题中可能的“猫腻” 　　还有一个差别就是，作为“破格”或“特批”参加复试的艾同学、何同学， 对这次的口试是作了充分准备的，包括有打听到他们师兄、师姐的条件，讨教他 们参加复试时这几位老师的复试方式、复试要求，甚至能打听来往年的口试题目， 或者直接从导师们那里获得信息，从她们之与各位复试老师的关系看，这不是毫 无可能的，从而也就能够“拼命突击考试内容”。 　　甘德怀却最不具备这些条件，只有他一人来自外地，很晚才知道复试时间， 平时还要给学生上课，匆匆赶到，加上总分第一，惟一具备复试人资格，大半条 腿已入北大校门，思想上麻痹轻视，才最可能符合朱苏力所说，“由于应试教育 的传统太重了，有些学生就是拼命突击考试内容；有的有才华的，由于种种原因 没有很多时间准备考试内容，就可能落榜”的事实。起码甘德怀的可能性远远大 于艾同学与何同学，更不要说那个连复试都不必参加的龚文东了。 　　其它学校已经发生过这样的事，可以多少证明“近水楼台”的不无道理。 　　2004月8月19日，《钱江晚报》记者陆芳在《考博士的过程玄机重重》里透 露： 　　昨日，一位已考了两次博士，但仍未被录取的李先生（化名）说，现在三大 考试：高考、硕士入学考试和博士入学考试，哪个最公平呢？还是高考，全国或 省里统一命题，所有考生在考题和阅卷面前都是公平的。其次是硕士生入学考试， 外语、政治等公共课是全国统考，而一般有一门专业课是学校自己命题，很自然 这门专业课如果老师把持不住，学校管理不严，就很容易出问题。即使不出问题， 本校的考生要比外校的有“优势”，这是考研“公开的秘密”。 　　他说，至于考博士，考的三门课：外语、基础课和专业课，全是学校自己命 题。除了一般学校各系的英语考卷都一样，其他两门课一般都是该系的相关老师 出。而在考生中，有一些都与导师或出题老师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有的就是导师 的硕士生。去年考博时，与他同住一个旅馆一个房间的理科考生，考完后又兴奋 又懊恼地说，通过师兄帮助，弄到了六道专业课问答题，结果考试中有四道和已 知的是一模一样的，而自己竟然来不及答。他说，专业课考试一般都是主观问答 题，有的考生专业课的分数会高得令人惊讶。 　　另一位张姓（化名）博士生考生说，现在名校考生多，竞争十分激烈。去年， 他春节过完，就从老家赶到名校所在的这个城市了，住在这所名校的招待所里。 主要是为了准备英语考试，先是上这所名校的英语复习班，然后又上最后冲刺班， 上这些班和住宿费就花了一千多块钱。为什么要上呢？因为按照惯例，这些班上 会透露一些考试的题目。否则这些复习班怎么会那么火爆呢？ 　　但那年考试，让他失望的是，英语考试特别难，复习班上了好像也没什么用。 据事后该校的一位知情人士透露，英语考试在临考前，发现复习班透题太多，临 时换了题目。 　　据一位孙姓（化名）博士生考生介绍，博士生的入学考试，不像本科和硕士， 一个导师考的人最多也就20、30个人。有的学校，命题老师也就是阅卷老师，虽 然命题老师和阅卷老师是谁都是保密的，但有的考生就是该导师的硕士生，还有 的多多少少与这个专业中的老师有关系，仍有人会刺探到这个秘密。而考卷虽然 是密封的，但在20、30份考卷中，如果要辨认笔迹，仍然是可以做到的。 　　据了解，现在博士生入学考试的成绩分为笔试和复试两部分。因为学校不同， 复试所占的比例也不同。有的学校按笔试成绩宣布复试名单，而有的学校所有人 在笔试后都可以复试。 　　一位黄姓（化名）博士生考生说，去年他去一大城市考一所名校，发现该系 的做法十分“巧妙”。有一位考生是导师自己的硕士生，他的英语分数是48分， 而该专业的外语分数线就定在48分。黄先生的英语考分是58分，名列第二，另有 一考生是60分。在公布的复试名单中，英语考试48分和60分的两位赫然在列，没 有他的名字。同时他发现，他自我感觉非常好的专业和基础两门课，考分竟然低 得令他吃惊，40分和60分--没有资格复试。他还发现，该系是英语考试分数出来 后一周，专业和基础课的分数才出来。他向该校研究生院质疑，招生老师态度强 硬，且他处于弱势的是，教育部有规定，考试结束后，考生不能直接面对试卷。 　　李径宇、韩福东也在《中国新闻周刊》上发表了题为《教师滥用权力制造另 类腐败》，文章里写到了一个化名叫王艳丽的女生，遇到了2003年度诺贝尔文学 奖得主、南非作家库切代表作《耻》里的人物梅尼拉遇到的情况。 　　在《耻》里，梅尼拉没参加考试，主人公老师卢里滥用权力，私自改动梅尼 拉的缺课记录和考试成绩，给了她70分。并利用自己的强势地位，对梅尼拉进行 勾引。同样处于弱势的地位的学生王艳丽，在研究生保送激烈竞争的关键时刻， 向她所厌恶、喜欢不起来的44岁的老师屈服了，去了对她早有“暗示”的老师家 里，“终于还是上了老师的床”。 　　不少接受采访的学生都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老师，特别是高校老师 们的权力，足以改变学生们一辈子的命运。 　　不过，试题被透露、老师掌握着学生的命运等等，也不只是这一类的正常渠 道，还有些旁门左道。这些“奥妙”，往往使得不仅在考博过程中，而且在相对 更加严格、公平的硕士研究生考试、高考过程中，都藏下隐患。 　　蒋泥在《考研记“弊”》里就有更为详尽的介绍，那是他的经验之谈、亲身 体会： 　　本科应届那年，按规定我只能报考本校的研究生。当时我学的是工科，各门 课几乎全是背下来糊弄过关的，既不求甚解，又脱离实际的操作应用，学得很费 劲。所以我不愿继续在原来的专业里鬼混，而想改行学习自己一直喜欢的文艺创 作。但我还是参加了本校组织的考研补习班，目的是熟悉应试程序，巩固英语、 政治基础，为将来做准备。 　　两年后能够考试了，我才以高过教育部分数线50分的成绩，如愿地被一家艺 术院校录取。 　　对比两次复习过程，我最重要的体会就是，个人用功诚然关键，争取一个良 好的复习环境也相当重要。 　　