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valley_nomad 于 2004-12-21, 09:28:53:
利益相争的牺牲品？
数字电视地面传输标准久拖未决，究竟是什么阻碍了它前进的步伐。1项标准，8年时间，它向上牵涉到中央部委，向下涉及数所中国顶尖大学和科研机构。这项关系到整个产业链利益的标准，何以演变至此？谁该为这项标准负责？在采访过程中，我们遭遇无数沉默、无奈、愤怒，甚至拍案而起，一位老专家向《IT时代周刊》直言：我不能告诉你，也没有人能告诉你！
中国是世界上科技人才最多的国家，但不是技术强国。当没有核心技术的时候，我们几近焦虑地去渴求；当正在逐步接近胜利彼岸的时候，我们却发现一切依然那样遥远。
数年前，中国在数字电视地面传输标准上取得了技术性突破。正当我们准备放开手脚大步追赶欧美发达国家时，事情的发展改变了方向。8年迂回曲折的过程，留给我们一个难以挥去的阴影。
也许可以说，我们从来不惧怕任何技术障碍，但我们往往战胜不了自我。
8年前，它的起源是如此单纯和美丽：我们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标准；8年后，它的结局是如此狼狈：因相持不下而即将融合。
第一章：核心技术之谜
清华大学突然出现对峙局面形成
因为突然介入数字电视地面传输标准(以下简称地面标准)的制定，清华大学的一些人一度被称为“学霸”。如果没有清华大学，这项标准从立项、研发、评估到确定也许会非常简单明确的走完这个流程，中国的地面标准也许不是今天这样一个结局。
1995年，原国家科委立项，并成立了数字高清晰度电视总体组(简称总体组)，着手为中国制定一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地面标准。起初，总体组依托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下属的广播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广科院)，由该院出人担任第一任组长。后来，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张文军接任总体组组长，由张牵头组织标准的研发工作。科委与原国家计委都拨出相当经费用于项目支持。
当时，世界上地面标准有3个技术方向，一个是美国标准(ATSC)基于单载波技术，另一个是欧洲标准(DVB-T)是多载波技术。1999年，日本提出了自己的标准(ISDB)，它确立的时间最晚，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日本没有采用当时已经非常成熟的美欧标准，而是进行单独开发，成功之后禁止外传。这3套标准中，欧洲的应用范围最广，美国标准只有3个国家在用。
经过一番论证，总体组制定了2个方案，一个遵从于单载波技术，另一个则基于多载波技术，分别由浙江大学和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负责完成。后来，浙江大学主攻有线传输标准，将单载波方案的任务交给了上海交大主力完成，浙大向后者提供技术人才予以协助。
1998年9月，总体组完成了第一代高清数字电视功能样机，之后又推出了第二代样机，该样机是基于浙江大学的单载波技术方案而推出的。1999年，在国庆50周年时总体组就用这套单载波方案完成了实况直播。当时所有的舆论都用成功和圆满来形容这次转播。
似乎一切都昭示着总体组的方案正逐渐成熟。但事情并没有按照人们预定的方向前进。技术强劲的清华大学作为一匹黑马突然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清华大学曾认真研究了总体组制定的2个标准方案，之后得出一个非常让人担心的结论：总体组的2个方案都是追踪国外成熟技术，无法回避知识产权问题，日后势必受到国外专利的围剿，这严重背离了国家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初衷。清华大学担心国家标准会由此走向误区。
