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dropin.org)(xys-reader.org)◇◇   鞭炮   黄鸿志   二十年前,如果网络就已存在,当你输入“著名 鞭炮 生产”这几个关键词 进行搜索,十有八九“四川省西充县仁和乡”会作为著名鞭炮生产基地映入你的 眼帘。是的,仁和乡就是我的故乡,我在那儿生活了十五年。仁和乡盛产柑橘、 红薯和鞭炮。前两种是健康食品,尤其是红薯,当年主要的猪饲料,二十年后台 湾来的一位地瓜王子宣称其营养价值高过牛奶。但是,对于鞭炮,一言难尽。   我看过一篇文章,该文的作者小时候没见过烟花,特别渴望看看它到底是什 么样。后来,作者的父亲费尽千辛万苦终于搞到一个“喷泉”,在大年三十的夜 晚隆重点燃,明亮的五彩焰火像一棵闪闪发光的大树,作者和姐姐高兴的拍着手, 像喷泉一样爆发出清脆的笑声。作者长大之后,见过更多更大更美丽的烟花。但 是,唯有若干年前的那个大年夜的喷泉,才是最难忘的。因为,在那个焰火照映 中,有着父亲宽厚而欣慰的笑容。   多么感人的故事啊!可惜我没有机会能够有这种经历。因为我很小的时候, 就已见识了响亮到震耳欲聋的鞭炮,缤纷到眼花缭乱的焰火。逢年过节,院里的 孩子们拿着魔术弹站成一排,像打击日寇的迫击炮一样依次向空中发射。其壮观 程度,与天安门前的国庆礼花相比,也未遑多让。因为我们身处其中,参与创造。   小型的烟花我们可以自己放着玩,但大型的只有鞭炮厂能燃放,比如“大 炮”,它需要特殊的炮筒才能发射到半空,“砰”的一声,绚丽的焰火映红了半 边天。随后,一串金光闪闪的彩珠挂在一朵降落伞上慢慢悠悠的飘下来。这时, 田埂上便会涌出许多来自四面八方的小孩,在微明的夜里,奔向降落伞驻足的地 方。但是这样的机会不多,只有在遇到重大的事件,比如上面来人视察,我们才 有机会一饱眼福。或者,在鞭炮厂做试验的时候。   研制这些鞭炮和烟花的人叫黄锐,和我同宗,四十来岁,但辈份却小我一辈。 他是鞭炮厂的总工程师,有一次做试验,不小心炸聋了一只耳朵,是本乡实至名 归的诺贝尔。他很有钱,我还在梦想有一辆自行车的时候,他就开始骑摩托了。 关于他的最令人气愤的一个故事,是说他有一次到县城办事,住在一个旅馆里。 那天停电,他把蜡烛放到电视机上,忘了吹灭就睡着了。半夜,蜡烛烧着电视机 塑料壳的味道把他熏醒了,他爬起来,二话不说抱起电视机就扔到旅馆下面的河 里。从小受到要热爱保护集体财产的思想教育的我们,不是说“他反应还真快。” 而是“狗日的,好浪费!”   在路上碰到他,我们总是笑嘻嘻的和他打招呼:“黄锐儿,我日你妈哟。”   “好,好,好。”他笑眯眯的回答。   关于鞭炮,并不总是愉快的记忆。   由于需求量大,单单一个鞭炮厂忙不过来,于是就由各大队出面承包了一些 做鞭炮的活。但是,做鞭炮是一项专业性很高的工作,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是非 常危险的。大队组织人员自己干,安全很难保证。所以,经常有爆炸事故发生。   小学二年级的某个上午,我们正在上语文课,突然传来一声巨响,仿佛一个 巨人拿起一把大锤用力地砸在地上,发出无与伦比的超重低音,震得屋梁上的灰 尘唏唏索索地往下掉。我后来看的港台明星们的演唱会上的音乐,跟这比起来, 就像是在说悄悄话。上课的曹老师放下课本,跑了出去。过了好半天才回来。她 表情沉重的宣布:“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明天来上课的时候请带上背篼。”不 用说,又是某间做鞭炮的房子被炸垮了,需要清理。   第二天,背上背篼,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来到爆炸事故现场。这里本来是 一间堂屋,因为地点比较偏僻,所以用来做鞭炮。现在,已夷为平地,主要的清 理工作已经完成,大件如梁木已被搬走,只剩下满地的碎瓦断砖。我们的任务就 是把这些东西背到指定的地方去倒掉,算是劳动课。