第一次在西安时，我一点感觉不到考研的氛围，老师所懂的不一定比学生多， 他们几乎没有提供任何帮助，推荐给我们的资料也比较陈旧，英语、政治都没能 讲出什么名堂。 　　两年后我到了北京，在中国人民大学，感觉那种环境才真正适宜于考研，它 是上海、广州、南京、武汉、重庆、西安等地所无法比拟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难道在北京考试的能行，在外地的则不然？我不是这个意 思。我的看法是北京拥有别处无法具备的某些得天独厚的条件，消息的灵通、资 料的充分尚在其次。 　　这个条件就是元旦前后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校的教授们 合搞的考前大串讲。 　　对应届生来说，他们可能已准备数年；对连考数次的人来说，他们已摸索出 考研的一些规律；对参加补习已半年的人来说，他们也许已理清了脉络。但对像 我这样完全脱离学校学习的人，准备时间只有两个多月的人来讲，这时最需要知 道以往考过什么、而今年不再考试的内容，以便节省精力。同时还得明白今年最 有可能考的内容，这主要是对政治而言。英语呢，则希望知道今年的作文题可能 是什么。 　　大串讲恰恰给我提供了这方面的帮助。 　　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北大的林教授和人大的王先生。 　　林教授讲课只讲最可能考的一类、准一类题，二类以下的一般不讲。他用极 慢的速度授课，让我们记录。因此只用了几个小时，哲学、国际政治关系、时政 的所有重点就拎出来了。中国革命史是清华的杨先生讲的，他噼里啪啦说得好快， 我只有速记才跟得上。政治的其它内容则由人大的余先生串讲。后面两位先生已 不如第一位那样条理清晰、有条不紊了。 　　从讲完以后的效果来看，我觉得他们都的确“压住”了一些题，讲法用了不 少心思，所以值得提倡。 　　那么教授们是如何“压住”题目的呢？我想原因有五：第一、最近几年已考 过的知识点一般不考；第二、今年大纲里增加的知识点是什么，一般易考；第三、 除去已考内容外，尚有哪些空白点，这些空白点都可能考；第四、目前社会的热 点问题是什么，这一年来的重大话题有哪些，它们应和于政治的哪些内容，如果 这些内容是空白点，过去未考，那么他们应是一类或准一类题；第五、我觉得任 何考试都不可能保证100%客观，出题老师未被组织过去出题前，他们可以“泄 密”，互相交流思想，将自己要出的题告诉他人，而出题者中也许有北大、清华、 人大的老师，这就保证了他们串讲的权威性。 　　比如考试前一天，有人搞到一份政治模拟题，其中一个12分的大题就原封不 动地“压住”了。当时我已不在人大而在北师大，这道大题我几乎没拿到一分。 后来才知道是一位串讲老师“压”的，可我宁愿相信它是早已“泄”出来的。 　　元旦刚过，我又参加了王先生的串讲。 　　他介绍说自己曾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进修两年；进修时一心一意想考研，如果 考不上就得回农村。他的家乡在一个小小的山村，那里的环境很差。 　　“在座的诸位生长在大都市，比我当时的条件好多了！那时别说有人辅导， 连上学都难。”后来他考上了，终于跳出“农门”。我们都为他高兴。 　　接下来他讲自己如何判卷，考生应该知道这一点。 　　他举英语作文为例。北京一两万份试卷，就二三十人看，平均一天最多的判 800多份。基本上是快读，因此要条理清晰。写好论文和各段的主题句很关键； 展开论点时最好用firstly、secondly、finally，否则老师会看得发晕，随意给 分数；进行阐述时要紧扣主题句。每个论点不能扯太远，不然容易离题。 　　他记得有一年作文题是有关健康的，本来已给了分论点，让学生谈健康的重 要性、保持健康的办法。有位考生洋洋洒洒，写了500多字，超过了150字的要求， 而他所谈的却是胡萝卜素怎样有营养，胡萝卜素的分类、性能，胡萝卜素为什么 有益于人体，可谓离题万里，给了他零分，在主持人的讲情下，最后才判给他1 分。王先生认为这种人可能背了不少范文，一上手也不审题，漫天胡侃。 　　后来进入正题，给我们介绍情景、看图作文。 　　他说本年度英语作文题15%考情景作文，85%考看图作文。不论哪一类，原则 都一样：先介绍这些文字或图表，第一句必须是总论点；介绍以后说明原因，分 一、二、三，每个原因用一两句就够了；最后一段讲措施，也分一、二、三，每 条同样用一两句，结束全文。这样既保证了字数，扣住了主题，同时又十分清晰。 考研的作文只求“达”，不求“雅”，老师们阅卷量太大，根本没胃口来欣赏你 的“雅”，如同现代高节奏的社会只时兴“快餐”、大众文化一样。 　　王先生分发了一份试卷，列出了看图作文的各种类型，有图、有表，遇到哪 一类全可用一个大框框来套，只不过填进框框内的内容有所不同。这就省去了打 草稿构思的时间。 　　结果我们考的是Cartoon。这让我坦然心宽，上手就写，把图中的所含内容 填进已记好的大框框内，用20分钟快速做完作文，所得分数还颇高。 　　现在回想，如果不是听这堂作文课，我考试时就会傻掉，因为过去从未进行 过看图作文的训练，更不知道拿到一幅漫画以后从何处下手。 　　看来科举时代的“八股”，到现在仍广有市场，应试中的技巧、规律很值得 学习、模仿。另一方面，所谓“高材生”有很大一部分是含着水分的。 　　年复一年的程式已经把我们训练成对付考试的机灵鬼，熟知这些程式的许多 教师又把“八股”传授于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已越来越依靠这些“秘诀”赚钱了 --王先生说自己已买了私车，每年他的4、5本考研书都在翻新，从暑假始就开办 补习班，元旦前后有考前大串讲，这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他们靠了自己的“智 慧”，取的是正当的血汗钱。不过，这种人不能太多，也不会太多，否则一辈子 围着考研转，价值就十分逊色了。 　　