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鸿直：和空气动力学家潘良儒教授的一段交往
二零零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世界著名的空气动力学专家，中国的“火箭之父”，钱学森先生逝世。接连几天，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媒体，都用醒目的标题加以报导，热烈称颂这位中国航天事业一代宗师的丰功伟绩。这不由得使我想起了和钱学森几乎同期从美国归来的另一位空气动力学教授——潘良儒先生，以及我们两人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在美国不期而遇，相识，相交，进而成为忘年交朋友的一段往事……
一九八八年秋季的一天，我和太太晚饭后到K-mart去买东西。来美读博已有三年，每天都在紧张地学习和打工。即使把星期天当成“星期七”，仍有做不完的事情，就连出门买东西也常像火烧了屁股似的，完全没有“逛商店”的闲情逸致。那天太太想买件外套，我照例开车相送。
女生买衣服一般都比较挑剔，无论尺寸，款式，布料，颜色，样样都得称心如意。穷学生一年难得添上几件衣服，挑衣服慢一点更是无可非议。看看我在旁边站也不是，坐也不是，不知该干什么，太太好心地说：“你到男服部那边看看有没有合适的裤子，要有，就自己挑一条。你老是穿条破裤子上台讲课，也不怕学生们笑话！”“我还有不破的裤子！”我一边嘟囔着，一边离开卖女服的地方。
廉价处理的男裤都挂成一个个的圆圈，裤子的标签上贴着红，绿，黄，蓝色的小圆片，以示减价的百分比。由于货场狭窄，通道只容得一个人走过。“Excuse me”，我向一位正在弯腰挑裤子的人客气地说。这是一位瘦小的东方老人。“Sure ”。老人直起身彬彬有礼地回答，并侧身让我过去。“Excuse me”，这次是他要看我身后的裤子。我也测测身，让他过去。就在他闪身过去的一瞬间，我注意到他穿的米黄色的夹克是在中国国内常见的“中国造”。我们大学所在的诺福克市是Virginia州的一个港口城市，常能见到大陆或台湾的船员下船采购。这位老人年纪在六，七十岁，举止文雅，肯定不是船员。大学里那时虽有一百多名大陆留学生，可父母获准来美探亲的屈指可数，我也都见过。那么这位老人到底是谁呢？
“Do you speak Chinese?”反正太太还在挑衣服，我于是上前闲聊几句。“Yes”，老人仍彬彬有礼地作答。尽管老人一共只说了几个英文单词，可从他的用词和语调来判断，他的英语水平是远在我之上的。于是我们的谈话改用中文继续。我先介绍了我的留学经历和学校的概况。大概是我们的缘分，老人很喜欢和我说话。他说他叫潘良儒，四十年代由国民党政府派出赴美留学，先在弗吉尼亚理工学院拿到硕士，接着在康奈尔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在此后留在康大任教，直至五十年代中期回国。近几年来，他担任中国科学院等离子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等离子体协会理事长。一九八七年，他应英国剑桥大学邀请，当了该校一年的客座教授。因为他的太太和女儿在美国，故于一九八八年从英国到美国与家人团聚。他特别向我解释说，他刚刚结束了在母校康奈尔大学三个月的合作研究，因手上有一本书尚未完成，故暂时滞留美国，没有回国。
我好奇地询问四十年代中国留学生的情况，他自豪地说，中国留学生个个成绩名列前茅，令美国教授和学生刮目相看。四十年代的美国，种族歧视严重，并施行种族隔离，街上的公共汽车上明文规定白人坐在车前面，黑人坐后面。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坐落在一个四面环山的小镇附近，镇上的人很少见过中国人，不知道该让中国留学生坐在车前还是车后。最后决定按衣着而定：若穿戴整齐，则在车前和白人坐在一起，若衣衫不整，则和黑人坐在车后。“对我们的种族定位，恰如我们的肤色一样，是在黑白之间。”潘良儒讲话十分诙谐，我们沉浸在愉快的谈话之中，忘记了飞快逝去的时间，也忘了我们都是来买裤子的。
“你怎么还在这里挑裤子呢？”太太离我们还有五，六米远就开始抱怨了。“我……”我像刚从梦中惊醒一样，想起我本来是买衣服的。“对不起”，太太看清了我正在和一位年长的人说话，显得很不好意思。我替双方刚做了介绍，这时，潘良儒的太太在大门外等得不耐烦了，用小车推着外孙女，也找到这里来了。潘太太看起来五十岁上下，个头高挑，长得端庄秀丽，年轻时一定是位令男士们“都要回头留恋地张望”的姑娘。两位太太都性格爽快，一见如故，不似两位先生的书生“酸臭气”。她们两人一搭上腔，我们的男生轻声二重唱，就淹没在朗声的女生二重唱之中了。