就像在抗日战争中成长起来 的送鸡毛信的海娃,对于这种场面虽然说不上轻车熟路,但至少已是见惯不惊。 我们默默的干着自己的活,一点也没有上体育课时那种聊天的兴致。我正捡起碎 砖往背篼里放,一抬头,突然看见旁边山墙上有一大片暗红的血渍,极像电影 《老枪》中的男主角的妻子被德国兵用喷火枪烧死在墙上的样子。我感到一阵恶 心,同时也产生了一种深深的恐惧感。鞭炮就像是一朵美丽的毒蘑菇,虽然绚烂, 但是致命。我现在胆小如鼠,估计就是当年清理那些爆炸现场被吓破了胆。   无论喜欢还是畏惧,我始终不知道鞭炮是怎么做出来的,直到高一。   那天是周末,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去百福寺春游。百福寺是本乡最著名的风 景区。沿着一条清泉蜿蜒而上,穿过一扇古柏环绕的石门,两座长满了苍松的青 山就像沐浴的仙女相对而出。在山上可以打扑克,听松涛,也可以优哉游哉的闲 逛,这自然比逛商场健康多了。据说,这山上还有松鼠,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中午的时候,王胜提议去他家,他家就在山下不远。我们都说好啊。   来到他家,他爸有事出去了,他妈接待我们。王胜把我们一一向他妈介绍, 并指着我说:“这是黄老师的儿子。”他妈连说:“稀客,稀客。”这时,一个 女孩从里屋出来。我眼前一亮(我相信应该是“我们”,因为我不相信他们连基 本的审美能力都没有),比在百福寺看到松鼠还吃惊。好你个王胜,在家里窝藏 了如此美女,也不给大家通报一声。“这是我姐姐。”王胜说。   王胜的姐姐身材高挑,长发如水,大大的眼睛像山泉一样清澈,年纪也就比 王胜大两三岁。说实话,她具体长什么样我现在已经模糊了,但见到她的那种感 觉我还记得。这种感觉只有在若干年后,见到关之琳才有。没错,在我的印象中, 她就是长得像关之琳。当然,绝对比关之琳清纯,至少她没有和本乡富豪、土产 诺贝尔、我的侄儿、黄锐聋子闹绯闻。   “姐,你好!”我也学着王胜叫了起来。我只有哥,没有姐,现在叫几声, 过过干瘾。   “哎。”王胜的姐姐很害羞,答应一声脸都红了,转身又回了里屋。   “你姐在干吗?”我们问王胜。   “她没有上学,在家做鞭炮。”   “咦?做鞭炮?咋个做的?我们看看。”我们朝里屋走去。   “马上给你们下挂面哈,王胜,去拿几个鸡蛋。”王胜的妈大声说。   “伯母,麻烦你了。”我们头也不回。   到了里屋,只见王胜的姐坐在一个像海盗船一样的东西旁边。“姐,你这是 干啥子?”我问。“擀鞭炮筒啊。”她说。她左手捏着一根铁签,铁签上先裹上 废报纸,再裹上一张红纸,红纸上蘸上点水,然后放在“海盗船”下有着同样弧 形的槽里,右手使劲的把“船”往下推,一下子,废报纸和红纸就被紧紧的裹在 一起了。她的姿势非常优雅,即便是在做这么一件普通的事情。正如关之琳,虽 然也演过不少烂片,但不论片子如何烂,关之琳总是那么美丽。   王胜的姐把做好的鞭炮筒递给我看。“是不是要把铁签抽出来?”我问。   “现在还不行,还没有切开呢。”   她把鞭炮筒横放在旁边一排等距的切刀下,将切刀一推,再把铁签从纸筒中 抽出。像小指一样大小的鞭炮筒就纷纷落在旁边一个竹筐里,筐里已堆了不少大 小一样的红色的鞭炮筒。   “下面还需要干什么?”我打破砂锅问到底。   “把它们扎在这个模子里。”她指着一个六角形的木模子,“然后用这个专 门的砧子把一头的报纸往里钉,封好之后,就可以卖给鞭炮厂了。”   “不放火药?”   “现在不允许自己在家做了。最后一步,放火药和引线,砧紧另一头,要在 鞭炮厂完成。”她笑了起来,像山涧边快活的野花。   “噢。”这么多年,我还是第一次搞明白鞭炮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吃饭了,吃饭了。”王胜进来叫我们。   我们每人的碗里放了一个荷包蛋,王胜的妈还用米豆腐做了一大碗哨子放在 桌子中央任我们自己添加。这顿饭吃得很香。