讲到英译汉时，王先生认为最关键的一条是“宁死不活”--有一句译一句， 而不能把几句话通盘考虑后“活译”，否则有一小点理解歪了，就一分拿不到。 要知道关键部位出了格就不能给分。“死译”则能保证译一句得一分，不至于全 丢，也不易偏离太远。 　　我想这全是教授们的体会与经验之谈。他们抓住了中国考试的“国情”，真 正为学生着想，帮我们“作弊”。既然没有能力来改变这种程式化的考试，那我 们就乐意去找窍门、寻捷径，破费一些算得了什么？何况，如果考不上，差的恰 恰又是政治、英语译文或作文上的一两分，那就不是花钱能够解决的了。 　　在文章中，蒋泥谈到了英语和政治这两门研究生统考科目中，人们应如何发 现、抓住“规律”，提高自己压题的命中率，以及英语考试里的“八股”程式等 问题。它们都是靠“补习班”赚取外快的高校教师，多年来摸索总结出来的经验。 但又不仅仅是经验。 　　例如他所谈到的考前串讲，老师“压”住的一道政治模拟题，12分，“原封 不动”，如果不是掌握“内幕”的人预先透露，想来是不会“压”得如此准的。 　　他至今还记得，当他从北师大回人大，看到那些考生讲起时，心中的怅恨失 意，对比着眼前眉飞色舞的“作弊兄”，所体验到的情绪上的强烈刺激。 　　如果说这种班在过去，对学生们来说，尚有“正面性”意义，多少可以帮助 他们复习得更有效果的话，那么到得“招生扩大化”的今天，8、9年以后，每况 愈下，它的“水分”已越来越大了。 　　据2004年8月25日的《北京晨报》报导： 　　考研又近，在中国境内各种各样的考研辅导比比皆是，运作不停。日前，北 京某名校一位从事了5年考研辅导的名师讲述了考研班的惊人内幕。 　　2004年全国有近百万人考研，2005年考研大军又将激增。考研热火了考研班， 但与考生利益密切相关的考研班质量到底如何？一圈内考研辅导老师如是说…… 　　保洁公司办考研班 　　报圈内老师自曝说，目前北京有大大小小20家考研班、学校，这些考研班大 部分都是私人开办，管理多是家族性的，为应付学校可能发生的混乱，大多数考 研班都配备自己的保安。主办者多数不是搞教育的，有的是开保洁公司的，有的 是干装修公司的。这些开办者都觉得办考研班好挣钱。 　　据这位老师讲，与过去相比较，原来考研辅导老师凭着学识，在考研辅导是 起主导作用的。现在不然，有的考研班甚至还和黑势力勾结。因为他们势力大， 好多老师都怕考研班。比如有一次，一个考研辅导名师和一个考研班合作没谈成， 这个老师于是就跟另外的考研班合作了。前一个考研班心里生气，趁著这个老师 上外地出差的机会，找了五六个大汉，在老师住的宾馆里把他打了一顿，这个老 师的腿都被打折了，在床上躺了整整一年。现在，这个老师外出讲课都随身带保 镖。 　　他说，我现在出差上外地讲课，要让请我的考研班在机场举牌子接我。可是， 我从来都不敢让对方在机场举的牌子上写我的全名，我甚至和对方约定了在牌子 上写上什么，我就怕别的考研班把我接走了，那不是给自己惹事儿吗？ 　　一本书挑出一百个错 　　这位辅导老师又介绍，现在市场上的考研辅导教材，有很多都是什么“鬃考 研班推荐”的。一本书一般由几个辅导老师编写。考研班找老师编书的条件是， 在考研班上，必须要向学生推荐这本书。这样考研班中几个老师都是某一考研书 的编写者，都说这本书好，考研班由此既赚钱，又推销自己。 　　他回顾，有一年，某考研班让我参与编写一本考研书，我根据考试大纲写了 有2万字，拿给考研班人看时，对方说：“2万字哪行呀，得写20万字。我们要的 是厚书，要不怎么挣钱呀？” 　　2万字让我扩到20万，怎么办？就说废话吧。一句话能说明白的，就说它一 段，多增加原文摘录。其实呀，其中大部分都是不考的；还有的老师就把前几年 的辅导原稿照搬上来，再加上今年新增加的考点，就成了今年新的辅导书。但是 为了增加字数，该删去的考点他不删；最为可恶的是，几个学生把一些同类的书 东拼西凑，一个星期攒出一本书来，有的居然打上了某某名师“编写”的旗号， 他说，我的一个学生今年暑假就这样“编”了一本书，结果挑出100个错来。 　　年收入过千万 税务问题严重 　　办考研班有着巨大利润。这是一个惊人的数位，大型辅导班一年在一个经济 发达地区的收入，都会超过1000万元。 　　考研班的收费是不留痕迹的，考生报名后没有拿到任何发票或收据，只是拿 到一张听课证，这样可免去上税。 　　现在给考研班上课，一个课时一般3个小时，收入大概4、5千元，一天就是1 万。老师授课，一下讲台立刻有人把钱送来。 　　这位老师最后讲，考研班与高校挂靠使用高校的教室和宿舍，利用学校的名 头学校不让，他就安排领导在考研班授课，让领导在外面挣钱，领导于是默许他 办班。还有本科生吹成名师，冒充“名师”以招揽更多学生的。 　　无独有偶，2004年8月26日的《南方周末》，载有记者戴敦峰、许维的一篇 文章《上海高考历史卷泄题？》，揭发了更为严格的、高考中相同性质的试题泄 漏问题： 　　“讲题”竟和考题一模一样 　　开考铃声响过，考生韩乐敏(化名)拿起高考历史上海卷，扫了一眼主观题后， 一时愣住了：很多题目竟和考前辅导讲座上讲的一模一样！从材料、知识点到出 题方式，那次讲座上专家几乎都讲到了…… 　　同样吃惊的，还有上海一所高中的历史教师李云凡(化名)。高考前，有学生 请他结合对联“文明新旧能相益，心理东西本自同”，就“人类文明的交融和传 承”写一篇历史小论文，他还开玩笑说，不会这么巧就考到这个题吧。可是2004 年高考历史卷最后一道30分的材料分析论证题，分明写着就“人类文明在时间和 空间上的传承与交融……写一篇历史小论文”，材料用的也是这副对联。 　　另一位考生刘梅(化名)对本报记者说，隔壁班的同学告诉她，老师考前说过， 历史卷小论文可能会考“古为今用，中西交融”，但不让他们和其他班的同学说， 甚至都不让对家长说；她在控江中学的考场考完历史后，还听见旁边的一名学生 说，考前就做过一道“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的题目，而高考第30 题在考到台湾问题时，恰恰就引用了清末诗人丘逢甲《春愁》里的这一诗句。 　　