潘良儒的太太叫丁德中，原为北京一家医院的皮肤科医生。在与潘良儒认识前曾结过婚并有一个儿子，那时在国家建委工作。她和潘良儒结婚后育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及女婿都是诺福克海军基地的电脑工程师。小女儿嫁去瑞士，正在当地的一所大学读书。丁德中四，五年前赴美，在大女儿家帮助照顾外孙女并且拿到了“绿卡”。可是潘良儒一心想着国内的工作，不愿意在美国无所事事，死说活说不肯申请“绿卡”，夫妻正为此事达不成协议而苦苦争执。丁德中希望我们能帮助他们权衡利弊，从中周旋，劝说潘良儒留下来。丁德中说话时，潘良儒双眉紧锁，好像有什么心事，几次欲言又止。天色渐晚，我们交换了地址和电话号码。临分手时，丁德终嘱咐我们如若打电话给他们，最好是在白天四点以前。否则，女儿，女婿一下班，就无暇谈话了。
回家的路上，我和太太一直琢磨不透，为什么潘良儒年逾七十，早已到了退休的年龄，却宁愿为他所说的“发一分余热”而离开妻子儿女，独自回国呢？是他的拳拳爱国之心？是他对“美帝国主义”的深仇大恨？还是对他毕生从事的科学事业的奉献精神？然而，百思不得其解。
一个月后，得知潘良儒的大女儿全家外出旅游，留下老两口看家，太太和我备了晚饭，接他们过来做客。因我岳父母不久将来探亲，我们那时候租一栋独门独院的二层小楼。据邻居们说，按年代算起来，那房子建于中国的清朝末年。但是，经房东多次整修，屋顶和外墙都是新的，从外面根本看不出来房子有那么老。可房内地板松动，门窗不严，蟑螂满地，取暖的燃油锅炉已年过半百。除了穷留学生之外，绝无他人问津。尽管如此，其房租便宜，独门独户，还有一个长满苹果树，梨树，桑树，樱桃树，葡萄和无花果的小后院，在我们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中还算数一数二的好条件。一对年轻的上海夫妇临时和我们同住，待我岳父母来时再搬出。
吃饭时，潘良儒夫妇一边吃一边客气地夸奖我们的手艺好。看着客人们吃得差不多了，我们和那对年轻夫妇就开始了对潘良儒的“轮番轰炸”。我那时已经进入了“不惑之年”，又多少学了一些旧礼数，所以话说得很客气，可两位上海同学出生于六十年代中期，正是二十郎当岁，一律怎么想就怎么说，不留面子。尽管在开场白里，我们诚心诚意地向潘良儒说明，这是晚辈们以朋友的态度尽的忠告，可那些“书呆子”，“不通人情”，“图个人名利”，“为个人树碑立传”等尖刻的词句还是嫌太唐突无礼。在我们的“大批判”中，潘良儒一言不发。他有时微微一笑，有时若有所思。最后，可能是被我们的真诚所打动，他慢慢向我们讲述了四十年来的往事。
潘良儒一九一七年生于四川，抗日战争胜利后，经国民党政府的选拔和培训后，由政府资助，被派到美国留学。和潘良儒同时在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共有五人。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国共两党内战重开。至一九四七年底，国民党节节败退，摇摇欲坠。国民党自顾不暇，中国留学生的财源断绝，人心惶惶。为度过暂时的经济困难，潘良儒召集在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开会，商量解决办法。那时候五名同学的硕士学位都几近完成，根据这一实际情况，潘良儒提出由较早毕业找到工作的人负担其他人的学习和生活费用，直到五人都完成学业。潘良儒的提议得到了三个人的支持，只有一位姓郭的人因马上毕业而反对。他说：“我谁也不帮助，也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话既已说到此处，潘良儒等四人还有什么好说的，只好“骑驴看唱本-走着瞧了！”说来也巧，潘良儒所学的空气动力学是五十年代的热门学科。所以，潘良儒一毕业就找到了工作，薪水也拿得蛮高的。可那位学农的郭姓同学，毕业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未能找到工作。潘良儒性格倔强，“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从此，他担负起其他三个人的学费和食宿，直到每一个人都完成了学业。那位郭姓同学非但不反省自己，反而怨恨潘良儒没有资助他，与他结下了冤仇。