1999年初，几位在美国从事多年地面标准研究的原清华学生回国制定了新的标准方案，并提交给总体组。总体组接后认为方案充满理想主义色彩，对它的可行性提出质疑。为了继续完善这项方案，同年7月，清华大学成立了数字电视传输技术研发中心，由杨知行教授担任主任。
由于总体组没有承认清华大学的方案，清华方案一直没有立项，也未能得到国家的经费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清华大学选择了继续坚持下去。为了进一步完善方案，他们一共召开了3次专家论证会对方案进行理论分析。在会上，一些广播方面的著名专家提出需要淡化方案中的通信色彩，突出数字电视广播特点。为此，清华大学进行了改进，并进一步做了仿真实验和论证。
2001年3月，全国数字电视工作会议在深圳召开。会议上，清华方案被正式定为中国数字电视地面传输标准的候选方案。此外，会议上有人提议几家科研院所联合起来研发。这是业界第一次有声音提议将多套方案进行通盘考虑。
在2001年，清华大学和总体组内成员一共推出了5套不同的地面标准。在5套方案中，除上海交大是单载波技术之外，其他4家都是多载波技术。这一年，全国广播电视标准化委员会通过公开征集方式征集到这些方案，并安排了一次评测，但测试结果没有正式公布。当时有知情人士向外透露，参加测试的几种方案表现得均有些问题……与欧洲标准相比，各家方案都存在差距，但是还是以清华方案为优。
这次测试之后，广电总局科技司与信产部分别就这5套方案做了一次比较，然后决定联合起来将清华方案(DMB-T)以信息文稿的形式通报国际电联，并引起了国际电联的广泛注意，清华方案得到了诸多好评，而同期在国际电联申请标准的日本方案却遭到众多电联委员的质疑。杨知行教授称国际电联一旦承认清华的方案，就意味着中国的方案有可能走向全球。但是因为清华方案当时并非国家标准，最后不了了之。
测评秘而不宣到底谁具有真正的核心技术
5套方案最后几经演变，最后变成了清华方案与交大方案之间的对垒。而问题的焦点就在于，到底哪家的方案才具有完整的自主知识产权。如果这个问题能够大白于天下，一切都将迎刃而解。
在这个问题上，上海交大与清华产生了严重分歧。2002年6月，国家计委委托国家知识产权局针对几项方案的自主知识产权情况进行专利评估。据此，知识产权局组织了严谨的检索和评估工作，专利评估历时2个月。8月，最后结果出来了，知识产权局对参加专利评估的方案做了详细的评估报告，并上交计委。计委有关负责人收到报告后在上面做出明确批示。据知情人士讲，当时的评语非常清楚地指出清华方案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方案，而其他方案则是在国外标准的基础上改的。
该知情人士进一步解释，在这次评估报告中，知识产权局把全部有关地面标准格式的技术专利分成不同类型的4档，最高档的专利可能形成保护我国产业的基础性发明。知识产权局从各科研院所上交的几十项专利中评出了4项这样的发明专利，其中清华大学独占3项，成都电子科技大学有1项，上海交通大学则是空白。
知识产权局没有公布就将评估报告上交给了计委，而在计委有关负责人做了书面批示后，该评估报告就只在标准研发单位的负责人圈内做了传达。
迫于评估结果的压力，上海交大进一步完善了自己的方案。同时，上海交大与清华大学都声称自己具有完整的自主知识产权。双方莫衷一是。
2003年1月17日，计委委托中国工程院对2个大学的方案进行了技术评估，广播电视总局标准委员会给予了大力协助，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由40位专家组成的测试组和监理组进行了严格、规范的性能对比测试和评估。在6月19日至6月21日召开的评估专家组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测试工作报告。在中国工程院评估会上宣读的测试结果指出，高清晰度电视工作模式下的各项主要性能指标清华方案多数取得领先；标准清晰度电视工作模式下的各项主要性能指标清华方案具有明显优势。