一位在控江中学监考的老师回忆，考完历史后，有学生在考场中高呼：“老 师太厉害了，连高考题都能猜中！” 　　上海市少云中学的一位学生，考前错过了一次历史讲座，考完之后听说很多 大题在那次讲座中都讲到过，懊恼不已。 　　考前讲座真神 　　韩乐敏就读于上海市同济中学。5月底的一天，老师说学校主教学楼一楼的 会议室有位历史专家来做讲座，让同学们都去听一听。 　　“这位专家我们以前也知道，在上海挺有名的，曾经出过历史高考试卷，我 还买过一本他编的教参。”韩乐敏回忆，整个讲座大约两节课的时间，前面一节 多课的时间让学生们随便提问，但也没问出什么有用的问题来，剩下的时间这位 专家说，“上海历史考试的客观题都不会太难，我自己总结了几道主观题来讲一 讲。” 　　专家一共讲了9道大题，韩乐敏是“他怎么讲，我就怎么记”，不过也只是 记个大概。 　　本报记者一一对照笔记和高考历史卷主观题，发现笔记中的9道题目，竟然 有7道和考题的28、29、30、31、33、35、36题惊人的相似，总分值达到71分(注： 历史卷主观题分值共90分)。笔记还记录了当时那位专家的讲解，可以看出，专 家给的答案要点和高考题标准答案几乎一模一样。例如--- 　　高考第31题： 　　观察下列图片：《老建筑与它的百年邻居--上海徐家汇掠影》(注：图A和图 B略) 　　问题：从上面图片中可以看到和汲取哪些信息？(6分) 　　标准答案：A：大片的农田，稀疏的建筑、教堂(或西式建筑)、小路……以 农业为主，但已经可以看到西方的影响； 　　B：现代化的建筑群、灯光(或夜景)和道路，保留着原先的教堂(或西式建 筑)……呈繁荣景象。 　　A→B：跨时代的变化和城市的发展特征。 　　笔记： 　　1.信息题(上海建筑，徐家汇，万国博览会)表层信息、深层信息 　　古代、近代、现代特点海纳百川，东西文明交融20年代和现代徐家汇地区20 年代以农为本变化：巨变，改革开放、成熟高考第29题：1607年，100多名男子 乘三艘帆船从不列颠启航，远涉重洋，登上了大西洋彼岸。从此，这片土地开始 在剑与火中孕育一种新的文明，人种构成也发生了加速度的变化。 　　1700－1860年美国人口种族构成的变化(注：表格略) 　　问题：(6分) 　　(1)在这160年间，美国人口构成呈现了怎样的变化趋势？ 　　(2)这种变化趋势对美国社会产生了什么影响？ 　　标准答案： 　　(1)土著人口骤减，白种和黑种人口剧增或成为当地的主体，人口总数大幅 上升； 　　(2)提供劳动力和先进技术；带去了商品经济和近代制度，形成了美利坚民 族。 　　笔记： 　　4.美国人种变化表格 　　(1)土著人口锐减(西进运动) 　　(2)白人人口猛增 　　(3)黑人人口增加 　　(4)总人口上升对其政治经济有何影响 　　(1)劳动力增加，生产力有所发展 　　(2)带来近代文明发展 　　高考第28题： 　　2004年4月，美国副总统切尼在复旦大学发表演讲，校方赠送切尼一件礼物 (见图)(注：图略，图中可看出是一尊孔子塑像)。事后，几位学生议论为什么送 这件礼物。 　　甲说：“估计是宣传中国古代优秀的教育思想。” 　　乙说：“可能是弘扬中华文化，让世界了解中国。” 　　丙说：“也许是让外国人知道中国人权思想比西方早两千多年。” 　　问题：请概要写出你对甲、乙、丙三种看法的理解。(6分) 　　标准答案：甲(注：略)乙(注：略)丙的说法有一定道理，孔子主张“仁”， 孟子提出过“民本”，但与西方启蒙思想家提出的“人权”观念有本质区别。 　　笔记： 　　6.多元评价题 　　孔子塑像 　　1.要美国了解中国文化教育 　　2.其思想比西方早3000年 　　3.民本思想与美人权有本质区别 　　4.中美友好发展 　　多年从事教育测量与评价研究、熟悉高考命题程序的A教授，在电话里听到 记者照读的记全部内容后认为：这和高考试题已经八九不离十了！ 　　押题不可能这么准 　　做这次考前辅导讲座的人，是上海市杨浦高级中学的副校长、历史特级教师 曹家骜。2002年和2003年，他分别参加了上海高考综合卷历史部分以及上海高考 历史卷的命题。 　　8月23日下午，本报记者致电曹家骜。 　　记者：今年高考前，你是否在同济中学讲过课？ 　　曹家骜：没有。我只在浦东的上海热线和少云中学做过讲座。 　　记者：有学生说你高考前在同济中学做讲座，讲座的内容和高考题几乎一模 一样。 　　曹家骜：你觉得可能吗？ 　　记者：那么你觉得学生的笔记是怎么回事？包括孔子塑像这样的题目，在学 生的笔记中都有提及。 　　曹家骜：这是不可能的。记者：您确认今年没有在同济中学讲过课吗？ 　　曹家骜：确认没讲过。 　　而一位熟悉曹家骜的人士认为，以曹在上海历史教学界的身份，他绝不可能 只做过两场讲座，“我知道的就不止两场”。 　　8月23日晚间，本报记者再次致电曹家骜，他忽然又承认在同济中学做过讲 座，“下午是记错了”。 　　记者询问所讲题目的来源，曹家骜回答：“是根据我的经验和从学生那里收 集来的信息。学生提了很多问题，我再作一些归纳筛选。” 　　记者问，是否孔子塑像这个题目也是从学生中来，学生又怎会无缘无故地想 到问这个问题？曹家骜回答：“他们(学生)有很多渠道，像孔子题，网上都有的。 许多题目命题老师也是从网上找的。你不命题你不知道，就是这样热点的题目， 如果命题老师有水平，一定要出，除非他(没有水平)出不出来。换成我去(命题) 我也要出。” 　　A教授否认了孔子塑像题出自网上的说法，“我没有从网上看到过。就这道 题提供的材料而言，从不同角度可以有很多不同问法，怎么可能猜得一模一样 呢？” 　　就讲座“押题”命中率如此之高的问题，曹家骜说：“这不奇怪的，每年都 有老师在最后阶段猜得很准的。我不仅(靠的)是技巧，这是几十年的功夫在里面。 我是上海教材改革历史课程标准设置者之一，我担任过命题组组长，几十年都在 高三教学……” 　　但A教授认为，高水平的中学老师在考前猜到出题的大方向是正常的，“但 没有可能这么多主观题，从材料到命题角度，再到标准答案的关键词都‘猜’得 如此相同。” 　　