离开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并短暂工作之后，潘良儒进入康奈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时间过的真快，转眼来到了一九五五年。潘良儒在康奈尔大学当教授，生活平静舒适。他的妻子接连为他生了两个儿子，全家的日子过得和和美美。看似平静的生活却突然起了波澜：在康奈尔大学里有不少中国留学生，其中有些人经济上遇到了困难，潘良儒常常解囊相助，或尽力帮助他们寻找资助，解决他们的经济困难。这居然导致了潘教授此后一生的厄运。
五十年代的美国，由于麦卡锡主义的作祟，许多著名的学者教授无端被冠以“亲共分子”，“共产党嫌疑分子”，全国上下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钱学森等一批著名的中国留美科学家遭到了无理的迫害，并先后回到了中国。一九五五年的一天，移民局的官员突然约谈潘良儒，说他曾经资助过的一位中国留学生是“共产党嫌疑分子”。并且从此开始对潘良儒进行全面调查，试图弄清楚他们之间是否有政治和组织上的联系。经潘良儒的律师与移民局和联邦调查局交涉，才知道原来是潘良儒在弗吉尼亚上学时的郭姓同学打了“小报告”。其实，潘良儒对他所资助的学生的政治背景一点也不了解，只凭“中国人帮助中国人”的一片热心，才引火上身的。鉴于当时美国国内的情况，移民局和联邦调查局根本不相信潘良儒的解释。潘良儒的律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移民局那里讨回一句活话：潘良儒必须承认自己错误地资助了一个“共产党嫌疑分子”。从今以后，与其划清界限，痛改前非，下不为例。
潘良儒从律师那里听到这个消息后，却大不以为然，凭他的那股九头牛也拉不回来的倔强脾气，断然拒绝认错，并公开说：“我资助的是在经济上有困难的中国留学生，不管他是不是共产党嫌疑分子，我都没有错，更说不上什么痛改前非！”在僵持了几个月之后，移民局以“共产党嫌疑分子”的罪名，对潘良儒起诉，并在不久后将他驱除出境。康奈尔大学所在的当地报纸曾用醒目的标题报道了这一新闻。
潘良儒的妻子认为他不识时务，宣布与他脱离婚姻关系，带着他们的大儿子留在了美国。一九五五年，潘良儒带着小儿子回到了阔别十载的祖国。
潘良儒回到北京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任高级研究员，从事航天器的空气动力学研究，并在钱学森人主编的“力学学报”任编辑。潘良儒因遭美国移民局迫害，愤愤不平，决心以一片赤诚之心报效祖国。他和钱学森等科学家一起，全力以赴地参加和制定中国的火箭和导弹发展计划，还在共产党领导组织的政治学习中控诉在美国遭受的种族歧视和无端迫害，为此，力学研究所任命他担任该所高级知识分子的政治学习召集人。
说来无巧不成书，潘良儒在弗吉尼亚理工学院的那位郭姓同学在美国混得不好，比潘良儒早一些回到中国，被分配到位于西安市的中国科学院西北农业科学研究院任高级研究员，并且加入了共产党，还当上了研究院的党委委员。潘良儒回国的消息传到他的耳中，令他寝食难安。为了掩盖在美国那段不光彩的历史，他先发制人，向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共产党组织写了一封检举信，谎称潘良儒在美国和中央情报局关系密切，很可能是被中央情报局派到中国的潜伏特务。由于中国共产党从建国起就公开宣布向苏联为首的共产党国家“一边倒”，再加上韩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孤立政策，造成中美两国的敌对关系。美国的潜伏特务当然非同小可。
潘良儒那时正从事着极为机密的国家发展航天工业的规划，这“美国潜伏特务”的举报令力学研究所的共产党组织深感棘手，因为那时候大陆和美国一无外交关系。二无直接商业往来，如何能查证落实？所领导在大伤脑筋之后，决定将潘良儒的“美国特务嫌疑”写入他的档案，待日后调查落实，同时为保密起见，将他调出力学研究所。为了使潘良儒不致察觉，所领导谎称国家急需研究海洋潮汐发电，特调他前去主持工作。这是“党的信任”，云云。潘良儒在学术上极具智慧，可在政治上却非常幼稚，他真的捧着“党的信任”去研究海洋潮汐发电。几年之后又被调去搞大型锅炉的余热利用，其理由仍然是“国家急需”，“党的信任”。因为大陆的个人档案只许人事干部和共产党的主要领导看，故潘良儒一直被蒙在鼓里，兢兢业业地搞科研，而且科研硕果累累。
