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真正的英雄，没有别的定义，唯独舍身取义的人，方配得上这个名称……”这是《香港英雄》一书对“英雄”的定义，书中介绍的英雄人物之一陈达钲，是1989年“六四事件”后轰动一时的“黄雀行动”前线总指挥。当年他基於不满中共血腥镇压的义愤，抱着“救人总比杀人好”的信念，将个人利益置之度外，运筹帷幄指挥若定，成功救出133人，谱写当代侠义英雄传。
当年香港“黄雀行动”轰动西方世界、震惊中南海，香港导演曾以陈达钲及其孖生兄弟陈达钳的故事为原型，拍成电影“秘密通道”。
“六四事件”已经过去18年，133名获救的中国大陆知识菁英和学生领袖，目前大多已在欧美各地安居乐业。说到人称“六哥”的陈达钲当年的“救命之恩”，仍然非常动情，他们称他为“再生父母”、“民运人士的大救星”；香港媒体将他比做“香港的辛德勒（O kar Schindler，二战时尽力拯救超过千名犹太人）；了解他的人，则称他为”当代儒侠“。
当代儒侠活学活用
5月27日晚上在纽约甘迺迪国际机场，出现一幅引人注目的“欢迎香港英雄、着名黄雀行动总指挥陈达钲先生”的横幅。在“六四”
18周年纪念前夕，陈达钲几经周折，终於获准踏足美国，受到一群当年获他救助的民运人士的热烈欢迎，包括原中国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谘、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严家祺，两人原来均为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智囊团成员。看到“六哥”步出机场，陈一谘、严家祺等人先后趋前与他热烈拥抱，场面感人。
自“黄雀行动”1991年6月首度曝光以来，传闻总指挥陈达钲是“江湖中人”，有人指他是三合会，有人说他属14K，更有人指他是香港第一大帮派组织“新义安”头目向华强手下……1992年陈达钲为了救援两名“失手”被中共判监的“兄弟”出狱，在有关人士安排下，亲赴北京与公安部高层领导人会面，江湖上流传他“单刀赴会”
的英勇事蹟，称他为“虎胆英雄”，更增他的神秘色彩。
然而，北京当局曾指证历历，说“黄雀行动”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一手操纵策划。美国独立新闻记者马克??佩里（Mark Perry）在《中央情报局的最后日子》（The Last Days of the CIA）一书中，也披露中情局李洁明等人积极救助因“六四”而陷入困境的大陆民运人士的内幕，指“黄雀行动”是由美国总统亲自批准、中情局一手策划。
陈达钲在接受《世界周刊》专访时郑重澄清三点：一、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生意人，只有爱国情怀，没有任何“黑社会”的背景，没有参加过任何帮派活动，没有任何犯罪纪录，他可以接受任何检验；二、他主持的“救人”行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绝对没有任何关系”；三、所谓的“黄雀行动”，不是凭一己之力就可以做到，而是集合众人力量，是团体组织的功劳，“总指挥”是外界对他的溢美之词，他不敢掠美，最多只能说他是“前线总指挥”，而香港着名影人岑建勳，才是“营救行动的第一功臣”。
提到当年的救人行动，人称“六哥”的陈达钲颇为自豪表示，当年北京当局在全国布下天罗地网大肆搜捕民运人士，并在东南沿海各省市交通要道截查，边防线上更是重兵把守，中国国家安全部副部长刘文带领120多人南下广东，亲自坐镇指挥，全力侦查“秘密通道”。