“押题”为何这么神 　　“如果他能够押得这么准，那倒真是神了！”同样是高中历史老师的李云凡， 完全不认同曹家骜的“押题”说。李云凡推测，命题老师5月9日入闱(注：即被 招入命题组进入封闭状态)之前，可能把要出的题目内容透了出来。 　　但A教授否认了这种可能性，“准确地说，试题是入闱后命题成员的集体创 作，没有一道试题不经过5次以上的集体讨论与修改，甚至彻底更换。”A教授介 绍，上海市教育考试院高考命题的保密工作一向非常严格，有许多保密规定和措 施。如，命题老师入闱后，不得携带任何通讯设备，如有急事要打电话，必须提 出申请并登记，并使用规定的电话，另外还有一名武警监听；在命题过程中，公 开场合不能和不同科目的命题老师谈与试题有关的问题；在该科目开考30分钟之 后，命题人员才解禁。 　　“所以，不可能有一位老师会在考前知道那么多的题目。”A教授认为，从 学生考前的笔记内容看，如果试题真的是从命题组泄漏出去的，那最早也要在5 月下旬，因为按照工作程序，试题至此才可能有大致眉目，有的可能还会有重大 修改。 　　而曹家骜在同济中学做讲座的时间，恰恰是高考之前的一周，也就是5月底。 　　A教授认为，虽然按规定命题人员不得带手机或其他通讯设备入闱，但据他 所知，现场毕竟没有搜身程序，也没有类似机场的安检设备，所以，不能绝对排 除有人利用通讯设备传递命题信息；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在试卷印刷、运输或储 存的过程中泄题。 　　“这都只是推测而已，并没有见到事实依据。”A教授强调。 　　据悉，高考之后，不少学生和家长向上海市教育考试院、上海市教委乃至教 育部反映：今年上海高考历史卷有人泄题。上海市教育考试院等机构也为此调查 过，并对曹家骜所在的杨浦高中和做过讲座的少云中学考生的试卷复检，但没有 发现这两所学校考生的平均分明显异常。 　　对这种状况，考生韩乐敏认为不足为奇，“做讲座的时候专家并没明说这就 是高考题，所以大部分同学只是当作一般的讲座来听。只有少数人知道他‘押’ 题特别准，在外面找老师把这些题又全部讲了一遍。”韩乐敏现在非常后悔，自 己考前没有好好看过那个笔记。 　　反正老师能“押”中题 　　关于有些历史老师会“押题”的说法，已经存在不止一天两天了。上海多家 中学今年在高考前都请了历史专家来讲课，而一些专家讲的题目几乎全是今年高 考真题。多名应届考生甚至称：“当初之所以选择考历史，就因为听说历史能够 漏题，能考出高分。” 　　考生刘梅所在的中学有两个历史班，她隔壁班的老师据说“和出题老师关系 好，总能‘押’得很准”，这个说法从上一届就传开了，很多学生在高二分班时， 以分到那位会“押题”老师的班上为幸。 　　刘梅说：“现在很多学生看中的不是老师的教学水平或者师德，而是看他会 不会‘押题’。” 　　高中历史老师李云凡告诉本报记者，很多学生平时就不在乎学习了，“反正 考前老师都能把题目‘押’中！” 　　“学风搞坏了是一方面，”李云凡老师叹道，“更严重的是，如果部分学生 事先知道考题，那对埋头苦学的学生就极不公平。而且，这还会损害高考的权威 性、公正性。” 　　刘梅说，她的一名在别的学校上学的朋友，高考前据说就知道了一些大题， 结果历史考了130分。但按照她这位朋友的正常水平，历史也就是一百分或者一 百十几分的样子。(注：满分为150分)“差十几分在高考中意味着什么？ 　　这十几分里面的人，多得可以从这里排出去！”刘梅指着门外的大马路说。 　　9月9日，《南方周末》驻沪记者戴敦峰又以《上海高考历史卷“泻”题？》 为题，作了追踪报道，说当天他就“接到了数十个上海高中历史老师和应届考生 打来的电话”，反映： 　　你们报道的现象还只是冰山一角。今年泄题的绝不只一人，许多学校尤其是 市重点和区重点高中，考前都或多或少地知道(历史)高考题。 　　这位老师还说，普陀区一所市重点高中今年的历史平均分“不正常”的高， 达到了140.12分(注：满分为150分)。而据记者了解，今年上海重点高中历史科 的高考平均分为116.97分。记者就此咨询了上海市有关部门，但对方以“各所高 中的平均分属于保密范围，不宜向社会公开”为由，拒绝核实。 　　8月27日，一位高中历史老师致电本报，称他们看到报道后非常气愤，也了 解更多的高考泄题情况，并已经有十余名老师就此事联名致信有关部门。 　　看来，高考历史题已不只是小范围的“泄露”，而似乎可以说是大规模、急 速 “流泻”了。 　　杨浦区的一位历史老师也告诉记者，一名在上海师范大学附中复读的学生， 考试后到他们办公室问老师猜中了多少题目，并称“主观题里除了第一道徐家汇 的题目外，别的在考前都做过了”。 　　8月31日，上海市进才中学的一位学生告诉记者，他认识的多名其他高中的 朋友，都说考前做过与考题惊人类似的题目，有的老师考前发过几套试卷，并要 求学生不得外泄，“我们学校也发过这样的讲义”。 　　进才中学的这份讲义名为《考前一周锁定目标》。 　　讲义共4页，13道题，有的以问答形式出现，有的则以知识点的形式出现。 　　这13道题中，8道的知识点与高考题一致，分别是第1题观察上海市某区的三 (或两)幅图片建筑，提取历史信息(高考第31题)；第3题诗歌《春愁》(高考第30 题)；第4题美国副总统切尼访问复旦大学时获赠孔子雕像(高考第28题)；第5题 北美早期的人口构成(高考第29题)；第8题刘少奇和建国初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 业的政策(高考第33题)；第9题罗斯福“新政”(高考第32题)；第12题德国学者 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书中的一段论述和欧洲中 心论(高考第35题)；第13题中西方文明在中国经历了一个由碰撞、冲突到接纳、 融合的过程(高考第36题)。高考历史卷有9道主观题，而讲义则涉及其中8道。 　　记者还看到，讲义有几道题的知识点，与高考题的标准答案已经到了几乎等 同的地步。 　　