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搞清楚鞭炮是 怎么做的,还有,见到了一位比挂历上的明星还要漂亮的美女。也许,后者才是 主要原因。在潜意识里,我给弗洛伊德投了一票。   高二的时候,我随父母搬到了千里之外以恐龙化石闻名于世的自贡市。   大学毕业,工作一年后,也就是离开故乡七年,受一位叔叔的邀请,我回老 家过春节。叔叔住在县城。除夕夜,在安汉广场有一个焰火表演,七点半到八点。 吃完年夜饭,我们来到广场,焰火表演准时开始,领衔主演的就是我一直没有看 够的“大炮”。“砰、砰、砰”,“大炮”一个接一个飞上半空,四散开来,比 以前更加绚烂多姿,没有令我失望。但是,在“大炮”爆开的那一瞬间,我还是 本能的往后退了一下。可能小时候形成的恐惧感没有完全消除。多年过去了,在 我的内心深处,鞭炮、烟花仍然像KTV里面的小妹,既好耍又危险。也许,就像 鞭炮和小妹一样,这本来就是一个好耍而危险的年代。   第二天,我给叔叔说好,要回乡找高中同学。从县城到仁和乡只有半个小时 的路程。还没有到乡上,我在黄角垭下了车。城聪就住在这边。找到城聪家的时 候,只有他妈在,她妈说:“哎呀,你就是黄老师的儿子啊,带起眼镜,都认不 出来了。屁狗,赶紧去叫老七回来,就说他高中同学来看他了。”他妈转头对我 说,“一早就被他二爷叫过去打牌去了,你先坐会。”我连声说::“好,好, 等会没关系。”   过了一会,城聪跑了进来,进门就给我来了个拥抱。“屁狗给我说是高中同 学,我还以为是辉勇,真没想到是你。我也是前两天才回来的。”城聪大学毕业 后分在攀枝花工作。   “运气还不错,你还在家,就怕你们去走人户了。”   “过两天去。”   “走,我们去找辉勇。”   “啷个也要吃了饭去噻。”城聪的妈说。   吃过午饭,我和城聪去找辉勇。用脚底板丈量,他家离这儿有一个小时的路 程。辉勇也在家。他家空气清新,因为门窗关闭不严,窗户上还破了一个大洞, 用纸糊着;环境十分开阔,打一趟少林拳绝对不需要搬东挪西,因为无东西可搬。 “走,我们去找杨晓云,去他家吃饭。”辉勇和我既是高中同学,也是大学同学, 他现在在读研究生。我们之间,不存在面子问题。   到了杨晓云家,自然又少不了一阵寒暄。   “王胜呢,他家离这儿不远,干脆喊他过来一起吃饭。”我提议。   “王胜到广州打工去了,前几天赶场碰到他妈,说他过年也没有回来。”杨 晓云说。   “伯母的面做得真是好吃。那他姐呢?”我尽量显得比较自然。   “死了。”   “怎么回事?”我大吃一惊。   “做鞭炮,炸死的。”   “怎么会?家里不是不让砧火药吗?怎么会爆炸?”   “不是在家里。她后来去鞭炮厂干活了,还是托了人才进去的,鞭炮厂的钱 要挣得多一些。大前年的事了,据说是为了快点治办齐嫁妆。哎,这种事情,还 不是时有发生。”   我心下一片冰凉。我们几个都没有说话,大年初一的空气里弥漫着些许悲凉 与哀伤。我们都想说点什么,但是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   吃晚饭的时候,我们聊起以前人和事,戏弄老师的恶作剧,同学之间的善意 但恼人的玩笑。就着酱猪头和往事,我喝了很多酒,半斤六十二度的老白干下肚, 我仍然跟他们谈笑风生。我第一次发现,原来我还真的挺能喝。   窗外又传来一阵阵豪爽的鞭炮声,烟花飞向空中像利箭一样撕破天幕的“嗖、 嗖”声,还有孩子们欢乐的笑声。   “还是你说得对,鸿志,这就是一个他妈的好耍而危险的年代。”   Plain Text Attachment [ Scan and Save to Computer ]   打赌   黄鸿志   小时候,最流行的玩具是毛主席像章。就像一场电影过后总要收获一地的瓜 子皮和花生壳,毛主席像章是文革留给我们的一笔丰盛文化遗产。已经记不清具 体从哪里来,反正总能不时地看到、得到或者抢到各式各样的毛主席像章。在单 调的童年生活中,收藏这些像章曾给我们带来无穷的欢乐。比谁收集得多,比谁 收集得全,比谁的最大,比谁的最小,比谁的最砸手,比谁的最轻巧,每一次来 之不易的胜利都能为幼小的心灵带来持久的骄傲。