陈达钲作为第一线救人的总指挥，“活学活用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
，採用“行动快，部署快，决定慢”的方针，成功救出133人，无一失手，这是他平生快意之事。其中33次的救人过程都惊险万分，最后都化险为夷。虽然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他永不言悔。
生命有限真理永恆
陈达钲表示，他从小深受儒家思想影响，12岁即熟读“尽忠立孝，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国家民族观念强烈。他的人生观、世界观，可以归纳为“16字真言”：个人渺小，历史伟大；生命有限，真理永恆.他的生死观受陶渊明《輓歌诗》的影响甚深，十分欣赏诗中“有生必有死”的达观态度。天地赋命，生必有死，自古圣贤，谁能独免？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六四事件前，六哥生意做得很成功，经营洋酒和娱乐公司，正当事业蒸蒸日上时，六四爆发，他义无反顾投入救人行列。18年后的今天，他的生意一落千丈，在大陆投资亏蚀二、三千万元人民币，借给朋友的几千万也要不回来，加上他被遇袭后脑部受损，反应迟钝，造成目前经济困难，使他无法像以前那样叱？风云。
不过，达观知命的陈达钲非常看得开，他深知人生总有高低潮，潮起潮落等闲视之。他慨叹：“六哥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不过，若从“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角度来看，即使“六哥的时代已经过去”，“黄雀行动”将永载史册，陈达钲亦将名垂青史。
他为人处世的厚道与恕道，从下述几件事可见一斑：
1996年10月3日，陈达钲与友人在香港九龙旺角通菜街一家海鲜酒家吃消夜时，突然冲进一群持开山刀及铁棍的大汉，追斩邻桌一名林姓食客。陈达钲恐遭池鱼之殃，夺门而出欲走避，没想到反被把守大门的同党误作对方同夥对他下毒手，左手及头顶被开山刀连劈数刀，头骨被劈开一条长达15公分伤口，右脑遭重创，伤及控制左半边身体的运动中枢及记忆系统，当时情况危殆。主治医生甚至担心即使他能捡回一命，日后“有九成机会左边身体半身不遂，同时部分视听能力受损”。
陈达钲遇袭身负重伤后，“黄雀行动”总指挥身分曝光，坊间一度众说纷耘，有人怀疑事件涉及政治因素或江湖恩怨。当时香港《壹周刊》在报导此事时，曾感叹“这么一个好人如果横死，就真是天唔开眼……”
生命力顽强的陈达钲，在鬼门关走了一遭，最终大难不死。事后行凶者知道误伤陈达钲后，一再请求登门请罪。陈达钲调查清楚对方确是无心之失，当时警方对案件高度重视，全力缉凶，陈达钲表示，“永远都不想见到对方，叫他们有多远走多远，如果没钱潜逃，我可以资助”。
事隔将近11年，那次的意外遇袭，给陈达钲留下严重后遗症，令他大伤元气。由於右脑大面积受损，导致反应迟钝，左手肌肉萎缩，记忆力衰退，不能大声说话，健康大不如前。
在接受《世界周刊》专访时，旧事重提，难得的是他仍然不愠不火。
记者奇而问之：“为何对方这样严重伤害无辜，你仍可以原谅他们？换了别人，可能会报复。”
陈达钲说：“他们当时斩人时，并不知道我是谁，不知者不罪。就好比一辆的士（出租车）不小心将你撞伤，只能怪自己运气不好，也怪自己当时反应太快，如果我坐着不动，就不会被斩。我不主张报复，所谓「冤家宜解不宜结」嘛。”是否视此为“命中劫数”，他答说“
也许“。他补充说，虽然他非圣人，但要向圣人学习，一个人要以德服人，化敌为友，才是最高境界。
以德服人只身赴京
