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3.dxiong.com)(www.xysforum.org)(xys2.dropin.org)◇◇ 　　往事不堪回首 　　——反思文革系列 　　文远 　　引子 　　文革（1966-1976），全称文化大革命，它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独有名词。它 是一段历史，是一串眼泪，是人民的苦难。 　　文革往事不堪回首。 　　当今的中国社会，无处不打下文革时期的烙印。回首往事并不令人愉快，但 忘记过去却意味着背叛。 　　个人的经历只是大海中的一朵浪花，但却可以反映出大海曾经的波澜。谁又 能否认，大海其实就是由一朵朵的浪花所组成的呢？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了社会的进步，也为了平复我涌动的心潮，我愿意 献出这朵浪花，为的是浇灌我们那颗久已麻木和干涸的心田。 　　（1）谁能告诉我,是对还是错? 　　借用多年前一部热门电视剧《渴望》主题曲里的一句歌词来表达我此刻的心 情，那就是“谁能告诉我，是对还是错”。 　　我想这一句歌词很好的诠释了文革中两派争斗的矛盾纠葛以及人民群众内心 的焦虑和疑问。 　　记得当年（可能是1966年）我的一个远房堂哥大串联到北京经过我家时，问 了我那在县人委当干部的父亲一句话。 　　他说现在广西是“联指”和“四二二”两派，大家都自称是革命造反派，你 认为哪一派才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我父亲多年后才告诉我，他当年是如何回答 这位革命小将的。父亲当时对于这种急风暴雨式的革命行动不无忧虑，对自己的 堂侄也有很多的担忧，对一些所谓的“革命”前途表示怀疑。他对他的侄儿说道， 作为一名老百姓，我不知道他们谁对谁错，但是在任何时候我们做人都要正直和 正派，绝不能干坏事。 　　今天，当我反思文革这个重大的课题时，得出的一个结论竟然也是与当年我 父亲的认识不谋而合，这不竞令我十分惊讶。 　　我堂哥当年问到的“联指”，全称叫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联 指”是保当时的区党委书记韦国清。“四二二”的全称叫做“广西四·二二革命 行动指挥部”，又称“造反大军”。“四二二”是保当时的区党委书记处书记的 伍晋南。 　　有材料介绍，当时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是由康生、陈伯达以及江青等人把持， 文革小组最初为了挑动各地群众起来造反，也就是造被毛泽东钦定的“走资本主 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代表人物、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反，以及以刘、邓、陶为首 的所谓全国的修正主义黑线代表人物的反，曾宣布广西的“四二二”是革命群众 组织，但事过不久，又出尔反尔地宣布“四二二”为反革命组织。这就给广西的 “联指”一派有了镇压“四二二”一派的口实。 　　在这里，我们大家可以反思一下，两派群众组织为什么一会儿是革命造反派， 一会儿又变成了反革命派。 　　大量的历史资料说明，这两派群众组织都没有错，错的是当时的中央领导人 错误地发动了一场没来由的运动——一场政治高层的权力斗争，挑起群众斗群众。 却要全中国的广大人民群众来买单，其实两派“革命”群众组织都是受害者。 　　笔者记得当时我们县医院里有一名护士，在两派冲突期间被“造反大军”一 派捉进据点文化宫里，被多人轮奸致死。以后这个据点被“联指”攻破，他们的 头头之一被 “联指”捉住，被当事人的丈夫在批斗会上用铝线皮鞭打得要死， 皮开肉绽，我们小孩都不敢靠前观看，即使在远处听见那皮鞭抽人的啪啪声也被 吓得心惊肉跳，至今在脑海里仍时常有那梦魇般的影像记忆。 　　大院里还有一位老干部，被誣为是“造反大军”的黑高参。有一天被“联指” 的群众拉出去游街批斗，他头戴高帽,胸挂黑牌,被粗大的麻绳绑缚双臂,步履蹒 跚。因为此前在这里的街圩里，游街时曾打死过人。他心里十分惧怕，认为这一 去必定凶多吉少，大难临头，故步履沉重。但幸运的是那一天组织者看管得严， 不给乱打人杀人，他才幸免一死。在经过十字路口往回走之后，我亲眼看见他如 打了强心针一样步伐十分的轻快，几乎是小跑，他知道，他今天死不了了！ 　　那人文革后官复原职当上了民政局局长。 　　笔者的舅舅有一个中学同学，十多岁的小青年，参加了“造反大军”组织， 他所在的据点就在我们家那条街正对面的市红（十字）会大楼。前几天还见他与 我舅舅在据点前面交谈，一脸的孩子气和青春豆,再过几天，听我舅舅说，他就 在一次去武装部抢枪中“牺牲”了。 　　死得一点价值也没有，徒给自己的父母增加无限的伤悲。 　　而这样子冤死的"热血"青年学生,全国到底有多少,至今仍未有一个确切的数 字。 　　这些文革的冤死者大多都是无辜者，他们死不瞑目啊！ 　　以上几个例子都是我的亲眼所见，文革武斗之惨烈，对人的迫害之深，可见 一斑。 　　有人认为,文革惨案与斯大林时代的大规模清洗运动有得一比,现在俄罗斯已 经有人专门研究当年的史实。死了多少人,姓甚名谁，包括职称职务和照片都有 正式出版,写得清清楚楚,用以警醒世人。 　　但反思我们中国做得怎么样了呢？ 　　所以今天要拷问文革中的两派组织谁对谁错？在我看来，全部的错误要由当 时的中央文革小组负全责。至于两派群众组织在运动中发生的批斗、打砸抢和以 后的武斗都是这种错误的派生，是运动的自然产物，是不可避免的政治现象。 　　当时全国各地基本上都是存在两派群众组织这种“造反”形式，这绝对不是 一种偶然的现象。这个板子要打在文革发起人以及文革领导小组一小撮别有用心 的政治野心家的身上。 　　1966年发生文化大革命以来已有四十多年的历史，不可谓不长。但至今官方 对文革作深层次的思考与反思还远远不够。 　　什么是真正的民主，什么是公民的自由，公民又怎样争取自己的表达权利， 政府在决策过程中依据的是什么，什么才是民主的选举制。 　　思考之后我们发出疑问，所有这一切，在今天我们有答案了吗？ 　　（2）欲说当年好困惑 　　当年使我困惑的事还不只是文革中两派组织谁对谁错的问题，因为那时我年 纪还不大，也不知道他们当年争论什么问题。当红卫兵还不够格，只能当红小兵。 　　记得当年我与大院年纪相仿的同伴们去参加学校红小兵的事儿，还很好笑。 那是一张台，摆在教室旁边，一两个稍大一些的学生在办理入红小兵组织的事。 我们都被嘱交了两角钱，入了那个叫做《铁拳头》的红小兵组织。这个名字很有 当年那种造反的气势，也很响亮，但好像也没开展过什么活动。我们当年的年纪 都太小了，成不了什么气候。发了一个红袖套是真的，不过交的那两角钱可能也 就是够他们在街角那个林家铺子里印制《铁拳头》那几个金黄色的字罢了。 　　