我们还曾经像玩“臭扑克”一 样玩这些像章,几个人把像章扔在地上,轮流拿自己的像章去砸对方的,砸到翻 面算赢。大人看见了,厉声喝止:“不像话,有你们这么耍的吗?我要告诉你们 老汉。”我们面面相觑,胆战心惊。但是,毛主席没有批评我们,他的目光永远 那样慈祥和蔼,就像我现在每个月的工资单,始终如一,决不动摇。   后来,我看到杂志上一幅照片,年轻人上半身密密麻麻挂满了毛主席像章 (当然,只能挂在上半身,在这点上,我们和西方人情趣大相径庭,他们喜欢把 偶像名字刻在屁股上,这样一来,改变信仰的成本陡然增高。)。我拿起放大镜 仔细研究这张“毛片”,惊奇地发现我拥有过其中的大部分。更重要的是,我曾 经最喜欢的一枚毛主席像章,这个年轻人没有。   那是一枚大小适中的圆形像章,背景是牛奶一样的乳白色,精致的毛主席在 中央面对奶潮汹涌颔首微笑,似乎认为臣民们就该如奶牛般温顺。最神奇的地方, 还在于这枚像章晚上能放光!把它挂在蚊帐里,熄了灯,暗夜里能隐隐绰绰看见 一团白乎乎的亮光围绕在它周围。毛主席永远和我在一起,哪怕在我睡觉的时候 依然炯炯有神的看着我。   但是,后来,我把这枚珍贵的像章输出去了。赢它的人是我小学三年级的一 位同学,名叫弋松林。   那时我在“仁和乡二十一大队小学校”读书,之所以选择这里,是因为它有 两位乡级著名教师。专门教一、二年级的曹庆华老师,她的普通话非常标准,对 人也和气,但她私生活方面口碑不好,丈夫是个铁道员,常年在外,大家风传她 与街上卖药的崔胡子不清不楚。当然,这都是我后来听说的。当年她给我印象最 深的是她的笑声,像夏季暴风雨过后的天空一样爽朗。还有一位专门教高年级的 杜天根老师,绝顶聪明,高中时因为政审不过关而没有上成大学,此后一生未能 释怀。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我们热烈讨论杜老师能不能教初中,我甚至认为他能 教得下高中。   小学一、二年级是我迄今为止最辉煌的时光。那时候,得“双百分”比现在 得到领导的批评还要容易。我就像一位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大将军,“双百分” 则如敌军溃败时丢弃的兵器,俯手可拾。   小学三年级,好梦结束,睥睨一切的泰坦尼克号撞上了冰山。这座冰山就是 弋松林。他从别的学校转过来,人长得黑瘦,个头细长。我常怀疑,他看起来黑 是因为他的脸长期没有洗干净的缘故。他和妹妹(也转到我们学校,低一个年级) 跟着爷爷一起生活。他的爸爸死了,据说是他奶奶去世后,就跟着就自杀了。随 后他的妈妈再嫁,但爷爷死活不让他们兄妹跟着他们的妈妈。   弋松林的头型有点尖,头发支楞着,远远看去像一把巨大的锥子,这是一把 解决各种数学难题的犀利之锥。三年级,数学课增加了应用题这种题型。杜老师 把例题写在黑板上,当我刚把那些颠来倒去的表述搞清楚时,他已经举手,并且 解出正确答案。   “他比我聪明。”我的脑子里闪现出这样一个念头。“不,不,这全都是幻 觉”。我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于是总想寻找一切机会证明我比他聪明。   杜老师上课有个习惯,每天下午放学之前会留一道思考题。这道题通常比较 难,让大家回家慢慢琢磨。很多时候,这样的题只有我和弋松林才能解得出。   这天,杜老师又出了一道思考题:九棵树,栽成十行,每行三棵,应该怎么 栽?   这是一个机会,我决定向他挑战:“弋松林,我们打个赌。”   “打啥子赌?”   “赌谁能把这道题解出来。”   “赌啥子呢?”   “要是你赢了,我就把这个毛主席像章给你,要是你输了,就把那套《偷拳》 给我。”对我那个晚上能够发光的毛主席像章垂涎三尺的不在少数,而我对他那 套不知从哪儿搞来的画本《偷拳》心仪已久。如此重注,如同浪莎丝袜,不止是 吸引。   “赌就赌。”   回到家,画了七、八张草稿纸,完了,我发现我轻敌了,这道题绝非我想的 那么容易。