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日深夜十一点以后，我因窗户临街，所以没有开灯。 我正在像亿万中国人民那样收听美国之音、英国广播公司中文台的新闻节目。当时中国老百姓都知道官方媒体造谣，不可信。要客观了解真相，只有收听外电广播。 所以那一阵子，商店中滞销多年的大批携式小收音机被抢购一空。这时，我的窗外突然人声沸起，街上太黑，因此看不清有多少人，听声音大约有百十来人。他们正 一齐大声向数百米外立交桥上哨兵和装甲车反复喊骂：“廿七军，法西斯！廿七军，Ｘ你妈！”（杨白冰是廿七野战军军长）由于人多势众，声振黑夜。我将耳朵用 手拢起向前细听。大约喧哗了廿多分钟，立即听到立交桥上隆隆装甲履带声夹杂着“达，达，达”的机关枪声朝这儿进发。很快喊骂声停止，能听到这批群众奔跑逃 命的脚步声。在慌乱的沉重脚步声中，我突然听到有人喊：“打中一个！打中一个！”当时，我看不清究竟是打中一个平民呢？还是一个士兵？因为从声音判断，立 交桥上的军人还来不及到此，估计是白天埋伏在附近暗处的狙击手开枪所为。接着，有几人的脚步声慢下来。我睁大眼睛向窗下望，只见昏暗路灯下人行道上隐约有 三个人影，一个人坐在地上，两手反撑在背后地上，显然他下半身受了重伤，不能站立，靠两手斜支着身子。面对站着的两个手持冲锋枪士兵，嘶哑地喊着：“解放 军同志，请不要开枪！我不是暴徒，我不是暴徒！”突然，士兵吼叫：“什么不是暴徒！”同时“砰”的一声枪响，那青年顿时应声仰面倒下毙命。两个凶手，得意 而去。六月七日天一亮，我就跑到楼下街上查看。天哪！这个青年死不瞑目，双眼怒睁，恐怖地盯住大约一尺远，那正是凌晨射杀他的枪口距离。他右眼上方半个脑 壳连同半边黑发均被子弹打飞掉，碎骨、头发和脑浆散了一地。还有脑浆从脑壳中往外淌出，苍蝇飞出飞进正在下蛆。没有错，使他毙命的正是那近距离的一枪。在 战场上，失去抵抗力的受伤敌人战俘还要人道对待呢！何况是手无寸铁的平民。这些士兵难道连起码的日内瓦公约、人道主义都不懂吗？为了维护少数专制寡头的既 得利益，国家机器被利用来屠杀手无寸铁的无辜国民，这笔血债何时可以清算？这个青年死者白衬衣口袋只留下一个旧学生证、一包已打开的香烟和一只打火机。打 开学生证看，他曾是西安交通大学学生，姓安名基（后来，我知道他是城乡建筑出版社的员工，卅岁上下）。再看他下腹部，有六、七个蜂窝状枪眼，这是使他不能 跑脱，落入虎口，束手待毙的原因。我把他身旁一颗沾满血污的弹壳放在死者的胸口。街上许多人围过来看，人山人海，没有一个人说话，脸上全是愤怒和同情的眼 神。我看路旁的中国槐树，白花盛开，立刻摘了许多放在安基的身上和身旁。我跑回家，一口气打了廿多通电话，要求有关部门来收尸，因为我知道，在烈日下，尸 体会很快发臭爬蛆。先打到北京急救中心、本地段的派出所、最靠近的医院、区公安局、市公安局，甚至新华社新闻部等等，答复全一样，如出一辙：“我们很同 情，可是上面有命令，我们不能去，就让‘暴徒’曝尸街头吧。”竟然会有这样的一个“命令”，实在叫人气愤。我相信终有一天会查出是何人所为。最后一个电话 是一个多小时后，打到市公安局信访处，才算有了着落。起初，对方态度十分不好，后来慢慢缓和：

　　“喂，公安局吗？我这里家门口马路上，有个青年学生昨晚被解放军打死了，脑浆流了一地。究竟谁负责街上收尸？……”

　　对方打断我的话说：“喂，你怎么知道他是学生而不是‘暴徒’？”

　　我也口气很硬反问：“那你怎么知道他就不是学生定是‘暴徒’呢？”

　　对方默声，我继续说：“我从其袋里学生证上知道，他曾是西安交大的学生，姓安。现在天气太热，他脑壳破碎，快要生蛆了。你们快些派人来处理吧！”

　　对方口气转缓：“快把具体地点告知。”

　　我告知后，一看表已是下午两点多了。大约在三点钟，附近的医院在市公安局的要求下，派了四人拿了床单将尸体抬走了。这个医院我在上午时曾联系过，遭他们拒绝。

　　四点钟，天上狂风暴雨，下了半小时。雨后太阳更是火热，空气十分闷热。倘若尸体没收走，腐臭生蛆，后果不堪，我立时觉得松了口气。家里人都说我做了一件好事，上帝定会祝福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