进才中学的历史老师称，这份讲义上的题目都是老师们根据长期经验总结的， 有的是学生在外面上课后提供了相关信息，老师们再筛选整理出来的，有的则是 上海各区考前模拟题。 　　但杨浦区的一位历史老师否认这些题目来自模拟题一说，“我也看过各个区 的模拟试卷，没有这么一模一样的”。 　　“我们也从来没想到这些是高考题。拿到试卷时我也吃了一惊：哟，怎么会 这么巧都考到了？”进才中学这位年轻的历史老师用“巧合”来解释这一切。 　　记者就这份讲义的巧合性，采访了几位有多年历史教学经验的高中教师，他 们均表示“不可思议”，“如果说100道练习题中有5道甚至10道和高考题一样， 那还可以说是碰巧，但13道题中就有8道和高考题一样，从概率论的角度看，这 是无法解释的。” 　　“巧合”还体现在讲义的第12道题上。这道题引用了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 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一书中的一段话，而这段话恰恰也是高考第35 题中所引用的。 　　一位历史学资深教授告诉记者，弗兰克的这本书属于非常专业、非常前沿的 学术领域，一般只有专攻这个领域的人士才会去研究它，“这本书已经远远超出 了一般中学历史老师所会关心的范围”。 　　进才中学的老师对此解释说：“我们学校的教研力量比较强……我们几个老 师都研究并通读过弗兰克的这本书，后来从中间摘抄了一段话，没想到高考正好 考到。” 　　据记者了解，该书2001年5月才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中译本，全书共509 页。 　　“以前从来没有哪次考试中考到这段话。”杨浦区一位老师说，“如果这都 能让他撞上，那真是神了。” 　　据进才中学的一位学生说，在以前的上课和考试中，老师从未提过这本书或 是这一段材料，直到考前一周发的讲义上，他才第一次看到这段话。而且在历史 之前一门考试结束后，还有老师给他们发短信，叮嘱一定要把讲义上的内容“全 都背下来”。 　　进才中学的历史老师又解释：以前没给学生讲这段材料，是怕学生泄漏出去， 让别的学校知道。 　　有历史老师认为，每年命题的人虽然在换，但大家也都知道，换来换去就那 么几个人，所以有人可能在入闱前就把考题散播出去了。 　　但一位知情人士认为，从目前浮出水面的泄题证据看，都和最后成形的高考 题非常接近，因此推断命题老师入闱前泄题的可能性不大，倒有可能是在题目定 型之后才传出去的。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师告诉记者，有一种传言是，“有人用手机短信将高 考题从命题中心传了出来”。 　　记者向主管高考命题工作的上海市教育考试院询问“泄题”事件。院办的工 作人员转达了考试院负责人的意见：高考命题工作和程序的保密性非常高，知道 的人越少越好，因此这个问题不方便接受任何形式的采访。但非常感谢《南方周 末》的报道和对教育考试院工作的支持。 　　教育考试院的负责人还表示，上海市教委、考试院、市纪委以及保密局等有 关部门，对此事都非常重视，正在严查当中，这件事肯定会有一个结果的。 　　多么不可思议，却又是实实在在地发生在中国人的生活中！ 　　所以，即使对远为严格的高考、硕士研究生考试，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至 于博士生考试，那就更值得审问了。 　　“瓜田李下”不避嫌 　　朱苏力还有一条有力的理由，那就是“我已经做好了准备，一定要捍卫我心 目中的学术事业。什么是学术自由？就是要包括学者有权选择人才组织自己的研 究队伍。如果连这样的选择都必须付出代价，将来谁还敢面试淘汰学生？所谓的 面试也就没有了意义，这将是中国学术教育体制的悲哀”。 　　在这段话中，朱苏力混淆了两个概念，“组织自己的研究队伍”，与公平不 公平地招收学生，这是有不同标准的。因为博士们毕业后，也不一定就得搞研究， 进入导师的“研究队伍”，也可能写小说了，也可能当律师了，也可能做法官了， 或者干脆改行经商去了。这是每个公民的权利与自由。朱苏力不能因为要“组织 自己的研究队伍”，就可以把招生里的一些该有的程序取消，或者违规操作。 　　并且，没有听到甘德怀答辩的强世功，后来也参加了对甘德怀复试情况的评 议。对此朱苏力认为“由于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这并不影响面试成绩的确定”。 因为他和周旺生的意见是一致的，二人都认为甘德怀复试不及格。 　　可是也有这样的可能：强世功若参与提问，那么他所考问的问题，恰好是甘 德怀比较熟悉的，他给出了较好的答复，让强世功产生了良好的印象，影响到其 他两个人，相应地就可能判甘德怀一个较高的分数。 　　据我参加主考过博士复试考试的一位朋友说，这是很可能的，尤其是几个人 都差不多时，人们很难取舍，这时如果有一个人对某考生印象好，就能说服其他 人给该考生高分。 　　而且，万一朱苏力和周旺生意见不一致时，强世功那一票投向哪一边，就显 得尤为重要了。 　　何况，我们不能因为结果如何，就去否定掉前提的重要性，那样的话，也就 等于放弃了公平、正义。 　　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论的。强世功当然不在这“一般”之列，因为他和考生之 一的何某某是“同学”，他只有尽力提携自己关系户的“义务”。当强世功明白 到指标是如何重要时，甘德怀就最有可能成为他心中早已确定的落榜者了，而不 论他作怎样的答辩。强世功如果想难为一名考生，凭他的智力，那是绰绰有余的。 因此，强世功可能就成了甘德怀的一大“克星”，起码不会对甘德怀考试的公正 与否更有利。 　　相信朱苏力、周旺生们不会不知道这一层“厉害”关系。既然明知，为示 “瓜田李下”的嫌疑，他们怎么就让何某某的“同学”强世功，也来作考官了呢？ 　　