一九五八年，潘良儒和中国科学院医院的皮肤科医生丁德中结婚。丁德中比潘良儒小十几岁，不但长得漂亮，性格也活泼开朗。
一九五零年，中国共产党派了百万“志愿军”参加韩战时，丁德中刚好高中毕业。凭着年轻人的一股爱国热情，她报名参加了医疗队，准备赴朝鲜半岛抢救伤病员。医疗队乘火车到达东北后，原计划改变，上级要求他们医疗队留在中国东北治疗和护理从战场转下来的伤病员。五十年代的中国，按共产党的号召，申请加入共产党是年轻人求上进的表示，丁德中也和医疗队的其他年轻人一起，递交了申请书。医疗队的党支部书记是个单身汉，他见丁德中长得漂亮又有入党要求，于是起了歪心。他先以党支部书记的名义多次找丁德中谈话，美其名曰“关心求上进的青年人”，而后居然无耻地说：“你要想入党就得和我结婚，以实际行动靠拢党组织。”丁德中一听，知道他不安好心，当场一口拒绝，并骂他下流。中国的老百姓称领导干部报复下属为“穿小鞋”，丁德中惹了上司，当然也不例外。此后，她不仅被调出医疗队，个人档案中还被支部书记写上：“思想落后，不靠拢党组织”。从此以后，丁德中无论调到哪一个单位，都被划入和共产党离心离德的“另册”。
潘良儒和丁德中的人事档案中都埋下了“定时炸弹”，但两人对此均一无所知，加上潘良儒心中的“党的信任”，人也活得无忧无虑。一九五九年，他们的大女儿降生，四年后又添了第二位千金，加上潘良儒带回国的小儿子和丁德中第一次婚姻的儿子，一家六口，幸福美满，婚后六年多的平静日子，一晃就过去了。
一九六六年夏天，中共主席毛泽东在中国大陆开展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按毛在运动初期所制定的大方向，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任务是“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二“批判反动的学术权威”，第三“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人民日报还嫌不够，又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声言凡是被怀疑对毛有二心的人，都要被横扫之。
老毛一声令下，共产党的大小干部无不胆颤心惊，唯恐被定成“走资派”。中国科学院的领导人整天和科学家打交道，耳濡目染，脑筋可能比其他单位的领导要好使。运动初期，为保他们自己，先“声东击西”，“转移视线”把丁德中等口无遮拦的人的言论蒐集整理，断章取义，无限上纲，打成“现行反革命”，关进“牛鬼蛇神劳改队”。凡在大陆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应对“牛鬼蛇神劳改队”不陌生，进去的人的人身自由完全被剥夺，还要剃一半光头的“阴阳头”。挨大小会的批斗，挂大牌子游街示众，都是家常便饭，更不许回家。
据大陆官方统计，文化大革命中有两千万人被整，被杀或自杀，一亿人受到株连，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大人间惨剧。中国科学院里知识分子成堆，留英的，留德的，留法的，留美的，留苏的比比皆是，个个“历史问题复杂”，挨整的比例更高。丁德中被隔离审查后，潘良儒也和其他受株连的家属一样，忍气吞声，谨言慎行，在家里既当爹又当娘，照顾着四个孩子。
又过了一阵，所领导为进一步转移群众的注意力，以保住他们自己，又将并无任何凭据的所谓潘良儒的 “特务嫌疑”抛了出来。从美国回到祖国十一年之后，潘良儒才猛然醒悟过来，明白了自己为什么被调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去做与自己专业根本不对口的科学研究。为澄清事实，他提出和那位郭姓的同学当面对质，遗憾的是郭姓的同学因担任中国科学院西北农业科学研究院党委委员，文化大革命被当成“走资派”揪出批斗后，自杀身亡，死无对证。潘良儒此时有理说不清，只有暗自叫苦。在隔离审查期间，潘良儒凭着倔强的性格，拼死顶住严刑拷打，亦不为“坦白从宽”的利诱所动。审了一阵，看看从他身上捞不到什么油水，只好把他放出来，在家中“反省交代”。
