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有什么疑问吗？
“ 在我们合作写出宇称不守恒的论文之前，在1948－56的八年中，我和杨振宁仅合作了六篇文章，是我在同一时期发表的论文中的一小部分。 1956年我们发表了关于宇称不守恒的论文之后， 我和杨振宁才开始密切合作。从1956年的下半年到1962年的六年中，我们共合写了二十六篇文章。
1956年4月，我和杨振宁没有任何合作项目，也没有杨振宁1982年回忆中所谓的每周两次的见面。当他1956年5月初来我办公室时， 他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来哥伦比亚大学。 否则，他不会在上午十一时左右开汽车来，因为他不可能忘了在午时左右哥校附近停车的困难。1956年4月3－7日罗彻斯特会议后的整个4月份我和杨振宁没有见过面。 事实上杨振宁1982年回忆中所谓的每周两次的见面是在1956年10月我们发表了宇称不守恒的论文之后才开始的。 杨振宁1982年回忆中所说的在1956年4月和李政道每周两次互访也是与事实不合的。
由于我的思想突破促成了当时（1956年4月份）布德、克瑞廷、雷特奈尔、塞缪斯、史瓦兹和斯坦伯格在他们的实验文章中做了宇称不守恒的分析。 因此，他们在他们的论文中对我表示感谢 [3] 。他们没有提杨振宁，因为这与杨振宁无关。
上面已经提到，这项实验的参加者之一史瓦兹，在他1986年的回忆中关于1956年4月宇称不守恒的思想突破，讲得很清楚， 这个思想是我提出来的，根本没有提到杨振宁 [4]，因为这是与杨振宁无关的。
由此可见，这一切完全证明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首先由我独立做出的，和杨振宁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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