在这道看似简单的数学题面前,我成了二十余年后的李亚鹏版郭靖, 双目无光,呆头呆脑。但我想,自己做不出来,他也未见得能做出来。睡觉前, 我看了一眼毛主席,希望他老人家保佑:在这道数学题面前,弋松林也是个瓜娃 子。   第二天一早,在学校门口碰见弋松林,我心事重重如同在脸上填了数十磅的 硅胶,而他的脸上却挂着诡异微笑。我忍不住心里一颤。   上课的时候,杜老师问,有没有同学做出昨天那道思考题?“唰”的一声, 这个龟儿子手举得比旗杆还直,生怕老师看不见,尽管全班只有他一个人举手。   “弋松林,你到黑板上来画一下。”   他噌噌噌跑到黑板前,拿起粉笔,先用力杵出九个点,再麻利的连成十条线, 圆满完成!我输了。   愿赌服输。下课后,我恋恋不舍地把毛主席交给了他。“保管好,不要弄丢 了。”我叮嘱他。他深情地注视着毛主席,鸟都没有鸟我。   后来我千方百计寻找机会和他打赌,想把毛主席赢回来。但他整死不应战, 即便我使出诸葛亮侮辱司马懿那样的激将法他也不上当。不过,也许是为了安慰 我,也许是为了表示慷慨,他把《偷拳》借给我看了一个晚上。   乡村小学每年除了寒暑假,另外还有两个比较长的假期,农忙。上半年五、 六月份收割小麦,下半年是十月份的时候收割水稻。每逢这个时候,学校就会放 一周假,让家在农村的同学回去帮忙。   我喜欢这个假期,因为基本没有作业,可以疯耍。我最热爱的一项运动是在 刚收割完小麦的地里抓蝴蝶。把上衣脱了,双手抓住衣领,举在背后,看见蝴蝶 就一下子罩过去,将蝴蝶盖在衣服下面,然后再把衣服小心翼翼地卷起来,直到 抓住蝴蝶。接着把它们的翅膀撕掉一半,这样它们既可以飞起来,但又飞不高。 我就像逮住老鼠又把它们放了的猫一样跟在后面,一会捉住一会放掉,好不快活。   有一天,麦地里因昨日下雨而泥泞不堪,没法在里面跑来跑去,我只好在家 温习画本。正看着,窗外有人叫我,出去一看,正是弋松林,胸前耀武扬威的别 着那枚毛主席像章。   “在干啥子?”他问我。   “看画本。”   “走,去凫水。”他食指和中指交替摆了几下,这是我们表示凫水的标准手 势。   “正在涨大水,不去。”确切的说是不敢去,我爸爸严禁我们私自下水。有 一次,我和另一个小孩偷偷到附近堰塘凫了一次水,回来被爸爸用黄荆条一顿好 打,还写了检讨,贴在墙上展览。我则故意写得错别字连篇以示抗议。   “我赌你不敢去,你去我就把这个毛主席像章还给你。”他开了一个不亚于 送我一张“三好学生”奖状的条件,但前思后想,我还是不敢和爸爸的黄荆条开 玩笑,也不愿意再拿一篇错别字连篇的检讨去参展。我狠狠咽了一口唾沫,摇了 摇铁棍一样僵硬的脖子,勉强拽出躲在喉咙里的两个字:“不去。”   “不去算了,我自己去耍啰。”他一转身,巨型锥子在田埂上蹦蹦跳跳的走 远了。   农忙结束,回校第一天,弋松林没有来上课。第二天、第三天也没来。第四 天,突然听说弋松林死了,淹死的,尸体在下游很远的地方被发现,白花花的身 体挂在岸边一棵树的树丫上。   班上再也没有人和我竞争了,回答思考题也没有人和我抢答,我重新成为战 无不胜的大将军。就像一桌酒席,任我一人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就像一条跑 道,就我一人跑,第一名的奖状已经巴巴适适地装在我衣兜里。但是,我却始终 高兴不起来。我心里空荡荡,像失去了非常珍贵的东西,而它再也回不来了。我 模模糊糊但又清清楚楚,这珍贵的东西绝不仅仅是那枚能在暗夜里发光的毛主席 像章。   上一年冬天,有一次课间休息时,我和弋松林坐在操场边晒太阳。我问他: “你爸爸为啥子要自杀”?他一怔,清澈的眼里闪过一丝浑浊,沉默了一阵子, 他说:“狗日的,是个哈批”。   注:“哈批”是四川方言,“傻逼”的意思。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dropin.org)(xys-reader.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