大概朱苏力是这么想的：我都是艾同学的指导老师了，还不怕别人嫌疑，强 世功算什么呀？再说了，甘德怀这么个外地生、书呆子，能掌握到我们之间的微 妙关系吗？ 　　看来，对于朱苏力这样一个著名法学家的辩解，我们不必感到吃惊。也别奢 望他们能安排更多位考官参加复试，以便考虑到投票的差额问题，考官们相互监 督的问题等等。 　　当然，三位教师参与复试，那是不能再少的安排了。因为很简单，不仅三人 才能形成最低差额投票数，而且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两人串通作弊要难于三人 串通。但即使“强世功准时参加了复试，也不能以‘少数服从多数’为由，完全 排除多数人串通作弊的可能。例如前一段时间《新闻调查》就报导过，中国音乐 学院本科二胡专业招生时，主考的教研室主任，就串通其他多位教师，硬将考试 优秀的学生给‘多数’淘汰掉了。只有三名参考教师，就有一人临时晚来，仅此 一条就应该判定此次复试不合基本程序，应该推倒重来。而且由此即便不去推论 北大法学院研究生复试相当随意、不严谨，至少可以从现有程序的不当，肯定朱 先生本人对博士复试也不严肃、认真。至于他自认非常严肃、认真，那只是他本 人的表白，其可信度就如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如果没有确切的证据支持，是不会 被法庭采信的。朱教授大概不会不知道，法庭所确定的事实，不一定就是原来确 实发生过的事件，而一定要是能够有足够证据支持的事实，更遑论口头陈述了” （姚新勇语）。 　　如何对待危机 　　对于出现问题后，北大法学院办公室、北大研究生院、北大纪委、北大校办 有关人士表现出的“衙门”做派，打官腔、互相推诿、拖而不办，极尽冷漠之能 事，一位后来考取清华博士的、名叫北方的人，在《也谈我的北大考试经历》中 说，他也曾遭遇过。在他报考法学硕士，问到分数线时，“梁兵老师说我自费没 有问题。我问能否了解一下其它同学的分数，她傲慢地说：‘不可以！’我又问： ‘能否了解一下我的排名？’她又傲慢地说：‘不可以！’ 我不甘心，问： ‘如果自费的话，学校能否给予贷款？’本来这个问题学校的确没有贷款的责任， 但是她回答：‘没有钱你还读什么书？’” 　　有怎样的下属，就有怎样的上司。 　　单从“甘朱事件”披露的全部细节看，朱苏力自始至终都没有认真对待博士 生考试程序，事后也同样态度傲慢。 　　照理说，法学院本来应该是最该讲规则的。为什么法学院又最不守规则呢？ 　　照方舟子揣测，“因为法学院的人最知道规则是怎么回事、最懂规则，因此 一旦腐败，也就最蔑视规则或最会钻规则漏洞，自然也就最不守规则了”。 　　而作为当事人的另一方，甘德怀确实是个比较“书生气”的人，他太相信他 的“考试”了，也就忽视了此外的一切，没有把自己的学术研究能力等等，预先、 主动地提供给朱苏力什么的权威们参考。 　　当然，也有那些再怎么努力都无效的人。既然导师“想要谁就要谁”，我们 就似乎不能过于苛求考生一方的甘德怀们。 　　总之，这次考试里面的疑点太多，比如通知甘德怀参加复试的时间那么晚。 三个考生一起口试。作为主考官朱苏力对前两名考生问同一个问题。作为主考官 朱苏力又对第三个考生没有提问。三个考官中的一个迟到20分钟，也参加了最后 的评议。主考官朱苏力在面试时两次接听电话。主考官朱苏力自己记录复试过程。 而原来不是报考法理学专业的考生获得了复试资格。法学院副院长竟然未经初试 和复试，就获得博士生资格。考官和两位出身北大的考生关系都那样暧昧等等。 可以说，“从头到尾都有帮助考生中的某一方联合作弊的嫌疑”。 　　因而，“甘德怀质疑朱苏力与北大法学院，由于涉及的是考博与著名学者和 著名学府，似乎是一个‘学术事件’，但被质疑一方的辩解，基本没有什么学术 性可言，我们早已从大量违法官员或问题政府那里见多了相同性质的逃责、逃罪 的自我辩解。例如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或读到这样的官员与记者的答问：假设某一 地方政府强行违法征地、折迁，记者若问为什么要违反国家有关土地征用的政策， 采取化整为零的手段报批，他们会说，是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再问，发展地方经 济，是否应该考虑到群众的利益并采取合法的手段。他们会回答，从眼前看，个 别群众的利益可能会暂时受到影响，但一旦经济发展起来了，受益的最终还是广 大老百姓。至于是否用非法手段强征、强拆，一般的回答肯定是没有。若记者拿 出违法强征、强拆的真凭实据，答问的官员就会说‘至少据我所知没有这样的事 情发生’。如果违法事实实在太明显，无法掩盖，官员们也会说，强制手段针对 的只是个别胡搅蛮缠、不明大理的钉子户，这些人只考虑个人利益，不顾全当地 经济发展的大局……在这种答问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问题官员或政府，采取了 与朱先生和北大法学院相同的逃责策略，而且其中还隐含着一个劣性的查处、定 罪习惯作法。也就是说，许多违法、违纪案件，犯罪、违纪的问题非常明显，仅 凭其中任何一条都足以定性，但查来查去、搅来搅去，案情被越搅越糊涂，最终 往往是不了了之……”（姚新勇语） 　　当然，如上海交大那么“八风不动”的现象，出了事也十分坦然的现象，在 中国官场、学界，相信就更不是什么孤例了。 　　法律已是指望不上，那么尚还残余着一点道义、良知的人，现在都希望北大 校方及公证界人士出面解释清楚的问题包括：北京大学复试起分线各门及总分究 竟多少？可以降低该分数线的要求和理由，以及法学院艾、何二考生能够降低起 分线参加复试的理由是什么？在这场考试中有哪些程序是违规的？影响不影响考 生前途？如果影响了怎么办？有没有原来不是报考法理学专业社会学方向的考生， 而获得了该方向复试资格的人？龚文东副院长今年有没有占指标，报考院长朱苏 力的博士？初试成绩多少？