中国工程院在这次测试的评估报告上写了3条主要意见：双方都有很大进步；都需要继续做工作；建议国家继续支持。7月4日，工程院正式行文将评估结果上报新成立的国家发改委(由原计委转变而来)，而评估结果照样没有对外公布。发改委最后对外的说法是，2套方案都具有技术特色，可基本满足数字电视地面传输的要求。
这之后，国家知识产权局就双方的方案重新进行了知识产权评估，评估的结果同样没有公布。
双方论战(基于网站论坛)又发生了火拼，有人指责清华方案背靠清华大学和清华校友，搞权力斗争，而交大才是凭借自己的技术与清华扯平的。清华大学一方则要求发改委公开测试的具体结果，并要求各家方案提供者公开专利技术进行公开评审。
清华坦言核心技术之谜 上交大保持沉默
然而，各界对地面标准首先存在的争议是要不要制定自主知识产权的问题。
一些部委的相关专家认为中国没有制定标准的能力，主张继续采用欧洲标准。另一个理由是国家也没有明文规定每台电视机都要符合地面标准。
持相反意见的人则认为，地面传输标准是每台电视机必须具备的标准。反对者以美国为例，国家强制执行每台电视都要符合地面传输标准，因为电视涉及国家安全，是传达国家信息的重要工具，尤其是在遭遇战争灾难一切都被摧毁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如果没有地面传输，所有电视机在电缆被破坏的情况下可能收不到任何信号。持反对意见的专家还认为，如果在电视上大规模采用欧洲标准，试播期一过，国外相关组织一定会向中方收取专利费，到时损失的是民族利益和产业利益。
此外，各高校方案可比性的问题也被揪上台面点评了一番。在数字电视体系涉及的3大标准中，技术最为复杂的是地面标准。正因为复杂，它的测评难度非常大。据了解，地面传输标准有多项技术指标，而几所高校提交方案中的侧重指标不尽相同，可比性并不完全成立。
除了技术原因，还有业内人士向《IT时代周刊》记者分析，一些部委的管理层并不专长于技术层面，也没有精力来专门研究这些问题，所以无法从技术上判断。
上述3大问题未能解决，直接为上海交大和清华大学的论战提供了可能。
标准背后的利益之争
既然清华方案全面领先于上海交大方案，并在部分指标上领先欧洲标准，为什么国家不能正式立项将其确定为行业标准？
在中国，任何标准方案的确定都取决于它的最终决定者。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国各行业标准制定的最终决定者是新成立的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然而数字电视却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为从发射端到接收端，制式从信号传输到接收等各个环节都必须一致，这样才能顺利实现转播。据本刊记者了解，仅地面标准一项就由2个“婆婆”——广电总局广播电视标准委员会和信产部的音视频标准委员会——来管理。其中，前者负责制定的是广播电视系统的标准，如广播电视的传输制式，以及广播电视行业内的专业发射机、电视台设备的标准。而电视接收机的标准则由后者来制定。另外，各个高校设计出来的地面数字电视传输标准方案又要提交到广科院，并由广科院标准化研究所进行研究和筛选，最后上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报批。
这意味着，每个环节的负责单位都有可能牵制整个链条上的其他部门。谁都希望能够对地面标准有所染指或控制，以便从中获利。在地面标准制定的背后，也就产生了复杂的利益阵营纠葛。
“这里面的水太深了，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一位已辞职经商的原广电总局干部私下告诉《IT时代周刊》记者，“各方关系盘根错节，相互间的利益纠缠不清，面临如此巨大的市场，自然谁都不愿意松口让步。”另一位业内专家也告诉本刊记者，问题在于，这是一个充满利益诱惑的市场，谁都想从中捞点儿什么。他说：“已经为此投资了的团体肯定不甘心退出数字电视市场，那些没有投资的机构单位也是两眼紧盯着不放，以谋求一己之利。”在这位业内专家看来，无论是政府、企业、科研单位还是个人都深深地卷入了标准的争斗之中。
