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后，封从德和柴玲在大陆逃亡10个月，才离开中国。封从德说，这本书说组织出逃“如此複杂的行动，没有中央情报局至少是缄默的合作，那是不可能的”。他不清楚其他人出逃是否跟中情局有关，“至少我和柴玲是反证。我们离开中国，没有靠外面任何人和组织，也没靠外面一分钱。”

外界一度将封从德和柴玲成功出逃归功於陈达钲的“黄雀行动”，陈达钲澄清，两人并非是他们所救，虽然此前封从德和柴玲一度藏身湖北武汉，他们曾派人前往施援，可惜迟了一步，未能接上头。

封从德说，幸亏他们先於来人离去。事隔12年，他才从公安内部可靠途径得知，对方已被盯稍，如果那次他们接上头，将被一网打尽。

一夫当关义薄云天

前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天安门广场广播员吕京花也是获陈达钲救援者之一。她表示，以自身逃亡经历来说，肯定与中情局扯不上任何关系。六四后她为逃避追捕，自行逃亡到广东广州，利用市内的公共电话，根据在广场时一位港人给她的名片拨通电话，对方即知会支联会。

随即派员前来广州与她接头，由於大家互不相识，双方约定在某地点手持同一份报纸。

吕京花说，当时决定出逃非常痛苦，以为这样就是“背叛了自己的国家”，而当初一腔热血投身八九民运，是出於保护学生及促进国家走向民主，没想到悲剧收场。后来她想到如果留在国内，面临的将是被捕监禁的命运，“不自由，毋宁死”。

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吕京花听从来人指示，没带任何行李，身上只有女儿的一张照片。一路上不知换了多少辆车和多少人，到达珠海后先躲在黑暗的森林里，随后登上一艘快艇，狭小的船舱里共有六人，当时互不认识，也互不说话，终於有惊无险在凌晨时分安全到达灯火通明的香港。上岸后大家激动得抱头痛哭，一行人随即到达陈达钲在九龙旺角的办公室，“六哥亲切地问我们要不要饮柠乐，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喝到这种饮料。六哥还安慰我们说，来到这里就像来到了家，我觉得他待人特别和气。”

后来吕京花才知道，当日同坐一条快艇的六人中，包括北京高校学生对话团团长项小吉夫妇及河殇撰稿人之一远志明。她与项小吉获美国政治庇护后长居纽约，两人的“革命友谊”延续至今，如今项小吉是纽约执业律师，吕京花是个成功的房地产经纪，他们始终没有忘记六哥的恩德。

由於江湖传闻陈达钲是“黑社会大哥”，连一些获救的民运人士都信以为真。如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前研究室主任、《1989年天安门广场血腥清场内幕》作者吴仁华非常感谢陈达钲兄弟的救命之恩。最近他在网上公开撰文说，“黄雀行动”如今已经不是秘密，中国官方已全盘掌握，所以他“透露一些内情给感兴趣的网友，具体负责救人行动的是香港黑社会组织14K的陈姓兄弟，人称六哥、七哥。”

吴仁华指出，救人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渔船偷渡，因走私本来就是黑社会主要的生意之一。二是搭乘武警边防部队的巡逻艇。重要人士採用后者。这些武警一是基於同情，二是早已被买通。事后，广东的武警部队大换班。最艰险的部分应该是在国内寻人、转送人的过程。

救人款项属於私人捐款，捐款人包括知名的商界人士。他说陈氏兄弟不取分毫，只是为在一线冒险的弟兄预留安家费。

吴仁华说，当年许多香港人为营救行动付出代价，有人为了救人，毁了多年经营的公司。他称讚“六四事件后香港人的营救行动，艰险感人，无疑是绝好的电影题材”。当年他曾与好莱坞的制片人、编剧接触，想拍一部类似法国电影《胜利大逃亡》的影片，最终未能成功。

吴仁华强调自己出逃的目的，主要为了狱中的朋友们，他出逃时间较晚，是1990年3月出逃的，事前没有与外界联络，而是动用温州商界朋友的关系。出逃分两个阶段，先是自己游泳抵达澳门，然后由陈达钲兄弟帮助搭渔船偷渡香港。

他回忆，“那天真冷，颳风下雨，只有摄氏七度，没有任何救生器材，花了四个多小时才抵达彼岸，差一点冻死，浑身被贝壳割得鲜血淋漓。如果不是有救人的信念，哪怕一枪毙了我，也不愿受这种罪。”

他在接受《世界周刊》访问时说，他对六哥、七哥印象都很好，他们的谈吐跟一般人不一样，读古书出身的他，与一肚子学问的六哥非常谈得来。令他感动的是，当时是七哥亲自出马接他，六哥在香港海边等待。七哥看到他被贝壳割得遍体鳞伤，当场掉泪。“一般江湖中人是不轻易掉泪的，我真的很感动。”

项小吉及吕京花均以王维林在北京长安街勇挡坦克的壮举来形容陈达钲的救人义举，“当日我们被千军万马追捕时，六哥一夫当关挡在强大的专制政权面前，将我们救出生天，真的是义薄云天”！

现在是成功的金融投资商人的李录说：“历史选择了六哥，六哥也选择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