他的“恕道”和大度，从另一件事也可印证。
1990年，陈达钲两名手下黎沛成和李龙庆为了救援王军涛和陈子明，中了中国警方的圈套，被捕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及四年。外界盛传陈达钲1991年为了营救黎沛成和李龙庆，不顾个人安危“单刀赴会”，前往北京与公安部高层见面达成协议，即北京放人，他金盆洗手，以后不再参与“黄雀行动”，促使两人获释。
向他求证是否真有其事？他说用“单刀赴会”的形容词，恐太过贬低中国公安部。而黎、李两人为了帮他做事坐牢，他不能置之不顾，所以他做了一个妥协，答应北京方面“以后再也不做这样的事情，但我的妥协没有伤害任何人，只是给事件做一个了断。可能有人说，六哥向共产党投降了，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
他的妥协获得支联会的理解和同意。至於是否如外传所言与陶驷驹见面，他不置可否。但他澄清，当时与对方达成三个条件：一是保证既往不究，来去自由；二是不附带任何条件；三是释放黎沛成和李龙庆。
事隔半年，陈达钲获通知赴广东怀集监狱接黎、李两人出狱。他给每人十万港元“压惊”，其中九万元是他自掏腰包，一万元由支联会所付。
据传黎沛成和李龙庆在被捕后供出陈达钲，导致“秘密通道”路线曝光。为何他被手下“出卖”，不但没有惩罚两人，还为营救对方“只身赴会”？他说，不能用“出卖”的字眼，否则他们今后无法在社会上立足。何况他们曾多次出生入死接送民运人士。
别人称讚他“高风亮节”，他谦称这只是尽本分。“他们为我工作出事，宁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
他主持的“黄雀行动”，约历时九月，前后共救出133人。在这过程中，他牺牲了四名弟兄。一次是快艇完成救人任务回航时，遇上浓雾，撞上水泥船，快艇被撞得稀巴烂，两名弟兄当场死亡。另一次是快艇出海救人时，遇上中共巡逻艇，在枪林弹雨中快艇高速逃跑，不幸失控翻沉，两名弟兄遇难。陈达钲在悲痛之余，厚葬四人，并分别付50万港元抚恤金给他们的遗属。
“我不杀伯仁，伯仁为我而死。”他说，他们是为了帮他做事而死，他要对他们负责。他引用毛泽东语录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广结善缘得道多助
在救援133人中，要数武汉大学博士研究生蔡崇国、陈宣良最惊险曲折。天安门广场总指挥柴玲轰动世界的《我是柴玲，我还活着》的录音带，便是在武汉大学录制，交由蔡崇国传出的。
1989年8月，蔡、陈两人逃抵深圳，陈达钲命七哥陈达钳前往接应，谁知当晚武汉国安局人员就追到深圳搜捕，幸而逃脱。翌日七哥在蛇口为他们安排逃生之路A给一位船老闆付了10万元偷渡费，结果上船才半小时，船老闆带着他们折返，表示钱他不能拿了，整个海面已被封锁，船只也不许再出海。
当晚，整个深圳都在搜捕两人，蛇口所有酒店军警密布。七哥用暗语打电话给在香港坐镇的六哥，六哥吩咐“一定要保障他俩的安全”。
他们在全面戒严的深圳匿藏一周，七哥亲自上街为他们买食物和饮水，然后为他们活动另外的逃生之路。
一周后，陈氏兄弟物色到出海捕蠔的船只，由於公安追捕民运人士，不许船只出海，船在码头已停泊10天，他们赶上批准蠔艇可以出海作业的第一天，蔡、陈两人藏在船的暗格中，却被突如其来的十多艘公安船只包围，扬言已经获知两人在船上，坚持将所有船只拖回码头检查。
在这紧急关头，奇蹟出现，海水退潮，公安快艇无法与蠔艇一起走，趁此机会，船老闆对两人说，如回去，你们一定会被捕；但躲在船上太久，你们也会闷死，与其如此，倒不如我将你们丢入大海，右方是香港，左边是广州，你们自己选择吧。