从本刊记者掌握的材料看，地面标准从立项到全方面启动至今，里面涉及到的国家部委包括国家发改委(原国家计委)、广电总局和信产部。其中发改委属指导性机构，不会对各方案指手画脚，但具有最终决定权。而广电总局和信产部却是实实在在地置身于清华方案和交大方案的相争之中。
于是，人们把阻碍地面标准不能出台的矛盾焦点转向几个具有重要话语权的主管部门，事实上广电总局和信产部的拥兵自重，清华大学和上海交大的相互对垒，不过是复杂利益格局的一种表象。
在采访过程中，许多学术界人士，甚至包括部门官员，不止一次地向本刊记者抱怨有关主管机关工作人员的官僚作风严重，不懂装懂，但又迟疑不决而贻误时机。前述的原广电总局干部这样告诉本刊记者：“管理部门现行的的决策方式和科研管理体制，是延误中国数字电视产业发展的最大因素。现在最不把国家整体利益当回事的就是那些管理部门的少数人！”
第二章：谁能战胜欧洲标准谁就是真正的胜利者
南北利益阵营迷雾
最终胜出的方案肯定要走出实验室进行大规模的产业化，因而上下游合作伙伴的支持显得尤为重要。
与清华相比，上海交大的盟友集团显得势单力薄——仅有广电系统的上海文广和上海明珠(包括了电视的内容制作、运营和设备制造)，没有传输方面的厂商，这使上海交大在产业链上下游的配合上非常松散。而清华大学则拉拢了几乎所有国内的电视机和机顶盒生产厂商，成立了一个以清华大学为中心的联合体。
2001年，信产部立项“数字模拟兼容的彩色电视接收机和机顶盒”项目，由清华大学牵头，联合国内8家大型电视机制造企业(长虹、TCL、康佳、熊猫、海信、创维、赛格、牡丹)承担该项目。在项目中，信产部前后2期给了项目组1200万元人民币作为研发经费。信产部此举无疑直接把8大电视机生产厂商聚集在清华大学身边，清华也将在项目中研发的“数字电视接收机系统参考设计技术”在联合体内部无偿共享，作为公共技术平等地交给各个厂商。如果清华方案成为国家标准，清华大学马上就会向欧洲团体一样形成以自己为中心的联盟。在中国加入WTO之后，清华大学设想的这种联盟方式将直接保护联盟成员单位的利益。
清华的开放思路马上得到各个生产厂商的积极回应和支持，清华方案的产业化链也逐渐完善和成熟起来。2003年8月，清华大学组织召开的联盟会共有24个成员单位参加，其中包括机顶盒生产厂商、发射机/接收机生产厂商和电视运营商，24家单位共同签署了加快标准进度的复议书。2004年，更多的电视机生产厂商加入了联合体，其中包括生产发射机系统的北广电子集团。这些联合体成员从清华大学拿到技术之后，分别研制出机顶盒，然后再拿到清华大学进行技术测试。联合体成员为清华大学的方案进行产业化实验和商业运营提供了必要的设备支持。
同时，清华大学还得到了上海交大阵营的上海文广的“示好”：如果日后清华大学成立联盟体的时候，一定不要落下上海文广。
但上海交大的运作思路与清华不尽相同。一开始，上海交大成立了高清集团，把国家给予的经费与技术全部注入其中。这种商业运作方式引起了各厂商的警戒，应者廖廖。
上海文广一直与上海交大保持着密切的技术合作，主要是以内容和运营为主的集团，兼顾设备制造。2004年4月，清华大学将其标准在复旦大学进行了演示，在使用的主要设备中，基于清华方案专用芯片“中视一号”的车载移动、室内固定接收高清晰度电视机顶盒和广播发射机即由上海广电集团和上海文广生产，而上海广电集团也得到了清华大学的允许，可以无偿使用清华大学的技术生产机顶盒。
中国市场到底有多大
上海文广的这般举措可能让上海交大感到不愉快，但就事实而言，上海文广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在利益面前，没有谁愿意排错班站错位。另外，数字电视是一个潜在的大市场，其市场价值以亿元计。
的确，谁的方案确定为行业方案并上升为国家标准后，谁就将迎来一个史无前例的巨大的数字电视市场——这是一个旧领域的新市场，潜藏着千亿元的机会——该市场不仅涉及到普通消费者的电视终端，更涉及到包括发射、转播和接收等相关设备的制造领域。“可以说，谁在这场争斗中最终胜出，谁就可能执国内未来数字电视市场的牛耳，并且以后一旦有外商介入相关市场，必须向胜出者缴纳专利使用费。这也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原广电总局干部如此形容最终胜利者通吃的收益。