当年使我困惑的事儿，是我父亲对我说过的一句话，至今还时不时回响在我 的耳边。 　　你外婆那里，你还是少去为好。 　　这一句话曾使年少的我困惑很久。我外婆对我很好，我从小跟着她长大的。 外婆家，我为什么就不能去了呢？ 　　那时我父亲在县人委财政局工作，是一名普通股级干部，经常要下乡，母亲 在一个工厂工作，要上夜班。没有入托儿所，我只有跟在外婆身边。据说有一次， 下很大的冰雹，城里的舅舅们把我藏在一根房梁下面，避开了那场来势汹汹的冰 雹。第二天，屋顶和家里的盆盆罐罐都被那可怕的冰雹打得稀巴烂。在我童稚的 记忆里，全城都是遍地的碎瓦片儿。 　　那时外婆在一家蔬菜社卖菜，可以将我带着上班,她像母亲一样的疼我。所 以有时候舅舅又喜欢开我的玩笑，说我是"外甥仔"。 　　我一直跟在外婆她老人家身边好多年，直到六十年代初的所谓“三年自然灾 害”困难时期，据说是因为县直机关保育院有牛奶喝，才把我的户口从市里迁回 县城里的。 　　那时的我，与外婆及舅舅一家最亲。每到学校放假时，我最想去的地方就是 城里的外婆家。 　　那是一个温暖如春的家。 　　舅舅会带我去他学校玩儿，至今他的一些老同学还记得他有一个"老外"。他 还会折纸飞机给我，让我在学校宽广的操场上自娱自乐。有电影了，他还带我一 起去看。那时查票很严，有时就被查票员查出来赶出去了。如果我挨查出来，他 也就看不成了，所以有时他又会偷偷地溜走，跟我捉迷藏，想方设法不带我去。 我就会很着急地盯住他，就像监狱官看守犯人一样。有时候他还会带我去排队买 豆芽、买豆腐甚至买煤什么的,那时候买什么都要排队,僧多粥少。他把我一扔在 队伍里，人就不见了，不知又跑到哪里玩儿去了，一直到快要排到了，他人才忙 赶回来。而我则老老实实地排在队里,那里也不敢乱跑。我的性格就是就样，遵 纪守法循规蹈矩。 　　母亲在文革中缺医少药因病不幸去世以后，对于年幼的我们两兄妹，外婆就 更疼了！ 　　我们就像一首歌词中所唱到的那样：“没娘的孩子像颗草”——一个字 “贱”。没娘的孩子衣食无着，没娘的孩子容易受人欺负，没娘的孩子很自卑。 　　我当年就是那样一个很自卑很敏感的男孩。 　　话说当年我父亲说了，你外婆那里你还是少去一点，她家成分不好。 　　我一个小孩子家哪里懂得什么“阶级斗争”和“站稳阶级立场”。成分不好 是一个什么概念,当年我不是很清楚的。 　　虽然我父亲说话时的语气很婉转，听起来仿佛是为了我们好。但我怎么听起 来就像一根针一样地扎在我的身上，一个字——“痛”，是那种心痛，此外还有 不理解，十分地困惑。 　　我的父母亲是一个很奇特的婚姻组合。父亲祖宗八代都是贫下中农，出生在 桂南的一个深山沟里。他人有一点小聪明，读书不吃力，当读到高小时，村里的 长者就要他当私塾里的先生了，都是教一些比他更年幼的初小学生。一年也可以 得几担谷子。二十来岁上下得村里一个在外面做官的亲友提携，跟到城里来，在 那位亲友管辖的测量队里当一名测量员。一直干到那个城市解放。 　　我母亲却是大户人家的千金，传说当年家里有十八座连片山头，每年都会有 大量的林木可以砍伐出售。但当我父亲遇到我母亲时，世界已变了样，白色社会 已经变成红色社会了。当时我母亲的家道已衰落。外公已出走广州，久已杳无音 信。一家人老的老，小的小，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 　　但这些好像还不是我父亲要表达的意思，这些只是两个家庭的背景差异，是 内部问题。他的主要压力是来自于外界。 　　据说文革时，隔壁的阿姨就贴过一张我家的一张大字报，那是一位平时看起 来笑眯眯的阿姨。据她揭露，我母亲家是地主家庭，我母亲有大小姐脾气。尽管 揭发人她自己的丈夫也是一名政府留用的旧军队军官，小时候我还看到过她家藏 有一把长长的军刀和马靴。但这些并不妨碍她揭发别人，而当时只有积极揭发和 批斗别人才能显示出你的革命来。 　　大家都像一群疯狗一样地互相撕咬和伤害。 　　当时的革命形势也确实很情急。造反的革命群众可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是 “地富反坏右”，一律横扫。还有一个政治前途问题。你要与家庭划清界限。关 于这一点，其实从一九四九年解放以来就很强调。很多参加革命工作的干部的家 庭就是所谓的出身不好。你想啊，当时要建设一个满目疮痍的国家，需要大量的 人才，而所谓人才主要就是读书人。在过去，有哪一个读书人家里不是有几个钱 的，没钱你还想读书？这就有一个革命的悖论。一方面参加工作的革命干部在革 别人的命，一方面自己的家庭在被别人革命。很多人想不通，很苦恼，想不通也 得要想通。 　　这是一个立场问题，也是一个革命坚定性问题。 　　我有一个亲戚，她后来做到革命队伍里的高级干部，当年为了自己的所谓革 命前途，长期与自己出身不好的家庭划清了界限。与自己的亲生母亲像猫和老鼠 一样一辈子不相往来，连母亲过世都不敢回去送葬看一眼，你看，多“革命”啊！ 所谓的“资产阶级亲情”让位于“无产阶级革命感情”。现在说起来好像是我在 说笑话，但其实这就是解放以来特别是文革时期社会人们政治生活的真实写照。 　　如果说我当年是年幼无知，欲说当年好困惑。那么那些“老革命”们当年的 这种做派，是不是也有点儿违背了人性呢？ 　　（3）那一年，我过的尴尬春节 　　1973年我们高中毕业，到了农村插队落户。 　　那一年的春节我们是在农村度过的。 　　“ 插队落户”是那个时代的时髦名词，有一点像当今政府派出的一大批干 部去“建设新农村”。不过那时的插队落户全部是应届毕业生，文革嘛。各地城 市先后成立了 “革命委员会”，“红卫兵”没什么事儿可干了，就被派往农村 继续鼓捣（现在看来是就业问题没办法解决，是政府的一项临时干预政策措施）。 　　话说转眼就到了1974年春节，怎么过春节成了我们插队青年们热议中的一个 话题。 　　有一天，大队王副主任找到我，建议我们要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当时我是 一个村里插青小组的组长，共青团员。我毕恭毕敬地向他请教，怎么过革命化的 春节？他对我说，在农村过。我说这事要与小组里的同学们商量一下。一年到头， 在农村干活，过节了，大家都想回家与父母团圆。他说，你动员一下，“破四旧， 立四新”，要与贫下中农一起过一个有意义的春节。 　　什么叫“破四旧，立四新”？ 　　原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破四旧”的行动就开始了。 所谓“四旧”是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由于当时对于“新”和 “旧”的概念没有科学的标准和正确的态度，加之红卫兵的盲目和无知，破“四 旧”变成了砸文物、打人、抄家的同义词。 “立四新”就是与“破四旧”相对 立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和新习惯。 　　