有没有达到复试要求？如果达到，他要不要参加复试？ 如果不要初试或复试，为什么？如需初试、复试，那么要不要按程序走？艾同学 是不是朱苏力指导的硕士生？如果是的，朱为什么撒谎？何同学是否是朱院长同 学的学生，或者强世功的同学？如果是的，朱为什么撒谎？他们为什么不避嫌， 起码也要多增加考官？今年法学院每位考生录取或淘汰的理由能否公示，接受大 家的监督？北大校方怎么弥补这一事件，以体现对于明显的受害人甘德怀的公正， 并杜绝今后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不幸，至今为止，在这件事上，北大校方都始终是“失语”的，在危机出现 后，用的也是中国衙门、机关最典型的处理办法：首先就是“捂”，捂不住了就 “堵”，堵不住了就“撒谎”，撒慌被揭了，就“收声”。其间的对错先不说， 它对危机的处理方法就十分落后、无效而有害。 　　对此，有人谴责道： 　　“捂”和“堵”在禹的爸爸鲧的时代，就已经证明行不通，最后自己连命也 送了，化为黄熊。“撒谎”更不可取。所谓你可以在一时骗一些人，但不可能在 所有的时间骗到所有的人。这一方法在资讯发达的今天，更加危险。至于“收 声”，像鸵鸟一样慌忙把头埋起来，并且摇手道“没听见没听见”。也像笑话中 说的，一个和尚偷偷炸虾吃，那大虾在油锅里乱跳。和尚慌忙合什说，再忍一忍， 待烧红时，就不疼了。“收声”的做法正是希望再忍得一忍，等“新语丝”和 《外滩画报》的那帮人“收声”后，便不疼了。 　　危机处理是公共关系的一个重要功能。其目的不是“捂”、“堵”、“撒谎” 和“收声”，而是通过积极、开放和沟通的方法，维持或挽回自己的信誉。信誉 有多重要且不说，世界上有很多国家为了改善其在美国媒体中的形象，每年花掉 数亿美元。华盛顿的K街和纽约的麦迪逊大道的许多公司都是靠代理外国政府处 理媒体关系吃饭的。沙特阿拉伯在“9?11”后，为挽救其在美国的形象危机，光 在“9?11”周年之前几个月，就花了近千万美元。“萨斯”危机后中国国民在国 际上受到的待遇，正是形象损坏的直接结果。Exxon石油公司20世纪80年代，在 阿拉斯加漏油后反应迟钝了一些，至今一些美国人也不去它的加油站。 　　危机发生后首先要迅速处理。要有发言人，要有专门的处理班子。决不能撒 谎，也不能象北大书记和校长政出多门口径不一。当然最重要的是要有行动，调 查，该惩罚的惩罚，该维护的还是要维护，应该有一个正式的报告出来。但或捂 或堵或做鸵鸟则十分不可取。 　　世界最大的制药公司之一Johnson & Johnson生产的Tylenol 被人放毒后， 该公司迅速把全国所有上架的该种止疼药全部收回。结果其市场份额反而大增。 《纽约时报》的Jayson Blair抄袭编造新闻案发后，是该报自己首先登载了长篇 报道爆光的。这样既争取了主动权，又像是很有道义的样子。《今日美国》的 Jack Kelley大幅编造新闻，也是该报自己首先披露出来的。其危机处理效果显 然比先捂着，直到等别人爆光出来好得多。 　　美国在处理伊拉克监狱虐俘丑闻时也采取了同样的方法。国会听证，主动承 认还有上千幅照片之类。否则等到被阿拉伯的“岛”电视台和世界其它国家来踢 爆，则十分被动。 　　美国政府在伊拉克战争期间，为什么要“嵌入”包括其他国家800多名随军 记者呢？《西雅图时报》说：“为了在一个24小时新闻滚动的时代赢得舆论，五 角大楼别无选择，只有让记者坐在前排。（因为）除了战场之外，还有一个夺取 电视图像和报纸报道的完全不同的战争，把自己的故事讲得最好的一方，能够赢 得关键优势……在最近的阿富汗战争中，几乎没有几个记者得到允许去现场深入 报道该场冲突，直到战争快要结束。结果有一段时间，美国电视台上的战斗图像 来自（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那些图像是美军空袭造成的伤亡平民。” （2003年3月16日）。 　　一句话，花这么大代价“嵌入”记者，就是为了危机处理的需要。 　　早在1985年，美国政府花在公关上的费用就高达3.37亿美元。目前光国防部 的公关人员，就有7000多人，联邦政府中有15000多人，从事和公关有关的工作。 各级政府总共有四万多人。足见其公关能力和危机处理意识之强。 　　北大可能甚至都不觉得“甘朱事件”是一次危机。如果是这样，其危机处理 意识就是很淡薄的了，也是其目前管理水平亟待提高的一个证明。 　　北大应该出面，自觉维护自己的声誉。 　　如果不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那就真会像甘德怀在他文章的最末处提到的： “原本以为，在当今不再谈论什么学术、追求真理的大气候下，自己能够寻找到 一块安静之地。2001年，我正是抱着这样的愿望和信念，从法院返回到高校。相 信有许多青年学子和我一样对于北大有着不一般的期待，也相信在法学界有许多 和我一样的青年学子对于朱苏力老师、周旺生老师有着深深的崇敬！在这样的精 神支配下，我参加了今年北大的博士生入学考试，因为，我相信，具有百年历史 和悠久自由传统的北京大学是真正的学术殿堂，同时我相信，在法学界声誉隆盛 的朱苏力教授、周旺生教授，是人格与学术兼备的楷模……然而，此次的考博经 历带给我的却几乎是致命的（打击），北京大学的所作所为不仅让我深深失望， 而且使我对于自己追求学术的道路开始产生动摇，我开始重新审视一些以往自己 所崇敬的对象，所向往的地方！在和北大相关部门艰难的沟通过程中，北大留给 我的印象是蔡元培先生开创的北大精神，已经蜕变成傲慢、轻侮、任性、随意！ 在和我的一些圈内朋友谈论此事时，他们都无一例外地感到吃惊！” 　　这不但是甘德怀及其朋友们的吃惊，也是每一个依然还信守北大“自由精神” 不灭者的震惊！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freedns.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