父母挨整，孩子们遭殃。在他们的四个孩子中，两个女儿还小，丁德中带过来的儿子十一，二岁，也很幼稚，最在精神上感到困惑的是潘良儒从美国带回国的儿子。一九五五年潘良儒被驱逐回国时，他已经七，八岁，语言和生活习惯都是美国式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正好十八，九岁。他尽管长着一张普通中国孩子的脸，说着一口流利的北京话，可他的经历和想法却和普通中国孩子大不相同。他曾十分恐惧地被美国移民局押解出境，离开了亲生的母亲，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在他的印象中，父亲刚回中国时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人，一位知识渊博的科学家。他也曾听父亲讲过自己宁折不弯，和“美帝国主义”作斗争的故事。为什么事隔仅仅几年，父亲竟被说成是“美国特务”，自己也被同学们骂作“美国特务的狗崽子”。他想不通，也咽不下这口气，一时陷入对人生的疑惑，最后导致跳楼自杀。一个十八，九岁的年轻生命，在经历了在美国和中国的双重摧残，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被扼杀了！
太太一直被隔离审查，儿子自杀身亡，自己早年被美国移民局驱逐出境，现在又被中国共产党打成“美国特务”。“潘良儒何去何从？”不仅批判他的大字报这样问，潘良儒也在这样问自己。“我对前途极为悲观，脑子里一片空白”。潘良儒说到这里声音低沉，眼睛湿润，周围一片沉静。
人在绝望的时候，很容易想到去死。文化大革命中自杀的人数都数不清，其中有他心爱的儿子和报复他多年的郭姓同学。“人死如灯灭，一了百了”。潘良儒在万念俱灰之后，也选择了自杀之路。一天晚上，趁孩子们熟睡后，他轻手轻脚地从睡衣上抽出衣带，将它拴在窗框挂窗帘的支架上。四岁的小女儿不知道为了什么突然醒了。她看见爸爸正在窗前拴一根绳子，就睁大了眼睛问：“爸爸，你在那里干什么？”潘良儒怕吓坏了孩子，就指着窗框问女儿：“过一会儿，爸爸要是挂在那儿，你怕不怕？”“我怕，可是你的脸别朝着我，我就不怕了。”潘良儒听到了孩子天真幼稚的回答，心都碎了。他泣不成声地抱着小女儿亲了又亲，直到女儿又睡熟了，才将心一横，登上椅子，踩着窗台下的暖气片，把绳子套在了自己的脖子上，再向外一蹬，人就悬在空中失去了知觉。在那一瞬间，他唯一想到的就是“脸朝窗外，千万不要把女儿们吓坏了！”潘良儒讲到这里，眼泪夺眶而出，屋里的人也都哭了。
按照老人们的说法，人死后要去阎王爷那里报到的。大概是潘良儒的寿数未到，阎王爷不收，又把他赶回了人间。潘良儒悬挂在空中失去知觉后，不知过了多久，突然，那根旧的丝织睡衣带断了，把他摔到地板上。孩子们被响声惊醒后，大声哭喊，才有好心的邻居叫来了急救车。人虽然得救了，可从此，潘良儒又多了一个罪名“畏罪自杀，企图自绝于党和人民。”在那黑暗的年代，人们求生难，求死也难呐……
老毛死后，“四人帮”受审，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丁德中从牛鬼蛇神专政队释放回家，潘良儒摘去了“美国特务嫌疑”的帽子，两个女儿相继考上了大学，丁德中的儿子上了“夜大”。从死亡线上挣扎了十几年的一家人，又团聚在一起了。
一大批知识分子，尤其是留美的学者和教授们，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整死，很多人被逼自杀，很多人在“五七干校”被折磨死。侥幸活下来的人中，有很多人送子女出国留学，而后自己也跟着移居国外。因为，在他们的心灵上，有着太深的并且是永远也无法抚平的创伤。过去亲手整死他们的亲人和故友又欲置他们于死地的大量“文革左派”，在文化大革命后，依然高高在上，很多人还因整人有“功”而入党或加官进爵。受迫害的人怎能咽下这口气呢？除了告别当年满怀爱国之情回来的祖国，重去海外漂泊之外，他们别无更佳选择。
潘良儒是个不服输的硬汉子，他在平反后却没有表现出任何怨气，反而在以后的十年中，开辟出等离子体研究的一片新天地。他还想在祖国继续努力奋斗，以证明他对祖国的忠诚和对当年回国的无悔……