而在农村过春节就是一种破除旧的风俗习惯的“革命”行动。当时我的思想 不算很积极，但也不是太落后。很多事情都是循规蹈矩懵懵懂懂，别人说什么是 什么，大多时候没有自己的思想。那时候读书不多，那个时代也不可能有自己的 思想，一切紧跟在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党叫干啥就干啥”。 　　不过既然大队副主任（代表党）说了，要我们小组带个头，移风易俗，在农 村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我也没有什么意见。回去跟小组的同学们一说，大家嘴 里不好反对，但心里是一百二十个不乐意。关键是大家都没有选择权。 　　我们就这样决定在农村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在农村过春节对我们来说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可以多买猪肉。一个人可以 多买两斤肉。我们小组一共有五个人，一共就有十斤猪肉了。那时节，买肉困难。 农村的猪肉都是按定额分配的，乡民一般也不准随便杀猪，自己养的猪也要报批。 也不准私自贩卖。 　　记得我们生产队有一位中年农民，脑子比较灵活，他会从乡里贩卖猪仔到城 里，赚点差价。结果挨公社的驻队干部批得够呛，说他是“投机倒把”，是走资 本主义道路的坏典型。此后，大家不要说贩猪卖猪，就是议论也是噤若寒蝉。 　　那公社干部因为工作积极，后来升到另一个公社当党委书记去了，不过那是 后话。 　　在那几个月的农村劳动中，我结识了一位同龄人，互相认了“老同”。 　　这一家很好客，在年三十晚上要请我到他家里吃饭，我又不好拒绝，就冷落 了我那几位同病相怜的同学。本来我的同学们就不乐意在农村过这个春节，这一 来更是有了借口。结果第二天，原本说好了的，要一起去拜访军属烈属五保户也 没去成。大家都“临阵脱逃”，捡包袱溜回家过春节去了。 　　我也不例外。尽管我们大家事前都写了决心书，上了县广播。 　　好在当年也没有去看望那些军烈属和五保户，如果说当年我们装模作样地空 手去了人家的家，那是自找没趣，不知道有多尴尬啊！我们自己的生活尚不能自 保，谈何去慰问别人。不像现在的干部领导去拜年，代表政府，代表党，都没有 空手去的，除了各色礼品，可能还有大红封包打点，最好还美美地照上一张拿着 大红封包的做秀相，令人皆大欢喜。 　　（4）别人怀疑我跟小花 　　在农村插队时，村上有一位姑娘，名字叫小花，当然这不是她的真名，请原 谅我没有讲出她的真名，我不想伤害她，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了这许多年。 　　出来工作很多年了，有一年，我回农村，这也是我第一次回插队的地方。我 忘不了它。 　　在村口我与“老同”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起初他一下认不出我来了，我脱掉 眼镜说，你仔细看看我是谁。他马上就认出来我来了，惊叫一声，是你啊！十五 年了，你才回来。 　　是啊，久违了，那片绿色的田野，那湾蓝蓝的河水，那种甜甜的蔗香。 　　我们插队的那地方，山清水秀。水是大河水，山是俊秀的石山。种的甘蔗是 甜甜的那一种品种，可以榨糖。河边上生产队还植有密密的竹林，有秀气的泥竹， 也有粗壮的剌竹。对河有一眼流量很大的泉水，冬暖夏凉。泉水前建有一个水碾， 它碾的米米粒完整，米糠特少，成数大。 　　小花就是我们队上的一名姑娘，年纪与我们一般大，一对水汪汪的眼睛有如 俊俏的燕子一样的黑。我们来了，记得那天她与村上几名男女青年一起被队长派 到船码头接我们。 　　天上下着讨厌的小雨，道路泥泞，村间小道蛇一样地向前蜿蜒而去，不知所 踪，就像那个文革年代阴晴不定的政治形势，让我们青年无所适从。 　　小花挑着我的行李担，轻盈地走着，甚至小跑。我们在后面紧赶慢追。她的 步伐像极一首跳跃的音符，在田峒与田峒之间，小沟与便桥相错的地方，行走如 风。我们咧咧切切地跟在她和她的伙伴们的后面，心中感叹。雨越下越大了，我 们中的某一个人摔倒在泥路上，手上拿着的一些小物品便滚得满地都是。 　　小花原来头上戴有一顶伞形竹帽，身上披有一件雨衣，现在帽在我的一个女 同学头上，雨衣却遮盖在我的行李箱上。 　　我的行李箱是那种原来用来装手榴弹的大木箱，不知我父亲什么时候拿回家 来装东西。我没有像别的同学一样的手提箱或皮包，我家子妹多，买不起。 　　我的这个行李箱后来一直跟着我，从插队到学校读书，再跟着我到一个研究 所，直到结婚生子，最后我拿它来存放书籍，一直舍不得丢掉它。 　　有些物品不是说丢就可以丢的，它就像你身上的肌肉，早就与你的生命结合 为一体。 　　直到最近，我们清理杂物，屋子显得窄了才把它送给隔壁老同事，同事她家 在农村。 　　这是小花给我的第一个印象，俊俏而有爱心。 　　插队青年到了我们这一批，下乡的第一年是由国家分配供给粮食指标。但光 有稻谷指标，我们要到对河的粮所去买，买了之后还要自己运到米碾去碾。 　　这一天，队长派小花与另一名男青年领我们去粮所买粮，是划船去。我们两 名男插青跟着去，三名女插青留守在家，我们是集体户。 　　小花在前面划着船，村上的男青年在后面把着舵。一棹一棹，船儿径直划向 前方，不一会儿就来到了大河中央了。我们看小花和那男青年两人划得轻松自如， 谈笑风生，便腾地一下生起一股兴趣来。我接过小花手中的船桨，我同学则在后 面把着舵，欲往前划去。但船却在河中间打起转转来，不管我们如何使劲，那船 儿就是不听使唤。急得我们全身冒汗，无计可施。这时只看小花掩嘴一笑，然后 说道“莽汉使蛮劲，船儿打转转。”看着那小船儿顺流而下，横着漂去，我们却 有劲使不上，干着急。更要命的是，一艘航班客船正从上游驶来，汽笛呜呜叫着 逼近我们。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小花接过我手中的船桨，只那么使劲一棹，后头 男青年的舵浆轻轻一拨，那船儿就像得到糖果的孩子止住了哭声一样，离弦的箭 似地立马向对岸驶去。驶过我们小船身边的客船这时却又调皮地鸣起笛来，呜— —呜——，像是嘲笑，又像是警告。 　　经过这一次深刻的教训，我们以后就虚心地向村上的青年学习划船技术。慢 慢地我们也就学会了。每逢队里过河干活，我们两人都主动地操起桨来，一来是 兴趣，二来也是想尽快地掌握这门工作与生活的必需本领。正所谓“会者不难， 难者不会”。划船也是一样的道理。你在前面划的人尽管使劲棹，一棹一棹；而 后面掌舵的人呢，则要有些技巧，如欲往左划去，你的桨就要往里往深处吃水， 反之，你欲往右边划去，你的桨就要向外在浅层别一点点水，才能使你的船儿向 你欲去的方向驶去。 　　以后我有机会独立掌舵，不管前面划船的人如何使坏，我都能使船儿一直向 前，就是靠的那时在农村学习和掌握的划船技术。 　　