今年5月，国家广电总局还更为详细地制定出有线电视向数字化过渡的时间表。依据该时间表，中国将在2015年全面实现数字化，完成模拟向数字的过渡，停播模拟信号。
部分厂商依据该时间表做出初步预测，中国的数字电视市场在未来几年内可以拥有相当乐观的商机。
从已开展的情况来看，我国自2001年11月全面启动有线数字电视试验工程以来，2002年进一步扩大了试验范围。目前参加试验的省份已经由13个扩展到了19个，覆盖全国84个城市，这为建立有线数字电视技术新体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有线数字电视用户在确保10万户的基础上，目前已经超过了20万户，为2003年发展100万户的目标奠定了基础。同时，在2003年，国内已开播了至少10套以上的付费影视频道，发展数字机顶盒用户超过100万；到 2005年，我国有线数字电视用户超过3000万户，将在我国部分地区进行数字电视的商业播出；2008年将用数字电视转播奥运会；2010年广播影视节目制作、播出以及卫星、有线传输实现数字化，数字电视接收机得到普及……
欧洲标准才是共同敌人
实际上，业界专家一致认为上海交大与清华大学面临着一个共同的敌人，而这个敌人才最有可能会把两个大学的方案都置于死地。
几年前，中国数字电视地面传输市场已经成熟，但标准却迟迟未决，严重滞后于市场需求。作为世界上应用最为广泛、技术最为成熟、配套产品成本也最低廉的欧洲标准在中国长驱直入。
早在2000年，国家计委便指定上海、北京和深圳为数字电视的试点城市。2002年，上海开始了第一个数字电视的商业应用，采用的是欧洲标准，随后北京也开始了基于欧洲标准下数字电视的商业应用，南京、青岛、长沙也都相继采用了欧洲标准，就在今年年底，甘肃上马的移 动电视项目也是欧洲标准。
而在数字电视地面传输(目前的应用主要是移动电视)市场有多大的问题上，国内各方又出现了不同声音。部分观点认为，地面传输仅仅是数字电视市场的小部分，对于整个系统来讲仅意味着采用不同的高频头，而且在中国3亿多台电视里，到底有多少电视会采用地面传输标准，还很难说(据杨知行教授的说法是3亿多台电视机都要采用符合地面传输标准的高频头)。
但是，在数字电视领域之外，正在兴起的卫星传输和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利用宽带有线电视网的新技术)已经直接威胁到地面传输的市场容量。永新同方公司副总裁卢增祥告诉《IT时代周刊》记者，卫星传输具有更低的成本和更好的品质，而且国家将逐渐开放政策，到2006年差不多就可以开通；而IPTV不仅影响到地面传输，而且可能将整个广电置于非常尴尬的境地。在这个层面上，卢增祥认为除了欧洲标准是上海交大与清华的共同敌人之外，新的传播技术的出现可能会形成更大的阻力。他说：“不管是上海交大还是清华大学的方案都会受到非常严峻的挑战。这对于两家来讲现在要做的就是迅速产业化，抢占先机。”
抢占先机就意味着要排除已经在中国攻城拔寨的欧洲标准的阻力。
与欧洲标准争夺中国版图
在方案技术的产业化上，清华大学也要领先于上海交大。
清华大学数字电视项目组曾做了一幅地图，以省为单位，将全国版图进行划分，将应用欧洲标准的地区涂成蓝色，把采用或准备采用清华标准方案的涂成红色。
在新的版图扩张中，经过本刊记者多方了解，目前正在招标实施要采用清华方案的城市有4、5个，到2004年年底，加上意向性的城市共计10余个。虽然欧洲标准已经占据了人口密度最大、经济最发达的北京、上海、南京等城市，但在区域面积上还是落后于清华大学。双方在版图争夺战上形成了对峙局面。
今年11月初，河南广电第1个站出来宣布全面采用清华方案进行移动电视的商业试播。而这之前，从2001年开始，清华大学就与各地广电进行沟通、组织测试。到2004年11月初，深圳、青岛、长沙、南昌、武汉、天津、沈阳、吉林、重庆、广州等数10个城市的广电系统分别对清华方案和欧洲标准进行了对比测试。在这些对比测试中，清华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部分来自于与欧洲标准的不对等测试。有些城市广电部门的发射系统是以欧洲标准运营的，发射功率普遍大于清华；在武汉，清华方案遇到了大片连在一起的水域，加上高楼林立，形成了非常复杂的反射；在深圳和重庆，起伏不平的地势同样给清华大学的方案造成了非常大的麻烦。即便如此，清华方案还是在对比显示中优于欧洲标准。