几个星期之后，大女儿全家又外出旅游，留下老两口看家。潘良儒特地打电话请我们过去吃饭。当我们一家三口到达时，饭菜已经烧好，热气腾腾地摆满一大桌。丁德中告诉我们，其中的三，四个菜是潘良儒亲手做的。我们边吃边聊。丁德中吃饭时仍在抱怨潘良儒不肯申请绿卡，可我们凭着上一次的经验都没有搭腔。一会儿，我太太为打破沉闷的空气，首先提出了人生在世的自我价值的问题，反应却十分热烈。我们过去在大陆生活了几十年，习惯地用事业上的成功来表示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如若再理性化一点，就是以“对共产党的忠诚和对国家的贡献”来评定一个人的价值。除此以外，随心所欲地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是“个人主义”；“天伦之乐”，“儿女情长”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情调”。“除了对党和国家的贡献之外，人的生命还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吗？”我太太问潘良儒，但他没有回答，低头不语。
“吃菜，吃菜，”丁德中一边招呼我们吃饭，一边把话题转到了今后的打算上。因为住在大女儿家（更确切地说是住在女婿家），她不但要照顾外孙女，还在亲家开的“世界楼”餐馆打工帮忙，每天都很忙累亦有诸多的不便。所以，她想离开这里，独立地去闯一闯。我和太太都很佩服她的勇气和独立意识。
在文革开始时，我正是大二的学生。在一九七零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军宣队以莫须有的罪名整肃了大批师生，并将我和其他几位同学隔离审查，逮捕关押，判刑劳改。一九七九年我们得到平反，蒙冤逾九载。相似的苦难经历使我们两家结成了“忘年之交”。隔长不短的，互相通通电话，走动走动。太太们本都是直脾气，一来二往，先生们也受到太太们的熏陶，讲话也不那么拘谨客气了。
一九八八年底，丁德中离开大女儿家，前往纽约。她先做针灸按摩师，后来进入一家珠宝公司，负责宝石的检验和分级，并在皇后区租了一套公寓。不久，潘良儒也搬去了纽约。
一九八九年三月，我岳父母赴美探亲，我们开车北上去接他们回弗吉尼亚。在纽约期间，我和太太专程到潘良儒家拜访。那时，潘良儒已经申请了绿卡，但是新的困扰再次降临。原来，经过康奈尔大学朋友的帮助，潘良儒找到了一九五五年随他前妻留在美国的儿子。他是位很成功的医生，并曾担任过美国前总统里根的私人医生。丁德中和潘良儒的朋友都劝他去和儿子取得联系。可是潘良儒觉得，自己回国后一事无成，随他回国的小儿子又因为他的株连而自杀身亡，无颜面去认在美国的这位有钱有地位的儿子。“我见到他能和他讲什么？”潘良儒瞪大了眼睛十分激动的对我说：“讲我在这里是共产党嫌疑，在中国是美国特务，我还……”他停顿了好一会儿，刚要继续说下去，却又把话咽了下去。我知道他想说因为受他的株连，造成小儿子的自杀，就重重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潘老师，您不要再说下去了，我明白！”他看了看我，点了点头，默默坐在那里不再说话。
看过白桦编剧的电影《苦恋》吗？当听到画家凌晨光悲愤的自问：“爱国也会犯错？”凌晨光的女儿星星满腔血泪的呼喊：“你爱祖国，祖国爱你吗？”谁不感到浑身的震颤？！其实，剧中凌晨光的困惑也是很多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满腔热情从海外归来参加建设，却被蹂躏抛弃的赤子们的困惑，一道毕生苦苦思索而迈不过去的坎儿。他们不能接受因爱国归来反而害了自己，害了家人的残酷现实。我想，这大概这就是潘良儒过去不愿拿绿卡和今天不愿认儿子的原因罢。
一九八九年中，我们先后两三次拜访了潘良儒夫妇。一九九零年，我受聘于美国西北部的一所大学任教后，就再也没有和潘良儒夫妇见过面。一九九一年，丁德中曾和我通过几次电话。她在电话中说：“潘老师还是老脾气，政府分给他的一套两卧室的公寓，他迟迟不肯办理手续。免费送给他的家具，他只拿了其中的一把椅子，其余的说什么也不要。问他为什么，他的回答简单干脆：‘我不是到美国来要饭的！’”当年令人尊敬的康奈尔大学的空气动力学教授，几十年之后再从中国回到美国时，竟成了两手空空，不得不靠政府救济的穷人，这其中的酸甜苦辣，该向谁倾诉，这几十年的磨难，该把账算在谁的头上？！
我不能劝说潘老师，只有解劝丁德中：“潘老师这一辈子活得不容易，咱们就让他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一九九一年后，潘良儒一家搬去了纽约长岛，并更换了电话号码，我们从此失去了联系。
二十几年没有潘老师的消息了，但我们一直惦念着他和他的全家，盼望能听到他的好消息也衷心地希望他精神愉快，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