那时的小花,除了聪明还有灵巧。 　　那时节，村上青年比较纯朴，他们羡慕我们插青的集体生活，说我们是没有 老婆却过着有“老婆”的日子。话虽然说得有点儿夸张和粗俗,但因为我们插青 确实是集体户嘛，工作上一起出生产队的工，生活上却是互相照顾。收工回来， 分工合作。做饭的做饭，浇菜的浇菜，挑水的挑水，洗衣的洗衣，恰似一家人一 样，就这样我们一直坚持着集体生活大概有一年半左右。只到组里的一对男女同 学谈起了恋爱，有了新的组合，我们才分开各自过。 　　秋天来了，我们这一片的几个村子要拉电了。 　　资金是国家投资一部分，生产队筹资一部分，其中一部分电线杆子要自己倒 制。那时的制造工艺十分粗劣，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大一点的水泥杆里面有钢 筋，由国家安排统一向工厂订制，但小一点的水泥杆子就是我们自己用干竹片搭 在水泥里制成的。 　　我们三人一个小组，小花与我一组。虽然队长派我做组长，却是一样不懂， 小花与另一位村民都要比我有技术。我们每天要到邻村的一个场子去倒制水泥杆， 路上要经过其它村子。 　　小花每天都要到我们插青点来叫上我，晚上收工了一起回来。我也很期待她 的到来，这使我有一种莫名的温暖,有一种像糖蔗一样甜甜的情愫。小花家有一 台缝纫机，她心灵手巧会裁缝。平时我有个缝缝补补的她也相助，使我很感动。 　　话说这种男女在一起的机会多了，免不了引起别人的猜疑来。 　　有一天隔壁村上的一位相熟的男青年就跑来问我，说你是不是与小花谈恋爱 了。 　　说老实话，小花是一位很不错的女孩，村上很多男青年暗地里喜欢她。但小 花心气高傲，对身边的农村青年都不大看得上眼，暂时还没谈对象。 　　我虽说也是打心眼儿里喜欢她，但那时是有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的严格限制， 虽然到了农村插队，但我们心里面深信终究会有一天是要出来工作的。而她一个 农村姑娘，尽管很能干，但能出来工作的机会很少，几乎不可能。这就是当时的 城乡差距，很现实的。套用现在的一句话叫做“有贼心，没贼胆”,我不敢发展 这种爱恋关系，虽然心里总有一种扯不断理还乱地牵挂。 　　于是我断然地回答那询问的男青年说，没有那回事儿，我没有与小花谈恋爱。 我不能让别人怀疑我们有私情。 　　一个农村姑娘，如果在农村被别人怀疑有私情，而最后又不了了之的话，是 要被别人看不起的。这可能就像现在男青年的“处女情结”一样。那时在农村， 就连谈恋爱都是偷偷摸摸地，小心不能被别人发现，以免被人说谈过恋爱。 　　多年以后，我回到当初插队的地方。在渡船过河的时候，碰巧又遇到当年追 问我有没有与小花谈恋爱的那位男青年，当年可以看得出来，他也是小花的暗恋 者之一，现在他已是一名渡船舵手。 　　我问到小花，他告诉我说，她早年嫁到大河下游一个叫德河的较富裕的村子， 久不久见她拿自己制作的衣裤出来卖，再到后来，改革开放，她就到城里创业去 了。说她可有本事啦，在城里都买有房产定居了呢。 　　这，我一百个相信，因为，小花是一位俊俏、聪明而能干的姑娘。 　　小花，我在心里一辈子为你祝福。 　　（5）我愚蠢地批了孔夫子 　　有的时候，我们有意无意地干了一些傻事，当了别人的枪手。 　　我就是一例，1974，那年我愚蠢地批了孔夫子。 　　1974年，我在乡下插队。任插青小组长、大队团支部副书记和公社团委委员， 还有其它一些衔头，我都不想在这里一一列出来。总之，你就是一个要负点责任 的人。作为当时要求进步的“革命”青年，你还得时刻紧跟党中央，叫做“党叫 干啥就干啥”，没有自己的思想，也不敢跟“党”讲条件。我这里把这个党字加 上了引号是想说明有些基层党组织或党的一把手，自命为代表了党，他说的每一 句话都是“党”说的话，容不得你的半点置疑。 　　话说当年文革时期，一切都乱了。 　　政权结构乱了。原有的政权结构被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所代替，中央政治 局被“文革领导小组”所架空。 　　思想乱了。中华民族一切优秀文化传统都被污蔑为“封资修”和“四旧”， 要打倒。而以古代教育家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传统文化更是“文革”要批判的主要 思想体系。 　　大队党支书要我代表大队的插队青年在一个“批林批孔”的群众大会上发言。 我只得在劳作之余准备发言材料，那时的学习材料都是由上面免费发下来的，除 了那些材料，就只能看报了。报纸上倒是经常长篇大论连篇累牍地登有许多批判 文章，都是由当时的官方喉舌《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首先 发表，俗称“ 两报一刊”，然后才由其它报纸转载。相信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 都会记忆犹新。 　　我的发言并不精彩，因为我的发言材料中例子不够详实，也没有联系实际， 批判不够生动有力，思想不够系统，观点也是照抄照搬。记得有一名当地的青年 发言很长，比较系统，他是当地学校的一名教师，“老三届”学生。熟悉历史的 人都应该知道，所谓“老三届”是指文革时1965至1967这三年的高、初中应届毕 业生。他们由于是文革前的文化底子，所学文化知识比较扎实，以后文革中毕业 的学生都远远逊于他们。 　　话说那天在众目睽睽之下，我慌慌张张地照本宣科念完了我的发言稿，台下 稀稀落落地响起了掌声。我念得口干舌燥，心情紧张，就想到后台找一杯水来喝， 结果不小心被话筒的电源线绊了一跤，场下轰然大笑起来，吓得我落荒而逃，躲 在大队部里久久不敢露面。 　　现在想起来，自己当时就十足地像一个跳梁小丑，颜面全无。 　　会后大队党支书还给我们每一个生产队的插青小组布置了出墙报的政治任务。 出墙报抄稿件画漫画还可以得到生产队的工分，但大家还是不愿意干。我只得赶 鸭子上架自己来画“孔老二”的漫画，手边有一些上面发下的丑化孔子的漫画， 我依样画葫芦地画了几天，请其它同学帮忙架上梯子，用浆糊刷上村中间的一堵 墙上去。 　　我至今记得，当年村民们上下工的时候，漫不经心地走过那堵墙，看着那些 孔夫子的漫画，面无表情，一脸茫然，脚步匆匆走过。他们怎么也弄不明白，孔 夫子，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偶像，怎么说批判就批判了呢？！ 　　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形象都可以拿来涮，任意污蔑 和丑化，老百姓怎么会理解呢？就是我们一代青年当时也不明白，只是“党叫干 啥就干啥”，没有自己的思想，整个一个跟风。现在想来，真是荒唐得可以。 　　几十年已经过去,那么现在我们的社会还有没有像我当年那样愚蠢地跟风的 人呢? 　　（6）我曾经是一位代课老师 　　插队时,有一天,当地大队办的学校校长突然来找我,说要请我去帮忙代课。 　　