在北京，清华方案与欧洲标准的较量还没有结束。在五环以内，清华大学在北京城进行了地毯式的测试工作，最后的接通率达到99.6%，欧洲标准向外透露的接通率为92.5%。后来，清华大学邀请广电总局标准测试组对清华方案进行测试。广电总局的专家指定了2处“城市百慕大”地区(一个区域是广电总局的西门，这里接收电波很强，但存在异常的反射现象；另一个区域就是京广大厦东侧附近一条不足几百米的小街)，并亲自乘坐测试车考察清华方案与欧洲标准的对比测试。在后一处区域，欧洲标准在央视中央发射塔上有一个1000瓦功率的发射基站，在京广大厦上还有一个500瓦的发射基站，而清华大学的方案只在中央发射塔有一个300瓦的发射系统。即使如此，最后总体胜出的依然是清华。广电总局的考察专家当即给了清华评价：你们进步非常大。
而于11月 4日在上海工博会举行的数字电视与无线多媒体通信论坛上，上海交大副校长张文军的发言稿明确写道：上海交大的ADTB-T系统是第一个也是惟一进入商业试运营的，由中国自主开发的数字电视地面广播传输系统，这套系统在上海和香港的对比测评中均胜过了欧洲标准。
这与清华的说法产生了严重的矛盾。清华的意见是，现在已经过了对比技术的阶段，现在要做大规模的市场化。只有大规模的市场化，才能对抗欧洲方案。
此外，处于舆论漩涡中的上海交大和清华大学一直有着截然不同的沟通风格。上海交大一直躲避着媒体，上海交大高清集团总裁夏平建被指定为惟一的新闻发言人。本刊记者在采访夏平建时，被夏以“国家有明确指示不能接受采访”为由断然拒绝，而记者在与承担上海交大标准方案的主力研究机构——上海交大图像研究所的方姓工程师进行联系时，得到的答复是：交大也会改变以往的策略。为什么我们不说？我们也要说的。之后便将夏平建的联系方式告诉了记者。
与上海交大的沉默不同，杨知行教授指出，在地面传输最核心的技术上，欧洲标准采用的C-OFDM技术，而在这个地方，清华大学采用了与之完全不同的TDS-OFDM技术，技术的创新性显而易见。
第三章：方案融合，走向重生？
方案由二变成三
年关将至。年底会否出台标准，到底谁会成为国家标准的问题变得扑朔迷离。有媒体暗指清华取胜的可能性最大，但马上就有人否认这一说法。此后不久，单家方案胜出的传闻马上就消失的无影无踪了。外界看到的是数字电视标准舞台上的主角由2个变成了3个，清华大学、上海交大、广科院各握有标准方案在手。而最新被证明的消息是，3个方案要最终融合为一，进而上升为国家标准。(在所有方案中，广科院方案的影响一直不如交大方案和清华方案)
方案融合的说法早在几年前就开始出现。2001年，国家部委要求这几个方案联手研发，但因为各方案本身尚不成熟，也就谈不上融合之道。之后，随着几个方案的不断成熟，2003年，国家专门成立了相应的工作小组进行方案融合的事宜。
去年10月的深圳高交会期间，某媒体报道说上海交大与清华大学的方案在演试时都出现了问题，这令所有专家都感到难以接受。关于高交会的测试，有人说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测评，而有人则坚决声称有。但就在此期间，广科院方案适时出台了。
在沉寂多年之后，广科院在此时再度推出自己的方案也着实让业界琢磨了一番。上海交大电子学系一教授就认为，在基于国家要求标准尽快出台的情形下，广科院也希望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发言权。“毕竟广科院为此已付出相当多的心血了。”在他看来，最让广科院耿耿于怀的是。按照国家规定，广播电视行业标准按道理应该是由广电总局负责，但是数字电视，特别是地面数字电视传输标准却恰恰例外，发改委才是标准的真正决定者。因此，在这个时候广科院发话呛声，正是想借此表现自己并不服输。