等待在香港罗浮山的六哥知道情况后，气得半死，他生气地对七哥说：“如果他们有什么好歹，我就杀了你！”七哥赶紧跑到深圳大酒店，花1200元买了一个军用望远镜，带了几名手下，直奔码头，不顾安危，用望远镜搜索海面上载浮载沉的蔡、陈两人，终於发现海面上有两个小黑点。七哥利用炮楼上站岗哨兵吃饭的空档，命令两名手下跳入大海将两人救回，可怜他们已被锐利的贝壳割得遍体鳞伤。又过了一周，两人仍无法脱逃，六哥只好拿出最后王牌，动用与中共边防武警的关系，用高速快艇将他们安全送抵香港。
陈达钲说，虽然他非江湖中人，但长期以来，抱着广交友、不树敌的原则，三教九流朋友遍天下，在中共党政军各界人脉关系丰厚。如果没有爱国的黑社会人士、有良知的渔民、武警及公安人员等人协助，“黄雀行动”是不可能这样成功的。
伤心欲绝剃儿光头
陈达钲名片上印的头衔是香港唯胜企业有限公司、义德洋行有限公司和华美门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他出身一个大家庭，有13个兄弟姐妹，他本人排行第六，人称六哥；与他共同参与黄雀行动的弟弟陈达钳与他是双胞胎，称为七哥。
问他是否后悔当日的救人活动，他说绝不后悔所做的一切。“救人总比杀人好”。有些获救的民运人士，获西方国家庇护后，表现令人失望。对此，陈达钲表示，他救他们是希望他们好，“但如果他们做坏事，与我们无关。”
认为“施比受更有福”的陈达钲，从不希望他救助过的民运人士有朝一日回报他，但当他遇袭受伤后，民运人土的慰问信如雪片般飞来，他一一珍藏至今。当他将这一大叠慰问信向记者展示时，显示他是十分珍视友情的。
八九民运风起云涌之初，北京大学生发动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争民主，要自由”的呼声响彻云宵，忧国忧民的陈达钲似乎看到了国家的进步和民主化的希望。谁知，天安门学运以血腥镇压收场，陈达钲伤心欲绝，因悲愤过度心力衰竭送院救治。为了表达心中的愤怒，他将时年七岁的小儿子陈敬业剃了光头。
这里还有段插曲，小敬业顶着光头回校上课，有些同学好奇摸他的光头，甚至动手打他，还有人嘲笑他是个“小和尚”，把小敬业气哭了。校长了解情况后，向全校学生宣布他剃光头的原因，结果同学们对他肃然起敬，再没有捉弄他。
对於支联会为每位获救者平均提供一百万港元救援经费的传闻，陈达钲否认说“绝对不可能”，他说支联会给的资金并不多，他的付出与所得完全不成比例。例如出动高科技的快艇救人时，光是燃油成本就高得惊人。不过，他澄清外界说他为了救人“倾家荡产，花了二、三千万”，是过分夸大了事实，“几百万是有的”。
据他了解，支联会此前确实与某帮派联络救人一事，因对方叫价太高而作罢。后来才由岑建勳出面，透过他一位陈姓好友居中联络找到他，希望他能出面营救被北京当局通缉在逃的学生领袖和知识分子。陈达钲认为一来自己有能力做到，因他认识一些拥有快艇用於走私物品和人口的朋友，之前他们一直在中港之间走私汽车和电器用品等，熟悉如何避开警方的搜索。二来他觉得“义不容辞”，救人总比杀人好，故慨然应允。没想到一发不可收拾，欲罢不能。
说到岑建勳和他两人扮演的角色，陈达钲说，岑建勳是背后的策划者，他是第一线的行动者，直接救护逃亡人士。大致分为接头、护送、送抵三个环节。逃亡者安全送港后，再由支联会将人接走，香港政府在帮助逃亡人士获西方国家庇护方面，默契十足，大开绿灯。
古人有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六四流血事件发生后，很多人不顾个人安危援救被大陆通缉追捕的民运人士。参与救援行动的包括中共党政军警人员工、人权分子、外交人员、商人、走私客，甚至黑社会分子亦有参与。有道是“仗义每多屠狗辈”，快艇走私客大多是三合会成员，他们在救护民运人士方面起了一定作用。