我大为惊讶，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当老师的料，尽管当老师不用下田劳作。可 这位校长不管这许多，拉住我的手就走。我就有了四十天代课老师的生涯。那一 年，我十八岁。 　　我是代一位体育老师上课，全校就一位体育老师，要上全校中、小学所有班 级的体育课——这是我们大队的一所中小学合并的学校。 　　那位校长是我们村里的人，他的体育老师到县里培训去了，一下找不到合适 的人来代替上课，就想到了我。 　　其实我们一起插队的同学有很多是比我还要合适当体育老师的。比如说有一 位人高马大的同学，打排球的，曾打到地区青少年集训队。再比如还有一两位打 篮球的，个子高，也比较威猛。另外还有一位踢足球的，比较有劲。而我当时长 得比较弱小，一米六五，在整个高中和插队时期都是这个高度，一度使我很自卑 （后来出来读书才补长，现在有一米七二），虽然有一些体育爱好，特长是乒乓 球、游泳和足球，但都不出众。自认为当体育老师不合格。 　　校长“病急乱投医”，我也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匆忙上阵，一 点儿都不懂。 　　翻看了那位体育老师未关的抽屉，发现一本中小学体育教材，针对每天要上 的哪一年级哪一班的体育课，提前看一两节，照此做去，却也对付得过去。各班 无外乎是打打球、做做操、跑跑步，跳跳远，诸如此类。 　　我曾经傻乎乎地对初中高年级的学生们照本宣科地讲解篮球技术，虽然我不 会打篮球，但篮球一到学生们的手上就乱了章法了。也曾屁颠屁颠地领着那些学 生们在那凹凸不平的乡间小路泥地里猛跑（因为是冬天，天太冷了，学生们身上 穿得少），以至于以后有学生反映到学校，而从那些家长的嘴里说出来的却是 “领着学生转坟头 ”——那路中间转弯处确实是有一大坟墓，刚好可以调头。 也曾组织过在我校举办的全大队各学校的乒乓球比赛。我校获得团体冠军——但 显然不是我的功劳，据说我校的乒乓球队一直都是很厉害的。 　　四十天后，那位体育老师学习回来了。 　　我的水平已经不错，但他的乒乓球技术更好，打不过他，只能甘拜下风。他 对班上的队形操练更有权威性，一声令下，齐刷刷，鸦雀无声。他的球技更熟， 与学生们一块打篮球玩得像真的一样。 　　自此，我知道要当好一名老师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每一种职业都有它其中的知识和奥秘，不经专门的训练和培训是不可能轻松 胜任的。 　　这就是我四十天的代课老师生涯。 　　多年后，我专程回了一趟插队的农村，我对那校长说，我曾经是你学校的代 课老师。你猜那校长怎么说？他说，“是吗？我不曾记得了。”这使我非常尴尬。 　　在那插队的大河旁边，我任代课老师时的一名学生建有一栋楼房。我去问路， 有一个头发花白的瘦高老人倚在门边，我问道，“光保在家吗？”他说，“我就 是光保，你是谁？”。 　　（7）他心中的她在哪儿？ 　　她是一位插队知青，他也是一位插队知青。她在这个村插队，他也在这个村 插队。但她从没见过他，他也从没见过她。这就怪啦，都在一个同一个生产队插 队，怎么会互相没见过面呢？ 　　故事说来话长，还是让我们慢慢来道出其中的奥秘吧。 　　我们本篇故事的主人翁他是镇上人。 　　七十年代初秋季，那一天阴雨菲菲，他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插队，那 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叫河表。村子在一条大河边，岸坡十分陡峭，生活用水全靠双 肩担水。河岸两旁，竹枝摇曳，蔗林遍地，稻花飘香。 　　在种田的过程中他学会了劳作，学会了自立，也学会了与人相处。而在过去 这对于他来说是很困难的，因为他是一个书呆子。他自从小时候起就知道读书， 对于与人打交道的事他有一种天生的畏惧感。性格内向的他可能还有一点懦弱， 对于别人的欺负他总是想不出什么回击的办法，只能听之任之。久而久之，他学 会了逃避现实。而埋首在书中就是他发现逃避现实的一种可靠和安全的办法。 　　劳作之余，同学们走村串巷，好几对同学都成双成对了，他还是孤家寡人。 他太矮小，才一米六五，虽然说南方人的平均身材也不算太高，但他这个高度也 实在是对不住人。此外他家太穷，子妹多，有五个，父亲工资不算太高，生活勉 强可以糊口。还有一个就是他的这帮同学有很多是南下干部的子女，北方人有一 个特点就是肤色较白，在那个年代，由于南下干部或多或少都在城里有一官半职， 工资水平较一般干部高，他们的子女就很“值钱”了。要与他们的子女谈恋爱， 要门当户对。一般的穷小子也没这个胆子。同一个生产队的一对插青谈起了恋爱， 搬出去自己过了。原本五人的插青集体户分崩离析，各吃各的。 　　好在这种境况时间不长，他插队一年零九个月就被推荐出来读书了。 　　她是在他走后才到这个村插队的，她小他两岁，她是城里人。 　　他从没见过她，所以他也就谈不上对她有什么了解。本来他与她只是两条道 上跑的车，这一辈子是注定不会见面了的。 　　但历史与他们开了一个玩笑。 　　多年以后，他的父亲得了前列腺炎，要住院开刀，住进了城里的工人医院外 科病房。碰巧的是，多年前，他父亲有一个老同事姓楚，老同事的女儿也在这个 医院里当医生。他从省城赶回来看父亲，这位医生按她爸的嘱咐也来问候他爸的 病情。他爸向他介绍说，这就是你那小楚叔叔的女儿，与你在同一个队里插队。 　　他很茫然不知所措，因为他根本不认识她。 　　看着小楚叔叔女儿的脸，他的眼睛不禁一亮。她一双黑得像珍珠一样的眼睛 闪着灵动的光彩，一头披肩长发瀑布一样地甩在脑后，娇好的面容不失青春朝气。 原来小楚叔叔的女儿这么漂亮。他的眼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神色。 　　他记起他父亲多年前在他还没对象时有一次对他说过的话。小楚叔叔是我的 同事，在一个办公室里工作多年，彼此了解，六十年代末因一件事小楚叔叔辞职 回家，后在城里找了一份工作。他有一个女儿，听说也插队在你原来插队的村上， 是你们走了以后才去的。还没对象，她人长得虽不算很漂亮，但还过得去。你这 次回来，抽空我带你去小楚叔叔家走走。 　　那时的他年轻气盛，在省城工作，一门心思想自己找对象，怎么也不愿意要 老父亲来帮他操心。再说了，如果对象是由父亲介绍认识的，那爱情还有什么浪 漫可言。他最终对父亲摇了摇头，说还是我自己找吧。父亲看着这个从小就倔强 的他，无可奈何，由他去了。 　　他后来在省城找了一个姑娘，也是这个城里的，符合他的婚姻理想。多年下 来，夫妻俩倒也相安无事。只是久不久有一些芝麻绿豆大的生活小事，由于生活 观的不同而产生一些不大不小的矛盾。吵得多了，他的心就烦了，对自己的婚姻 产生了一些怀疑，是不是当年自己的婚姻选择不慎性格不合造成的？想是这么想， 但生活还是照常过着，只是心里总有一些不痛快。 　　