所以，在面对这种问题的时候，国家广电总局副总工程师杜百川才会首先对这种提问表示强烈反感。他反问记者说：“在所有方案中，清华方案做得最晚。他们能推，广科院为什么不能推出？”杜对外的解释是，“标准只有一个。不管是清华方案还是交大方案都不能叫标准，而只是一个提案；不管他们有没有应用，他们都不是国家标准。”这意味着，在标准没有最终确定之前，各种方案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至于在融合过程中能够采纳多少广科院的方案，那是后话。
中国标准期待融合曙光
一位老专家告诉《IT时代周刊》记者，上面已经作了明确的指示，3个方案要融合，所有相关部委现在都开始沉静下来，接受3个方案融合的建议。
现在看来，3个方案的融合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但广科院与清华的方案同属多载波方案，与欧洲标准处于同一技术方向，两者融合的难度不大，而上海交大则采用单载波方案，两类背道而驰的方案能融合到一起吗？
《IT时代周刊》记者在采访中国工程院信息学部的相关工作人员时，得到的答案是：是的，我们正在融合，事实上早就开始了。杜百川告诉记者，现在已经有了非常明晰的融合方案，而且已经做得差不多了。北广电子集团的冯传瑾总工程师也告诉记者，现在各个部委各个学校都非常团结，大家正努力一致把统一方案做出来。
不过，有企业代表向本刊记者透露了她的担忧：3个方案融合后，国家发改委将委托广电总局就新标准的性能进行新的测评。这位企业代表在一次广电系统内部会议上得知，广电总局已为此内定了方案。该方案表明，为测试融合方案所采用的设备系统中既有国产设备也有进口设备。她指出：“如果不同设备在接口匹配上出现问题，这将直接导致融合后的新方案无法发挥应有效果；如果效果不好，可能会导致这一国内方案被弃用，后果也会比较严重。”她表示这是各测试环节中的一环，现在不能排除在此环节上会出问题。
然而，当即有观点对此加以反驳。对方案融合持肯定态度的人认为在方案实现融合后，各项测试设备就应当在融合方案规定的技术条件下进行测试，测试环境也不应当出现国内外制造的广播设备混杂的局面。杜百川也声称，“方案融合没有什么技术难度。”在杜副总工程师看来，中国数字电视产业正逐渐对地面标准达成一致。清华大学、交大及广科院3大技术方案的优势将被有效融合形成1个标准。他说： “不同技术的优势肯定可以融合，完全可以互补，可以取长补短。美国地面标准就是由6个方案组合而成的，它就成功融合了好几个不同技术优势。”杜百川甚至乐观地表示，国家发改委将新一轮的测评工作交由工程院主持。测试完毕后，广科院、上海交大和清华大学的方案最终将在工程院主持下进行新一轮的组合，希望能在年内推出新标准草案。
什么样的结局？
“现在这3个方案已经没有退路了，再不融合就会一损俱损，清华方案哪怕再好也通不过，而且他们也在搞融合。只有融合成功了，大家才有可能打败欧洲标准，这是惟一出路。融合的时间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年底之前争取做出来。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
这是本刊记者在即将结束此文前的最后一次采访中听到的话，时间是2004年11月26日上午。
年年盛传标准即将出台，年年不能出台，这次会不会也最终实现不了呢？
去年年底，所有的传言都在传递一个信号，长达几年之久的地面标准即将颁布，但在一年之后，该出来的仍然没有出来。那么，如果再等下去依然没有结果的话，国家将强制执行一个什么样的标准？会不会选择使用欧洲方案，还是另有变数。
历经8年之久的研发夹杂着矛盾与冲突，也许会在今年年底画上一个句号。国家的需求、奥运的需要、市场的需要，都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外力，这个强大的外力将终结在中国科技史上出现的这一段纷纷扰扰的论战。
本文的出发点和主旨不在于见证那一段矛盾重重的历史，而在于总结历史带给我们的启发和经验积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才是我们最想得到的财富。回首这 8年，我们明显的感觉到最重的还是民族利益，民族利益不保，谈何个体利益，团结起来才是条龙，我们期待着方案融合后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