这一年，他依往年惯例，春节从省城回家看望已半身偏瘫多年的父亲。父亲 看到他，不知怎么的又谈起了小楚叔叔。他突然灵光一闪，问道，那你有没有小 楚叔叔的电话？父亲说，有，让我找一找。父亲用那只哆哆嗦嗦的左手，从一个 盒子里摸出一个工作日记本，小心地翻到其中一页，指着一个姓名对儿子说，就 是这个。儿子看了看，楚础。他以前还一直以为是叫小初叔叔，原来是叫小楚叔 叔。老父亲的家乡口音很重。小时候，父亲读“馒头”的“馒”字一直是读第四 声，经常挨他们兄妹俩背后拿这事来取笑他。 　　弟弟家的电话座机线路故障，他拿起自己的手机拨了长话过去，通了，有人 接电话了。你是小楚叔叔吗？是，我是，你是？我爸岭南想找你说几句。他把接 通了的电话交给父亲，在一边听他们两人在电话里交谈。父亲谈兴很浓，可能是 久病在家，走动不便，家中来人较少，父亲也不经常与人交谈。小楚叔叔是他的 老同事，好朋友，一谈起来就没完没了。他这手机是神州行，长途加漫游要一块 二一分钟。他知道手机里很快就会没钱了，但他还是不忍心打断谈兴正浓的父亲 的话头。最后，他听见父亲叹了一口气对电话那头的小楚叔叔说道，我行动不便， 你有空就来我家玩吧！久病在家的老人尤其需要别人的抚慰。 　　这时电话突然断了，父亲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他也不好明说，“可能是小 楚叔叔挂了吧”，他敷衍着父亲。这时只见老父的眼中似乎闪过一丝兴奋过后的 满足，声音也比平时高了许多。 　　“你小楚叔叔的声音没变。” 　　“小楚叔叔的女儿没回家过年呀，”他别有用意地问道。 　　“她早出嫁了，听说住在铁路那边，也不常回家，”父亲漫不经心地答道， 没有觉出儿子眼里的变化。 　　儿子心里顿时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来，伴随着一种淡淡的失落感。 　　（8）兰同学之二三事 　　1975年秋，我们都成了工农兵学员。 　　兰同学从山区来，粗布蓝衫，一身朴素的着装，是一名真正的工农兵学员。 那时候大家都是工农兵学员，来自工厂、农村和部队上的各种工作岗位，还有两 位同学是带薪来读书的呢。只不过有些人很有特点，从骨子里更像罢了。 　　工农兵学员是属于那个年代的中国特色。 　　大家都知道,文革时读大学不用考试，是由基层单位组织和革命群众推荐上 大学，只要你根正苗红，政治表现好就有机会。工农兵学员的一大特点就是学员 的知识背景参差不齐。有高中毕业的，有初中毕业的，甚至于有些是小学毕业的。 　　由于知识水平差距太大，老师们很难教，说实在话也没办法教,难为他们了。 　　印象中,兰同学不是小学毕业的，但好像也不是高中毕业的，可能只是一名 初中生。他的基础知识太差。中专理科课程虽然也不用学微积分，但如果没有高 中的数理化，恐怕也是学不下去的。 　　话说那年毛主席逝世，中共中央组织出了一本《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手 一册，学校组织学习。虽说是组织学习毛著，但专业课还是要上的，作业也还是 要交的。 　　一天晚上自习课，专业老师到教室视查，帮助同学们复习功课。余老师走到 兰同学面前，看到兰同学正在滋滋有味地阅读毛著。老师关切地问道，兰同学啊， 你的作业做了没有呀？兰同学面无半点愧色且理直气壮地答到，没做呢，在学毛 著。老师顿时哑口无言。当时那个年代，谁敢说不让人学毛著啊！扣一顶大帽子 你就“吃不了兜着走”。但学生毕业了最终都要下厂做技术工作的，不能误人子 弟呀！老师心里那个急啊，嘴里又不敢表露出来。 　　其实那个兰同学是真的不懂，又不虚心请教，就拿一个学毛著来做挡箭牌， 有恃无恐。 　　学业是没办法学下去了。但那时工农兵学员好混，只要你不犯政治错误，专 业课程差一点，甚至于不及格，都会给你一张毕业证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 挂帅嘛，其它的一切都不是很重要。 　　我的这位兰同学也不是笨，他只是基础差，没办法跟上学习的课程。班上有 学习差的,但没有比他更差的。但他有一样优点，那就是记性好，甚至不是一般 的好。比如说有一次，与他同宿舍的班长的朋友来访，他也在场。人家走了以后 又过了一段时间，班长想起来要与他的朋友联系。说是电话号码记下来了的，但 一时找不出来记在哪里了。我的这位兰同学随口就报了出来，是多少、多少。一 打，一点不差。怪，他就有这般好记性！用在社交或其它方面，一点也不含糊。 　　这令我们班长惊叹不已，几十年后同学聚会还说这件事。可见那同学对他印 象深刻。 　　同学们毕业分配后，各走东西，下厂的下厂，进研究所的进研究所，留在学 校当老师的也有。互相多年不通音讯。以前通讯工具不多，记得我们一百二十人 的研究所公家才有两部电话，一部是所长办公室，一部是值班室。 　　据说有一年，这位兰同学突然打了一个电话给在外县工作的老班长，声音颤 抖、语气激动地说他要调到县里机关工作啦。在他看来，在厂里与在县里机关工 作就是不一样了，一个是企业，是下属，一个是机关，是上级。一个是当“兵”， 一个是当“官”。尽管一下还没升官，但也算是有进步了，所以，他非要向同学 报喜一下，弄得个人人皆知才算罢休。 　　尽管兰同学当年学习不怎么样，但还算是个人物。几十年过去，几次同学聚 会，同学们都说想见一见他。但一直联系不上，也不知他今日混得如何了？但愿 他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如鱼得水，不至于像我这样，因政策原因早早退休，一事 无成。 　　有道是： 　　老师有心教差生， 　　学生无意向学业。 　　一本毛著手中捧， 　　好度漫漫长冬夜。 　　（9）社会的伤害 　　班上有一女同学，年芳一十八，单纯可爱，工作有热情，时任班文艺委员。 我笔头快，被选为班团支部宣传委员，出墙报、写稿和学期总结都是我的活。 　　因工作关系，我与她接触较多，比较了解对方。 　　她出身于军人家庭，洁身自爱，家庭生活水平在普通家庭之上。在穿着上比 较讲究一些，比如说花格子衬衫啦，各种塑料凉鞋啦，还有就是换洗勤，讲卫生。 　　换在今天，无可厚非。比这还出格的事儿还多着呢，挑双眼皮、垫鼻梁和隆 胸……等等，等等。现在的人们生活水平比以前提高多了，穿着换着样式穿。有 洗衣机，哪一件衣服不是洗得干干净净的。打补丁的衣服已然绝迹。 　　但在那个生活贫困，对人的穿着十分敏感的“文革”年代，这就犯了大忌了。 首先是一些家庭生活水平较低的同学看不惯了，尤其是一些女同学。不知是出于 一种什么心理，可能有妒忌，也可能就是自卑了。觉得你一个同班同学，在我们 面前晃来晃去的，显摆是不是。平时嘻嘻哈哈，没事儿一样。要命的是，在毕业 分配前夕的同学鉴定上。这个毕业鉴定由班干部集体讨论做出结论，并封入个人 档案，最终被带入所去单位。 　　记得当时班干部会上讨论这位女同学的鉴定时，写入这样一句话：此同学小 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爱穿着打扮。这一句结论就像在她漂亮的面庞上用刀子刻下 了一道永不消失的印记。当时，我看她的脸色一下全白了。这一镜头从此留在了 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毕业后，这位女同学分配至糖厂后不久，就要求请调跟随其退休的父亲一起 回湖南老家去了。从此以后，就再也没跟班上的同学们联系过。 　　现在我可以理解这位女同学心中的痛苦和不满。就是在当年，我有心帮助她 也没有这个胆量与一个班集体作对抗。我自己也是自身难保，在档案中被写上 “工作不够积极主动”这样要命的句子。 　　但与时日久，这变成了我心中一个永远的疼。 　　我内疚，我自责，我惭愧。我觉得我自己也是一个“杀人犯”，与班上的那 些有政治和生活偏见的同学们一起在精神上“谋杀”了她。 　　我想，我的这位女同学可能再也不肯原谅班上的这些个同学们了。 　　在我们这个以政治偏见为嗜好的扭曲社会里，像发生在我这位女同学身上的 悲惨例子又何止千万。 　　就是在不久前的中国，以“护（圣）火英雄”闻名的金晶小姐仅仅是不赞同 抵制法资超市“家乐福”，就被这个社会巨大的声音斥责为“卖国贼”和“汉 奸”。还有的人要开展“网络追杀”行动，欲置人于死地。 　　这是一种十分恶劣的民族习性。偏见，以偏概全。以“集体主义”的名义侵 害个人的利益，在“爱国主义”的口号下压制不同的声音和诉求。 　　爱国有多种方式方法。 　　声讨、示威甚至抵制是一种方法。政府提倡的“搞好本职工作就是最大的爱 国”也是一种方法。更努力的学习，更勤奋的工作，更强健的体魄来完善自己就 不是一种爱国方式吗？深刻地反思，指出我们政府工作和社会上的种种不足那更 是一种深层次的爱国行为。 　　不一而足，条条道路通罗马。 　　为什么我们就认定抵制和声讨就是唯一的爱国行为呢？如果说不是出于一种 无知，那就是别有用心了。 　　但愿我们的社会多一点同情和宽容，少一点偏见与仇恨。在你“爱国”的同 时，尽量不要给无辜者——你的同胞造成无可挽回的社会伤害。 　　这也是文革给我们的启示。 　　（10）动荡不安的岁月 　　后天就是冬至了，科学上说冬至这一天是漫漫长夜，白昼最短。而在我的人 生经历中，感觉漫漫长夜的却是在毛主席逝世后的那段国家动荡不安的日子里。 　　今天的史料已经载明，在一九七六年的九月和十月间，毛逝世后在党中央高 层进行过一场血雨腥风的斗争。 　　当时的党中央由毛指定的接班人华国峰同志负责。这是因为毛亲手给华写下 了“慢慢来，不要招（着）急”；“照过去方针办”；和“你办事，我放心”三 句话。在毛逝世后，中央立即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由华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 军委主席。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不甘心大权旁落，大胆篡改毛的原话，由 “照过去方针办 ”改为“按既定方针办”。虽然句子意思差别不大，但解释起 来却全然不同。前一句，“照过去方针办”可以理解为以后的工作可以按过去制 定有的方针路线执行，它没有说是什么时候制定的。而后一句“按既定方针办” 则可解释为好像毛主席逝世前有一个遗嘱，我们要按毛最近说的话办。这里面问 题的关键是这句话的拥有权和解释权！谁拥有它，谁就是毛主席的代言人。事情 就这么简单，就这么厉害！ 　　当时的报纸、电视和广播等宣传机器全部由“四人帮”及其爪牙掌控，江青 又是主席夫人。“四人帮”掌握着强大的、绝对的话语权，稍有不慎，中国的历 史将全部改写。 　　那段日子我们在校学生与全国人民一样，心情十分紧张和沉重，陷入了一种 万分悲痛的氛围之中。我当时负责班里的宣传工作，是团支部的宣传委员。所有 的墙报都是由我一手操办，从构思到组稿、找人抄写和出报头，甚至连我不善于 的画报头有时一时找不到人，我也被迫充任其中。 　　毛逝世后，我们连夜加班出了一期纪念墙报。记得头一天，我们的报头是 “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按既定方针办”——这也是抄《人民日报》上的官方文章， 不是我的创造。第二天，班上的党支部书记李春同学就神色凝重地找到我，要我 马上把报头改过来。他说已经接到上级指示，开过会了。要改成“照过去方针 办”。至于为什么，他也没有说明，恐怕连他自己也不清楚吧。李春是一名部队 复员军人，是我们学校的学生会主席，与我同一个宿舍住，做事雷厉风行，很得 部队的精神作风。但却弄得我们很被动，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大家议论 纷纷，无所适从。 　　那时节，经常发生一些颠三倒四的事儿。你比如说前一段时间邓小平才刚上 台，整顿全国的经济秩序、整顿科学院和整顿铁路运输，还大见成效，还准备恢 复高考呢。我们大家都跃跃欲试，复习功课，准备参加高考。隔不久，邓又被打 倒，中央又号召“反击右倾翻案风”，批林批孔批邓。 　　好在那种沉闷的日子还不算太长！ 　　1976年10月6日，以华国峰为首的党中央在老一辈革命家叶剑英、李先念等 同志的支持下做出重大决策，动用部队将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人 帮”一举抓获并控制起来。 　　在当时有一个政治笑话，“四人帮”被打倒后，华国峰还在台上，邓小平还 没复出。有一次邓到外地考察，有些对政治敏感的当地接待官员知道邓很快就要 复出，就当面征求邓对当前政治工作的意见和建议。邓不无幽默地说“继续批邓， 继续批邓”。他当时可能也不好表态，只能违心地做出“继续批邓”的政治表态。 　　但历史的进程翻开了新的一页。 　　在历史的进程中有的人做出了不朽的贡献；有的人却被永远地钉上了历史的 耻辱柱。但大多数像我一样的平民百姓却希望国泰民安，民富国强，人们安居乐 业。最好再有多一点点的言论自由和民主权利，我们就心满意足啦。 　　那一天，它到来了吗？ 　　（11）风流人物今安在? 　　历史上,风流人物总是能引起别人的注意，因为他们风光无限。 　　在多年前，邕城本身就有一名政治风流人物，他的名字叫郭耀卿[注]。郭是 何许人也,竟敢在广西的首善之府号称风流人物? 　　原来郭曾经在文革中发迹,一夜之间从一名普通工人当上了中共中央候补委 员。 　　这事件的发生本身就有一些戏剧性,有点像如今的中彩票,只不过中的是政治 彩票,而且这种中彩率很低,你想想看,广西才有几个中央委员啊。简直就是中了 亿万"乐透"大奖。 　　郭原是南宁糖纸厂的一名普通工人党员，中共十大（１９７３年８月２４日 至２８日在北京召开）召开前的某一天，突然上面一个电话打到南糖革委会，通 知他马上到中央开会，就在这个举世瞩目的会上，他被幸运地当选为中共中央候 补委员。 　　从此他的人生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从中央开会回来后，郭马上被提拔为中共南宁市委副书记和南宁市革委会副 主任（相当于现在的副市长）。提拔速度之快，位置之高，令人惊讶。但在那个 年代，这种类似的事情层出不穷不足为奇。党的许多重要干部乃至中央委员都是 按照民族、区域、性别、年龄和职业等各种要素事先由上级组织部门按比例划定， 然后向各地分配名额的，只要能符合这些条件，个人能力达到与否不是很重要。 　　郭是一名幸运儿，他当年中了这个超级政治彩票。 　　文革后期，郭还当到中共南宁市委书记（1976年8月至1979年11月）和南宁 市革委会主任(相当于现在的市长大人)职务。成了当时一颗冉冉升起耀眼的政治 明星，风光一时。 　　1983年4月中共中央任命韦纯束同志为广西区人民政府主席。主要抓“文革 遗留问题”，全称叫“处理文化大革命历史遗留问题”，简称“处遗”。就在那 一年的九月，郭被停职审查。当时叫处理“三种人”，哪三种？按照当时的中央 文件中解释的就是“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 人、打砸抢分子”。 　　又一次幸运的是，郭可能还不属于这三种人。他当时的升迁和腾飞都不是他 自己能够左右的事，是中央或某些上级组织部门帮他买的“彩票”。 　　审查直至1985年8月，郭才被重新安排工作，但没有官复原职，而被降级使 用，出任广西壮族自治区糖业公司供应处处长。一直在此岗位上工作到1996年1 月退休，得以全身以退。 　　在一个民主的社会，它的社会精英应该是从基层干起，一步一个台阶，经过 自己不断的努力工作，做出老百姓满意的业绩。最好还要经过大大小小的竞选， 让广大民众充分地了解他们的观点和欲实施的政策，然后由广大选民自由地投票 选举。这样选出来的社会精英才能为民众办实事办好事。 　　我们注意到，最近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七大上，胡锦涛同志已经代表党中央在 民主政治方面提出了新的方针政策。 　　而像文革时代那种由上而下直接选拔“坐直升飞机”上来的干部，正如民众 所戏言的那样，只会“上得快，掉得也快；爬得越高，跌得越惨”。 　　注：有关郭耀卿的个人资料请参看： http://baike.baidu.com/view/543202.htm兰 　　（12）研究所到底研究什么? 　　记得有一件事是发生在毛泽东逝世不久的，让我对研究所到底研究什么产生 了一些疑虑。 　　毛主席带领我们的党和人民军队打败了国民党的八百万军队，建立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他老人家稳坐江山二十七年，于1976年9月9日功成名就之后溘然离去， 丢下一个烂摊子。他的功绩是伟大的，但也犯过诸如“反右”、“大跃进”和 “文革”这样严重而不可原谅的错误，可以说是毁誉参半。 　　对于这样一个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重量级人物，“国君”，国人的心情是复杂 的。 　　说来话长，当年毛泽东逝世不久，（1977年秋）我从学校毕业分配到一个工 科研究所，这个研究所的研究方向是面向工业企业科学技术的。按道理与政治是 不沾边的，但中国的事情，有什么不与政治挂上钩呢，特别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 里。 　　不久，我发现一件奇特的事情。那就是我们单位后勤办公室的同志出去办事， 比如说到火车站定卧铺票，总是要带上几本书，用于拉关系。那时候还不兴送烟 送酒送茶，更没有送钱送房送车搞贿赂的。 　　单位之间办事送点小东西本来也没什么奇怪的，人情嘛。但我奇怪的是办事 要送的礼品竟然是一本书，那本书是上下册，砖头那么厚,有好几百页呢。它能 像烟酒商品一样的流通起来，而且别人也能接受并帮他办事。可见这是一本不寻 常的书，有独特的魔力。 　　那究竟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有如此“芝麻开门”的魔力？ 　　经过了解，我才知道。原来，这是一本由我们单位主要领导亲自组织人马， 亲自参与编写的一本包括有诗词有悼念文章关于毛主席逝世的纪念册。 　　一个研究所不搞科学研究，专门收集报上资料编辑政治小册子，这算个什么 事儿啊？！当时我百思不得其解。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同年10月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垮台。这标志着 “文革”一个时代的结束。 　　文革时代虽然结束，但一些对政治敏感，总想从政治上发迹的少数投机家的 “左”的思想仍然脱离不了文革时代的那种思维定势。就是在当今，也是一样， 也有许多善于钻营的家伙，工作不好好做，一门心思巴结上级领导，唯上不唯下， 从政治空气中寻找发迹的机会和路子。 　　文革十年，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基本上不能专心致志地搞科研工作，精力无处 释放，有些人只好动脑筋打家具，居然一个比一个的家具打得漂亮。 　　我们单位当时成立有一个政治学习小组，每逢周二和周五晚上要组织所谓的 “积极分子”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的哲学著作。你可以不去，但一个“不求上 进”的青年形象可能就给人固定了。那个年代要求的是“又红又专”，你不积极 参加政治学习，向组织靠拢，就是自甘堕落，走白专道路。那个大帽子，使人望 而生畏。 　　记得邓小平重新执政以后，我们单位的领导还在台上开会时忧心忡忡地说过 这样的话。邓这样子搞是不行的，不抓政治思想工作，光搞经济建设，是“只会 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是要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对于毛主席的逝世更是觉得天马上就要塌下来了，中国后继无人了。 　　事实证明，天并没有马上塌下来，地球上缺少某一个人并不会停止转动。不 但天没有马上塌下来，后毛泽东时代，相反，群众的生活还逐渐好了起来。 　　往事如斯，当年的一个科学技术研究所不搞科研却热衷于编写政治小册子， 以为发迹之作。这样的故事作为一种政治笑话却流传下来，至今仍能发人深省。 　　2008年12月4日于静思斋 ◇◇新语丝(www.xys.org)(xys3.dxiong.com)(www.xysforum.org)(xys2.dropin.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